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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现代营林技术；植物；多样性保护
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生态环境平衡发展，在某种植物受到病虫害侵扰的情况下，还有其他树种给予生态环境发展支撑，同时也是促进林业生产能够满足市场供应需求的基本措施。而营林技术则是促进植物多样性保护效率提升的重要策略，因此，需要对营林技术的重要性、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措施进一步了解。
一、现代营林技术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木材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为了满足市场供应需求，林场不断进入改革与调整中，现代营林技术在林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可促进植物多样性保护能力的提升，从对各种经济树种的栽种规划与管理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在林场中，因为营林布局的不同，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作用也会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在造林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对植物与环境的保护措施，明确林场中重点发展的树木品种，并对其进行特殊管理与保护，同时对其他植物的管理与保护也不可以忽略，尤其是环境管理方面更要做到位，为多种植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营林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林场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也能够促进生态平衡发展，是一举双得的有效措施。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现代化科技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深入到各个领域中，营林技术利用科学手段不断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但是由于营林技术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还有很多现实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营林技术发展受到限制。比如：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工业化发展模式越来越庞大，而此时排放的大量污染物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生态环境发展，大量的植被受到污染影响，生长能力减退，甚至严重的已经出现植被无再生能力，土壤的营养成分也已经不具备促进植物生长能力，导致环境逐渐恶劣，不断出现雾霾、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情况，森林覆盖率也因此明显缩减，不仅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反而加大了生态环境破坏程度。为了更好的保护植物，采用合理有效的营林技术，提高植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对种植树种方面进行更科学的研究。
三、植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1、植物病以及虫害的科学防治
在林场的营林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虫害以及病害，而且通常会发现次要植物上也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病虫害。在这个时候，就要对这些灾害进行有效的预防，必要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来维持这些植物的正常生长，这也是现代化的营林的又一重要职责。这种职责的履行同样是保护植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过程。营林工作人员应当细心观察，并且给予及时上报，要积极地配合管理人员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所谓的科学防治的主旨就是从生态角度和社会角度进行双重立意，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要以保证植物的完美存活为首要标准，同时也要兼顾增加绿地面积的责任，同时还要时刻持有可持续化利用的心态，以增加濒临危险的植物的生存空间为首要使命，从而大力地整治营林的病虫害防治。还要对多发性病虫害的发病原因、传播途径、治理方法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探究，以防治为主要手段，以治理为次要手段的科学治理方案。
2、林场有目的性的混交营林
混交林模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林场的树种类型，并且有效地利用了乔木和灌木的高低差，大大提高了林场的垂直空间和顶层闲置空间的利用率。而且混交林相对来说在经济效益上比单一林要更好，因为其病死率相对较小，不同植物之间的病虫害感染率因为物种不同而大大下降。混交流在营林过程中应用十分广泛，且其应用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要得益于其能够扩大林场的生态族群、改变植物结构的优势，也就是说它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植物的多样性。而建造混交型营林，其首要原则是，首先依照光源的具体分布情况来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种类；其次要依照着垂直空间的结构来进行植物的选择。
3、推广不炼山营林
不炼山的营林方式植物种类较为丰富，且林中的动物种类较多，绿地面积相对较大，因此可以节省出大笔的经济投入。相反，炼山型营林方式则没有上述优点，因此，在现代化的营林技术当中，还是应当采用不炼山营林的方式，这样才更能实现林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意义。推广不炼山技术，能够很大程度上保证绿地不受到损害，同时还能够保证土质的湿润和质量，从而维护其整个生态小环境的和谐与统一。而且在不炼山的营林模式下，林中的有益动物比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病虫害的发生起到一个预防和生物防治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林木的生长发育，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林木的质量以及产量。
4、要保证绿地的面积
在现代化的营林模式中，为了进一步提升营林的成活率以及生存质量，要对林下的杂草多采用一些现代化的除草方式，譬如机器除草或者是药物喷洒全除等，当然也可以辅之以人工除草方式。尽管这种做法可以收到很好的除草效果，但是如果从保护国家的绿地这个角度出发，从保护生态的角度出发，这又是与其相背离的。所以，在解决矛盾的时候要从当前的矛盾入手，综合地进行研究和考量，要找到一个既能够达到除草的效果，又能够保证破坏性较小的方法。当前，最好的方式是将容易对营林树种造成损害的虫类植物进行全除，同时也对濒临危险的植物加以保o，对于不会影响到营林树木正常生长的植物也要加以保护，对于那些能够提升水土保持的植物加以保护等。当然，在实施这些措施时，一定要首先综合考虑，同时兼顾经济、生态与社会，最后才做出最终决定，做到既进行了营林除草，又保护了植物的多样性。
5、有计划地封山育林
如果想要达到较高的营林效果，有时候就要有计划地、有范围地进行封山育林。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人类以及牲畜对于营林地区植被多样性的保护。所谓的有计划的封山育林就是在林木能够生长的重要时期所采用的管理措施。只有这样贯彻落实，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林中植物的生长，从而保护林中所有的有机植物繁衍、生长，促进林中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真正实施。
6、优化生态环境
对于营林技术中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优化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混交林的营造林业人员可以构建更加良好的植物生态群。在这一过程中，林业工作人员应当注重树种的选择和培育的科学合理配置，譬如在选择的过程中，可以把一些喜阴的植物和一些喜阳的植物混合种植，从而能够促使林业结构趋于合理和稳定，并且更好地促进植物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范文2
你们好，值此新年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郑州市动物园新落成的科普广场，共同启动2010中国动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年，郑州市动物园科普广场落成暨虎年生肖文化节活动，心情感到格外的兴奋。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大量的科学报道都证实了当前形势的严重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表明，全球生态系统近三分之二的功能已经丧失；短短三十年间，物种的多样性平均减少了4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我们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他和我们人类的生存和生息密切相关，直接决定着我们人类的未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内300多个合作伙伴，已经采取措施迎接挑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创建了“倒计时2010”——一个联合合作伙伴。2010年，各地环境保护组织将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活动主题，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倒计时2010”活动。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中国全力支持“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活动在中国的开展和实现。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生物物种的国家之一，有着全世界近15％的哺乳动物、14％的鸟类和18％的鱼类。巨大的自然资源维持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但这些自然资源面临的威胁却与日俱增。XX年“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近3000个动植物物种生活在中国。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刻不容缓。
动物园是环境保护教育的重要窗口，近年来，郑州市动物园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保护教育活动。如科普进社区进学校活动，2010中国动物园鹤类保护年活动，科普志愿者活动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郑州市动物园已经成为河南省最重要，最大的野生动物科普教育基地，在河南省，郑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郑州市园林局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按照中国动物园协会的统一安排，郑州市动物园决定把“2010中国动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年”活动作为2010年科普活动的重点工作之一，大力宣传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让更多的公众通过动物园这一鲜活的教育窗口，进一步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绿色环保的行动中。
在此，我谨代表郑州市园林局，对郑州市动物园“2010中国动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年”活动的举办予以大力的支持，希望他们积极组织，力争把这一活动办的圆满，办的成功，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做出贡献。
各位来宾，2010年是农历虎年，虎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尊崇，所热爱，所歌颂的图腾形象和珍稀动物，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和我们中华民族的龙文化，凤凰文化一起，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正源图腾文化。
郑州市动物园是中国动物园中圈养展出虎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动物园之一。为了让虎有一个更好的栖息繁衍生境，郑州市动物园于2010年春建成并开放了新的狮虎熊散养场。今年，东北虎繁殖喜获丰收，共繁殖了6头小东北虎。完全可以这样说，郑州市动物园，是中原地区的虎乐园。
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范文3
不过，作为对生物多样性问题作出而诞生的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由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法的发展，经历了由慢到快、由简单变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根据其保护理念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利用价值保护
20世纪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环境法；相应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的国际法主要是根据个别物种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提供保护，而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历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护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法的事项，反映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不过，尽管国家拥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便是国际合作的内容。因为野生生物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停留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内。例如侯鸟等在多个国家间迁徙的物种，其保护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类似的，其栖息地横跨几个国家、或者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公域的非迁徙物种，其保护也自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逐渐形成。
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早期的保护生物物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867年《英法渔业公约》、1882年《北海过量捕鱼公约》、1886年的《莱茵河流域捕捞大马哈鱼的管理条约》、1902年3月《保护农业益鸟公约》、1911年《保护海豹条约》等［1］。通过这些生物保护条约，缔约国通过谈判分配了各种资源资源（主要是鱼类以及海豹）的开发权，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可持续捕获的水平。实际上，诸如海豹条约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护条约是最早反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条约———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续产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环境主义者不断呼吁要禁止对野生生物的商业性开发。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如1933年《保护天然动植物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和195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2］413。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最初是一个在成员国间分配捕鲸量的组织，现在逐渐转变为禁止商业性捕鲸的机构。国际捕鲸委员会充分说明了当时国际野生生物法内的主要焦点，即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早期的条约很少考虑野生生物的保护问题，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国之间进行资源的分配。随着环境关注的日益提升，这些野生生物条约开始将其兴趣由在缔约国之间分配资源，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开发水平，即“可持续产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努力并无法成功。有时候，国际条约缔结的太晚，错过了将种群保持在能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上的时机。另外，关于可持续捕获水平的准确估计，在科学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而且，即使科学家发现了确定的数字，关于开发的政治压力也是促使决策者确定不可持续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体现出三大特点：首先，除少数条约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态保护含义外，绝大多数公约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2］28即：侧重于保护渔业资源、海豹等经济性的资源，或对某一物种经济利益的保护，忽略了对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相邻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环境。
其次，这一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获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个别生物，而不考虑该物种的生存条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种跨界解决方式，参与这些国际法的主要是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边界相邻的国家。
二、初步形成阶段：内在价值保护
二战后，各国忙于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增大，开始出现一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此时，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的认识。所谓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并且应当受到尊重的价值。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个物种之间内在价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为人类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偏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护生物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也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依然缔结了一些对物种的利用价值进行保护的公约和协定，但更多的国际文件开始侧重于对生物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例如，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公约）形成了一套详细的、但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制度，涵盖数千种动植物。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应对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不断增加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对生物带来负面影响所必需的。尽管有旨在控制物种国际贸易的CITES公约以及旨在保护迁徙物种的多项公约，但是野生生物物种在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丧失的现象。
有些是商业开发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栖息地遭到破坏的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迁徙物种。这就促成了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这些条约旨在为保护具有特别重要性的生物栖息地提供资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国际条约外，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还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1979年《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约》，等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在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最初的功利主义、注重保护对象的经济效用转向注意内在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其次，保护手段日渐丰富。通常，这些公约不仅保护个别物种，而且会保护其栖息地，并考虑到可能影响该物种和栖息地的所有生态要素；同时，为了保护、保存、展出、恢复和利用各种保护对象，公约通常要求各缔约国综合采取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等多种手段。第三，很多公约开始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将保护对象确定为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号召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
三、迅速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保护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生物的国际法一直饱受“缺乏广泛的战略或政策”之诟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间，国际社会针对那些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特定物种或品种，制定了300多项专门的国际环境协定曾试图减缓和扭转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继续流失，人们发现野生生物单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保护学家发现，过于保护某种珍惜动植物，会使决策者对其它形式动植物的保护。显然，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基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等特点的认识，人们了结到针对个别的物种或栖息地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因此，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广泛的框架公约，以涵盖威胁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各种危险。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新的保护方式。尽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认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认真实施过这方面的规定。28年后一项区域公约———《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也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最初体现这种思想的是软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别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纪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10周年所发起并促成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的一项国际法文件，也是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展最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项国际文件。该措辞严厉，但它只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文件。尽管如此，该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转变的里程碑。最终，《世界自然》所蕴涵的广泛的、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体现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从1984年到1987年，IUCN发起了第二轮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IUCN的建议条款集中草拟了全球为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所需付诸的行动，特别是在保护区内外的就地保护措施，以及关于财务机制的详细建议。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IUCN的建议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尽管如此，IUCN的努力为吸引全球关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到了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但没有减缓，而且每况愈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adhocWorkingGroup）来调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没有可能“制定一项综合性公约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该领域的活动合理化，并解决其它可能处于该公约调整范围内的领域的活动”（UNEP，GCRes.14/26.1987）。该项“包容性”（umbrella）公约（01）的最初目的是涵盖当时及未来所有的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公约，为各种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国际条约提供协调的框架。
该特别工作组小组在1988年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结论是既有各公约只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定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面需求。当时已签订的公约，只涵盖了一些国际重要的自然地点（如《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濒绝物种的贸易威胁（如《华盛顿公约》）、某类特定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公约》）和某一种群的物种（如《迁移物种公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不过，就算所有这些公约加起来，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统一现行的国际条约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都很难行得通，应当建立一或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法律机制，特别是可以在既有公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条约（2），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在工作组活动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一项主要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条约的前景；而且他们普遍担心，推动这样一个“议程”会阻止他们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认为，该公约还应当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的争论，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事实，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系列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从发达国家获得财政支持和技术转移（如生物工艺和监测技术）；有关管理生物工艺的议定书；承认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团；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国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这种方法等于是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担义务，将利用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产品利益与它分享，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得到发展的权利，至少是他们的所有权。在草案中内容中，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物资源完全拥有权利。这些资源不再如同国际社会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正式谈判开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组被改组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终，谈判被纳入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筹备活动中，被期望能够在该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具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国尽快达成妥协并形成协议。
另一方面，谈判的达成很仓促，留下了一个若干条款相互冲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终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完成，供两周后开始的里约会议开放签署。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6条之规定，公约在第30个缔约国（蒙古）批准加入书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没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具体的标准或者措施，它也没有为最初设想的所有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法提供框架。不过，它确实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样性，并为各国的保护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此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全新的保护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95年8月在纽约签订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协定》、1999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年《非洲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修订版）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典型，各公约都奉行了综合生态系统保护（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认并重视人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要求全面、综合地理解和对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组分、它们的自然特征、人类社会对它们的依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次，这些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看似冲突的问题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在保护目标上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而这种保护方法，也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第三，它们遵循了一种全球解决的思路，要求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而无论其政治边界如何；同时，各国都有义务为了全球利益而保护在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1）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现行国际法缺乏应对、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机制；（3）世界各国对形成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发展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可以说，没有国际法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美国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般国际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质”。［3］如果说人类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大致遵循着如下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那么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习惯法编纂”时期———只不过，与文明之初的成文习惯法相比，它增加（或称“吸收”）了更多技术化的成分———要真正达到高级形态的国家法，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现代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来说，“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时期”［4］。国际法尚且如此，作为国际环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更是显得薄弱，离达到基本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不足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法律规范发展不足。首先，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基础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等，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被国际社会采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其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域（如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规则；已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加以调整的领域，也因为条约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约模式、内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强制，从而导致其保护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说，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关系的范围及深度都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2.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而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的整体规划，条约的发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现；现有的《21世纪议程》层次不够，国际法委员会也缺乏这方面的相关职责，其关于发展国际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软法文件而只能对各国其建议作用。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国际组织机构不健全。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可以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目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都不足以承担此重任。
4.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强制力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可以说是刚刚萌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机制。
5.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实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5］
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纪议程》中有关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最为重要。《21世纪议程》第39章“国际法律文件和机制”提出了“评价和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效力，以及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件，来促进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结合”的总目标，并为此提出了8项目标和4个方面的活动领域。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主要部门，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纪议程》确定的目标和实施方案。结合《21世纪议程》所作的行为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现状，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1.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也将会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突破其“瓶颈”、获得新发展的前提；
2.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断得到确认和提高；
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南亚热带森林；核心共生种；群落营造；南昆山；生物多样性
中途分类号：S6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2）05-0000-00
收稿日期：2008-03-03
修回日期：2012-07-26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的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日益严重。人们已普遍开始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为保护现存现有天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及对退化生态系统的改造作出各种努力。国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成为国际保护自然保护最令人最关注关心的目标[1]；联合国为唤起引起全社会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将2010年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2]。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方面也作出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营造高生物多样性的人工群落、；设计结合自然、模仿自然群落设计营造景观、景观规划基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3]- [～4]等。然而，要
要打造营造生物多样性高、稳定的植物群落，营造稳定的群落景观，既保持保留群落的观赏价值又不丧失群落生态价值的。前提是要熟悉该地域地带性植被特征及当地植物的生态习性，以便筛选挑选出合适的植物材料。
南昆山位于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与广州交界，是大城市边缘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1993年国家林业部批准成为国家森林公园，2007年经国家旅游局批准成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是珠江三角洲大面积保存较好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的大面积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南昆山为典型的南亚热带生态系统，其顶级生态系统为季风常绿阔叶林。为进一步提高南昆山的生态环境质量，需在其局部区域进行了人工造林，并建造科学合理的、生物多样性高的人工植物群落。
1优先选用乡土树种中的核心共生种有利于群落生物多样性的提高
乡土树种是指原产当地并经长期的自然选择，经受当地极端气候条件、病虫侵袭等一系列自然灾害考验仍能健壮生长的树种[5]。在现代的生态景观建设中，乡土树种因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具有和较大的生态效益而备受亲睐，应用乡土树种是植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内容之一[6]，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7]。但由于乡土树种具有多样性的特点[8]，致使设计者在选材过程中常常难以准确筛选出恰当的对象。研究发现，在景观营造过程中核心共生种可作为乡土树种的首选。
1.1可动连锁种与核心共生种的概念
可动连锁种：指能够从群落中某些或某株植物，传播到另外的生境，因而在群落中具有重要的建群作用的物种，也是群落植物生存繁衍的重要因素原因，被称为“可动连锁种”[9]。譬如某些植物为了自身的繁衍和持续生存，不得不依靠蜂类、蝶类、鸟类、兽类等动物来传粉或传播种子，称这些动物为可动连锁种，它们与植物的关系是互利共生的。
核心共生种：，一般指能够维持可动连锁种及多数其他动物存活的关键性植物种[10]。
可以设想我们的在人工群落中，某个植物种群吸引的野生动物越多，而且能为其他种群起到庇护、杀菌、驱虫、固氮、提供养分等良好作用的话，那么它的地位就最为“核心”。在人工群落中应用该物种，可达到丰富群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
1.2选用核心共生种的重要意义
1.2.1丰富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增强群落系统的稳定性
森林群落演替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一般具有“侵移-―定居-―竞争-―反应”四个环节，以从而达到形成到达维护区域性稳定与平衡的顶级群落。人造群落应师法自然，遵循森林群落演替的过程规律，循序渐进的地进行。选用某一核心共生种，可吸引鸟类、蜂蝶类等可动连锁种，从而有利其他物种的病虫害防治、开花结果等；而另一核心共生物种虽不能吸引鸟类、哺乳类等，但能吸引昆虫类小动物，形成鸟类、小型哺乳类的食物源，另一方面，由于其他核心共生物种其在植物群落中占据一定的生态位，可制约第一核心种的发展，维持生态平衡。还有一些非核心共生种，虽不是动物的食物源，但能为某些动物疗伤治病，从而招引动物，丰富群落结构。据笔者观察，当犬科动物烦躁不安、肠胃不适时常会取食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等植物，以达到恢复健康康复目的；而另一些植物则有具固氮功能作用、可生产肥料促进群落的物质循环及能量交换，起到优化群落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人工群落中对核心共生种进行科学的配置，有利于丰富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和营造稳定的群落结构。
1.2.2有利形成优美和谐的群落景观，开展实现群落的科学教育工作功能
很多核心共生种枝繁叶茂、花果飘香，不仅能吸引野生动物，还能吸引人们前来观赏、采食、研究，因而极易形成野生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处的环境景象。如人工群落里种植的多花山竹子（Garcinia multiflora）、桃金娘（Rhodomyrtus tomentosa）等植物的果实常常吸引众多小型动物，形成丰富的群落结构，从而引起人们观察、研究的兴趣，有利于群落科普功能的实现。
1.3 合理选择南昆山核心共生种构建群落
1.3.1南昆山植物群落核心共生种种类统计
南昆山的核心共生种果实形态一般比较特别，色彩比较艳丽，能引起众多动物的注意，且含有丰富的淀粉、糖份、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如小乔木香港四照花Dendrobenthamia hongkongensis果实为松鼠、豪猪、白鹇等哺乳类和鸟类所喜爱，植被地稔能成为八哥、白鹇、红嘴蓝雀、喜雀等多种动物的食粮。据调查初步统计，南昆山植物群落中能与哺乳类、鸟类、昆虫类等动物共生的核心共生植物种有39种，隶属于27科、30属（见表1），大多数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乔灌层的建群种类。
表1.3.2南昆山核心共生种的分布状况
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等多家研究单位对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林林区野生动植物多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制出《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动植物分布图》（图1）。
图1. 南昆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分布图
注：A赤腹鹰Accipiter soloensis；B黑冠鹃隼Aviceda leuphotes；C黑鸢Milvus migrans；D雀鹰Anisus nisosimilis；E蛇雕Spilornis cheela；F虎纹蛙Hoplobatrachus rugulosus；G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H猕猴 Macaca mulatta；I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J云豹Neofelis nebulosa；K水獭Autra lutra；L青鼬Martes flavigula；M红隼Falco tinnunculus；N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O金猫Felis temmincki；P大灵猫Viverra zibetha；Q普通Buteo buteo
由图1可知，在核心共生种为优势树种的区域，一般都分布有哺乳纲、猛禽等大型动物的分布。优势树种为核心共生种壳斗科植物的藜蒴（Castanopsis fissa）、米槠、罗浮锥、甜锥（C. eyrei）集中分布的区域，分布有黑冠鹃隼（Aviceda leuphotes）、黑鸢（Milvus migrans）、蛇雕（Spilornis cheela）、虎纹蛙（Hoplobatrachus rugulosus）、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猕猴 （Macaca mulatta）、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云豹（Neofelis nebulosa）、水獭（Autra lutra）、红隼（Falco tinnunculus）、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金猫（Felis temmincki）、大灵猫（Viverra zibetha）、普通（Buteo buteo）等动物种群，可见核心共生种可以大大丰富群落生物多样性。
2增加生境多样性有利于群落生物多样性的提高
生物多样性是适应环境分异性的结果，生境越多样，能定植和栖息的物种亦越丰富。
2.1 在水域环境增加水生植物
承载水体的湿地具有滞留沉积物、营养物，为两栖类、鱼类、水禽等提供栖息地及繁殖地等功能，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南昆山的湿地为淡水型生境，主要有溪流、河流、水池等几种样式形式，为提高生物多样性，丰富景观层次，可建立生态型驳岸，以种植“沉浮挺”、“乔灌草”野生植物为主，故可发掘耐湿性强的野生物种，如地稔（Melastoma dodecandrum）、石菖蒲（Acorus gramineus）、菖蒲（Acorus calamus）、千屈菜（Lythrum salicaria）、水龙（Jussiaea repens）、泽泻（Alisma orientali）、水鳖（Hydrotrechus remisator）、芡实（Euryaie ferox）、浮叶眼子菜（Potamogeton natans）等。
2.2 适当保留朽木
南昆山因有大面积的森林分布故保存较多朽木。应于人工群落适当的位置，适当保留一些朽木桩。这些朽木桩不仅能点缀环境，同时能长出的各种大型真菌的子实体、附生植物和腐生植物，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同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同时使景观野趣盎然。形状理想的朽木桩更是个天然的根雕艺术品。
朽木和枯枝落叶在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森林中的营养循环与能量流动均依赖于朽木与枯枝落叶。倒木通常含有高比例的碳、氮与、磷和如钾、钙、镁与钠的矿质元素，如钾、钙、镁与钠。倒木上的菌类可固氮。树木的种子以及蕨类和苔藓的孢子在腐烂的倒木上得以发芽，倒木也可以为幼苗提供营养和水分，倒木上存在的不利于苗木存活的病原菌要比林地少。许多微生物、无脊椎动物、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要靠倒木提供隐避处和食物。
3 适当引用“粗生”的色叶植物有利于群落生物多样性的提高
华南地区植物的观赏特性，以观形的种类为主，观花的种类占一定比重，观果及观叶的种类较少，色叶种缺乏[10]，为了提高群落景观效益的需要，改变单调呆板的群落景观，可适当引用“粗生”的色叶植物立刻能让景观鲜活起来，改变单调呆板的群落景观，具画龙点睛之功效。所谓的“粗生”即具有较强的抗逆性，如既耐寒又耐旱，不怕风霜水冻等的种类等。这些植物不需过多的人工维护，既能丰富群落景观，又能降低管理成本。但色叶植物不宜过多使用，否则，景观会显得颓丧俗气，缺乏绿意。
南昆山的色叶植物资源丰富，主要有花叶山姜（Alpinia pumila）、鲫鱼胆（Maesa perlarius）、山乌桕（Sapium discolor）、岭南槭（Acer taipuense）、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野漆树（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虎舌红（Ardisis mamillata）、虎耳草（Saxifraga stolonifera）、紫背天葵（Begonia fimbristipula）、小叶红叶藤（Rourea microphylla）、野生紫苏（Perilla frutescens）、疏花马兰（Strobilanthes divaricatus）、广州蛇根草（Ophiorrhiza cantoniensis）等。
地带性植物的开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品种意识，、不重视植物品种的筛选和园艺品种的培育[11]是我国园林植物新品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加大对乡土树种的引种力度，既可增加群落结构的生物多样性，又可突显凸显当地地带性植被特征，体现当地的群落特色。因此在人工群落的营造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大乡土树种的应用比例。
4 结论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营造高生物多样性的人工群落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是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式。在人工群落中引用可动连锁种与核心共生种是丰富群落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手段；根据华南地区观赏植物的特性适当引进粗生的彩叶植物是增加群落观赏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的有益方式；而生境多样性则是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前提。因此，将三者有机结合有利于营建南昆山高生物多样性人工群落的营建。
致谢：该研究由广东省林业厅动植物保护办公室资助。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红锋研究员和湛江师范学院成夏岚讲师对论文的撰写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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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老师：庄雪影 朱纯
作者简介：
钟文超（1978- ），男，广东惠州人。
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园林专业，现供职于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区管理处综合科。
工作单位：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区管理处
通讯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南昆山生态旅游区上坪村 邮码：516876
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多样性；作用
1 自然保护区的类别和保护对象
1.1 以保护完整的综合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的自然保护区
例如以保护温带山地生态系统及自然景观为主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以保护亚热带生态系统为主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热带自然生态系统的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等。
1.2 以保护某些珍贵动物资源为主的自然保护区
如四川卧龙和王朗等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大熊猫为主。
1.3 以保护珍稀孑遗植物及特有植被类型为目的的自然保护区
如广西花坪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银杉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
1.4 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如四川九寨沟、台湾省的玉山国家公园等。
1.5 以保护特有的地质剖面及特殊地貌类型为主的自然保护区
如以保护近期火山遗迹和自然景观为主的黑龙江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
1.6 以保护沿海自然环境及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
主要有台湾省的淡水河口保护区， 海南省的东寨港保护区和清澜港保护区。
2 自然保护区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2.1 为 人类提供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场所
世界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已超过1万个,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保护区与物种有关, 保护着成千上万的野生动植物物种, 尤其是珍稀濒危的脊椎动物和高等植物, 这不仅有效保护了世界上惊人的物种多样性, 同时也建立起了野生物种的自然基因库, 可为后人保存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基因类型。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是人类的财富, 是人类食物、药物、工农业生产原料等的重要来源, 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还有重大的科研价值和精神意义。
2.2 宣传教育的活的自然博物馆
科普宣传与环保教育是自然保护区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自然保护区向人类展示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向公众揭示了大自然多姿多彩的奥秘，也是人类体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佳境。简明、生动、灵活多样的科普、环保知识宣传，使公众逐步认知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2.3 保护区中的部分地域可以开展旅游活动，可持续利用资源
应把保护区的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持续利用密切结合起来。直接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区丰富的生物资源, 获取直接经济效益, 是保护区发展的经济基础, 也是妥善解决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问题的关键。在实行人工保护条件下,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生长速度、生物量都有可能增加, 甚至种群超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部分野生动植物, 种植本地特产的经济植物, 饲养本地野生的经济动物等, 对于稳定天然食物链, 保持保护区的自然承载能力, 维持合理的种群数量都是有益的。
3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3.1 林业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对已有的涉林法律法规要进行修改、完善，为了推进林业事业发展，还要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是推进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积极努力，不断提高补助标准，而且要把自然保护区作为重点给予纳入，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3.2 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生态旅游工作协调得较好
特别是从旅游收入中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回馈生态保护，用于保护区的保护、宣教科研工作的作法，值得大力推广；要认真做好我国野生动植物基因库建设工作，要有法律保障，要有资金投入，确保物种基因安全；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投入，把自然保护区发展建设的投入纳入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中去，加强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这项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3.3 开辟科研、教育基地
自然保护区是研究各类生态系统自然过程的基本规律、研究物种的生态特性的重要基地，也是环境保护工作中观察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取得监测基准的地方。当然它也是教育实验的好场所。
3.4 保留自然界的美学价值
自然界的美景能令人心旷神怡，而且良好的情绪可使人精神焕发，燃起生活和创造的热情。所以自然界的美景是人类健康、灵感和创作的源泉。
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范文6
基金项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反馈寻求视角下的陕西纺织服装企业文化特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14JZ019）
摘要：反馈寻求行为对个体和组织的积极影响已有共识。已有研究重视个体层面的分析，忽视组织层面的深入探究。本文以组织构成多样性为视角，提出组织构成多样性显著影响个体反馈认知，进而决定反馈寻求行为的策略和频数这一观点。本文尝试建构组织的功能多样性显著影响价值认知，社会分类和价值观多样性显著影响成本认知，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复杂认知，再到反馈寻求行为的多渠道影响模型。最后，文章简述了模型的创新和未来研究意义。
关键词 ：组织构成多样性 价值认知 成本认知 反馈寻求行为
反馈寻求行为对提高个体组织适应能力、技能及完成角色期望等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Stobbeleir等（2011）的最新研究表明反馈寻求与创新绩效直接相关。学者们对反馈寻求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对反馈寻求前因变量的探讨常见的是对个体成本-收益理性认知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价值和成本认知，另外较多关注的是成就目标导向、自尊及自我效能等。但是个体总是生存在一个人员构成复杂的组织环境中，反馈寻求需要通过向上级或者同事询问，或者通过对周围情景变化的监测等方式实现。如果仅关注反馈寻求者的个体特质及对信息价值的理性认知，而忽视信息贡献者和持有者构成特征和反馈意愿，那就好比Johson（2003）所言“我们仅仅看到生活在水中的鱼儿，却忽视了鱼儿赖以生存的水”。Ashford(2003)也提出，在过去的20年里甚少讨论涉及反馈寻求的组织背景，这也代表了未来研究机遇和方向。所以在研究反馈寻求行为时，不仅要关注反馈寻求者对拟寻求信息的价值认知，还要认识到寻求对象的群体特质对反馈认知的影响。组织构成多样性能较好的反映寻求对象的整体特征，也是目前研究较多、较具争议的话题。有学者从积极角度论述了组织构成多样性利于信息加工和利用，与绩效提高显著正相关；而消极角度则认为多样性会带来情感冲突、刻板印象或者对组织身份唯一性的维护，不利于绩效提高。本文认为相比组织构成多样性对绩效的影响，其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个体的反馈寻求行为，反馈寻求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方式，是提高和改进绩效的策略之一。因此本文以从组织构成多样性的视角入手对寻求对象的群体特质进行分类，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别从组织构成多样性对个体反馈寻求行为的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入手，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组织构成多样性对个体反馈寻求行为的多渠道影响模型。
一、反馈寻求研究综述以及局限性
1.反馈寻求的概念
Ashford（1983）首次提出了“寻求反馈”的概念以来，学者们在不同领域对反馈寻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反馈寻求概念进一步明确为个体直接向上级、同事询问或者通过间接监测的方式获得反馈信息进而改善组织适应性、完成角色定位和提高绩效的频率。Ashford（2003）的综述研究认为学者们对反馈寻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反馈寻求的动机研究，工具性动机、自我强化动机和自我保护动机；②反馈寻求的目标，获得准确数据、获得工具性目标以及追求自我强化。③反馈寻求的频率、方法(直接询问和间接监测)和时间的研究。④反馈寻求认知的研究，即价值和成本认知。其中对反馈认知的研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是众多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2.已有研究局限
本文认为以往研究本质上暗含了“自由人”的假设前提，但是反馈寻求毕竟发生在二者或者更多人之间，需将“组织人”作为假设前提，如果进一步考虑寻求对象群体特征对个体感知的影响，如群体资历、经验、态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个体认知的潜在影响，会提高个体认知对反馈寻求的解释力。虽然有些学者在反馈寻求的研究过程中，也有提及对象群体特征与反馈寻求之间的关系，如Tsui和Ashford (1991)提及了人口多样性，Vancouver和Morrison也提及了反馈源的专家性，Williams等(1999)亦提及了良好的同事关系等对反馈认知和寻求会产生影响，Ashford等也在实证研究中验证了组织中人员工作任期和组织任期等对反馈寻求频率和价值认知的负向影响。这些研究都从一定侧面反映了组织构成对反馈寻求影响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把组织构成多样性作为研究重点，更缺乏该方面的系统梳理。
也有学者在信息搜寻的研究中提出信息源特征是影响信息获取的重要前因，但是这些研究似有差异。例如Morrison等学者普遍认为信息源的可得和易得是影响任务相关的信息搜寻的影响变量，也就是用最少努力原则去解释个体的反馈寻求；但是Yunjie等人 (2005)认为质量驱动而非成本驱动是影响信息搜寻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前者在一种典型的交换背景中进行，寻求主导动机是工具性动机；而后者则是在人际复杂和存在社会风险的组织中进行的，群体特征而导致的个体间情感冲突显著，自我保护或者印象管理动机作用明显。反馈寻求的对象群体是人，人际风险、情感冲突普遍存在，因此对反馈寻求行为的研究更应综合思辨寻求对象整体特征对寻求者价值和成本认知的影响。
二、组织构成多样性与反馈寻求关系的理论研究
1.组织构成多样性定义和类别
对组织构成多样性的定义较普遍的是组织中不同类型的人或者一些人们用于区别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的要素称为多样性。更准确的定义要源于多样性的分类，并且对多样性划分口径不一，会导致对绩效的影响不同。总体来说学者们用两种范式来区分多样性，第一种是以要素为基础的分类方式，例如二元划分，可预见与不可预见多样性，以及多因素多样性。另外一种则是以比例为基础，例如少数人和多数人。但是在目前多数研究中运用比较多的是因素研究范式，主要有：Jacksonet 等人（1995）提出的关系导向型和任务导向型 ；Harrison等人（2002）论述的表面多样性和深层多样性；以及McGrath (1995)等人创立的更为详尽的五种类型的多样性。后来Mannix和Neale（2005）将这些分类进行了汇总，分别总结为社会分类差异、知识和技能差异、价值观和信仰差异、人格特点差异、组织或者社会身份差异以及社会联系差异。划分方式的不同导致与绩效的关系亦不同。Knippenberg等 (2004)认为显性多样性是社会分类差异，会导致群际间偏见和情感冲突；而隐形多样性中的功能差异与情感的关联度较低，但是隐形多样性分类中的价值观和态度差异却与情感冲突等密切相关，所以原有的二元划分的形式并不能更加清楚的说明多样性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基于以往显性（浅层次）和隐形（深层）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上，参照Knippenberg等（2004）对多样性的划分方式，将组织构成多样性划分为三种类型来研究个体对多样性的感知以及对反馈认知的影响，即功能多样性、社会分类多样性以及价值观多样性。
2.组织多样性对反馈寻求影响的相关理论
学者们对多样性对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Jackson等（2003）提出了组织多样性的影响机制，即组织多样性与情感反映、团队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互动机制，在这个研究中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多样性对个体交流会产生影响。Knippenberg 等(2004)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多样性与绩效关系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多样性本身并不能引起绩效的变化，而对多样性化信息的运用和加工过程可以带来绩效的提高，该研究也提出了多样性与信息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论都为探索多样性与反馈寻求之间的关联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主要源于三个基本的理论：认知信息加工、社会分类和相似-吸引理论 。
三、组织多样性对反馈寻求影响的多渠道影响模型建构
本文认为组织构成多样性本身并不能显著影响反馈寻求行为，多样性对个体反馈寻求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价值认知、成本认知以及复杂认知；价值认知是对需求信息有用性的判断，对员工的工具性动机产生影响；而成本认知是由于二者或者群际间的情感冲突所致，自我强化和自我保护占主导。复杂认知是组织构成多样性影响下的价值和成本认知的交互作用决定的。
1.功能多样性感知与价值认知
功能多样性是指知识与技能差异，主要表现在受教育程度、知识、技能、专业性、经历以及能力等方面，这些特征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隐性多样性或者深层多样性Vancouver 和 Morrison的研究认为反馈源的专家性和信息易得性，是人们信息选择的重要影响前因，所以在功能多样性丰富的组织中，由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知识、经验和技能等资源较充沛，个体获取技能完善、绩效评价、角色期望等方面的信息源丰富、质量更高，获取信息亦更加容易，故对寻求过程起积极作用。同时，Pelled等 (1999)的研究也表明，功能多样性与工作相关性较强，与情感关联度很少，也就是说个体反馈寻求受到较少的非目标因素的干扰，例如社会风险和人际困惑等，进一步说明功能多样性与个体对目标信息的价值认知密切相关。另外一些研究也彰显了功能多样性与价值认知之间的逻辑关系。如Winquist和Larson（1998）认为教育、背景以及专业性的多样性都体现了多样性的有益之处，这种深层次的多样性为进一步的信息加工提供了便利条件，直接影响个体认知。Mannix等（2004)认为虽然与相似性强的个体交流更加容易，但是与具有不同背景、技能和专业的人交流，也会促进任务合作和问题的解决。这些实证研究均说明了功能多样性利于任务相关的信息选择、交流和利用，为信息加工理论提供了佐证，也说明在功能多样性丰富的组织背景为个体工具性动机形成创造了条件，利于价值认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组织功能性多样性与个体反馈寻求的价值认知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认为当竞争作为调节变量时，功能多样性与组织产出负相关。不过Tanya和Menon（2006）认为由于组织内部的竞争关系，人们更愿意从组织外部获取信息，内部竞争越多，越不愿意从内部获取知识。本文认为功能多样性不仅体现为类型（横向）的多样性，也体现为相同类型下的水平（纵向）多样性。竞争大多存在于相同类型、相似水平的个体之间，而在功能多样性丰富的组织中，水平相似的竞争并不一定影响个体的反馈寻求动机，因为他们可以向组织内部的非相似水平群体寻求反馈，例如个体更倾向于向更高学历、经验丰富和知识渊博的个体寻求反馈，从而提高技能或者改善适应性等，较少影响个体对寻求信息的价值判断。
命题1 组织功能多样性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对反馈寻求的价值认知。
2.社会分类多样性感知与成本认知
社会分类多样性指种族、性别、年龄、职位等方面的多样性，这些特征可以被视为是显著特征或者表面特征，与情感反应密切关联。社会分类让人们总是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将自己置于某一群体内并区分清楚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从而导致群际偏见。例如Williams 和O’Reilly（1998)认为，年龄、任期、以及种族的多样性对社会融合和交流起消极作用。Milliken和Martins（1996)认为显著的多样性更容易激起个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社会分类多样性会导致较差的社会融合和凝聚，导致负面绩效。Pelled等人在研究有关多样性与冲突的关系时发现，与工作无关的种族多样性会增加情感冲突，Roberson等（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亚裔美国经理人身份的唯一性预示着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与间接反馈寻求和寻求打折显著正相关。故种族多样性较易引起融合困难和情感冲突，其自我保护或者印象管理的动机阻碍个体初始的工具性动机，成本认知显著。Ashford以及VandeWalle等学者研究认为职位和任期多样性亦对反馈寻求价值认知产生负向影响。诚如上文分析所述，社会分类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群际偏见，以及个体的组织身份唯一性，个体对组织身份威胁的感知源于人们对身份、职位以及群体歧视的微妙竞争，所以这些情感冲突让个体在反馈寻求时，担心自己身份、地位以及面子问题，因此依然体现为在反馈寻求时，成本认知主导。但是对年龄和性别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争议，有些研究证明性别、年龄多样性对绩效发挥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同呼声。本文认为从寻求反馈的角度看，性别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询问，因为相似-吸引理论表明相同特质个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加容易，所以同性之间的询问相比与异性容易；在向与自己年龄差距较大的人（尤其是比自己年轻的人）请教时，也会由于刻板印象或者偏见而终止询问。综上所述社会分类多样性易引起刻板印象、组织身份威胁或群际偏见等情感冲突，进而导致反馈寻求的对承担社会风险的担忧，成本认知显著。
命题2 个体对组织社会分类多样性的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反馈寻求的成本认知。
3.价值观多样性感知与成本认知
价值观多样性表现为个体的目标、使命差异以及对群体中自己任务和使命的区分。价值观是一个隐性的多样性，不易被察觉，也可以说是社会分类多样性的“”。我们在现实的工作中，可以通过一个人对事物的态度以及具体的社会分类去进行区分一个人的价值观。McGrath等 (1995)认为相似吸引不仅体现为表面水平，更体现为态度、价值和信仰等，正因如此，相异的价值观和态度之间便会产生排斥。Earley（2000）认为当组织内文化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发生与社会同一性和自我归类理论相关的心理认知过程, 使得文化价值观相似的组织成员聚集在一起，文化异质性较高的组织往往会形成多种亚文化, 并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阻碍组织内部的相互交流与合作；Townsend和Scott (2001)认为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尤其是信仰、价值和态度相似的个体或者群体。可见当反馈寻求者所处组织内部成员价值观念差异较大时，刻板印象、偏见或者知觉到的态度差异，让反馈寻求者产生自我保护意识，阻碍个体对反馈寻求本身的价值关注，从而转向成本导向。寻求对象也很可能由于知觉到价值观的差异，不愿意反馈或者有所保留，增加了互动交流本身的困难。因此当个体态度和价值观与知觉到的对象不一致时，人们便会排斥或者自然把他们划分为群体外成员等，表现出情感冲突，对这个本身很有价值的“信息源”不愿意靠近，表现为成本主导的认知模式。
命题3 价值观多样性显著正向影响个体成本认知。
4.反馈认知与反馈寻求
上文曾提及Asford(1986)提出了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在反馈寻求行为中的重要意义，后来的研究也都证明了价值和成本认知在这一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价值认知正向影响反馈寻求频数或者努力程度，反之成本认知。个体寻求反馈的初始意图大多是希望在与同事的交流或者向上级的询问中获得技能改善、提高组织适应性或者完成角色期望等信息，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积极策略。当个体知觉到周围同事或者上级知识、经验、能力或者阅历丰富，并不存在情感冲突时，个体认为反馈寻求可信度或易得性更高，价值认知显著，进而促进个体的反馈寻求行为；当个体知觉到组织构成多样性让个体知觉到较多身份威胁、社会风险等情感冲突时，反馈寻求时的成本认知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抑制个体的反馈寻求频数、努力程度或者改变反馈寻求策略。
假设4 反馈认知（价值和成本认知）在组织构成多样性与反馈寻求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5.成本认知的调节作用
上述分析中已讨论了组织功能多样性促进个体的工具性动机，表现为对寻求信息的价值认知，这种价值认知会促进反馈寻求；但是个体总是生活在一个身份、地位 或者观念不同的群体中，个体感知的社会分类多样性和价值观多样性会强化组织中的情感冲突，令印象管理或者自我强化动机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体现为对寻求成本关注，成本认知很可能抑制直接寻求的频率和努力程度，转向间接寻求或者终止寻求。本文认为反馈寻求的策略、频数是由组织构成多样性所影响的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的交互，即复杂认知作用决定。
价值、成本认知与直接寻求：如Ⅳ象限中，功能多样性所致的价值认知增强，而社会分类或者价值观所致的成本认知减弱时，直接寻求的频数和努力程度增强，例如当个体感受到较强的组织支持时，可以通过直接询问的方式获取反馈信息而达到自身目标，并且这种负面影响越小，直接寻求的频数或者努力程度越强；同时在Ⅰ象限的区域2中，虽然成本认知也在增强，但是价值认知大于成本认知，故依然更表现为直接寻求的方式，但直接寻求的频数或者努力程度会因受到成本认知的影响而减弱。
价值、成本认知与间接寻求：在Ⅰ象限区域1中，当价值认知增强时，成本认知也同时增强，此时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对寻求价值的认可，但又顾虑到各种寻求成本，只有改变反馈寻求的策略获得信息，即通过间接寻求的方式减少组织构成多样性所带来的情感冲突或者风险；例如通过观察周围人反映或者对情景的监测等形式获取需要的信息调节自己行为。另外一种可能性便是中止反馈寻求，例如虽然明知寻求信息的重要性，但是觉得成本太大，故而放弃。不过，Stobbeleir等人研究表明间接监测相比与直接寻求的策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个研究也体现了直接寻求的重要意义。在Ⅱ、Ⅲ象限中，由于功能多样性所致的价值认知减弱且为负，故反馈寻求的动机较弱，尤其是Ⅱ象限，价值认知减弱的同时，成本认知增强，反馈寻求的动机几乎为零；Ⅲ象限中，虽然成本认知减少，但是由于对寻求行为的价值认知减少且为负，故而寻求动机依然弱。命题5 成本认知在价值认知与反馈寻求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四、模型意义
本文基于组织构成多样性的视角建构了反馈寻求的概念模型，认为寻求对象的构成多样性不仅对个体价值认知产生影响，亦对成本认知产生影响，并从二者交互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基于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反馈寻求的多渠道影响理论模型的建立，符合反馈寻求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整理总结现有反馈寻求与组织构成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样的组织构成可以为反馈寻求提供优秀的土壤”？“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反馈寻求的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影响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易受哪些因素干扰？”“价值和成本认知怎样影响反馈寻求行为？”这些探索将反馈寻求领域内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其的影响研究引向深入。
总体来说，新时期组织构成多样化是时代的趋势，这势必对个体感知产生影响。在多样性化的组织中积极、合理、及时的反馈寻求是企业提高效率和追求创新的基础。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反馈寻求的多渠道影响模型让我们对反馈寻求有了更加全面而新颖的认识，我们对该问题的识别有助我们发现和明确组织人员构成模式对个体反馈寻求的影响，利于企业的战略革新、人员重组和提高组织效率；有助于企业任务分配时建构合理的人员结构，从而强化个体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企业创新。表1说明了该模型对反馈寻求的解释力。
五、未来研究建议
该概念模型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实证检验，特别是对组织构成多样性分类时变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选择，需借鉴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信息搜寻等研究中更富解释力的新成果。模型假设有待于大量的、来自不同典型企业或者团队的数据检验，以便得出更具实践意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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