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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范文1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的三四十年内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高速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后,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当前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已成为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和政治家的重要话题的情景下,城市作为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集中地,作为与高碳排放紧密交织的城市化过程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怎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对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我国城市的脆弱性
碳排放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增温的主要因素已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涉及的科学问题已越来越关注人类活动的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综合评估报告(IPCC,2007)认为:气候变化指随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无论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从全球平均温度和海洋温度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可以看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明显的。气候变暖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活动所致,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随着气候变化的科学确定性得到不断的证实,全球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和商业意识不断增强。当前全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已经从是否应对转向了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导致我国城市的脆弱性不断显现并有加剧的倾向。脆弱性是指某个系统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但却无能力应对不利影响的程度。脆弱性随一个系统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变异的特征、幅度和速率、敏感性及其适应能力而变化。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资源和能源消耗最集中的渠道。就全球来看近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全球总量的75%左右。从我国来看,到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也已达到45.7%。随着我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热极端事件、热浪以及强降水事件的频率也更加频繁,城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频繁发生的气候灾害已经威胁到了城市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温室气体效应和快速城市化进程是造成这种复杂趋势的主要原因。
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目标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提高我国城市化有机结合。在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提出了到2020年人均GDP在2000年的水平上翻两番的目标。根据目前的趋势预测,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继续推进城市化的情况。而城市化过程也将成为我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重要来源。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治理的首要问题。但是2007年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省份开始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些省份已经开展气候变化研究,并且开始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做了具体规划,省级政府也要求所辖市级政府成立相应组织,并组织力量来设计和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为此,城市管理者应及早采取行动,制定相关战略和计划,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在能源效率、清洁能源以及消费方式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与城市发展规划有机协调。灾难风险管理认为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后果可以通过减缓战略和加强预防而得到减轻。引起灾难的大多数危险都是不能预防的,但危险的严重程度却可以降低或者减缓,适应计划能使全社会在面对其他灾难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温室气体排放的早期减缓战略将减少未来适应战略的成本。然而,即使旨在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努力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一定程度的气温上升及其相关影响仍将发生。那么城市层面上,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就应该包含减缓(避免失控)和适应(处理好无法避免的问题)两方面内容。有效的气候适应战略与地方发展计划是并行不悖的。因此,试图减少灾难影响的措施并不鲜见。国际社会依靠自身努力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在减少灾难对人类和民生造成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造成这种城市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城市的有效管理缺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丰富的资源、强大的资源调动力以及创新能力又为推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了机会。例如新加坡的天然气发电厂采用联合循环燃气轮机技术,大大改善了新加坡整体的发电效率,从2000年的37%提高到2004年的4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大量减少。
用减缓和适应战略促进我国城市低碳发展
着眼于发挥城市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把握城市低碳发展的关键平台。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SDR)认为,减缓战略指的是“可以限制自然灾害、环境退化和技术风险负面影响的建设性和非建设性措施”。减缓战略包括减少未来灾难危害程度的行动。其中建设性的减缓行动包括城市地区环境保护条令和建筑规范的修订;非建设性的措施包括实行学校安全方案和增强公众意识的计划等。加强预防的行动包括城市旨在灵活部署人员和提高医院预防能力的紧急应对方案。灾难风险管理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能够使灾难伤亡最小化的快速反应机制。据曲建升等研究,2006年我国CO2排放总量呈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线(以环渤海区和长江三角洲为主)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排放量相对较高的地区,而这些区域总体上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因此,要将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就必须发展城市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低碳经济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我国实现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巨大机遇。在通过规模化利用现有或开发应用新的低碳技术,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可带来城市能源安全、降低空气污染、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同效益,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着眼于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巩固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载体。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在其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适应战略是自然界或人类对新的、不断变化环境的一种调整。适应战略通过减少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而降低了气候变化的成本,不过其本身并不对全球气温升高的过程产生影响。即使将适应战略的成本计入在内,适应战略的净利益依然存在,也就是说,适应战略总是能带来好处的。人类的生存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一个适应能力强的城市能通过应对那些威胁、损害,甚至可能毁灭城市的问题和事件以维系自身的发展。适应能力受城市治理质量和政府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的影响很大。对城市而言,对风险的认知以及用以应对威胁和创造机会的工具和资源能增强其适应能力。将可预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事件考虑在内的事前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也能提高城市的适应能力,因为这些工作能改善现存的基础设施,提高其抵御这类事件的能力。如建立和完善城市气象灾害的监测体系和网络,及时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开展广泛的科普教育,提高广大公众抵御和防范气象灾害的意识和能力。再如解决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合理的适应战略的问题。上海就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上海出台的洪水控制计划:这项分为两个阶段的项目将有效管理该地区的水文流动,减少洪水的伤害,并为监控水质提供管理平台。它能提供实时的水位数据,水管理部门能全面掌控全区域的水文情况,并设计和制定行动计划,防止区内径流形成洪涝灾害。这个系统通过区域内防洪闸门和泵站的实时监控对防洪工作进行了优化,还为低成本调整工作提供了便利,未来扩展该系统时也很方便。另外在城市地区,减贫工作所包括的改善住宅质量和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也正是适应战略的核心内容。成功的、治理得当的城市能大大降低低收入阶层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
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范文2
在谈冰川消融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冰川的重要性。
一、冰川的作用
1.冰川可以反射太阳光，冰反射阳光达80%，而海水只有20%，因此，冰川可以起到降低地球温度的作用。
2.地球上淡水的重要存在形式。地球上的冰川，大约有1600多万平方公里，覆盖着大陆11%的面积 ，而4/5的淡水资源就储存于冰川（冰盖）之中。
3.产生海洋冷水，调控全球气候。
4.记录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冰川作为固体水库，它厚达数十米乃至数千米的冰层记录了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冰芯，被称做是记录气候变化的指针。 人类通过对冰芯的研究，可以精确地了解过去70万年以来地球上的气候信息。
二、冰盖消融的影响
冰川的消融初期以变薄为主，融水量增加，后期冰川面积大幅度减少，融水量衰退，至最终消亡而停止。
（一）弊处。
1.冰川变化对全球地表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和海洋洋流也有重要影响。由于冰雪对太阳辐射有强烈的反射效应，冰川面积大规模变化会引起地表辐射和热量失衡，从而导致大气环流的改变。极地冰盖大量融化产生的冷水注入海洋将使原来洋流格局发生变化，以致于改变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状态，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如南极冰盖是地球上的主要冷源，它像一座巨大的“冷凝器”，安置在地球的最南端，冷却从赤道而来的热空气，调节着全球的热量平衡。南极大陆冰盖沿山坡向海冰滑动，形成冰架和冰障，从冰架断裂入海的大陆冰，形成冰山。冰山的形成与消融、冰山的多少，都会影响南大洋的温度，导致热平衡系统的变化，从而也会影响全球气候。
2.造成自然灾害。高山冰川强烈融化还会导致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例如，冰湖溃决、洪水、冰川泥石流等，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和喜马拉雅山等地区较为突出。欧洲阿尔卑斯山等地区冰川融水是重要的水电资源，冰川变化对能源供给影响巨大。
3.冰川消融还会导致固体水资源的储量减少，造成水资源短缺。这方面受影响较大的是我国的干旱地区，比如新疆的南疆，那里的农业和牧业主要依靠雪山融水，塔里木河与河西走廊也主要取决于冰川补给；又如：秘鲁，如果安第斯冰川完全消失了， 必须依赖融化的雪水来保证季节性供水的秘鲁人民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水资源的显著短缺。（事实上，“零度等温线”或者积雪开始融化的海拔线， 在春季更早的时间点已经攀升到更高的海拔高度， 这反映出气温的稳定升高。这意味着雪和冰川会过早地融化，不能满足当地的季节性需水，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4.冰川融化会释放病毒，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科研人员在从极地钻取的冰芯中发现，其中含有古老的病毒，而且经过了几千万年，这些病毒居然还是活的。他们认为，极地冰川是古老病毒的最大库存地，一旦冰川全部融化，这些病毒就可能会释放出来，给人类制造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5.冰川融化对旅游业也会带来重大影响。一些以雪山冰川著称的景点有可能濒临消失。如我国的玉龙雪山冰川等维度比较低的冰川，将会首当其冲受到气候变暖的威胁。
6.引起海平面上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数据， 海平面已经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1993年至2003年间， 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为每年0.1英寸， 是1961年至2003年年均海平面上升速度的近两倍。若海平面继续上升， 威胁人口集中的沿海陆地和南太平洋某些岛国的生存环境，会迫使数百万人搬离家园。如：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波介绍说，南极大陆冰盖是地球上最大的冰盖，占世界总冰量的90％。如果南极冰盖全部融化，世界洋面将升高65米左右，后果不堪设想。
7.加速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北极地区的冰盖中储存着大量的碳，然而，由于气候变暖，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量不断增加。虽然北极变暖同时也会导致植被的碳摄取将增加，但是，碳排放的速度将超过致使碳摄取的进程。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代表处副总监王利民博士说，目前有大量的甲烷被冻结在北极大陆架的甲烷水合物内，解冻了的海底冻土已经开始释放甲烷，释放速度已经超过人们此前的预期。另一方面：NSIDC的科学家Walt Meier说， 反射现象（反照率）可用于解释为什么北极地区会出现这么高的变暖速度：即海冰在深色的？海洋表面发生融化时， 易于吸收阳光， 而不是将其反射回空中。海洋吸收阳光后保有这种热度， 然后将其传送到大气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Meier说。“空气中的热度使得更多的冰层融化， 然后造成更多的海洋变暖， 又造成了更多的空气变暖， 如此循环往复。”
8.冰盖消融可能导致地球重力场偏移。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科学家研究了全球变暖形势下西南极洲冰盖的反应后发现，冰盖瓦解会导致地球重力场的中心偏移，这样一来海平面升高就会不成比例。而同全球其它地方相比，北美海平面将涨高得更多。如果覆盖西南极洲的冰盖消失，南半球质量大幅减少，则北半球的地心引力就会加大，从而对地球的自转产生影响，导致北半球海平面比南半球上升得更高。
（二）好处。
1.对冰层之下埋藏的丰富油气资源的开采带来希望。如北极冰盖。北极冰盖融化加快后，北冰洋海底和海洋资源开发的前景凸显。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完成的估计，北极地区油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0%，其中石油储量达到900亿桶，天然气47万亿立方米，可燃冰440亿桶，是地球上可与中东媲美的油气资源战略储备仓库，有人称之为“第二个中东”。北极还储有铁、铀、金刚石等多种矿藏。北冰洋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其边缘海巴伦支海是世界海产品的主要供应地之一。而且，如果北冰洋开通新的国际航道，也会给有关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因此，近年来，“北极八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冰岛、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对北极主权和资源加紧争夺。目前，加拿大、美国、俄罗斯、丹麦和挪威均对北冰洋海底提出领土主权要求。
2.常年冰封的北极有望开通“黄金水道”，目前也是焦点之一。全球气候变暖也有一些“意外收获”，常年冰封的北极有望开通“黄金水道”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这个“收获”与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负面效果相比太小了。（北极航道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东北航道，另一条是西北航道，第三条是穿越北极点航线）中国海洋大学北极航道专家郭培清分析指出，由于北冰洋为欧、亚、美三洲的顶点，是联系欧美地区和东北亚国家之间最快捷的“黄金通道”，一旦北极航道开通，三大洲之间的航线距离将大大缩短，当前的航运地理格局将会被打破，北极也将会成为第一个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北半球航运枢纽中心。目前，国际上正在兴起北极航道通航运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公司对北极航道的开通跃跃欲试。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负责人张侠分析认为，北极的“黄金水道”一旦开通对我国的意义重大。利用北极航道，我国沿海诸港到北美东岸的航程约比走巴拿马运河的传统航线节省2000－3500海里；到欧洲各港口的航程更是大大缩短，上海以北港口到欧洲西部、北海、波罗的海等港口比传统航线航程短25％－55％。
三、全球变暖与中国的冰川融化
青藏高原被众多的山脉簇拥：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北面是天山，西面是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它的面积赶上了西欧，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它的平均海拔大约为4，000米，上面分布着45，000多座独立的冰川，冰川所覆盖的面积达到了约9万平方公里。除了冰川之外，青藏高原上还有着一望无际的永冻地带。
1、冰川退缩与水源供应。
在冰川退缩发 生期间，水源供应量会增加。由于冰川融化的季节变长了，河流的高流量时期也相应延长。但是，这个高流量的时期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一旦冰川已经融化了（或者被岩屑所覆盖），河流径流量就会显著减小，最终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季节性降水来补充水源。这样，河流水量的变化模式就发生了改变，从而影响到下游的 农业灌溉系统。
冰川退缩对水源供应还有其他的影响。由于冰川融化，大量融水下泄，冰川周围的坡地被冲得松动，产生了滑坡和泥石流，这给冰川下的谷底带来了大量的沉积物。河流的沉积量也随着增大，这给下游的水电站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减少水库和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寿命。
在中国，山岳冰川的退缩使三亿人面临着断水的威胁，这是因为亚洲大陆许多为人们提供水源的大江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如黄河、湄公河、印度河、恒河等）。中国有一百多个城市的供水情况十分严峻，包括首都北京。中国的情况和其他位于干旱地区的亚洲国家一样，气候变化、水源供应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是密不可分的。
2、沙尘暴。
中国的沙漠与东亚和印度夏季风的位置和特性有着很大的关系，季风控制着中国的降雨。这些沙漠都位于中国干旱的内陆地区，远离海洋的影响，西面和南面的重重高山使积雨云根本无法到达这里。冬季，沙漠地区处于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之下，又干又冷。沙尘暴的 源头就是沙漠，气候变化和破坏性的土地开发行为使得沙尘暴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华北地区，每年就有2，300平方公里的表土被卷走变成了沙尘暴。今年，华北共发生了13场沙尘暴，其中4月的一场就在北京堆下了33万吨的沙土，这些沙尘暴还把灰土带到了其他国家， 如俄罗斯、韩国，甚至还远渡重洋落到了美国中部。
3、永冻层融化。
沙尘暴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本冻结的土壤发生了融化。由于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永冻层，气候变化会使这里的沙漠化面临加剧的威胁。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永冻层的融化可能会对全球变暖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性质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冻土融化的时候，会释放出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全球变暖。
近来的研究显示，在永冻层融化为泥泞的过程中，会释放出甲烷，而在这些泥泞干燥的过程中，则会释放出二氧化碳。据估算，被封闭在永冻层中的碳有600亿吨到1900亿吨之多，如果青藏高原的大片冻土融化的话，被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数量就大得吓人了。全球变暖很可能会更加剧烈，给我们大家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冰川和永冻层都有影响，而冰川退缩和永冻层融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中国冰川的融化并不仅仅关系到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四、地球变暖反而可能使冰川扩大
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范文3
关键词：南北气候合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081－06
2009年12月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尽管达成的只是一份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加入的协议，但其成功之处在于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中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明确了后哥本哈根时代的气候谈判仍然坚持双轨制模式。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必须实现其量化减排指标，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的减排义务。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执行强制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采取自愿减排行动。气候谈判的双轨制模式，就是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进行谈判的模式。双轨制谈判模式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体现了北方国家对气候变暖应负的历史性责任，又照顾到南方国家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的发展诉求。
一、哥本哈根大会的基本原则之争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大会。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认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针对所有国家。1997年通过、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仅有发达国家与东欧国家参与，并制定了限量减排计划，发展中国家不在其中。《京都议定书》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激烈斗争的结果，最后，37个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减排义务。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企图淡化甚至抹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区别”二字，企图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目标挂钩，并企图要求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要接受“可报告、可测量、可核实”(MRV)的国际核查，以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而发达国家却能逃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义务。发展中国家针锋相对，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区别”二字，要求发达国家要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则在接受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采取自愿减排行动。
经过复杂的斗争，最后，哥本哈根大会决定遵守《哥本哈根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0个缔约方“自愿加入”该协议。《哥本哈根协议》规定：“全球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的升幅应限制在2摄氏度；世界到205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较1990年减半；富裕国到2050年时应减少80％；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比通常情况下低15％至3.0％，要考虑能源消耗与经济产出的比例；在减缓暖化和提高执行透明度的前提下，由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尽管《哥本哈根协议》只是在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上达成了有限共识，对于减排幅度、时间表、监察方法、各国出资比例等棘手问题都没有具体细节，只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但是，它起码兼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承担责任的共同之处与区别之处，再次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南北气候合作的基本原则。
二、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公布的评估报告，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科学基准。报告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全球变暖程度；截至2100年，全球气温最低可能上升1.8℃，最高可能上升4℃。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气候变暖，是指全球范围内的平均温度会上升，同时温度变化的幅度也在增加。气候变暖会导致大量海水蒸发，大气中的水汽增多，进而引发极端性气候现象。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气候变化的后果也会非常严重，用水短缺加剧，生态系统和食物保障受到严重破坏，沿海洪灾威胁生命财产。如果我们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将很难逆转，对人类和其他物种可能造成巨大灾难。
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责任，需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世界各地绝大多数民众都支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三、发达国家必须担负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甚至不愿意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呼声列入哥本哈根谈判议题。2009年11月的八国集团峰会声明，要将发展中国家拉入减排框架，应该将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强制的减排目标相挂钩；哥本哈根大会中，南北国家谈判的焦点也在于此。其实质是“富国要求穷国为全球变暖问题负责”，发达国家企图抹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区别”二字。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额外的、实质性的资金支持，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法律义务。
理论与实践都足以证明，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应该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承担减排义务。
(一)发达国家的部分高污染产业以发展中国家为污染避难所
表面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大量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应该受到指责。然而，污染产业大转移的过程、污染避难所形成的原因不容逃避。正在发展中国家排污的许多产业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这些发达国家应该担负起历史性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伴随着三次产业革命，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使欧美先进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主要发展的是以纺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即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以电力和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和推广为中心，以重化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钢铁、机械、采煤、电力、造船、汽车、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迅速兴起，占据工业主导地位，成为工业结构重心。重化工业一方面带动了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使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大，造成了能源危机和资源短缺，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与恶化。
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高技术工业的同时，把劳动成本高、资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传统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本国的纺织、钢铁、造船、煤炭等基础性工业日益衰落。其工业重心从重化工业转为高技术工业，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工业转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工业结构日益“软化”，高技术工业发展处于“悬空”状态，整个工业发展处于“空心”状态。
污染避难所假设，主要着眼于工业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高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内在原因。Walter较早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设。通过考察1970―1978年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势，Waiter发现这些国家将大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通过Walter的“污染避难所假设”，可以看出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内在原因。
发达国家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在生产过程中对污染排放物的限制较多，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制政策相对宽松。于是，大量高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变成了自己的污染避难所。一方面可以逃避发达国家的严格管制，利用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充裕的环境资源，继续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同时能够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相对增加。
(二)发达国家是碳泄露的主要输出国
碳泄露，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与的国际联盟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的减排行动导致不采取减排义务的国家增加排放的现象。
《京都议定书》规定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的减排目标只针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即附件一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尚未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这种规定必然导致碳泄漏现象的发生。《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政策，通过国际市场的传导机制会增加在非减排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碳泄漏的流入国主要是非附件一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是碳泄漏的主要传导机制。
首先，高污染产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会导致碳泄漏，这一点与Walter的污染避难所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处，国际投资是碳泄漏的传导机制。
严格的减排政策可能降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中的生产力，从而影响附件一国家的经济收益。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可能在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者将产品返销其母国。一来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追求生产活动的利润最大化。二来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享受自由排放的好处。附件一国家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基地的转移，必然导致更多不受控制的温室气体由发达国家泄漏到发展中国家。
其次，碳密集型化石燃料以及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也会导致碳泄露，国际贸易是碳泄漏的传导机制。
碳密集型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为了达到减排目标，附件一国家征收较高的燃料税，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使用和排放施加较严格的限制，可能会减少对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需求，致使这些燃料的世界市场价格下跌。相对而言，由于减排压力较小，再加上燃料价格的下降，非附件一国家可能扩大对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需求，结果会增加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碳密集型产品，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较高的产品，如钢铁、水泥、化工产品等。在实施减排政策的过程中，附件一国家可能会增加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这些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但是对进口碳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却少有限制，进而增加来自非附件一国家的进口。相对而言，非附件一国家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则具有了相对优势以及更大的国外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非附件一国家会增加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随之增加。
如此，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出现地域分离，物质资本、劳动力、能源的提供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国、最终产品的消费国通常是不同的国家。谁应负担温室气体排放责任，生产国还是消费国?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2010)提出应以消费排放(各国最终消费导致的碳排放)来界定各国排放责任，同时建议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
(三)发达国家必须担负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
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以直接投资方式将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附件一国家，减少对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消耗，增加对碳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更多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更多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消耗者、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自然就变成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碳泄露的输入国。发达国家需要担负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原因显而易见。
然而，且不说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即使对非洲地区的最为贫困的国家，发达国家的“慷慨”程度也不尽如人意。在近年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曾多次抗议富裕国家不愿做出大幅削减碳排放承诺的做法。他们认为，富裕国家必须为非洲在气候变化中的损失埋单。非洲大陆是导致气候变化责任最小的地区，也是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最弱的地区，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能源需求。靠天吃饭的非洲农业将在气候变化的利刃下损失惨重，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四、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发展的空间与时间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既受自然因素影响，也受人类活动影响，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与各国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等理论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证检验，都能证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拥有不同的减排空间。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这一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形象展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形的曲线关系，足以说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环境经济学家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主要代表人有格罗斯曼与克鲁格(Grossman & Krueger，1991)。 他们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类似倒u形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迅速增加；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拐点)之后，污染物的排放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拐点大概处于人均收入4000～5000美元之处(见图1)。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主要以低污染的农业经济为主导；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污染物的排放将快速增加；待经济发展到去工业化时代，低污染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带来了污染排放的减少。
与其他传统污染物不同，温室气体属于存量污染物，其影响主要由其存量多少决定(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2010)。根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结果，1850～2005年间发达国家的历史累积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76％，1990～2005年间发达国家的份额降到了61％(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则相应增加)。1850年可谓工业革命的始点(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1990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准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IPCC，2007)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大量化石能源的燃烧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累积排放量的问题，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暖的历史性责任是抹杀不掉的。战后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发达国家相继到达污染物排放的拐点。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1950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之后处于高增长高排放时期。
(二)发展与碳排放空间的矛盾
目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左边的曲线(见图1)，显示的是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情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污染物的排放将快速增加；右边的曲线，显示的是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趋于减轻。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某些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行动应该与发达国家的强制性减排目标挂钩，甚至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这些发达国家过于重视碳排放现状，却有意忽略了碳排放历史。各国的历史累积排放量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经济强国率先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在第一、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这些国家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当时，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处于农业、手工业时期，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极小。
目前，处于去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快速增长、大量排放的工业化过程，碳排放量相对较少，除了承担碳减排的历史性责任，还应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使其拥有合理的碳排放空间。
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较大的减排空间与时间。此类国家正处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又因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设备相对陈旧，能源消费强度较大，所以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高。如果要求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会大大抑制其经济发展，而且是其力不能及的。
(三)发展中国家需要统筹可持续发展问题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会竞相降低环境标准以吸引外资，甚至挽留污染企业，最终导致恶性循环，进而成为污染避难所与碳泄露的输入国。对此，这些国家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问题，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应该在保证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应该注意，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尽管面临着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是中国在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在2005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27.8％，而中国高达68.9％；与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相比，产生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碳排放比燃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l％。为此，中国设法减少煤炭的使用总量，利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降低煤炭发电厂的碳排放，同时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就是很好的证明，促进环保经济、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实例比比皆是。中国对“两高一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在甘肃省的戈壁沙滩正在建设大型风电场，其规模让欧洲或美国的同类设施相形见绌。
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密度)比2005年下降40％～50％；印度也承诺在同一时期内将其碳密度降低20％～25％。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暖问题，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为贫困的国家都做出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只是不同意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强制性减排义务。
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应该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其发展阶段、应负责任以及实际能力的义务。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
五、结论
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范文4
如果是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则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修建的是大型的水利水电工程，则会对气候变化产生明显的影响。如对降雨会产生影响。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存在本身，就使原有的地方由较大面积的陆地变成了水体，在阳光的作用下，水气不断地蒸发，空气逐渐变得湿润，就会形成一定的小气候，最终形成降雨。根据相关历史数据统计，只要在一片地区增加一定的水域，就会产生雨水效应。因此水利水电工程首先影响到的是降雨的过程。由于这种变化，对气温也产生了影响，年平均气温或有可能升高或降低。要正确处理水利水电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因此在工程建设前期就要认真研究该工程对生态的影响，结合当地的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适时调整工程设计，才能引导工程对气候变化产生良性影响。
二、水利水电工程对水质的影响
水利水电工程建成后，会对周围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水库蓄存了主要降雨期的洪水，防止了对下游河流两域的水灾，对两岸居水来说是好事；如果下游地区在干旱季节水库也可适当地放水，有效解决部分旱情；但是，它也会形成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在非汛期，它截断了上游的河水，导致下游河流或湖泊等因失去水源而干涸；也因此会使下游地区的水位下降，下游河流因水流减少，也会导致自然净化能力减退，进而影响到水质的变化。
三、水利水电工程对地质产生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如果没有充分的考虑地质结构，周边环境的地质情况常常对当地的地质产生重要改变，进而会引起各种地质状况。地质结构是一个已经经过调整后相对稳定的构成，如果刻意对其发生改变，它本身就会再次形成调整。在历史上有很多事实表明，修建大型大利水电工程后会发生地质自然灾害，如地地震、塌岸、滑坡等。这是因为大型水利工程水体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此重大压力会引起地壳应力的反应，可能会导致某处的地层发生重大变化以至于发生塌方、山体滑坡及危险岩体的失稳。
四、水利水电工程对土质的影响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土壤质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使附近的土壤有足够的地下水，对作物的生长有好处，在良好的壤情下，作物生长得旺盛，有利于粮食的丰产。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一个大型的水库可能会导致附近的土地被水浸没，失去了部分良田。如果水位上升的话，会引起地下水位随之上升，土地可能会变成沼泽，甚至出现盐碱化。
五、对民生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很多水库建成之后，对民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我国的丹江口水库建成之后，由于当地的水气变得充分，原有的干燥气候变得湿润起来，有利于蚊虫孳生，最终形成了小范围的疾病传染。细菌性痢疾、霍乱、血吸虫病等都有可能因此而产生。也正是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新建一所水库时，设计方案中就会首先考虑到这类民生问题。另外，由于兴建水库，也有可能会导致移民现象发生。原有居民的生活条件、土地使用情况、生活水平等都要给予一定的补偿。居民在迁到新的地址后，能否迅速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也应是考虑的内容。
六、对文物等的影响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许多文物古迹。如果在某个地方计划兴建水利工程，也要考虑可能对文物和景观带来影响。这一问题不但要认真考虑，还要高度引起重视。因为一旦工程被设计出来，如果地点在国家保护的文物所在地的话，即使工程已经开工，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最终也会被迫停下来。既浪费了大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会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影响损失。如果是在自然保护区附近，各种需要保护的的动物、植物，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更应认真分析，仔细对待。
七、各种影响应采取的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不论经济总量还是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与历史相比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生态环境令人担忧，能否可持续发展成为今天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我国非常强调发展的速度，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高速发展。但是发展不等同于增长，发展既要速度，也要质量。作为一项水利建设工程来说，更应强调经济发展的生态保护。在生态保护方面，现在大家思想认识已经基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都已得到公认，关键的就是在执行的时候能否到位，能否不被本部门利益所诱惑。水利建设工程师及施工单位要学会因事利导，因地制宜的原则，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合理规划工，周全设计，尽量给工程建设带来的尽可能少的负面影响。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水利水电工程避免负面影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要重视长远利益。水利水电工程经常是为了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而要搞的工程建设，有的是为了解决一个区域发电的问题，有时是为了充分利用有效的水利资源。但是不管怎样，在规划之时，应有大局观，不能仅仅盯住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要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综合考察，以保证工程可持续发展。
2.遵守法律法规，选好工程地址。工程建设之前，要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考察所选的地方是否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是否属于风景区，是否属于地质公园，是否属于重点文物保护区等。从规划开始就把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等作为项目建设必然要考虑的因素，进行认真的评估，务实论证。
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范文5
奇特的“天诛地灭”
CRU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先机构，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全球气候评估报告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自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公布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为CRU所支持的一种主流理论就获得了“政治正确性”地位，它由3个主要环节组成：
首先，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毫升／立方米空气升至450～550毫升／立方米空气后，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将上升2℃～3℃；
其次，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以上，将可能给人类带来重大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热带传染病北上、全球粮食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冲突增加等；
最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立即采取各种行动，减缓全球变暖，使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5％，且越早采取行动损失越小。
论证这一理论的，是一系列“高级数学”气候模型，支持这些模型的科学理论，是由统计学博士、气候学者们通过精心研究、“发现”的重大气候规律。这些模型都使用了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计算，运行于各种高级电脑上。世界上多数气候专家和政治精英们都认可这些气候模型的推论，那就是“人造气候暖化”(AGW)将要造成“天诛地灭”的灾难性后果。2007年IPCC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流理论就此摇身为近乎真理，进而成为政治家们在国际政治、外交博弈中的工具。
然而复杂多变、本应该属于混沌系统的地球气候系统，竟然能够被模型“模拟”出来，不再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混沌系统；而那些专家们，就像古代的占星家一样，能够预知100年以后的地球平均温度(精确到9096的概率值)!这个貌似科学的理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环球财经》记者注意到，在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建设委员会”网站上，有超过400位主流科学家明确表示反对“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论调。
那么假设全球气候真的在变暖，是不是就真的会导致主流气候理论所预言的、被好莱坞灾难片演绎得惟妙惟肖的那些灾难性后果呢?未必!
尼玛扎西的美丽新世界
尼玛扎西是一位普通的藏族科学家，这位中国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有着一个美丽的梦想：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变成一个物产富饶的美丽新世界。
在2009年9月拉萨召开的第十属中国西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专家论坛上，尼玛扎西勾画了他的蓝图：
真正有开发利用空间的土地都在海拔较高的区域，气温升高使得这些地方可开发利用条件部分具备，可以在这些地区建立调温农业基地，利用沙培、水培等技术，再加上对光温水土气等农作物生长基本条件的调控，开展高科技设施农业的研究。比如通过温室农业，在这些区域开展水果、蔬菜、花卉、药用植物等种植，甚至可以适度建设温室种植优质高产饲草，解决牲畜冬春季饲料短缺的问题，同时减轻对草原放牧压力，实现草原生态环境恢复。
温度升高将对高原农作物生产产生积极影响：一是在高寒农区农作物播种期提前，无霜期延长，农作物产量提高；二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农区越冬作物早熟，可以进行作物复种；三是光合作用增强，植物生长旺盛。也就是说昔日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的世界屋脊，将变成像江浙地区那样的鱼米之乡。
像尼玛扎西一样怀揣着美丽梦想的，还有加拿大丘吉尔小镇镇长迈克・斯彭斯。
丘吉尔位于加拿大曼尼巴托省。地处北极圈内，是哈德孙湾西南海岸一个港口小镇，人口仅有923人。小镇自诩为“世界北极熊之都”，几十年来，它基本仰仗每年秋季大约6个星期的旅游收入生存，期间北极熊聚集此地，开始一年一度的北行迁徙。丘吉尔建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如今仍是一片萧条景象。以至于加拿大政府觉得实在无利可图，于是在1997年将丘吉尔港口转让给美国运输公司OmniTrax，成交价是7美元。
与此同时，地球开始变暖。过去的3个夏季，丘吉尔气候温和；对于2008年秋季，当地有着如此描述――“寒冷中透着温暖”。而到了冬天，雪也少了，居民基本不必用铁锹铲除门外台阶上的积雪。
面对全球变暖，51岁的镇长斯彭斯说：“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利用气候变暖，成为赢家。”在斯彭斯的想像中。丘吉尔小镇前途光明，将成为世界级交通枢纽。
丘吉尔小镇是加拿大北极圈内惟一的深水港。目前，从欧洲或东北亚来的船，走的是穿越中大西洋的古老路线；气候变暖后。如走北冰洋路线，航程可以缩短40％。从此。世界航运版图将发生巨变，丘吉尔将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变成世界级交通枢纽。
除了镇长斯彭斯和922名居民的期待外，还有来自北冰洋彼岸的俄罗斯也对小镇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格奥尔基・E・马梅多夫曾对丘吉尔这座小镇表达良好祝愿，他希望在丘吉尔镇和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之间架起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北极大桥”。
摩尔曼斯克位于俄罗斯北冰洋海岸，是一个面积比丘吉尔大得多、但同样萧条的城市。如今，从摩尔曼斯克驶向加拿大的船只需途径大西洋、圣劳伦斯海路、大湖区，才能最终到达安大略省的桑德贝，整个行程为期17天。如果摩、丘之间的航线能够打通，行程则可缩短到8天。
对于俄罗斯来说，气候变暖的好处绝非仅是沟通一条北冰洋航线那么简单，真正令俄国人感到兴奋的，是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大荒原在变得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后，可能释放出巨大开发价值，届时原本作为犯人流放地的西伯利亚严寒大地，将成为俄国人的“美丽新世界”。
400公里总比100公里多
回到中国来，气候变暖的福音不仅对高寒农区是个福音，说不定还可以惠泽黄河呢!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曾钻取西昆仑山古里雅冰帽海拔6200米高处的冰芯，进行科学分析研究，得出结论：5.8～32万年前中国处于特殊暖湿气候，温度峰值在35万年前，高出现代4℃；其次的峰值在5.5万年前，高出现代3度；中间的冷期谷值温度低于现代5℃。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当时青藏高原与西北干旱区有许多淡水大湖，降水量远比现代丰沛，导致外流水系扩大，如青海境内黄河上游水系的形成。
季风降水所不及的西北干旱地区同样湿润化。在暖湿的气候条下，森林分布区向北、向西大范围扩展，华南热带喜湿热的陆均松北界移至北纬22℃～24℃；青藏高原南部为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西界到青藏公路附近；高原西部为草原与荒漠草原，局部有森林。据孢粉资料恢复的植被与现代植被相比较，森林与荒漠一草原界线北移4C0km，西移400～800km。
可见，气温变化高达9℃(从低于现代5℃到高于现代4度，生态环境并不会崩溃。而高于现代3～5度时，降水丰沛，森林分布区扩展。森林是物种的主要依托，这一状态对人类社会显然利多弊少。
现在惟一能想到的弊端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海侵。
3.6～2.5万年前，渤海西岸海岸线比现代西移100公里，到达今天河北霸州、献县附近；33万年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海侵深入160公里，到达现在的太湖西岸；3.5～24万年前，珠江三角洲的海侵范围到达今天的石楼、顺德、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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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资》：您对CDM有哪些了解？您在申请CDM之前听说过这个名词吗？
黄国平：知道一些，CDM是清洁发展机制的英文缩写，是一个基于《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全球碳减排机制。简单说就是发达国家为完成在《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承诺，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作用的项目，以较低的成本，换取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权益，冲抵其本国的减排义务，有点类似我国的排污权转让。
早在2004年底对申报CDM项目就有所了解。
《中国外资》：在从事项目建设之前是否把CDM作为考虑的内容之一？
黄国平：是的，在项目建设前我们就考虑了CDM这部分减排收益，但由于当时对CDM规则不是很了解，同时由于有实力的咨询机构的缺乏等因素，我们正式申报CDM项目比较晚，耽误了一些时间，后来通过与一家CDM专业咨询机构的合作，还是抓住了机会了，目前我公司申报的CDM项目已在联合国EB注册。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在正式申报CDM后我才知道，项目要想申报CDM，必须在项目建设之前把CDM作为考虑的内容之一才行，而我们在项目建设之前考虑CDM也是误打误撞吧。在合作过程中，通过CDM专家了解到，目前DOE、联合国EB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因此，在这里，我也建议那些想申报CDM项目的公司，尽快与专业机构合作，尽早申报CDM，以免错过最佳申报时间。
《中国外资》：CDM能给贵司带来什么好处？
黄国平：很显然，CDM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给公司带来一部分减排收益，这也是大家热衷CDM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一方面，CDM也给公司声誉带来一定好处，毕竟，全球变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件大事，我们也算尽了一份力，为气候变化做了些贡献。
《中国外资》：CDM开发有什么风险？
黄国平：从我公司这几年开发申报CDM项目的经验来看，CDM项目开发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最大的风险在于申报过程中审批程序带来的不确定性，申报CDM国内需要获得中国发改委的批准，国际上需要经过DOE和联合国的审核，而这些审批存在不确定性。相对来说，项目要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还比较容易，毕竟CDM在经济上是有利于我们国家、有利于我们企业的好事，国家总体上是大力支持的。最难的是如何通过DOE审定并最终获得EB批准，我了解的情况是，目前获得中国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只有20%左右在联合国注册，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合作伙伴――咨询机构找的不合适。我自己开发CDM的经验及云南省，乃至中国CDM开发的现状来看，项目能否成功开发与咨询机构的选择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咨询机构能使我们的申报工作事半功倍。
另外，CDM项目申报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风险就是项目申报开发周期太长，从项目开始申报到最终获得CDM收益可能需要两三年或甚至更长，这个比较让我们头疼，在这期间我们时不时会收到EB等方面发来的英文邮件。还好，由于与专业咨询机构合作，CDM相关技术上的问题都由咨询机构帮忙解决，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些基础资料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