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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1
关键词： 数学方法 传播学 作用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就从未停止过。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可或缺，并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的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数学为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香农的信息理论、易读性测量等都是以数学方法为基础，进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因此，数学的基础作用可见一斑。
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数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发展和许多学科的发展都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并且同许多实际问题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数学在许多自然科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现代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力学，甚至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都离不开数学的支撑，特别是现代数学中的一些新的分支，如泛函分析、抽象代数、拓扑学、离散数学等，在这些学科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数学在社会科学中作用也极为重要。如现代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军事学、历史学，甚至文学、艺术都在大量地使用数学作为研究工具，其模式演变也从过去的数量化、图形化发展为现代的函数化、模型化，不断地向精深方向演进［1］。随着科技及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各个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研究越来越精确。而且，一般的，使用数学工具越精深，最后获得的结果就会越好。
正如华罗庚所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小，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命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2］数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研究的是各种抽象的“数”和“形”的模式结构，运用的主要是逻辑、思辨和推演的思维方法。数学是一种来源于实践，又指导于实践的一种思维创造。这种理性思维的训练，其作用是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这种理性思维，对构建传播学严谨、精确的理论，推动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从传播学的信息论看数学对传播学的影响
自人类有了历史以来，传播活动便如影随形。但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从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传播学建立之初，产生了许多的模式，如拉斯韦尔“五W”模式、奥斯古德的“语言共同体”理论、纽科姆的对称模式等，当然，香农的信息理论也为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工程传播或技术传播理论，以其纯粹的数学方式理解和诠释了信息发生、传播中的一些基本方式和原理。其中以信息熵、噪音、冗余、反馈等概念为核心，通过数学公式描述了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确定了许多主要概念和基本观点，为传播领域提供了基本的范式，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今天，它仍然是传播学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对于这个多学科根源的领域进行更缜密的理论整合［3］。
香农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其中一个是数学。在他的研究生生涯中，他的论文《转播和转换线路的符号分析》几乎立刻对电话系统和其它电子线路的设计产生了影响。1940年，香农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香农和韦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传播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49）。香农的个人研究生涯可以说是数学方法与传播学相互交融促进的一个侧面缩写，传播学与数学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香农的信息论最初在1948年发表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它几乎立即对许多科学领域产生了影响。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传播学的中心。它形成了人类传播领域所采纳的方向，确定了许多主要概念，有助于对这个具有各种多学科根源的领域进行更缜密的理论整合。香农的信息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在香农之前，人们难以对世界按照它向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展示的样子进行描绘。”［4］“由于克劳德・香农的天才，我们认识到，许许多多问题都与编码和传送有关，而解译信息能够以一种系统的，可控制的方式来达到：他在1948年的经典性论文标志着一个数学新篇章的诞生。探索应该确定传播领域中的未来工作的内在涵义。”［4］从这些评价，以及信息论后来对电子系统、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数学与传播的紧密联系。数学方法为传播学的理论建立构建了一个数学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继者又继续发展出更多的理论和技术来不断完善传播学的各个方面。（当然从香农的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框架并不包括信息的意义而仅仅指信息传播的过程。［5］）克里彭多尔夫曾说：“从历史的眼光来说，信息论是传播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刺激因素。它使得在此之前的模糊的信息概念变得在数学上可以操纵，将它从涉及认识和传播术语的各种学科的有冲突的要求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传播和信息过程的研究以合法性。”［4］
除了信息论，香农和韦弗还提出了“熵”和“冗余”的概念。“熵”是一个系统的不确定性或无秩序的程度，公式是：H=∑-pi log pi［6］。
在这里之所以列出熵的公式，目的是想说明数学方法，无论是统计原理，还是演算公式，都在传播学学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数学方法使传播学的一些理论更加缜密，使传播的方法能够成为通用的表达方式，而非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而言，熵和冗余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信息中的冗余和熵的概念被用来测量特定手中对特定内容的熟悉程度，以及读物对特定受众的难易水平，以便更好地评价读物或创建读物，这样的调查研究在现阶段的受众分析中经常用到。其中一个发现是，静态的复杂性对视觉注意力有反面的影响，而动态的复杂性与吸引注意力之间呈正比关系［5］。
由此可见，数学方法与传播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数学方法的使用更好地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与前行。
2.从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看数学对该学科的影响
罗吉尔・培根曾说：“数学不是规律的发现者，因为它不是归纳。数学也不是理论的缔造者，因为它不是假说。但数学却是规律和理论的裁判和主宰者，因为规律和假说都要向数学表明自己的主张，然后等待数学的裁判。如果没有数学上的认可，则规律不能起作用，理论也不能解释。”在传播学中，一切假设理论的验证和试验都需要经过数学方法的检验。同时，传播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数学方法的支持。
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科学性，是一种有理论指导，有控制手段的程序化的科学认识活动；二是操作性，非常注重实际问题的探讨；三是综合化和定量化。传播的科学性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做先导，例如“传播的数学框架”，通过可靠的控制手段和严格的分析手段，最后能够将该理论使用到更广泛的层面上，即具有良好的复制功能。而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中，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在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中进行。在这之中，要尽可能采用多重设计和研究手段，对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采用数量化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手段。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一般理论构建包括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等等。这些调查方法中所涵盖的各项步骤，如抽样方式、样本总量的确定，以及对抽样结果的统计计算分析等，都需要用到数学方法。而只有严谨有效科学的数学方法，才能够对理论作出正确的结论和判断，从而推动传播学不断向前，使传播学本身的意义凸显出来。
数学是传播学发展的工具，它的计算方式、表达方式都为传播学的建立和迈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类的传播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融合了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背景，用文字和图示只能描述其表面现象，单凭直觉思维已经很难说清楚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播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也无法对某一客观事物如书本、杂志、电视等的传播能力作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推导。因此，需要数学方法的加入，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式来进行传播行为价值的判断。就像如今众所周之的收视率计算一样，需要一个严密的，与之相匹配的数学工具，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计算，在此基础上逐步地解决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3.以易读性测量为例，看数学方法在传播学中的运用
对大众传播的定义要求它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理解的书写方式或表达形式。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字让人容易理解或者难以理解？能否开发出一套方法，用来测量一段文字容易理解还是难以理解？试图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需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便是传播学中的易读性（readability）测量。只要有了一个公式，能够提供关于写作形式影响理解难易度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指出哪些因素真正是造成理解程度不同的特定因素，才能使作者在书写时予以注意。通过数学方法得到的易读性测量公式，对传播学、对书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克莱尔所下的定义，易读性公式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估量一位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段文字时能否成功的一种测量方法。”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易读性的测量是需要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将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数学方法的公式将是最终的选择。迄今为止仍属较好的公式是弗雷奇奠定的。这里将两个公式例举如下：
易读性公式：R.E.=206.835-.846wl-1.015sl［7］
此处，R.E.=易读性的分数；wl=每100字的音节数；sl=每一个句子中的平均字数。最终得分越高说明读物越容易阅读。
人情味公式：H.I.=3.635pw+.314ps［7］。
此处H.I.=人情味分数；pw=每100字中的人称词数目；ps=每100句子的人称词数目。所得分数在0―100之间，得分越高的读物或者文章说明越有人情味（即有趣味性）。［5］
从原本一大段的文字性理论描述，到简易可操作的数学公式，可见数学方法在这些理论测量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理论简约化，完成理论从特殊性假设到普遍性适用的转变。通过这些简单易行的公式，我们能够很容易得出我们研究想要得到的结论和成果，数学方法是研究的有力推手。
对易读性研究的较新方法已经变得更加具有理论性，如补漏程序，弗赖伊于1988年提出的弗赖伊坐标图，等等。但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像许多公式所做的那样，将研究只集中于两种容易测量的变量因素――字句难度和句子长度是不够的，更新的努力是开发新的公式，新的数学公式将目前尚未考虑进去的读者信息处理过程、认知变量、有助于理解的可见因素等键入到公式中，使公式更加严谨，数学方法的更新无疑将使易读性测量的理论更上一个台阶，从而推动传播学科的发展。可见，传播学理论依托着数学方法展现着自身的价值和魅力，而数学方法或公式也在传播理论不断的更新之下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科学。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对传播学与数学方法的共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总之，数学方法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科学，是源于实际，指导实际的一种思维创造。数学方法在社会学科中产生着无形的影响，犹如一只巨手将传播学推向更高的发展境地。
参考文献：
［1］陈兆莉.论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J］.煤炭高等教育，2007，（03）.
［2］华罗庚.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37.
［3］梅琼林.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方法及其对传播学的贡献［J］.九江学院学报，2007，（06）.
［4］［美］E・M.罗杰斯著.殷晓荣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63，389.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54，55，132.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2
一、界面友好
该书在教材编排艺术上，将学科内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尽可能配发照片，
一共配图97张，表18张，包括9张由漫画家戴逸如先生提供的漫画。当教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不再仅仅是一堆汉字，而是由照片、图表和漫画构成的富有时代感和艺术气息的作品。时评专家马少华称该书“界面友好”。①现在的学生是在图像中成长的，如果编排本身不能吸引人，教材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看而不是乐于去看的东西。
该书刊载的图片，正如马少华所言“传播学著名代表人物的相片，有的是简单的标准像，有的则是在教室黑板前和实验室里沉吟―――不管怎样，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外国姓名，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态毕现的人。它们使人感到：传播学的理论大厦和理论探索之路，真的是由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建造、累积而成的。就像传播是人的活动一样，传播学的研究活动，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看到了人，我们就看到了一部活的传播学史。”而传播学经典著作的封面图片，则使人产生对原著触手可及的直感。
由戴逸如先生绘的9幅漫画，更可以丰富版面，启迪思想。对看动漫长大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他们容易接受的信息内容。这些漫画不是随意散布于全书，而是从初学者的接受出发，在对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时插入的。如在介绍“人际传播与自我”关系时，插入的是一个人手举相机自拍的漫画，下面的漫画说明是：“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自己”。这对下文中美国社会学家库利“镜中我”理论理解起来，要比接触纯文字叙述容易得多。漫画本身是富于生趣的，再加上与教材所述内容的巧妙联系，其效果就是寓教于乐。
照片、漫画之外，该书采用了套色、留白等方式以丰富传播符号，活跃版面，缓解纯文字所带来的阅读压力。当年鲁迅先生曾针对中国的书籍有过这样的议论：“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而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他认为，在书籍编排上是不能“因陋就简”的，因为“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③。这本教材的编排形式所带给学生的或许正是鲁迅所期望的“余裕心”。
二、表述创新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源于西方，若不顾语境使用一些生涩的名词，很容易变成食而不化的“拼盘”，让人望而生畏。该书有目的地摆脱这种积习，尽可能使语言明白晓畅。
该书中对概念较少在定义上纠缠，而是在对概念的相关现象与历史的把握中推出概念，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如本教材这样表述“传播”：“‘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传播的概念数不胜数，作者没有罗列不同定义，相互比较，只是在简单交待传播词义演变过程后，推出了这个定义。当然，如果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衡量的话，这种概念界定方式或许不算周密，但是，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④对教材而言，让学生明白似乎更重要。
与照录经典原著的做法不同，该书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经典讲述出来，使学生在接受时省去了对经典理解的环节，同时，也避免因学生理解经典不当造成的误读。如在谈到人际传播中的“文化契约”时，举《论语•乡党篇》中记载的孔子为例。著者没有引用原文，也不是对古文的简单翻译，而是这样写道：“孔子在朝廷上，当国君不在场时，同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同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孔子说话恭敬而又不安，非常小心谨慎；鲁君让孔子接待宾客，他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出使别国，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如果引用原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从表面上看，仿佛高深莫测，但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把佶屈聱牙的文字变成明白晓畅的语言，要求著者对原文有透彻理解的同时，还必须完成从古到今，从外到中的转化，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著者的难度。该书的作者把学生对教材的适应性放在首位，所以，即便是简单的引文都显示出周到的考虑。
从教材的叙述风格上看也是如此，该书行文质朴，读者犹如面对一个亲切和蔼的长者，他淡定从容地与你交谈，不会强迫你接受他的任何观点。例如这段话：“关于‘命名’还可以多说几句。人是通过语言建构世界的，而且在交往中不断地建构新的世界。当使用一种言语界定某一事物或人物时，本来没有实在东西的符号通过传播就有可能具备巨大的能量，在一定条件下，足以使我们曾经发出的诸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牢骚变成现实。如果人际间都认为某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在如此‘命名’的包围下，他也只能是人们所想象的人。交往中的言语不仅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也可能构成圈套，因为言语莫测的转化、替代、隐喻，会让人不知不觉地落入陷阱，有意无意地对接受者造成伤害。”
读着这段话，如日常口语一般晓畅充满生趣，而不是纯然学术语言的堆积。对学生而言，读起来会更有趣，理解起来就更自然一些。该书娓娓而谈，使之带有了一种人间的活气，与象牙塔中的文字是有所区别的。
该书作者陈力丹说过：“大学提倡写教材，教材的目的是普及某一学科的知识，就个人的感觉来说，比写作专著在精神上轻松多了，因为没有‘学科创新’的压力。但是真的写起来，如何把学术性颇强的知识变成学生能够懂得的东西，从行文到框架，都要进行反复的琢磨，也就是说，要求‘表述创新’。”⑤这本教材行文上与其他教材相比的独特之处，应该就是陈先生的这种编写教材的思路吧。
三、说出三分 十分垫底
教材对学生的吸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内容上来。“由于大众传播的显在影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大众传播学’先入为主，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其实，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人类的所有传播现象都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该书以这种“大传播”理念，扭转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传播学教材的编写套路。这种理念既是作者对传播学多年思考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传播学二十多年来的进步。在这种理念下，该书采用了较新的全面展示传播现象的架构，带给学生全新的阅读感受。
传播学是由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宣传学等多学科交叉中成长起来的“多栖型”⑥学科，其基本理论涉及人文领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内容。由于传播学首先由新闻学研究者引入，传播学往往成为新闻院校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相关的传播学论著和教材，多以新闻学为基础，以大众传播为重点，以拉斯韦尔开拓的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来架构著述体系。这与传播学的学科实际是不符的。大众传播虽然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传播行为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内在思维，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仅把传播理解为大众传播，传播的外延就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也会使人忽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传播的途径与内容。
该书在学派上是开放式的，没有框定在某人某种学说上，而是为学生思考传播现象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它没有按照传播过程的要素来安排章节，而是把传播的要素和类别等基础性的东西，在第一章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在第二章介绍传播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科背景，分别评述三个不同学派；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则是对传播的不同途径和类别进行分别阐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文艺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给予大体同等的关注。这样，对于初次接触传播学的大一大二学生来说，不会像以往一样，在心里就存了一种偏见，把传播学做狭隘的理解，从而有一种开阔的新思路。
在最后两章，该书又把各种不同的传播类别统一起来，介绍与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密切相关的传播的社会控制和媒介批评的一些内容。这样，使学生在对传播学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又能以批判的精神来面对无所不在的传播现象，特别是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这种框架安排是周到的，包含着作者对学生负责的精神。
架构上的改动，带来了内容上的拓展与延伸。为了使学生对传播学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印象，并形成历史性的认识，该书把传播学的形成与学派放在第二章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首先简明扼要介绍工业革命和城市的出现如何引发信息革命，以及这一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学科背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三个传播学派的划分。这种划分方式使传播学的源流显得更加清晰合理，而且引入了梅罗维茨、莱文森的观点，介绍了2006年去世并引起世界关注的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较新的研究成果，使该书又多了一重新颖。
表达浅显，框架宏大，并没有使该书流于浅陋。在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上，作者常常能够一语破的，道出精髓，教材的深度也就在这种似乎无心实则有意的点睛之语中得以凸显。如在介绍经验-功能学派的学术立场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该学派着重于效果取向的传播研究，拘泥于微观的心理和态度变化以及对行为的影响，是一种短期效果观。虽然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仰仗传播而维系，关注大众传媒在现代性的社会中的维系作用，但是这些观点却被后来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束缚在了功能主义的狭小圈子里。”这种评价是客观的，也是精到的，可以使初学者对以往较为推崇的经验学派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陈力丹说过：“教师的工作是向学生普及知识，常年做这样的工作，缺乏较深的研究基础，写出的教材很难提升水平。写普及类的东西，最好的情形是：说出的三分，有十分垫底。”⑦《传播学纲要》印证了先生自己的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注释：
①②马少华：《“界面友好”的〈传播学纲要〉》，
③《鲁迅全集》第3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9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3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49-02
传播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传入我国后，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新闻、文化、影视、广告等与传播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内不少大学的新闻学、广电编导、广播电视学等本科专业都陆续开设了《传播学概论》课程，而且基本都被列为专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当前很多高校开设的《传播学概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都面临诸多困难，亟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形式单一
传播学发源于欧美，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科渊源非常复杂。尤其是教师给学生所列的课外参考书目中那些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内容可能更加艰深晦涩。在一个学期32课时至多48学时的教学时间内，学生要识记并且区分和弄懂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难度较大，往往会有畏难情绪[1]。再加上一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授课形式，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困难重重，很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和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学生觉得课程枯燥无趣，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2.理论与实践脱节
当前各高校所采用的教材，大多都是西方20世纪早期和中后期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当时这些研究成果很经典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很多当代新媒体传播和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传播新现象、新方法和新技巧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却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很少提及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便此前的经典理论有些也很难适应和解释现在新型的传播形态，但是有的老师却基本照本宣科向学生讲授教材中的内容，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严重脱节，很难真正引起学生认真学习和钻研传播学理论的兴趣。
3.学生实践能力较差
与应用型大学设置的学生动手机会较多的实践实训类课程不同，《传播学概论》课程中涉及的理论知识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会重点介绍传播学奠基人、传播类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相关理论。由于《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性质是纯粹的理论课，没有安排实训实践课时，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花费时间讲授纯粹理论的时间很多，学生真正动手动脑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实践分析的训练机会基本没有，从而造成学生自己应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缺乏，很难真正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实际需要。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针对上述提到的《传播学概论》教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授课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解决呢？结合多年的《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以及近年来在本门课程改革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灵活运用教材
目前各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大都对传播学经典理论和案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梳理，教材内容非常扎实丰富。但是，今天的传播环境和传媒生态已和多年前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传播学重点研究的都是大众传播，当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形式不断涌现，微博、微信、QQ、自媒体……这些新的传播方式都广受年轻人的喜爱。教师如果对这些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媒介不了解不熟悉不使用，就无法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自媒体存在“把关人”吗？“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时代有无失效的可能[2]？这些问题教材上也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理论给予说明，甚至很少提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但学生却是每天都在面对和接触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因此，教师必须不拘泥于教材的既有内容，既忠实于教材又敢于有所突破，既结合教材中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又参考最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当下国内外热点的传播事件，为学生进行分析和讲解，才能让课堂教学生动有趣，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2.内容通俗易懂
传播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传播学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任课教师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娱乐时代的来临，学生往往注重感性的乐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认识问题容易流于表面或过于肤浅，所以，教师要灵活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比如，讲述大众传播理论内容时，可以尽量结合学生非常感兴趣又比较通俗易懂的影视作品和影视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既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又把基础理论、媒介分析、内容剖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知识，充分地向学生进行了传授，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选择热点传播事件的相关案例时，需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在关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同时，要适当兼顾杂志、电影等的传播实践，以丰富案例的来源，讲授不同媒体的特性；二是增加新媒体传播案例，借以反思大众传播模式在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热荨⑹艽者、传播效果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深刻变化[3]。
3.突出专业特色
传播学教学的理论性强，实践性更强，对于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可以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比如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课堂中对某条新闻或新闻栏目，运用传播学的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新闻中采访问题的设置、新闻受众群体分析、新闻传播的效果等问题，都会大量应用到传播学的基础知识。编导专业可把作品创作和传播学教学结合起来，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让学生们自己分析某部影视剧中的经典片断，学生就会深刻理解和领会到传播效果理论、传播方法和技巧、传播符号理论等的重要作用。然后，教师再根据传播理论结合视频作品对学生的分析给予中肯到位的点评和讲解，那么学生对于学习传播学的兴趣就会大大地增加。
4.借助多媒体教学
教师在进行传播学课程教学时，不应局限于单纯的理论讲授，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将传播学涉及到的现象直观的表现出来，并通过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思考和学习中。比如，借助互联网或智能手机，设置适当的课时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多种媒介的运用方式，让学生切身认识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与新媒体传播的不同、新媒体传播手段和方法的多元互动、媒体融合情况下受众心理的改变、“沉默的螺旋”理论为何在网络时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效等。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作品直观生动视听兼备的特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比如，播放一段拍客上传到网络的精彩视频，让学生分析其传播效果和对受众心理的影响等，以此增强学生对传播理知识的认知和使用能力[4]。
5.调整开课学期
一些高校将《传播学概论》课程开设在一年级，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因为学生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思考和学习能力基础都比较薄弱，面对《传播学概论》这些枯燥艰深的理论类课程，不少学生感觉学习难度非常大，学期末挂科的同学比例偏多。笔者在早前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后，及时给学院建议，将《传播学概论》课程由一年级调整到了三年级。这样，经过前两年的大学学习，学生的独立分析和学习能力都已经得到加强，将传播学理论与本专业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能力也已基本具备。课堂上教师对于传播学理论的讲授和适时引导，学生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就大大加强，觉得传播学有趣而有用的同学数量明显增多，自觉将课堂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的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加，教学效果和从前相比，得到极大的改善。期末考核时，挂科的同学数量大大减少甚至为零。
6.改革考核方式
不少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使用的都是传统的闭卷考试。笔者认为，闭卷考试应与其他考核方式相结合，尤其应加大实践考核分数的力度，教师可以把实践作业的分数加入期末考试的成绩中。同时，将平时成绩计算在期末的综合评分中，平时成绩可以由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的质量和态度、课后作业比如读书笔记等的完成情况以及上课时的出勤率等构成。经过如此改革，课程的考核就能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总之，在期末考核时，教师应避免仅凭一份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死板而机械的作法，选择某种或几种方式结合的形式，把综合成绩作为学生《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期末成绩，这样也更容易得到学生的接受和认可，学生学习的动力会大大增强。
三、结 语
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既注重理论建构又强调实践应用的学术领地，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教学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在社会和传播学动态的发展中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能增强教学实效，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1] 车南林.应用型本科教学背景下传播学课程转型与升级研究[J].科技传播，2016（2）.
[2] 周少四.传播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今传媒，2015（9）.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4
如何能够让学生对于一门枯燥、深奥的理论性课程提起兴趣并且理解它、学好它？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已经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要求，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学创新势在必行，在教学实践中，笔者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在此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 联系当前实际，诠释理论。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依据。传播学概论的基础理论对于其他新闻业务课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 传播学中包含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专业性理论，诸如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等。导致了学生们对于传播学该如何学习无所适从。理论的诠释方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教材中的案例与解释性资料往往已经过时，而且远离学生学习生活，没有时间上和地域上的接近性，让学生难以接近，自然难以提起兴趣。我们要改变这种传统教学，建议联系当前实际来诠释理论。最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当前的社会热点，都可以成为传播学理论的诠释材料与案例。这样，能够提起学生的兴趣，在有趣的案例中理解理论，能够使得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第二、 借助互联网，进行传播学理论的及时更新。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石，同时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理论也随之而得到发展与更新。由于一方面传播学来源于西方，另一方面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也就导致了我国传播学教科书中的许多理论已经过时，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与时代存在脱节。这就要求我们教学工作者，要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与时效性，进行传播学理论的及时更新。在教学中，除了对教材的经典传播学理论进行讲解，还应包括传播学理论的最新动态与走向，使得理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第三、 课堂形式的创新――提高互动性。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也是发挥学生个性与独特性的关键。传统的灌输方式是学生所厌恶的，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课堂教学，应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启发他们的自我独立思考。一、设置思考题。恰当的思考题设置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考，问题设置的时候要注意问题要“小”，过大的题目让人有畏难的情绪，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二、进行理论的讨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理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性，加深学生的理解。讨论式教学把教师与学生间单向的信息交流，转变为双向的信息交流方式，将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的汲取知识。理论的理解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三、可以尝试让学生来讲解理论，充分挖掘学生潜力。通过学生的讲解实践，可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增加对理论的印象与理解能力。
第四、 教学手段的创新――多媒体的运用。多媒体教学，已经普遍被高校运用。尤其运用到许多实践性课程中。而理论课程同样可以借助于多媒体。多媒体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图片、视频、音频、FLASH的插入，对于学生有着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在五彩缤纷的教学课件中学习理论，理解理论。在教学课件的制作中，要注意课件制作不是简单的黑板板书的电子版而已，而要注意体现趣味性、美观性、完整性。配合教师的讲解，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
第五、 注重学生的反馈。反馈是教师有效了解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学方法的有效途径，然而却被很多教师所忽视。教师往往持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忽视，或是无视了学生的信息反馈，使得在教学中不被学生认可却不自知，一意孤行，最后导致教学的失败。一，老师可以借助于网络这个平台来获取学生的反馈信息。比如可以通过电子邮箱，QQ群，共享空间等来了解学生的意见、建议。这种方式可以快速便捷地了解每个学生的反馈意见。二，也可以通过不记名的问卷调查来了解教学效果。这种方式则可以通过问卷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分析，获得学生的整体情况，从而有利于教师教学的调整，提高教学效果。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5
[摘要]：
传播学应当从传播学家的书斋、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天下普通老百姓的有力工具。只有把传播学解放之路的起点从“信息”、“符号”退回到人类为何需用传播的原发点“传播的基元”，点中普通老百姓理解传播学的“灵犀”，传播学才易于为广大民众所了解、掌握。
Abstract:Communicationshouldbeemancipatedfromthestudyandclassroomofcommunicationexperts,andbecomethepowerfulinstrumentofbenefitingthecommonpeopleacrosstheworld.Onlyifthejumping-offpointoftheemancipationpathofcommunication,hasbeenmovedfrom“information”and“symbol”backwardstotheoriginthatthereasonwhyhumanbeingneedscommunication,whichiscalled“thebasicelementofcommunication”,constitutedthe“resonance”forcommonpeople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coulditbeeasierforthebroadmassesofpeopletoknowandmasterthissubject.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emancipationpaththebasicelementofcommunication
一，背景与目的
培根说：“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曾掀起“围湖造田”、“毁林开垦”的热潮，自从生态学中的基本理念、环保意识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以后，又兴起了一个“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的风尚。科学发展史上许多触目惊心的史实告诉我们，一门科学能否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取决于是否争取到大众对本学科的充分了解和特别重视。传播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也取决于它是否为最广大的社会民众所了解、欢迎。那么，从人类传播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传播学是否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呢？
2003年暑期，我对党政干部、工程师、企业家、大学生、商人、市民、工人、农民、警察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有93%的调查对象不知道传播、传播学。在回答知道的7%的调查对象中，我进一步问：“传播、传播学对你有用吗？”除1人能说出部分用处外，其余都答不上来，有一调查对象甚至反问道：“传播、传播学又不是锅、铲、水果刀，我拿它干什么？”。
可见，社会大众对传播、传播学还不甚了解。
那么，影响社会大众不甚了解传播、传播学的原因是什么？要把传播学从传播学家的书斋或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老百姓的有力工具，首先应从哪里着手呢？
这就是本文要考察、探索这一问题的原由和目的，下面报告考察、探索的结果，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二，传播的基元
这几年考察发现，影响社会大众不甚了解传播、传播学的原因很多，这里只交待其中最重要也是首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于我们解释传播时，没有从传播的基元出发。
什么是传播的基元？就是人类元初传播之所以发生的那个根据，即人类元初的传播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
人，作为社会的人，必须相互结成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相互依靠，相互帮助，才可能生存，才可能发展。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其前提就是相互要交流思想感情。一个人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同情、支持、帮助、协作、配合，前提就是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需要、愿望、想法之类的思想感情，而人的思想感情隐蔽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呢？聪明的人类想出的办法就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号来指代或描述头脑中的看不见摸索不着的思想感情。如果嫌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法不准确，改为更确切的说法就是，用感觉器官可感触得到的符号来指代或描述头脑中的看不见摸索不着的思想感情。如示意图：
图中的“传受双方的共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传者在使用什么符号来指代自己脑子中的某一思想感情，必须要与受传者事前有个共识，否则，传者使用了某一符号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受传者。《儒林外史》描写过一个名叫严监生的人物，临死时脑中有个想法，但说不出话来，只好伸着两个手指作为符号来指代他那一刻的思想。但“两个手指”这一符号指代什么思想，在场的几个与他对此符号没有共识的人都不知其意，一个接着一个猜问。他哥哥的大儿子说：“二叔，是不是你还想见两个亲人？”，他听了吃力地摇头；他哥哥的二儿子说：“二叔，您是不是还有两罐银子埋在哪儿？”他听后瞪了一眼；抱着小孩的奶妈说：“老爷，您是不是想见孩子的两个舅舅？”他也是摇头；他的夫人赵氏揩着泪说：“他爷，他们说的都不相干，您就是为那个燃着两根灯草的油灯费油不放心。我去拨掉一根就是了。”赵氏过去拨掉一根灯草，严监生见自己的想法通过两个手指这个符号被夫人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才将手放下，头一搭，放心地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说明两个道理：
①，任何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必须用别人感觉器官感触得到的符号来指代和描述；
②，传者要让受传者明白他使用的符号指代他头脑中的什么思想感情，事先要在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上，与受传者达成共识。
这两个道理就是元初传播发生的根据，就是人类元初传播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的基元。这基元，是广大民众甚至文盲、半文盲的民众理解什么是传播，为什么需要传播的“灵犀”。
如果从传播的基元出发，点一下这个“灵犀”，普通老百姓就会理解什么是传播。在一次乘坐三轮车时，车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研究传播的。他提高嗓门：“研究传播，传播是啥子（什么）东西？”我从传播的基元出发给他一解释，他释然地直点头：“我懂了，我懂了，原来传播是让人相互了解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妙法，我们平常向别说活就是在用听得见的声音符号向别人表达我们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给亲人写信就是用文字符号向亲人表达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这样说来，我们活在世上，人人都离不开传播，人人都得传播。照老师的说法，表达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啥（什么）话，写啥（什么）字，都有章法，不得乱用。呵，看来，这门学问有用、有用，我们这些卖力的粗人也得好好学一学啊。”
三，悬糊的理论及其阐释
为什么从传播的基元出发去解释“传播”连三轮车夫都会豁然开朗，而前面所述调查中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工程师、大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却不十分理解流行的传播概念呢？
这正是传播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引进到中国以来所呈现的一个奇怪而又必须说明白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必须说明白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是关乎传播学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传播就是人们使用感觉器官可感触得到的与别人已有共识的符号，相互间传达、交流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活动。这样表述的“传播”之所以让人很容易明白，是由于这个“传播”不是悬空的，而是与人们传播实践活动血肉相联，是从人们的传播际出发、从人类之所以产生传播的原发点出发的。这个原发点就是，传播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由于思想感情隐蔽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生出用可感知的“符号”、“信息”来指代它的需要。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是根，是因，是出发点，“符号”、“信息”是“根”上生出来的“芽”，“因”上结出的“果”，是从出发点上路后的第一个站点而不是始发站。“传播”的流行解释之所以让人胡涂，就在于既不管“符号”、“信息”是“根”还是“芽”，更不问这“符号”、“信息”是“因”还是“果”，便轻率、冒失地以“符号”、“信息”为传播的基点、始发点来解释传播，结果，人们听了这种解释后还是不明白生成传播之因：为什么会发生传播；不明白传播的根：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不明白“传播”、“符号”、“信息”与人类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什么作用。而且，撇开“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这个根，把“符号”、“信息”作为解释传播的基点、立足点、出发点，不仅增加了说明传播含义的困难，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特别是增加了广大民众理解传播含义的困难。
例如，被我国传播学界推崇为“传播学集大成者”、“传播学宗师”威尔伯•施拉姆，在其《传播学概论》一书的第一章的“传播的含义”这一节里，先从communicationr的多种含义谈起，引言竟花了15。4%的篇幅。接着再拿61。5%的篇幅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之后才涉及这一节的主题，说，传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至于哪些东西带有信息？除了“言词”之外，施氏例举了“一个手势”、“一个接吻”等一大堆“都携带着信息”的事物。他为了要读者注意传播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竟用了16。4%的篇幅。在引用了金斯利•戴维斯的话后说：在传播关系中，人们总是带着“第三只耳朵”倾听的。接着就强调，无论传播关系“顺当”与“不顺当”，都会起“作用”：“使我们能够在头脑中构成印象观察我们的环境和指导我们的行为”。①由于施氏在这里把传播的含义立足在“共享信息”上而不是立足在“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上，脚不着人们现实传播的实地，悬空，决定了他说不清楚“传播的含义”，只好东拉西扯，越说越让人糊涂。可是长期以来，这段毫无条理，逻辑不连贯的关于“传播含义”的论述却被奉为经典，当着“皇帝的新衣”来赞美。面对这样的论述，随着传播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已到了该说老实话的时候了。
立足于“信息”来说明传播含义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那么，立足于“符号”呢？
例如，美国学者B•贝雷尔森说：“所谓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主要媒介。。。。。。所进行的符号的传递。”②对于普通读者，特别是广大民众读者看了这个定义不但不会明白什么是传播，反而更糊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要传递符号？与我们的生活、生存、发展有什么关系？我们离不离得开传播？。。。。。。等等，也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顺便指出一点：B•贝雷尔森在这里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他在定义项里使用了包含被定义项的概念）。
可喜的是，国内有学者近乎脚踏实地的指出：“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转换成语言、音声、文字或其它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受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③说这一解释“近乎脚踏实地”是鉴于：一方面指出“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过程”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两个不足。不足之一是没有用“隐蔽的思想感情”而用“意义”，这就突不出“隐蔽性”、“不可感触性”，也未突出“符号”的可感触性。人类之所以需要传播是因思想感情的隐蔽性，才产生了使用可感触的符号来指代、描述的传播行为。思想感情的隐蔽性与可感触的符号的使用，是我们解释传播时不可忽略的两个特性。忽略了这两个特性，我们就说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借助符号来传播，广大民众也难于明白人类为什么要传播，如何传播的道理；不足之二是只说“信息接受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没有交待受传者是“按传受双方对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的共识”来理解“传来的符号”的意义的。因为，缺了“传受双方对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达成的共识”，受传者是不可能理解“传来的符号”的“意义”的，正像普通人不能理解敌国间谍传来的密电码是什么“意义”一样。
不仅离开传播的基元我们说不明白传播为何发生、如何发生的道理，而且，离开了传播的基元，符号学家也说不明白符号为何发生的道理。请看，被称为符号学之父的皮尔斯的符号理论：
这位符号学之父皮尔斯是这样解释他的符号模式的：“符号对某一个人而言，在某种情况或条件下，代表着某种事物。它向某人表达，也就是在该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同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更精致的符号。该人所创造的这个符号称之为原先符号的（解释义）。这个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即指涉物。”④
请看，这个模式及其解释由于没有从传播的基元出发，没有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人类为什么要用符号？人类拿符号来干什么？人类是怎么使用符号来相互传达、交流自己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
三，小结
上面我们把从传播的基元出发解释“传播”与从信息、符号出发来解释“传播”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我们看到：
一，从传播的基元出来解释“传播”，点中了亿万民众理解“传播”的“灵犀”，使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传播”是怎么回事以及“传播”与他们的血肉关系，因而容易引发他们关注、重视、学习、掌握传播学知识，这就容易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老百姓的有力工具；
二，现在流行于传播学著作中的那种做法，基于或立足于“信息”、“符号”来解释“传播”，那就把“传播”悬空起来，不着实地，脱离民众的传播实践，很难把“传播”的机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受众也越来越糊涂，不利于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普及到民众去。
三，要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民众的有力工具，首先，就必须从传播的基元出发来解释“传播”，而不应从信息、符号出发来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②，引自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6
传播,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活动和过程;意义的生产与交流,是传播学的内在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就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意义构建关注较少。"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是美国自19世纪以来对"传播"的认识的两大主要倾向,而其中传递观的研究又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传递",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就目前传播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对而言,较多地展开的也是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对建基于信息流动基础之上的意义生产活动关注较少。反观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其富于解放性内涵的意义观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开启一种立意高远、视角开阔的意义研究,而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当前传播情境的改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传播学意义研究,它呼唤以一种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建设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情境。
(一)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无限
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既提示了一种编码方式,也提示了一种解码方式,即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编码还是在解码运动中都应打破意义的牢笼,避免各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抑制意义自由、思维自由。编码过程亦即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种‘延异',即‘产生差异的差异'。这种‘延异'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没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为这种运动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标准,也没有此后的确定不移的目的和发展方向,更没有在现时表现中所必须采取的独一无二的内容和形式"。因而在传播活动的编码过程中要正视"延异"的这种特性,避免走入追求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标准和固定的绝对化的误区。另一方面,在解码过程即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德里达说:"没有一种自在的、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对存在和世界的阐释,阐释并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壳下找出一种完整的、固定不变的意义"。按照传统阐释学的观点,阐释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并使之绝对化和标准化,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歧义性、多意性和不确定性。如此阐释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来观照显然带有狭隘的非正义性:阐释文本的重点并非发现原文本所谓的完整、固定的意义,而是使作者及其历史条件获得重生,使文本的书写过程在被阅读和阐释的差异化中复活。
解构的原则启发我们改变并且放弃追求一种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自我封闭的做法,复活意义的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无论在编码还是解码运动中都应避免将无限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给出,或是将某种有限夸大、抬高成无限。这里必须澄清的是,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而是要反对意义的僵化,承认并且正视意义处于永恒的运动过程中,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生长的过程: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样一种对意义的哲学认知有助于从根本上极大地提升传播活动以及相应的传播学研究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对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能够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运动所体现出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持更宽容的态度,尊重意义的多元化,而且可以使我们不再视意义的不断更新变化(例如时下流行的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如洪水猛兽。因为解构的原则使我们看到了意义天然地是敞开的,处于无限流动和不断的生成中,这是不可抵挡、无法变更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意义的历史性变化,容许意义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堵截。
(二)复活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
意义是基于对象的解释和思想。在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看来,既然没有一个本源性的意义,本文便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阐释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着原文本留下的一系列踪迹,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创造新文本。或者说,阐释者对原有的踪迹进行主观性的增补,生成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始终都是构建性的,打上了他们各自特定的精神性情、主观志趣的烙印,因而是独一无二的。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意义的构建具有个体性、精神性特征。同一个信息或者说同一个踪迹极有可能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引发不同的主观替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已经融进了解构主义传播学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反观目前正统的传播学领域,主流传播学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到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虽然十分重视受众研究,但在其实证研究模式中,受众只是被简单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沦为没有个性差异的可以进行统计测量的存在"。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主流传播学中,受众是以非个体性、非精神性的形象出现的;受众概念的非个体性与非精神性是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本视野。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受众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改观,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方法的转换,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没有在主流传播学那里获得独立的品格。
个体性与精神性既是人类个体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化科学存在的基础,更是人类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变化发展的动力学基础。丧失了对个体性、精神性的关切,就不成其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传播学是一门文化科学,是人的科学,是精神科学,也就应该是一种进行个性探索的科学。这就意味着,传播活动中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应当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视野。但是,主流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却将重心置于外在客观性,根本上不理解个体性与精神性的人文价值与学科意义,正在使传播学日益偏离文化科学的轨道。在此语境中,解构主义传播学方法论再次凸现了它的价值,它对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的关注有助于弥补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片面倚重外在客观性的缺陷,使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融进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从而使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进行个性探索的文化科学、一门人的科学。
(三)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建设包容多元化体验的传播情境
解构主义是一种破除一切中心话语的态度,它要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态,还原多元化。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在那里,"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种二元对立构成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由于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整个哲学传统在意义深处与同一的压迫和集权主义沆瀣一气。解构主义则体现出非凡的气度,因为它是根据他者面孔的绝对先在性而得到把握的。解构主义看重的是差异与多元,而非矛盾与对立,中心主义在解构主义看来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因为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差异是无止境的;意义零乱、松散,没有中心本源并且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踪迹只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没有终极的意义;替补更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那些貌似不容置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基本概念和绝对真理其实都是空虚软弱、站不住脚的。因此,通过森严的等级结构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就是不可能的,只能人为地造成某种压迫情境。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介入,瓦解人为的等级结构,消解虚假设定的中心,对不能被还原之物说"是",从而修复正义。
以解构的视角观察当前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凸显了某种中心、霸权。最突出的便是男性／女性、西方／东方、大众传媒／受众视角的二元对立,其中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大众传媒中心主义的霸权,对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东方、受众造成了压抑。传播的目的是促进意义在人群中的交流与沟通,而在现实的传播情境中这种交流与沟通却由于没有正确地对待他者而畸变为某种压迫与暴力。霸权挤压差异,传播因此成为非正义的。同时大众传播本身也隐含着大众传媒的暴力。信息单向地由大众传媒流向大众,这种单向传播模式赋予了大众传媒霸权地位。虽然近年来随着新媒介的兴起,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受到冲击,受众的传播权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大众传媒仍然占据着大众传播的中心地位,大众仍然是失语的一方。因此,取消传播场域中的二元对立结构,破除种种导致压迫的中心主义,从而营造一个平等、公正、多元的交流情境,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传播学课题。因为只有消解二元对立结构、取消"中心"的暴力,才能实现传播的正义。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尊重差异成为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共识,明确"交流是差异的舞蹈任何交流的成就,都是差异的和谐乐章",从而使与他者的关系体现出正义;同时,改善人们的媒介近用权,保障人们的传播权利,或者说,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说,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展现了能够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没有压迫的理想的传播交流情境,它可以引领我们去除目前传播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霸权,推动传播之正义的实现。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