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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1
1 认知建构主义和发现式教学的内涵
认知（cognition）是人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的过程。认知建构主义的学习观首先是对环境的重视，即情境性：知识并不是脱离活动情境抽象地存在，知识只有通过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活动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其次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即互动性：学习任务是通过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沟通交流、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完成的。同时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对学生原有经验的重视。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这些经验。
发现式教学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的阿道尔夫·第斯多惠提出：“科学知识是不应该传授给学生的，而应当引导学生去发现它们，独立地掌握它们。”其后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也有相同论断，认为：“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个人发展的过程，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从理论角度诠释，发现式教学的思想指导基于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主动建构自身的学习和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学习者以自身为主体，以自己原有的认知为基础去探索外界知识，并伴随着对原有知识体系的丰富和修正。而发现式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就是强调的以学生为主，指引其积极主动“发现”新知识，感悟新理论。本文将从认知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对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2 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探析
2.1 “情境”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认知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认知行为都是在一定活动情境中进行的，无法脱离特定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现式教学要求学生有充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者的学校和教师就要创造和学习有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正确的探索性思想活动。
无论是实物、模型、音乐还是语言描述等情境模式，首要的是情境的轻松愉悦可接受性和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并不一定指客观实在，其真正内涵在于基于建构主义“图示”概念，教育者所提供的“情境”能够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对事物的知觉理解和思维方式较为完美的契合，以助于学生对新知识、新刺激的同化，达到理解上的真实，而非左耳入右耳出。
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的“情境”，一种是存在于实践性教学中，如新闻摄影中的实践操作，报刊媒体和具体新闻的分析，自己动手撰写新闻稿、编撰刊物等等。这些是从属于新闻实务方面，但在提升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主义的理论素养方面，“情境”应用并不理想，仍存在“灌堂式”的行为主义学习。新闻传播理论性课程并不枯燥，枯燥的只是教师营造出的并被学生所感触的学习情境枯燥。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课前准备，借用超媒体、多媒体等手段营造直观的情境，如用历史事件的影音资料和解释新闻理念的典型案例实物图片加深思维刺激、加深印象、引发思考；用新闻理论的组织结构图，给学生以思维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情境从来都是直观手段和语言描绘相结合的，教师良好、恰当的语言描述能够提升感知的效应。情境的好处在于形象、生动、便于理解，更在于知识的不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上面，而存在于鲜活的情境、事例上，让学生自己于情境中总结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传播理念在旧有图示的同化过程中更容易达到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
2.2 “互动”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
互动式教学，就是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新闻传播发现式教学中，互动式教学可以采用换位的方法进行，即首先由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即建构主义中的旧有图示），自己进行新知识、新理念的融合、同化，这个同化的时间不能过长，在学生已有大概新知识印象的前提下，在课堂上开展互动交流，让不同的理解和理解方式进行碰撞，让学生发现碰撞的异同点、优劣点并产生趋同一致的理念图示。此过程要有教师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最终导向正确的课堂知识。
2.3 充分利用信息化社会中学生故有的新闻传播经验。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高等学府的学生对于网络、媒体等传播媒介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潜移默化中就具有了自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图示。仅以08年南京师范大学高山冰对江苏数所高校大学生媒介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每天花在报纸杂志上的时间为42分钟、广播30分钟、电视95分钟、互联网131分钟。”这表明，一方面，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在课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丰富的媒介传播经验，甚至可以说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已经亲身参与到了信息传播过程当中。这在教学当中，其优势是学生很容易联系自己的经验图示和书本上的知识内容，更好的进行知识的发现之旅。
3 重视发现式教学中教师的作用
发现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自发式的知识探索。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发”带来的另一个定义，“盲目”。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认知理论上说，它反映了客观的差异性。认知建构主义所揭示的学生在传播学上的旧有图示则加剧了这种差异性，因此，发现式教学中不能忽视教师的角色。根据建构主义观点，师生之间是一种交往和共同创造意义的关系，是一种“你——我”关系。教师要积极创建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并且作为学生的指导者、交流者和合作者，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启迪学生的思维。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加以引导，在学习的阶段性时期加以解释和拓展，在学习终了加以总结与评价。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综上所述，认知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发现式教学是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前提，努力做好新旧经验融合，建构新的传播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在恰当的、易于接受的学习情境中，通过开展独立探讨、知识的互助交流、互动式教学，产生知识的碰撞、融合，在教师角色的指引下，由学生自己建立起新的传播经验图示，实现由抽象知识到科学概念的转变。（说明：本论文为衡水学院教改课题成果论文之一，课题编号jg2010012）
参考文献
1 姚勤华．温特建构主义哲学观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 （5）
2 温彭年等．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改革.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5）
3 鲁锋．浅谈对“发现式教学法”的几点思考.数学学习与研究：教研版，2010（17）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科学文化；传播模式；创新；微平台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3-0038-02
随着3G、4G网络和Wifi 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以苹果、三星手机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以App为代表的应用服务的爆发，移动互联网成为了人类文明传播发展的新载体。根据中国移动互联网有关报告[1]数据统计，目前手机网民已达3.88亿，占网民总体的72.1%，迎来了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期，为科学文化传播模式的创新带来了无限可能。因此，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创新科学文化传播模式，搭建先进有效的科学文化传播平台，更好地推进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是十分有益的。
1 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特点
1.1 随时随地性
在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前，丰富的信息都是通过PC端来实现传播和共享的，限制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空间性；而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社交化的基础上将传统的PC端方式做了位移，消除了时空维度对信息传播的限制[2]，实现了传播的随时性、随地性。与其他媒体相比，移动互联网信息与信息接收之间的时间之差更小，不仅可以实时获得信息，同时也可以实时向别人传递信息。
1.2 分享互动性
移动互联网不但缩短了信息流程和时间，而且与社交较好地形成融合，激发了移动端用户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人们可以通过主动参与和互动，将需求和答案反馈给信息者；也可以通过分享功能，将自己获得的和原创性的信息在有限的范围内传递，比如说微信的朋友圈功能等。
1.3 个性化定制
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往往只能实现某种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影像等千遍一律的表现形态，而且用户对于信息的筛选、接收和范围也很被动。而移动互联网是真正能够与用户建立起联系，让用户自己筛选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产品类型和服务内容。例如手机报和电子书的订阅以及微信的公众账号，都把选择权交给了用户。
2 科学文化传播的内涵
所谓科学文化是指以自然界为指向，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3]。科学不仅作为一种专门知识, 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在全社会传播和互动, 是科学与人文的交流过程, 同时也是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与以往的科学普及相比，科学文化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内涵，讲究的是科学与公众的相互互动: 一方面继续延续科学普及，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 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融合文化元素于科学中，提升科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公众可以通过其对科学社会作用的合理评价,通过积极主动地创作和传播科普内容，参与到科学文化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来。
3 科学文化传播的新模式和新渠道
移动互联网不但能将便捷有趣的科学文化内容传播给公众，而且可以让公众获得更为人性化的互动参与方式，不断涌现出新的科学文化传播模式和渠道。
3.1 手机“四信”渠道
短信是移动互联网让人们最早接受的方式之一，因其具有同发群发、送达效率高等优势可为科学文化传播服务开辟新的途径，同时短信的低价收费也让人们通过短信回复、转发等功能主动参与到科学文化传播中去。随后出现的彩信、飞信甚至是现下最流行的微信更是拓展了短信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不但能将图片、声音等多种媒体格式的科普信息传递给公众，公众也可以将原创作品或者内容分享给好友以及朋友圈里，通过这种实时传播、逐层渗透、人人参与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公众获取知识的欲望，还可以为科学传播贡献一己之力。我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开通的 “中科院之声”官方微信，利用其智力资源优势，通过这种网络交互的新传播方式解读社会关切的科学热点，达到传播科学文化服务公众的目的。
3.2 移动社交网络模式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当前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从之前的论坛（BBS）、科学博客再到如今的Facebook、Twitter、微博、说说[5]，都让每个人成了科学传播的主人，把科学文化传播变为了一种更加民主和主动的言论广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传感网技术的应用，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来访问社交网络逐渐成为主流。这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致力于向公众倡导科技理念、传播科技文化的果壳网[6]。依靠微博这一新载体，果壳网得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结合自身特长，不仅解答粉丝的科学疑问，还积极对网络中的谣言进行打击，开创了用微博进行科学文化传播的新模式。
3.3 “三微”视觉化平台
与由文字、图片等简单组合而成的科学作品相比，公众更愿意接受有丰富情节、视觉效果佳的视觉化作品。在传统的作品基础上，制作短小精悍、贴近公众生活而富含科普教育意义的微电视、微视频和微电影，并通过移动视频分享网站、公交移动车载电视等渠道传播和分享，可谓是对传统科普作品的补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文化传播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不但受科学传播主体者欢迎，创办制作《身边的科学》、《土豆寻毒记》、《禽流感》等公众喜欢的微视频，不少民间的科学达人也喜欢用这种模式创作和分享个人作品，拉近与科学的距离。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科学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更多地挖掘传播新模式为公众提供科学文化服务将是未来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2013-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Z].百度百科.
[2]谢峰.移动互联网传播媒介属性特征[J]./yidongxiefeng.
[3]张玉玲.科学文化: 当代中国科学传播的核心内容[J].河南大学学报，2005(35):123-126.
[4]周荣庭，何登健，等.参与式科普：一种全新的网络科普样式[J]. 科普研究，2011(1)：11-14.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新闻教育;新闻学;传播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
一、不同语境中的相同话题
“传播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义的新闻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话语。三十年来,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传统的“新闻学”平起平坐,甚至对新闻学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围绕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学科之争近三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曾经作为“文学”附庸的“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时的名目已经不再是“新闻学”,而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由于传播学的存在,全国有数百所高校的原新闻系更名为“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仅此已足以表明传播学对新闻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之大。
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之争、地位之辨就已经开始。这一语境中的“新闻学”是指狭义的新闻学。而这一语境中的传播学则是中国学界彼时从西方拿来的传播学。
彼时的争论是站在建设传播学的立场来厘清学科边界。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正本清源、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中就在题为《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的介绍性文章中开始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既有着血缘的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1]作为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早期话题,这一讨论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早在1988年,在国人编著的第一本国内传播学教材中,作者认为:“传播学既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新闻学,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新闻学。”[2] “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3]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学与新闻学各自独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闻学的继承与发展和传播学引入与探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存在着血缘关系,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发展,是新闻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报学、新闻学)[5]。张国良教授在《传播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学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众传播学由新闻学演变而成,因此,又认为 “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6]。
在这些早期论争的焦点,即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之外,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在探讨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学科层面的传播学会否取代新闻学,但并没有进入到价值和内涵的层次,即传播学究竟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内涵层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却似乎成了新闻教育领域中绕不过去、至今也尚未跨越过去的话题。学界对新闻教育的反思,仍然倾向于“接着说”。近三十年来,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可谓林林总总[7],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时,也依然倾向于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说起。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反思我国新闻教育的名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仍一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2001李希光教授题为《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的文章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提出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中”,新闻学正在被传播学一统天下,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组合是“抽烟与肺病的重组”。[8]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斯•凯里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同样将美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的介入,就传播学对于新闻教育的意义提出质疑。[9]该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客观上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之争推波助澜,甚至使该话题的焦点演变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权力之争。
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一话题下,无论是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还是问题讨论的深层目的、各种话语的言外之意,其实大相径庭。如果说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中,曾经的焦点是传播学的引进将会对新闻学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之后,同一话语讨论的其实已经不是曾经的话题。在论争的出发点方面,曾经的论题出自对传播学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论争则是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面对的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困境;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既有助学科“跑马圈地”之嫌,也是面对学科未来的展望,晚近的论争则是面对现实、回顾历史的反思;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是为了证明“拿来”“西学”的名正言顺,那么,晚近的论争则是对“拿来”后效的一次评估;在论争的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论争中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论争语境中,传播学却成为伤害新闻学优良传统的罪魁。
如果认同这些实质上的差异,那么,当我们在狭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论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时,就不应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论争思路“接着说”,甚至对于曾经的言说方式也应作出重新审视。在反思中国新闻教育的成败得失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站在中国新闻教育的立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传播学的“入侵”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具有怎样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蚀”传统的新闻教育的?
二、传播学话语与误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教育在取得了规模、数量的繁荣的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认识是多元的。
就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李希光教授的观点是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的偏离:“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10]詹姆斯•凯里认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传播学对新闻教育的控制所导致的新闻学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则的丧失:“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11]显然,中外学者对于新闻教育困境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前者担忧的是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实践能力的忽视,后者担忧的是新闻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应该说,这些的确都是中外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如果能够深入到内涵的层面,或许对新闻教育的种种担忧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不仅正渐渐与现实脱节,更为糟糕的是,它正渐渐脱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尽管公众仍然通过阅读记者的新闻报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医学和教育的最新发展,但是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被教授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12]詹姆斯•凯里相信,“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13]无论是李希光教授对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挞伐,还是詹姆斯•凯里对新闻教育理想的憧憬,都体现出某种深刻的片面性,其语言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与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们的叙事话语却是值得深思的。两者均将矛头对准了传播学,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样的叙述策略。值得反思的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种种讨论最后都指向了传播学?造成中国新闻教育困境的主因是“传播学”吗?在不同的语境中,“传播学”话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透过种种对传播学的诘难,不难发现,指说的对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传播学,后者则将传播学视为伤害新闻自由的控制的科学。前者批判的是传播学作为抽象理论对新闻教育实践性的伤害,后者批判的是作为控制的科学对新闻学的民主等基本原则的伤害。作为靶子的传播学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只关注技巧而忽略价值内涵的、非人文的、服务于利益集团的、以操控为目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并给新闻教育种下恶果。对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黄旦教授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14]再向上回溯,对传播学的种种诘难是真的命题吗?
在学术论争中,为了彰显己方观点而树立一尊理论的稻草人作为对立面是常见的做法。在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传播学似乎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化的理论稻草人。作为一个理论稻草人而存在的传播学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变形的,甚至可能会是被抽空了内涵的空壳而已。试问,在反思新闻教育的特定语境下,种种有关传播学的话语讲述的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已成显学的“传播学”吗?只要对中外学术思想史稍作研究便会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种既脱离社会现实又脱离新闻实践的抽象的理论、一门服务于利益集团、以控制为使命、与民主理想相背离的控制科学都不是“那一个”传播学。对传播学的武断显然未能体现学术的严谨。准确地说,“传播学”在反思新闻教育的语境中只是一个符号。作为新闻教育的批判话语而存在的“传播学”已经远离了传播学本身,而被异化为二元思维模式下的“新闻学”的对立面。
潘忠党教授认为詹姆斯•凯里“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15]他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凯里扣上反对传播学的帽子,在凯里的视野中,存在着多个传播学。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凯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论及与其共享着某些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凯里并没有采用在“在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传播学’”。他认为,通过对凯里思想脉络的解读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16]由此看来,在凯里的观点中,此传播非彼传播。
但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还是导致了误读,不仅对传播学造成了误读,也对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误读。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新闻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转向了技术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之争。这才是关于新闻教育的种种反思过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问题。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是对传播学的误读。历史地看,传播学最初是以拓展学术领域的姿态而不是以攻击或取而代之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的高等学院新闻教育领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取代。从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说,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彼此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学本身是多元的、开放的、发展的,实际上,也许还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传播学。即使勉强地称其为传播学,那么,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传播学。有理论传播学,也有应用传播学。公关、广告、组织传播等不能等同于传播学。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等,都是传播学。这些传播理论有不同的渊源、目标、方向、路径。凯里所反对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派是不能代表传播学的全部内涵的。按照潘忠党教授对凯里的解读,凯里并没有误读传播学,而是我们误读了凯里。因为,凯里批评“传播学”是有特定的美式语境的。凯里的“传播学”并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以中国视角看传播学,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国主流学派的“传播学”?什么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的真实全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是指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应用传播学的关系吗?
实际上,对“传播学”的误读也必然导致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读。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传播学去与新闻学的理想原则相对,新闻学能够获得的除了再次证明新闻学理想本来就拥有的崇高与伟大,还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吗?“新闻学科的内涵扩容,是保障与推动新闻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17]对传播学的误读,显然使得新闻学似乎变成了一个固定成型的、自我丰足的体系,即使对狭义的传统的新闻学来说,理论发展也是必由之路。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也造成了对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的的误读。詹姆斯•凯里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担忧之所以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响,无疑是由于美国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新闻教育中也存在着。但是,国人更为关注的似乎是凯里话语中的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广告等应用传播学科以及与媒体的关系,而不是新闻教育中轻视新闻理想、伦理准则的现实困境。当我们热衷于争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的问题时,实际上选择性地忽略了问题提出者对新闻教育缺失内涵和价值教育的担忧,也就远离了新闻教育的真正困境。问题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对问题核心的偏离。也许,在中国语境中,当务之急要问的不是新闻教育是要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诺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属领域的一座高峰,在广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他们都应该成为人才培养的目标。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埃德加•斯诺?是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指向了威尔伯•施拉姆吗?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脱离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的。将新闻教育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其结果只是使得对新闻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领域,阻碍了对更深层次的内因的追寻。
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还可能会遮蔽新闻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长期困扰新闻教育的“新闻无学”问题。传播学确曾提升新闻学的合法性,暂时缓解了学院派对“新闻无学”的指责。然而,中外新闻教育实践似乎已经从不同角度证明传播学,尤其是主流传播学并不是解决新闻学“无学”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新闻学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新闻学未能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是传播学的错吗?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传播学不仅不与新闻学相互对立,也不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对立。作为与新闻学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新闻学的另一门学科,传播学显然并不能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需要反思的传播学
超越话语,作为一门已成显学的传播学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站在传播学的立场,无论是误读还是切中肯綮的批评,遭遇批判对于传播学自身也许正是在反思中发展的机遇。
反思中国的新闻教育,传播学的确是影响了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对传播学提出的批评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将传播学看作是抽象的理论,有的又将传播学看作是执着于信息处理的技巧,不过,这些观点却都清晰地表明他们所指向的是最早引进中国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这一点,中国学者与詹姆斯•凯里是相同的。这一点正是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最值得反思之处。为什么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只意味着美国的主流传播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一直在拓展着研究的疆界,充实着自身的内涵。近几十年来,不同学派的观点在“传播学”的名下不断地碰撞和激荡着,使得传播学的学术园地日渐丰饶。以市场导向和行政导向为特征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与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解放为终极关怀的欧洲批判学派共存于传播学的学术园地,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传播学景观。然而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是多元的,但在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其形象仍然是单薄的,属于美国主流学派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传播学派被引进中国,其后并逐渐在中国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对于这一点,当然有历史的背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但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独立性的要求。”[18]因此,尽管在1983年出版的《传播学》(简介)中就已经介绍了欧洲批判学派,但在其后传播学的引进实践中,久未得到响应。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作为发展的表征,“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19]由此可见,中国的传播学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主流传播学的介绍和影响仍是主流。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这一特征在我们面对詹姆斯•凯里时显出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当凯里批判以科学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服务体制为导向的主流传播学时,我们骤然发现,中国学界二十多年来所学习的甚至亦步亦趋的不正是凯里所批判的东西吗?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传播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将传播学仅仅视为一门控制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却是中国语境中对传播学的主导性解读。因此,当我们指出凯里理论视野上的偏颇时,也只能低声嘀咕一句:“除了主流传播学,还有批判学派呢!”因为,在中国的传播学体系中,批判学派或者其他学派也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本应对西方传播学采取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面对西学东渐,我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立场,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结果就变成了邯郸学步。而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得我们面对凯里的当头棒喝时,也不愿直面问题的关键,进入到新闻教育的内涵领域,而是回避了问题的锋芒并将其化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的学科关系问题。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共同的问题,因此,在新闻教育借“传播学”话语反思自身的同时,传播学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释:
[1]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3]芮必峰:《传播学•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 1期。
[41]吴文虎:《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5]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7]董天策:《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9]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11]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0页。
[12]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5期,第31页。
[13]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14]李晓静、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新浪传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党:《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转引自《紫金网》。
[16]同上。
[17]丁淦林:《新闻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回顾新闻教育从危机到繁荣的历程》,《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第67页。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4
一、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面对新的形势，目前的传播学本科教学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结如下：教学深度难以把握；理论教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学而无用”；教学与学术研究分离导致学科发展缓慢。
首先，教学深度难以把握。一般的院校在专业设置上都把传播学作为理论基础课程，安排在第一或者第二学期，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刚刚入学的学生来说，很难在入学之初就对这个专业有一定了解，甚至有的学生反映“不知道要学什么？”。因为这个学科需要一定的理论与专业基础，所以授课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调节课程的难度，逐步的深入，必要时调整教学的进度，做到教学相长。
其次，理论教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学而无用”。传统意义的传播学课程是讲授式的理论教学课程，在这样的课程安排下，学生在课堂上主要接受的是理论教学，可能在一节课的时间里面学了很多类似“概念、特点、分类、意义、功能等”这样的内容，考试也是理论考察的方式以记忆为主。然而，在这样的授课方式下，理论教学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造成学生“学完就忘记了”，根本无法和实际建立联系，更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学生感觉学习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造成教学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学而无用”。面对这样的困惑，后面的章节会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再次，教学与学术研究分离导致学科发展缓慢。上个问题中已经提到传统的授课方式，那么除了学生缺少实践联想之外，传统的教学方式还使学生失去很多思考问题的条件，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很难有所探索。这样就造成一种现象：目前的传播学研究，往往仅陷于少数学者的范围内，而大量的传播学专业学生毫无科研能力。如果能充分调动在校学生的科研热情，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善加利用学生的科研成果，相信传播学专业会发展的更好。
二、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教学理念与模式探索
鉴于目前传播学本科教学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存在，同时结合几年来传播学本科教学实践的一点思考，笔者认为：传播学本科教学应该坚持“实用教育+延续教育”的教学理念。具体的说，就是在正常的课堂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对传播学具体实务的联想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同时尽可能的帮助那些在理论与科研方面有更深层次要求和更高潜质的学生，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设计有效的研究方法，启迪前沿的学术思想。这一教学理念，旨在培养可担当专业教学，可适应大众传媒要求，又可进行科研探索的复合型传播人才，适应全球化信息社会的要求。
为配合上面提出的“实用教育＋延续教育”的教学理念，下面介绍一个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渐进循环”教学模型。在“渐进循环”模型中，传播学的教学包括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1、经典理论的解析阶段。2、相应案例的引入阶段。3、传播实务的实践阶段。4、学术前沿的启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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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阶段可以看作是由课堂的理论教学开始，结合教师经验的案例分析承接，以学生亲身的专业实践配合，最后启迪学生思考并研究学术问题为步骤的逐渐教育过程。而这四部分之间的循环则体现在，经过学生亲身调研、设计实验，论证之后对传统、经典理论的验证、深入、乃至发展之上。这样的“渐进式”教学，可以深入浅出的把学生逐步引入对人类传播活动的理解与研究过程中，解决以往教学中“学生认为过难”的问题。而由学术研究到理论发展的“循环”又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来自大学生的新鲜血液，能有效的解决前面提到“传播学学科发展缓慢”的问题。下面分别解释每一个教学阶段的含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并以讲授“议程设置”功能为例，分步骤的逐一说明每个阶段教学的具体方法。
1.经典理论的解析阶段
理论教学是传播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传播学教学的第一阶段，或者说基础阶段，就是对传播学理论体系下的经典理论与模型做深入的解析。这里所说的解析，不仅仅是对教材中关于传播学的理论的讲解说明，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经典理论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适用范围、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等做细致的归纳总结。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传播学研究者，都编著了很多关于传播学概论性的著作，比如：麦奎尔的《McQuail’sMassCommunicationTheory》（2000）；③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9）。④虽然这些著作的编写思路不尽相同，但是不难看出传播学教学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内容：传播的概念、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传播的不同分类、人类传播的过程、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等。其中关于传播过程的研究内容尤其丰富，包括了对传播者的控制研究、对传播内容的符号学思考、对受众角色的分析、对媒介功能的研究和对传播效果的深入论述。
在上述的每个研究领域中，都含盖了大量了概念、经典理论和模型，仅仅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例，在著名传播学研究学者麦奎威尔的传播学导论中，收录的关键词就有几十个之多。因此，教学的重点不仅仅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这个理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弄清楚这个理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的？”，是“以什么为研究对象，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的？”，在这个领域内“目前用这个理论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无法解决？”。比如教师要讲解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议程设置”功能。首先，应该简述理论的具体内容（这一理论用来衡量一种媒介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公众脑海中的新闻事件、议题、或者人物的相关重要性，受到新闻报道呈现次序或者显著性的影响）。⑤然后要逐一解释其中的关键点：议题和显著性。更重要的是，要重点交代这个理论的研究历史,交论中涉及到的媒介议程（mediaagenda）-公众议程(publicagenda)-政策议程(policyagenda)的关系。⑥
2.相应案例引入阶段
在第一个环节的理论教学中，学生已经对经典理论的体系与研究历史有了深入了解。因此，根据上面的解析，选取大量典型的传播案例进行形象的分析说明就显得尤其重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典型的案例的过程中，要注意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以此引导学生找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一些规律。
仍然以讲授“议程设置”功能为例，要引入大量的新闻议程设置案例，同时分不同的媒体类型进行分析。比如通过对当日〈新闻联播〉新闻议程的设置分析当天的重要事件；通过连续几日〈新闻联播〉新闻的议程设置分析最近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通过分析不同时间的〈人民日报〉头条新闻的设置来分析近一段时间媒体新闻议程的变化等等。
3.传播实务的实践阶段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需要亲自参加到各种传播机构或组织的传播活动之中去，以亲身的实践验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同时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思路。虽说这个环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仍然需要做相应的指导。要在学生亲身实践之前拟订详尽的指导书，内容包括：说明实践的意义，列出实践的步骤，建议实践的方法，同时要求学生在实践后做认真的总结，必要时要求学生上交亲身实践的作品进行讲评。
为了更好的了解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报社进行一个短期的实践，比如让学生跟踪该媒体一天新闻编排的整个过程，指导学生注意分析电视媒体新闻的编排顺序，每条新闻长度的不同要求；报纸每条新闻所在的版面和字数要求等等。同时让学生对受众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分析一下受众看了当天的电视新闻或者阅读了报纸新闻以后，认为什么是最近的“大事”，从而对照媒体新闻传播的预期效果，验证议程设置的功能。
4.学术前沿的启迪阶段
在开篇我们已经谈到过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其中谈到目前传播学研究发展比较缓慢的问题，那么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主要是在学生已经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务经验的前提下，针对目前传播学业的问题进行学术的探索，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事业，同时学生也为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做大量的积累工作。在这个阶段，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启迪学生思考目前的传播学学术前沿问题，指导设计研究方法，提供适当的文献支持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往往不具备系统的科研思维，因此教师指导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科研的系统化、逻辑化、科学化、数据化。
以“议程设置”的不同功能相互作用为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研究一些实际的问题。对于研究政策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可以启发学生研究一些对国家重大的政策、法规、或者决定的媒体宣传作用，比如“论两会报道中央视的重要角色”；对于研究公众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可以启发学生结合目前网络媒体中“BBS，Blog”等个人媒介的作用，分析“个人媒介议程对大众媒介议程的影响”。
三、在探索中不断完善传播学教育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传播学；建构主义理论；多重参与；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传播学》课程是新闻学和广告学本科生的高年级必修课，是面向具有初步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基础或广告学，广告策划知识基础的，对新闻，广告，尤其是媒介有初步了解的高年级学生的后续学科，因此各高校新闻和传播专业普遍开设。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要
建构的思想最早由认识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的基于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的观点，认为知识既非来自主体，也非来自客体，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他把认识看成是连续不断的建构，即结构的发生与转换才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另外两个对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杜威和维果斯基。杜威强调教育要植根于真实的经验之中，教育要基于行动。维果斯基作为心理学家，深入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社会可以对个体的学习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维果斯基还十分重视学生原来的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把学习者的日常经验称为“自下而上的知识”，而把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称为“自上而下的知识”，自下而上的知识只有与自上而下的知识相联系，才能获得成长的基础[1]。由此可见，建构主义理论各流派都十分强调学习者的认知，学习行为的主动参与性。
二、传统传播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传播学本身是一门新兴的多理论融合的边缘学科，理论性强，既有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而来的分析框架，也有着利用自然科学的数学工具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思维，使这一课程的学习需要多学科的知识铺垫，令学生感到深奥晦涩，不易理解。教师主导的强制灌输的教学模式下，面对缺乏自然科学训练的文科学生，教师又容易产生对牛弹琴，泥牛入海的畏难情绪，最后对教学难点一带而过，不了了之。传统传播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缺乏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理论的课时铺垫，教学效果差。
（二）教材理论性强，观点凝练，语言晦涩，缺乏鲜活的解释和例证，学生接受度低。
（三）教师一对多的传统教学，缺乏互动性，影响教学效果。
（四）闭卷考核为主的考核方式，功能单一。
三、以学生为中心，多重参与，意义建构的教学方法
Ceary的理论认为，学习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需要、意向、态度、信念和情感对其进行认知加工[2] 。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知识，经验的建构不是一个被动形成的过程，而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新的教学改革应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以教师为中心强制灌输的授课方式。同时学生学习也是意义传递、消化、内化，并且建立新的知识框架结构的过程，因此，课本理论所要传达的知识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传递成功与否，不仅仅是教师表达出来就够了，关键是学生如何接受、解释。因为传播学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沿用数学、统计等实证测量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教学时还要特别注意对自然科学相关理论的介绍，所以如何对文科学生进行自然学科内容的传授，这也是传播学教学上难点中的难点。美国技术史学者平奇（Pinch， T.）和比克（Bijker， W.）提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的意义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人们可以使用相同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以广泛不同的目的，对这种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的最终解释，终止于相关社会群体对它的“修辞学争论终止”，即通过相关社会群体的争论导致“问题”最终解决[3]。我们将技术建构论应用到教学中，即特定的新的知识和理论不存在稳定的、预设的发展目的，而且其自身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在教学中引入学生参与解释理论是必要的，有益于学生批判思维的训练。根据平奇的理论，我们把一个课堂上的不同学生组作为接受知识的相关群体，强调学生以多种形式参与到课程教学里来，教师启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在问题的牵引下，学生课下主动阅读增加理解，课上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意义互动，在人际互动中碰撞，交锋，最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这种互相协作分工之中，培养了学生对传播学知识的意义理解，在辩论交锋里，多种意义的解读，多种路径的问题解决方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知识探求欲望，学生变的爱学、想学、会学，变被动为主动，课后推动课上，由传统的教师和学生互动到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教师三方互动，共同建构，提高了教学效果。
四、教学实践
（一）情景教学，引发兴趣，弥补缺少自然科学课时的问题
在教学中广泛运用案例教学法。结合传媒热点问题，让学生积极参与收集整理传播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剖析，以加深学生对传播学理论的理解。针对新闻学专业本科生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薄弱的现实，按照课时进度，鼓励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作为当次课堂教学内容的铺垫，在授课之前由学生朗读分享。根据建构理论的指导，要求读书笔记抛弃长篇大论的叙述，着重从相关学科发展史上有趣的人物轶事、科学趣闻等入手，把学生带入学科情景中以了解其主要论点。比如，符号论可以从苏格拉底的修辞学入手，还原古希腊人辩论的场景，由此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强代入感，弥补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不足。
（二）以传播学史的介绍为传播学理论的晦涩解读做铺垫
比如通过介绍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之所以关注传播效果，部分原因是基于治愈童年口吃，表达困难的努力。介绍拉扎斯菲尔德24岁即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就是因为对一战各国宣传手段的详细研究和总结，这些总结至今依然适用于各国战争动员等，使书本理论通俗化。
（三）善于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知识的感性体验
根据教学需要，把教学内容涉及的事物、现象、过程全部再现于课堂，特别是结合新闻传播、文化传播和广告传播等方面的影像资料，通过多媒体手段动态地表现出来，将师生置身于同一传播情境之中，由现象到本质逐步地剖析问题，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化深为浅、化难为易、化远为近、化虚为实，更加形象化、简单化，从而使学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讲课的内容[4]。
（四）分组参与，共同讨论，分组考核
建构主义理论观点对于教学和课程设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Phillips，1995）。最直接的建议是使学生主动参与到他们的学习之中，并提供能挑战他们的思维、迫使他们重组观念的经验。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从“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角度发展建构主义，他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亦即随意的心理过程，并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而是在与周围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受人类的文化历史所制约的。其实现的具体机制是通过物质工具，如刀斧、计算机等，以及精神工具，如各种符号、词和语言等实现的[5]。维果斯基特别强调人的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不仅通过教学，也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另一方面，内在的智力动作也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化和外化的桥梁便是人的活动。这一思想对正确理解教育与人的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在教学别强调学生的多重参与，强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变过去单向呆板的试卷考核为引导学生参与的分组学习，竞争讨论。将班级分成五组学生，按照传播学中最重要的五大研究方向进行分类，每一组学生承担一个研究方向，课下进行信息搜集，背景分析，主流观点汇聚等工作。因为不同的研究方向看待同一传播现象的角度不同，这客观上刺激学生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探讨，甚至是竞争辩论，教师和其他学生就可为每一组学生的集体表现进行打分。教师提前两周公布主讲课题，课题一般为某一传媒的新闻，或者当红娱乐节目，比如“爸爸去哪儿了”等，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传播学理论或新闻学知识，运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影像等多媒体手段，采用辩论赛、电视演播室、课堂讲解等多样化方式，来分析教师规定的课题，时长为40-45分钟。到了讲课环节，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角色互换，教师坐到了学生席位上，讲课小组的学生则走上了讲台为其他同学演绎和解释某传媒现象或电视节目。这时学生真正成了课堂上的主角，娓娓道来或激烈争论，学生讲课结束后，老师花5-10分钟时间对讲课内容进行补充，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现场点评和鼓励。通过这样的激励措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自己的学习中来，迫使他们为竞争吸收知识，通过竞争遇到阻力进行思考，最后重组自己的观念，有效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
五、结语
传播学是新闻学专业和广告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在结合新闻学专业特点和我校具体情况（我校没有设立广告学专业，新闻学主要招收文科考生）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本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闻学专业中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及实践方法。着重从知识意义的建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证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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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ebe E. Bijker，Thomas P. Hughes， Trevor Pi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Anniversary ed.）[M]. The MIT Press，2012
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6
近期，一则记者苦劝高考“状元”莫报新闻学专业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据《现代快报》6月27日报道，今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于是，小伙子纠结了，“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其实，类似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报道过。2013年，就有媒体过北京某高三女学生欲报考新闻学专业，记者当场劝阻称压力大，工作不定时，女生入行要慎重的消息。
与记者劝考生莫报新闻传播学专业等正规媒体报道的消息相呼应的，还有很多调侃嘲弄新闻传播学专业和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类“小道消息”。如网上传的一首题为《2014新闻专业招生简章》打油诗这样写道：“刚高考完毕，送给有志于新闻学专业的莘莘学子：理科毁一生，文科穷三代；你若学新闻，脑子被烧坏；值班干通宵，终生满街跑；记姐尚未嫁，记妹色早衰；学长已谢顶，学弟天然呆；神州殴记多，总有你的菜；没有金钟罩，跆拳须黑带；面对大砍刀，还得少林派。终年无假期，手机须常开；突发急先锋，现场冲前排；新闻不归路，微笑等你来。”
没有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人，可能无法体验学生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选择上的“脆弱”。这样的“脆弱”一半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沉重的就业压力，一半则来自于学生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加之对未来职业的迷惘。不仅高考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显得无所适从，就是已经录取到大学里的大学生，也同样会对自己已经选择的专业产生犹豫和怀疑。
我所在的省份和学校公开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自由选择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转到有些“热门”的专业会存在一些竞争，但是，那些执着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正因为学校允许学生大学期间转专业，我所了解的一些新闻传播类学生从大一到大三都在纠结自己是否应该读新闻传播类专业。想转换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要转到外语类专业，有的要转到经管类专业，有的要转到艺术类专业，还有的学生对机械设计感兴趣，也有的要去学习饰品设计……当然，从各种各样专业转来学新闻传播学的也大有人在。从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总体上，怀着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梦想转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远大于转出的学生。
我认为，所谓专业和职业选择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或职业，包括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和职业，是适合所有人，是永远“热门”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专业、职业，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只要他的选择是慎重的，是适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都应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也是从一个与新闻传播毫不相干的专业慢慢通过自考、考研、考博，直至做博士后，转行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职业选择来看，也是经历了企业、媒体、机关工作，再到现在学校教学工作的转换。但是，除了最初的企业工作经历与新闻传播专业无关，后来一直从事的是新闻传播类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并不后悔自己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而且认为新闻传播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我也很感兴趣的工作。
我所做的有关新闻人具体从业经历的研究发现，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承受过很多职业带来的压力、苦闷，甚至屈辱、伤害。特别是在一些新闻媒体市场化之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稳定感、荣誉感进一步降低，使得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评价也进一步走低。于是，各种调侃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开始流行，出现了一些新闻人的自我调侃“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的状况。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有兴趣，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