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1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图则编制
1982年广州市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广州市始终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保护规划的编制是其中关键的环节。广州市政府在保持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前提下，按照把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贝0，梳理了主要历史史迹，编制了相关的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保护性的管理和建设规范，加强了政策调控力度，形成了广州的文化竞争优势与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生活。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在多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探讨的基础上，从保护规划的框架体系、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挖掘、规划的思路与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量有益的探索，使其可以为新时期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供纲领性指导文件。
1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体系
1．1市域范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在整个市域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研究目前尚无先例，但是市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城乡都有大量的历史遗迹，而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确定在整个市域共7434km2范围内统筹编制保护规划。市域范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与单纯的研究城区是有所区别的，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涉及的保护因素也更加的分散，给现状调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地毯式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市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体保护，实现对山、城、田、海城市格局和山体水系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实现对历史村镇、各级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恢复历史村镇的传统文化和活力，不断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以突显广州作为田园风光山水城、岭南中心文化城、革命策源英雄城、丝绸海路港口城、全国著名华侨城的城市特色，丰富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外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
1．2历史城区保护规划
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在这里主要是指历史旧城区的范围，对于广州市而言，这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地方，经过各个时期的建设，遗留了大批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城区是最值得保护，也是最难保护的区域，这也就必然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的核心内容。历史城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城区保护框架研究(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历史城区分区研究，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旧城区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山体、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的特色研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特色建筑群的风貌与价值研究，对城市已编制完成的各层次、各个时期保护规划的分析和研究，城市传统文化及民俗活动分析，保护与利用的对策与政策建议，完善、调整广州历史城区的职能建议，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实施管理措施建议。
1．3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虽然是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属于宏观层次的规划，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很难具体指导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宏观层面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编制控制性的保护规划，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就选择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范例编制控制性保护规划，然后逐步推进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的重点是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在有必要的时候划定)，其中城市紫线对应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分别编制保护范围图则和建设控制地带图则，具体指导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对于保护范围内的每一栋建筑和每一处环境要素，要具体编制建筑保护图则和环境要素保护图则，而对建设控制地带内，仅对需要保护的建筑和环境要素编制保护图则即可。
1．4文物保护单位(含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重点在于划定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线，并分别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范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及周边一定范围为保持文物保护单位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其整体范围较小，界线也相对比较明确。但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则不同，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风貌协调的地区，范围比较灵活。历史建筑在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保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历史建筑采用与文物保护单位类似的保护方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2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城市特色内涵上的拓展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类似，应重点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南方城市，既要保护具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又要发扬岭南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融入现代文化的因素，不断传承和发扬岭南文化应保存的历史记忆，保护其空间载体和社会基础，加强整理其结构性关联，不断寻求其对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加强管理和实施力度，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多渠道筹集资金，完善和建设博物馆、展览馆、演出场地、文化广场等场地和设施，扶植民间文艺团体和文艺活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提供软硬件条件；结合商业、饮食业、制药业和旅游业等对老字号进行重新定位和包装，重塑老字号风采，发扬老字号品牌；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本土风俗文化的认知及兴趣，进而开设专门课程，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为传承手工艺、民间技艺和表演艺术培养后备人才；继续挖掘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度，为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社会基础。
2．2地下埋藏文物的保护
考虑到地下埋藏文物勘探、挖掘的现实状况及其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建议采取程序性控制保护的方法。即由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有关法律、规定，保证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将地下文物勘探报告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申报的必备程序之一。
3保护规划与实施管理的衔接
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及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大都进行了详细的现状凋研、深入的规划研究，提出了保护模式与改造措施，但其层次都较为宏观，控制信息不够深入、清晰。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划缺少明确的、具有实操性的、可以方便用于管理的技术文件。因此，我们在对规划编制的范围、城市特色的内涵进行拓展研究的同时，深入探讨了保护规划编制的层次与深度，在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的基础上，将保护区保护规划的深度定位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加城市设计的深度，提出了与城市规划管理密切结合成果表达形式——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图则编制。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2
关键词：城市规划；文化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整体保护原则；适宜性开发原则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lanning， a sub-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under the basis of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former， as the cor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the expansion principle， aiming at promoting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department， makes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culture planning ；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1-10（6）
总体上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文物建筑或某一类型建筑遗产的保护，却未能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城市整体风貌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缺乏从文化规划的整体视角探索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提出基于文化规划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1 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
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 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 S. 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2]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 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 Planning： An Urban 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
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
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6]
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7]――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10]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
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
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12]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 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 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 Munoz 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13]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
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 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15]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16]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
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17]，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
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18]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总之，本文从文化规划视角，探讨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与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前者作为核心原则，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规划作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路径，旨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建筑文化资源的作用；后者作为扩展性原则，旨在促进城市开发机构与建筑遗产保护部门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遗产资源，使其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成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与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参考文献：
[1]郑憩，吕斌，谭肖红.国际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3，（1）.原文参见：Besner， Barbara： Art， Culture， and Urban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dge Artist Villag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2010：172.
[2]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5.原文参见：Harvey S. Perloff：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79，Volume 3， Issue 2， pp1-21.
[3][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英文影印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3-94.
[4]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6.
[5]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7.
[6] 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19.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年修订版）第14条.
[8][法]弗朗索瓦丝・萧伊.建筑遗产的寓意[M].寇庆民，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20-121.
[9]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6.
[10] 张松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9；72.
[11]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M].金衡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170-181.
[12]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72.
[13][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7-13.
[14][法]阿兰・马里诺斯.白川村的故事：保护古建筑必须与人、与文化结合起来[N].人民日报，2014-12-04：23.
[15][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53.
[16]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1.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3
>> 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保护 区域视角下的巍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 “以旧纳新”思路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 基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下的旅游产业发展探析 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下) “低碳”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解析 历史文化名城古城风貌保护探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简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探索 浅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兴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析 低碳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咸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初探 历史文化名城全面整体保护初探 文化规划视角下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历史文化名城：乐山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乌镇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5] . 分税制将会促进广东的发展[M]// .讲话实录：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精心组织实施分税制改革 [M]// .讲话实录：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 徐彬.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失范与社会冲突衍生的关联性研究[J].社会科学，2012，（08）.
[7] 赵中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J].小城镇建设，2012，（10）.
[8] 厉以宁.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M]//胡舒立.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9] 杨伟民.新常态 大逻辑[M]// 胡舒立.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10] 曹昌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状况及对策[J].中国名城，2011，（03）.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4
198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国家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求报告》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重要古建筑被机关、部队、工厂、企业所占用；在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周围修建很不协调的新建筑；对古建筑“改旧创新”等等。
这份报告突出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熟悉国外历史城市保护情况的专家学者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设想。
在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的提议下，1981年12月，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三个月后，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北京等24座城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开端。
1986年12月，国务院又公布了上海等38座城市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1月，再次公布了哈尔滨等37座城市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控制数量与质量，此后的名城认定采取个别增补的形式。
据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同济大学张松教授介绍，就已经公布的名城数量、规模、分布和类型而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堪称世界之最。
保护与发展并无对立
据张松介绍，虽然较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保存较好的欧美、日本等国而言，我国起步稍晚，但由于当时许多古城风貌犹存，从1982年开始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不算晚。
已故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景慧曾表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初衷，就是设立一项保护措施――从城市角度保护文化遗产。
1983年2月，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局和文化部文物局的《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明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基本概念反映了城市的特定性质，作为一种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当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出来，并对整个城市形态、布局、土地利用、环境规划设计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由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质”引领城市方向的思想，后来被融入对名城审定的“三条原则”中，分别是：
第一，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着重当前是否保存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古迹和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区别的。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面貌应保存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第三，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该城市的性质、布局、建设方针有重要影响。
上述三条审定原则显示，在中央层面的政策初衷上，保护与发展并无对立。
批准是为了“加锁”
相对于第一、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许多专家指出，第三批的情况较差，“许多城市在当时评选中就不完全符合‘三条原则’。”
据王景慧回顾，1982年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并没有给“历史文化名城”下定义，也未说明条件。而首批24个城市确实是有整体的历史文化价值，保存也较为完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没有什么争议。到1986年的第二批，部分标准才制定出来，但由于一些概念模糊，选拔认定还是采用定性的“比较级”。
而据张松教授介绍，第三批名城公布时，一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许多名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违反城市规划法规，古城风貌和历史遗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古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选拔和审批，一方面是为了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为遗产“加锁”――借助名城的“帽子”促进保护，约束地方的破坏行为。
因此，1994年的第三批国家级名城审批的请示通知上，特别增加了“加强保护管理”的表述，明确要求除了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两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才有资格参加评选，并强调要从严审批，对不按规划法规保护、失去名城条件的城市，“要撤销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而名城保护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一直在艰难中前行。虽然在2000年以后陆续也有十来个城市获批“国家级”，但具体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直到2008年才正式出台，为申报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数量、等级、保存状态以及配套的管理措施给出了相对明确的评分依据。
名城保护如同虎口夺食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名城保护目前仍旧存在如片面追求土地价值导致遍地拆卖、文物保护代替名城保护损失整体风貌、旅游开发代替名城保护致目光短浅、拆真名城建“假古董”行“开发式破坏”之实等四大严重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保护意识薄弱、维修经费缺乏、名城保护与土地开发的利益冲突、基础研究薄弱、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等“传统弊病”。
2013年1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除了通报河北邯郸等八个城市，还透露，现有历史文化名城中约90%保护不力，相当一部分已名存实亡。
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经明确所在地各级政府为监管和责任主体，而且从90年代开始，中央、地方大大小小的遗产保护相关“市长班”开办迄今，上述延续多年的“老原因”、“新问题”不由得让人困惑。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发展”和“保存”、“现代”和“传统”、“经济”和“文化”的对立，掀开盖子，是否正如也曾管理过遗产保护的台湾学者龙应台所说，“不仅仅是文化问题”。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5
第一条 为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与管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批准、规划、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保持和延续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第四条 国家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申报与批准
第七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城市、镇、村庄,可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三)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四)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
第八条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提交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下列材料:
(一)历史沿革、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说明;
(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现状;
(三)保护范围;
(四)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清单;
(五)保护工作情况、保护目标和保护要求。
第九条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审查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条 对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而没有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可以向该城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申报建议;仍不申报的,可以直接向国务院提出确定该城市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
对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而没有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镇、村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可以向该镇、村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报建议;仍不申报的,可以直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确定该镇、村庄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建议。
第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可以在已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评价标准,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经专家论证,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第十二条 已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因保护不力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批准机关应当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予以公布,并责成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完善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工作。
第三章 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批准公布后,历史文化名城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批准公布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保护规划应当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批准公布之日起1年内编制完成。
第十四条 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保护原则、保护内容和保护范围;
(二)保护措施、开发强度和建设控制要求;
(三)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护要求;
(四)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五)保护规划分期实施方案。
第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的规划期限应当与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相一致;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规划期限应当与村庄规划的规划期限相一致。
第十六条 保护规划报送审批前,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
保护规划报送审批文件中应当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经听证的,还应当附具听证笔录。
第十七条 保护规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将经依法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
第十九条 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二十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保护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保护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状况进行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纠正、处理。
第四章 保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第二十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保护规划,控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人口数量,改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环境。
第二十三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第二十四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二)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等;
(三)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
(四)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
第二十五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保护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制订保护方案,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一)改变园林绿地、河湖水系等自然状态的活动;
(二)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影视摄制、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三)其他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
第二十七条 对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
第二十八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审批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建设活动,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公示时间不得少于20日。
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审批机关应当在公示期满后及时举行听证。
第三十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口设置标志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
第三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确因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第三十二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建立历史建筑档案。
历史建筑档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筑艺术特征、历史特征、建设年代及稀有程度;
（二)建筑的有关技术资料;
(三)建筑的使用现状和权属变化情况;
（四)建筑的修缮、装饰装修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纸、图片、影像等资料;
（五)建筑的测绘信息记录和相关资料。
第三十三条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从保护资金中对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给予补助。
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本条规定的历史建筑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第三十五条 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六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涉及文物保护的,应当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有其他、、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组织编制保护规划的;
(二)未按照法定程序组织编制保护规划的;
(三)擅自修改保护规划的;
(四)未将批准的保护规划予以公布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未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或者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审批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市、县人民政府因保护不力,导致已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被列入濒危名单的,由上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
(二)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等的;
(三)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50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改变园林绿地、河湖水系等自然状态的;
(二)进行影视摄制、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
(三)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四)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
(五)其他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的。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进行上述活动,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对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构成破坏性影响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标志牌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的文物造成损毁的,依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讯，4月30日《光明日报》)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范文6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层次分析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大浪潮，人类对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大尺度的文化景观，而城市历史留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纵观荆州市两千多年形成发展的演绎历史，不难看出对于荆州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具有明显的意义，所以建立一套完整的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AHP法建立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
一、层次分析法的简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美国运筹学家 T. L. Saaty 教授于20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运用层次分析法解决问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步骤：(1)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2)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3)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相对权重； (4)计算各层次元素的组合权重。
为了便于操作，Satty建议用1-9及其倒数共17个数来构建比较矩阵，如表1所示。
求解特征向量时采用方根法进行求解，过程如下：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的步骤如下： ，其中 n 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二、层次分析法在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应用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的构建是显得尤为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是否可持续性的问题。受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观的影响，现代城市保护强调保护内容的多样性；名城与历史街区保护，是城市保护的部分，以与其它保护相交融。在具体内容上，依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2005）一文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指标可以由5大总类构成，分别是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生态保护、城市景观保护、城市特色保护、城市历史保护。其中城市环境保护指标包括自然环境、人中环境、人文环境三大方面；城市生态保护指标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三大方面；城市景观保护指标包括自然景观、历史景观、人文活动三大方面；城市特色保护指标包括场所精神、地方特征、街区风貌三大方面；城市历史保护指标包括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城镇四大方面
图1
通过专家打分法，建立荆州历史名城保护指标间的判断矩阵。
以城市历史保护指标为例，建立城市历史保护指标下四因素间的判断矩阵：，根据方根法求出CI=0
城市生态保护指标体系下的判断矩阵如下：，根据方根法求出CI=O
城市环境保护指标体系下的判断矩阵如下：，根据方根法求出CI=O
城市景观保护指标体系下的判断矩阵如下：根据方根法求出CI=O
城市特色保护指标体系下的判断矩阵如下：根据方根法求出CI=O
城市历史保护指标、城市生态保护指标、城市环境保护指标、城市景观保护指标和城市特色保护指标间相对重要矩阵如下：，根据方根法求出CI=O
三、总结
表2
根据以上的层次分析图（见图1），可以有效的针对指标因素对荆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程度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其分析的结果对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对荆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以及实践，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保护成效，但是总体而言，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仍旧困难重重，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另外，本文只是选择了一部分典型的因素加以分析。在实际工作中，对荆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加以分析，以给城市的发展创造一个最优的前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