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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1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影响因素；长春市；居民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75-05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们心态的变化。社会的有序变迁、平稳运转、稳定发展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社会的安全感是对这种愿望满足程度的反映。随着长春市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而在当前长春市争创文明城的大背景下，了解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现状，对于制定政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本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长春市南关区、朝阳区、宽城区、二道区、绿园区、净月区等六个城区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共计发放1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45份，问卷有效率为90.625%。
在145位接受调查者中，男性有80人，占总人数的55.2%，女性65人，占总人数的44.8%。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占10%；19～25岁占13%；26～30岁占7%；31～45岁占27%；45～60岁占22%；60岁以上者占总体的2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者占8%；初中学历者占23%；高中（含中专）者为26%；大专学历者占17%；本科及以上者占总体的26%（见图1）。
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SPSS中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处理，并对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现状、变化情况、影响因素以及长春市居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长春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现状及特点
（一）居民安全感水平总体较高
为了直观地了解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现状及其变化情况，本研究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相比过去，您的安全感有何变化？”两个问题，并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细化，设计了“极不安全”、“不安全”、“安全”、“很安全”四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办法，把“极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很安全”记做4分[1]。由调查统计结果可知90.4%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很安全的，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2，总体来看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水平较高（见图2和下页图3）。
（二）居民安全感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
在对“相比过去，您的社会安全感有何变化”问题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被调查者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的有35人，占24.1%；认为“下降了”的有75人，占51.7%；认为“提高了”的有35人，占24.1%（见图4）。由此，不难发现，大部分被调查者的社会安全感降低了，表明长春市的居民安全感是有所下降的。
（三）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子分析
在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及居民总体安全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影响长春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子进行了主成分分析[2]，得出了影响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因子。
1.性别对安全感的影响。首先，女性的安全感略高于男性（本次调查中，男性、女性安全感数值的均值分别为2.90和3.20）。通过应用SPSS对各年龄段的男性、女性安全感数值及其相关影响因子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男性比女性的安全感数值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男性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其次，总体而言，性别并不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通过SPSS相关性分析与检验[3]，长春市居民的性别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为0.020（见表1），在P
2.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根据SPSS相关性分析，长春市居民安全感数值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38，在P
如表中所示，年龄与安全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3，经检验，达不到检验系数标准，故在安全感的评价上，不同年龄段间也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不明显。
3.小区物业管理、防灾措施、熟悉程度和邻里关系对安全感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到，在可能对居民的社区安全感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小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和小区的邻里关系与安全感不相关，不是影响安全感的因素。而小区的生活环境、治安力量、基础设施对居民的社区安全感都有显著的影响，相关关系明显，是居民社区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小区的物业管理和防灾措施与居民社区安全感密切相关，是影响居民社区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关注小区内部情况对居民安全感影响的同时，我们发现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居民安全感也存在着影响。被调查者中，认为现在生活压力为“没有压力”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3.8%；认为“压力不大”的有52人，占35.9%；认为“压力大”的，有57人，占39.3%；认为“压力很大”的有16人，占11%。由此可见，当今长春市居民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的安全感产生影响。
4.居民安全感影响因素“降维”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诸多因子对居民的安全感有着影响，但这些因子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即彼此存在着相互影响。为了进一步探寻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对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SPSS中“降维”的方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见表5）。
从表5可知，经过降维后，可提取出四个主成分，这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3.46%，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满足主成分分析的要求，为有重要意义的主成分，各主分包括的内容（见表6）。
从上页表6可知，“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治安力量”、“社区物业管理”、“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防灾措施”与主成分1有较大的正相关，可以判断出，这是社区内基本状况的主成分；主成分2与“收入水平”、“职业”、“文化程度”有较大的正相关，这三个要素都是与经济情况有关的，因此第二个主成分是经济状况的主成分；主成分3与“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这是人际交往情况的主成分；主成分4的主要组成要素为“生活压力”，可见，这是生活压力的主成分。
由此可见，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社区的生活条件、个人的经济状况、人际交往情况和生活压力。
（四）各城区居民安全感差异较明显
通过SPSS相关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影响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中，影响朝阳区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小区的治安力量”和“居民的生活压力”，其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0.462（P
三、长春市居民安全感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乱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当前哪一类治安问题最影响您的安全感”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得到如图6所示的结果，从中可见，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乱是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重要问题。
2.庞大的人流量与车流量是导致南关、宽城和朝阳三区居民安全感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南关区与朝阳区位于长春市的核心地区，有人民大街、自由大路、解放大路、南湖大路等多条城市主干道或重要道路贯穿，交通车流量很大，同时，这两区有大量的商场（如长春市“三大商圈”：红旗街、桂林路和重庆路都在此区域内）等公共设施与场所，人流量和人口密度相对其他区比较大，导致交通问题和公共秩序问题相对其他区更为突出。宽城区的居民安全感较低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宽城区被铁路贯穿，火车站坐落于该区内，并有轻轨站、客车站等交通枢纽，庞大的车流量与人流量，使得三区的安全感数值较低，居民的安全感相对其他区较差。
3.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盗窃是居民最关心的社会犯罪现象。通过对长春人所关心的社会犯罪现象进行研究，17.5%的人认为“诈骗现象”是当今社会存在的普遍犯罪现象；18.4%的人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犯罪现象；另有16.9%的人认为“盗窃现象”是社会重要的犯罪现象，在调查结果中，这三者所占的比例最大。
4.食品安全、物价上涨、社会治安是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社会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调查中发现，人们认为“最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社会问题”主要是“食品安全”（占总数24%），“物价上涨”（占总数17.8%）以及“社会治安”（占总数15.1%）。
四、提升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对策建议
总体而言，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状况比较良好，但仍有影响居民安全感的社会问题及生活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68.3%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使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使政府的公信力减弱，有13.8%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些问题会使群众对改革信心产生动摇，也会对经济与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对提升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有以下建议：
1.加强对交通的组织，加强道路建设，加大交通法规的教育力度，加强交通安全宣传队伍建设，提高宣传民警的素质[4]，让大众都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以提升交通安全。
2.加强对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护力度，提升居民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公共秩序，形成良好的习惯。
3.加强青少年教育。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长春市居民有16.7%的人认为，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具体地来说，首先要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内容，注重对青少年法制观念的培养；改善法制教育的手段，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形式，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作用[5]。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社会公德教育，继承传统优秀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完善教育机制和体制[6]。
4.加强对警察及执法队伍的建设，改善警察设备，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构筑治安防控体系，严防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发生，完善治安长效管理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同时，规范外来流动人口管理[7]，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对重点要害部位要加强物防、技防措施[8]。
5.加大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力度，从源头抓起，严管严控，做好监察检疫工作。同时，严格控制物价，严厉打击不合理的涨价现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全。
同时，应注意到，长春市各区之间影响安全感的因素存在着不同，故针对不同区，有如下建议：（1）朝阳区和绿园区应加强治安力量建设，加强巡逻力度，完善小区内部保安设施，营造安全环境。朝阳区居民应注意自身的身心调节，积极参与一些有利于舒缓压力的活动；（2）二道区和净月区应注意加强小区内部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营造令人舒适的，赏心悦目的生活环境；（3）南关区应加强小区内部的物业管理，用优质的物业服务为业主打造安全的社区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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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2
关键词:新农村;乡村治安;乡村治安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145-01
一、乡村治安建设的意义。乡村治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要素是稳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社会稳定,社会的政治才能清明,社会的经济才能发展,社会的文化才能繁荣,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乡村治安建设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课题。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是为人之根本,乡村治安环境建设是关乎人民群众生民财产安全的重大课题,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具体体现。
二、东营市X镇乡村治安建设存在的问题。(一)社会治安环境差。偷油现象屡禁不止,盗窃油田物资现象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输油管道上已发生打孔盗油800多起,给油田造成千万余元的损失。外来务工人员众多,鱼龙混杂,盗窃,抢劫时有发生。农村赌博盛行,打击难度大近年来农村赌场开始盛行,且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二)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突出不断,小化工厂遍布,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企业与人民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冲突不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环境污染防治,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一个障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民众矛盾不断加剧,频发。由于非法占地问题,占地补偿款发放问题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政府与民众矛盾不断加剧,频发。二是警民关系不和谐。基层民警在工作理念、执法手段与执法方式等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群众的期望,基层警民关系依然紧张。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政府监管的缺失。乡村治安问题的存在,地方政府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方政府,不能保一方平安,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定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使人民的生民财产安全随时面临着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做得是不称职的,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监管的缺失造成的。1.地方政府重政绩轻民生的观念的驱使。2.地方执法部门林立、职责不清。3.地方政府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方式,及以罚代管的执法手段加剧了治安、环境恶化。(二)基层执法人员总体素质低。基层执法人员总体素质较低是警民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以X镇派出所为例,全所干警30余人,大专学历以上的人员不足5名。基层执法人员在日常办案中,由于其自身素质所限,往往采取粗暴的执法手段,警民关系恶化。(三)居民治安防范意识差。治安环境问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治安防范意识差引起的。首先,居民治安防范意识较差,法律意识淡薄。其次,本地居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孩子在家,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乡村治安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近年来乡村治安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乡村治安问题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发生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城乡差距的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失业、贫困、收入分配不平衡等引发部分人心里的不平衡,导致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矛盾的不断加剧,进而恶化了乡村治安环境。
四、加强与改善乡村治安建设的几点对策思考。(一)转变政府及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政观念与执法手段是关键。1、政府应转变执政观念,加大对社会治安的重视力度。2、转变现行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方式,转变以罚代管的管理手段(二)社会参与是保证。1、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明显。不管社会发生任何大小问题,只要一经新闻媒体曝光,用不了多久,大都能够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回音”,并能及时将处理结果公之与众,给社会一个交待。在乡村治安建设上也要积极的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媒体应把监督的主要矛头放在政府身上,主要监督政府在对待环保事件及的解决措施方面,给政府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基层政府能够认真积极地解决因乡村治安索引发的问题,切实的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客观上提升乡村治安环境水平。2、充分发挥群众社团组织的治安协防作用。乡村治安工作本身有着复杂性与繁琐性的特点,与此同时,现行乡村治安工作存在着投入不足、基层执法人员人手不足及总体素质不高等问题,乡村治安工作单靠基层政府及基层执法人员是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的,要充分发挥群众社团组织的治安协防作用。3、企业、群众要提高遵纪守法意识。不少乡村治安问题的发生是由于企业与普通民众自身违法乱纪引起的,比如在环境问题方面,不少企业随意乱排废水废气,引发企业与地方居民的矛盾冲突,严重的甚至会升级为。首先,企业自身应该转变发展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大对节能减排技术的投入力度;其次,要充分发挥媒体、社会居民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客观上提升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三)提高居民自身治安防范意识与维权意识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居民自身治安防范意识差是造成乡村治安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因此提高居民自身治安防范意识与维权意识是提高乡村治安水平的最直接有效地一个手段。(四)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诱发乡村治安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经济问题引发的问题自然要靠经济办法来解决,因此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拓宽农民就业渠道,解决农民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问题。恩格斯说:“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对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隐蔽的战争,那么就去偷窃、抢劫、杀人。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些多余的人可能就是那些失业者。因此防止他们犯罪,则必须大力发展乡村经济,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3
（兰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物流的滞后性发展是制约B2C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从节点优化和路径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B2C电子商务物流网络优化的因素。影响节点优化的因素为：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供应商与客户分布情况以及其他因素。影响路径优化的因素为：客户需求，交通状况，商品类型。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分析，结果为：结点优化中，成本和服务水平的权重较大；路径优化中，客户需求的权重较大。从而为B2C电子商务物流网络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电子商务；物流网络；B2C；层次分析法；节点优化；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9-0133-02
1背景介绍
1.1 B2C的含义
电子商务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物，但目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1997年11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电子商务会议（The World Business Agenda for Electronic Commerce），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电子商务的概念。他们认为：电子商务是指对整个贸易活动实现电子化。从电子商务涵盖范围的角度来说：电子商务是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的商业交易；从技术层面来说，电子商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获得数据以及自动捕获数据。按照交易对象，电子商务可分为：B2B电子商务，B2C电子商务和C2C电子商务。B2C（Business To Customer）电子商务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即企业通过网络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一种商务模式，是我国最早产生的电子商务模式。[1]
1.2 物流网络优化的必要性
电子商务包含商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对于商流、资金流、信息流，我们可通过互联网进行操作；但对物流，我们只能通过运输工具进行实体操作。对于B2C电子商务企业而言，物流更是重中之重。物流网络作为支撑企业整体物流能力的基础，其配置将直接影响到所能达到的服务水平，以及该服务水平下对应的物流成本。[2]
2 影响物流网络优化的因素
物流网络设施优化主要包括节点优化和路径优化两个方面，两方面的优化均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2.1 影响节点优化的因素
物流节点选址，是指在需求点区域内，将一个或几个地址确定为物流节点的的规划过程。一个位置佳的物流节点，有助于提高电子商务企业物流服务质量，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一个合理的选址，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物流服务效率。[3]
2.1.1 自然环境因素
B2C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节点主要负责产品的仓储、包装、分拣和配送。在选址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自然因素，包括气象、地质、地形、水文等条件。也要考虑该地的气候等条件对产品的影响；同时，选址时要了解该地的地质、水文等条件。此外，物流中心的建立，对地质、地形的要求都要符合相关规定。
2.1.2 社会环境因素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社会环境包括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环境保护要求、社会治安状况、劳动力资源等。物流中心的建立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目前，全世界都在提倡“低碳”生活，物流更是关注的重点。物流中心建成后，对于周围环境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企业必须了解该地的环保政策，务求和谐发展。[4]
社会治安状况和劳动力资源对物流节点的长远发展有着影响。而劳动力资源的获取关系着物流节点的服务水平。
2.1.3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对物流节点的营运起着巨大的辅助作用。本文讨论的基础设施包含两类：交通设施和公共设施。物流节点的主要功能是仓储和配送，对于交通的依赖性很强。如果物流节点靠近交通枢纽，对于提升物流服务效率，大有裨益。公共设施包括水、电、网络等。B2C电子商务企业的交易活动主要依靠网络，因此选址时一定要注意地区的网络通讯水平。
2.1.4 供应商与客户分布情况
B2C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中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所有顾客，将产品运送给消费者。物流中心的作用是将需求端与供应端联系起来，实现产品的时间和空间转移。对于B2C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中心，为了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其应尽量建在距离客户分布密集的地区，以便企业对客户进行快速配送。
2.1.5 其他影响因素
对物流节点运作所考察的两个重要指标是成本与服务水平，因此优化时，一定要考虑物流中心营运后的物流费用、服务水平以及物流流量。对于B2C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节点，物流费用主要包括库存费用和运输费用。物流流量是物流的量化体现，包括顾客需求量和需求频度，其直接影响企业的收益水平。
2.2 影响路径优化问题的主要因素
商品由配送节点送到客户手中，完成“最后一公里”，是实现整个电子商务活动的关键环节。企业需要对其配送的路径进行合理的优化，使得在客户满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节省运输成本。配送路径受到客户需求、交通状况、商品类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5] 2.2.1 客户需求
大型的B2C企业需要直接面对千万以上的庞大客户群，同时企业需要达到的配送服务要求也很高，主要体现在配送时效性、准确性和完好性上，并且可以代收货款，某些商品甚至还需要提供安装服务。另外，由于网购条件下退货数量比传统零售业大很多。B2C企业从接到订单的那一刻起至订单送到客户后的若干天，由于订单取消、包装破损等各种原因，都会导致退货。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配送路径的选择。[6]
2.2.2 交通状况
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与物流配送的需要不相适应，即交通运输能力仍不能满足运输需求，主要运输通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2.2.3 商品类型
客户需求的商品在大小、形状、物流特性等方面的差异，要求在不同的搬运设备下，采用不同的运送方式。在实际中，差异很大的商品会需要不同的路径配送到客户手中。[7]
3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
3.1 对节点优化影响因素的分析
影响节点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供应商与客户分布情况以及其他因素，以专家意见为参考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建立矩阵：
利用方根法求得权重分别为：W1=0.019，W2=0.254，W3=0.043，W4=0.105，W5=0.579。
由以上可知，其他因素（物流成本和服务水平等）对其影较大。 3.2对影响路径优化因素的分析
影响路径优化的因素包括：客户需求、交通情况、商品类型，以专家意见为参考确定权重建立矩阵：
利用方根法求得权重分别为：W1=0.735，W2=0.207，W3=0.058。
由上述可知，在对路径优化影响比较大的是客户需求，即送货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完好性所占比重较大。
4结语
物流的滞后性发展是制约B2C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快对物流网络的优化过程。优化时需要根据所占权重的区别有主次地进行，使优化工作能够取得相应的效果，从而提升B2C企业的服务质量，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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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4
农村高中生 ；不安全感；调查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安全感是指“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一个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被满足的感觉”。马斯洛提出安全感是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说的。而笔者本次的调查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在校生进行“农村高中学生不安全感”问卷调查。学生安全感是指学生对学校安全与否的认识的整体反映，它是由一所学校中学生个性的安全感来得到体现的，是用于衡量一所学校的周边环境整治、学校管理机制运行状况和学生校园生活安定程度的标志。学生安全感缺失也成为一所学校存在安全隐患的主要标志之一。为此，我们对我校学生展开了“不安全感”的调查，为我校今后进一步开展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学校管理提供客观的依据。
一、调查结果
（一）量表介绍和结果
我校根据农村重点高中的情况设计了《在校高中生不安全感的调查表》，量表测量的是学生在校园中是否有人身不安全、住所不安全、饮食卫生不安全、师生关系不安全等担忧，从而感到无助或受威胁。根据量表得分可将不安全感划分为三个等级：没有不安全感或轻微不安全感、中度不安全感、重度不安全感，没有不安全感与轻微不安全感在程度上很接近，且轻微的不安全感是一种正常的安全意识，所以把没有不安全感和轻微不安感归为一类，以下称之为没有不安全感。我们在做好前期摸底后，于今年4月分别向本校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段发出《在校高中生不安全感的调查表》800张，共计发出2400张，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从图二我们可以看出：在校学生80%以上感觉到学校是安全的，没有受到其他不安全因素的干扰；有14.4%的在校学生感觉到学校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安全因素，有潜在的危机；有4.0%的在校学生感觉到在校读书很不安全。
（二）具有不安全感的数据分类统计
1.按年级统计
我们把存在不安全感的学生按年段统计，如图三所示，可以看出高一、高二、高三分别占所1/3，说明不安全感事件不论在哪个年级班级都可能存在，并且没有年级上的差异。
2.按性别统计
图四是根据在校生中有中度、重度不安全感的学生累加并按比例统计，很显然，有中度、重度不安全感的学生比例女生明显高于男生。
有重度不安全感的学生按性别统计，从图四可以看出，重度不安全感的比重女生远远高于男生。把图四与图五相比，有不安全感的女生比例为65.1%、重度不安全感的女生比例为69.6%，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女生重度不安全感的比例越来越高。
3.按生源地统计
从图六看，来自乡村地区的学生不安全感高于来自城镇的学生。
4.按是否独生子女统计
表二显示，独生子女有不安全感的比例远低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
5.按影响因素统计
图七显示：（1）农村地区因家庭经济条件差，对学习、升学前景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些学生在有不安全感的总人数中占33.5%，比例最大。
（2）农村学校食堂、周边餐馆、便利店的食品健康安全仍存在突出问题，所以对饮食卫生安全存在担忧的学生占有不安全感学生的17%。
（3）在有不安全感的学生中，因住宿条件不够完善而感到不安全的占到13.2%。
（4）家长与子女关系有危机感的学生高达11.1%。
（5）通过QQ聊天等乃至社会上各种信息干扰的达7.8%。
（6）学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带来不安全感达6.8%。
（7）因家长关系不和睦而有忧虑的占6.4%。
（8）其他学生本身的心理障碍与师生关系信安全感低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
综上所述，在存在不安全感的学生中，造成学生不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多于教育不受重视的因素；女生多于男生；社会、家庭因素多于学校管理因素；非独生子多于女独生子女；农村学生多于城镇学生；外来因素多于内在的因素。
二、原因分析
我们在调查表中发现，女生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家庭经济危机感及心理性别弱势导致的危机感（担心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欺负），女生通过QQ聊天来自异性信息及其它干扰的原因远远高于男生。由于高中女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释放压力的能力均低于男生，而学习压力大于男生，因而女生重度不安全感的比例越来越高。另外，在学校生活中女生同往多于异往，尤其女寄宿生中由于生活琐事的摩擦，某些较内向、较脆弱、较软弱的女生受委屈的概率要比男生大很多，所以女生的不安全感比例及程度都大大高于男生。
据此，我们又对有家庭经济危机感的原因做了后续跟踪调查，对于家庭经济危机感，女生也大大高于男生。因为有这种危机感的学生的家庭94.6%在农村，且这些家庭大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重男轻女，父母年龄大，家里姐妹多。在城镇的家庭占5.4%，学生的危机感主要缘于家庭变故而导致的家庭经济水平低。有家庭经济危机感的学生绝大部分集中于农村家庭，尤其是受传统陈旧观念、认识错位的影响，所以农村女生经济危机感大大超过男生，农村女生的不安全感大大也超过男生。
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学生由于经济原因导致上学费用困难，加上家长失业现象比较突出，与经济状况好的城市学生相比容易产生自卑感，这在现象农村学生比较突出，导致不安全感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造成“留守”学生和单亲子女逐渐增多，亲情的缺失也使学生不安全感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受重视程度更高，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呵护大大超过非独生子女，这是独生子女不安全感低的最主要原因。从我校的现状看，农村非独生子女家庭占绝大多数，且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往往好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也是造大部分农村学生有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在校园生活中学生不安全感与学习成绩有很大的关系。成绩好的学生因受到老师及家长的重视，有较高安全感；由于农村学生的总体成绩相对城市偏差，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就业、前程以及要从农村进入城市等都有很大的压力，加之农村学生家庭背景及经济条件偏差，要实现社会阶层流转有更大的难度，所以农村学生的不安全感高于城市学生。
另外，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各种社会负面信息以及QQ、微信等骚扰信息对农村高中生带来一定的干扰；家庭生活关系不和谐或单亲，家庭往往造成子女孤独、胆小或恐慌；农村社会治安、交通状况、环境卫生、食品 卫生、住宿条件等难以满足学生的预期心理需求。这里农村多种不安全的外部条件都造成了学生的不安全感比例上升。
随着社会发展，农村教育受重视程度提高学校设施不断完善及学校管理逐步规范，学生在校不安全感也随之减弱乃至消失；现今教育的深入改革，学生高考升学压力减小，学生在校学习的不安全感也随之减弱。所以，社会治安、交通状况、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家庭条件、经济状况、性别差异及网络信息等诸多家庭及社会因素对学生不安全感的影响远超过学校管理。
三、应对的思路
学生的不安全感是根据他本人对周边客观存在的各种条件的影响及主观心理作用进行分析、推理、判断的结果。这种结果会导致学生心理压力加大，感知迟钝，思维判断受干扰，学习受影响，创造能力减弱，所以，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以学校为中心，关注学生在校的行为适应，在家庭的教育互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励志疏导。通过课程整合、学科渗透、班主任工作、心理辅导、综合实践活动、优化校园环境多种途径，开展励志教育，磨练学生在困难中坚强，在逆境中成长，从而强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克服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学生不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同时开展班主任工作、心理辅导及适宜女性的活动，进一步挖掘女生潜能，树立女生的信心，削弱女生不安全感高于男生的情况。
（二）以完善学校基础设施为前提，着眼于满足学生生活硬件条件，狠抓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力度，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严格校园安保制度，把校园建设成学习、生活的安全的港湾，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异，消除因外部硬件条件的差异而导致了学生不安全感的存在，从而缩小农村学生不安全感高于城镇学生的因素。
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Xiamen office level cadre happy index reaches as high as 96.7%.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Xiamen office level cadre happy index main feature, as well as this crowd happy index results in the high score five big reasons.
关键词： 幸福指数 厦门 处级干部
key word: Happy index Xiamen Office level cadre
作者简介：方轻(1979―)，女，福建福州人；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由于工作稳定、待遇不错、社会地位高等因素，公务员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人群。零点公司的一份《2009年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幸福感的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和房地产从业者幸福感位居前两位，其中，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幸福指数最高，而一般公务员幸福指数也是中等偏上。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厦门市公务员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2010年6月，厦门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开展了一次厦门市公务员幸福指数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发放书面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参加市委党校或市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的两个处级班的学员。本次调查共发放91份问卷，回收91份问卷，回收率100%。调查的内容包括公务员把什么因素作为个人幸福的第一因素，以及对当前的工作状态、对个人生活环境、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经济收入、文娱活动、社会保障、交通状况等方面的满意程度。由于市委组织部在选派干部参加培训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人员数量与结构的比例，因此客观上促成了本次问卷调查抽样的随机性与科学性，从而保证了调查结果能够更接近于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状况的实际情况。
一、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为96.7%
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感觉自己生活幸福的占96.7%：其中感觉“生活质量很高，非常幸福”的占12.1%，感觉“生活质量较高，比较幸福”的占56.0%，感觉“生活质量一般，可以算幸福”的占28.6%；其中感觉“生活质量不高，不幸福”的占2.2%，被调查的人员中没有人选择“生活质量很差，非常不幸福”的；此外，选择“说不清楚”的占1%。调查数据说明，作为一个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厦门市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是相当高的，不仅远远高于中国人平均幸福指数（一份“2009年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人幸福指数得分69.84），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平均值73.79。从调查对象的分类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女性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于男性处级干部。在被调查人员中，男性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96.25%，不幸福的占2.5%；女性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100%，不幸福的占0%。从幸福感的程度来看，认为“生活质量很高，非常幸福”的女性占27.2%，男性占10%；认为“生活质量较高，比较幸福”的女性占63.6%，男性占55.0%；认为“生活质量一般，可以算幸福”的女性占9.1%，男性占31.2%。
第二，中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于低、高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在被调查人员中，40-4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最高，这个年龄组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为100%；50-5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次之，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为97.8%；30-3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相对较低，认为自己幸福的占85.7%。
二、厦门市处级干部普遍认为身体健康最幸福
在调查“您会把什么作为您生活幸福的第一因素”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身体健康”的频率最高，占被调查对象的43.8%；其他因素的排位依次为“家庭和睦”占39.7%，“实现职业理想”占13.2%，“金钱与物质享受”占3.3%，“个人的个性自由”占0.8%。
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幸福观是当代社会主流人群幸福观的浓缩体现。在物质水平以及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平安健康对于每个人都显得原来越重要，因此，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幸福最主要的因素是符合当代人对生活幸福的基本看法与态度的。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际交往的复杂性越来越凸显，来自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和困扰越来越大，因此，家庭和睦也成为当代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而对于已经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已然衣食无忧乃至生活条件比较宽裕的处级干部而言，实现职业理想和追求物质享受则不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此外，类似于“个人的个性自由”这样的因素，属于更高一个层次的精神需求，只有少数人会将其作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五大原因
（一）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应该是当代中国公务员幸福指数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作稳定。调查结果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对当前所从事的工作的满意程度较高：7.7%的人对当前工作表示“喜欢，很有成就感，非常满意”；63.7%的人对当前工作表示“很适应，比较满意”。此外，23.1%的人表示“工作只是谋生手段，没有其他感觉”，只有4.4%的人表示“对当前工作不满意”。长期以来，公务员被社会形象地称作“捧着铁饭碗”的职业，原因就在于这一职业的稳定性。曾经有人戏称：“谁人从来不担心下岗？公务员！谁人从来不受找工作的折磨？公务员！国家在、单位在、人民在，他们的工作就在，他们的饭碗就在。”虽然这样的评论透露出社会对公务员职业的某些偏见，但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从近年来越来越热门的公务员考试不难看出，公务员的生活几乎已经成为大众普遍认同和向往的幸福生活的典范。
第二，保障全面。在当代中国，以职业划分，公务员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应该是比较全面和到位的，这也为公务员排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从医疗保障来看，当被问及“您对目前的医疗保健条件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能享受优越的医疗条件，感觉完全能承受医疗费用，没有负担”的占8.8%；选择“能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感觉能承受得起医疗费用”的占49.5%；选择“能享受正常的医疗条件，感觉医疗费用较高，有压力”的占35.2%；选择“能享受基本医疗条件，感觉负担医疗费用很吃力”的占5.5%。从社会保障来看，当被问及“您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社会有保障，非常有安全感”的占3.3%；选择“社会有保障，有安全感”的占36.3%；选择“有一定社会保障，有一定安全感”的占45.1%；选择“社会保障不充分，安全感不强”的占14.3%，选择“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安全感”的占1.1%。
（二）稳定适中的收入
金钱和物质生活水平无疑对人们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有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存在“拐点”：家庭月收入12000-15000元是人的幸福感的拐点。也就是说，当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下时，家庭成员的幸福感与家庭收入成正比；当家庭收入超过15000元时，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可能不升反降。考虑到厦门市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消费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的拐点也应该适当提高至15000-18000左右。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家庭收入在10000-15000元的占35.2%，12000-20000元的占47.2%。这就表明，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家庭收入都处于接近“拐点”的水平，而这一收入水平也是最能使人感觉幸福的区间。因此，稳定适中的收入是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厦门市公务员在收入问题上存在比较性的优越感和幸福感。在以往的一些针对公务员幸福感的调查中，许多地区的公务员认同这个职业稳定性好、社会地位高，但是很多人仍然表达了对公务员收入的不满。一位多年从事机关工作的干部表示：“公务员这个职业在经济上处于撑不着、饿不死的状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下岗职工、农民工比起来，当然好多了，但是，且不说与那些商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距离真正的中产阶级都还远着呢。”虽然，厦门市公务员中由此同感的不乏其人，但是，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公务员相比，厦门市公务员在收入上有优越感和幸福感。有调查显示，2009年，浙江、江苏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4-8万元之间；江西和安徽等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3-6万元之间；西部部分省市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2-4万元之间。2009年厦门市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5-10万之间，处级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7-9万之间。一项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分析研究表明，“比较”比“期望”更容易导致幸福感或不幸福感。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所得到的不仅是本身期望的，而且被个体认为超过了他人尤其是同类人的相对所得，则更容易使这个个体产生幸福感。因此，厦门市公务员由于收入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来源于个人收入期望的实现，而且来源于因收入高于其他地区公务员的收入而产生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三）充实的生活节奏
在被问及“您对自己当前的生活节奏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回答如下：认为“太忙，生活节奏过快”的占8.8%；认为“比较忙，生活节奏偏快”的占40.7%；认为“适中，生活节奏刚刚好”的占49.5%；认为“比较闲，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占2.2%；没有人认为“太闲，生活节奏过慢”。可见，总的来说，厦门市处级干部的生活节奏处于一种相对充实和适中的状态中，这种生活节奏，既能够使人对工作和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感，并从而不时地获得恰到好处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又不至于使人过于疲劳、压力太大。
由于生活节奏适中，厦门市处级干部比其他地区同级别的公务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个人的休闲娱乐活动，这也保证了厦门市处级干部能够经常保持较佳的精神状态。调查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中认为自己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的占3.3%；“比较丰富”的占29.7%；“有参加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占55.0%，“较少参加文娱活动”的占11.0%。此外，有73.6%的厦门市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精力非常充沛，心态极佳”或“有精力应对工作生活，心态很好”。
（四）和睦的人际关系
和睦的人际关系是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感强烈的又一大原因。在被调查人员中，19.8%的人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融洽，人缘很好”；58.2%的人认为“自己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人缘较好”；20.1%的人认为“自己人际关系正常，人缘一般”。
家庭关系是个人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家庭状况的满意度调查中，99%厦门市处级干部觉得自己的家庭和睦，其中“家庭和睦，对家庭状况感觉非常满意”的占23.1%；“家庭和睦，感觉满意”的占58.2%；“家庭比较和睦，感觉正常”的占17.6%。家庭和睦也是促成厦门市处级干部生活幸福的重要原因。
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6
当前，从我国《刑法》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来看，刑法的法律体系、立法质量及立法效益实现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严重影响了刑法立法效益的发挥与提高，达不到立法目的的预期效果。因此，本文初步探讨了影响我国立法效益发挥与提高的制约性因素，并提出了提高刑法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以深化我国法治建设，建造一个安全、和谐与和平的社会环境。
一、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发挥与提高的制约性因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加深，公众和组织的法律意识已逐渐增强，社会治安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可是刑法在立法效益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意的地方。纵观我国刑法建设的过程，我们发现刑法立法成本和立法质量是影响其立法效益发挥与提高的主要因素。
（一）刑法立法成本
刑法立法成本是指刑法在立法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及所消耗的时间等资源的支出，主要内容包括立法成本、立法监督成本和实施成本。①
1.立法成本对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
在我国，刑法立法是一项长期而漫长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制约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其中，立法者的工资、福利和办公费用的支出，以及法律文本费用的支出是比较固定的支出。可是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追加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客观上增加了刑法的立法成本，影响着立法效益的提高。
2.立法监督成本对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
监督刑法立法活动和立法结果的实施效果，客观上有利于保证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提高刑法的实施效益。然而，我国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刑法监督体系，成本投入也相对较少一些，限制了立法监督有效性的充分发挥，非常不利于提高我国刑法的立法效益。
3.实施成本对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
刑法的实施成本是指国家在构建刑法制度结构或利益格局过程中所耗费的支出，包括守法支出和违法成本支出。通常情况下，这部分成本支出并不是由国家承担，主要由公众和组织自身承担。客观上决定了公众或组织不愿意过多地增加投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刑法立法效益的发挥与提高。
（二）刑法立法质量
纵观我国刑法的执行状况，发现刑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明显呈现出前瞻性不足，且滞后性明显。
二、提高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
（一）控制与管理刑法的立法成本，提高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积极构建刑法立法效益成本分析体系，引进刑法成本控制与管理机制，是控制与管理刑法立法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当前我国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传统的“一刀切”的立法方式，成本投入过高、执行力不足、滞后性严重，容易导致刑法立法效益下降。例如，我国《刑法》第236中对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妇女的……”注意，这里将的对象限定为妇女。可是在现代社会，对象并一定只是妇女，还有可能是男性。因此，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尽量做到资源优化配置，尽量提高立法的前瞻性，最大程度地促进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
（二）协调刑法立法与实施之间的关系，提高刑法的实施效益
立法者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刑法制定、出台后的实施效益，确保成效后刑法条例不与任何法律法规有冲突，更不能出现法律模糊概念。③例如，在刑法法律法规中大量出现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有关犯罪情节的规定。这样法律词汇太过模糊，判定起来比较困难。需要单行刑法和立法、司法解释来支持刑法的立法活动，不然刑法的立法效益将会落空。
（三）建立健全的刑法立法体系，规范立法活动与程序
想要提高我国刑法的立法效益，离不开健全的刑法立法体系，规范立法过程中的各种立法活动和各项立法程序。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在刑法立法监督方面的投入，增强监督力度。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