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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的起源范文1
那么友好化方案是不是不要数学呢?不是这样的，友好化不等于不要数学，实际上描述基本自然现象最简洁的还是数学，在天文选修课中教师仍然需要一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大部分学生们都能接受)来描述基本天文概念。那么友好化方案会不会导致天文知识的肤浅化呢?也不是这样的，以通俗的语言阐述天文知识尽管有失简洁性，但是学生们更容易接受，而且不会降低天文知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会导致肤浅化。退一步说，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数学阐述的，比如人的感情，在天文上有很多未知的现象目前也无法用数学进行有效阐述。那么友好化方案会不会导致媚俗化?天文选修课的友好化并不是哗众取宠的手段，而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天文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从而实现天文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爱因斯坦本人写过一本《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这是关于相对论的通俗版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具有大学入学考试水平以上的公众比较准确的理解相对论。
那么友好化方案如何具体实施呢?我们认为大体上有两个要点:1．通过类比生活中的实例来阐述天文现象;2．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并通过与学生们的互动来进一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我们在中国民航大学开设了一门天文选修课程———《现代天文学》，并在教学中实践了上述友好化方案，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教学片断(“宇宙起源”章节中的一部分)来阐述友好化设计方案。首先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让学生们自由讨论，年轻人富有想象力，可以给出各种新奇的答案———这样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调足学生们的探索胃口。当讨论进行到的时候，教师话锋一转(手中握着一枚鸡蛋)，指出不管这个世界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但对于宇宙来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认为先有的蛋———叫做勒梅特的“宇宙蛋”［2］。
美国天文学家乔治·伽莫夫在勒梅特的“宇宙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原始火球”的假说，该观点认为宇宙是从一次大爆炸中产生的［3］，［4］。而后经过许多人的改进，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热大爆炸宇宙学模型”［4］———这一观点现在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科学文化常识。这儿，我们列举了一个实例:一位老乡(仅有小学学历)把成捆的啤酒放在冰箱的冷冻层，没多久啤酒瓶竟然都“爆炸”了，他向作者询问这个现象和“宇宙大爆炸”有没有关联?作者想了想，啤酒瓶之所以“爆炸”，是因为当温度低于凝固点时，啤酒相变为固态，其体积则发生膨胀，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这位老乡可能给出了“宇宙大爆炸”的一个可能原因———因为突然冷却从而发生了“大爆炸”———此观点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大爆炸宇宙学模型”确实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基本科学常识。目前已经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大爆炸宇宙学模型”(通过多媒体手段详述各种观测证据)，从“大爆炸”到这堂课宇宙经历了上百亿年的沧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天文学的起源范文2
关键词：天文学 宇宙演化 宇宙结构 天有九重
日本著名学者山田庆儿在所著的《朱子的自然学》中对朱熹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予以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并且称朱熹是“一位被遗忘的自然学家”[i]。笔者试着借题发挥，进而认为朱熹是“一位被遗忘的天文学家”。作为宋代大理学家的朱熹研究过天文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他是否可称为天文学家，迄今尚无定论。他研究天文学的历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他的天文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尚待进一步理清。笔者通过对《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中朱熹的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言论进行整理和研究，大致理出了一些头绪。
一.
天文学研究的历程
朱熹对天文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已开始。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蘷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ii]可见，朱熹从小就关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对此难以忘怀，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进行天文学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读儒家经典外，“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iii]。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0岁），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开始潜心于儒学，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体认“理一”的思想。
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iv]，朱熹最早论及天文学当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林择之》，其中写道：“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v]
测量日影的长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活动之一。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长八尺的表竿，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其中日影最短时为夏至，最长时为冬至，又都称为“日至”。与此同时，这种方法还用于确定“地中”。《周礼·地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测得日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从“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则影长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则影长减一寸。这就是《周髀算经》所谓“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这一说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怀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宫说通过不同地区日影的测量，进一步予以纠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择之协助测量日影，显然是要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写道：“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vi]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吕律、象数，著作有《律吕新书》、《大衍详说》等；为朱熹“四大弟子（蔡元定、黄干、刘爚、陈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龄仅比朱熹小5岁，并在天文学等科学上有所造诣，很受朱熹的器重。从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讨论天文历法，并且认为，研究历法必须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岁），朱熹在《答吕子约》中写道：“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vii]显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读过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对沈括的有关天文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胡道静先生认为，在整个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viii]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星经》紫垣固所当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当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几度，尽某宿几度。又记其帝坐处须云在某宿几度，距紫垣几度，赤道几度，距垣四面各几度，与垣外某星相直，及记其昏见，及昏旦夜半当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须注与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晓。……《星经》可付三哥毕其事否？甚愿早见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颇不错，其说虽浅而词甚俚，然亦初学之阶梯也。”[ix]可见，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学经典著作《星经》和以诗歌形式写成的通俗天文学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确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体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静》中写道：“天经之说，今日所论乃中其病，然亦未尽。彼论之失，正坐以天形为可低昂反复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但入弹圆下者自不看见耳。盖图虽古所创，然终不似天体，孰若一大圆象，钻穴为星，而虚其当隐之规，以为瓮口，乃设短轴于北极之外，以缀而运之，又设短轴于南极之北，以承瓮口，遂自瓮口设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为地平，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耶？”[x]在这里，朱熹设想了一种可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岁），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写道：“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xi]在这里，朱熹对月亮盈亏变化的原因作了探讨。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xii]在这里，朱熹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学研究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和卷二“理气下·天地下”编入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言论，其中大都是这一时期朱熹门人所记录的。例如：《朱子语类》卷二朱熹门人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迟速。天行较急，一日一夜绕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进过一度。日行稍迟，一日一夜绕地恰一周，而於天为退一度。至一年，方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年一周天。月行又迟，一日一夜绕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恰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对，受光为盛。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xiii]
《朱子语类》的其它卷中也有此类记录。例如：《朱子语类》卷二十三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xiv]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约写成于1196年，朱熹66岁）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约写成于1198年，朱熹68岁）都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观点。《北辰辨》是朱熹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所注的《尧典》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这一时期朱熹所编《楚辞集注》（成书于1195年，朱熹65岁）之《天问》中也有一些注释反映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和造诣。
二.
天文学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学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xv]：
其一，细心观察各种天文现象。朱熹是重视亲身观察、善于观察的人。他经常运用仪器观察天文现象；并运用观察所得验证、反驳或提出各种见解。
其二，用“气”、“阴阳”等抽象概念解释天文现象。朱熹所采用的这一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运用推类获取新知。朱熹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直观的东西，对天文现象进行类推解释。
其四，阐发前人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朱熹研读过包括沈括《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著，对前人的天文学观点均予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处，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学所处的阶段而导致的。在古代科学的范畴中，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应当属于合理。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运用这些方法在天文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关的言论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朱熹曾经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xvi]这里描绘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径的图景。
在朱熹看来，宇宙的初始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气团。阴阳之气的气团作旋转运动；由于内部相互磨擦发生分化；其中“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xvii]，重浊之气聚合为“渣滓”，为地，清刚之气则在地的周围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还明确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轻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xviii]他根据直观的经验推断认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过沉积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将宇宙的初始看作是运动的气，这一思想与近代天文学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有某些相似之处。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也独立地提出星云说。星云说认为，太阳系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一团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们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类似之说；尽管尚缺乏科学依据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过思辩而获得的结果则是超前的。
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予以记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认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运动中的一团浑沌的物质。这种运动是漩涡的运动，而由于这种运动，重浊物质与清刚物质就分离开来，重浊者趋向宇宙大旋涡的中心而成为地，清刚者则居于上而成为天。……”[xix]
第二，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朱熹赞同早期的浑天说，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发展。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xx]但是，当天半绕地下时，日月星辰如何从水中通过？这是困扰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难题。朱熹不赞同地载水而浮的说法，他说：“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搉在中间，隤然不动。”[xxi]这就是说，地以“气”悬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气”悬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搉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xxii]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xxiii]朱熹认为，宇宙中“气”的旋转使得地能够悬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释克服了以往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结构学说的弱点，把传统的浑天说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xxiv]
关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说：“天之形，……亦无形质。……天体，而实非有体也。”[xxv]“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xxvi]又说：“星不是贴天。天是阴阳之气在上面”；“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xxvii]这显然是吸取了传统宣夜说所谓“天了无质，……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无止，皆须气也”[xxviii]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朱熹认为，屈原《天问》的“圜则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实上，在朱熹之前，关于“九天”的说法可见《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后来的《淮南子·天文训》等也有类似的说法；直到北宋末年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其中《天文章句》对“九天”的解释是：东方皞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變天，中央钧天。显然，这些解释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则明确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观点，并且还说“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复有涯矣”[xxix]；同时，朱熹赞同张载所谓“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说法。他进一步解释说：“盖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进过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进一度，则日为退一度。二日天进二度，则日为退二度。积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则天所进过之度，又恰周得本数；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尽本数，遂与天会而成一年。月行迟，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尽，比天为退了十三度有奇。进数为顺天而左，退数为逆天而右。”[xxx]《朱子语类》卷二朱熹的门人在阐释所谓“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时说：“此亦易见。如以一大轮在外，一小轮载日月在内，大轮转急，小轮转慢。虽都是左转，只有急有慢，便觉日月似右转了。”朱熹赞同此说。[xxxi]
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这位哲学家曾谈到‘大轮’和‘小轮’，也就是日、月的小‘轨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轨道’。特别有趣的是，他已经认识到，‘逆行’不过是由于天体相对速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视现象。”[xxxii]因此李约瑟认为，不能匆忙假定中国天文学家从未理解行星的运动轨道。
在天文学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见外，还对沈括有关天文学的观点做过详细的阐述。例如：沈括曾说：“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xxxiii]朱熹赞同此说，并接着说：“以此观之则知月光常满，但自人所立处视之，有偏有正，故见其光有盈有亏。”[xxxiv]他还说：“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xxxv]
三.
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大致包括宇宙结构理论和历法两大主要部分，尤以历法最为突出。宇宙结构理论自汉代形成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之后，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浑天说不断吸取各家学说之长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学研究侧重于对宇宙结构理论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的天文观测和科学研究，以浑天说为主干，吸取了盖天说和宣夜说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结构理论，把古代的浑天说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应当是朱熹对于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学研究只是专注于宇宙的结构，对于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在某些具体的细节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见解和解释是欠妥当的。
然而，他毕竟对宇宙结构等天文学问题作了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宇宙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后来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学者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撰《六经天文编》六卷，记述了儒家经典中大量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重要论述，《四库全书·六经天文编》“提要”说：“是编裒六经之言天文者，以易、书、诗所载为上卷，周礼、礼记、春秋所载为下卷。”该著作也记述了朱熹的许多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
元代之后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官定教科书。其中《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号九峰）曾随其父蔡元定从学于朱熹。他的《书集传》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等内容，涉及不少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另有元代学者史伯璿（生卒不详）著《管窥外篇》；《四库全书·管窥外篇》“提要”说：该书中“于天文、历学、地理、田制言之颇详，多能有所阐发。”在论及天文学时，该书对朱熹的言论多有引述，并认为“天以极健至劲之气运乎外，而束水与地于其中”。这与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辑录了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论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游艺（生卒不详，字子六，号岱峰）融中西天文学于一体，撰天文学著作《天经或问》，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流传于日本。该书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坠”时说：“天虚昼夜运旋于外，地实确然不动于中……天裹着地，运旋之气升降不息，四面紧塞不容展侧，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这里吸取了朱熹关于气的旋转支撑地球悬于空中的宇宙结构理论；在解释地震的原因时，该书又明确运用了朱熹的这一观点，说：“地本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束于元气旋转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坠为极重亘中心以镇定也。”在论及日月五星的运行方向和速度时，该书说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详”，并且还直接引述朱熹关于五星运行方向和速度的观点予以说明。
清代著名学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榕村）曾奉命主编《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气一”有“总论、太极、天地、阴阳、时令”，“卷五十理气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电、风雨雪雹霜露”，收录了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李光地所著的《历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谓“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说明朱熹的天文学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学有关宇宙结构的知识[xxxvi]。他在所撰的《理气》篇说：“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为体，当立有定之度数记之。天乃动物，仍当于天外立一太虚不动之天以测之，此说即今西历之宗动天也。其言九层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远得一层，运转得较紧似一层。至第九层则紧不可言。与今西历所云九层一一吻合。”[xxxvii]他的《御定星历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并且认为，朱熹所说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就是指“天浑圆地亦浑圆”，而与西方天文学的宇宙结构理论相一致。
李光地与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xxxviii]交往甚密，并且对当时的西方科学都持“西学中源”说。梅文鼎在所著《历学疑问》中多处引用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该书认为，朱熹已经具有西方天文学所谓“动天之外有静天”、“天有重数”和“以轮载日月”的观点，并且说：“朱子以轮载日月之喻，兼可施诸黄、赤，与西说之言层次者实相通贯。”[xxxix]
除此之外，清代还有黄鼎（生卒不详）的《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学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没有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在天文学上确实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对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是历史上重要的天文学家。的确，作为宋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一位被遗忘的天文学家”，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天文学家。
转贴于 注释：
1．〔日〕山田慶児：《朱子の自然学》，東京 : 岩波書店， 1978。
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四。
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
4．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答林择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卷四十三。
6．《答蔡季通》，《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
7．《答吕子约》，《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
8．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9．《答蔡季通》，《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
10．《答蔡伯静》，《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三。
11．《答廖子晦》，《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
12．《答蔡季通》，《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
13．26．27．30．31．35．《朱子语类》，卷第二。
14．《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
15．乐爱国、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6．17．18．21．22．《朱子语类》，卷第一。
19．〔英〕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20．28．《晋书·天文志上》。
23．25．29．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24．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3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47页。
33．〔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
34．朱熹：《楚辞集注》，第53页。
36．乐爱国：《李光地的中西科技观述评》，《李光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7．〔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六《理气》。
天文学的起源范文3
1及时收看天气预报
要看3天至一周的天气，如果有降温连阴雪天气，提前做预防措施。
1.1强化温室保温。检查棚膜，发现漏洞及时修补，封闭严实门窗，进棚口处挂双层门帘，门帘下部紧贴地面，减少开启次数;在草帘上覆盖旧棚膜或彩条布，防止雪水渗漏;放帘后在棚前放帘处用草帘或秸秆增加覆盖厚度，加强保温;棚骨架单薄的要及时增加临时支柱，以防下雪压塌。
1.2严格控制浇水。在连阴之前禁止浇水，防止连阴雪天造成地温低、沤根、寒根、湿度大、病害多。如确需浇水时，禁止大水漫灌，最好用微喷灌分段浇小水，或灌根，避免因浇水增加湿度，地温下降，引起沤根或寒根现象。
1.3连阴天之前1～2天，喷雾预防病害，用杀菌剂对白糖，可提高对未来几天低温的抵抗能力。
2连阴雪天期间的管理
连阴天大棚内光照弱、温度低，时间一长，植株在有机营养消耗过多而补充不足的情况下，肯定会日渐“消瘦”，直至死亡。因此，冬季连阴天时，棚室蔬菜管理必须围绕"增补给、减消耗"进行。
2.1增加光照。在连阴天环境下，增加光照是提高光合效率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要从延长见光时间和增加光照数量两大方面着手。
2.1.1禁止连阴天不打保温被或者草帘，要充分利用云层之间的散射光，保持蔬菜低弱的光合作用。只要温度条件可以并且不下雨雪，就应拉开棚帘使蔬菜见光;如果打帘后棚温下降较快，超过3～5益，可暂不打帘。
2.1.2有条件的棚户建议安装植物补光灯(太阳光谱)、高压钠灯或白炽灯等增加光照，灯距离生长点1.5米高，每个灯辐照20～25平方米，5延长米一盏，最好悬挂两排，插花悬挂，晴天打帘前和放帘后各补1～2个小时，阴天全天补光，夜间不用补光，特殊情况除外。
2.1.3及时清扫棚膜，提高棚膜透光率。冬季棚膜上的尘土等会严重影响棚膜的透光率，采用人工措施除尘或用刀条布自动除尘，对于连阴天提高棚内光照强度有很大帮助。另外，也要注意减少棚膜内面的结露，减少对透光率的影响。
2.1.4在连阴天，张挂反光幕可有效增加棚内光照强度，促进光合积累。可在棚室后墙中间位置悬挂或沿过道高2米处东西拉一道铁丝，将1米宽的反光幕两幅按需用长度剪断，用透明胶带粘接成2米宽的幕布，然后用透明胶布固定，形成自然下垂或稍向棚里面倾斜的幕布。
2.2保温增温：连阴天时，棚内温度肯定较平常要低一些，所以，连阴天保温工作至关重要。可通过在棚前设置防寒沟、棚后墙竖玉米秸秆、增加草帘、保温被保温厚度、起拱铺设小拱棚、及时检查棚墙体、棚膜有无孔隙、孔洞等措施来提高棚内温度，保证蔬菜正常生长。注意连阴天只要温室能保证最低气温，就不要在连阴天盲目增加棚内温度，增加消耗，得不偿失。阴天时，作物的光合作用弱，为减少营养消耗，夜间温度应比平时低2益左右。
2.3风口和湿度管理;连续阴雪三天以上时，中午尽量适当通风换气，风口不可超过10厘米，通风时间20～30分钟左右，连续2～3次，棚内温度不会受太多影响，又可有效降低棚内湿度。连阴天禁止棚内补充过量的二氧化碳，避免造成叶片窒息，老化早衰。
2.4连续阴雪天水肥管理;禁止冲施化肥等凉性肥料。在多云天气，有微滴管情况下可以小水冲施利于养根生根的氨基酸类、腐植酸类生物菌肥，以菌液稀释后用施肥器随滴灌带水，地面少量湿润为宜。
2.5连阴天禁止田间整枝等工作。连阴天最好不要进行整枝、掐丝、打叶操作，避免产生伤口，感染病害，要在天晴后再进行，利于伤口愈合。连阴天用药注意事项：
2.5.1看天气喷药。若天阴的不厉害，要选择上午喷药，否则就不要喷药了(当蔬菜生命受到威胁就要做好权衡)。要选择用较细的喷片或雾化程度较好的喷雾器(如弥雾机)，均匀喷雾。不要在作物的嫩梢及幼嫩部分喷药过多，不要近距离直喷，要以药液不下滴，不结大的露点，盖草帘前叶面不湿为宜。
2.5.2晴天后不要马上喷药。连阴天数天突然转晴后，蔬菜的叶面由于长时间光合作用不强，造成叶片薄、黄而嫩、纤维组织柔弱，这样很容易产生药害，应通风见光圆原猿天后再喷药。若病害严重急于喷药防治，可在药液内加入适量杂原诱抗素或鲜胺脂，同时加强农事操作，做到综合防治。
2.5.3喷嘧霉胺或有“唑”字、“醇”字成分的药剂使用时需谨慎。阴天治灰霉、菌核病含有嘧霉胺成分圆园豫以上的最好慎用或不用，最好先小面积试喷后再大面积使用。有效成分中含有“唑”字、“醇”字的药剂有抑制作物生长的副作用，易产生矮化株。连阴天气本就不适合作物生长，再加上用药不当作物生长就更受影响了。
2.5.4阴天熏棚须谨慎。连阴天由于棚内空气不流畅，可能造成有害气体的积累而不能及时地排出棚外，所以阴天条件下使用烟剂熏棚更容易产生气害。如有的蔬菜嫩叶叶边发白或叶片发黄;有的受气害后花蕾、幼果等容易脱落。阴天熏棚要结合天气预报，如果连阴天熏棚就更要谨慎。
2.5.5喷粉尘剂要注意。连阴天是灰霉、菌核、疫病、霜霉、细菌性等多种病害的高发期，病害严重时不要急于将病害治愈而一次性喷粉过量而产生药害。正确用药方法是在作物的行间上方空间内喷粉，不要直接对着叶面或植株喷洒，使用量要按照说明用量使用。
2.5.6要对症下药。连阴天常常导致温室蔬菜多种病害、气害、肥害、药害、生理性病害等混合发生，广大菜农朋友在实际生产中要注意区分，对症下药，否则无论什么情况都一味地按病害用药防治，反而加重了蔬菜的不良症状，影响了蔬菜生长，造成损失。
3久阴乍晴温室管理
3.1天睛后，草帘不要全部打开，要打花帘(隔一个拉一个)用卷帘机的棚把保温被或草帘拉开1/3或一半处，若有萎蔫现象，及时放下草帘，一小时后重新缓慢拉开草帘，反复几次，直到不再萎蔫。
3.2连阴天乍晴，叶面要补充温糖水或清水，防止灼伤;放睛后可用喷施宝10毫升加50毫升米醋或者用30克磷酸二氢钾加30克尿素对水30 斤喷施植株叶片，起到缓解冻害增加养分吸收。3.3避免棚温不要上升的过快。风口提前打开10厘米左右，减缓棚温上升速度，防止失水萎蔫，通风时风口不可过大。连阴后2～3天才可以喷药，防止产生药害。
天文学的起源范文4
一方是坐在轮椅上的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他可能是仍然在世的最著名的科学家）及其剑桥大学的同事尼尔・图罗克，他们在将由《物理快报》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论点是最初万万万亿分之一秒时间里发生的一切可能决定了宇宙永恒不灭的本质。
另一方是俄罗斯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他是膨胀理论的泰斗之一，试图解释在最初的一刹那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他在已发表的论文中说，霍金和图罗克理解错了，因为类似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砰然一声就诞生的宇宙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因此试图找到时间的开始或终止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争论的实质是个重大问题。所有证据都表明我们的宇宙有一个开始，而且这种开始包括空间和时间这两方面。我们的宇宙150亿年来一直在膨胀。那么，存在着早于我们的宇宙诞生时刻“之前”的宇宙吗？宇宙膨胀会终止吗？
天文学家们一再提出的假设认为，我们的宇宙密度还不足以使其自身的扩张停下来。再过数十亿年之后，所有星系都将会衰颓，但是尚有余烬的星系残骸还将永恒飘荡，彼此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霍金在其最新写就的论文中检验了爱因斯坦的某些思想，并利用纯理论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宇宙的未来是由其诞生时的条件决定的。
天文学家马丁・里斯教授最近说：“ 他们声称以某种比其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设想更自然的方式建立了低密度宇宙理论的模型。这是一个变异理论，利用了霍金早些时候提出的某些思想。”他还说，林德认为霍金和图罗克的理论模型没有给出正确的宇宙密度。“他们的理论已受到天文学泰斗林德的抨击”。
这两种论点都以名为宇宙膨胀的瞬间为论据。在宇宙膨胀的瞬间，宇宙砰地一声从无到有诞生了，并以比光速快得多的速度自我膨胀。这种膨胀是一种反引力。但是这种论点认为，由于引力是负能量，所以这种反引力肯定代表正能量，爱因斯坦的理论认为，物质只不过是冻结的能量，因此，所有恒星及星系在这种膨胀瞬间都因为其固有的能量而出现塌缩。
宇宙膨胀问题已经让天文学家们着迷了17年之久。它会形成一个在扩张和崩溃之间实现临界平衡的宇宙吗？或者会形成一个具有“负曲线”和无限未来的宇宙吗？马丁・里斯教授说：“这正是林德以及霍金和图罗克试图要弄明白的问题。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得出不同的膨胀结果，使我们能够推导出最终统一的但是拥有负曲线的宇宙。霍金―图罗克论文中的新东西将证明。你也能够更自然地做到这一点。”
霍金提出的新论点，意味着哲学家现在不得不考虑时间有始无终的问题。这可能是更令人头痛的问题。
马丁・里斯教授说：“林德对他所称的永恒膨胀笃信不疑。一旦某个宇宙运转起来，它就会持续膨胀，并不断滋生新的大爆炸。林德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是，他认为霍金所说的起源大爆炸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发生一次大爆炸，那么就会引发无数次大爆炸。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霍金所关心的初始条件就会消失在比我们所能料想到的更深的宇宙史迷雾中。”
（李绍明编译，选自《大家知识随笔》）
天文学的起源范文5
直到60年前科学家才弄明白为太阳提供能量的究竟是什么。太阳的能量来自太阳内部的氢原子聚变后形成的氦。太阳核实际上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氢弹爆炸过程，这使太阳熔炉的温度高达近2000万摄氏度。
太阳核外是一个相对平静的辐射层。大约在太阳表面以下192万千米处，辐射层让位于比较活跃的对流层，对流层就像一锅沸水不停地翻腾。这层物质由氢等离子体构成，氢等离子体就是由于高温被剥夺了电子而只剩下质子的气体原子。太阳的磁场将这些等离子体扯成一条条绳索状，在太阳表面被截断，形成环状或日珥。科学家从太阳表面所看到的所有活动――太阳黑子、耀斑、日冕喷发，都为太阳磁场的神秘扭曲所控制。
炽烈神秘，巍峨壮观的太阳，是否也会死亡，也要消失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上朔137亿年前的某个时刻，宇宙起源；在大约46亿年前的某个时刻，氢原子开始裂变成氦，太阳形成；从现在起大约5亿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太阳将消耗完自己的燃料，开始走向缓慢的死亡。说缓慢，它要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不是像人一样，死了，火化了事。在银河系的不同地方，每个月就有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死亡，那情形摄人心魄，蔚为壮观。
类太阳恒星的死亡一直被误认为是一个温和而有序的过程，而且每一颗恒星的死亡过程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通过哈勃太空望远镜和一组地面高功率新式望远镜的观察，天文学家见证了恒星的死亡过程，并产生了新的认识。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天文学教授罗伯特・奥戴尔说：“有了哈勃望远镜，我们才能够观察到以往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奥戴尔教授是监管哈勃太空望远镜建造项目的科学家，他利用哈勃望远镜已经观察到许多星云，是目前最权威的天文学家。
恒星垂死之时，会呼出一股璀璨异常、层叠缭绕的气团，这就是“行星状星云”。当一颗恒星耗尽了其核心的氢燃料，它的内核就会收缩、变热，恒星本身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假如太阳到了这个地步，它就会越过金星轨道，并很可能把地球吞掉。与此同时，内核的热度增高，密度增大，足以使性质不稳定的燃料――氦产生裂变。此时，恒星开始发生猛烈的喷射。在之后的10万年间，恒星把大部分大气吹进太空，就像喷出一圈又一圈的烟雾。最后几乎只剩下由碳和氧构成的的内核。接下来，内核坍塌，形成白矮星，大小如同地球，密度却相当于地球的10万倍。
白矮星的热度还不至于使碳或氧产生裂变，所以也不会像恒星那样燃烧，但是在短时间内，它的温度依然高于2万多摄氏度，能够排出恒星残余的大气，把分崩离析的所有紫外线气团吹散殆尽。在被吹出的大气中，紫外线分离出分子和原子，使大气闪耀发光。这些光亮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行星状星云。
行星状星云的形状为何如此怪异呢?原来行星之死并不像人们以往想像的那么温和平静，而是十分的喧嚣躁动，喷射出高度凝聚的气团，每秒达数百千米。这些喷射气团能追上慢慢飘游的恒星气团，并撞击它们，故而造成行星状星云形状的不规则。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天文学家小组宣布，他们借助美国宇航局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首次发现了已死亡的恒星周围正在孕育行星的证据。他们在距地球1．3万光年的天后座观测到一个名为“4U0142+61”的脉冲星，这颗脉冲星是一颗恒星于10万年前坍缩后的产物，质量的上限相当于20个太阳。而脉冲星被一个总质量为地球10倍左右的尘碟所围绕，尘碟的半径有1600万千米。
天文学的起源范文6
这一考古发现的报道一时间轰动海内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一发现，将意味着在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历史再向前扩延了一千年，上溯至炎黄时代，从此三皇五帝将不再是传说的故事。完成这一艰巨而神圣任务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博士和他的队员们。
何驽是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的人。早在湖北荆州工作期间，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中。并通过发掘和研究，撰写了《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点滴》及《考古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等50余篇有价值的论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随着工作阅历的不断丰富，何驽越来越感到，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离不开实践。他常给同事们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印证较大和深奥的理论，就必须到考古实践中去，掌握大量的考古实证，只有到都城遗址去考古，才能发现大的更加有价值的东西。2002年，他受所领导委派，担任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队长及陶寺城址领队，开始了国家科技部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工作。
野外工作条件一般都是比较艰苦的，但这些对何驽来说似乎已经习惯了。他说，在野外工作，我不奢求什么，只要晚上有个住的地方，白天有个一日三餐就足够了。他在陶寺一住就是四个春秋。作为领队，经常是带着队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把自己的大本营就驻扎在陶寺村里，对他来说，最感到头疼的就是农村的停电。因为近些年来，在临汾市借产业结构调整的东风，又连续上了一大批企业，致使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时很难得到缓解，因此，电力负荷缺额只有留给农村了。这样一来，何驽和他的同事们就只能经常在缺电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白白地让自己的时间流失了。他总是白天在田野里搞发掘，晚上在烛光下或应急灯下读书、思考、写论文，经常一干就是十一二点。四年中，他又撰写了40多篇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都曾经在考古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何驽的考古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州址，中期小城、中期墓地及大墓、宫殿区夯土基址和大型仓储区等。他确定了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他又通过钻探发掘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半圆夯土建筑，总面积约一千四百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何驽的发现，对唐尧时代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根据何驽的钻探发掘，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还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何驽所做的一切，等于认定了陶寺所具备的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印证了陶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都邑聚落，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何驽在事业上是成功的，也是令人叹服的!但谈起四年多的陶寺考古历程，他总是感慨万千。2001年秋，他来到陶寺后，首先了解了陶寺的遗址情况，挖了探沟，挖出了南城墙夯土。2002年，陶寺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而他就是这个项目重点――陶寺遗址的牵头人，具体挖掘工作从哪里下手，大家都在看领队。他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但工作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心里当时裹足不前。要有大胆的设想，还要有科学的态度。于是在茫然了二三个月之后，他决定先找早期城址，当时在大城中探出了许多小的城墙夯土，2002年就找到了早期小城。而中期城址的确认需要找中期大墓相匹配。
在钻探中，他发现陶寺城内东南方向少人居住迹象，应该与鬼神有关，钻探发掘后发现有大墓，长五米、宽三米七、深七米，属陶寺中期。同时在大墓旁边发现有大建筑，他初步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因为建筑只剩下地基部分，形状像梯型建筑。轻易是很难弄清是什么东西的，鉴于作业难度大，当时，队员就劝他别挖了，但何驽却认为，对一个学者来说，发现了信息，而又因自己的疏忽，造成信息的丢失，这是对历史最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历史的罪人。他从小就养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倔强性格，遇到事情总爱刨根问底。因此，2003年春天，他决定探沟看一下，结果一看是弧形的夯土墙墓，当时他就暗暗推测，这个建筑可能是天坛类建筑。他又主持向外挖，这时线和缝与东南方向相对应。但是不巧的是，不久，“非典”疫情就暴发了，致使这项工作停顿了。“非典”过后，他们又加快了工作进度，不久，十个观测缝都挖了出来，对应东南方向的塔儿山。但这个建筑遗址原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何驽当时还是没有完全弄清，猜测可能用于观测日出。为了探个究竟，他求助于他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天文学史的博士生，他也推测有可能用于观测。所有的缝应该都能交汇到一个点，而这个点就是惟一的观测点，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同学建议，做实地模拟观测。冬至时，队员冯九生专门来到现场观测，结果发现日出时，太阳并不在缝中，于是陷入茫然。何驽却认为很可能是观测点位置有偏差，该建筑应该还是有观测冬至功能的。
何驽的观点一时在考古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各种说法不一，质疑声如汗水般涌来：“何驽所提到的观测缝，是不是有意识的做出来的?”还有人说：“何驽的想法太离谱，年轻人对学术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目前学术界很浮躁，想搞点轰动效应的人太多，何驽莫非是想制造爆炸性新闻由此出名。”……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怎么讲，何驽并没有由此而沉沦，由此而懈怠，由此而放弃，他总是默默的说：“你们就看我最后的结果吧!”这就是何驽的执著，也是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即使到了大年三十，他们也没有停顿过观测工作。这年最后一次观测就是腊月三十，头一天他们就去观测，遗憾的是乘坐的吉普车也坏了，因为过年又已经没有修车的工人，队员冯九生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修。除夕一大早队员们就来到观测点，在凛冽的朔风中，终于在东三号缝看到了日出，这使他再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增强了他继续观测研究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2004年初，何驽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一场学术报告，介绍了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与观测情况。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和历法专家陈美东先生指出，由于黄赤交角四千年的变化，导致今天冬至日出向北偏出缝外，何驽他们冬至观测结果是正确的。四千年前陶寺人的确在东二号缝中观测日出。这为证实何驽关于观象台功能的推测奠定了坚实的一步。但等到立春却又观测不到日出，这令他们很纳闷。到三月下旬，大地回春，何驽又继续开始了他的考古工作。同时，利用早上上工前的时间进行天文观测。他这时发现，一个观测点看不到所有缝，于是他提出在五十公分直径范围内有三个观测点的假设。苦心人，天不负。谷雨时节，也就是这一年的四月二十日，恰好在东八号缝观测到了日出。到五月中旬，经过与天文学专家沟通，专家提醒他观测点不可能同时有三个。通过冬至和塔儿山的两条观测线交汇到一起，找到这一个模拟观测点。
2004年10月，等到把主体建筑挖出后，何驽把所有的专家请来，由于当时观测缝没有解剖，陶寺观测点没有发现，当时大家都对此事仍抱有疑问。后来发现有三个同心圆的陶寺观测点遗迹，计算的点和原来古人做的点相吻合，更证实了何驽关于观测功能的推断。同年11月18日，何驽又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几位天文学专家一起来到陶寺，天文学家初步认同观测功能的推断。但专家组还是说轻易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要注重用事实和证据说明问题。今年十月，何驽又请国内著名天文专家15人亲临现场进行论证，基本确认该遗迹是天文观测遗址。而这前前后后的两年中，何驽的付出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考古专业范围，涉足到了天文学的领域，可想而知，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没有对事业的执著，不注重学习、研究、设想、推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2005年11月10日，世界顶极刊物《自然》杂志第438期刊登陶寺发现古观象台的消息。英、法、德、日本、波兰的学者已表现极大的兴趣。中国的天文学家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