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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现象范文1
电视情感节目是近年来较为热播的电视节目形态，从中国电视娱乐类节目的形态及其发展轨迹而言，可以说此类节目已经遍地开花，节目的制作、播出方（统称为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均获得了某种特定需要的满足：于传播者而言，他们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更多的广告投放；于受众而言，他们获得了某些心理上的期待和满足，完成了心理的某种宣泄和释放，也满足了对情感私生活的“窥探”欲望。
消费主义与情感节目的契合点分析
消费主义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解读大众文化的一种方式，其起作用的基本前提是把大众文化当做一种商品来消费。根据阿诺德・雷恩等的分析，大众文化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商品的特征：社会化大生产语境下，文化被按照一定的市场模式生产、传播和消费。同时，文化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精神娱乐属性、产品增值属性中的精神娱乐属性成为它区别于其他商品的本质所在。
英国哲学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设计意在激起一种情感，并且不想使这种情感释放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之中，而是要作为本身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加以享受，那么，这种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娱乐或消遣。”①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文化、电视文化、电视情感节目文化均成为一种娱乐或消遣，电视媒体不再单纯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而是不断地向着“寓教于乐”甚至是“单纯娱乐”的方向发展。电视节目使人获得娱乐的享受，这成为它吸引眼球、获得受众认同的所在，而如今的娱乐之所以不再单调，是因为情感这个带有伦理和道德表征的元素被当做商品注入娱乐节目中，受众在情感节目的消费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了心理上的某种期待和满足。而今的大众，处在一个被消费文化语境所包围的世界里，电视节目占据着人们用于家庭休闲娱乐的每分每秒，而情感节目是当前所有电视节目中最具家庭观念和家庭语境的节目形态。
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阈值的模糊
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在电视媒体中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这是媒介的技术性和伦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媒介，正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吞噬着人们私密的内容，并将其加工后植入公共语境中。电视情感类节目的诞生，标志着个人最为私密的话语被媒介技术所征服。《诗经・风・墙有茨》中说，“中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不可道也”是在传统的观念下，道德对技术约束的结果，在观念朴素的时代，某些特定的信息（比如私密的情感话题）是不方便对外人讲述的，而“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则可被理解为是技术对伦理和道德的僭越。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道德层面被挤压，那些本“不可道”的信息――私人情感――被当做了津津乐道的话题。
技术的发展是使私密的“中之言”向“所可道也”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其后最大的推动因素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各种私密性问题窥探欲望的膨胀。在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之下，电视情感节目将私密性的个人话语转换为具有情感娱乐价值的因素嵌入到节目中，实现了情感到商品的“僭越”。“情感”这块人类最为私密的话语空间，也最终告别了纯天然境界，走上被售卖的征途。
情感，这个私人话题在媒介技术、市场经济和受众需求三者的联动效果下，由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领域，走到了聚光灯和摄像机面前，而电视这个以阐述公共话语著称的大众媒介也接纳了原本属于非公开话语的私人内容：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之间的阈值开始模糊。
客体能动性表达与情感消费
从“靶子论”到议程设置理论，从“第三人效果”理论到受众“或然率选择”公式，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媒介效果的研究几乎自始至终都是将媒介的使用者界定为受众――一个被动的、带有某种偏见的信息接收者形象。
沃尔夫冈・威尔施在他的经典著作《重构美学》中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直截了当的现实并不存在，事物或者是这样的存在，或者是那样的存在。在每一种情况下，现实都是一种建构。”②电视节目就是通过对现实的建构来实现理想和现实在艺术层面的表达和展现。电视情感节目是这样一种混合品：技术与内容，主体与客体，商品与情感，公开与私密。任何一种艺术产品之所以能够实现艺术与视觉、艺术与情感、艺术与商品的完美融合，就在于它所具有的多重元素被整合运用，然后按照大工业生产的流程进行批量复制、传播和售卖。
电视情感节目的消费过程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受众对私密问题的浓厚兴趣；二是受众本身对这个话题具备表达能力；三是“情感”这个私密话题经过包装、加工和批量生产后被推向电视荧屏。这三者实际上是在受众主体地位回归的现实下，受众话题引导能力的体现。电视情感节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受众扮演着传播主体与客体统一者的角色：受众对情感节目的认同是他们“选择性注意”的基础和前提，而普通大众对情感节目的参与则又为他们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可能。如果说受众主体地位的回归以及受众参与节目可能性的出现体现了电视媒体“亲民”的一面，那么与这个过程紧密相关的则是受众审美意识、思维习惯、情感表达、生活方式甚至家庭伦理关系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电视让受众对这些节目“选择性注意”，体现了受众的主动性，随即而来的则是他们思维的固化和对情感问题的“免疫”和淡漠。
电视情感节目的道德消融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早在1972年就说过，“倘若电视要剥夺我们文明的个性、剥夺我们不同的自我，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掉电视。因为就我所知，电视与西方文明的延续是不可兼容的”。③早在38年以前，麦克卢汉就推断出电视媒体给人类文明带来的颠覆性挑战，甚至提出了电视与文明不可兼容的论断。在今天，电视媒体对人们的文明、文化以及道德的消融、瓦解更为猛烈。
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柯罗连科在他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一书中曾经说过：“任何感情只有在自然的时候才有价值。”④最纯真的感情只有在不加粉饰的时候才会诱人，才会展现它最淳朴的光彩和魅力。一旦它的存在状态受到外在的包装、策划甚至是营销和叫卖式的推广，这个人世间最为宝贵的财富就开始变味：首先变得俗气，继而充满了铜臭。电视情感节目与其说是解决人们的情感困惑，不如说是把自身当做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通过包装和贩卖来博取受众的眼泪、同情、怜悯或者愤怒。因此，我们可以说电视情感节目是在破坏情感而非拯救情感。
在故事的主角走上屏幕之前，导演、编剧、主持人等已经开始了面向受众精准且专业的策划：在某一个场合，女主角需要愁眉不展；某一个场合，男主角要拍案而起；在某一个场合背景音乐要舒缓轻快；在某一个场合，男女主角要当众相拥，泪流满面……主持人要适时引导争论、推动“剧情”，要分析受众心理状态，要将煽情的语言和动作并用……柯罗连科笔下所谓人类最为自然的感情，此时完全成了一种道具，一个让人心情跌宕起伏的交换筹码。伴随着整个“故事”开端、、结局的“情景再现”，电视台收获的是居高不下的收视率，是盆满钵盈的广告收入；导演和主持人收获的是奖金、绩效……
情感这个单纯的道德字眼，成为交换利益的筹码，成为掠取受众注意力资源的武器，成为制造人气和轰动效应的法宝。伴随着各种光怪陆离的电视情感节目的诞生，对情感现场戏进行策划、编造和包装的工作人员源于急功近利的市场竞争法则，源于对节目精益求精的创作考量，开始了情感节目的“创造之旅”。从这个角度上讲，电视情感节目就不再是一种真实的节目，而是一种混杂了真真假假的“真人秀”节目，电视受众的审美观也在被引导中滑向了媚俗的歧途。诚如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所说，“媒介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让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扩大这样的行为被确定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语境与情境之范围。”⑤
话语平民化的流变与滥觞
对电视话语的分析是解读电视节目传播现象的一个重要尺度。根据荣耀军的分析，“电视话语首先体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必然会利用传媒宣传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电视通过图像、声音、语言等‘权力性资源’以及其特有的传播方式、传播机制，向受众传播和构建着各种‘知识性’权力，生产出不同话语权力场域。”⑥纵观中国电视节目的话语变迁规律，我们可以简要地将电视话语的表现方式分为三个基本历程，其沿革的基本思路是：单向度意识形态下的权力话语精英引导下的权威话语大众参与的平民话语。而今，中国电视媒体的话语形态是三者并存的多维话语局面。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电视节目是第一种话语的典型表现，而以电视情感节目为代表的则是第三种话语形态的极致表现。
如果说电视报道节目必须要走“三贴近”的路线方能展现其对民生话题的关注，那么电视情感节目则是在“三贴近”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它不仅以普通大众所普遍关注的情感话题为基本表现对象，还给普通大众以话语表达的机会，大众通过电视不仅获得了窥探他人隐私欲望的满足，甚至也获得了自我情感话题公开表达的机会。因此，电视情感节目是最具有情感接近性的节目形态。电视媒体作为大众媒体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肩负起社会责任，站在助推社会发展、传承人类文明的角度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普通大众进行教育，对多元化话语进行维系，因此，电视媒体必须平衡其公共性和经济性。然而，电视情感节目却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话语的淡漠和对私人话语的放大――尽管许多电视情感节目都是打着解决情感问题，提供情感关怀的旗帜进行节目策划与播出的，但从电视情感节目的运作现状来看，这种节目形态已经面临高度同质化的瓶颈，受众的审美疲劳也随之而来。
总结
电视情感节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语境下一种文化形态的“商品”，它产生于市场经济中，必须得到一定消费群体的认同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因此对电视情感节目从消费语境下的情感内容、情感产品、情感消费进行研究，都被深深刻上了娱乐的烙印。在这个节目形态下，电视媒体的教育功能让位于娱乐功能。随着电视情感节目的发展，情感这个私人话题所涉及的隐私权逐渐消失，它在市场经济的诱导和受众的期盼下，实现了向公共领域的过渡。随着这个过程的实现，电视情感节目也面临着道德和话语层面的双重危机。
因此，电视情感节目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迎合了受众情感匮乏的心理诉求，拥有市场空间，成为电视台提升收视率当仁不让的武器，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文化市场整体质量的提升，也不利于电视媒体“涵化功能”（Cultivation Theory，乔治・格伯纳⑦）的发挥，势必需要出现一种更具有“亲民色彩”，能让受众在参与中压力获得释放并且真正兼顾“育人”和“娱人”的双重职能，平衡市场性和社会性两个导向的电视节目形态。
注释：
①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英］著，王至元、陈华中译：《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②沃尔夫冈・威尔施［德］：《重构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加］著，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柯罗连科［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⑥荣耀军：《中国当代电视研究：多维话语系统的竞争与共存》，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
⑦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消费主义现象范文2
Abstract: Consumerism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long with our country productivity and raise the level of shopping space expansion of consumerism in China, there are also spread tendenc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onsumerist values basic conno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causes, to lead the whole society people establish scientific concept of consumption.
关键词：消费 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价值观
Keywords: Consumption Consumerism Consumerism values
作者简介：李宝立，女，天津师范大学学院基本原理专业2010级研究生
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含
“消费指使用商品和享受服务，以满足需要和渴望。”[1]消费就是消费者通过消费品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行为，只具有中性色彩。按消费的目的不同，可以将消费划分为实用消费、炫耀消费和风格消费。实用消费是以消费品的有用性为前提而进行的消费活动，可以说是解决温饱问题层次上的消费，是生物意义驱动的消费。炫耀消费看重的是商品的昂贵和豪华。风格消费“根据自己的个性以及对自身形象的预期来选择商品，他们首先看重的是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或风格属性，而不是商品的含金量或华贵程度，其消费也具有了更多的个性化、理性化的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实现了消费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归。”[2]而消费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3]消费主义价值观就是把消费当成人生追求唯一目标的价值观，倡导的是提前消费、炫耀消费，注重的是消费品的含金量和豪华程度。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实用消费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尚未发展到风格消费的高度，可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中间过渡状态。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原因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源自美国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消费主义价值观作为这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全世界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购物空间的扩展，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我国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所以，要尽可能地找到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原因，才能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一）资本的内在逻辑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本质原因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追求经济增长。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又促进着生产和再生产。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资本为了增值就必须通过大量的消费活动实现，消费主义价值观也就应运而生。消费主义价值观追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它不是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耗殆尽而去更换，只是因为出现了新产品、新型号，人们就去更新换代，使商家获利，扩大生产。在这个循环中，资本的内在逻辑成为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和发展的本质原因。
（二）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驱动力量
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激增，使得人们的消费有了资金和对象。人们手中的金钱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有结余，而且市场上也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些经济因素驱动着人们去消费、再消费。同样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进一步显示，经济迅猛发展，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潮流把我国的消费市场也拉入到国际化的轨道上去。我国部分有钱的消费者就努力融入到这种氛围之中，面对国外前卫、新奇的商品，自然加大了消费的投入，久而久之，消费主义价值观在经济的快速发展驱动下兴起并迅速发展。
（三）人们的内在需要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内在要素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同样，人们的消费要求也是有层次的。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之后，人们的内在要求也会逐步提高，由生理需求向发展需求提升，所以人们的消费要求也就逐步提高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有部分人沉迷在享受消费品之中，过度追求奢侈品，有时候由于人们的生物性本能，使得消费显得很狭隘，只停留于享受型的消费主义价值观。
（四）媒体广告的宣传和引领是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的助推剂
“广告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体手段，不再只是用来说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他们的内涵，充当商品的介绍者，而是更为普遍的以各种图形、语言、符号等来‘包装’或者称为‘重塑’他们的商品。”[4]可见，媒体广告的宣传和引领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和发展。
三、树立科学消费价值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树立科学消费观。一方面，以现有的物质生产水平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价值观，正确处理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可支配的个人财富能力下，允许人们适当满足消费要求，以促进人更大的生产生活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3] [4]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baike.省略/view/1719400.htm
消费主义现象范文3
关键词:消费主义;象征符号;广告;话语权力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47-02
消费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取向,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它使得人们不再单纯满足于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更多地转化到追求商品的符号意义上去。正如“炫耀性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进行社会地位竞赛,使得消费品在使用价值之外,还有了派生效用。这种派生作用,一方面使消费行为有了荣誉性,另一方面也使最能适应这个消费竞赛目的的物品也有了荣誉性[1]。这即是“消费的二元结构”,它明确阐释了消费行为本身具有的物质消耗与符号占有、生理功能与意义功能这一内涵。也就是说,现代商品绝不仅仅是对人们生理需要的满足,它更是对某种社会身份的确认,对某种生活意义的满足。“消费的二元结构”是消费主义产生的行为基础。
一、媒介文化对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
消费主义的产生不是天然的,它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国内高消费群体以及知识阶层是这种消费文化的示范者和传播者”[2]。而事实上,消费主义的形成是一个积累过程,是整个社会媒体传播教化的结果,集中体现在现代商业广告和新闻报道上。
(一)商业广告与消费主义
在媒介文化中,广告虽然只是以一种“偶然形式”而存在,甚至只是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潜藏在电影、杂志、小说中,但它与文化产业关联性最强,几乎涉及到了消费主义文化形成的所有因素。因此,商业广告与消费主义的互动作用最为显著,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形成和蔓延。广告以消费者熟悉的语言、语调和生活景象,不断制造着种种诱人的生活方式和欲望,使得人们毫无提防地生活在广告塑造的价值体系中。如它会把一辆汽车跟一位成功人士放在同一使用时空,通过视听冲击来吸引消费者。本来人们购买汽车主要考虑它的实用性,但最终的购买决定实际在受广告中的生活场景和影像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广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告知产品实用性的方式,实际上在创造消费文化。它使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具有符号象征价值,如通过消费显现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等这些象征符号通过“能指”与“所指”表现出来,如人们疯狂地热爱可口可乐,它只是一种饮料,但“美国品位”又是一个概念,当“可口可乐”表示“美国品位”时,它便成了一种符号。
(二)新闻报道和消费主义
新闻报道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也对消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新闻报道通过对物质的强调或者对消费文化的重视,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从而创造或激发公众物质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新闻消费主义将受众当作“消费者”,对新闻的选择着眼于满足受众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新闻价值的评判权完全交付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而消费者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因此,那些虽然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富有人情味和趣味性的软新闻,相对于“硬新闻”来说更大程度地满足了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于是,新闻媒体将名人趣事及各种刺激性的犯罪新闻、灾害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报道的重点,新闻报道塑造的主体形象,由著名的政治人物、劳动英雄转移到企业总裁、体育明星、娱乐明星,通过对人的感官欲望的满足来赢取收视率、收听率[3],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无形中引导着消费者,助长了消费主义的形成。
二、消费主义的实质是一种话语权力系统
表面上看起来,消费主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生产和消费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大规模消费的生活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经济学意义,成了一种话语权力系统。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产品有操纵和灌输的作用,它们都带有规定了的态度和习惯,带有某些思想和情感的反应。这些反应或多或少愉快地把消费者同生产者,并通过学习生产者,同整体结合起来”[4]。
消费主义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品的正当性,而且还有人们据以知觉和思考的意义与概念体系,以话语权力的形式使人们“自觉认同”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概念。由于这种“美好生活”对于保证全球市场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显然是不可或缺的[5],这也恰好表明消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较为激进的意义上,它更多地代表着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兴趣或利益,那么它还是一种葛兰西所讲的文化主导权,或者说是一种话语权力系统。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说,“大规模消费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这给那些在文化和生产部门创新、开路的人以合法的地位[6]”。因为当一种话语类型一旦成为社会中言说的标准模式,即成为优势话语,就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得通过它去完成甚至最简单的表达和交流,从而具有对自己和他人行使着的话语肯定的或否定的权威,从而完成了权力控制的职能。因此,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使人丧失批判能力, 把情感“欲”化的“造梦”机制。随着消费文化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消费主义特有的高技术的‘欲’和表层化、包装化的‘情’就成了人们基本的生活样态, 当代美学面临的‘高技术与低情感’之间的矛盾, 也就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到处可见的基本矛盾[7]。
三、消费主义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发
消费主义对社会共同利益、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也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发。
(一)消费结构的改变,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国际社会相比,消费主义在中国蔓延的背景,一方面是居高的恩格尔系数,另一方面是基本需要尚未得到应有的改善。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高档耐用消费品迅速进入我国居民家庭。因此,高档耐用品在中国的大量普及,是以低收入人群牺牲其进一步改善基本需求为代价的[8]。此外,广告中大量使用青年人代言包括汽车、房地产等奢侈品,塑造了一种年轻有为的形象,误导青年人认为这些奢侈品的主要消费人群应当是青年人,这样一方面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有可能刺激超前消费,周而复始,会对青年人造成巨大的生活压力,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价值观的改变,造成心理的焦虑
目前,中国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孕育出一个与消费主义完全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我们是在并没有国外那样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产生了这样一种消费主义和消费欲望。因此,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容易出现一种震荡、脱节、焦虑,造成一种双重的自我矛盾,因为接受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对支撑这种生活的价值、思想和观念的认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意识到的还是没意识到的,总之人们对所发生的任何变化的自觉不自觉的抵抗都将瓦解[9]。举个例子来说,传统中国人的亲情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亲情、尊老爱幼上,但现在的消费主义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餐厅、酒吧、KTV等娱乐场所,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人们对于亲情的表达更多是以物质的方式来弥补而不是精神和情感,这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和消解。
(三)消费主义会拉大城乡差距,加剧贫富分化
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制的结构,80年代以来,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就一直在扩大。直到90年代中期,农村地区才开始普及彩色电视机、DVD机等耐用消费品,而此时“城里人”又开始把目光转向居室装修、超大屏幕彩电、电脑等更为高档的新型消费品,农村消费永远追随在城市消费之后。而农村由于建房等大额消费的支出,对高档消费品的追求又建立在牺牲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之外的,这样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表面看来,消费主义体现了社会某一领域的平等,穷人和富人都拥有彩电、冰箱,都可以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实际上,它掩饰了社会控制的实际需要。 “在这里,阶级差别平等化掩饰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只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10]。”事实上,中下阶层对高消费的追随,可能使他们失去对其他更有价值的需要的判断,而消费主义生活更是使那些可能的合理选择失去了现实性。
(四)消费主义对能源、材料等高消耗,对环境造成大规模破坏
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以生态与环境破坏以及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消费主义追求的产品和生活服务往往是对能源、材料、劳动和技术等资源的高消耗,可能对生态环境以及稀有资源造成大规模破坏和浪费。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表现为生态破坏与资源枯竭的压力和危机,这一问题从20世纪末开始成为全球性的现象,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践,但中国全面进入消费主义化的时代并没有来临,社会中仍存在大量的贫困和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广告、新闻、电影等推进消费主义宣传的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也为现代生活提供了便利,是现代生活的必须品,对它们的管理不可能“因噎废食”。因此,对消费主义批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抵制与反抗,它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成熟的公民意识和独立的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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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现象范文4
关键词：性别异化 后现代性 消费社会 大众文化
性别异化现象扫描
在2010年湖南卫视举办的“快乐男声”海选中，四川音乐学院2009级男生刘著以长头发、花裙子、高跟鞋、烟熏妆的十足女性装扮，亮相男性选秀舞台并一夜蹿红。被网民称为“著姐”的他迅速成为百度等网站的热门搜索人物，并很快有了大把粉丝。
“伪娘”刘著的出现，将近年来在我国青少年中出现的性别异化现象推向了极致。早在2004年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选秀节目中，李宇春便以一头短发、一身T恤牛仔、一副中性化的嗓音及一种接近男性的气质横空出世，倾倒了亿万粉丝，从而赢得了当年的“超级女声”总冠军，并被冠以“春哥”的名号。在2009年的“快乐女声”选秀中，曾轶可同样以接近男性的装扮与气质一炮走红，被网民称为“曾哥”。
如今，这种性别异化现象绝不仅仅停留在大众媒体上，而且渗透到了现实生活中。女人不穿裙装、不留长发的帅气打扮已成为一种潮流。而男人化粉妆、穿丝袜、留长发也渐成时尚。不仅装扮阴差阳错，连性格都乾坤颠倒。
性别异化现象的原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应。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集体主义、服从的人格特征逐渐被强调个人主义、独立的人格特征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日益趋向多元化，人人都能接受的标准成为明日黄花。特别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蔑视权威，反对一元、稳定和刻板，提倡多元、变化和随意，颠覆传统、标新立异成为他们的追求。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形态饱受质疑，新时期倡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又不到位；传统的权威与秩序正在被解构，新的价值观又没有深入人心，致使很多青少年陷入了信仰危机。失去了信仰的引领与安顿，很多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他们不关心终极的人生意义与社会价值，只满足于当下的快乐与一时的成功，而追奇逐怪则成为他们填补精神真空的一种快捷方式。
正当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式微之际，以后现代性为特征的西方意识形态却对中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形成合围之势。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它用多极化主体取代单一主体，强调去中心性，主张消解意义，削平价值，填平一切深度，致力于谋求感望与世俗性、当下性，宣扬非理性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日趋多元化，就连表达性别的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维对立的两极，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消费社会的催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的很多地方也追随西方社会的步伐，开始进入消费时代。在消费时代，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①，充满了后现代色彩。
在消费时代，盈利原则在文化生产者心中占据了至上地位，他们最为关心的是票房、收视率、发行量等经济指标，而忽视了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在消费时代，享乐主义在文化消费者心中占据了主导位置，他们满足于一时的、纯粹的感望，而很少考虑更深层次的精神获得。这样，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投其所好，把大众文化物化成了一切皆为消费的普通商品。
性别异化现象正是消费社会催生出的一个怪胎。当消费不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时，生产者只能极尽所能刺激消费、拉动消费、制造消费，如何调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他们魂牵梦萦的主题。为了消费与盈利的目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一如工业品的生产者，使出浑身解数，不断翻新花样取悦人们日渐挑剔的眼球。当正面的形象不再吸引人时，怪异的形象便破壳而出；当帅男靓女的定势不能招来欢呼时，帅女靓男的反串便应运而生。
审美趣味的异化。在经典美学中，审美客体主要是文学艺术。但在消费社会中，审美客体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的艺术种类到电影、电视、网络、广告等无所不包，甚至连日常生活本身也被纳入审美客体范畴。在审美客体由简单趋向繁杂的同时，人们的审美趣味也从单一趋向泛化。过去那种非美即丑的二元对立审美观念正在被一种模糊的、暧昧的多元化审美观念所取代，固定的评判与标准的共识正在失去市场。
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常见的情况：一个群体认为很美的东西，另一个群体却觉得很丑；一个群体认为很出位的现象，另一个群体却觉得很正常。这就为一部分人特别是思想活跃的青少年追奇逐怪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最为此感到欣喜的是审美客体的推销者。他们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不同的新奇玩意儿，美其名曰“时尚”，并大肆宣扬：只要是时尚的就是美的。
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大众的审美旨趣就这样从“阳春白雪”的高雅境界沉降到“下里巴人”的世俗境界，支配其中的观念也由独立的理性审视变为从众的感性判断。而商业逻辑和盈利原则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不断着人们的审美神经。当传统的审美影像无法吸引人们的眼球时，一定会有新的形象打着时尚的旗号及时出现。“消费欲望的无节制和人类物质享受的无穷尽，最终导致了过度的身体消费，身体美学也逐渐走上了它的异化道路，性别错位就是这种过度消费异化的结果。”②
性别异化现象的文化隐忧
性别异化现象既是消费社会过度消费的产物，又是大众文化降服大众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以盈利为终极目的的大众文化产品的风靡，对青少年性格的养成及社会角色塑造的负面影响。
导致青少年盲目趋附潮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高雅文化具有美的形式而隐含着解放的潜能，它是一种培养个性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一种单向度的肯定性文化，作为统治与宣传的工具，具有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特征。同时，作为一种商品性、娱乐性、标准化、快餐式的世俗文化，大众文化与工业经济融为一体，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机械化的反应方式，它瓦解着人们的判断力和想象力，成为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
大众文化按照普通商品的运作规律生产与销售，迎合着大众平均化的精神欲求和审美趣味，并没有真正考虑作为大众的每一分子的个体需求，更忽视了引领高雅趣味、提升精神境界的社会职责。由此，人们的欲望在一个平均层面得到满足的同时，其文化获取也被定格在了一个普通的层面，失去了升华与超越的机会，直至彻底迷失了真实的文化需要。
处在这样一个整体文化氛围中的青少年，原本以标榜个性为原则，却在不知不觉中泯灭了真正的个性，沦为大众文化的奴仆。一如追求性别异化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初衷是想让自己更富有个性，更具吸引力，但由于缺乏独立表达个性的文化认知，只能循着大众文化的诱导陷入模仿的怪圈。
导致青少年内心世界萎缩。大众文化的主要存在形式就是影像，视觉取代语言成了文化的中心。与以抽象的思维即概念、语言、文字作为中介的印刷文化相比，视觉化的影像文化大都是形象大于思想，甚至是只有形象，没有思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以电视和广播为主要传媒的时代，大众媒介的中心化促成了文化生产的齐一性，大众媒介的电子化促成了文化接受的被动性。文化工业剥夺了受众自主思考的空间，人的真正本质和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一样，变得微不足道。
更有批评者认为，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过程”；在大众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为只能“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他们表面上标新立异，个性十足，实则内心世界萎缩，精神生活空虚。随着心灵的枯萎，个人作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想象的乐趣，也一同消逝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性别异化现象正是一些青少年内心世界萎缩的具体表现。在缺少思想内涵的影像文化引领下，他们的思维过程由活跃趋向怠惰，由立体趋向平面。他们懒于反省人生，追问心灵，关注社会，只是无力又无助地龟缩于平白而狭小的自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所欲、所求是什么，好笑、好玩是他们唯一的精神作料。看着媒体上女人扮男人、男人扮女人，好笑，他们就喜欢；看着生活中也有女人扮男人、男人扮女人，好玩，他们就模仿。笑了，玩了，就够了，从不问为什么。
导致青少年道德路径模糊。在共享的文化空间里，大众文化致力于让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想，将他们的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中。这就造成了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不再向垂直方向深入，只是在水平方向滑动。使他们只注重当下的感受和快乐，而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消融了面向未来的道德追求，最终将其道德人格引向麻木化、低幼化。
大众媒体渐渐代替了人们的自主思维，一切皆娱乐的喧闹氛围，往往掩盖了某些社会矛盾，掩盖了一些弱势群体生存的艰辛，也掩盖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悲欢。“笑声已经代替了思考，在娱乐的狂欢中，青少年渐渐失去了反省精神，以至于难以辨明幽默和滑稽、高尚和低俗。”③
结语
无论“春哥”也好，“著姐”也罢，性别异化现象的个别存在，既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必然反应，也是社会宽容度提高的一种可喜展现，我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当这种现象由个别的“另类”发展为流行的“时尚”时，我们便不得不深刻反思这一现象的推波助澜者――大众传媒。
在“万般皆商品”的时代，大众传媒追逐高收视率与经济效益，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盈利视为其唯一目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忘记自身还担负着另一重职责――启迪大众心灵，引领高尚生活。
在“一切皆娱乐”的时代，大众传媒不断推出通俗化、快餐式的文化娱乐产品，也是迎合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但通俗不等于低俗，更不等于哗众取宠。大众传媒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与文化品格，不能抛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不能放弃对道德理性的弘扬。利用特殊人群的特殊癖好来吸引眼球，将病态审美视为时尚代码，将传播庸俗文化视为社会宽容，这显然曲解了自由与开放的本意。
在新现代性中，道德自律、自我完善和理性认知并没有失去理由。大众文化的审美娱乐虽然离不开感性层面的愉悦，但更应注重理性层面的诉求。大众传媒应引导当代人在健康的审美轨道上走进心灵的幸福，获得深层的感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高尚的道德水准，向着自由、全面、深刻、大写的人发展。
注 释：
①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丁明拥：《身体美学视域下的性别异化》，《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1)，第63页。
③丁纯：《当代文化的娱乐化与大众文化的困境》，《江西社会科学》，2009（10），第226页。
消费主义现象范文5
关键词：产品质量；声誉模型；博弈；监管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4－0029-03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当前中国假冒伪劣产品较多，因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的事件层出不穷，从注水肉、人造蜂蜜、红心鸭蛋，到毒大米、毒油，再到三鹿奶粉事件，短短几年内中国发生了数十起影响巨大、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事件。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假冒伪劣产品属于市场转轨时期的产物，当市场秩序确定下来，生产劣质商品的企业自然会被淘汰，而生产优质商品的企业则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1]。但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快劣质有害产品的淘汰过程无疑是必要的。本文基于声誉模型，尝试在这一方面得出有启发性的建议。
为贴近现实，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担当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政府制定的规则进行博弈，双方都竭力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最大化；政府不直接参与游戏，但可以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使企业珍视企业声誉、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经济学中标准的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是由Kreps等人1982年创建的，旨在解决“连锁店悖论”问题。后来Vickers（1986）[2]和Barro（1986）[3]曾用声誉模型来解决政府货币政策的一致性问题，证明了声誉可以部分解决货币政策的不连续问题。Steven（1999）则进一步研究了声誉作为一种财产是可以交易的问题[4]。中国学者敏锐地感觉到了声誉理论在解决假冒伪劣问题上的巨大指导意义，张云华、孔祥智等（2004）分析了食品质量安全中的博弈问题[5]；刘江会、尹伯成（2005）则分析了中国证券承销商的声誉与企业质量的关系问题[6]；刘则轩（2006）运用该模型分析烟花爆竹企业的事故问题[7]。但这些分析都针对某一过于具体的行业，因此建立一个应用范围更广的模型是必要的。
二、基于不对称信息的声誉模型分析
为简化分析，我们设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有两种选择：生产优质产品或劣质产品；消费者也有两种选择：买或不买。生产优质产品与劣质产品的成本不同，分别为Cg和Cb，显然有Cg＞Cb＞0；消费者购买到质量优质和劣质产品获得的效用也不同，分别为Ug＞0和Ub＜0。据此建立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考察表1，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次博弈中，对生产者来讲：（R-Cg）＜（R-Cb），（-Cg）＜（-Cb），因此生产者的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是生产劣质产品，消费者预料到这一点，不会选择购买。这就刻画了当前中国消费品市场上假货较多，消费者不敢购买的“囚徒困境”现象。
以上考虑的是静态博弈，在长时间的动态博弈中，消费者掌握的信息增加，劣质产品生产商会被识别出来，以上囚徒困境可能会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假设市场上有两类企业：一种是诚信企业，从不造假；一种是“机会主义”企业，它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是生产优质产品或劣质产品来使自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现在我们需要设计一套机制，使得机会主义企业自愿不造假。
由于消费者不知道生产者是否诚信，所以只能依靠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判断。如果消费者购买到优质的产品，会推算该企业诚信的概率较大，从而以更大的可能性r1购买该企业的产品；如果购买到的是劣质产品，消费者会判断出该企业不是一个诚信企业，从而不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此时r1=0。除了修正自己的判断，消费者还会以r2选择投诉。如果消费者投诉，企业会面临F数额的经济损失，用博弈树（见图1）表示以上关系。
其中q=1表示机会主义企业生产了优质产品；q＝0表示机会主义企业生产的是劣质产品，消费者根据qi（i=0，1）判断企业是诚信企业G还是机会主义企业B。由于诚信企业从不生产劣质产品，一定生产优质产品，所以条件概率：P（q=1｜G）=1，P（q=0｜G）=0。以此为信念，若消费者购买到劣质产品，推断该企业为诚信企业的概率为：
若消费者购买到的是优质产品，则对该企业的认可程度增加：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只有两个生产阶段。在最后的T阶段机会主义企业维护良好声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肯定会制造伪劣产品。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考察T-1阶段机会主义企业的选择。
如果企业在T-1阶段生产优质产品，则T阶段的收益为：
ET（q＝0）=（1-r1,T）×［（-Cb）×（1-r2）+（-F-Cb）×r2］+r1,T×［r2×（R-F-Cb）+（1-r2）×（R-如果企业在T-1期生产劣质产品，在T期将不会购买该企业的产品，生产者的收益为：
ET（q=0）=（1-r2）×（-Cb）+（-F-Cb）×r2=-Cb-r2F
机会主义企业是否在T-1期生产优质产品，取决于两期收益之和的比较。令企业的跨期贴现因子为?啄，T-1期生产优质产品而T期生产劣质产品的总收益为：
强监管。
（二）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处罚力度
从诚信条件公式中可以看到，处罚力度F与诚信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前中国法律过于注重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对生产者损害消费者的事件处罚力度较小[10]。在欧美的法律中生产者被处以数亿美元罚款的现象，而在中国非常少见。当前中国产品质量立法对假冒伪劣行为过于“仁慈”的处罚规定，可能间接鼓励了假冒伪劣行为的产生，因此中国应该尽快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
（三）鼓励消费者的投诉行为
由于消费者投诉率r2的上升会使造假成本上升，造假现象减少，因此消费者投诉不仅利己，也利于社会和他人。因此我们应该对消费者投诉行为予以鼓励，甚至对这种行为予以物质奖励，而不是将投诉事件视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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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utation Model Analysis on the Supervision of Product Quality in China
Liu Haiyang, Zhou Mingyue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消费主义现象范文6
随着全球贸易化的进程，各国间的交往日益扩大，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日趋多样化，贸易往来更加自由。计算机的应用在改变世界，世界因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日益缩小，文化艺术也因网络而走向融合。在保留传统民族商业文化设计艺术呼声的同时，商业文化的综合形态正在逐步形成。崭新的传播学观点适时提出了超文化性理念，认为必须抛弃“旧的划分、分割世界以及线性分析的模式，转而采用蛛网式的思想形式”才能与信息化的进步要求相适应。用传统审美的眼光看民族建筑，我们自然要以飞檐翘梁和拱斗画栋而自豪，但是随着眼界的扩大，令我们惊叹的泰姬陵、艾菲尔铁塔以及纽约自由女神像同样是标志性智慧设计表现力的奇迹。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哲学强调立刻承认正在发生的东西，并试图从中揭示人们审美方式在新事物刺激下的微妙变化。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远程门诊、手机银行，甚至依照模特的示范购买流行的衣服款式、染发等一切不同于以往的新鲜的商业化设计元素正在出现。一键之捷让人重新回味起缓慢的进展，各类商业设计信息的重复性唤醒了对独特个性的欲望，选择的无限广播和迅即到达，使人感到真正需要理性来管理自己被激发的欲望。
传统的商业美术设计的艺术形象塑造是讲究典型化原则的。艺术设计师们忽视运用个体审美体验的创作原则很可能造成人物形象的单薄乏力，很难为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启迪和印象。商业艺术设计的典型化原则是以塑造高、大、全的消费品意图为主要的设计开发取向，而后现代主义的商业艺术设计元素则主线与大众消费文化合流，商品化设计塑造倾向于平民化，追求世俗性的甚至不惜采纳有缺陷的性格品类，新产品开发的方法讲究消解中小躲避崇高，创意艺术形象具有明显的非典型化倾向。完美无缺的设计可能很可敬，但并不可亲。而有缺陷但并无瑕疵的设计更具有单纯感，虽然显得丑陋，却是一般大众愿意接近的消费结构。
后现代主义的商业美术设计主张简化认识的复杂内容，因此主张用信仰取代认识。而信仰具有超越时间的特征，重新发现信仰的价值有着积极的作用。就商业艺术设计创作而言，它主张重新审视新消费主义文化的信仰和欲望领域，超越传统的一元化认识局限，倡导美向艺术以外的问题开放，重新打造商业设计美学的跨学科结构。传统的商业艺术设计媒介将成为历史，广告、美发、服饰，包括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设计都纳入审美范畴。偶像们提供现代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方式，规定了大众新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走向，致使商业广告设计也加入到偶像的生产之中。体育和时装等亚文化形态融为一体，为不同主张的观众塑造跨越国界的偶像。
此外，后现代主义商业艺术设计认为表象化应让位于商业设计的行为艺术，商业设计创作和欣赏的界限逐步淡化渗透，消费的受众可以直接参与体会创作乐趣，表现的方式更加丰富和贴切消费结构本身。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商业美术设计哲学命题处在变动中，充满了相悖和矛盾。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时代的竞争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知识经济的竞争，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发展，社会组织结构日益向着平面方向演进，集权政治让位于民主政治，家庭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商业艺术设计重心更是向女性偏移，它倡导商业艺术价值的哲学性要以更加平和的态度，面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无序形态的变化。人们一方面参与高技术的竞争，提倡适者生存，并以成功作为评价社会生活的标准。设计师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宗教问题、健康医学、文学与环境、伦理、种族偏好，甚至等问题。另一方面，消费结构中出现的享乐主义明显增加，强度也在逐渐蔓延。享受生活是每个当代人的权利，异质、相对、变化或许为我们所格外需要。当代社会意识潜在地要求反中心文化和边缘化改革。边缘化的主张有助于组织成员游离于激烈的权利竞争之外，充分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宁静乐趣，纵使实现这一状态要以经济上的损失为代价。它主张放弃商业美术设计宏大理论，不要奢谈空洞抽象的艺术本质，放弃我们心理上始终的依托，使自己身处于商业活动之外。后现代主义商业艺术设计同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烙印。它强调艺术的大众性，消解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精英情结，主张重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采用通俗的日常生活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业艺术消费的普及。但同时也彻底否认了传统文艺的美学追求、文化信念和设计师意识规则，形成行为反常的怪异追求和迎合社会大众文化素养低俗趣味的倾向，导致了古典主义的衰落。
我国传统的商业艺术设计哲学像庄子哲学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超功利性的人生审美商业设计哲学。历来研究传统美德美学的大多数设计师，把注意力集中在“顿悟”“灵感”说上，而较少从总体上把它作为审美人生哲学来加以探索和估价。追求审美的超功利性，是一般商业艺术设计的哲学文化的主要特色。历史上，禅宗讲无念为宗，本质上要求超越生死是非个人功利目的，从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和谐统一的高度的心灵自由。无念，既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同时又是心灵高度自由的审美境界。这些哲学思想,如今还一直被融入我国艺术设计师的设计语言，而深厚的东方文化孕育下的中式审美,同样也有着道家、儒家等深刻的哲学烙印。我们的设计师多数因为艺术训练根基的原因,把以禅宗文化为代表的中式传统文化积淀的个人素养当作消费结构超功利的审美设计哲学，以此为出发点，总体审视了中式传统文化作为人生哲学的本质意义：把消除人的异化作为设计哲学评价主题，把获得高度的精神自由作为目的，把无念作为人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真正无念作为自救的途径，不是与世隔绝，心如死灰；所谓斩断尘缘的无念，是要求商业艺术设计师积极纵身于尘世生活，却又不为尘世生活中的种种物质欲念所束缚，保持一种高度的心灵自由。无念，就是要追求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唯是审美，故而以精神自由感为矢的，唯有超功利，方可达到精神自由这一矢的。审美与超功利的统一，构成无念的本质内涵。因此，超功利的精神自由是中式设计师艺术哲学的核心思想。但是这精神自由必须是建立在主体内心体验之上的个体与自然、与社会、与客观规律的高度和谐的统一，因而它也是一种商业设计审美的精神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市场的审美观念是一种具有巨大吸引力、充满着智慧的超功利的审美消费结构的哲学。正是这一点，使消费水平与艺术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这一点，凡是追求像纯艺术世界观那样美丽的人生的消费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文化作为自己消费意识的指路明灯，使传统的商业设计艺术仍存在一定的生产空间。
由于这些消费结构的残余，一些设计师长久以来一直认为精神现象以及审美现象是独立于科学领域之外,实际上这是没有商业艺术设计科学素养的人的愚昧无知。对于今日仍落后于世界经济潮流的我国商业艺术设计美学而言，其弊端在于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即艺术知识的创作生产中的天才崇拜倾向，是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去体验艺术和审美对象的，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识去抽象理解审美真理的。我们知道：美不是实体，而是“美本身”，因此“审美是什么”不是语言学问题，语法不能解决符合不符合实际的问题。科学不是靠语法来发展的，设计师的审美性知识是一种面向个人的知识，让人凝视自己，观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发自己的审美能力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应成为设计师感性与理性的对抗，个体对社会的抗拒,英雄主义对庸人哲学的批判，新消费结构的设计不应该形成对经典的崇拜和规范的恪守，在自我本位的实现之外提倡社会性利他主义。从艺术美对现实丑的接纳和消解入手，阐释“化丑为美”的审美机制，从而推演出现实丑同艺术美的单向转化，其适应性、准确性，与激发的意念、习惯，都在向我们显示不久的将来在商业艺术设计的古老产业里会产生彻底的改变。消费结构变化中的商业艺术设计趋势只能顺势而为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商业设计美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必须走出哲学本身。
消费市场体系的商业艺术设计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以加强人的社会化属性这一功能而具有事实上的审美作用。商业艺术设计作品能够唤起受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心理满足感，或者是显示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景和气氛，这种“唤起”“显示”作用就是商业艺术设计对受众的美之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具体生活现象中发现美，他的“美是生活”的命题指的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参与社会生活是这种消费结构中实践的第—步和基本点。商业艺术设计以浓缩了的时间和空间把受众带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仅体验到与这个世界紧密联系的喜怒哀乐，而且获得商业信息和机会组织起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从中获得双向进展：改造客观的消费水平世界，既使其为人所用，又实现人的创造价值；改造主观世界，在掌握规律中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思想，并从精神上丰富自己作为人而应具有的本质。直接显示人们在实践中这种双向进展，就是商业美术设计审美的出发点。根据这一审美出发点，我们可以给商业艺术的设计美下一个概括而又准确的定义：商业艺术的设计之美的素材的提炼是参与生活。
内容摘要：当代大众传播活动的不断发展，助长了技术力量向商业艺术设计生产的本体性渗透。在科技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下，技术作为操纵艺术设计行为的幕后指挥，正在渐渐走向艺术商业舞台的中心。工具理性则以科技意识形态的形式正在消解人们对传统的商业设计生产关系的审美思维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审美习惯，同时它也在积极建构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商业艺术价值性设计所指向的感受角度。
关键词：艺术设计审美文化审美价值取向新动向
参考文献：
[1]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