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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现象的主要内容范文1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 问题 对策 范式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教与学情境中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交互作用的运行机制和基本规律的科学［1］。其特殊功能是将心理学研究人性特质的理论与方法转化为教师的智慧，用于学校教学，推动教育教学改革［2］。1913―1914年桑代克（E.1.Thorndike）三卷本《教育心理学》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诞生。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开始传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继续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了一些独立的研究。尽管目前已取得不少骄人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关注和透视，从而揭示我国教育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以期尽可能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一）内容体系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我国教育心理学在初创时期主要是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后来许多心理学家结合我国的教育实际做了不少独立研究。到80年代，我国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倾向于以基本理论为前提，以学习心理为主干，同时兼顾教育教学情境中其他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中除重视学习心理外，对品德心理、教学心理、教师心理、心理健康教育等也日渐重视。但这些内容体系所包含的课题在逻辑上孰先孰后，分量上孰轻孰重，目前教育心理学家们尚未取得共识，有的偏重于学习心理，有的偏重于品德心理，还有的则转向教学心理的研究［3］。这表明我国教育心理学体系零乱和内容庞杂的现象依然存在。我们认为，我国目前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缺乏统一的核心，其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没有建立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有学者认为，这种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内容庞杂，无统一的理论指导。教育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取自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统计与测量以及各学科心理学，学科本身没有严格的理论体系，研究者各自为政，缺乏联系。第二，研究课题五花八门。从小学生的记忆实验到中学生的思维研究，从教学技术到学科心理，从学习的神经心理学到教学策略的研究，庞杂的课题充斥着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第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领域和方法变化无常，缺乏相对的稳定性［4］。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之所以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教与学情境中人的心理现象，它既研究施教者和受教者在教和学过程中各自的心理活动，又研究二者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心理现象。人内心的复杂性、交往的复杂性以及教学情境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教育心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认识具有局限性。我们对一门学科的认识往往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系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全部认识清楚，这决定了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同样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此外，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限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和手段缺乏创新性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产生之初，一直沿着两种取向发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的定量研究。它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注重实证分析，力图精确而客观地用数据表达研究结果，具体方法有实验法、测量法和问卷法等。如桑代克、斯金纳（B.F.Skinner）等人的研究就属于这种取向。二是现象学方法论取向的定性研究。它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不同于自然现象，主张采用非自然的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表现为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个案研究和教育经验总结等方法［5］。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和罗杰斯（C.Rogers）等人的研究则属于这种取向。这两种取向贯穿着整个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始终。研究方法的创新无疑是推动一门学科前进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还有待加强。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独具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大多数都来自基础心理学，脱离了教育教学的实际。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研究方法仍偏重于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受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在实际研究中定量的方法占据主要地位，并未真正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另一方面，研究手段缺乏现代化程度。尽管当前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使用了诸如计算机等高新技术手段，但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局限于数据统计和分析，在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中的使用还很有限。我们认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具有如下原因：第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深远影响。自冯特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开始，实验法等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便一直在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华生和桑代克等行为主义学派的教育心理学家们纷纷采用实验法、测量法和问卷法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即使是以现象学方法论为指导的人本主义学派的教育心理学家们也仍然没有抛弃这些定量方法。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是以定量研究为主，显得过于单一和陈旧。第二，研究者缺乏创新意识。大多数研究者希望矫正方法内的一些误用而造成的不足，而学习者则只关心如何熟练运用业已成型的研究方法，两者都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第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缺乏深入探讨。纵观现在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书籍，缺少对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专门论述，只分别涉及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数都是借用，借用的方法在研究教育心理学现象的实际操作上存在缺陷。
（三）理论与实际联系缺乏有效性
在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上，对该学科性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心理学是应用性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心理学的原理应用于教育领域。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心理学是理论性学科，它既独立于教育之外但又不依赖心理学的特殊性，更偏重于研究教育现象的心理学规律。这种“应用性”与“理论性”之争，使得教育心理学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上困难重重。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应用的性质并存，并偏重于应用性［6］。尽管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结合的程度还不够高，具体表现为：第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脱节。一方面导致研究者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理论到理论，其研究成果难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各中小学教师只能从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凭经验摸索，明知教育心理学有用，但不知如何用。第二，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显著。教育心理学应该在教育改革中扮演更直接、更积极的角色，它除了可以用其发现的关于人类学习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应该直接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的重大决策，推动教育改革的发展。第三，学科服务范围狭窄。目前教育心理学只是服务于学校中的教育对象，局限了教育心理学应用的广泛性。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应当是伴随终身和全人类的，不仅仅局限在学校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实际之所以难以有效结合，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理论研究者对当前教育实际的了解不够深入，重理论，轻实践。他们从理论研究中发现问题，而没有在教育实践里思考问题，没能看到教育实践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应用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科研水平不够高，难以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他们忙于繁重琐碎的教学工作，很少去认真思考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难以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二、我国教育心理学现存问题解决途径的初步探索
（一）以整体的观点研究教育心理现象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知、情、意、行）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可分割［7］。因此，人自身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身心统一、人格健全的人，我们应该以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来研究教育心理现象，反对把心理现象孤立起来进行研究。例如，我们不仅要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学习，也要从动机、情感和意志的角度，在整体上把握学习的本质；要在整体上研究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自我监控技能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的有机结合等等。
（二）建立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范式”
第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横断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定量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客观化和精确化，但是教育心理现象不仅仅表现出不相容，更多的是相容［8］。因此单纯使用定量方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教育心理研究中的问题。定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在自然情境下由观察者参与体验，并最终获得和解释关于研究对象深度信息的研究方法［9］。定性研究能够使研究者产生更多的新思维和新假设。但是定性研究对观察者的素质要求过高，主观性强。因此，我们应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力求创造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区间估计和模糊数学等等。第二，增强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提高研究效能。传统的研究方法要继续保留，同时应该利用新技术来创造新的研究方法。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为数据处理和分析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为定性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支持。比如在运用调查法时，可以借助网络技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调查的取样丰富，操作更经济、便捷。
（三）建立理论和应用层面的教育心理学
我们强调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并不是主张放弃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构建，一味地追求“实用”，相反，在强调应用的同时，也绝不排斥那些跟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的研究。理论对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不重视理论的研究就会盲目实践。要解决理论和实际难以紧密结合的矛盾，我们可以建立起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教育心理学。理论性教育心理学着重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基本心理规律，为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理论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应用性教育心理学着重研究如何将理论用于实践，解决学校教育教学情境中的问题，为理论性教育心理学提供研究课题和内容。
参考文献：
［1］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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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段蕙芬等.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与趋势［J］.教育研究，1994，（1）.
心理现象的主要内容范文2
管理心理学简而言之，即是心理学在管理活动中的体现和应用，起源于心理学，依托于管理学，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初经过不断完善发展，逐步成为独立于管理学和心理学之外的学科。西方管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管理心理学的发展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得到了西方理论学派的重视和研究，被广泛地应用与工业企业、机关学校、医院等现代企业的管理中，更加促进了现代管理心理学在管理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和全面发展。[1]
不管从管理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管理心理学都是研究人在企业或组织中的管理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规律。管理心理学最大的跨越式发展是从对物的关注到对人的研究，这是因为人作为组织管理活动的主体，作为组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改变管理模式和管理现状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管理心理学的内容自然也离不开个人的心理动向，除此之外还包括群体心理和组织心理。个体心理是个体在组织和管理活动中体现出来各种心理现象，主要内容是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便是激励理论的一种。群体心理现象是集合了大部分人的群体心理动向和群体心理活动规律和特点。群体的凝聚力、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息沟通等都是群体心理的外在表现。组织心理则是在个人和群体心理基础之上形成的为实现共同的组织和管理目标而形成的同一组织环境下的心理活动方式。[2]如何调动和提高个人积极性、群体凝聚力、组织竞争力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促进其自身不断完善发展所不能远离的研究方向和主题。
2.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内容探析
马斯洛按照需求的相对程度把人的需要分为五大类：
2.1生理需求
生理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人自然本性的流露和体现。它是人作为生命个体存在最直接最原始的需要，包括人的饥、渴、性和其他生理机能的需求。这些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那么其他活动更加难以进行。
2.2安全需求
当人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对安全的需求就会提到相对重要的位置。相对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保证自身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生活在相对和谐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这也是人性的本质体现，属于相对低级的需求范围。
2.3社交需求
社交需求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最直接体现，人的生存与发展都不是封闭环境中的自我成长，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环境中实现的。人类习惯于创造相对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包括对自己安全需求的满足，而且符合人类归属感的需求。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一个群体或组织给个人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其进行社会活动的心理保障。
2.4尊重的需求
在社会事务中，人对名利的渴望和追逐，希望获得他人及社会对自己能力的肯定，通过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这都是对尊重需求的现实描摹。尊重需求相对于生理需求、社交需求更具有持久性，因为人类渴望被尊重和被认可的需求是不可能及时满足的，即使一段时间内得到满足，这种需求在人类无限的欲望和追求进步的思想推动下逐渐产生更高层次的被尊重需要，所以尊重需求的满足对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失为一种持续有效的推动力。
2.5自我实现的需求
一旦上述这些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类通过发挥自身能力和才干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便成为其最终的目标和动力。这种高级的需求只有在其他需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才能成为激励人不断进步和提升的动力源泉。
人类需求的要低到高的不同程度的需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是否能够作为人类的终极需求是不能作定论的，这与马斯洛本人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分不开的。他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使人人都成为自我实现的人，在纵向上人的需求层次是这样按顺序排列的，但从横向上，马斯洛忽略了人在同一时期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需求之间甚至存在冲突和矛盾，这会使人们的动机发生错位和断裂。[3]
3.需求层次理论在现代管理心理学中的运用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存在很多不足和争议，这是无法避免的，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绝对完全符合所有人的想法，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现代管理心理学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价值。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挖掘和刺激人类最大潜能，并且刺激人类不断创造新的潜能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当今管理心理学中仍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3.1根据人的需求理论，管理者不断创造条件满足人的各类需求，建立健全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管理制度
从员工的生理需要出发，管理者应该给予充分的条件保证职工的薪水和各种福利，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满足员工生命健康权利的实现，那么一些身体保健设备、福利设备和工资待遇的提高和筹备是刺激员工工作的基本措施。另外，管理者应、建立健全的职业保障制度，如退休金制度、意外保险制度等来满足职工对职业安全、人身安全等的需求。从社会需求的满足来说，建立完善的利润分配制度、团体活动制度、娱乐制度等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创造良好团体环境氛围的有效制度保障。人事考核制度、奖罚制度、选拔进修制度、晋升制度等则是满足员工的尊重需求的体现。随着员工的各项需求逐渐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会诱发和激励员工更高的需求层次，那么高层次的需求变成为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的 驱动力，创造能发展个人潜能和特长的组织环境，赋予员工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是挖掘其自我实现需求的痛点，决策参与制度、提案制度、研究发展计划便是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不可或缺的推动机制。
3.2不同时期员工的需求结构会发生改变，管理者需要有针对性的改变激励和诱发员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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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美术心理；儿童美术教育；文化心理学
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下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主要是关于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的研究，即将儿童绘画能力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儿童绘画的分析研究，为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材料。显而易见，发展心理学中的儿童绘画阶段研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因为仅仅依靠对儿童绘画阶段的分析判断，还不足以揭示儿童美术活动心理现象的根本规律。
立足于生命哲学起点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儿童生命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儿童为艺术生存的价值。从学科属性来看，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不是直属于艺术心理学的范畴，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套用艺术心理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对象应是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儿童心理问题，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环境要素，对儿童美术心理的发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能促进儿童美术特殊能力的发展，同时也应促进儿童情感、人格的成熟。
一、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嬗变与发展
传统的美术心理学从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原则”到亚里士多德对“秩序”“匀称”的判断，直至“黄金分割律”标准的应用，自然科学的价值判断在审美研究领域被推崇到了极致。这种建立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美术心理学，在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主导下，一直试图在复杂的美术活动中探寻永恒的心理客观规律，不论是在生物学、生物化学支持下的“实验心理学派”，还是其后受物理学影响的“格式塔心理学派”，都成为美术心理学的奠基理论，使美术心理学沿着科学化的方向走到了今天。
建立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学研究，其重要的标志性研究是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与罗恩菲德的绘画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这种明显的对应性证实了以儿童画作为思想标志探索儿童思维发展的可行性”。在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发展阶段学说的影响下，1927年英国心理学家里德发表了他的“儿童绘画发展阶段说”，首次把儿童绘画发展分为“涂鸦期”“线描期”“叙述的象征期”“叙述的写实期”“视觉写实期”“压抑时期”“艺术复活期”7个阶段。同时，他与罗恩菲德同时提出了儿童绘画发展的“直线型”模式，认为儿童绘画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随着儿童智能不断成熟而成长的“直线型”发展过程。
然而，到了1978年，在美国“U型行为发展会议”上，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提出儿童心理的“U型”曲线发展模式，认为儿童绘画是一个有峰谷曲线变化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美国有关学者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更是提出了“多轴媒体表现说”，认为“不同儿童在同一阶段的绘画会呈现不同风格，而且文化环境因素往往决定绘画能力的发展，儿童在社会文化资源和日常生活中受到环境文化影响，所以，不同民族、地域文化会影响儿童绘画的知识认知和形式表现。”可见，当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已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从关注儿童个体发展走向宽阔的社会文化领域，儿童美术心理的发展不仅与美术教育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民族文化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
二、传统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儿童美术心理作为儿童个体生命现象，不仅反映出儿童生命存在的本真，同时也折射出儿童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特征，儿童美术心理活动自然离不开美术知识形态，而且必然地受到美术审美心理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所以有关儿童美术心理的研究不仅会涉及儿童美术活动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也会涉及美术知识与审美情感问题，同时还会涉及儿童美术心理发展中环境文化影响的问题。
(一)关于儿童美术活动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
如同人类存在语言模式的生物发展结构一样，人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着审美发展结构，人的审美经验甚至在儿童使用蜡笔、颜色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研究生命发生基础的生物学理论一直是研究儿童美术心理发生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儿童作为生命发生体，天生就携带着一种先天性的‘自然结构’和图式，这是儿童与生俱来的一些审美心理原感。”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立足于儿童物质生命的本原，对儿童美术心理中的视知错觉和生理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而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则立足于儿童的社会文化属性，对儿童美术心理中的文化符号认知理解和体验问题情有独钟。
“心理学是否是纯自然科学，是否应当列入生物科学的范畴，这应当是一个应该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心理学也可以应用比较法，通过和各级动物的比较，来进一步说明人的有关心理现象，但是，无论如何，绝不应该把人的心理机械化和生物化。”建立在儿童生理成熟机制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把儿童美术活动能力首先归于其生理机制的成熟，特别是有关儿童美术技能研究的生理成熟论者往往把幼儿手腕、手掌大小、肌群及手臂肌肉发达程度作为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且把美术活动有形的结果视作衡量儿童美术动作机制成熟的重要标准。其实，通过美术活动结果来判断儿童生理机制发展水平，往往会让研究者过分相信儿童美术动作技能的“记录”功能，但事实是，对于那些有动作技能不良记录的儿童，之所以没有表现出美术能力，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手臂、手眼协调机制没有达到成熟水平，而只是由于缺少有关经验而已。比如“发展知觉能力和肌肉运动能力可以为临摹几何图形提供必要基础。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上述研究所得结论也未必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研究者)把临摹几何图形的能力看成只不过是知觉能力和运动能力的相加，这显然是不够的。”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忽视儿童美术活动特有的整体性，仅仅把儿童绘画视为一种感知意义上的心理现象，而非多元因素作用下的学习过程。尽管以格式塔心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知觉感官的功能同样具有抽象、推理等理解上的意义，但是儿童美术活动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视知觉心理现象，仅凭这些“儿童知觉感官功能的抽象、推理”显然不能让儿童顺利完成复杂的美术活动任务。
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由于固守实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儿童美术活动中的生转贴于 理心理机制，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儿童绘画作品作为“试纸”，试图依此判断儿童智力水平的现象。如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画一个人”的测量工具，它旨在依据儿童画中出现的细节详尽程度来判断儿童对环境认知的水平，让心理学家由此断言：“那些虽然在纸上自由画出一些符号，但还没有能力画出‘封闭形状’，或是不能将自己在纸上所画的符号与他们周围环境之间联系起来的儿童，可以看作是三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在三岁年龄阶段，这样的绘画水平是正常的。”时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我国还依然能够看到当年美国“画一个人”测量的影子，如当下我国长期热度不减的“少儿美术考级”，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儿童美术心理测试。
(二)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知识与情感问题
“人不仅在其本质上是乐于求知的，而且人的生命、全部现实生活也是由知识所建构的。”从儿童美术的发生看，游戏是儿童美术活动的重要原生形态，如果说艺术是游戏的一种形式，那么儿童的游戏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知识既然是认识和经验的总和，那么儿童美术活动的知识就应包括对游戏中物质媒介操作的经验与相应的内心情感体验。儿童美术活动不是狭义的艺术专业化的生产或欣赏活动，而是伴随游戏过程的一种广义的学习活动，所以它一方面涉及非专门化的宽泛的造型艺术知识，另一方面涉及游戏活动规则以及由实践操作引发的认知理解行为，即当儿童把玩绘画工具，进行涂鸦游戏时，不但认识操控了工具，同时也体验了整个游戏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由于传统儿童美术心理研究过分强调儿童美术活动的有形成果，强调儿童美术知识的所谓专业化，因此就难免使自身在儿童美术知识认知与情感表达之间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现代绘画方法确实给儿童提供了表现其心理活动的机会”，使儿童能够不受传统技法知识的束缚来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儿童这种自由表达“不仅鼓励了那些所谓的自发笔画和因一时冲动而闪现出的形象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混乱不整的色彩所组成的粗糙的艺术品的大量涌现，而且干扰了受视觉控制的形式的准确性。粗糙的画笔以及滴色的油笔，仅使儿童们创造出某种片面地表现他的心理状态的画。”他们看到了传统写实主义艺术观念下技法训练的弊端，“传统方法就是让儿童用一支削尖了的铅笔一味地把模特描摹下来，”因此使儿童受到了束缚，但同时他们又主张“阻止儿童运用艺术品去再现他所观察到的现实”。由此可见，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在尊重儿童自由表达与维护经典美术知识的权威之间徘徊不定。
其实，如果我们摆脱经典艺术知识观对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约束，从儿童美术活动的生命价值出发看待儿童美术活动中知识的个体经验特征，就可以避免上述矛盾，因为如果心理学也是科学，它就要研究被人们认为是主观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并且不能否认它们的合规律性。
(三)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民族文化影响问题
心理现象是由社会活动、自然环境及社会活动和自然条件所产生的概念等建构而成的。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包括儿童美术心理学在内的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是，“科学如果没有社会环境的需要和刺激，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受实验心理学科学实证观的影响，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一直忽视儿童所属民族文化对儿童美术活动产生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康达尔大学家庭研究与人类发展学教授W.L.布雷顿曾充分肯定儿童美术发展阶段理论的价值，认为“在美术的发展上，世界各地的儿童似乎都遵循着一条共同的规律，他们都是按照上述的美术阶段发展的。我们曾经收集了另外一些国家的儿童绘画，像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乌拉圭、日本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等，从这些国家的儿童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由此可见，儿童早期的美术作品所采取的形式在世界各国都是相似的，其差异仅在于画面上所反映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不是因为各国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明确地说是因为儿童在绘画中所反映的各国不同的风土人情所造成的。”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当“风土人情”没有作为文化要素进入儿童美术心理研究时，儿童早期绘画被认为都是相似的。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心理学则认为某一文化语境制约着语境环境内的人对刺激的反应，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符号表象系统，“人的心理尤其是高级心理活动主要是符号活动，是创建或制造、运用、操作符号的过程。”照此观点，儿童美术心理活动同样应该是儿童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符号认知与操作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张增慧、林仲贤合作开展了3－6岁壮族与蒙古族儿童颜色爱好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所属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儿童对颜色的爱好具有差异性。此研究结果为我们认识民族文化与儿童美术心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持。进入本世纪后，世界各国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进一步表明：“文化的因素将决定绘画能力的发展，儿童从社会文化资源、日常生活中学习绘画……即使共属同样的文化传统，地区环境的因素也会影响儿童的认知及绘画表现。”
三、不同价值观、知识观与文化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环境和教育在儿童心理发展上具有决定作用，遗传只提供儿童心理发展的可能性，而教育则规定儿童心理发展的现实性。”不同教育观念下的儿童美术教育直接影响着儿童美术心理的发展。我们认为，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与儿童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区别与联系在于：前者是针对儿童美术心理现象的事实问题进行归因分析；后者则是从社会要求出发，在明确儿童美术教育价值、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对儿童美术现象的分析研究来检验美术教育内容、过程与方法的有效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学不是实验教育学的一个必要的参考因素，而只是说，实验教育学所参考的问题不同于心理学的问题。实验教育学的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儿童一般的和自发的特征和智力，而是有关的教学过程对于这些特征所产生的变化。”
(一)不同价值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正确看待幼儿原始美感的发生以及遗传基因的文化属性是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重要哲学起点。“卢梭要求把儿童当做儿童对待的观点是应该加以检讨的，因为儿童不仅是一个‘儿童’，而且还确实是一个‘人’，儿童的活动不仅是‘儿童的活动’，而且还是‘人的’活动。看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是错误的，但是，看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作为‘人’而存在的共同性也是不对的”。正是受卢梭的影响，传统儿童美术教育家往往在“保持儿童艺术天性”和“适时美术教育干预”之间摇摆不定，就连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也不例外。在她看来，“没有什么绘画的进阶练习能引人达到艺术创造，儿童的绘画是依自己的情感制作，就象促进自己的语言的成熟一样，儿童的努力是自发的，因此她坚信儿童绘画是不可教的，但是她又以激烈的语言谴责当前学校展出的那些具有‘自由画’儿童期特色的可怕的美术作品，她认为心理学家收集、观察，并加以分类的‘幼儿心理的文件’，其实不过是智能上不法的可怕表现而已，‘它们显示出儿童的眼睛未受过训练，手是迟钝的，心对于美 丑同样地无感觉，真假不分’。”蒙台梭利顺应儿童的自然成长，确认儿童的努力是自发的，但是又惧怕儿童因缺失训练而变得美丑不分，同时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心理学家，显然有失公允。
儿童美术教育的专业化往往把儿童美术学习看成是儿童接近艺术经典的必然途径，从而忽视了儿童美术心理的自发特征。“艺术教师很容易有尽可能早地教学生中心透视法这类诀窍的倾向，它使老师显得很内行，使想尽快达到成人标准的学生感到高兴，也会给家长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它很快就变成笨拙的洗脑。”显而易见，儿童美术教育家在目睹了实验心理学关于形状知觉、图形记忆与外在刺激条件的研究成果后，会更加坚定利用美术手段促进儿童上述方面发展的信心，于是也就出现了旨在训练儿童专门化形状知觉与形状记忆能力的教学内容，如儿童写实绘画训练，原本是借用了一种艺术式样的普通美术活动，由于教师偏颇的教学理念，即要刻意强化儿童对客观形状知觉记忆的刺激条件，结果出现了固定僵化的儿童美术教学内容与机械死板的训练模式，使儿童陷入被动的苦恼之中，尽管儿童所画的形象与客观实物越来越像，但其自主表达的能力却越来越差。因此，有美术教育家认为：“发展知觉能力和肌肉运动能力可为儿童绘画奠定重要基础，但是，美术活动中的技能操作不是知觉能力与运动能力的简单相加，如果排除了有关理解、想象和情感兴趣等其它心理因素，而一味希望通过专门化的感知训练来达到发展儿童美术心理的目的，可能会让儿童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不同知识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幼儿心灵的成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脆弱的过程，很容易受到在错误的时间灌输的错误内容的干扰，在艺术及其他教育中，最出色的教师并不是将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而是凭着一个优秀园丁的智慧、观察、判断，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儿童美术教育的目的必须通过美术知识来实现，这其中包括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获得的美术知识。传统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在专门组织的感觉训练的条件下，知觉的发展最为有效。”同时，“儿童为了正确感知图画，必须学会考虑绘画的特点，他应当掌握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素描和色彩画的艺术标准。”如果从儿童的特殊才能或特殊儿童教育培养角度看，上述主张似乎并不错，但是对于普通儿童发展意义上的儿童美术教育来说，这种狭隘的美术知识观显然已经背离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的健康轨道。
关于儿童美术的概念，在《牛津艺术指南》中，其条目的主要内容是：“如果给予儿童方法和机会，他们会用线条和色彩表达自己，或者会塑造他们能找到的造型物质，这种能发展成表现物体的素质将持续到青春期。显然，儿童的美术知识不应是专业化美术知识形态的代指，在鲁道夫·阿恩海姆看来，儿童美术“知识的根本是一个感性世界，是我们可以体验的，从一开始，儿童就试图用公开的形式表现出他的体验，这种形式的形成既受到他所接触到的并知道如何运用的媒介的制约，同时也只有用这种媒介才得以产生。”以上论述虽然没有为我们界定出明确的儿童美术知识概念，但是，正是这种模糊的表达显示出儿童美术知识的人文性特点，因为儿童美术知识不仅仅是显性的知识形态，作为人文知识，它理所当然地还具备隐喻性特征，即作为一种人的体验与表达，它不是“通过逻辑的、实证的渠道来进行的。”。只有基于这样的儿童美术知识观，儿童美术教育才能在促进儿童审美情感、发展儿童审美知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儿童美术教育成为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外在动力。
(三)不同文化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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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中作者以高校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为主进行分析，针对性的提出了个人见解与看法。
关键词 高校教学 体育文化 大学生 社会化
一、高校体育文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
（一）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
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一种以大学生为主体，以课内外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文化。
从文化角度来对高校体育文化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将其理解为高校体育方式的集合，主要包含了表层、中层以及深层三个层面，具体内容为：第一、表层，也就是指能够被人们所观察到的体育物质文化，主要包括高校的体育场地、体育设施、体育器材、体育服饰以及用品、校园地理环境等；第二、中层，是指体育制度文化，与表层相比表层较为深入一些，是通过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者是活动来表现的，虽然摸不到，但是却可以看得到或者是听得到的，主要是指高校体育发展状况、学校体育教师水平以及教学水平、管理制度、奖惩规定、学生的参与状况等；第三、深层，这是体育文化中最深入、隐秘的一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精神文化，其主要是以人的意识为表现形式，是一种隐藏在人们意识内部无形的存在，是一种观念与信仰，不容易被察觉，但却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主要是指高校的教育方针、校园体育风气、体育思想、师生的体育意识与价值观等。
（二）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
社会化是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的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化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而大学生的社会化主要是指大学生通过一定的教化，并通过掌握必要的社会文化知识，将自己培养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人。因为大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身体与心理发展逐渐成熟，是思想意识不断完善的重要时期，所以这一阶段学生的社会化很容易受到学校环境、家庭状况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需要学校与家长给予积极的引导，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二、高校体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的关系
高校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主要因为教育是能够影响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而体育文化就属于教育中的其中之一。高校体育文化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独特社会文化现象，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帮助大学生增强体质、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而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在一定的实践与环境下接受教化，掌握必要的社会文化知识的过程，目的就是将自己培养成一个能够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人，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体魄，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还能吉利学生团结进取、不断拼搏的精神，帮助他们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这对他们社会化的过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高校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一）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体质
高校大学生要想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而高校体育文化的加强就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在高校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帮助学生们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如果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身体的灵活性与柔韧性都会得到提高，能够有效的改善不良体质，增强身体机能，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以及对疾病的抵抗力也都会得到提高 所以，积极开展高效体育文化能够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
（二）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面对现代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过多、过快的变化，许多大学生产生了心理上的不适应。体育运动给大学生提供了自我表现和心理宣泄的机会，使他们得以从学习压力、情绪失衡等方面解脱出来，使不良情绪得到排遣，从而达到调节不良情绪的效果。体育运动总是需要不断地征服自我和征服对手，在遭到挫折和失败后，需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最终克服困难，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经受挫折锻炼的机会。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心理可以维持和增进人的正常情绪，维持人的正常生理状况，能使人适应环境和社会的各种变化的刺激。
（三）有利于大学生良好人格塑造和个性发展
高效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格以及个性，主要是因为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能够增强大学生的体魄，而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体魄能够促进人们乐观精神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身体与心理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健康有活力的体魄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基础，同时对人格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体育锻炼以及对体育文化的理解可以帮助学生树立吃苦耐劳、不断进取、顽强拼搏、坚定自信等优秀品质。
（四）有利于大学生群体心理的良好发展
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都会生活在学校，很多学生刚进入学校之后无法适应群体生活，出现一系列的不适应状况，积极开展高效体育文化，有利于大学生群体心理的良好发展，培养他们的集体精神与合作精神。所谓的群体心理就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群体中所共有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方式的总和。高校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群体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群体归属感、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方面。浓厚的高校体育文化氛围，充足的活动场地，能吸引大学生的运动兴趣，使其形成对学校的认同感。校园体育活动越多，越能给大学生提供增强内聚力的机会，使他们产生愈来愈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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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中国文化。文化契合。辩证思维．
幸福不仅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美好梦想，也是个人的向往。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追求幸福始终是人们永恒的目标。在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正在成为中国人努力提高的社会素质的一个指标。“人们的‘尊严’和‘幸福’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有尊严、幸福的生活’，这确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幸福不再是中国人看不见的愿望，人们不再含羞于表达甚至掩饰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不再刻意呈现“坎坷累累的伤者形象”幸福是谈论幸福、表达幸福、享受幸福。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个人与社会不断适应、关系塑造、利益共享的现代化进程中，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松树已逐渐消失被赋予强烈的价值观。西方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幸福，并以如何实现人的幸福、善良和有意义的生活为核心理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将西方积极心理学引入我国，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幸福获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陈永涌等人（2019年）认为“努力建设一个积极的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具有民族心理健康的中国，实现可持续的民族幸福。”[2]邢占军等人（2019年）认为“人们生活中符合人类社会属性的各种社会条件已成为提高幸福感的重要来源。”[3]一些学者专门讨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流派的幸福观。例如，吴晶等人（2019年）认为”道家的幸福观（主要指老子和庄子）中对幸福的追求体现在对道的理解上。和顺应注重提高精神生活的内在质量，幸福生活表现为和谐的精神生活。”[4]张方玉（2010）认为，“儒家的幸福观是一种可以生活在贫困和满足中的道德幸福。道德主体的道德精神在快乐主体的快乐体验中起着关键作用。”[5]必须肯定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促进了中文背景下的快乐心理学探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应该避免简单地借用西方的幸福感量表，用看似标准化的建模思维来理解人们的幸福心理。要避免陷入文化盲区的困境，应从文化契合洋为中用的角度进行创新和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辩证思维的引进和应用。
。“心理学不仅研究疾病、弱点和伤害，还研究力量。治疗不仅是纠正错误，而且是建立正确的东西。”[6]积极心理学与包括规范伦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保持着密切联系，还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发展初期，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围绕“幸福”这一核心问题，构建整个学科概念的支撑群体。一般来说，这些概念群属于人格范畴中的心理素质。“幸福”和“美德”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应该具有道德属性的内容。快乐的个体应该通过德性表现其内在的心理活动，即高尚的精神道德，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完成各种行为目标和情感体验。积极心理学的重点是通过德性培养德性，促进个体的快乐。
，表现出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或价值中立。对于“幸福”和“美德”的理解，传统心理学往往从道德属性以外的主观感受角度，将“幸福”定义为享乐的物质消费或以需求为导向的精神满足，将“美德”定义为对外界或他人的功利性主观判断。积极心理学致力于向人们展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它不仅帮助个体避免心理障碍，而且试图促进个体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追求积极的健康，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活动和性格等行为的道德判断，应该有规范的评价标准，其中道德判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积极心理学无法克服和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核心概念极化的思维困境和价值推理是否恰当的命题。
以Wong（20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很有必要进入第二波即2．0版的积极心理学的发展阶段。[7]它主要认为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倾向比悲观倾向更符合幸福的方向。乐观代表活力，悲观则代表衰败。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乐观主义象征着舒展的精神和积极成果，而悲观主义则象征着一种压抑的心态和消极的结局。这些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无疑是肯定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效应并不是相应的无限线性定律，而是存在相应的有限边界。当乐观倾向表现为过度内向的自我关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主导的自我驯化以及结果中过度重视自我依恋时，个体容易错误估计行为倾向，做出不正确的行为选择，而价值期望对功能表现的乐观倾向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陷入盲目认知的困境。相反，当悲观主义倾向不会使个体过度抑郁，而是刺激个体敏锐地审视环境和自身，增强他们改善现实的信心时，暂时情绪的“乌云”也可以起到警示和促进更好行为的作用。虽然表面上的幸福可以直观和间接地感受到，但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直接的体验。快乐是活动过程的产物，也是行动的结果。它需要被发现、发现和创建。在达到、体验和实现幸福之前，可能还有“误导”和“偏离”的相反效果。心理惰性和误解、认知偏差和扭曲、情绪冲动和隐藏在普通人中容易发生和重复。从个人的直觉感受来看，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情况。积极的心理表现似乎正常的、正确的或优秀的一段时间可能不是真正的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也有另一种可能，一些通常是负面的、模糊的或消极的心理表达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当个人沮丧、沮丧、痛苦或暂时悲观时，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应对，那真的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一个人身处逆境，但心理敏锐，意志坚强，行为大胆，激发出斗志，那么看似不愉快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是“蒂芙尼早餐”和“顺势而变”，最终摆脱心理范围的弱势端，表现出积极稳定的心理素质。积极心理学在个体提升、探索、发现和创造幸福的特定生命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定义“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同时，上述对积极心理学的定义也难免引起空间争议。从概念上讲，积极心理学不能绕过许多概念，如“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幸福二元划分的实质性冲突在于差异化的价值判断：主观幸福感似乎有较多的负载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元素，价值属性较弱。而心理幸福感似乎更显著地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它可以展示人类灵魂的高度，丰富幸福状态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属性的界定标准不够成熟和充分。积极心理学的内外批判力量主要指向核心概念“极化”趋势对学科发展的不利影响。积极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学术进展需要澄清认识论意义上的基本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包括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它具有“区间”的存在场和“边缘”的缓冲区，积极属性的维持和转换依附于生活场景，如何准确界定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界定积极程度的概念边界共生的程度，即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整合与转化，是复杂生活事件的具体过程。在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区间和共生的程度问题、心理现象互补的解读问题之后，如何准确地掩盖心理现象因此，对于如何准确设定心理现象的解释度，协调核心概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积极心理学在不同文化社会中不断完善、成熟和提升，而且有助于
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属性的划分标准在效果的普遍衡量中存在一些适用性争议。在对属性进行了不完整和准确的划分后，如果我们进一步赋予极化的价值负载描写、赞美积极的心理表现为带来一定的利益，这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和选择，或者修正消极的心理表达在认识论上，上述两种情况将导致积极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固化甚至僵化，整个学术话语和解释形式将很容易滑向“极化”的境地
在整个民族的幸福中，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持续的价值观始终真正体现了对“融合才会幸福”的坚定理解。以大我幸福的核心理念为指导，中国文化一直鼓励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言行的一致性，提倡绅士风度，提倡家庭和国家的感情，不仅肯定了集体层面在快乐的场合中强烈而沉重的情感宣泄和仪式呈现，但也认可了个人在自己的得意中恰当的快乐表达。虽然内向内省的中国绅士文化并不过分提倡夸张的肢体语言叙述，但它也重视利用积极事件的情感力量来强化个人幸福体验。“大我”的幸福观具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国民族团结完整、文化传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的幸福不是消灭“小我”的存在。中国最高的文化辩证思维州将“无我”视为“大我”。无我是大我。它并不意味着个人身份、个性特征和个人自由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忽视个人幸福。“大我”的幸福观也重视个人幸福的累积效应，通过回味和庆祝重要时刻和事件的激励意义来获得满足、鼓舞士气和增强幸福感。除了满足个人内在需求外，个人幸福感还需要考虑群体的整体秩序和利益。虽然对每个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文化心理学的核心层面，中国文化提倡奉献幸福的元素。当然，这种奉献不是文化强制的最低要求，但文化灌输的应有意义。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它也被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内化为行动。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使“大我”成为现实幸福观不仅为个人的自我归因设定了灵活开放的空间，也为社会的利益设定了必要的限度，这种互补互补的生活智慧体现了“大我”幸福观的独特魅力由中国文化设定。
。“中国人的幸福更多地受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影响。他们也强调精神充实。精神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内容。”[9]顺势而为比逆势而动更容易成为人们活动的首选策略在强大的人际关系面前，自我的最佳选择是适应的环境，而不是相反。个人改变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满足自身需求或偏好的机会很低，成本也很高。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个人本位主义色彩，幸福感也强调属于个人的某种性格个体，存在于微观个体单位中，由个体拥有和掌握。自我是一切生命的核心，一切思想、思想和活动都应该为自我服务。相对于自我感知的独立性，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或起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他人隔离并生活在一起封闭的生活，但个人往往从自我感觉和判断的角度有选择地建立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关系对个体幸福起着工具性作用，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进行具体的建构和调整，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内在属性是决定幸福感的核心因素，表现出动力的力量。个人在环境中奋斗是获得和感受幸福的唯一途径。一般来说，
的中国人幸福观并没有太强的个人主义。个体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密切相关和依附。关系自我是所有思想、思维和活动的核心要素。自我与亲密他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随着关系的不断渗透，这种身份边界变得越来越弱，进而融入到更广泛的群体意识中。虽然个体并没有完全迷失在对外关系的社会交往中，但构建自我的“蒂芙尼早餐”更为重要。在自我结构中，文化对自我的单向渗透远远超过对文化的自我反思。通过对文化的服从和对他人的妥协，可以建立强大的自我价值观。关系幸福感可以加强团队团结，降低内部活动成本。当然，它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幸福的条件依赖。在日常生活实践、语言叙事和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过程中，这些关系型自我价值观将充分活跃，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范式。中国文化强调人与文化的自然融合。合力思想是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智慧。文化不是强迫个人被动地前进。文化促使个体以灵活的力量以团结合作的基调面对总体和平的趋势，个体也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个体幸福具有文化规律。违背文化价值观或文化期望，不可能成功地到达幸福的另一面。个人自由或自主的状态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生动地表现出同化的文化和心理习惯。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感是一致的。“拥有高度社会支持的个人感受到更积极的社会氛围，更有可能积累积极的社会能量，因此他们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希望，他们越能促进个人社会福祉的改善。”[10]尽管文化，作为一种柔性力量，表面上并不强迫个体被动存在，但本质上，个体社会意义的正常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模式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共识的影响。文化所确立的认知视角、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实际上塑造了个体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化体现了“韧性”的情感训练，不坚持单方面的“唯积极论”，不追求极端情绪化的“狂欢”，不放纵张扬，不把痛苦的情感视为“恶魔”，逃避千里。中国人民一向尊重“荣辱不惊”，认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都有一定的价值。积极的情绪当然是好的、愉快的和令人振奋的，但也应该加以防止。”乐极生悲”，保持警惕，更加谨慎。没有必要去看谈虎色变“当遇到负面情绪时。适当的反应可以转化为鼓舞人心的动力和逆境的崛起。
。自我独立动机明显弱于社会化动机。个人幸福感不是用个人的“索取”和“独占海盗”来表达的，而是取决于这种关系中积极因素的实现程度。当个体在积极的社会关系中成功地实现自我时，幸福就成为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相反，即使个人因为满足狭隘的兴趣体验而感到快乐，这种“幸福”也可能被社会观念排斥和谴责，成为社会秩序中不可接受的内容。西方文化的幸福主题主张社会个人成就薄弱，自我原子化的积极状态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内容。所有阻碍实现弱势社会个人成就和原子化自我积极状态的消极力量都是不快乐的推动者和制造者。这种“纯粹”式的幸福服务于个人，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鼓励的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也不是社会所肯定和鼓励的。这样的个人成功在核心价值层面没有长期立足点，由此产生的个人幸福也将被视为自私和不完整。社会秩序或部分社会秩序下的个人幸福是可靠的、有意义的和公认的，因为这种个人幸福不仅满足个人目标，而且更明确地符合非原子人际利益，维护网络相关个体的共情和团结。它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主流幸福观。中国文化价值观普遍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中优秀的个人应该具有灵活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以多种灵活的方式应对外部任务。擅长察言观色，准确识别和理解他人内心世界。同时，他们应该以温和的个性而不是张扬，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目标和要求，追求利益，避免偏执。在敏锐应对关系网络的体验中，自我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塑造，促使个体形成强烈的利益群体归属感。即使一个人在群体中遭受最低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也会在生活中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失败”，进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社会交往的网络关系要求个体自觉地关注和考虑他人的感受、期望或兴趣，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以实现和维护整体秩序。
。这一过程还必须涉及对相关概念的深入解释。鉴于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活动，我们应该从表面上关注“蒂芙尼早餐”转向辩证地确立“蒂芙尼早餐”，从静态固定的属性开始到流动丰富的属性，从对立的坚守判别到重构主体。心理力量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在于其灵活性。有人直觉地认为，某一心理状态的概率所导致的短期结果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期内很可能有一个小的概率偏差，另一种是短期内的负面结果可能在长期内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地辩证地推进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位，可以放弃“极化”和“固着”的思维。它的价值还在于解释幸福的灵活性而不是机械性，创造机会而不是判断，体验幸福的间隔而不是两个维度。另外，它需要关注不同性质的心理力量在对抗的过程中，它可以处于一个相对动态稳定的“张力”范围内，也就是说，它可以激发和推动个人发挥“主体性”的功能，适当辐射和保持不同的心理力量，争取优势地位。事实上，极化中的非此即彼思想模糊和否定了这段时间段两端的心理属性。因此，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使两端的心理属性能够相互“融通共生”，而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往往密切相关。在表面对立与排斥中始终存在相互依存的转换空间。一杆到底的“固着”思想与辩证立场是不相容的。辩证立场不仅打破了灵活性上的机械歧视，而且摆脱了对心理属性的静态观察，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共生关系中的机遇，从外在的对立发展到深层次的提升，有效地展示了幸福心理学“关系式”和“发展式”的学术取向。简单地区分和分类心理属性是不靠谱“命题”的一种简化做法，这可能导致使用各种方法来保持和保持“证明”的准确性的习惯“命题判断，甚至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使相应的分析工作停滞甚至偏离方向。有必要对心理属性辨证的命题进行判断，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初始阶段。辩证命题判断并不具体判断心理力量的性质，而是在仔细判断自然表现的同时，特别注意发现自然转化的机会，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判断“反转”的原始命题，并在仔细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判断，明确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表面形态和深层功能的统一目标。
。西方文化提倡个人权力。个人往往从最现实的利益表达出发，跨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神圣的权威。每个人都以“被命运选择”为信仰，强化自己的能力、意义和价值，并将其奉献给自己的绝对权威。社会关系只是一个平台。接受自我和忠实实践“命运选择”是个人幸福的最真实状态。然而，服从社会秩序和遵守社会目标是中国幸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在调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自我平衡是一种重要的幸福能力。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深深地凝聚了团结、完整、和谐的价值观。一体化中的民族团结观念在现实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比个人获得局部利益更为重要。如果个人有限的观念不能服从群体的安排，就很难和不稳定地达到预期的效果。暂时的个人满足感只是个人利益的短期实现，而不是幸福的本质。“变化的概念使中国人对人和事有一种开放和流畅的理解……换句话说，人会根据情况而变化。”[11]在精神层面，幸福总是放在对密切相关的“他者”目标的满足上。因此，在生活中，有些人会因为盲目而固执地向往和追求“最后一顿饭”的幸福而迷失方向，感到幸福遥不可及，却加深了生活的烦恼和精神的负担。空虚的幸福是不存在的，纯粹的幸福是难以长久的。寻找幸福的真谛是指在获取人生意义或某个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一种自然的、附加的情感体验。
，甚至可能会在道德维度上提升一定程度的文化压力，加强对幸福的比较批判，创造价值利用虚假的幸福感，错误地贬低所谓缺乏幸福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和道德标准。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体现在幸福观上，其中蕴含着相对主义独特的内涵。在心理状态的比较判断过程中，中国文化所提升的幸福感并不是基于实在化的物质指标和欲望，也不是基于“蒂芙尼早餐的成功和影响。被困在实在化的量化标准中”而“蒂芙尼早餐”的感官展示，很容易滑向幸福生活的另一面，让幸福的目标成为“负担”因此，促进幸福的重点应该是突出相对主义的生命价值，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绽放自我进取的精神，以冷静的态度接受各种生活，中国文化幸福观的价值优势也体现在传播过程中表达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强调通过合理适度的社会比较和比较，审视人们完成人生义务和责任的程度，从而使人们的幸福目标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实现一些人试图以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名义缩小这一差距，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时不仅幸福失败，而且差距还会扩大，更多的失望会自发产生。个人生活环境的社会观念往往会产生影响，这无形中确立了对幸福的追求f绝对幸福作为生活范式，甚至成为社交焦虑。然而，这种社会观念的追求幸福往往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存在，这使得它在幸福的概念、实现幸福的途径和体验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在中国文化中，幸福从来不是用个人拥有的绝对客观条件来衡量的，也不是他们僵化的衍生物。客观的“完美”并不等同于主观的“幸福”，主观的“幸福”并不一定需要客观的“完美”。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不需要通过面对现实情况来完成，也不需要总是纠结在一起，或者在完全消除对现实的不满之后为了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放置。
。周围的特定环境需要确保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身体免于饥饿和寒冷，心理免于孤独，处境免于危险。上述需求得到越充分的保证，个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越强。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人们需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大限度地占有和使用物质，充分规范和落实法定权利，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保障的程度和覆盖面。只有社会全面进步，人们才会有更强的生活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人类进入国家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国家中，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理解和解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选择幸福作为共同生活的理想幸福的文化要素体现在个人与社会、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幸福必须包含积极的情感状态。它向丰富多样的外部世界开放。因此，幸福可以是普遍的。幸福体验的程度存在区间差异，但幸福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体验必须植根于现实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必须生动地演绎出适合与不适合的复杂表现。由于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幸福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品牌。
的幸福体现在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和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第二，情感。以目标实现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个人性格和精神转化的反复锤炼，并将幸福融入到自我完善成就的实现中。以过程愉悦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对自我完善成就的偏好个人情感和精神消费，并将幸福嵌入破碎的自我等级评价中。无论幸福功能的分类指向何处，幸福的主观状态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在认知方面，个人应该认同自己的幸福的合法性和意义感WN生命，为价值维度奠定了基础，以识别自己的生命之美。情感上，个人基本上应保持积极的心理感受，即内心体验与生活意义的总体方向相一致，并结合自助和帮助他人。依靠卓越的认知和情感力量，建立有序可控的生活节奏，打造强势的行走方式动态循环。一般来说，虽然生活中的事情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甚至是应接不暇，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健康的生活，不断丰富的积极情绪也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前进的动力。通过“胜人一筹”，更突出的创新意识，“百折不挠”更具弹性的心理韧性，“海纳百川”更开放的体验接触，必将使个人面临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接近幸福的状态。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应以中国人朴素的生活智慧为基础，探索中国社会巨变中人们心理生活属性的情境定位、潜在功能和动态转换，遵循中国悠久文化的真实内涵，而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优势，在当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建立个体自我调节的和谐平衡，是幸福能力的重要概念。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一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孕育了独特的幸福观，倡导“大我”，体现“关系”，宣传“合力”，支持“蒂凡尼早餐”，并已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是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营养之源，人民是源远流长的强大精神动力成长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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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现象的主要内容范文6
【关键词】邻避 公共政策 信息沟通 公民参与
一、背景论述
2015年4月6日晚19时左右，位于福建漳州的古雷PX项目突然发生爆炸，这是该项目两年内第二次发生爆炸。从2007年的厦门到2011年大连、2012年宁波再到2013年的彭州、昆明，集体抗议PX项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也反映了中国正进入“邻避运动”的。
“邻避”英文描述为”Not In My Back Yard”（NIMBY），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在1977年由O’Hare首次提出，用来描述那些兴建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利益，但对其所在地的附近居民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设施。
邻避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而公共政策是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权威性的分配，因此对邻避现象的重视和治理有利于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政府再造和培育公民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二、公共政策视角下邻避现象出现的原因
邻避现象产生客观原是邻避设施作为公共设施具有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社会全体居民可共享正的外部性而周边居民却承担了负的外部性，这种成本效用分配不均的状态导致居民基于理性和情绪的不平衡，产生抗拒心态和反对行动。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邻避现象产生的主观原因源于邻避设施的选址、兴建与运营作为邻避政策的主要内容，不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论证评估、决策程序的公正透明，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参与和权利的表达。倘若未能对邻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妥善处理，就会使原本不对称的利益分配结果加倍放大，从而加剧邻避运动的产生。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一）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不足
公民参与可以有效监督政策的制定，确保政策的公正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公民对政策执行结果的反馈可以有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避免偏离政策制定初衷，然而邻避政策缺乏公民的参与。邻避设施的兴建，对于大多数普通公民，尤其是邻避设施附近的居民来说，一来没有决策前邻避设施的相关信息和专业知识，二来没有公共决策中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三来没有政策执行中畅通、正常的反馈机制。
（二）邻避政策合法性不足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应该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政治层面得到公民认可；二是法律层面应遵从法律意志。邻避设施成本效用分配不均很难获得成本承担主体的认同；另一方面政策制定执行过程存在着不公开和不公正的问题，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
（三）政策评估不具有全方位性
可行性评估是政策评估的重点，它包括技术、经济、政治可行性等评估。邻避设施多重视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而忽视政治可行性即公民对该项目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忽视风险评估中的风险沟通，邻避政策是具有环境污染风险威胁的公共政策，倘若只对风险进行科学的分析却忽视将风险评估结果与民众进行沟通，则一定不被接纳并最终导致邻避运动。
三、治理邻避现象的公共政策建议
（一）完善信息沟通机制
首先，改变信息不对称，加大公开透明度，运用信息宣传策略使邻避效应变为“迎臂效应”。其次，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建立畅通的信息回应和反馈渠道，例如微博问政、开通项目专题热线电话等，将非理性的因素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后改变专家咨询制度的缺陷，实现决策咨询系统的多元化，保障邻避项目既要有科学的论证和技术支持又要有公民支持。
（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
加大公民在邻避政策中的参与力度。邻避运动之所以会出现直接原因在于周围居民对邻避设施的负面影响存在认知缺失和偏差，一是没有意识到设施的潜在危险，二是对技术安全性存在疑惑，因此维权和恐慌导致了邻避运动。因此要鼓励公民参与。公民的参与是程序正义的关键和信息公开透明的保障。公民参与可可以增进理解，推动邻避政策的科学合法化，通过早期的公众介入减少冲突。
（三）加强邻避项目的评估论证
全面的评估论证有助于将邻避风险规避到最小程度。政府对于邻避设施的评估，不仅应包括技术、经济效益评估，更应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应保持连续性，了解区域环境的特征、调节力和承载力，为设施的选址和建设做整体性适度预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包括要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经过充分论证，符合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尤其是邻避设施周边居民的意愿；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引发的可能性；对周边居民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等。
参考文献：
[1]黄岩，文锦.邻避设施与邻避冲突[J].城市问题，2010（12）.
[2]乔艳洁，曹婷，唐华.从公共政策角度探析邻避效应[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