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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方案范文1
（一）活动主题：
共建安全,共创和谐
（二）活动目的：
响应国家质检总局号召，深化20xx年3.15国际消费权益日影响力，切实为广大消费者做好咨询维权工作及各项宣传工作,为企业创造面向广大消费者宣传契机，搭建良好品牌信誉质量宣传推广平台
（三）活动时间：20xx年3月15日
（四）活动性质：政府性质大型现场咨询宣传活动
（五）活动地点：北京王府井大型商业区
（六）活动形式：
“3.15”大型现场咨询宣传活动开幕仪式：现场设置主席台、拱门、条幅、宣传手册发放台以烘托气氛，国家质检总局、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技术监督局、东城区技术监督局、中国质检报刊社等领导到场，主持“‘3.15’大型现场咨询宣传活动”开幕仪式，并在开幕仪式后在企业展区巡回视察。同时，现场将由中央电视台、中国质量报等国家和地方级相关媒体到场报导。
质检系统、企业图片展示区：现场开辟图片展示专区，设置在步行街两侧，由中国质检报刊社《中国质量报》拟定相关主题，参展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设计。为参展企业提供展示质量信誉风采的良好展示形式。
企业展示专区：活动现场设置标准活动展位，参展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布展。
消费咨询维权专区：国家及北京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参加活动，并为消费者作现场咨询检验。
（七）组织形式：
主办单位：中国质检报刊社、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承办单位：待定
支持单位：东城区人民政府、东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参加活动企业及媒体
（八）活动流程：
am9:00—10:00活动展示区开放、企业区开放、活动预热
am10:00—10:3020xx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开幕仪式
am10:30—pm12:00领导现场视察、宣传咨询活动及企业展览展示
（九）企业参加方式：
（1）参展企业条件：名牌及大中型质量优秀产品企业
（2）企业宣传方式：
企业可参加中国质量报315宣传专刊
企业可免费参加此次王府井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开幕仪式，并获得现场展位1个，尺寸为3*2米，展期半天
非遗保护方案范文2
（一）部分群众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为相关单位在一段时间，因为对在群众中进行这一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不重视，使得现在的部分群众对于相关保护工作的重要程度缺乏必要的认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保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或是认为意义不大，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样的情况对于开展保护工作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结合了非遗的保护工作，效果也不会十分的明显。
（二）群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不强
不同于其他的文化遗产类的保护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特有的文化属性，在群众中有时很难取得相应的认同感。如一些地方的小戏种、民间的小手工艺品等，在群众中被认为是普通的生活元素，有的甚至因为缺乏爱好的群体已经在生活中消失。但是这是这种群众对文化遗产重要性产生的不认同的感觉，造成了现在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断代消失。
（三）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失真严重的现象
在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对相关的传统文化及其保护进行宣传的工作在许多的基层文化组中早已开始进行，但是在这种宣传工作中经常出现文化遗产失真的情况。这种失真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在活动中出现的商业元素造成的；二是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出现的断裂情况造成的；三是因为适应群众活动特点时场地等因素对宣传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这三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对现有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影响。
二、针对结合工作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解决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在开展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中，利用实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应对产生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一）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做好非遗保护宣传工作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利用新的传播媒体形式进行全面的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可以切实的提高群众对这一项重要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公交地铁的移动传媒、微信类的手机移动媒体等。如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保护部门可以制作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短片、动画片，在网络媒体上进行播放宣传，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面广的特点，扩大非遗保护工作宣传的受众面，吸引更多的群众深入的了解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增强保护的意识。这些新的传播媒体可以使更多的群众了解非遗保护的意义，并参与到非遗保护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来，为保护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做好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工作，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时，活动的策划者应首先对进行宣传的特色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研究，这些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艺术、文化等因素意义的挖掘，对文化遗产现状的了解及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在活动策划中，应注意抓住群众对艺术和文化的欣赏心理需求，在活动设计上充分使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中来，感受到传统艺术和文化的魅力，认识到自己身边曾经不被重视的民间艺术和工艺品实际上是具有历史、艺术、文化底蕴的不可复制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提高群众对身边存在的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三）在实际工作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原工作，防止失真的情况出现
为防止群众文化活动中，文化遗产出现失真的情况，因此，在文化遗产宣传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对文化遗产进行介绍和展示工作时，首先应尽量避免商业元素对文化遗产自身的影响，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商业元素只是活动的附加元素。同时活动还应做好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和民间调研工作，尽量还原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利用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民间调研的成果，尽可能的消除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的断裂现象，还原出其本来的最具欣赏性的原始美感。最后要注意在展示活动中尽量为文化遗产的展示充足的空间，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展示。如果实在无法全面展示的，一定要做好介绍说明工作，使参加活动的群众对文化遗产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做好以上的三点工作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在非遗保护宣传工作中出现失真的情况。
三、结语
非遗保护方案范文3
【关键词】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课程建设；教学体系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概念后，“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在我们国家迅速展开，在高等院校当中同样开启一股研究“非遗”的热潮。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就高等教育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中的使命与作用建言献策，呼吁大学教育在越来越多的优秀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濒临消失的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次会议开启了构建我国“非遗”教育体系的序幕。
自此之后，很多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研究和保护“非遗”，如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苏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同时，一些高校在公共课和部分专业课的授课中尝试性地开展“非遗”课程教学，如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工艺美术专业开设热贡唐卡教学等。特别是2011年国家颁布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更是为“非遗”在高校教学中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笔者作为广西的高师美术学专业教师，近年来一直尝试把本土的“非遗”美术元素纳入艺术理论课程的教学当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就如何在广西的高师院校开展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课程教学实践及其模式建设提一些设想，以期和广大同仁为我区“非遗”的发展与传承尽绵薄之力。
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
广西地处我国东南，是中国唯一的沿海、沿边、沿江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以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为主的12个世居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生命记忆，反映着他们的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自治区政府就已经开始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抢修工作，出版一系列少数民族风俗、民间艺术等方面的著作。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昆曲”进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上下出现了研究“非遗”的热潮，广西也开始了全面的“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2003年，自治区政府启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1+10”工程，即以建设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为主，以南丹里湖白裤瑶、三江侗族、贺州客家等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为辐射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努力创建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模式。2005年，自治区政府颁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桂政发〔2005〕47号）中明确提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区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并提出多种途径保护广西的“非遗”。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与广西民族大学合作成立“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启动“薪火相传工程”，以及“全区公共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业务培训班”“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进修学习班”等各种培训活动，进一步加强对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时至今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广西高等学校开展“非遗”美术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速，广西许多优秀的“非遗”艺术遗产正面临大面积的消亡，少数民族语言的语境丧失、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非遗”技艺的传承断裂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昨日的“非遗”有可能成为今日博物馆、美术馆中永远的记忆，“非遗”的保护迫在眉睫。
2008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针对“非遗”保护的紧迫性，普遍认为当前最缺少的是大量高素质的保护人才、优秀的“非遗”传承人和全社会对“非遗”知识的认知与普及，而这三方面的实现，地方高师院校无疑具备最佳条件，也最适合成为大规模“非遗”研究、保护和教育的主阵地。作为广西的高等院校，长期以来肩负着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和社会各行业专门人才的重任，高等院校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变革，将直接影响基础教育和人才格局数十年的发展和成长。开展“非遗”美术课程教学，可以加速“非遗”知识的普及和高素质“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此外，传统“非遗”技艺依靠家庭相传和师徒相授的方式，一旦儿女或者年轻人不愿继承，“非遗”技艺的传承就会断裂，如果把“非遗”技艺纳入我区高校的美术专业课程教学，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和系统的专业技能训练，优秀的“非遗”传承人数将会不断扩大，并广泛带动基层“非遗”美术课程教学和全社会对“非遗”的普遍关注，从而在根源上解决“非遗”传承人缺失的现状。
2011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广西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西部人力资源强省（区）行列，建成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广西建设民族教育示范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突出区域教育发展特色；突出民族地区办学特色；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的民族特色；突出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根据区政府关于打造“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的目标规划，本区高校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有计划、针对性地开设“非遗”课程教学，加大“非遗”基础知识、实践技能在美术学科教学中的比重，让“非遗”美术课程真正进入人才培养方案，将会对我区“非遗”的保护、传承，特别是对“非遗”的活性和完整性保护产生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地方高师院校凸显地域民族文化、打造教育品牌的必由之路。
目前广西已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共五批，37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47个项目。和美术学科相关的“非遗”涉及民间艺术、民俗活动、民间技艺、传统节庆等多个领域。
三、广西高师院校“非遗”美术课程教学模式探析
（一）整体规划、统一布局
“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应该纳入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整体学科规划中。从学校层面而言，应该把“非遗”纳入公共课程教育体系，在公共必修课当中添加至少一门“非遗”通识课程，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等，让学生了解国内、区内“非遗”的分布，懂得“非遗”的内涵、特点、分类，以及“非遗”保护、研究和开发的相关知识，为“非遗”在各个专业学科教学的具体实践与深化奠定基础；从美术学科而言，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专业核心课程或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当中至少列入一门“非遗”美术课程，让学生了解国内、区内“非遗”中丰富多彩的美术元素，懂得“非遗”当中服饰、雕刻、绘画、蜡染、建筑、刺绣等多个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及承载在这些美术元素上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这样的“非遗”课程强化，拓展学生视野，加深地方高校学生对身边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非遗”的兴趣。
（二）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公选课协同渗透
《义务教育美术新课程标准》2001年推出实验稿，首次把美术教学上升到人文教育的层面，同时，教育部推出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给地方学校美术课程建设赋予了更多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此后高校美术专业特别是高师院校的美术专业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的比重逐年增加，除了各个具体专业开设的必修课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的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设计专业开设的中外设计史、设计概论等课程外，中外建筑史、中国服装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课程也进入相关专业的课程教学；同时，各个专业还开设了相应的人文类选修课和特色课程供学生选择，比如美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民间美术、少数民族文化概论等课程。我区高校可以精选一些代表性的“非遗”美术资源，化整为零，有计划、分头进入美术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通过不同理论课程的“非遗”美术教育渗透，从整体上建构起较完善的广西民族地区“非遗”美术课程教学的理论框架，为广西“非遗”美术教材和课程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
此外，按照《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规定，大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必须完成一门艺术类课程的选修。因此，美术专业教师开设全校性的广西“非遗”美术公共选修课，向全体学生介绍和宣传我区的“非遗”美术资源，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强调的“向公众、尤其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的精神一脉相承。
（三）专业技术课和特色“非遗”传习坊并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口授相传”这一形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因此，传承人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家和政府虽然都在尽力挖掘和保护“非遗”传承人，但传承人的濒危和现状的脆弱依然不容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更为严峻。比如文化部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广西入选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55岁，平均年龄71岁，一些独门绝技可能随时面临消亡。因此，地方高校必须利用人才培养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肩负起培养本区“非遗”传承人的责任。
从美术学科专业角度而言，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一是在美术学或设计专业下设置广西代表性的“非遗”技艺侧重方向。比如服装专业可以开设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瑶族服饰）侧重方向；环艺专业可以开设少数民族建筑（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侧重方向；美术学专业可以开设陶艺制作（坭兴陶烧制与制作技艺）侧重方向，民族工艺（壮锦）侧重方向；等等。二是专业技术课授课中具体的“非遗”技艺学习。比如手工艺课程教学中学习毛南族花竹帽编织、侗族的刺绣、傩面具的绘制等。三是建立特色“非遗”项目传习坊。根据高校的地缘优势和美术专业学科优势，联合地方政府和“非遗”传承人，在高校成立“非遗”项目传习坊，以固定的场所，长期不间断地开展具体的“非遗”技艺的传授和学习，最终形成传授、学习、继承技艺、创作作品并反哺技艺、扩大影响形成规模等良性的传承过程。四是利用美术专业考察课和实习课，在“非遗”集中地建立教育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各美术专业学生赴基地开展“非遗”技艺教学实训，亲身感受和体验“非遗”产生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通过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整体上认识“非遗”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四、广西高校“非遗”美术课程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
“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需要系统、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从培养计划、课程大纲、课时学时等方面精心修订，除了上面的课程构想外，还需要强调几个关键因素和环节：一是“非遗”美术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没有专业的“非遗”教师团队，“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就成了空话，不但无法传播“非遗”知识和培养传承人，更会扰乱正常的美术专业学科体系，误导学生对“非遗”价值和内涵的认识；二是“非遗”传承人进课堂。“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一定要“非遗”传承人的参与，特别是“非遗”技艺的授课初期必须要“非遗”传承人的亲授，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鲜活的“非遗”技艺进入高校课堂；三是“非遗”美术课程体系建设中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和特点，除了“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非遗”知识的普及，“非遗”管理人才和科研能力培养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四是产、学、研的结合。要把“非遗”的研究、传承与社会发展、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要与当前的经济文化发展接轨，特别是非师范专业“非遗”美术课程教学中，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注重“非遗”项目研发、产品销售、技能推广等方面。
结语
总之，构建广西高校“非遗”美术课程体系，既是新形势下对我区“非遗”保护和传承方式的积极探索，又是普及和宣传“非遗”知识最深入、最持久的有效方式；同时也与我区打造“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的目标精神相一致，也是民族地区高校创建本土化美术教育体系、适应本区域社会文化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有效尝试。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过程，“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需要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
非遗保护方案范文4
一、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当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绝地反击是目前大热的一个思考向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大有“百家争鸣”之势。笔者认为，对于现存的种类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关的多种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据其研究方式归入两类范式:“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简单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从纷繁杂多的内容分析现场中抽离出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公式”，以逐渐形成一个规范体系。“逻辑学范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非遗保护实践确实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其封闭性空间向度与无实质内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会导致非遗保护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实际保护实践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遗保护越走越远;或是使得非遗保护受制于主流话语权的操控之中，对非遗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渗透，使得保护手段异化成为破坏手段，“伪文化”或“被同质化”、“物化”的非遗层出不穷。［1］“现象学范式”则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从个案的现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终抵达本质层面。“现象学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的做法，其在实践中往往跨学科进行个案分析，拒绝对所有个案采取统一对策。但“现象学范式”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导致某种离散与互不相关。“现象学范式”将非遗保护个案独立于非遗保护体系之外运作，其看不到总体保护体系，未能及时有效地借鉴体系之内早已存在的优秀经验与经验教训。［2］为了避免论述偏颇的弊病，较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刘勰《文心雕龙》所提的“唯务折衷”方式，综合此二范式之所长，对非遗在当前时代视域中的传承保护之困境与出路加以探析，以期为濒危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提供全面、具体、恰到好处的思路整合。
二、“逻辑学范式”探析
(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3］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阱。“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欲望(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保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欲望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p#分页标题#e#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5］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臼。“葱剥到最后是空的”。［6］(P4)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7］(P273)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捍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Inform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8］(P278)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9］(P1)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阱;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赋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杀(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p#分页标题#e#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三、“现象学范式”探析
(一)诉诸现象本身
在“后申遗时代”，非遗保护的手段正逐渐形成一个类似于“逻辑学范式”的规范体系，各类非遗保护模式框架基本成型，似乎所有个案都可以从中轻易对号入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保护实践更加易于落实。但世界上尚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所有的非遗个案都一以贯之以其所属种类的保护做法，那么必然会导致非遗保护走向模式僵化、形式化、敷衍化的命运。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似乎更应该采取的是一种对现存的时代境遇下流行的“逻辑学范式”采取“激情地离散，理性地反思”的态度，抽离模式化、抽象化的后现代狂迷的“逻辑学范式”现场。对于非遗保护个案，我们应当诉诸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面向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动采取具体的“现象学范式”，主动逃离权威、消解中心、发挥创造力，并注意克服“现象学范式”可能导致的某种离散化与互不相关的弊病。对于非遗保护项目采取个案分析策略，对目标非遗保护对象加以内部能力与外部情境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思考，并结合其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相关要素加以整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策思考。如此，便可避免落入非遗保护个案分析层面上的偏颇陷阱，并能有效避免以呆板有限的模板框架套用所有个案的敷衍性保护实践。
(二)个案分析———赫哲族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
1．濒危的非遗:“伊玛堪”“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唱说交融，浑然一体，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伊玛堪”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满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阿格第夏日莫日根》、《亚热勾》、《西热勾》等，演出风格有“大唱”(以说为主)和“小唱”(以唱为主)之分。其腔调因内容不同而各异，历代演唱人在“赫尼那调”基础上演化出如欢乐调、叙述调、女调、少年调等。“伊玛堪”故事篇幅通常较长，一个故事要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其唱腔又各具特色，随区域与“伊玛卡乞发”(演唱艺人)的不同而不同。演出者身穿“鱼皮衣”，可以即兴在演出过程中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编入“伊玛堪”之中，加以润色。“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艺术品类与审美娱乐方式，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11月23日，“伊玛堪”在第六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被列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面对濒危的命运，保护“伊玛堪”的行动刻不容缓。
2．“现象学范式”的运作诚如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唤，“现象学范式”拒绝宏大叙事，主张通过“绝对意识”(AbsoluteCon-sciousness)［10］(P107)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在实际操作中，“现象学范式”往往采用发散性的创新思维，集思广益式地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跨学科的深入具体分析，而拒绝使用已经僵化定型的“程式化”规范进行实践操作。因而，“现象学范式”下的非遗保护往往诉诸诸如SWOT分析模型、PEST分析模型等途径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全面剖析，力求将对象置于时代情境背景之下，综合其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外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等相关影响因素，以为非遗保护个案“量身定制”适合的保护方案。如表1为“伊玛堪”的SWOT分析。
非遗保护方案范文5
为确保__绝对安全，根据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结合我局实际，以文件形式明确__安保维稳工作的具体责任和人员，并严格执行。成立平安巡防队伍，扎实开展工作。组织机关在职党员参加所在社区的平安巡防志愿服务。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制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建立各类清单，做到规定动作到位，自选工作有特色。
（一）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根据__市委《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我局在前期走访调研、座谈等工作基础上，为区委、区政府代拟文稿《__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文件已于5月23日出台并实施，为加快构建我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
（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启用__区社会公共文化绩效评估系统，积极开展文化下乡工作。强化文化礼堂的使用实效与日常管理，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强文化队伍建设，提升整体素质。
（三）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今年以来，我局已举办公益性艺术类免费培训班、2016“服务__，文化一家亲”--“醉美富春”__市五地走亲文艺演出活动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
截至5月底，已组织开展书画下乡、送书下乡、“走读__”讲座下乡等文化下乡活动172场。
农村电影放映活动于5月20日全面展开，截至6月11日，已放映409场。
（四）图书服务稳步推进
1.图书资源和服务网点日益丰富。截至5月，新上架图书9212种、19141册，购买电子图书1.5万册，立体书近百册；新建少儿电子书阅读坊；新建图书流通点6个，配置图书6千册。
2.读者活动更具特色。重点开展__区第六届__读书节系列活动。目前已举办“走读__”活动3期、__大讲堂3期等活动。
（五）文艺作品推陈出新
由____越剧艺术传习院重新改编的现代越剧《__》亮相2016“__之春”艺术节暨__市新剧（节）目汇演，该剧以__本地抗战英烈__事迹为题材，省市专家评委对演出表示肯定。
（一）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2016年计划修缮农村历史建筑20处。截至5月底，所有项目的方案设计均已完成。其中3处已竣工验收，1处进入施工阶段，2处进入招投标程序，4处完成预算制作。
积极开展博物馆史料征集和展陈设计工作。__造纸遗址保护工程二期项目已向浙江省文物局申报立项，等待国家文物局审批。
继续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对杭黄铁路沿线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开展全区文保单位、文保点及农村历史建筑修缮工地开展安全巡查。举办首届__区最美古建筑摄影大赛。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放接待工作和文物“四有”工作。
（二）强化非遗保护与传承
不断完善非遗体系建设。积极组织安顶云雾茶制作技艺等申报第五批浙江省非遗代表性名录，施肩吾传说等申报第六批__市非遗代表性名录项目；召开全区镇级非遗名录项目申报推进会，开展镇级非遗名录项目建设；开展__市级以上濒危项目调查工作；对国家级非遗项目竹纸制作技艺等开展抢救性记录，拍摄宣传记录片。
开展非遗进礼堂、进校园、进景区工作。《__市__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民俗卷》正式出版。通过前期不懈努力，今年4月__区被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中国竹纸之乡特色区域称号。组织__竹纸代表性传承人__和喻仁水参加文化部举办的首届非遗传承人研修班学习。
（一）审批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继续理清行政审批权力清单，调整核对行政审批事项，确保审批平台由区级向省政务服务网顺利切换。截至目前，共受理、办结各类事项753件。其中即办率92.5%,提前办结率100%。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的短信回访和现场问卷抽查中，群众满意率均为100%。
（二）文化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
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开展管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与公安、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紧密协作，加强日常巡查与安全隐患的排查处置，经常性开展安全生产宣传与教育，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截至6月7日，共出动执法人员673人次，检查文化经营单位956家次，处理投诉举报7起，立案24起，结案19起，警告12家次，罚款10万元，停业整顿4家，吊销许可证1家，收缴非法书刊5428册、非法音像制品18788张。
一是及时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认真做好
春节、“两会”等重要保障期的安全播出工作，切实保障我区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二是及时调整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领导协调小组，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坚持“一季度一督查”工作制度，加强监督和协调，坚决杜绝发生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事故。保持与中心各单位的对接，强化沟通与交流。监督管理文化中心的安全保卫、消防、会务服务等工作。截至6月12日，共接待各类会议184场，其中100人以上会议32场，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1、根据职责，全力做好__安保维稳工作。
2、继续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3、积极推进实施__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工作，对照《__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督查、统计各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的完成情况。
4、做好政府采购送戏（演出）下乡标书修改定稿、公告等公开招标工作，完成60场送戏（演出）下乡任务；组织实施送戏（演出）下乡、送书下乡、“走读__”讲座下乡等文化下乡活动，下半年完成130场，全年完成300场目标任务。
5、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培训，着力打造一支懂文化、会管理的复合型队伍，同时构建区、乡、村三级文化志愿者队伍网络体系，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6、充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为贯彻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大力实施馆内文化设施免费对外开放，计划继续举办免费对外公益性艺术类培训。
7、实效推进乡镇街道图书分馆建设；完善农家书屋，推进乡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完成图书馆rfid智能管理项目的立项与招投标，建好图书馆rfid智能管理系统，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
8、完善非遗名录体系，重点保护并向基层延伸、推进镇级名录工作；继续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文化礼堂活动；出版《守望竹纸——2015中国竹纸保护与发展研讨活动论文集》；完成国遗从书《孝子祭》的初稿编撰工作；启动《__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传统美术卷》的编撰工作；做好相关非遗课题的调研工作。
9、继续开展__读书节系列活动。
10、完成20处农村历史建筑的修缮工作。
11、推进__宋代造纸遗址保护大棚项目二期工程建设。
12、做好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郁达夫故居日常开放管理工作。
13、做好区博物馆布展前期主题确定、设计工作。
14、完成全区部分地下重点文物分布区的调查和划定工作， 为地下历史文物保护提供依据。
15、继续开展全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
16、继续协助实施__古镇五年维修计划。
17、开展文化市场监管，做好综合整治工作。
18、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工作。
19、推动文艺创作：积极鼓励全区文艺创作者，推出更多更深反映__本地特色、深受__人民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积极选送优秀节目、作品参加省市（__市第八届“风雅颂”民间艺术展示、__市群众文化艺术节）及至国家重大艺术评比活动，重点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艺精品。
非遗保护方案范文6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主要聚集地和发源地，记录着城市的过往，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无论是体现物质空间环境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是蕴含原住居民身口相传文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城市特色、活力、内涵、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由于快速的城市发展和新城建设，历史街区却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活力，自身的老旧建筑、较差的环境质量以及落后的配套设施逐渐使其变成城市杂乱和落后的代名词，存在其中的社会文明和文化遗产也渐渐消失。
博览建筑作为展示和宣传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方式，广泛存在于各大传统历史街区中。通过大体量的博览建筑对传统手工艺、文化传统、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生存环境的相关物品进行集中传播和展览，引发人们对传统街区的兴趣，提升古城区的活力。而存在于历史街区的大型博览建筑的现代化表达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又能延续文脉的传承。
1项目概述
国家非物质文化博览园位于北京前门地区，一期用地范围：北至前门大街月亮湾，南至珠市口大街，东到前门东路，西到粮食店街；园区总占地面积约22.4万m2（图1，2）。而本方案涉及的B4、C2、C4地块属于非遗博览园一期工程，其东侧为前门东路，西侧与前门大街相望，南侧可达鲜鱼口街，用地东北部有地铁口。总用地面积为15 986.102m2，其中C2北侧文保建筑占地278.79m2；C4北侧文保建筑占地496.964m2。方案地上建筑面积约为29 133m2，总建筑面积为58 047m2（图3）。
设计的重点和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建筑如何体现非遗博览园的文化特征；2）在传统的历史街区――前门地区建造大型的博览建筑，建筑的大体量与极具传统特色的历史街区中的小体量建筑如何协调；3）新建建筑与所在地块中的文保建筑如何相处融洽。
2文化理念的创新
根据“以前门大街以东地区为载体，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聚街为园，规划城市文化会客厅、高端文化商业示范区，打造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规划目标，本方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要素，最终发掘出“折纸”和“剪纸”这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抽象和简化，作为文化意义的表达和设计灵感的来源。
折纸又称“工艺折纸”，是一种以纸张折成各种不同形状的艺术活动。折纸与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作为非遗的一种，契合非遗博览园的主题，能够提升大家对非遗的认知。同时，建筑运用“折纸”的方式，以最纯粹的几何形体与周围建筑环境相融合，依靠折纸本身象征的创造力引起大家的兴趣。
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其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民间剪纸的创造者把剪纸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远古图腾的崇拜。把剪纸这门艺术引入到建筑中，寓意喜庆美满，吉祥如意。
折纸和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形式，将其意向赋予到非遗博览建筑中，十分契合建筑的主题；将折纸的折叠与剪纸的镂空形式，自然地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力求呈现出建筑的折叠与窗洞的镂空（图4～7）。
3集约化、整体化的设计策略
对于地处城市核心――前门地区的非遗博览园，寸土寸金的地块条件让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显得尤为突出。C2、C4地块规划为非遗博览馆，B4地块规划为相关商业，需要在老城区用地紧张的条件下规划出集博览、商业、会议三大功能于一体面积超过5万m2的建筑群，难度可见一斑。在设计中，采取减法的空间设计策略、统一的形体生成逻辑、统一的屋顶形式和相同的建筑语言，使位于三个地块的建筑体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增强建筑的标志性和辨识度，达成形象鲜明、协调统一的效果（图8～12）。
4历史街区建筑要素的再塑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又名群体记忆、社会记忆、族群记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他的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不是某种神秘的群体思想，而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不是直接回忆事件，而是通过阅读、听人讲述或在纪念活动等场合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激发出来。
老城区里的建筑往往是集体记忆的一种载体，随着在老城区的不断改扩建，人们对老城区的集体记忆也会或多或少地丧失。前门地区建筑风貌多为清末民初的风格――青砖墙面和坡屋顶，建筑显得较为零碎，具有历史的厚重感。该园区保留了老北京的街巷胡同，为了与周围建筑融合，通过传统建筑构件的再塑，以现代化的方式来表达前门地区过去和现代的价值，以现代的设计手法和空间形式来表达非遗博览园的文化理念，积极探寻与传统文脉的呼应关系，唤起人们对老城区的集体记忆。
4.1坡屋顶
前门园区的建筑屋顶形式为传统的坡屋顶。通过运用折纸的形式将屋顶进行折叠、伸展，形成高低不同的坡面，笔走龙蛇、极富动感，呈现出具有现代气质、生动活泼又不失传统风格的屋顶形式。B4地块建筑屋顶经折叠后在西南角形成一个观景平台，显示出新建筑谦虚的姿态，是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老建筑的敬仰。
4.2墙体
传统四合院因其表达“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建筑特征，其外墙往往比较厚实，这种厚实的墙体在新建筑中也得到了重生。一段段经过折叠的墙体露着折痕，仿佛历史的年轮留下了痕迹。由于考虑到博览建筑的特殊建筑特征，开窗较少，与传统四合院极为厚实封闭的外墙形式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