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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出现的问题范文1
（一）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精心开展统计教育工作。
统计业务素质的提升是开展统计工作的保证，鉴于我区统计人员少、任务重的基本特点，我们将加强统计教育作为开展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借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根据市局培训通知精神，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要求，在市局的各业务科室领导亲临指导下，我们结合工作实际有侧重点的对统计法、星级企业管理、统计指标、统计口径、联网直报平台等相关知识对镇级以及企业120余名统计人员分专业分批次进行了集中培训，并对做好统计材料归档和统计台账填报进行了指导。同时应区管委办的邀请，对管委办的同志就统计相关指标进行了讲解，管办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讲座对了解统计工作和统计的科学性，知晓统计数据的来源及其可靠性，树立尊重客观事实意识有很大帮助。
（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有条不紊开展经济普查工作。
今年上半年是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的关键时期，为提高我区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的质量，确保本次普查数据真实反映我区经济发展情况，我们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在现场登记阶段，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地毯式普查，工商、地税、国税等多部门数据进行比对，尽最大可能做到不重不漏；普查数据严格把关，尽力确保真实准确。同时在市普查办的具体业务指导下，数据上传、数据审核、初步汇总、数据验收等工作扎实推进。
（三）严要求、宽处罚，扎实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工作。
临港区统计中心自收到市局统计执法检查通知后立即行动，积极对辖区内的企业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工作。首先到乡镇统计站一边检查镇级统计基层规范化情况，一边指导、督促乡镇健全镇级统计台账，整理统计资料；其次，在对全区全部“四上”企业的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进行分专业指导并编制相关参考台账的情况下，采取百分之十抽样的方法，对全区11家企业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严格按照统计执法检查内容进行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当场指导整改，并要求企业撰写整改报告。
（四） 及时准确、保质高效，求真务实开展常规统计工作。
我们本着常规工作求质量的基本原则，工业、农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等专业的XX年统计年报和XX年上半年统计定报及时准确上报；同时外商投资联合年检、开发区统计报表、蓝区监测报表、统计从业资格证报名考试等工作扎实推进。
（五）创新方法、提高效率，统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一方面通过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初步汇总，对照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宏观层面剖析我区经济变化，撰写了《临港区工业经济五年间的变迁》，为领导进行经济发展目标定位，整体把握全区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我们将常规统计报表的审核与企业调研相结合，在统计月报、季报审核的同时，实时根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和奇异值对企业进行调研，要求企业核实相关数据并对数据变动做出合理解释，将了解的企业动态通过简要分析、月份资料、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提供给领导参阅，这既提高了统计数据质量，同时便于及时掌握企业经营动态，极大地提高了调研效率和统计服务水平。
四、下半年工作打算
下半年，在市统计局的具体业务指导下，我们将继续扎实推进常规统计工作，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创新统计工作方法，主动配合统计改革，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努力推进统计服务再上新台阶。
一是借助统计从业资格证考试，进一步调高基层统计人员业务水平。积极督促企业统计人员参加统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努力确保企业统计人员100%持证上岗，千方百计稳定统计队伍，督导统计人员参加统计继续教育，不断提高统计人员业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工作扎实、业务素质过硬基层统计队伍。
二是紧紧围绕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三个全部”目标，扎实推进统计改革。根据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将不断拓展统计联网直报应用范围，争取在XX年实现“三个全部”的目标，在市统计局具体指导下，加强企业统计培训和指导，积极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品出厂价格联网直报改革；主动配合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根据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及时修正、公布相关经济指标。
三是夯实基层统计基础，扎实推进基层统计日常工作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乡镇统计工作制度，明确统计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工作目标和工作责任，对统计资料的审核、评估、上报、保密和档案管理等事项做出明确规定，对乡镇统计站的人员配备、业务培训、办公条件、信息化建设、统计台账建立、统计档案管理等内容逐一量化。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和统计信息化建设，加强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工程，全面提升基层统计数据质量
四是建立企业调研长效机制，推进统计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在继续充分利用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qq群进行调研和各专业统计定报数据审核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区管委工作的重点和经济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加强调研，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为领导指导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经济普查出现的问题范文2
这次会议是经局党组研究召开的。今年的科技统计年报与往年相比，时间紧、内容新、任务重、质量要求高。根据会议安排，我代表局党组讲两点意见。
一、一年来的科技统计工作回顾
XX年，全市科技统计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工作重点，围绕统计“创新服务建设年”活动，积极开拓创新，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各项科技统计工作任务。
1、精心组织，高标准完成了全省第二次r&d资源清查试点工作。根据省局安排， r&d资源清查试点在莱芜进行。为搞好试点我们向市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市政府高度重视全省第二次r&d资源清查试点工作，XX年 9月17日召开了全省第二次r&d资源清查试点莱芜工作会议，省统计局潘振文副局长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按照r&d资源清查试点方案的要求和省局反馈的清查摸底名录，结合第二次经济普查名录库和上年度科技统计年报掌握的r&d资源分布状况，对清查单位的名录库进行了认真的维护，初步形成了全市符合r&d清查试点的单位底册。同时，我们将单位底册与科技、教育、工商、税务等部门进行对接和筛选，在此基础上，再结合r&d资源清查摸底反馈情况，最终确定了试点清查单位库。为了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我们聘请了省统计局社会科技处张春晓科长到会，对清查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的业务培训，为清查试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清查报表填报期间，一是建立了“每周一调度”工作制度，要求各区每周五下班前上报填报进度，二是市、区统计局进行了多次分组重点巡查，对填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在数据录入过程中，加强审核、验收，针对审核错误和逻辑关系不匹配的报表认真进行查询，确保了报表审核错误率为零。报表录入结束后，市局对录入结果进行了重点复核。为了更好地掌握企事业单位填报调查表的质量，去年10月15日下发了《关于对第二次r&d资源清查企业及相关事业单位r&d资源清查试点工作进行督查调研的通知》，对全市r&d资源清查工作进行了督查，同时对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现行的科技统计制度进行了调研。通过试点，达到了锻炼队伍、积累经验的预期目标。
2、严格要求，高质量完成了全市第二次r&d资源清查任务。我市高度重视第二次r&d资源清查工作，一是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办公室。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单增德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由科技、教育、统计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开展清查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重视培训，确保质量。r&d资源清查统计报表与其他报表有所不同，由于指标涉及经费和科技项目，企业填报需财务和科技技术部门负责人共同负责，所以，我们要求高质量的进行培训，采取了以条块结合、分层培训的方法，对那些没有按时参加培训的，要求各区主动上门为企业讲解报表，确保了培训的全面性。三是严把数据质量关。严格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流程，把数据质量放在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我市多次召开数据联审会议，加强对数据的审核，对数据变动较大的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与了解。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圆满完成了第二次r&d资源清查工作。目前，省局还未对r&d资源清查数据进行反馈。
二、对明年科技统计工作的几点要求
国家统计局对明年的科技统计年报数据质量控制提出了“优化数据结构”的新要求，所谓优化数据结构，就是指优化r&d经费来源和三分类构成，提高r&d行业和规模分布的协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具体说就是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应适当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占份额应适当扩大；工业r&d行业分布应在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信息和生物医药制造等高技术产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相对集中，工业r&d规模分布应在拥有研发机构和经济实力的大中型企业相对集中。
经济普查出现的问题范文3
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如何正确处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出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施加给企业的额外成本，会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它通过两个方面的效应来实现，一方面，政府实施环境规制后，企业为了达到环境标准，必须增加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投资，其他投资必定减少，从而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相当于给企业的生产决策实施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从而导致生产管理和销售等环节难度的加大，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两种效应的实质是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即由社会承担的环境成本改由产生污染的企业来承担，从而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赵细康，2006）。 199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首先对上述观点展开挑战，波特认为：国家总会特别限制某个行业遵守环境规则，从短期看，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会使企业的成本有所提高，但从长期看，适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将刺激企业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并有助于企业进行污染削减，选择和采用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增强和生产效率的改进，产业竞争力会因此上升（Porter，1991）。由于缺乏明确的理论构建，自波特假说提出以来，学者们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对波特假说的合理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部分文献的研究结论反对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Brannlund et al.，1995；Gray，Shadbegian，1995；Nakano，2002）；另一部分文献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有利于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Jaffe，Palmer，1997；Campbell，2003；张成等，2011）。尽管这些研究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但他们都忽略了波特假说的基本前提，即适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本文认为，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关键在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正确选择，只有选择与产业特性和产业节能减排相适应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真正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因此本文在对制造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利用行业环境规制程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对该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进行回归，力图找出能够促进产业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的环境规制强度拐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了如下工作：①在对28个制造业污染强度测算的基础上，将28个行业分为三类：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 ②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测量体系的基础上，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量。 ③利用生产前沿的最新分析工具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纳入生产率核算框架，测算3大类别、28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 ④利用所测算的制造业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量回归，计算“U”型（或倒“U”型）曲线的拐点，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寻不同类型产业的最佳环境规制强度，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二、制造业分类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
由于制造业行业之间的产业特性不同，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强度行业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只从行业整体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关系的做法就会显得过于粗糙。为了使研究更加具体，我们根据各行业污染强度的测算结果对28个制造业进行分类，并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研究制造业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以及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
1.污染强度的测量及制造业分类
本文对28个制造业的分类是基于污染排放强度进行的，因此，分类结果的客观与否直接取决于行业污染强度的准确测量。关于污染强度的测量，国外文献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是使用减污成本和支出指标来代替，二是使用各种污染排放物加总后确定产业的污染强度。显然，由于行业性质差异以及污染物的不可相加性，这两种方法对于污染强度的测量都显得过于粗糙，也不利于在行业层面开展相关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对各类污染物排放数据进行线性标准化和等权加和平均的方法计算各个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具体方法如下：①计算各个产业污染物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值，即：UEij=Eij/Oi，其中Eij为产业i（i=1，2，…，m）主要污染物j（j=1，2，…，n）的污染排放，Oi为各个产业的工业总产值。②按0-1的取值范围对各个产业污染物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值进行线性标准化：UEsij=[UEij-min（UEj）]/[max（UEj）-min（UEj）] （1）其中UEij为指标的原始值，max（UEj）和min（UEj）分别为主要污染物j在所有产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UEsij为标准化值。③将上述各种污染排放得分等权加和平均，计算出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平均得分：④将平均得分进行汇总，得出产业历年总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γi平均值。根据上述所提到的污染强度的评价方法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我们对各个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进行核算，表1为各个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识别结果。本文根据总排放强度大小对产业进行分类，若γi＞0.2042，该产业属于重度污染产业；若0.0367＜γi＜0.2042，该产业属于中度污染产业；若γi＜0.0367，该产业属于轻度污染产业①。详见表1。从表1的分类结果可以看出，被归类为重度污染产业的行业主要由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传统的重化工业组成，包括公认的污染大户如造纸业、纺织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金属加工等，这类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产业特性决定其资源消耗特别多，污染排放强度特别高。中度污染产业主要为传统的生活资料制造业，如食品制造、农副加工、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业、纺织服装及鞋帽工业等，同时也包括部分重工业如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这类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仅次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被归类为轻度污染产业的行业主要由高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组成，高技术产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工业等，清洁产业如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高技术产业本身具有技术创新优势，产品附加值高，能耗低，污染排放小，而清洁产业的产业特性注定了产业本身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特点。
2.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
（1）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方法。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是进行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关系研究进而选择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但在现实的环境规制中，没有固定的政府干预模式，也不存在独立的规制工具，给测量带来很大的困难。从国内外现有文献看，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存在很大差异，也造成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①从环境规制法律政策的多少考察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如Low（1992）提出的绿色指数即地方政府颁布的法令数量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②用排污费收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如Levinson（1996）、王兵等（2010）。 ③用治污投资占企业总成本或产值的比重度量环境规制强度，如Gray（1987）、Bermanand Bui（2001）和Lanoie et al.（2008）等。 ④用人均GDP（收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代表人物有Mani and Wheeler（2003）、Antweiler et al.（2001）。 ⑤用不同的污染物排放密度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如Cole and Elliott（2003）。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制造业，由于制造业不同行业之间的性质差异，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也存在差别，上述五个指标相对于工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而言，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在参考已有研究（赵细康，2003）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我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测量体系，这套体系由一个目标层（环境规制强度）、三个评价指标层（废水、废气、废渣）构成。基于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3个单项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具体方法如下：①对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0-1区间进行线性标准化，即无量纲化，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的指标进行数学变换，以消除指标间的不可度量。②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调整系数Wj，即赋予不同指标权重。因为不同行业间“三废”的污染排放比重相差较大，同一行业不同污染物排放程度也存在差别，所以需要对每个行业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物等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以反映各行业污染物的治理力度的变化。鉴于污染处理率权重值无法直接计算，本文参考赵细康（2003）的做法，按照污染排放计算Wj值：③根据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计算单项指标的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总的规制强度。
（2）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结果及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制造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及治理数据，参照所构建的工业环境规制程度的综合测量体系的具体步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10年的环境规制程度进行测量，并用测量结果作为本章实证模型的解释变量。表2显示了28个制造业、3大类别产业1999—2009年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结果，总体看来，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排放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污染排放强度高的行业，其环境规制强度也高，当然个别行业除外，如文教体育用品工业。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三大类别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总体特征和时间演化趋势，我们利用三大类别产业历年环境规制强度的平均值绘制如图1所示的三大类别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从1999—2009年重度污染产业历年的环境规制强度都远远高于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这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一直都是国民经济节能减排的主要对象。从重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历年发展态势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在2002、2003和2004年出现了波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重组所带来的强环境规制效应暂时减退。从三大类别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趋势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①相对于重度污染产业来说，以传统轻工制造业和部分重工业为主体的中度污染产业、以高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为标志的轻度污染产业1999—2009年的环境规制强度十分微弱，而且两大类产业10年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波动起伏极小。 ②根据污染强度的计算结果，中度污染产业的污染强度明显高于轻度污染产业，但是，中度污染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却与轻度污染产业基本持平，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重合。这说明，相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而言，中度污染产业虽然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规制，大量污染物以未经处理的方式排出。这与我国长期重视污染大户如纺织工业、造纸工业以及重化工业的环境治理，却忽视了同样给环境带来重大污染的食品制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业等生活用品制造业的环境治理政策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关闭了大量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厂、小化工厂、小纺织厂等近10万家，促进了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要标志的重度污染产业效率提高，促进了节能减排。但与此同时，中度污染产业的污染排放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理。因此，今后加强对以生活用品制造业为主体的中度污染产业的环境规制将成为除污染密集型产业外节能减排工作的又一主攻方向。
三、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从生产率的角度验证波特假说进而寻找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准确度量，但是，现有验证波特假说的文献多是基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的，没有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认为能源和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同时也是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如果忽略这种约束，则会扭曲对社会福利变化和经济绩效的评价，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现实。为使研究结论更加客观，本文运用生产前沿最新分析工具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框架，对制造业1999—2009年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较为客观的数据。
1.测量方法
本文把每一个制造业行业看做一个决策单位构造生产前沿。假设每一个行业使用N种投入x=（x1，…，xN）∈RN+，生产出M种期望产出y=（y1，…，yM）∈RM+，以及排放I种非期望产出b=（b1，…，bI）∈RI+，每个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为λkt，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可以将环境技术模型化为：按照Grosskopf （2003）的分析思路，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①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效率变化①即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TFP。75（LPEC），纯技术进步（LPTP），规模效率变化（LSEC）和技术规模变化（LTPSC）①。LTFP=LPEC+LPTP+LSEC+LTPSC （7）当以上五个测量值均大于0时，分别表示生产率提高、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提高和技术偏离CRS，反之则反。此时，我们需要使用八个方向性距离函数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解，其中四个属于CRS假设，四个属于VRS假设。
2.相关数据处理
期望产出：期望产出用的是28个制造业1999—2009年工业总产值，其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非期望产出：为全面度量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选取相关产业废水、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各个行业的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均可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查出②，但二氧化碳排放量统计年鉴上没有，需要进行估算。本文采用陈诗一所估算的1999—2008年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并根据其所提供的公式和核算方法拓展了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投入：本文除考虑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以外，还考虑了能源投入。采用大多数文献的做法，本文将各行业1999—2009年职工平均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数据，将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数据，以上两部分数据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均可查到。资本存量：它是生产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投入变量，但统计年鉴没有提供详细的资本存量数据，需要估算。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1999—2009年行业资本存量数据。显然，资本存量的计算依赖于三个问题的解决：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折旧率、当年投资额不变价。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按照陈诗一（2010）的方法得到1980年资本存量作为基年资本存量；折旧率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所提供的1999—2009年折旧额和固定资产额，参考陈诗一（2010）的方法，估算分行业折旧率；当年投资额是利用固定资产原值之差构造投资额序列并根据当年投资品价格指数折算成1990年不变价作为当年投资额；最后，根据永续盘存法公式得到各行业1999—2009年年资本存量数据（李玲，陶锋，2011）。
3.测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基于Excel Solver Prem Platform V5.5软件，通过编写宏并设置规划求解参数，对考虑能源投入和四种非期望产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技术规模变动指数。从表3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999—2009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最高的是以高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为主体的轻度污染产业，年均增长5.01%，而轻度污染产业中的通信设备等工业年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年均增长为10.85%，这一结果是与通信设备等工业的高技术含量、低能耗、低污染的行业特征密切相关。从轻度污染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对轻度污染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年均增长2.91%，这充分说明了轻度污染产业技术密集的产业特性。以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体的重度污染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1999—2009年均值为4.14%，高于中度污染产业，这一结果印证了前文结论，即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使得重度污染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分解项结果看，重度污染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规模效率的提高，规模效率指数年均值为4.68%，远高于技术进步指数和纯技术效率指数。这说明过去10年里以重度污染产业为主要对象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在促进规模效率提高方面的作用显著。以生活用品制造业和部分重工业为主体的中度污染产业过去10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在三大类别产业中是最低的，年均增长3.69%，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可以用前文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测算结果来解释，即中度污染产业由于规制力度不够，从而造成了能源的巨大浪费和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自然拉低了行业整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模型设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TFP）是产出增长扣除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长和污染排放后的余值，即索洛余值，它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LTPT）、纯技术效率指数（LPEC）、规模效率指数（LSEC）和技术规模指数（LTPSC）。四个指数大于0分别表示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改进、规模效率提高、技术偏离CRS，其中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通过加总可以合并为总的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技术进步指数表现为生产前沿面向上移动，表示保持投入组合不变的情况下，产出的额外增长率，即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额外增长，它反映了技术、工艺的创新和引进；技术效率指数表示生产决策单元与最佳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变化，缩小与前沿技术差距则要依赖企业管理机制创新、经营体制转变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所以，技术效率指数反映生产经营管理改善和企业规模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情况（王兵，2011）。鉴此，本文认为：从生产率角度验证波特假说，寻找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要从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考察，也要从环境规制与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指数的关系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TFP）、技术进步指数（LTPT）、技术效率指数（LEC）①为因变量，以前文所估算环境规制程度和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关系进行检验，以此验证波特假说的存在并找出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考虑到行业之间的差别，为获得稳健的估计，本文选取如下四个控制变量：①工业增加值率（RAV）：行业工业增加值与同期工业总产值之比（单位：%），它反映了行业中间消耗的效益特征。②成本利润率（RCP）：各个行业一定时期内实现利润与成本费用之比，是反映各行业生产成本及费用投入的经济效益指标，同时也是反映降低成本的经济效益指标。 ③全员劳动生产率（LP）：行业工业增加值与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之比（元/人•年），它是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体现。 ④能源生产率（EP）：行业工业增加值与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之比（元/吨标准煤），它是各个行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特征的直接体现，也是区分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非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标准。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其中，2004、2008年行业工业增加值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补齐。设立如下三个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技术效率的影响：
2.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 6.0软件中的Balanced Panel模型进行回归，在估计之前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应以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参数，回归结果见表4。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体的重度污染产业在三个模型中的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分别是正号和负号，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倒“U”型。这一回归结果说明目前对于重度污染产业的环境规制程度符合波特假说中合理的环境规制标准，即目前的环境规制程度能够对重度污染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产生正向影响。如果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对于重度污染产业的环境规制，则会加重企业负担，超过了企业承受能力，则会对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产生不利的影响，拐点分别在5.09、11.50、3.57。在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的估计模型中，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回归的一次项系数均为负，二次项系数均为正。这一回归结果再次证明了过去10年对于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的环境规制程度较弱，环境规制并没有给两大类产业的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带来促进作用。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由弱变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会呈现先下降后提高的“U”型特征。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所引发的环境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小，对企业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没有足够的驱动力。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排污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企业不得不考虑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以生活资料制造业和部分重工业为主体的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关系呈“U”型，拐点分别在2.17、2.42、2.04。这说明相对于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来说，技术效率能够更早的突破“U”型拐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度污染产业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企业对于环境规制程度加强首要反映是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以高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为主体的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的关系也呈“U”型，拐点分别出现在0.86、0.85和0.90。也就是说，要想使得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改进，可以将环境规制强度分别提高到至少为0.86、0.85、0.90。与中度污染产业不同的是，轻度污染产业的技术进步指数相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能够更早的突破“U”型拐点。这一现象可能与轻度污染产业特性有关，以高技术产业为主体的轻度污染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管理制度较为先进，因而通过管理制度创新实现节能减排的空间很小，但通过技术创新处理污染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相对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