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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范文1
1.1传播理论研究
主要包括传播学基础理论、传播思想、传播体制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危机传播管理研究等领域。
1.2新媒体研究
主要包括新媒体研究，以“全媒体、大传播”理念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使学科建设不断适应传播形态的变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
1.3视觉传播研究
主要包括电视传播和摄影传播。
1.4策略传播研究
策略传播主要是传播学科的国际前沿地带，也是西方应用传播近年兴起的重要分支，研究方向包括了广告、公关、营销传播、品牌构建等多个具体学科领域。传播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厚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毕业生能够胜任公共关系、广告、新闻宣传、传媒管理、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工作。
2传播学实验室体系的建设
为了适应现代化教学、更好地开展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实验室体系建设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2.1实验室建设规划的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办学规律，迎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社会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及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技术开发、科学研究带来的新挑战，把握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发展动向，紧紧围绕教学中心任务，加快实验室改革和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动手和创新能力，适应专业结构和学生知识结构调整的需要，加强创新型、设计型、综合型、探索型实验，在不断改善现有实验条件的基础上，创新实验室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加强管理，形成规范、创建科学的实验室管理模式[3]。
2.2根据专业课程开设的要求
要结合专业课程的要求开设传播学、新闻采访、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节目主持、播音基础与播音创作、新闻摄影摄像、节目编辑制作、电视艺术、网络新闻、音响基础、节目策划与编导，以及广告等实验课程的开设于建设，专供学生实验实习，培养学生文字基本功及文学修养，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当代新闻工作者所必需的素养[4]。
2.3根据学生实践的需要
根据学生实践的需要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室建设规划的总体目标是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把实验室建设成符合专业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管理科学、体制规范、手段先进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根据专业开设情况，建设用于学生专业实习实践的播音室、平面媒体编辑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语音训练室、声音合成实验室、网络新闻编辑实验室、摄影棚等，以满足课程教学实验的需要。
2.4硬件设施的扩充和更新
传播学实验室需要为实验实训所用，电脑、打印机等仪器设备是实验室的基础设备，方便教师及学生的创意采图，电脑作业，新闻/广告等影视学习，相关硬件设备的好坏既体现了现代实验室建设的功能性、先进性和完备性，又体现高科技化、便捷化和人性化等特性，硬件对于信息的流畅及索求更是非常重要。
3结束语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范文2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着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转贴于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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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中阳.对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性教学的探索[J].新闻战线.2006（11）：1
[3]刘学峰.新闻本科教学中的三个重要关系，转引
[4]田中阳.对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性教学的探索[J].新闻战线.2006（11）：1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范文4
【关键词】西部，；媒介集团化；出路
一、媒介集团化概述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竞争开始出现，但行政性垄断仍然占主导地位。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媒介也开始走向市场化竞争。90年代中期以后，新闻竞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不但是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体制变革和整个社会媒介观念更新综合作用的产物。信息概念的引入，市场体制和市场作用的一步步强化，媒介行业确立了自己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国家逐渐意识到以有限财力支撑日渐庞大的媒体规模，实在不胜负荷，开始有意识地把媒体推向市场。
二、西部媒介集团化的发展现状
西部媒介指的是国务院规定的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和重庆等省区市的传播媒介。由于历史因素、经济发展、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中国西部媒介集团化的程度还很低，发展还很不平衡，许多事业都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我国中东部地区，媒介环境比较好，人员，受众，市场，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要远远优于西部地区，因此我国中东部媒介整体发展水平要远远超过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的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主要都集中在中东部尤其沿海地区。到2005年底，我国西部报业集团占全国总体11%，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占全国10%左右，出版集团20%左右，大部分集团都集中于中东部地区。
三、西部媒介集团化未来发展策略
（一）统一领导，有力整合
一个报业集团，其下属的子报长年来各自掌握着自己的财政权、人事权，子报领导拥有很大的权力。有些媒介集团虽然成立了，但是在实际上各单位的运行体制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各自为政，没有达到媒介集团成立时的初衷：资源整合利用，优势互补。一个集团的形成和运行，势必会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理集团，制定机制，严格遵循。
（二）核心竞争，至关重要
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蕴涵于企业内质中的，企业独具的、并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能够长时间取得主动的能力，便是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归纳起来有三点：
特色定位是媒介竞争力的创生。西部的媒介本身不具有东部优越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优势，更需要发掘自身潜在的价值并加以利用。西部地区最具有特色的是其地域特点和少数民族文化风俗，媒介集团想要发展，走出与众不同的路线。
优质内容是核心竞争力的保证。在明确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定位之后，紧接着就要行动起来，拿出高质量、能够极大满足受众需求的产品。集团具有个体所无法取代的强大力量，能够将整合之后各个分公司的优势集中起来，实现优势最大化，创造出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市场价值的作品。优质的内容，精益求精的服务质量，是占有市场、寻求发展的王牌。不论规模要做到多大、利益要赢取多少，只要保证好优质优良的产品，塑造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正确的道路。
持续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西部媒介集团想要发展，创新必不可少。由于西部地区媒介集团化程度比较低，因此有许多做法都是效仿东部地区甚至是外国的媒介整合理论。别人的发展模式是根据他们自身的运营和发展状况而制定的，不一定就能够适应自己的发展。我国西部媒介集团化的进程中，切忌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否则不仅仅得不到预期的结果，还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错失了发展良机。
强强联合，取长补短。目前我国的网站已突破了300多万家，2010年经营收入突破了4.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传统传媒产业经营收入的4倍。现在常常可以看到的网络电视、网络电影、网络广播、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网络图书以及手机电视等就是新传媒与传统传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传媒组合体的尝试。这种模式下，媒介与媒介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整合经营，实现共同发展。
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微博、飞信、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垄断地位发生了动摇。大众传媒数字化发展，不但为专业传媒提供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为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传播渠道。数字化时代传播的“互动模式”消除了传者和受者的明显界限，使得两者可以互相转换，传者可以同时是受者，受者也可以变成传者。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数字化使得“全民记者”得以实现。媒体行业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带，一切都要以时代的变化做出决策和改变。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只有深入市场，广泛调研，了解最新的市场动态，才能对症下药，找准市场定位，作出决策。
参考文献
[1] 黄升民，丁俊杰.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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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范文5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传媒是什么》；雷米・里埃菲尔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89-01
桑塔格说：去阐释，就是使世界枯竭，而这个世界已足够贫瘠，足够枯竭了，我反对一成不变的阐释。
初捧雷米・里埃菲尔的《传媒是什么》，以为作者又是像以往学者一样，对传媒的一些概念进行阐释，光看书名，这确实像是一本关于传播学概念科普的书籍，待仔细阅读之后，我发现雷米・里埃菲尔是个聪明的人，他用一种看似轻松的口吻谈论着关于传媒界一些前沿和新鲜的理念。媒介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媒介市场是如何转型，传媒是怎样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在雷米・里埃菲尔这里，似乎都有的新的回答，书名看似寻常，读起来却不轻松。
一、新语境下形成的传媒新理念
全书似乎关于传媒问题的论述都是围绕传媒权力这个中心议题展开叙述的，作者显然不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传媒所具有的传播效果对于受众产生的线性和垂直的影响。因此在全书之初，作者就提出了一种重构传媒权力的方式，提出重置语境化的问题。在新语境下，作者产生了一些关于大众传媒的疑问，首先，大众传媒而今是否依然存在？显然，作者不是关注于这个层面上的存在，不是关注于传媒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将目光放到大众传媒这个层面上进行思量，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一档电视节目可以满足诸多受众的需求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新闻受众呈现分化，专业性媒介的增多和卖方市场的分化使得以往观念下的电视生产模式迫切需要转型。其次各种各样话语身份出现，传媒媒体主宰公众话语，引领公众的舆论导向，与公众创立的共谋关系的功效开始逐渐削弱，新闻也尽可能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发声。
由受众转向于生产消费者的定位，无疑是当今时代的一种传媒发展趋势。暂且不论传媒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传媒内部运作方式的悄然变化，媒介融合、第四媒介、互联网思维、大数据、粉丝经济等新兴词汇的变化，自媒体用户的增多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最初传媒业制定的规则。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传媒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判断信息的增多是有利于人类沟通还是让我们湮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但至少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否定的，那就是永远保持着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跟上传媒时展的步伐，这当然要求我们不能总是在一个语境下去关注传媒的变化，去理解新闻产业的发展，我们要随着时局和环境的演变，把传媒当做一个限制而且自由的整体。
二、政治论域下的传媒发展新转向
传媒作为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它为统治者服务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特别是当下的传媒产业越来越需要技术和资金来维持的时候。政治论域下的传媒活动自然在若干方面少不了受到引导、威胁、暗示以及限制，但是，新闻又以其本身所代表的客体性不断与政治发生冲突，对于这种冲突，雷米・里埃菲尔似乎有自己的看法，他把视角转向了传媒本体，认为传媒是国际冲突的当事方，这个简单理解起来就是战争成为传媒最丰富的事实来源，这些战争和冲突往往决定着新闻产业的生产和运作，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媒介纵，对于这一点，雷米・里埃菲尔以越战为例，明确指出了战争赋予传媒介入历史的能力，传媒不但是作为拍摄事态的记者，而且是作为参战人员介入，对比越战和科索沃战争，作者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即传媒在战争中不断拓展其作用。传媒作为战争的附庸、宣传的工具到如今冲突的主角，并在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变化不是浅层次的。
传媒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力，雷米・里埃菲尔简单表述为三方面的影响，即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构型，传媒对政治实践和选举的影响以及代议制民主。作者以法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进程为例，这种全新的政治构型同样也是强调了传媒不再是简单的传播技术而是一种有效地社会斡旋手段，并且是有传媒参与并发挥重要影响的一种政治结构，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传媒对政治实践和选举的影响，虽然在美国本土的传播学研究中早已经论述过了传媒作为宣传工具的重要性，雷米・里埃菲尔在此基础上似乎更加详细阐述了这些影响的表现，以及新时期下这种影响带来的某些趋势，范式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主流，政治娱乐化，竞选部署化，政治人物工作程式化，基于传媒带来的这些变化，作者自然地谈到了政治生活的专业化和超级媒介化改变了政治家的生涯。
雷米・里埃菲尔的著作至少为我们了解法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不知道法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是否是从美国传承而来，但我敢肯定的是其必深受美国的影响。自由岛的女神像传至塞纳河畔埃菲尔铁塔的火炬，点燃了另一国度传播学研究的火把，这思想犹如一粒种子在异国的土壤生根发芽，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