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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范文1
一份看似平常的科技部调研报告最近在高层引起重视，其主要内容就是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
这份报告指出，科技创新型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融资瓶颈对其制约却越来越严重，为了让科技和金融有效结合，有必要建立专业的、国家级的科技发展银行。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内部会议上多次表示，全力支持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金融监管层领导也对此积极评价，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报告上签署了“此建议很好，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研究设计”的意见。
科技发展银行呼之欲出。科技部相关人士表示，今年3-4月份，科技发展银行将进入具体设计阶段，包括银行的职能、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
弥补缺位？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对本刊记者说，国家科技发展银行是针对可金融化科技资源设立的专业银行，基本职能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育成、高新技术园区的壮大和重大科技专项产业化等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在目前的银行体系中，恰恰缺乏与科技资源融资结构相匹配的银行。政策性银行没有针对科技创新和科技开发的业务；全国性商业银行没有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园区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而区域性商业银行也根本就没有把科技创新活动纳入业务范畴之内。
我国现在有小企业800多万家，其中科技型小企业占了很大部分。这些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占到GDP的40%多，是除农业之外的第一大就业领域。如此重要的一支科技与经济创新力量，却在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上缺位。
北大教授萧灼基是科技发展银行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应该成立中国科技发展银行，最好放在北京。
刚从亚洲金融中心新加坡考察归来的萧灼基认为，我国科技领域“金融很落后”，科技企业的成长缺乏金融支持。如果设立一个兼顾科技资源特点和金融特点的专业化银行，有一支既熟悉科技又深谙金融的经营团队，则可以通过该银行的平台消除很多不对称信息，有效解决金融和科技结合的难题。第一家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深发展”对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就是明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也向《财经界》表示，发展中小企业已不能完全依靠现有商业银行，必须进行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的创新。科技发展银行的设立，意味着以国家科技发展银行为主导、各大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科技融资体制将浮出水面，从而打通科技与银行之间的通道。
开发银行，可以有效地弥补因现有银行体系及银行功能上的缺陷，“刘燕华说：”它既可以对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针对性极强的商业金融服务，又可以通过金融创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国家投入科技领域的财政资金与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找到衔接平台。“
更为重要的是，在WTO规则约束下，政府投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环节的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政府需要从直接投入转为间接投入，而设立专业化的科技发展银行，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融资便利，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另类生存？
据透露，科技部对科技发展银行的规模已有大致规划：初始资本金不少于3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的来源大致为：科技部通过整合和调整资源，认购5亿元股本；中央财政认购5亿元股本；53个国家高新技术园区认购15亿元股本；金融机构认购5亿元股本。在经过2-3年左右的成功运作后，科技发展银行可以进行定向增资，包括考虑把资本金从30亿元增加到60亿元。
规模易定，定位难求。据悉，科技发展银行定位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形成与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并重的专门为科技资源服务的银行。
有人提出，如果定位在政策性银行，这是不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组成部分呢？而如果定位在商业银行，那么是否会引发资本金来源、吸纳外资机构等新问题？
刘燕华说，科技发展银行一旦设立，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投资等方式在其中发挥作用。在科技发展银行的运作中，政府只扮演推动者角色，真正的经营运作要按市场化原则进行。这一点可以参照印度小企业银行的一些做法。
科技部认为，在目前的科技资源中，可进行金融化的科技资源很多，比较适合运用银行工具的科技资源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园区和重大科技专项的投融资安排。故科技发展银行的服务对象也应该锁定在这三类。
研报告负责人房汉廷告诉记者，科技发展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银行，为有效地落实其在发展和支持科技创新中的特殊作用，业务计划可以设定为强制计划和非强制计划两类。
强制计划包括为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科技工程、科技创新行动等提供融资安排。在执行这些业务计划时，科技发展银行必须完成国家设定的目标，通过其桥梁和杠杆作用，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扩大社会资金参与国家科技创新活动的规模。对于这类业务计划，政府要把科技创新的政策性与科技发展银行的商业化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非强制计划主要是科技发展银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一些经营指标。
出，可以参照美国的经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可以贷款持股。商业银行贷款目前不能占有企业股份，目的是防止“关联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但是，由于高科技企业本身的特点，信息高度不对称，银行不持股就很难掌握。如果这样的话，银行贷款实际上已经含有股权投资的味道，将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混业经营。这已经突破了现有的金融体制框架。
难忘“中创”？
对科技发展银行的市场前景，科技部表示乐观。目前无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还是国家53个高新技术园区，以及重大科技专项，其对投资的需求和可为金融资本带来的回报，都足以支撑个性化、专业化金融机构的稳定健康运营和发展。
有反对者认为，我国的科技资源与美国相比差得很远，而现实是连美国也没有科技发展银行，我国目前不能支撑这样一家金融机构。
另外，政策性银行也未必希望增添一个“新兄弟”。国家开发银行有关人士明确告诉记者，“将业务拿给我们做不就行了，何必再麻烦重新申请？”
记者采访时还发现，科技部的中下层官员对当年的“中创”一直心有余悸：“这家银行会不会成为又一个中创？”
1985年，中国成立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当时的国家科委、财政部分别持股40％和23％。中创是一家以金融业务为核心，以投资国内外市场的新技术、新型管理及新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三新”产业为支柱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是，1998年6月，中创因“严重违规经营，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被中国人民银行关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的李佐军博士尖锐地指出，科技发展银行不能定位于国家政策性银行：“我国政策性银行现在也要改革，事实将证明，如果定位于政策性银行，可能会重蹈中创的覆辙。”
李佐军说，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把风险转嫁到国家财政，最后再转嫁到全体纳税人身上，是典型的“小集团”思想。他认为，国家成立科技发展银行是个好事，不能搞国有独资，也不必全部实行民营，最好采取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要多元化，而且股东的引入可以采取竞争方式，不必设限。
以新金融工具促科技成果转化――专访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
本刊记者萧荣
《财经界》：科技部作为主要领导部门，如何解决科技企业的“资金之渴”？
刘燕华：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主管部门，在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大量科技成果一直存在不易转化的问题，尤其是转化链条中金融工具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是被我们忽视的主要因素。
《财经界》：在新形势下科技部怎么考虑进行资本运作，怎样用好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以获得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
刘燕华：经过前一段时间科技金融结合工作的开展，看来科技部同银行界、金融界的合作，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体制机制上有一些突破。例如，对重大科技专项实行证券化融资；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型企业设立专业化的科技发展银行等等。即使是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信用评级体系试点、发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债券等方面推进也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
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范文2
关键词：科技金融 文献回顾 启示与展望
在现代经济中，科技与金融已经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与科技之间相互结合、互利互动的关系逐渐显现出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技发展新局面的要求，而科技与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其作用不言而喻，如何做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在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诸多因素中，资金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服务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就金融对研发、创新等科技进步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融资约束与公司研发
Ari Hyytinen， Otto Toivanen（2005）借鉴了Rajan and Zingales （1998）提出的方法，从政府资助对芬兰中小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对于依靠外部融资的企业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并得出了资本市场的缺陷会阻碍创新和增长，公共政策可以弥补资本市场不足的结论[1]。Anna Ilyina， Roberto Samaniego（2012）认为不同行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产业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也不同，并通过对增长取决于国家金融发展和产业研发强度之间交互作用的产业进行了双重差分分析，得出可以通过向存在快速扩展技术前沿的行业来配置资源这一新的融资方式来促进总增长的结论[2]。Paulo Ma？？s Nunes， Zélia Serrasqueiro， Jo？o Leit？o（2012）用两步估计法，以制造行业内的中小企业作为样本，对研发强度与高科技和非高科技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相似性进行了检验，认为与非高科技中小企业相比，融资约束对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增长更为重要[3]。
（二）银行与公司产品及流程创新
Ana Maria Herrera， Raoul Minetti（2007） 使用意大利制造业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信息金融对技术变化的效应，发现公司主要贷款银行的信息（以信贷关系存续时间为代表）促进创新，而且对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流程创新的作用更加显著；但另一方面，关系银行并不促进公司的内部研究，而只是为公司提供引进或购买新技术所需要的投资[4]。Luigi Benfratello， Fabio Schiantarelli， Alessandro Sembenelli（2008） 使用90年代意大利公司的大样本数据研究了当地银行发展对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业的发展对公司流程创新能力的影响要比对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大，而且银行业的发展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的现金流敏感程度，增加了公司（特别是小型公司）投入研发的可能性[5]。Caterina Giannetti（2012）研究了公司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程度对于公司发展创新和引入新产品的能力的影响，并对小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流程创新与产品创新进行了区分，认为银行在小公司的创新发展阶段所起到的作用不大，而在高科技公司的流程创新阶段和新产品引入阶段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
（三）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
Andy Lockett， Gordon Murray， Mike Wright （2002）将1999年针对60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调查所获得的结果与1991年进行了比对，分析了英国风险投资公司对科技型公司投资态度的变化，认为虽然从分析结果上来看风险投资公司对技术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偏见仍然阻碍风险投资参与到技术投资周期中最早阶段（种子阶段和启动阶段）[7]。John Callahan， Steven Muegge （2003）对风险投资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描述了风险投资的作用过程以及它对创新过程发生作用的机制途径[8]。Gil Avnimelech， Morris Teubal （2006） 基于以色列过去35年的经验，提出了风险投资及与之相关的高科技公司的产业生命周期模型，认为如果提供适当的背景环境，风险投资可以成为高科技集群转化的一个中心元素[9]。
（四）金融制度与技术进步
Colin Mayer（2002）研究了促进高科技发展的先决条件中的金融要素，认为国家间的不同科技水平与其制度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应该通过适当降低对投资者的保护并增加投资的多样性来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10]。Sunil Mani（2004）从整体的政策框架、熟练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以及金融工具（税收优惠、研究资助、优惠贷款和风险投资）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政府对国内科技发展所提供的制度支持，认为政府应该从产业和贸易政策两个角度来刺激创新需求[11]。Michael Peneder（2008） 认为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新技术的定价与出售受限，从而导致了对用于创新的私人投资不足，并从知识的有效配置以及由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所导致的获取外部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顾与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进行减税和建立专项基金，并通过对高科技公司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对资本市场实行改革来促进用于研发的投资[12]。
（五）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
Kim Kaivanto， Paul Stoneman （2007）分析了销售未定权益融资支持（sales contingent claim backed finance）这一融资方式的特点以及采用了该融资方式的公司的行为方式，认为政府应该为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针对该融资方式的计划并提供相应支持来弥补市场不足，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的增长和创新活动[13]。Antonio J. Verdu， Ignacio Tamayo， Antonia Ruiz-Moreno（2012）尝试将实物期权理论应用于创新理论，并通过对欧盟内不同国家的技术型公司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模型，认为实物期权可以促进产品和流程的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14]。Lina Sonne（2012）讨论了印度新兴的具有替代效应的用于融资的金融创新，认为这些创新形成了一个为包容性创新和面临融资困境的企业家提供支持的创新生态系统，并用两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了创业孵化和风险投资这两个工具是如何以一个“双重底线”为包容性创新和社会企业家提供支持的[15]。
二、科技发展对金融的作用
金融为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与推动，同时技术进步也推动了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针对科技发展对金融的作用，国外学者从以下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
（一）技术进步与银行业发展
Michael K. Fung（2006） 通过研究发现银行产出每一美元的平均劳动时间在1992至2002年之间下降超过了30%，而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主要的原因之一[16]。Davide Consoli（2005） 将零售金融服务的演变过程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这一背景进行对比，对英国银行业的长期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银行业的创新呈现出了分散化的特征，而技术开发人员、服务供应商和消费者在这一创新过程中都对银行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影响[17]。
（二）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
Peter DeMarzo， Ron Kaniel， Ilan Kremer（2007） 构建了一个均衡模型，对为什么高风险的技术可以吸引过量而且经常是没有回报的投资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此模型中，理性的、风险厌恶的人过度投资于风险技术，其预期回报很可能为负，并用此模型对技术创新促进投资泡沫的原因进行了解释[18]。Po-Hsuan Hsu（2009）用总的专利数据和研发数据来衡量美国的技术创新，通过研究发现专利冲击和研发冲击对市场收益有正向的和不同的预期效应，从而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在总体上增加预期的证券收益和溢价水平[19]。Po-Hsuan Hsu， Dayong Huang（2010） 用美国的专利影响作为衡量技术前景变化一个技术因素，发现这一因素可以解释总消费的增长和帮助对证券组合进行定价，并有很高的风险溢价，认为技术前景的变化会影响总消费和公司的未来股息并导致系统技术风险[20]。
（三）新技术与金融发展
Anthony F Herbst（2001）研究了电子金融的现状及其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发现电子金融的创新与增长在总体上滞后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认为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税收对互联网行业的影响、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司法管辖权界定、以及互联网交易对货币流通速度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等几方面因素[21]。Danny Cassimon， Peter-Jan Engelen（2005）认为信息与通讯技术环境是所有行业特别是新经济行业发展中所潜在的重要障碍，并强调了信息与通讯技术环境对于资产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公司增长的重要性[22]。Javelin Strategy & Research（2012）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一半的商业银行客户将很可能把是否具有可靠的身份验证技术作为选择银行的标准，金融机构也将在2013年逐渐开始采用生物识别技术来用于网络银行用户的身份验证，而语音和面部识别技术将推动通过手机等设备来开展银行业务的移动金融的发展[23]。
三、对国内研究的启示
笔者此前曾对我国近10年来关于科技金融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收集，对有关研究进行了观点梳理，本次在对国外科技金融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归纳时发现，虽然国内外针对科技金融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国外的相关研究在角度、思路与方法上都对国内研究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
（一）科技金融内涵的相关研究
对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从其内涵界定着手。在国内，赵昌文等（2009）最早对科技金融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为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4]。虽然针对科技金融的内涵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定义，但究竟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发展的金融工具与政策服务，还是指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金融创新，抑或是两者交互下形成的一个动态体系，目前仍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共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很有必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科技金融问题研究的范围及范式。
（二）科技金融理论的相关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科技金融的相关研究仍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金融发展理论[25，26]认为，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功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便利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金融体系功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进步的当下，有关科技与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的机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理论体系，而且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来看，此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科技进步的影响方面，而忽视了科技进步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及移动终端等新技术的出现已经极大的改变了金融服务的形式与特点，并将进一步改变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因此，强化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很有必要。
（三）科技金融实证的相关研究
国内科技金融的相关研究多以现象描述和规范研究为主，由于缺乏必要数据的有力支撑，在实际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一定的空白，比如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如何构建科学的科技金融指标体系、如何对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及其效益进行评价、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等。因此，如何借鉴国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融资约束、银行、风险投资、金融制度和创新等方面对中国科技与金融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对科技金融发展的水平与效率进行科学评价，都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1]Ari Hyytinen， Otto Toivanen. Do financial constraints hold back innova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J]. Research Policy，2005，34（9）：1385-1403
[2]Anna Ilyina， Roberto Samaniego. Structural change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2，59（2）：166-179
[3]Paulo Ma？？s Nunes， Zélia Serrasqueiro， Jo？o Leit？o. Is there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tensity and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of non-high-tech vs. high-tech SMEs[J]. Research Policy，2012，41（1）：36-53
[4]Ana Maria Herrera， Raoul Minetti. Informed f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credit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3（1）：223-269
[5]Luigi Benfratello， Fabio Schiantarelli， Alessandro Sembenelli. Banks and innovation： Microeconometric evidence on Italian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 90（2）：197-217
[6]Caterina Giannetti. Relationship lending and firm innovativeness[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2，19（5）：762-781
[7]Andy Lockett， Gordon Murray， Mike Wright. Do UK venture capitalists still have a bias against investment in new technology firms[J].Research Policy，2002，31（6）：1009-1030
[8]John Callahan， Steven Muegge. Venture Capital's Role in Innovation： Issues， Research and Stakeholder Interests[J].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novation，2003： 641-663
[9]Gil Avnimelech， Morris Teubal. Creating venture capital industries that co-evolve with high tech： Insights from an extended industry life cycle perspective of the Israeli experience[J]. Research Policy，2006，35（10）：1477-1498
[10]Colin Mayer. Financing the New Econom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2，14（2）：311-326
[11]Sunil Mani.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investment in domestic technologies：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Indi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04，71（8）：855-863
[12]Michael Peneder. The problem of private under-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 policy mind map[J]. Technovation，2008，28（8）：518-530
[13]Kim Kaivanto， Paul Stoneman. Public provision of sales contingent claims backed finance to SMEs： A policy alternative[J]. Research Policy，2007，36（5）：637-651
[14]Antonio J. Verdu， Ignacio Tamayo， Antonia Ruiz-Moreno.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op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high-tech firms[J].Technovation，2012，32（9–10）：579-590
[15]Lina Sonne. Innovative initiatives supporting inclusive innovation in India： Social business incubation and micro venture capital[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2，79（4） ：638-647
[16]Michael K. Fung. Are labor-saving technologies lowering employment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6，30（1）：179-198
[17]Davide Consoli.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UK retail banking service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Research Policy，2005，34（4）：461-480
[18] Peter DeMarzo， Ron Kaniel， Ilan Krem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al investment booms and bus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5（3）：735-754
[19] Po-Hsuan Hsu.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aggregate risk premiu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94（2）： 264-279
[20]Po-Hsuan Hsu， Dayong Huang. Technology prospect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J].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0，17（1）：39-53
[21]Anthony F Herbst. E-finance： Promises kept， promises unfulfilled，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research. Global Finance Journal，2001，12（2）：205-215
[22]Danny Cassimon， Peter-Jan Engelen. Impact of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n the financial architecture of new economy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2005，17（2）： 247-269
[23]Javelin Strategy & Research.Voice and facial recognition will drive mobile finance[J].Biometric Technology Today， 2012（10）：2-3
[24]赵昌文等.科技金融[M]，2009，科学出版社。
[25]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范文3
作为本届科博会的开篇语，万钢部长的话语中无疑承载了对我国“十一五”科技事业发展历史和“十二五”科技创新未来发展的深刻总结和期许。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转型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深入贯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主线，将显著增加对科技创新的需求。
“十二五”科技创新取得重要进展
科技资源总量跃居世界前列。2010年，全国R&D人员接近260万人年，居世界首位；全国R&D经费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科技拨款达到3800亿元，是2005年的近3倍。
科技产出总量快速增加。2010年，我国SCI论文近13万篇。居世界第二。本国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三。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效能计算机、铁基超导、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
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十一五”期间，新建38个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和科技基础设施，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142家。全国有1.7万台套大型科学仪器通过信息平台向社会开放。全国分布式信息资源共享网络体系初步建立。
科技重大专项取得重要阶段成果
电子与信息方面：飞腾100国产CPU应用于千万次计算机天河一号；65nm12英寸刻蚀机装备生产线；TD-SCDMA大规模示范与推广应用。
能源与环保方面：1000兆瓦非能动先进压水堆(AP1000)重大部件研制；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先进制造方面：C9型客机国产材料研制、关键技术攻关等取得突破；数控重型5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大型快速数控自动冲压生产线装备生产线，投入生产。
生物与医药方面：传染病监测技术平台网络实验室在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疾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和产业化步伐加快，已占国内93％的市场份额。
科技创新促进民生改善和农业发展
在防灾减灾、服务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国家重大任务等方面，科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药创制以及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推动科技特派员等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全国科技特派员人数达13.9万人。
有利于成果转化的良好环境正在形成
面向市场的科技资源配置格局初步形成。2010年，企业的R&D投入占全国总投入的74％。全国技术市场交易规模接近4000亿元。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科技人员面向市场创新创业集聚区。2010年56个国家高新区总收入超过10万亿，工业增加值占比10,1％。
高等院校、转制院所科技创新面向市场需求。研究型大学的科技经费来自企业委托的横向科技经费已占到50％以上。2009年，261家中央级转制院所获得市场横向科技性收入186亿元，是政府投入的近6倍。
国家财政性科技投入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和应用推广。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95％、重大专项的50％都由企业牵头实施。
科技与金融结合更加紧密。2009年启动的创业板共融资988亿元，91％是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风险保额3874亿。
为测度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我们参考了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评价方法，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
自《科技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创新能力整体提升。知识创造能力增长较快，企业创新能力增长相对缓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仍然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 世界科技加快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催生重大科技变革的步伐，科技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迅速拓展，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
2 世界各国纷纷强化创新战略部署
――美国出台《创新战略》。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别强调，保持美国的竞争力首先是要鼓励创新。
――欧盟通过《欧洲2020战略》。27国承诺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值提高到3％。
――日本2009年出台《数字日本创计划》。
――俄罗斯启动《2009-2013创新科研与科教人才》计划。
――韩国、印度、巴西等也纷纷出台创新计划，强化创新的战略部署。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创新驱动的新轨道
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重大挑战，必须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新秩序重构。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要靠科技的力量。
城镇化加速推进，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民生改善的需求尤为迫切。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好转，依靠科技创新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尤为艰巨。
科技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科技资源配置分散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提高科技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力较弱，特别是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与市场不能有效对接。
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解决重大问题能力仍然较弱。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需要探索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新方式，加快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领军人才和优秀团队数量相对不足，亟需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提升人才队伍整体质量。
创新的激励评价机制亟待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路径
“十二五”时期，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将进入攻坚阶段。应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切实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2020年我国最终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科技发展的重点部署
1、加快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
把实施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任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突出系统推进。力争取得重大进展。
着眼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的制高点，在清洁能源、深海探测、深地勘探等方面，选择有望实现突
破的重大任务，调整充实科技重大专项。
2、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一批重大战略产品、技术系统和产业体系。
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用，国家科技计划的基础支撑作用和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3、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提升传统产业
加强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重点产业振兴。全面推进节能减排科技行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快发展研发设计与服务、现代物流、创意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加强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加快发展高新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
4、大力提升科技改善民生的能力
切实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继续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加强人口健康、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的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实施医药健康科技行动。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保护治理、环境污染源控制等技术研发。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加强对极端气候、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增强减缓、适应和抗灾能力。提高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性。
5、前瞻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优化和完善基础研究布局，促进基础学科协调均衡发展。重点实施蛋白质、量子调控、纳米、发育与生殖、干细胞以及全球变化等重大科学计划。
加强对前沿技术的研究。在蛋白质组学技术、纳米技术、全光通信网等战略方向，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整合构建一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在重点学科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新建一批国家大科学工程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6、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组织开展“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以高层次科技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加强面向生产一线的实用工程人才、卓越工程师和技能人才的培养。
依托重大专项、重大科学工程等的组织实施，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型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科技人才团队。
高度重视管理人才以及创业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激励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
7、加大科技投入，改进投入结构
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同时有效调动地方和企业加大投入。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5年达到2.2％。
进一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投入。继续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引导全社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推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促进民间资本投向科技创新。把社会投资的热点和资本市场的重点引导到对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化上。
8、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科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决策机制和宏观协调机制。打破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进一步强化计划项目的过程管理，积极推进项目(课题)法人责任制和项目专员制。加快建立国家科技计划备选项目库。
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优化科技经费配置结构，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协调的投入机制，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率。
9、进一步加大成果转化力度
加快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切实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加大引导支持，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
――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强试点示范
――整合资源，搭建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平台
加快推进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
加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
把科技服务业作为推进服务业向高端发展重要抓手
10、扩大和深化科技对外合作
实施科技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交流，提高政府间科技合作层次，积极参与全球性重大科技问题的合作研究。
主动实施平等互惠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加大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力度，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并积极融入到我国科技发展进程之中。支持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
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范文4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financing situat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Guizhou，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cau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from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the foreign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upported by the finance， summarizes the typical practice of the loan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the domest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build a credit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participated by multi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banks， insurance in Guizhou.
关键词：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credit risk；compensate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1-0046-03
0 引言
近年来，贵州的科技产业有了长足发展，2008年-2013年间通过支撑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贵州省累计投入科技资金56.89亿元，实施项目带来新增产值年均增长10.41%，净利润年均增长28.01%。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贵州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587.86亿元，同比增长26.7%。但从经济发展的整体形势来看，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处于落后地位，科技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仍不足，要想实现贵州经济的腾飞，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而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为活跃、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实体，因此，贵州省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将取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
1 贵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与成因
随着国家对科技产业发展的大力推动及一系列支持科技型产业发展的政策相继颁布实施，科技型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但从政策的推行效果来看，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都流向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型科技企业，像贵州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仍然难以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在贵州94.4%的中小企业现阶段都存在资金短缺问题，2011年以来92%以上的中小企业都向银行申请过贷款，但贷款获批的比例不是很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在可以得到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放贷过程中的担保、承兑汇票及保证金等相关手续的存在，使得银行贷款融资的综合成本达到12%以上，大部分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融资成本。银行的信贷供给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这已成为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致命因素，也是制约贵州实体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这当中除了贵州的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外，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条件关系极为密切。
1.1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轻资产
在贵州，目前金融机构信贷模式仍以传统固定资产抵押贷款为主，而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基于技术和知识发展起来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较高。企业最核心的资产就是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等软资产，缺乏可以抵押的有形资产和固定资产，这使得银行在无实物抵押的情况下不愿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而企业的生产设备、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又存在着价值不确定性、估价困难、处置不易等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难以掌控和化解，信贷投放动力明显不足。
1.2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大多具备发展迅速、经济活力旺盛、创新力强的特点，但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存在着注册资本少，自有资金不足，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人员变动频繁等问题，经营稳定性较差。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轻资产、少抵押的状况，又表明了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可以说在信贷市场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企业，毫无融资优势可言。出于保证信贷资金安全的考虑，金融机构在贷款业务上必然更倾向于风险低且稳定的其他类型企业。
1.3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短期投资效益不显著
虽然从长远意义上来说，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新亮点，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短期内对贵州经济的提振作用远不如扶持商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的成效显著。而且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来看，无论是在初创期还是成长期、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对于金融资源原本就比较稀缺的贵州金融机构而言，更不会将需要长期大量投入而短期内又得不到很好经济回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总的来说，主要是风险因素的存在使得贵州金融机构不愿意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消除了贷款的风险因素，也就打消了银行的后顾之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就能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建立成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是以一套行之有效的，能最大限度地弥补银行已发生的信贷损失的规章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运作机制，是消除信贷资产存量风险的有效手段。为保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良好运转，在构建贵州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之前，我们先来学习和借鉴一下国内外科技金融持续发展的经验模式，这对保障贵州科技金融事业稳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国内外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经验
2.1 国外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
2.1.1 美国的硅谷银行模式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形成了以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科技银行相互联动的较为成熟的金融科技创业市场。硅谷银行是世界上第一家商业化运作的科技银行。它主要服务于软件与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新兴行业，客户主要是风险投资机所投资的科技企业。一方面，硅谷银行以低利息吸收风险投资机构或企业客户存款，再以较高利息向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从而产生高的净利息差，保证了银行传统的债权收益；另一方面，硅谷银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科技型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分享科技型企业的股权增值收益。同时，硅谷银行要求其发放贷款的企业必须将资金存放在硅谷银行，从而可以有效地监管的企业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凭借在熟悉领域的专家团队以及与风险投资机构的紧密合作，硅谷银行成功获得了科技型企业的风险溢价，并实现了相应的风险控制。
2.1.2 英国的科技担保模式
2009 年，英国政府提出企业融资担保计划（EFG），为具有轻资产特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营业额在 2500 万英镑以上的企业在政府担保的前提下，可贷款 1000 英镑到 100 万英镑不等。对于逾期未支付贷款的科技企业，有权获得商贷利息作为补偿。同时对于个人及法人组织根据其投资与社区金融机构的资金多少，有不同额度的税收减免，从投资之日起四年内每年减免5%，这就为中小型金融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保证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满足。
2.1.3 日本的风险投资模式
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较大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风险投资开始在日本出现，20世纪末，日本建立和完善了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相应降低了市场准入条件，畅通了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大大提高了风险投资的积极性，风险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推动日本高新技术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创业投资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评估和知识产权估价机制，再加上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为数众多的极具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因素保证了上述发达国家金融与科技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创业投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科技信用体系也不完善，这使得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对科技的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为提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分散银行科技贷款的风险，各地纷纷建立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2.2 国内的科技贷款风险补偿
目前我国各地方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进行补偿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贷款风险直接补偿模式，即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净增额的一定百分比对银行进行风险补偿，这是地方政府最常用的融资风险补偿模式。具体做法是如果银行发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形成了坏账，政府要承担贷款损失的20%-40%，以减轻银行的损失。
第二种是贷款贴息模式，即地方政府针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安排专项财政资金直接进行资金补贴。具体做法是银行给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发放一笔贷款，就可以获得政府部门支付的1%-2%的额外利息，提高银行贷款的收益，从而鼓励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提供信贷资金的支持。
第三种是贷款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模式，即各级地方政府对为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新增贷款担保的担保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具体做法是如果担保公司愿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担保，政府给担保公司1%的风险奖励。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分散银行的科技贷款风险，间接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
这三种方式在实际运用中，无论是利用财政资金进行利息补贴、损失补偿还是风险奖励，其最终目的都是鼓励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提高金融对科技的支持力度。
3 贵州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设计构想
借鉴国外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参考目前国内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的普遍做法，再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身特征，对贵州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建立作出如下构想。
3.1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构成
积极探索建立“省市财政出资为主，区县财政出资为辅，镇（街道）财政为补充”的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分担机制。一方面各级财政共同出资有利于扩大风险补偿资金来源，保证风险补偿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以推动各区县政府加大对本区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培育力度，共同创造有利于贵州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融资环境。
3.2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支持对象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支持对象必须是经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其主营业务符合贵州省产业发展导向，主要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较高科技水平的处于创业期或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贵州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装备制造业、民族制药、化工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3.3 科技评估体系的搭建
由省科技厅、财政厅、工商局、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联合成立科技专家评审工作组，对区域内有融资需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审核遴选，建立贵州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录库”，只有进入目录库的企业才能成为银行的贷款对象和信贷风险的补偿对象。同时与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合作，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财务数据、偿债能力、企业经营情况进行相应的综合判断和分析，形成信用评级报告，为银行贷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政府部门遴选企业重点考察项目的先进性和企业生产活动中科技含量的判定，评级机构则重点考察贷款企业的市场发展前景、盈利能力和贷款资金的稳定安全，两者相互补充，尽量解决银行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4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是核心资本的特征，对已获得优质知识产权、发展前景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具体运行过程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向担保公司申请担保，经过审查同意进行担保后，担保公司与企业签订担保协议，企业将知识产权质押给担保公司，并在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押登记。然后，担保公司将担保金存入银行，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
3.5 科技保险的介入和推广
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履约保证保险、高新技术企业财产险、高管及核心研发人员团体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保险等科技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在贵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经营模式中引入保险公司这一风险分担主体。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投保科技保险，降低企业的贷款风险。考虑到保费支出会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本，为鼓励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省政府可以对投保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一定的保费补贴，并配合科技保险保费按照150%的比例税前加计扣除的优惠税收政策。
3.6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管理和运营
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在贵州省政府指定的银行开立独立账户，实行专款专用。原则上基金只能用于补偿银行的贷款损失，其收益也只能用于充实基金。基金由省科技厅主管，负责基金的审批和使用监督，编制管理办法，并向省政府报告基金年度使用情况及效果。省审计厅负责基金的专项审计工作，对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
贵州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的具体操作过程为：首先，由科技专家和信用评级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科技评审和信用评级；经过评审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向银行申请贷款和向担保公司申请担保，由担保公司和银行对企业进行调研审核，形成调研报告；在担保公司同意提供担保、银行同意放贷后，银行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担保机构分别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科技型中小企业与担保机构签订《担保协议》，然后银行对企业放贷，同时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风险状况购买相关的科技保险产品。若贷款到期科技型中小企业不能还款，首先由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对企业进行保险理赔，减少企业的经济损失；然后由银行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抵押变现、担保追偿，这是风险补偿的第一道防线。最后剩余的贷款损失由银行提出申请，省科技厅进行审核后，用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基金进行代偿。
通过上述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建立，希望实现贵州省财政科技资金的循环使用，通过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引导和撬动银行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为贵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融资环境，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金融与科技融合模式：国际经验借鉴[J].南方金融，2015（3）.
[2]顾海峰.银保协作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补偿实现机制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4）.
[3]赵玉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及其破解模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9）.
[4]王军.政府主导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实践：菏泽案例 [J].金融发展研究，2012（7）.
[5]谢科范，陈龙.企业自主创新信贷及担保风险补偿政策效果模拟[J].科学管理研究，2013（10）.
[6]黄卫华.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方式及其创新[J].学术交流，2003（11）.
[7]蒋玉洁，徐荣贞.自主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银保协作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补偿实现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11）.
[8]徐苏江.借鉴硅谷银行模式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J].金融博览，2010（6）.
[9]赵昌文，陈春发，唐英凯.科技金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0]赵昌文.企创新型企业的金融解决方案―――2011年中国科技金融案例研究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11]谢冰，蔡洋萍.科技型中小企业立体式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财贸研究，2012（2）.
[12]朱朝晖.信息不对称与研发活动的信息披露[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4）.
[13]陈蕾.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J].投资研究，2013（10）.
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范文5
一、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史
（一）战前和战中的科技体制。日本最初设立的研究院，是模仿欧美个别发达国家研究院的形式，1879设立了东京学士会院，在1906年东京学士会院改组为帝国学士院，帝国学士院负有促进学术发展，加强文化教育的使命，从制度上作为国家机构对科学研究的支援。之后根据需要日本相继设立了理化学研究所、测地学委员会、日本学术振兴会，其中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建立促进了军事、产业、官厅、民间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这也是促使日本科技体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科技体制。由于在二战战场上战败，受到严重创伤的日本经济难以得到自立，1955年日本制定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为振兴科技未雨绸缪。在原子能的开发问题上，政府推进了第一艘核动力船“陆奥”号的开发，并设立了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二、日本振兴发展的科技政策实践
（一）创造性的科技政策。1981年是日本的创造元年，这一年是明治政府以后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创造性科技振兴方案。政府设立的目标是建立流动研究系统，以及由科学技术厅推进的创造性科技制度和九十年代技术立国的通产省的二十一世纪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可以做下对比：日本以前的科技就像从外国购进种子在日本成熟收割的“收割型技术”，现在是日本播种后成熟的“播种型”技术。创造性科技的制度就是通过寻找科学和技术的衔接点，发掘和培养素材的新特性，从而开发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二）新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政策。日本政府最大限度的发挥民间企业技术及生产工艺，积极有效地研究开发，将多种研究方案委托给多数的民间企业，同时将长期的整体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完成，各阶段由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负责，从中选取最佳的开发方式。
（三）量身定做发展科技政策。日本的科技政策振兴方案，在充分发挥日本科学技术特长的同时，也成为当前革新原理发现和发明及突破型科技的潜力。针对最高度的科技和低水平科技之间存在的质量上的差异，日本政府根据它们各自的性质推出不同的方案。例如：①突破性技术：对国际有重大贡献的个人成就，政府会为其创造出能发挥创造性水平的整体研究环境；②尖端型技术：对国内有重大贡献的组织，政府会为其创造出创造性最佳的研发系统和研究方法。（四）技术鉴定政策。在科技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为了防止环境恶化，日本政府推出了技术鉴定政策，提前预测该技术给予自然环境正或负的影响，并站在综合性的立场采取措施。作为推进技术鉴定方案，日本政府提出5项建议：①对国家开发计划要提前实施技术鉴定。②推动民间企业采取技术鉴定。③在高等教育上广泛采用技术鉴定。④努力实现技术鉴定基础的跨学科领域。⑤实施两国间和多国间的技术鉴定。
三、对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有计划的开展政策研究。自1983年3月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不久，日本政界、科技界权威人士深感只零散的实现某个高技术领域的突破，已远不能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需要，遂于1984年11月27日，由日本科技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科学技术会议，向中曾根首相正式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基本对策》，明确提出了日本今后10年科技发展计划。该计划的战略目标是在1985—1995年期间，加强基础研究，鼓励科技创造，使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科学技术基本规划”旨在建立一个以科技创造力为基础的日本，为科技的发展建立全面系统的政策。因此中国应积极加强科技基础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科技，不能超之过急。集中我国科技工作者，发挥他们的长处，为我国的科技建设提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
（二）完善科技立法建设。日本是一个重视法制建设的国家，科技立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正是依靠法律所特有的强制性和指导性来干预全国科技工作。据统计，日本有关科技的法规有200多个，其中包括：科技行政机关和研究机关的设置法及组织法；各种科技发展的法令如：原子能、宇宙开发、灾害对策等。日本的各种法令比较齐全，这些对日本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保障作用。日本在1995年通过并实施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它为实现日本今后的科技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中国应加大出台科技进步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从法律层面上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范文6
近年来,金融机构对创新经济的催化、扶持和促进作用的研究方兴未艾,各国和各地区都在探索可行性模式。现阶段,国际科技投入的管理模式更强调“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构建多层次科技金融支持体系”。2006年国务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以下简称《配套政策》),要求在金融支持上,加强政策性金融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引导商业金融支持自主创新,改善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2008 年科技部万钢部长、刘燕华副部长就进一步加强科技与资本市场结合进行了谈话。2009 年 5 月,银监会会同科技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银行业监管部门、科技部门合作机制,加强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结合、建立完善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开展科技部门与银行之间的科技金融合作模式创新试点。自 2010 年开始,安徽省就把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作为深化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工作,以积极申报全国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市为契机,在促进银企对接、组织实施“基金宝”专项工作、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就目前安徽省的筹资渠道而言,科技投入多元化模式已经初显———从主体维度上看,科技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和社会第三方的转移资金。笔者试从安徽省科技投入的现有金融环境出发,探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的需求规律,构建符合安徽省实际情况的科技投入金融支撑体系。
二、安徽省科技投入的金融环境分析
2011年4月,合肥市科技局完成了《合肥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方案》,并于5月将其作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方案》附件上报。随着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安徽省以培育新兴产业、调结构增后劲,振兴重点产业、保增长上水平,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助企业促创新,广泛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引进来走出去为奋斗目标,形成了以奇瑞轿车为代表的企业自主创新品牌,以合力叉车为代表的产品自主名牌创新,以马钢、海螺水泥为代表的结构调整创新,以华东光电所为代表的军技民用创新,以中国物质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战略前沿自主创新的自主创新模式,为安徽省科技投入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政策环境。但从总体上看,科技投入的金融环境仍不理想,导致了综合科技水平、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等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它省市比较,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显得不足。
(一)安徽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科技投入的融资平台亟待加强
目前,安徽省金融部门由于缺乏对科技项目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而科技投入涉足高精尖新技术领域,经济与技术复杂,风险难以预测和评估,加上刚刚经历过金融风暴,在放贷尤其是在科技投入方面表现出消极谨慎态度,贷款对象主要是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和效益、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的企业或项目。故而以信贷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为经营原则的银行不可能成为科技投入的主要资金提供者,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看,想通过银行贷款来发展科技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正因如此,寻求其它科技投入资金来源就成了必然之举。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安徽省科技投入的融资平台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平台建设相对滞后,金融支撑体系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这种融资体制和机制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加速科技发展的资金需求,导致融资渠道并不畅通,社会化的投入机制远没有形成。省内科技型企业也因缺乏资金来源而缺乏技术研发和购买技术专利的意愿不强。特别是合肥作为安徽省的科技融资中心,实力与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相比,差距太远,严重影响了省内科技成果的转化。
当前,安徽省科技投融资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一方面,部分技术创新企业不能及时获取所需资金,或因现有融资渠道的成本过高而不能进行有效融资;另一方面,市场上的一些投资者拥有大量的富余资金,但没有明确的投资意向,从而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为低下。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建立一个技术创新发展的融资与投资高效匹配的平台。在此平台上,需要筹集资金的技术创新企业可有效地发出融资信号,同时,具有资金节余的投资者可有效地发出投资信号;这样,融资主体根据自身融资规模、融资结构、融资成本等选择合适的投资主体,而投资主体也可根据自身对风险的偏好、对收益的要求等选择满意的投资对象。最终,推动融资主体筹集到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而投资主体将资金投放到符合自身风险和收益要求的项目中,并达到预期投资目标,从而实现科技投融资的高效匹配,推动投融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二)多层次的金融支撑科技投入体系尚未建立
首先,风险投资发展缓慢。目前,安徽省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缺乏 IT、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而且约 10 家左右的创投机构的投资行为发生蜕变,由科技融资、风险投资转为房地产等产业投资,脱离了原风险投资的范畴。安徽风险投资的环境和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
其次,R&D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安徽省的 R&D 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投入强度比较高,处于第二位,但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R&D经费投入强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财政科技投入水平也比较低,政府要么加大投入,要么通过其它方式来增加科技投入,然而财政收入的量在短时期内一般是变化不大的并且数量也有限,这就要求安徽省必须从外部和社会其它机构入手,如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最后,基金投入亟待加强。为了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安徽省财政厅、科技局成立了各种科技发展基金、创新基金及投资基金,最根本的宗旨就是为了扶持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简称“省引导基金”)、省设立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简称“高技术专项资金”)和省财政设立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简称农转资金)。应该说这些资金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安徽省科技型企业资金不足的压力,但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安徽省有关科技的基金投入品种过少且数量不足,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型企业发展缓慢的问题。
(三)产业链融资研发薄弱
据中国科技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 5 802.1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了1 186.1 亿元,增长 25.7%,与 GDP 之比达到 1.7%,再创历史新高。按 R&D 活动人员(全时当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 25.3 万元,也比省 2009 年增长了 1.8 万元。就执行部门来看,企业经费支出为 4 24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6%;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经费支出 995.9 亿元,增长 22.8%;高等学校经费支出468.2亿元,增长20.0%。企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73.2%、17.2%和8.1%。而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则显示,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27%,国有企业占全国的22.5%,GDP占全国的20%,科研成果占全国的17%左右,但中部地区授权专利的仅占全国的9.1%,科研成果转化率仅占全国的9.5%,风险投资基金占全国的7.9%,风险投资机构占全国的7.8%。市场落差明显,“创新科技”并没有及时转变为“创新经济”,少量“创新科技”转化为“创新经济”的成果中,又有2/3左右变成了沿海地区的成果,中部地区的科研成果、科技力量正被东部和其他地区无偿或者低成本使用。长期以来,科技链与产业链相脱节,割裂了科技成果转化链条。
近年来,安徽省积极引导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积累,科研院所、高校、生产企业三方结合日趋紧密。产学研合作形式,从一般的委托开发、成果转让,逐步向供需合作、共建研究基地和科技实体店方向发展。一批企业控股的科技经济利益共同体诞生,科技成果转化进程加快,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正逐步增强。统计显示,有65%的科研机构设在企业,67%的科技活动人员集中在企业,68%的应用研发经费源于企业,75%的省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由企业为主体承担,66%的省级科技成果出自企业。但是由于资金较为分散以及原基数较少,同时由于尚未建立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与实际资金需求仍有不少的差距。以 2006 年为例,全省有 12 个市财政科技三项经费投入未达到法定比例(本级财政支出的1%),还有 4个县(区)投入为零。可以说,虽然安徽省政府近年来在优化科技资源结构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高端成果接续难的问题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安徽虽然是科技资源大省,但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尖端科技领域,应用研发领域相对不足。此外,高校和企业的科研成果中原创性的高水平项目并不多,不少是低层次的重复研究,这也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四)金融机构一体化尚未实现
随着产业转移及调整的深入,国际间、省际间的跨区域资本融合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对于科技型的企业更是如此。近年来,我国东部开放城市基本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融合,如异地贷款、跨区域外汇资金清算、货币市场往来等都有了相当的发展。相对而言,安徽省在跨区域的资本融合发展方面比较滞后,甚至没有建立起与周边城市如江浙沪的有效金融合作关系,无形之中削弱了安徽省对周边城市科技型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抑制了自身的科技投入发展。此外,地区间的金融机构进驻也需要进一步扩充其市场容量。好在安徽省委领导班子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着力解决,如 2011 年 3 月,合肥市政府与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杭州银行合肥分行将积极整合金融资源,切实推进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承诺3年内向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投入不低于30亿元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