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政治经济体制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政治经济体制范文1
摘 要 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观点，它对我们研究当前中国的物价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介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价格问题的一般原理，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物价问题的实质。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物价问题
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观点，它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任何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格机制的相关原理
不同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决定了价格形成的不同，价格机制是由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价格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表现形式，是市场上商品价格涨跌调节生产和流通的内在功能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也转化为生产价格，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价格的形成受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经济政策等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价格是在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主要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力量决定，价格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一般不会偏离太远。简单来说，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将上升，这就是它的形成机制。在长期看来，由于厂家会根据市场的变动调整他们的生产，价格一般不会变化太大。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还有工人的名义工资、货币实际购买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甚至现在公务员将上涨的工资也将会影响到价格。
商品价值量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形成、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一个过程。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动，首先会引起相关商品价格发生相应变动，进而引起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产业结构又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力投向及消费结构，制约着产品结构和供给结构，新的供求结构又会引起价格结构的变动。
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原理
1.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社会的分配是先有生产条件的分配，其次才是产品的分配。马克思认为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分配，应该把历史限制在分配之外才正确。分配分为生产条件的分配和生产成果的分配。马克思又说这种分配是一定历史的产物，这说明一定的历史是与其分配联系在一起的。
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分配决定生产。对于分配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说明是历史创造了分配。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其有自己的分配形式。生产是永恒真理，因此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
2.生产和交换的关系
生产决定交换，生产过程中和社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交换本身就属于生产，交换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环节。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产品与消费者的交换也是由生产决定的，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交换反作用于生产，交换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也就是社会整体最优，其最优条件的实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整只要还存在使消费者效用增加的可能，就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者就可能继续调整生产投入组合和产品结构，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直到产品组合的改变不再能增进消费者的效用为止，此时没有再调整的必要或余地。
3.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直接生产过程是再生产过程的起点，起着决定作用。消费与生产之间具有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物质资料生产要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生产决定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并为消费创造动力，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消费对生产有重大的反作用，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并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因为消费具有这样重大的作用，人们不能人为地抑制消费，不能使消费滞后，而应当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提高消费水平，使消费和生产协调发展。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消费为生产创造新的劳动力，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4.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者的辩证关系
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关系，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起着决定作用表现为：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象；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水平与结构；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具体形式；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具体表现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方式，能够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交换的发展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的发展；消费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得到实现，消费为生产的发展创造出动力，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一条铁路，虽已修成，但如果没有通车，不被消费和使用，那它就只是一条可能的铁路，还不是一条现实的铁路。不仅如此，消费还不断地创造着新的需要，从而为生产不断地创造着前提。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物价上涨的三种情况
1.价格向价值的回归
政治经济体制范文2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政治经济体制范文3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
集约增长方式
浙江经济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与几位同事在浙江的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而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区的这种发展，使一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二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一、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一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的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展”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增长类型的这种变化最先是由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把这种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一“定理”进行的。）。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知识能力）资本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的现展。在这个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发展方式成功的转向集约增长的现展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转换问题。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不少人认为，浙江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一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二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三是发展服务业，以便改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动，使人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四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五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二、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
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一）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2亿元以上的中型企业以后的一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一个缺乏统一意志和统一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一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与业主以及老板的业主成员和衷共济地共事，是一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
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采取“三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三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三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1）种交换形态到第（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一步实现由第（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二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由公正的第三方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三、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一）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
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较快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加强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领导以后，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发展“支柱产业”，按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扶大、扶优、扶强”。
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这既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浪费土地等极度稀缺资源的情况，表明政府成为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对造假、售假等的“睁只眼，闭只眼”等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例如，一位赴浙江采访“假奶粉”源头的记者写道：“在浙江苍南，一些企业都已经向《新民周刊》记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套话连篇，矢口否认当地企业生产劣质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应过于紧密，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一，产生党政官员弄权枉法、以权谋私等弊病。
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地、县领导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凡是市场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间组织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场现在还管不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例如，宁波地区工业用水极度紧缺，运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就比采用工业用水配给制更富有弹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一位企业家说得好，浙江应当利用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将生效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对行政审批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一样，率先取消审批制度，进行一次新的制度创新。
（二）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服务职能
政府淡出市场并与企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无所作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一方面对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有许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浙江企业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1.实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电子政务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但应用却显得不足。政府必须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化作出明确规定，将各种法规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并使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使官、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2.切实保护产权和严格执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中，政府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实施合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提升浙江的市场“业态”，必须实行法治。加速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利益。目前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3.改善文教设施和商贸环境。近年来，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楼、广场、绿地等城市“硬件”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对文化、教育、信息等“软环境”建设却有所忽视。实际上，为了留住本地的厂商、吸引外地厂商，“软环境”的改善较之“硬环境”的建设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应当对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政治经济体制范文4
中国的制造业，相对其他产业而言，是发展较快、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门类。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的经验：一是对外开放较早且程度较高。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超过70％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投入到了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制造业在对外商开放投资、开放市场的过程中，不仅并未因此而萎缩，许多产品产销量位居世界前茅，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90％。二是市场化改革进行的层次较深、范围较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民营经济的进入与发展，在许多行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但从最近来看，制造业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期，未来的发展也存在挑战和风险。
二、问题或危机
（一）比较成本优势在消失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影响。我国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且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教育部拓展空间，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部分制造业迫于成本压力而倒闭。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基本上每年都会增加300―500元，而东南亚制造业比我们的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周边的越南、印尼等工业化起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会比我们便宜一半左右。
劳动力供求结构的转变及新《劳动法》的实施，使得劳动力成本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成本增加将导致产品竞争力降低，这无疑将对部分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二）缺乏独立创新的技术和能力
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科技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创新是竞争力的核心，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核心技术，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瑞典、芬兰、瑞士、丹麦等国家拥有众多的核心技术和巨大的创新能力，其强大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
中国的制造业以加工工业为基础，缺乏独立创新的技术和能力。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交易费用。在劳动力成本呈稳步上升趋势，交易费用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原材料成本就成为制约出口企业最重要因素。
（三）国际原材料垄断加剧中国制造业风险
国际原材料垄断加剧中国制造业风险造成中国原材料垄断可能的基础，是产业链条的扭曲，即上游产业的垄断经营和下游产业的自由竞争。当下游产业面对充分竞争的国际市场时，企业只充当均衡价格的接受者，企业没有超额利润。居于产业链上游的垄断产业，除了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制约外，在国内市场上几乎不存在着有效竞争者，在国外竞争者又被限制进入的情况下，垄断产业极容易通过抬高原材料价格来牟取暴利，而竞争性产业的成本优势却在一步步丧失，最终退出不景气的国际市场。
（四）制造业增速放缓
欧洲的债务危机、国内房地产紧缩政策，使得国内外需求均减少，造成制造业增速放缓，订单减少，产成品库存增加。依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2010年6月，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生产指数为55.8%，比上月下降2.4个百分点，连续十七个月置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生产增幅有所缩小。
新订单指数为52.1%，与上月相比下降2.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明显回落，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点，但仍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新订单数量虽然呈温和增长态势，但国内外市场需求增势减缓。
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9.4%，比上月下降1.6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随着制造业市场需求减弱。
从业人员指数为50.6%，比上月下降1.5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表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略有增长。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0%，位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与上月相比差别不大。
产成品库存指数为51.3%，比上月回升1.5个百分点，是自2008年12月以来首次上升至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产成品库存呈现逐渐增长态势。
三、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建议
（一）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工业的绿色增长，限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加快淘汰低附加值产品和落后产能，实现节能减排，实现外贸结构调整的需要，多年来，我国出口份额高，比例大，顺差也大，给别国商品带来不小的竞争压力，在国际上也处于不利地位。而我国商品的附加值却非常低，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这样的贸易顺差到一定时候对经济的副作用将逐渐显现。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工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步伐将加快。减少出口，以逐步平衡外需和内需，成为结构调整，改变外贸结构的有效手段。推动结构调整，可以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质量，使经济的增长方式真正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摆脱经济对资源的严重依附和对环境的巨大压力。
（二）科技是制造业的立根之本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低迷中，低碳技术和新科技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低碳技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及时引导新技术的转化，坚决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发挥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引导作用。
（三）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工业一体化进程
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实力也在逐步加强，应该加快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步伐，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生效以后，进一步做到资源互补，优势共享。
（四）保持稳定适宜的投资环境。
一个稳定适宜的投资环境，比低工资的劳工队伍更能对国际投资者产生吸引力。我国制造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除了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外，更受益于持续深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谐的社会环境和配备完备的基础设施。
（五）促进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群
注重制造业在地理上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提升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我国的钢铁、汽车产业集中度都较低，但出现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经济区三大制造中心，制造业的集群现象初步形成，产业集聚地的形成需要依靠民间创新和市场引导。政府则应该致力于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保证公平的竞争市场。
（六）培养国际性的大企业，壮大中小配套企业
政治经济体制范文5
这次穆铁柱的突然去世值得我们深思，他作为国家级运动员，年轻时每天训练长跑一万多米，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很好，而且在猝死前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心脏病胸闷气短等症状，发病前一个月还亲自到石景山体育场，兴致勃勃地观看奥运会中国女篮的比赛，半个月多前还和夫人上北京电视台接受专题采访，畅谈运动生涯和家庭中与夫人、孩子的生活。平常除了一般运动员都有的关节疾病外，自我感觉体力还行，每天早晨跑步锻炼身体。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一些人看着好好的，也不感到难受，甚至肌肉发达、身体强壮的人，却突然死亡呢？
“疾病”现在总是连起来说，在我国古代“疾”和“病”完全是两个含义，“疾”是指发病初期、小病、不严重的病变，因此有“讳疾忌医”之说。“病”指发展到大病、重病、严重的病变，可怕的是这时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一般的体格检查也发现不了！许多人处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塘”的危险境地还浑然不知。《孙子兵法》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危险）”。许多人不知“己”―自己的血脂、血液黏稠度，心脏血管中是否已形成致死性的动脉硬化脆性斑块。也不知“彼”―致死性心肌梗塞的病根和发病特点，因此后患无穷，有朝一日突发大病，悔之晚矣！
正确的养生保命的健康观念是：预防胜于治疗，防中有治，“治未病”―及时清除刚刚形成的病变，防止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在我国平均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现代医学证实：肌肉发达、精力充沛不等于血管健康！“命脉”的含义是：生命是由动脉血管决定的。心脏、大脑、肾脏需要的血流量最大，也是最脆弱的器官。如果把人比喻为一辆汽车，心脏就是发动机，血管就像油路。如果平时不注意保养，油路突然堵死了、发动机报废了，即使其他部件完好无损，汽车也成了废铁一堆！法国著名医学家卡萨尼斯指出：人与动脉血管同寿。我们必须抓住生命的根本。血管的寿命和健康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主要是由血液各成分的数量、比例是否正常决定的。其中血脂异常症（高脂血症）是最主要的病因。血液中过多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失去控制，沉积到血管内壁上，引起血管壁变厚、变硬、变脆，血管腔狭窄。谁控制胆固醇和脂肪呢？是由卵磷脂控制的。在血脂指标的认识上，绝大多数人存在“盲区”，不知道卵磷脂是血脂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测量费用昂贵，未在我国应用，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在20多年前，就作为血脂的常规检查了。卵磷脂作为血液中的“洗涤剂”、油脂运输船，对于血脂的动态平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体内卵磷脂增多时，卵磷脂占30%～34%的高密度脂蛋白就升高，它是“血液清洁船”，专门把血液中多余的胆固醇“装”到船上，同时把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吸”出来搬到船上，运到肝脏处理，使血脂恢复正常。这个清洁血液、清洗血管的作用，如果没有卵磷脂就不能完成。
高脂血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总胆固醇增高？为什么人体最大的化工厂―肝脏合成胆固醇过多？他汀类药物（舒降之等）的药理作用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为什么这类药物只要停服血脂就会很快反弹、很快恢复到服药前的水平呢？研究证实：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分裂再生会消耗大量的卵磷脂，需要不断提供新的卵磷脂。构成细胞的最主要的建筑材料是：卵磷脂、蛋白质和胆固醇这三种。现代人普遍缺乏卵磷脂，肝脏合成卵磷脂能力很有限，因此必需单独补充。正是由于体内卵磷脂过少，就逼迫肝脏多合成胆固醇来添补卵磷脂这种“建筑材料”的不足，逐渐导致全身细胞膜上的胆固醇增多、卵磷脂比例下降、细胞结构异常。例如：血液黏稠度高（血淤症）的最主要原因是：红细胞膜上卵磷脂减少、胆固醇增多，红细胞膜变硬，导致红细胞流到狭窄的毛细血管时，不能充分变形、变成矮平的子弹头状顺利通过，显得过于胖大，在毛细血管中移动缓慢。综上所述：突发心肌梗塞、脑血栓、高脂血症、血液黏稠度高的最大病根人是体内缺乏卵磷脂。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日常饮食之外，坚持单独补充足量（10～20克）的卵磷脂产品，是防治心脑血管、肝胆疾病的必要措施。最佳治疗量为每天20～30克（根据体重、年龄调整）。清华大学紫光集团研制的清华紫薇卵磷脂冲剂上市十年来，以其高纯度、高功效、高剂量（300克/盒，相当于600粒以上优质大胶囊的含量），性价比好！
政治经济体制范文6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社会财力结构和社会积累职能日趋复杂化。具体 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业资金为主体的预算外资金 的急剧增长；（二）在社会财力的运用上，出现了控资来源的多渠化，投资决 策的多极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社会财力的日趋流动化和社会资金融 通关系的广泛化、市场化。这些新变化，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协调要求。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 运行。但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 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 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 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 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 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 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 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1、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 的大体平衡。
2、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 、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选择应是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 币政策，即紧中略有松的财政政策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一）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依据是财政面临困难。当前财政所面临的困难主要 体现：（1）财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 字2540亿元。据估计，这种收不抵支的财政状况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2）财力分散。由于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上处理不当，财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约11．8％，是历史上的最低点。特 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仍未理顺，中央 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这一比例仅为33％ ，而同期市场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多在70％—90％之间，相对而言，我国 属于“弱中央”的国家行列。（3）财政补贴过大。1993年财政的价格补 贴、亏损补贴分别为300亿元和400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补贴已成为财 政的沉重负担。（4）债务规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发行债务达 1350亿元，债务依存度为53％，1996年，中央已发行1950亿国 债，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中央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危机之中。（5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亏损，这说明，财政 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上述五个方面均表明财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实行较 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将使人民丧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 而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总需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方面，而供给方面则是由产业结构的不 合理造成的。紧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可以对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灵活调节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是 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实现的。对于国家要优先发展的部门、行业或地 区，一方面，国家可以采取低税率、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门、行业或 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引导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向这些部门、行业或地 区，从而增加相应产品的供给；反之，对于国家想要限制的部门、行业或不优 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不优先发展的 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 效益，从而减少相应产品的供给，最终实现总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财政资金在各部门、行政或地区的 倾斜投资或优化支出结构本身就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可见，财政支出在确保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上都具有 很强的调节作用。
（二）实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我国经济仍存在着资金 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即要靠社会内部积累，也要积极吸收利用外资。 据调查，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利率、增加再贷款等 措施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尽管财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政策调节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力不从心。货币政策的应用则可以发挥较好作用，避 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