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1
我国农村文化源于古老而悠久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它与自然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大自然生态法则的烙印,因此,农业文明是一种生态文明。但在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下,这种农业文明日趋衰微,农村文化生态面临着危机。农村文化生态需要向前发展也就需要建设,高等农业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选择、传递、批判和创造的文化功能,可以给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以人才支持和科研支撑,同时,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也为高等农业教育提供了实践平台和发展空间,两者处于一种互惠共生的建设关系。但是,随着我国高校合并和综合化的热潮,许多农业高等院校演变或并入综合性大学,而农科类教育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农科类高等职业教育也在职业技术学院的整合中受到削弱,加上农业主管部门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不够,于是高等农业教育呈现出总体被削弱的趋势。据统计,作为高等农业教育主体的高等农业院校的学生规模还不到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0%,高等农业教育的规模与农业人口数量巨大的状况极不相称。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我国大学布局和功能辐射主要还是瞄准城市,面向“三农”的高等农业教育资源十分稀缺,高等农业教育走弱的态势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也无法满足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功能要求。
一、农村文化生态的理论基础、涵义及建设现状
研究农村文化生态的理论基础就是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文化生态”这一术语是由美国学者斯图尔德(1902—1972)提出的,他在研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时,侧重于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文化进化的因素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20世纪60年代后期系统论被广泛地运用到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态系统的概念也渗透到文化学领域并由此导致了文化生态学的产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帕波特、哈里斯以及沃依达等人运用生物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概念,认为社会、文化和环境都是生态圈的一部分,与斯图尔德着重人类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不同,拉帕波特等人更多地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强调生态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协调。
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人类学者偏重于对文化的研究,从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中研究文化,提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观点,深入研究自然、文化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人化环境与信息环境作为文化生态环境。传统的文化生态学仅限于自然环境,信息革命后文化生态学发生了变化。1994年,芬兰总统首次使用“文化生态”来表述由信息传播技术造成的严重问题。中国学者对文化生态的研究虽没有外国早,但在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中已表现出早期生态思想的萌芽,如“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逸周书》)。“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贾思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若干合理成分,对面对文化生态危机的后工业时代有着特殊的启迪意义。至当代,冯天瑜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文化生态进行界定:“文化生态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2]。
他将文化生态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并指出:“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3]。这样,他便完成了对“文化生态”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深化和扩展,使文化生态学在研究时限上包容人类文化的全部过程,在研究对象上贯穿文化的所有层面。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文化生态学本来就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兴边缘科学,即运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文化的问题,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文化生态的界定具有多么的不确性,但其研究范畴都离不开“文化”这一关键词,而“文化”又总是内在地指向“人”这一“存在”,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文化生态”:指人在进行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融合了人类自觉生态智慧的一种生存状态。
农村文化生态则是指以农耕生产方式孕育的古老农业文明所体现出来的农村人(农民)的生存状态,包括农村人的价值观念、自然环境意识、生活方式、造物观念、信仰观念、技术因素、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是农村人融合了自觉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下,我国农村文化生态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农村文化生态的结构与功能遭到破坏,传统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态面临着保护、发展、重构的考验。因此,农村文化生态需要进行建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保护的同时,要注入有创新品质的文化生态因子,因为,创新就是一种对传统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创新就是一种建设。
二、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文化生态建设
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文化生态的建设关系是在高等农业教育不断向前发展与农村文化生态持续建设中形成的一种双向互动式关系,它不是纯粹单一指向关系,既是高等农业教育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关系,亦指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为高等农业教育提供实践平台和发展空间的关系,处于建设关系中的两者没有主次之分,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是一种互惠共生的建设关系。
(一)高等农业教育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人才和科研支持
高等农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农业人才的社会活动。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培养人才是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任务,农民是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力量,高等农业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农民来服务于农村文化生态建设。高等农业院校是高等农业教育的主体,高等农业院校培养的大学生直接输送到农村,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在拓展农民继续教育培训过程中,高等农业院校以其特有的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等优势,在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培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这种作用表现在高等农业教育对农村文化的选择、传递、保存、批判、创造等功能上。而对农村文化的选择、尤其是对农村文化的批判和创造,则是高等农业教育较之其它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对农村文化的作用更为突出的方面。#p#分页标题#e#
具体而言,在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中,高等农业教育可以通过“三下乡”流动图书馆、科教电影、农业技术讲座等服务活动和通过各级种类职业技术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形式业培养农业人才,直接作用于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农民,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改善农民思想观念,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改良农村文化生态环境。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城乡社会发展人为地设置了一条鸿沟,由于城乡文化建设的不平衡,城乡文化生态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需要我们运用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思维范式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促进它们的和谐发展。而保持城乡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砝码就是高等农业教育。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悠久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民俗风情的结晶,是普通百姓代代相传的文化财富。
但在工业文明、外来文化和商品化大潮的不断冲击下,民间传统文化正在迅速地瓦解、散落、消亡,农村文化生态的结构和功能遭到严重破坏,需要高等农业教育发挥传承和保护的文化功能,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高等农业教育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设立民间文化研究所从综合、整体、动态的角度来研究民间传统文化,进而保存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保持农村文化生态的平衡,优化农村文化生态的整体结构。农村文化生态具有自我保护和抵抗的潜能,主要在于防止腐朽落后文化因子对农村文化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而高等农业教育则通过文化批判功能来增强农村文化生态拒绝、排斥任何有损其平衡的有害文化因子的功能,以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潜能,实现农村文化生态的平衡。高等农业教育是农业技术创新的源头,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是高等农业教育的一大重要任务,面向农业发展的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则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创造了宝贵的资金条件,因此,高等农业教育面向农村的科学技术研究可以说间接支持了农村文化生态建设。
(二)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为高等农业教育提供价值实现平台
1.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人才需求推动高等农业教育快速发展
农村文化生态建设需要人才,而高等农业教育正是面向农村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活动,这是两者处于互惠共生建设关系的前提,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大量人才需求刺激和推动着高等农业教育迅速向前发展。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人才需求促使农业高校加快发展。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大量人才需求能有效地刺激高等农业教育规模化发展,能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源配置到高等农业教育系统中来,为高等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为农业高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农业高校必须在办学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创新,整合国家、社会、个人等多渠道的办学资源,扩大办学规模,加快农业高校的发展,面向农村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以满足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人才需求促使农业高校不断改革。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人才需求也是农村文化生态的自我构建的需求,“文化即人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文化生态建设就是人的建设,是农村人(农民)的建设。
因此,对农民的培养,不仅是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更是通过提升农民这一文化生态因子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质优化了农村文化生态的结构与功能,使其趋于平衡。农村文化生态建设对新型农民的需求促使高等农业教育不断进行改革,高等农业院校在办学思路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高等农业教育应根据农村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来调整和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为“三农”服务的教育思想,合理定位各类农村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搞好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注重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使其培养的人才能适应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需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就是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内涵,也是其应遵循的建设原则。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应按照“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学科布局上,应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经济管理以及传统的农学学科间建立新的平衡关系,组建起富有特色的学科群,以此为基础构建农业院校基础竞争力,发展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高等农业教育快速发展。
2.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为农业高校科研提供实验基地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海洋文化生态；特性；影响因素；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张永贞，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硕士研究生；张开城，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主任，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湛江524088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62-03
一、海洋文化生态的概念
(一)海洋文化生态概念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首创了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他指出：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那么所谓的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甚至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生态”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广义的文化生态，首先是一种世界观，或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观，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学，狭义的文化生态，主要是指精神文化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精神文化内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生态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就是在人们对海洋的不断探索和发现的历程中诞生，因而，海洋文化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洋文化只有“生态化”才能实现海洋文化的良好循环发展。那么所谓的海洋文化生态就是海洋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在海洋文化所处的海洋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实现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海洋文化是人类在所处的海洋环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的过程，这也就是海洋文化生态化过程。一个良好的海洋文化生态系统才能真正地反映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要作用和无限的活力。
(二)海洋文化生态的特性
生态系统的特性决定了海洋文化生态的基本特性。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海洋文化生态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主体性，
1 整体性。海洋文化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而言，海洋文化生态是由海洋文化和文化所处的环境组成的整体，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把握好海洋文化生态，应当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海洋文化生态；应当从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重视和发展海洋文化各种具体文化形式，特别是别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优化文化生态的结构，优化具有特色的海洋文化发展模式。
2 动态性。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都是发展变化着的，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海洋文化生态，其应该是一个动态开放型的稳定系统。海洋文化生态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其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海洋文化生态的动态性要求我们要以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考察海洋文化生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揭示其运动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对海洋文化生态进行维护及完善。
3 主体性。主体性是海洋文化生态所具有的特性之一。海洋文化生态的主体性特征是人在海洋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海洋文化生态与人息息相关，人是海洋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体，是海洋文化生态的维护者。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对人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人在文化世界中的生存发展，彰显其主体性的价值和意义。总之，主体性是文化生态系统最为明显甚至是根本的属性。
二、海洋文化生态的影响因素
海洋文化生态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浩瀚的大海、独特的海洋条件为海洋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孕育了具有深厚底蕴的海洋文化，因此，每一种海洋文化的形成背景都与其存在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海洋文化生态的影响因素是研究海洋文化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海洋文化主体的文化生态意识
海洋文化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其传统价值观念、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经过长期的积淀和流传，成为独特的海洋文化资源，不同的文化主体拥有不同的文化生态意识。海洋文化主体是海洋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文化主体是地方文化特色构成要素中最为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对其重要性和地位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定位，这是保护海洋文化生态的首要条件，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海洋文化生态主体的文化生态意识的确立，是主体进行一切文化活动的前提。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考虑怎样将文化与生态整合，维护好海洋文化生态，怎样才能使优秀的海洋文化得以保护、发展和传承，仅仅依靠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海洋文化主体的文化生态意识对维护海洋文化生态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海洋文化生态的平衡度
“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出与输入必须平衡才能保持它的稳态，因此，生态平衡是一种根本的价值，是人和其他生命生存的基础。”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海洋文化生态，海洋文化生态是海洋文化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所谓海洋文化生态平衡，指的是海洋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各个子系统乃至各种因子和成分，以及海洋文化生态的各种内外环境因素，保持着动态的、和谐的比例关系。海洋文化是海洋社会的文化，海洋文化生态是与其所处的环境中多种因素协同发展的结果，海洋文化的渗透与传播涉及海洋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海洋文化生态的建设具有综合的特征，需要保持海洋文化和海洋环境之间相适应、协调并相互促进，也就是维持海洋文化生态的平衡度，从而防止海洋文化生态的失衡、淡化和被侵蚀的危险。
(三)海洋文化生态环境的作用
所谓的海洋文化生态环境指的是海洋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赖以进行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种条件。海洋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是在一定时空中进行的，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所谓的时空条件也就是环境。海洋文化生态环境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海洋社会环境。但是海洋文化生态环境的好坏对海洋文化生态有一定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无论是海洋文化的创作、传播和弘扬，都是在一定的海洋环境下进行的。海洋文化环境适应海洋文化的存在，文化生态环境就对海洋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海洋文化生态环境如果不适应海洋文化存在、发展的状况和要求，它就会对海洋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起到制约作用。
三、维护海洋文化生态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海洋文化主体的文化生态意识
主体性是海洋文化生态的必有特性，也是其所
具有的根本属性。按照这一特性进行海洋文化建设，就必须在对海洋文化主体的培育上加大力度。文化生态意识主要体现为文化可持续发展观。人类进行文化艺术生产，需要通过对文化资源的适度的、有节制的开发，在满足文化需求的同时注重保持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为主体进行一切文化活动做好了思想准备。
提高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洋文化生态意识，是维护海洋文化生态的前提。应发挥海洋文化主体在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方面的主导能力，将海洋文化价值观和海洋环境相结合，使独特的海洋文化得以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并使海洋文化生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合理开发与配置海洋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进步与发展赖以生存的源头活水，必须高度重视其合理的利用、保护和开发。海洋文化资源就是指人们用来从事海洋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必要条件，要实现海洋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持续性增长，必须充分认识海洋文化资源的特性，合理配置开发文化资源，尽可能做到与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相适应，实现海洋文化资源的边际效应最大化。
要合理开发和配置海洋文化资源。海洋文化资源与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是稀缺的，能够用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海洋文化资源也是有限的，同时，海洋文化资源也有不同于其他资源的脆弱的一面，许多文化资源如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需要特别加以保护。要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持续性增长，必须充分认识文化资源的特性，合理配置文化资源，尽可能做到与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相适应。文化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目的是使可利用的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三)完善海洋文化生态的管理与立法
1 加强科学管理。通过科学管理加强海洋文化生态的维护，促进海洋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对文化的开发要经过多学科专家参与规划和可行性论证，谨慎开发。对于海洋文化生态的管理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管理的经验教训，构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型的海洋文化行政管理模式，履行政府对海洋文化的规划、组织、调控等宏观管理职能，形成强有力的海洋文化生态态势，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
2 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大对海洋文化主体保护的重视力度。针对海洋文化生态的一些问题，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加大对海洋文化主体保护的重视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实施政府主导、多方支持的战略，加大政府、媒介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力度，提高整个社会对海洋文化主体的保护意识，对海洋文化的传承人进行全面具体的统计、挖掘和重点保护，发动宣传、科研、教育、培训、涉外交流等海洋文化主体支持海洋文化生态保护事业。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海洋文化生态，将对海洋文化主体的保护纳入海洋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范畴，依据海洋文化主体的生存现状、发展需求，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并在实际操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划可行，切实加强对海洋文化主体的保护，形成良好的海洋文化生态态势。
(四)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文化生态的不良影响
人类是海洋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体，海洋文化生态与人的活动是统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从事海上活动并不断地对海洋事业探索而产生的，同时人类也是海洋文化活动的发生点、支撑点、生长点和归结点。人类的许多行为对海洋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人类的活动直接决定着海洋文化生态的态势，防止人类活动对海洋文化生态的不良影响成为维护海洋文化生态的当务之急，要防止其不良影响，就要提高人的素质，引导人类正常的文化需求取向，从而规范人类的活动，以适应和维护海洋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引领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5-0251-02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网民中10～29岁占到网民总数的55.6%，而这个年龄段的主体是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赖以生存的“第二空间”，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价值观念。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使大学生成为健康向上的“天使”，也能诱使他们成为堕落沉沦的“魔鬼”，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偏离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如何应对高校网络文化生态中出现的问题，探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健康、良性发展成为全新的时代课题。
一、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及特征
1995年，网络激进主义者J.P.Barlowo结合生态学与网络环境，首次把网络看做一个动态生态系统，将网络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网络生态”一词由田震宇在1998年《网络生态》一书中首先提出，而“网络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最早是张庆峰在2000年的《网络生态论》一文中提出。2004年，蔡志文的《浅论网络生态危机的表现及其文化之源》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网络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网络文化生态”这一概念由沈望舒于2007年在《网络文化生态遭遇危机》中首次提出，但并未给出明确的概念阐释。
综合网络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的相关概念，高校网络文化生态特指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媒体技术为依托、以互动和创新为核心，与大学文化密切相关的网络文化现象的总称，是一种具备自主调节、自主适应功能的生态复合体。高校网络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与网络文化生态相互交叉、共融而生的一种带有独特高校精神的新型网络文化生态，具备网络文化生态的一般属性，但比传统意义上的高校文化生态内容更丰富、更广泛，也比一般网络文化更具深层次意义。研究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就是利用生态学的视角去研究高校网络文化，力求使网络生态平衡、和谐。
二、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失衡现象剖析
网络文化的后现代特性是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失衡的动因。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代表了一种激进的情绪，Web 2.0时代的网络文化体现出强烈的多元化、个性化、草根性、去中心化等后现代特性。受此影响，部分大学生网络行为表现出“否认权威、抵制崇高，挑战社会公认的举止规则，漠视知识体系和既往生活经验的积累，倾向于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违背的身体的狂欢和冒险”，在对待一些偏离或违背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则表现出过多的“宽容”和“理解”，甚至是崇拜模仿的态度。因此，当高校网络文化遭遇不良文化内容的侵蚀、畸形文学的渗透，当各种“标新立异”的媚俗文化在本质上越来越远离人文精神，当越来越多的网络恶搞和网络炒作给大学生以不良的角色暗示，再加上网络空间自身的喧嚣与浮躁，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中对大学生人生信仰和价值观教育的淡化甚至缺失，已成为不可漠视的事实。
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是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失衡的内因。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有很强的开放意识和创新观念，但还是一个文化批判能力不强、文化价值判断能力相对薄弱的群体。网络内容良莠不齐、纷繁芜杂，特别是其中的不良文化容易产生累加的“蝴蝶效应”；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以及大学生个性张扬的特点，使一些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表现出戏剧性、肆意性、侵犯性等特点，种种非理性的言论层出不穷，甚至造成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片面和偏激，这极大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价值取向，容易导致其道德责任感的缺失、自我约束力的下降以及自由意识的泛滥。
大学生个性的双重性导致高校网络文化生态失衡现象愈演愈烈。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些大学生排斥国家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但在对待一些偏离或违背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则表现出过多的“宽容”和“理解”甚至是崇拜模仿的态度。一方面，大学生试图通过标新立异来张扬自我，凸显个性；另一方面，他们试图用与众不同来掩盖和弥补自身的不足，缓解内心的不安。在这种双重机制的作用下，大学生在创造、分享网络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他们的道德准则和评判标准常会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背道而驰。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网络文化生态良性发展
1.以正确的舆论为导向，构建文明高雅的高校网络文化生态系统模型。坚持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高校网络文化生态的灵魂，提升高校网络文化生态的层次和境界。依托学校门户网站，积极创建高质量“红色网站”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以时事政治、理论学习、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积极贯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吸收和借鉴优秀的外来文化，把借鉴传统和外来文化与体现民族特点、时代精神相结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创建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化观念，丰富高校网络文化的精神内涵。
2.加强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转变网络教育观念，提升教师媒介素养。充分发挥高校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重要功能，抓住网络教育这个新型教育平台，大力推进网络文化创新，建立规范的教育平台。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德育工作者的网络知识继续教育，建立一支理论水平高、政治素养优、网络技术好的师资队伍，牢牢占领校园网络文化这块重要阵地，改善高校网络文化环境，优化网络文化生态。
3.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网络伦理道德和责任感。大学生是高校网络文化系统的主体，解决网络生态文化失衡问题最根本在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觉悟。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衡量大学生网络行为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增强大学生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培育其自律自省意识，促使大学生由他律转变为自律，由外部监督转变为自我管理，自觉抵制网络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从主观上杜绝虚假甚至非法网络舆情的产生和传播，在校园内形成一种祛恶扬善的网络舆论环境。
4.加强高校网络文化的监管和规范，确保网络绿色与和谐，形成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高校网络规章制度建设相结合，规范网络信息和行为，保证网络信息传播的有序性、健康性、安全性。通过邀请专家、名师举办网络法制道德教育论坛、讲座等进行网络法制道德的宣传，积极配合网络运营商、通讯部门、政府等加大监管力度。高校应利用必要的技术和行政手段，对校园网信息入口进行监控、过滤、引导，及时发现不良信息并扼制其传播，使校园网成为教学、科研和生活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张琪.高校网络文化失衡现象透视及应对策略[J].现代教育科学，2011，（1）.
[2]高中建.当代青少年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巫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系统
一、“巫音”的文化生态现状堪忧
“巫音”，又称“神歌”，是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发源于古代长江三峡巴楚之地。春秋战国以前，这里聚集了众多的群巫部落，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灵巫文化，成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中介。相传“巫音”便是在此时由三峡神医巫咸创始，最早关于“神歌”的记载见于屈原时代。“巫音”起源于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现世人与祖先的关系过程中，又由于古人生存艰辛，自然诞生了向神灵祈祷平安和幸福的“巫音”。在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了以“巫”为生的职业班组，在三峡流域进行民间祈福祭祀，使“巫音”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巫音”集祈福、表演、祭祀三维一体，音乐、舞蹈、器具形成了基本稳定的程序。传统的“巫音”表演分为跳神和做斋两大仪式活动，均大致表现为：唱腔与打击紧密结合，腔与板曲牌固定，形成独特的套曲形式，配以穿插多变、整齐固定的舞蹈，原始古朴，神秘独特。
自1982年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巫音”进行普查、整理和保护，并创作、编排和推出了一系列“巫音”音乐、舞蹈表演。但是，“巫音”的保护与传承仍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
1.巫山县发展相对落后，保护政策制定与实施情况欠佳。由于巫山县发展相对落后，“巫音”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专业人才的参与，使得一些政策和规划片面、单一、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此外，政府在短期内难以投入大规模的资金，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遇到了其他各种阻碍。
2.民间信仰基础缺失，后继无人境地尴尬。在以来“迷信”概念泛化、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下，巫山县民众不能正确认识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单纯地将巫文化中民间信仰的成分理解为封建迷信而予以排斥，导致巫文化的重要载体——“巫音”的民间信仰基础严重缺失。加之没有丰厚的收入保证，年轻人都不愿意花费时间来学习“巫音”，使得“巫音”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现“巫音”班子仅存三个。
3.乐器、经书等保存艰巨繁重，音乐、舞蹈传授困难重重。由于乐器、经书、挂图等种类繁多，部分乐器失传后只能根据古书的记载加工制作，经书、经折、挂图等多是为先辈手抄且年代久远，且保存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使得乐器、经书等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而“巫音”音乐、舞蹈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复杂，且教授方式多为口传心授，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范，这就增加了传承人在学习其腔调唱法、舞蹈动作的困难。
20世纪后期以来，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一方面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大大增强，也意识到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愈显紧迫和重要。在此背景下，作为华夏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文化的载体“巫音”，因其原始古朴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近来引起了政府、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并于2009年10月被列入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保护措施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等原因，“巫音”的生存状况堪忧。与此同时，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生态性的文化生态学已逐渐成为非遗保护领域的一种重要思路，正可为解决“巫音”保护与传承难题提供新的视野和角度。
二、“巫音”的文化生态研究分析
文化生态系统是一门起源于1955年的新兴综合学科。它主要提出可应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对 待文化，强调文化系统及其相关联的自然、社会、经济等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本文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对“巫音”的功能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巫音”现阶段的生态状况和未来可能的演进情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优化的、“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巫音”文化生态系统，并针对系统构成要素，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可从一定程度上避免现阶段保护措施单一性和平面性。
1.“巫音”的功能分化
“巫音”在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发展、衰落和分化（如图一）。“巫音”的起源得益于生存条件艰难的先人自然产生的对自然祖先的崇拜和敬畏感。爆发后，在“迷信”概念扩大化和外来文化入侵等威胁下，“巫音”呈现出衰落趋势。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人们对“封建迷信”的重新审视和文化全球化，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大大增强。人们开始意识到“巫音”包含着神学、哲学、文学、宗教学等博大内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巫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巫音”可观赏和感受古风古俗，了解地域风俗民情，具有审美和文化价值。因而“巫音”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审视并加以保护，重新获得发展。与之前的发展不同，“巫音”原先具有的祈福祭祀功能仍逐渐衰落，开始分化出了审美和研究两种新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定将继续加强。这是“巫音”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其现代性转型的一种必然。
2.“巫音”的功能分化及利益主体多元化
伴随着“巫音”的功能分化，与此相关联的利益主体保护者、新型消费者等也将随之出现并呈增多趋势。根据功能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程度不同，本研究认为“巫音”利益主体多元化在未来演进过程将大致经历
在第一阶段中，由于“巫音”刚刚从衰落时期过渡到分化时期，虽然祭祀功能明显衰落，但审美和研究功能还需进一步挖掘。其利益主体主要为传承人、多类型消费者和保护者（如图二）。这是由于一方面，随着审美和研究功能的出现，消费者的需求从单一的祈福祭祀转化为祈福祭祀和审美，消费者类型随之增加，政府、专家、学者也成为“巫音”的保护者。另一方面，由于此时文化生态状况还不够理想，“巫音”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规模较小，并不具备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因此，也不足以吸引和支撑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开发者进入该生态系统。
在未来演进的第二阶段，经过第一阶段对其文化生态状况的保护和优化，“巫音”功能分化将较强：祭祀功能已进一步衰落，审美和研究功能非常明显。其利益主体将主要为传承人、多类型消费者、保护者和开发者（如图三）。此时，“巫音”文化生态系统已呈现较好的态势，可实现对其开发，形成文化产业链，
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仍需保护者对“巫音”文化市场进行指导和调控。
三、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巫音”保护与传承思路探讨
根据“巫音”的现阶段功能分化和未来演进情况， 为了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满足保护与传承的需要，需构建一个优化的、“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并针对系统中的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该文化生态系统是现有“巫音”文化生态系统的优化而非否定。同时，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要不断优化该系统，使其具有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该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如图四所示。
图4 “巫音”的文化生态系统
1.内部自组织系统
主体要素主要指对“巫音”及其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施加主观影响的人，包括传承人、保护者和消费者，随着“巫音”文化生态系统的演进还将出现开发者。现阶段仍在世的传承人主要集中于以刘伯之、陆国沛为班主的两个“巫音”班子，且大多数成员年老体衰，且存在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较差的情况。因此，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应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培养一批有一定知识和较高综合素养的年轻人作为传承人。现阶段“巫音”的保护者主要为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部分专家学者。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政府部门应聘请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到“巫音”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来，与政府部门一起制定和调控“巫音”的保护与传承规划。同时，通过一定的鼓励措施提高民众保护“巫音”的积极性。近年来，“巫音”逐渐被搬上舞台，走出巫山，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也成为了“巫音”新的消费者。因此，在本系统中，消费者主要为以审美为目的的民众和游客，兼以少部分以祈福祭祀为目的的民众。当开发者进入“巫音”文化市场后，政府还需对其进行文化政策、继承与创新和资源环境综合开发等方面的指导。
客体要素主要指“巫音”文化系统内主体要素的作用对象，包括音乐、舞蹈、角色分配、乐器、经书经折、牌位挂图及其他道具。“巫音”音乐是由歌曲与打击乐组合而成，歌曲计有九板十三腔。舞蹈包括翻身、旋地、穿梭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动作和姿态，并配以千变万化的手诀。乐器可分为打击乐和吹奏乐。音乐、舞蹈配以独特的打击乐，节奏规整，气氛热烈，原始古朴，风格独特，乡土气息浓厚，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巫音”表演时全面负责的是掌坛师，一般也是班主或者师傅。各种角色共计15个。各表演者的职司不同，分工不同。经书经折和牌位挂图都分为印版、印本、抄录三种，各种经书上千本，牌位挂图共计185张。做斋时因内容不同，所唱经书经折及所挂牌位圣像和其他挂图均有所不同。此外，“巫音”在表演过程中还需使用印、朝简、天蓬尺、香炉、师刀、令牌等道具。
主客体关系要素反映了主、客体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为传承途径和表演场所两个要素。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应大力改良原有口传心授的传承途径，增加乐谱、音频和视频等记录方式，方便教学和传承。“巫音”原多用于红白喜事等场所，为祝福、祭祀而用。随着功能分化继续加剧，“巫音”应在更多的旅游景点、游轮、展演、比赛，甚至外事活动中演出。
2.外部支持系统
外部支持系统由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他们通过与“巫音”内部支持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巫音”及其文化生态环境。
“巫音”所广泛流传的巫山县境内地形复杂，奇峰壁立，林木葱郁，溪河密布，峡江秀丽，风景秀美，名胜古迹众多。境内的灾害天气主要有干旱，暴雨，洪涝，连阴雨，大风，冰雹，低温冷寒灾害等，且暴发频率较高。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巫山县政府应该继续开发自然旅游资源，并将其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打造独具三峡地方特色，以巫风巫俗为主题的主题旅游文化节。同时，应做好各类灾害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提高旅游的安全性。
“巫音”的社会系统由当地发展状况、保护政策与规划两方面构成。从发展状况来说，巫山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是新一轮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水陆通畅，2010年开通了高速公路。在新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巫山县应大力在国家扶持下发展经济、交通等，为旅游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打造“和谐、富足、文化、生态”的新巫山。在保护政策和规划方面，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指导下使一切保护措施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继续加强对“巫音”的专项保护，并编排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巫音”舞蹈和音乐。
文化系统内，巫山县十分丰富，佛堂，天主教堂等设施完善齐全，政府支持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巫山县应对民众的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使的发展环境健康、和谐。除去“巫音”，在巫山县境内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包括各种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传统医药和传统手工技艺，如龙骨坡抬工号子，翡翠凉粉等。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应大力发展巫山县境内其他非遗，并对境内非遗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使其保持良好的生态势，最终达到兼和共荣。同样，巫山县境内多种文化共生，除巫文化外，神女文化、巴楚文化、移民文化构成了巫山独具风貌的人文内涵。在本文化生态系统中，也应鼓 励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以达到共同繁荣。
四、结语
“巫音”是一种民俗活动，具有重要的审美、艺术、文化价值。保护与传承“巫音”，也可促进巫山文化——这些古老、原生性文化的共生繁荣、宣传推广，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可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并培养三峡地区群众对非遗的科学认识和保护意识，促进该地区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取得良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效用。运用文化生态学讨论更为系统、整体、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巫音”的思路，也可促进文化生态学在我国的运用，为保护与传承“巫音”等民俗文化提供启示，让这些古老的民俗活动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将艺术和历史流传给后人。
参考文献：
[1]冯国超：山海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王忠虎：巫山巫音[ N ] .重庆日报农村版，2010-7-21.
[3]史新民：“巫音”探源 [ J ]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0(1).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人类学；美国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69－007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指的是诞生于美国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试图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不同的民族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该学科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生态人类学中主要的学术思潮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也以民族(ethos)为研究中心发展起另一种民族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由于中国当时恢复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初期深受苏联学术框架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研究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植物学界和民族学界，从而开启了最早的中国民族生态学研究。然而，由于同时受到美、苏两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民族生态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一直未能澄清，这给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忧。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此文能够增加国内学者对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认识，亦为促进民族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民族生态学的概念仍在不断的修正中，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术语“民族生态学”于1954年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在菲律宾的哈努诺人(Hanunoo)中进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语义学研究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真正洞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不过，康克林与其追随者一样，只是花费很大力气去记述植物和动物名称的清单以及它们的文化使用口]，未能延伸到更深层次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日益对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人类活动的动因和后果感兴趣的程度远远大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兴趣。于是以人们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为重点，产生了被称为“认知人类学”的领域。鉴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类学家们有时也称之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刚刚诞生的民族生态学与这一领域不谋而合，在借鉴其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简单了解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接着来探讨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虽然康克林没有就“民族生态学”一词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后来的生态人类学者多次试图去框定“民族生态学”。下面我们就较有代表性的四种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结合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意见，力争对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美国人类学家福勒(Catherine Fowler)是较早地试图从理论上总结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学者。早在1977年，她在为《生态人类学》写作的“民族生态学”专章中叙述了民族生态学的历史、概念、方法论、招致的批评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正是在这一专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态学描述为：一种关注本土人环境概念的独特的人类生态学进路，它主要采纳民族科学的方法，尝试证实对应环境的本土术语系统与那些概念化之间的条理关系。从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态学在当时仅仅是人类学的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对福勒来说，其关键在于要从被研究群体的自观点(own point of view)去看问题，这样民族生态学就变成了一个群体从其自观出发的生物相互联系的观念。福勒还指出，虽然民族生态学因缺乏关注其方法的行为含义而招致了许多批评，但它却始终坚持自身能够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福勒之后，布罗修斯(J.Peter Brosius)等人对民族生态学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民族生态学(ethnoeeology)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学科，它研究的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他们的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pp.187－188)。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认为，民族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现文化内观的知识，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科学式的文化生态系统元素的分类。他必须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学的种类去描述其环境”。由于该文着眼于如何运用民族生态学去探讨传统农业知识，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态学理论上的探讨，因此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识系统中分享的民间智慧和个体经验组合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质。当然，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点从名词转向动词。因为动词本身暗示着过程和其语言认知，它对人类适应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当代英国生态人类学家米尔顿(Kay Miltort)认为，“ethnoecology”一词中“ethno”这个前缀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从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识领域。这样，关于某一社会的被研究者对植物界的民族分类，便成为“民族植物学”，进而类推出“民族动物学”、“民族医学”以及“民族生物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科学“生态学”，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而这些知识只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态学有助于理解传统群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而地方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经验和智慧。
不难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学”的语境内，因此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类学界最新的理论发展没有什么联系。其实，面对人类学的后现代时代，民族生态学家们多多少少总会有所触动的。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雷(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一书中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一种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只不过强调认知在框定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罢了。她认为，作为对自然环境的解释、认知和使用的系统的考察，民族生态学不再忽视文化的代表的与直接的方面的历史与政治基础，也不再把塑造知识系统和最终实践的分布、获取和权力问题拒之门外。民族生态学应该最大化利用其比较优势，结合事无巨细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历史、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就会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甚至成为保护、可持续性和平等研究领域的倡行者。从纳扎雷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亦可约略看出，民族生态学也在与时俱进中，它不仅坚持其原有的方法论利器，而且还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识、权力、风险的新思想，从而为民
族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与上述人类学家不同，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界定却有着一定的差别。民族植物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体与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学科。无独有偶，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Toledo)也倾向于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它旨在探索人类群体如何通过信仰和知识的屏幕来看待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资源。无论怎么表述，人类学以外的学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态学”这一理论工具延为己用，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来充实自己的专题研究。
我们认为，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识。这种研究最初仅仅在生态人类学界流行，更像是一种观察人与环境关系的视野或方法。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亚学科促生后，民族生态学才向一门总括式学科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截然不同的是。“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大致在研究范畴上等同于生态人类学，“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由于中国民族学界也曾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族生态学一开始就是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它与生态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论方法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在当代中国的学科分类范畴中，“民族生态学”成为民族学下面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其培养模式与各分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相似。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博士点有两处：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培养路线，大致等同于生态人类学或生态民族学；另一个诞生于中央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走的是生态学的培养路线，实质上是“民族地区的生态学研究”。
二、理论预设
凡是熟悉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人们都知道，民族生态学与认知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其一分支学科。按照丹德拉德(Roy D'Andrade)的界定，认知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思想关系的研究。认知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们在社群中如何构想和思考那些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和事(p.1)。由于认知人类学非常关注分类、认知以及文化的内涵，这使民族生态学也深受其影响，从而使得学科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
1、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认知状况(思想、知识和语言)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体系，它不仅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文化。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借鉴了语言学家派克的观点，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了解和记录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区分开来。上述两种语言学思想是影响认知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分支领域，民族生态学显然也深受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和派克语言学观点的影响，甚至在学科内部形成了对应的理论预设。民族生态学家们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不像其他物种那样，他具有思维、知识和语言，因此这些文化元素必然会对其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行为施加影响。人们不会直接地对环境起反应，而只能对那些他们意识到的且语言中已标示的动植物做出反应。在面对环境刺激时，人们会在已有世界观的图式下调动其已有的知识体系，从而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对此，瓦伊达(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曾经在“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做出了著名的区分。所谓“操作的”环境，即所有环境因素的综合，不管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认知的”环境则指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们所意识到和理解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的区分更像是对来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种模仿。
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识和语言对外部环境世界的影响，民族生态学家经常从语义和分类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类体系。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植物、动物、昆虫、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术语资料，然后按照生物分类学的发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对术语进行等级上的安排。通过揭示土著生物分类背后的组织原则，民族生态学家们声称克服外来者强加于土著人既有结构的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够进一步去思考。事实上，结构化了的动植物分类不仅反映了其环境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影响到分类结构本身乃至人类行为。这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评者们称为“民族语义学”或者“民族分类学”，而不能够升华到“民族生态学”的范畴中去。
2、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差异，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解释会有所不同。
当今世界生活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他们采取狩猎一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以及工业化农业等不同的生计方式。由于生计方式的差别，他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观。不同民族的环境观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异，同时自然环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民族对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个文化或社会看待外部的环境会一定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体的人们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可能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质，从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备一定的相似性。
米尔顿的地球变暖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们说世界正在逐渐变暖，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向大气释放某些气体的活动是造成地球变暖的原因。虽然大家同处于一个地球，但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可能否认地球变暖在发生。或者，如果他们承认有变暖现象，他们可能归因于神灵的行动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认人类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认为地球变暖是某个更高主宰施加的惩罚，因为他们的社会未能尊奉古老的传统。之所以对地球变暖这一外部事件的解释会有如此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因为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不同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构的因素存在，但是这些差异巨大的解释肯定是跟其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这一理论预设与民族生态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会有所不同，当然所有的解释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会对毕生相处的环境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才会有最为准确的解释。这样的理论预设促进了民族生态学的传统生态知识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态学家波西(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认为本土生态知识(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态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生态知识研究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学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两个理论预设结合起来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讲的都是人类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个预设说的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会受到其认知状况的影响：如果某个群体的人们对某一类型的自然环境认知水平较高，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如，如鱼得水；反之亦然。第二个预设则讲的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他们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传统会影响到其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如长期生活在中国华北平原的人们，来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会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地方，对应的社会文化传统难以应付这样的情形，因此会对这种类型的自然环境持否定态度；而原来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人们则不同，他们拥有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应对的身体素质，因此对青藏高原的抵触性情绪就不会那么强，其解释也就自然有所差异。
三、学科特征
作为生态人类学发展中的独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态学在欧美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学的。由于民族生态学十分关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实践着传统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体，因此它具备一些不同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学科特征。具体来说，我们认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有以下学科特征：
1、本土人立场
本土人立场，亦被称为“主位”立场，是从被研究者本身出发看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出现与文化相对论关系密切。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文化相对论是必须秉持的观念之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时空场景中考虑自己研究的课题，然后再跳出来，结合客位的立场，对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作为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民族生态学必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论，坚持本土人的立场。从学科名称来看，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是一个复合词，它由ethno加ecology构成，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属性，即ethno的生态学。ethno在英语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与“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态学就是从本土人立场出发的生态学，其中的“本土人立场”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的根本标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纳本土人立场，而仅仅对土著人的植物、动物、医药进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态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生态学”。当然，如果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生态学”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长期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人类学中的观察、参与观察、结构性访谈、半结构访谈、无结构访谈、谱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人类学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为学科的方法论支柱。从20世纪50年代学科诞生之初，到如今蓬勃发展，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民族志方法。事实上，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民族生态学研究都是由人类学家来完成的。民族生态学的创始人康克林对菲律宾哈努努人颜色分类和刀耕火种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类学中的经典。为了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康克林从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宾的哈努努人中进行田野工作。后来，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为此6次到田野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实地调查。正如民族生态学家诺兰(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的附赠方法，民族生态学家通过使用参与观察和其他的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可以观察到相关生态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决策促生的行为模式。这一方法对决定和估测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因此，民族生态学一定要坚持田野调查、坚持参与观察，否则就难以实现其研究目标。
3、认知的视角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分析领域，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而且长于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族群与其周围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随着认知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这样正规的采集资料技术就推广到民族生态学中。比如，一位对收集人们怎样对他们的自然环境分类感兴趣的生态人类学者，他会设计出几个层次的问题，从包含事物较广泛的范畴到较小的范畴。刚开始时，他可以问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问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树木，有什么药用树，如此逐步缩小范围之最低层次为止。分析者通过向许多提供情况的人按照同样的顺序提出同样的问题，就能得到当地居民对他们自己所处环境的共同认识的总图。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使用这种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可能在当地人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类，或者根本没有分类，被调查者就会强行按照自己的逻辑设计出一种分类方法来。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家不得不恢复使用传统的参与观察法。由此可知，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力争从“他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去分析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存续提供跨学科的动力。因此，不少认知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参与到民族生态学研究中来，运用其语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学知识，从而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态学特征。
4、关注传统生态知识
民族生态学自诞生之初，就把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传统生态知识”外，生态人类学界内部还有本土生态知识、农村人的知识、本土技术知识、传统环境知识、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本土农业知识等类似的术语。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编辑的《传统生态知识：概念与案例》、贝尔克斯(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态学：传统生态知识与资源管理》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本土环境知识”，如埃伦(Roy Ellen)等3位学者编撰的《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一书就是如此。通过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态学家可以得知当地人怎样理解他们的环境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够纠正和补充某些肤浅的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事实上，传统生态知识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个人在各样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这是文化内部因素(如年龄、性别、地位、兴趣、教育以及经验)导致的结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会，女性很可能要拥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细的知识。相反，在男性参与的地方生计的狩猎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着野生动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态学家已经从这些发现中获益，可以从中确认哪些个体在具体资源上是最具备与地方生境的物种差异。这对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5、跨学科色彩浓厚
如马丁和托莱多所述，民族生态学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学科领域，它包含着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生物学、民族医药学等多个亚领域。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生态学持续地从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吸取营养。事实上，前辈民族生态学家已经在跨学科上给我们做出了示范：美国学者伯林(Brent Berlin)早就认识到自己学科专业的局限性，因此他长期与两位生物学家合作组成了跨学科团队，最终在民族生态学研究上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民族植物学家马丁也提倡这种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生物学家收集和辨认植物物种，语言学家研究地方命名，人类学家记录生态知识，医药学家分析植物的医药价值，动物学家观测动物种群，资源经济学家证实森林产品的价值。不过，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家为了获得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全面认识，一定会经常孤独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时常跨越众多学科的边界。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由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团队将会越来越多。
结语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预设和学科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像是一种观察视角或一种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态学内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更为专门化的领域后，民族生态学一跃成为一门统领性的学科，与所谓的西方科学的“生态学”遥相呼应。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生态体育；产生与发展；探究
生态体育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它不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运动方式，长期、系统、科学的锻炼方法，而且能提高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不同种族的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是，对于生态、体育、生态体育在概念上的界定以及生态体育具体的产生与发展阶段，人们的认知还很模糊。
一、生态体育的概念
生态体育是指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通过在自然——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的体育运动，来展示人类的健康体格，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然——社会这一生态环境的关怀，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和谐与发展。生态体育概念的产生对探究生态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二、生态体育的产生
生态体育的产生不仅经历了生态、生态学的发展历程，还受到学校体育多维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规范生态环境、体育生态手段）的影响。生态、生态学概念的相继提出和发展、学校体育的多维生态系统促进了生态体育的产生。
（一）体育运动的生态本性
生态环境是体育运动产生的摇篮。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人的自身价值——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还在于让人类的能量有所开发和释放，从根本上说，体育是人向自身、社会、自然索求生态平衡的过程。在体育运动中，无论是对抗、竞技体育，还是自然养生、保健式体育，其起源与发展实质上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参与自然养生、保健式体育的人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参与对抗、竞技体育的人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征服、改造关系。因此，参与体育运动的有机体无论是为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还是为了维护和遵循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完整，都会体现体育运动的生态性，生态体育应运而生。
（二）学校体育多维的生态系统
1.学校体育具有的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条件，对青少年身体的发展、知识的积累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同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对学生的心理、行为、情趣有着不同的影响，铸就学生不同的行为习惯、文化态度，还体现了学校的文化特色、办学特点。体育院校的建设与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学校体育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也势必促进生态体育的产生。
2.学校体育具有的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环境是人类所特有的生活环境。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学校体育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生态系统。同时，学校体育这个很小的社会环境孕育着生态体育，推动着生态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例如：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学校体育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社区体育也为学校服务，这就是生态体育产生的体现。
3.学校体育的规范生态环境系统
规范环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观念等。规范环境不但规范个人的生活和行为，而且使个人的精神有所寄托，从而把握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使学校体育在文化生态环境中产生与发展。学校体育在规范生态环境下产生与发展必将使学校体育更具生态化，体育活动也会在生态环境下发展，生态体育的产生也将是必然。
4.体育手段的生态系统
体育手段的生态化是指采用符合教育规律、人们身心发展规律的绿色教育手段以及以人为本的体育措施和方法。学校体育手段的生态化首先表现在使用了生态型体育器材和产品，从而减少尘土、噪音对人体的伤害。其次，体育教学的方法、手段、教辅用具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再次，良好的师生关系如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教师对学生的关爱等，都是一种生态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失衡，就会使体育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因此，体育手段具有生态性，生态体育在体育手段的推动下也将会产生和发展。
三、生态体育的发展过程
（一）生物有机体发展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
赫克尔生态学概念（生态学是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外部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的提出，与生物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生物学发展范围扩大的体现。生态学的概念提出之后，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生态的内涵也逐渐扩大。之前，生态的内涵仅限于生物有机体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之后它演变为生物种群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后来又发展到生物群落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最后催生了生态系统概念的出现。随着生态学范围的扩展，体育锻炼涉及环境问题，生态体育也被人们提及。
（二）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发展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
生态内涵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失衡。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逐渐从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转移到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来。随着全球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激增、自然生态恶化等现象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用生态体育可持续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思考和解决体育锻炼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生态体育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三）人类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
1.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阶段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劳动使人类得以进化，而且也使人与动物、植物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系。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开始对人类宣战，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成为现代生态学的核心内容，并由此引发各种相关学科的生态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问题是现代科技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的环境失衡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界中动物、植物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它直接危及人的生存。至此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动植物和环境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研究发展到了以人、自然界和社会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研究。这使生态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态体育也随之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2.人类与人文环境的关系阶段
无论是生态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对生态学的借鉴，以及生态学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学术界系统、整体、有机、开放、动态、发展、跨学科的生态研究，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论，对“人——自然——社会”的整体研究，将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至此，生态研究进入了自然、人文环境的综合研究。当然，这些领域的研究是一种拓展的生态观念，同时又是拓宽深化的人文观念，并在各自的相关领域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体育作为与自然、人文环境密不可分的学科，同样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生态体育在此阶段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研究生态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能为体育更有效的发展提供保障，也为生态体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生态体育体系后，体育与生态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将有利于避免不和谐因素的产生。首先，生态效益将是最立竿见影的。有了生态体育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保障，体育公共基础设施的设计与建设将更符合生态要求，材料选用将向绿色产品看齐。此外，在能源、生物营养、垃圾处理等方面广泛开发利用高科技使其更加符合环保的要求。总之，生态体育体系的建立将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态效益。因此，对生态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宋言奇.浅析“生态”内涵及主体的演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5）.
[2]许传宝.体育生态学——绿色体育的理论基础[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