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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价值范文1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宁国的文化传统；开放的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26-02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文化软实力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力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必须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相结合。近年来，宁国市通过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宁国的文化传统、宁国的现实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宁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路径。
作为一个山区县市，宁国市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位居安徽县市前列，连续三年被授予安徽省科学发展先进县，连续五年荣获“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称号，连续三年跻身中国十佳“两型”中小城市行列，之所以能够在安徽率先崛起，从根本上讲就是依靠开放的文化软实力，这也是宁国市今后发展最大的无形资产。宁国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也需要从文化中寻找动力、提振信心、集聚智慧、凝聚力量。构建宁国开放的文化生态，必须提升建立在县域文化、公共服务和人力素质提升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的吸引力。
一、宁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探索
1.提炼城市精神，构筑城市共同价值。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精髓，是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提炼，是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升华。它是一座城市从外到内显示出的地域性的群体精神，包含着城市内生活成员的共有价值观；它是城市被认同的价值与共同追求的境界；是城市创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是城市的精、气、神。
宁国是著名的“中国元竹之乡”和“中国竹子之乡”。莽莽山冈、津河两岸、村前屋后，处处都有翠竹的身影，无论土地是否肥沃，无论雨露是否滋润，宁国悠悠翠竹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傲然挺立。这种生生不息的“翠竹精神”，正是宁国人创新、创业、创优的真实写照，也是推动宁国率先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凝聚全市发展合力的一面旗帜。近年来，宁国市大力弘扬翠竹文化，积极倡导勇破勇立的拼搏创新精神、自信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竞风竞节的争先创优精神，努力塑造新时代宁国城市精神。
勇破勇立的拼搏创新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灵魂。在宁国，没有一条整车生产线，却拥有全国汽车橡胶密封件30%的份额；没有一条家用电器终端生产线，却拥有全国电子元器件20%的份额；没有任何建材资源优势，却诞生了亚洲最大的耐磨材料生产基地，拥有全国耐磨铸件21%的份额，荣膺“中国耐磨铸件之都”荣誉称号；宁国的工业企业很少生产终端产品，但却在末端做得小而精，80%的企业担负了发达地区产业龙头的配套角色，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自信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基石。从闻名全国的以夏鼎湖、陈宗明为代表的“四大名旦”，到以金国清、唐新国、周夏耘等企业界“十大金刚”，宁国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宝塔式的企业家群体，成功研发百余种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60多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市奖，涌现出“海螺”牌水泥、“凤形”牌磨球、“鼎湖”牌密封圈、“司尔特”牌复合肥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竞风竞节的争先创优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价值取向。从安徽省唯一的县级金融安全区，到全省“名牌产品”高居榜首的县级市，从第一个推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制度，到率先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均衡化，成为安徽61个县市中第一例；从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到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宁国市先后进入了全国、全省先进行列。
时下，“翠竹”精神正成为宁国全市上下创新、创业、创优的一种力量，一种激励，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经过几年的努力，已不断深入人心，并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动力。
2.打造城市品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可以彰显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核心价值，对内增强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对外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美誉度。宁国城市有三张名片：
第一张，宁国是“自然山水，宜居、度假的创业之地”，致力建设生态环保型的人居城市。宁国是水阳江、青弋江、富春江的源头，境内西津、东津、中津三条河流穿城而过，拥有峰岭地貌的天下奇观青龙湖，有北亚热带东北部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板桥自然保护区，有地球上濒临灭绝的防癌治癌珍稀树种、素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的天然红豆杉群落。宁国的森林覆盖率近75%，是“中国山核桃之乡”、“中国元竹之乡”，素有“长三角绿色氧吧”之称。宁国的国土面积2 4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万、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与卢森堡相当相似，繁华雅致的都市风情、江南诗韵的田园风光、宛如仙境的世外桃源相兼相容，构成了一幅“东方卢森堡，梦中桃花源”的优美画卷。
第二张，宁国是“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繁荣之地”，致力建设开放创新型的文化城市。宁国文化底蕴浓厚，东汉建安十三年置县，1997年撤县设市，儒释道文化源远流长，江南商埠文化、徽商文化和苏商浙商文化一脉相承，风土人情与“红学文化”息息相关。宁国民风开放包容，这里是清末的移民城市，在20世纪初就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传播，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曾有3万上海人在此生产生活，形成了“打造创新型城市、构建企业家社会、培育文明化市民”的城市价值理念，其移民文化素有“安徽深圳、中国上海、世界美国”之称。
第三张，宁国是“特色产业，研发、经营的总部之地”，致力建设先进高端型的产业城市。已形成汽车橡胶密封件、耐磨铸件、灯具电容器三大产业集群，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21%和80%，跻身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十强县”、“安徽县域银行业金融服务创新试点市”行列，被授予“中国耐磨铸件之都”。
3.弘扬传统文化，增加城市文化厚度。宁国是个移民城市，“土著少，客藉多，五方杂居，风俗不一”。历史的变迁，移民迁徙垦荒生息，儒释道文化、江南文化、徽文化、移民文化、西方文化、上海文化、浙商文化等交融积淀共同形成了宁国的文脉，形成了“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有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良好传统，宁国作为一个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区县市，之所以能够在全省率先崛起，靠得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软实力，靠得就是创新创业和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宁国人愈来愈体会到宁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动力，尤其需要立足已有的文化积淀，大力传承和弘扬文化精神。从2002年开始，宁国启动了每年一届的节庆文化活动，每年一个主题，将宁国文化的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宁国文化的内涵和符合现展的精神，构建创新文化、和谐文化、生态文化，打造符合时展的核心价值观念。
二、宁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经验启示
1.与城市文化相结合，构建城市核心价值理念。宁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文化，尤其是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和城市精神，体现和反映着该城市的核心价值理论。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应该与城市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城市文化之中，形成市民的共同认识，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从而使主流价值观通过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2.与城市形象相结合，提升城市的文化感召力。宁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支柱，集中表现为城市的整体价值观及市民的价值取向，是维系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优美的城市形象，不仅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创立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品位，繁荣城市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增强城市软实力，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富有导向性的城市形象，对广大市民具有激励性，对城市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对内应具有凝聚力，对外应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它对城市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应具有引导作用。
历史和文化价值范文2
论文摘要：三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建筑风格独特、规划肌理明晰的皖中水乡古镇，历朝历代皆为军事重镇、交通枢钮镇、文化名镇、商贸集镇。对其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客观评定，充分挖掘资源，进而对其量身定制合理的保护发展方案，意义重大。
三河古镇，地处皖中名城合肥、六安、巢湖三市交界处，镇区面积4.71KM2，辖区面积65 .5KM2。境内丰乐河和杭埠河两大水系环绕镇区交汇后，东流巧公里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据《左传》记载，古镇史称“鹊诸”，有可考历史2500多年。现名“三河”因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三水流贯其间而得。丰富的水网资源，独特的地理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三河“小桥、流水、人家”的市井风貌。镇区内渠塘纵横交错，商贸沿河成街，建筑临水而建，廊桥跃水相连，是典型的“皖中水乡古镇”。悠久的历史，长期的文化积淀，给三河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尤以古城墙、古河、古桥、古街、古茶楼、古名居、古庙台、古战场等“八古”景观而著称于世。是皖中地区反映晚清时期历史风貌、兼收古徽派建筑特色、囊括古建筑类型较完整的水乡古镇，其综合历史文化价值，当可和驰名中外的苏州古镇周庄相媲美。
一、三河古镇的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
1、历史价值。岁月茬蕙，朝代更迭。“三河”虽几易其名，但古镇在各朝代都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显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军事重镇。公元前537年，吴楚之争在此演绎了“鹊岸之战”。1858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此大败湘军，创下了载人史册的“三河大捷”。至今遗存的古战场、古城墙、英王府似乎仍在诉说着那些硝烟散后的功过成败。“鸡鸣三县”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皖中商贸集镇的理想之地。透过现保存完好的古商业街、铺宅，仍可遥想昔日的繁华。水陆兼备的交通要道，使其历朝历代皆为江淮区域交通枢纽重镇，现存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家族的粮仓、四川总督刘炳璋的三河房产可说明一二。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孕育出众多的名人志士，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镇。窄窄的“一人巷“、幽静的故居，依稀可见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少年时学习、生活的情景。
三河古镇现存古建筑群以清末明初时期为主。完好的古街道有西街、南街、东街，街区肌理完整，建筑风貌依旧，保存20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辙印深深。目前，已经批准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三河大捷遗址—包括的城墙、英王府(即军大本营)，全省最长的古街巷—包括刘同兴隆庄(清代)，青阳分公司告示牌(清代)，一人巷住宅群(含杨振宁故居，清代)，郑善甫故居—鹤庐(民国时期)，三县桥(清代)等。
2、规划肌理。三河古镇的规划以“水”为灵魂，水陆交织的街区充分利用了河、港、塘、溪、路的自然条件，巧妙地将城镇、建筑、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街区的基本格局是沿河成街，因水得镇，临水建房;以码头为端点、河道为边沿，随着岁月的流逝，辐射状衍生成数条古商业街。
三河的规划以“街巷”为骨架，支连众多窄巷，窜起成片民宅，纵横交错，分布均匀。街巷宅院相对规整，有中心轴、方向感、边缘界定。只是有些宅门因风水关系稍有凹凸转折。造型各异的石桥与街道的交汇节点，往往是茶楼、戏台、铺地等公共场所，空间转接自然，迭起。古商业街道空间尺度适宜，渔俪延伸，店铺、民宅、酒肆随形就势分呈两侧，各商号标新立异的招牌点缀得古街热闹繁华、多姿多彩。又因是水灾多发区，三河作为古时军事重镇，防御性也是其规划特征之一。深而宽的河道，既有供给货物的功能，又有防御的功能。在窄形市镇的两端修筑防御工事—城墙、炮台，使整个市镇宜攻宜守。
从三河镇现存古迹来看，有着朴素的规划意识，商贸、防御、文化特征突出。而建筑、河道、桥梁及市井百态则构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小镇景象。
3、建筑风貌。历史上的三河地处江淮之间，水运发达，商贾云集，南北文化在此冲撞、交融，形成“皖中”文化，故其建筑风格南北兼容，别有特色。大王庙、城陛庙、万年台、英王府等公共建筑宏伟、庄重、色彩鲜艳，更具北方建筑风格和官式建筑特征。而民宅、商铺小巧、简朴、色彩素雅，更似皖南的建筑风格。
古街两侧的铺宅始建于清初，成型于清末民初。商住特征明显，多为一、二层砖木结构。平面呈块状，二或三进庭院。从街至河道依次为铺面、作坊、宅、储藏(如有二层，则一楼宅为厨房、餐厅，二楼为住宿)，底层空间通透，如刘同兴隆庄。铺面、作坊因所售商品及生产工艺不同，柜台或当街设置或在室内两侧设置，沿街一色红色板门。因商贸繁荣，建筑也较早地吸收了泊来文化;二层以走马专心廊为平面交通;沿街立面各家铺宅间以简化了的马头墙分隔:门楼、窗眉、扶手等细部造型朴素，突出实用性;墙面以清水砖为主，灰墙灰瓦，红色门板、彩色招牌点缀其问。有韵律，有变化，形成一幅清末皖中古镇的繁华街景。
4、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河历来以其古老、秀丽、繁华而闻名遐迩。人文环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三河的饮食融南北之长有独特风味，品种丰富，创造出享誉四方的三河土菜品牌。目前开发有土菜系列、茶干、米饺、米酒等;三河民间文化繁荣，主要有闹花船、车上轿、河蚌舞、花旦、兰花等传统节目，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起源并流传皖中地区的庐剧，是全国知名的地方戏剧种，创始于200年前，唱腔兼收民间小调、越剧等曲调，丰富、圆润，深得民众喜爱;三河镇的传统手工业发达，其匠人制作的羽毛扇、木杆秤等手工艺品制作考究，产品远销海内外。
三河镇现存古建筑核心区面积达8.7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为25460M2。区内街巷格局完整，传统功能健全，韵味和肌理依然清晰。以现存较完整的西街、南街、东街为骨架，前店中坊后居的古建筑为街景，以原有建筑功能和特色传统商品为依托，再现了古时三河的繁华与生活原貌。
二、三河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几点建议
1、成立保护机构。成立以镇长为总负责人、文物、古建专家组成的保护领导小组，以城建、规划、文物、文化、工商、财政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执行机构，以群众推选代表组成文保协会实行监督核心保护区的管理、城建、古建保护与修复、资金投人的情况，定期核实文保规划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协商解决，并定期向镇民公布，形成良好的保护与发展机制。
2、摸清古镇资源，建立基础档案。应在全镇范围内，深人调查，登记建档，内容包括:名称、位置、面积、年代、材料、历次修复情况、产权归属、价值特色、保护责任者等，实行挂牌保护，同时对建筑遗址的保护修复建设情况在公示栏中公示。
3、修编总体规划与保护规划。应高度重视对辖区内古建筑、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聘请规划专家修编《总体规划》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站在保护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从保护独具特色的皖中水乡风貌占镇景观出发，充分挖掘古镇文化内涵，对三河镇历史街区的保护原则、目标、内容进行详细规划。
历史和文化价值范文3
关键词：文化产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172-07
文化产品内涵深刻、外延丰富，包含有诸多的产品类型。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动漫、快餐等都是文化产品中最基本的文化形态，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文化产品以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形式直接进入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领域，通过影视、新闻、文学作品等可感可悟可体验的审美把握，以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选择和审美观念，从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着力点和支点。
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承载着对大众的教化职能以及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它埋藏着当代人的焦虑，充满着当代人的梦想，表达着当代人的人文关怀，是当下思想的时尚表达，是社会主流意识的鲜明体现。这里“撇开关于意识形态的经院式分析，直接从当今社会的实际出发，可以发现，社会的发展已经进步到了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与文化产业这一载体的规模手段才能实现的时代”。而文化产业最核心的部分则是文化产品。换句话或许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发展已经进步到了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与文化产品这一载体才能实现的时代”。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就在于文化产品承载着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属性和功能。
一、文化产品具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属性
“文化产品，具体来说，就是文化生产的成果，是用一定的物质载体承载着特定的精神内容的产品形式。它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又具有物质产品的特点。”作为物质产品，文化产品要考虑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要注重产品的物质材料的选择，重视商业化、流行性因素，追求经济效果；作为精神产品，文化产品要有创新性内容，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具有能够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并通过信息、宣传、教育、文娱等功能，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因而。文化产品具有物质产品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和精神产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双重属性，而这些属性又可以归结为文化产品的内部属性。因为除此之外，文化产品作为精神的产物、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还兼具外部属性。即文化产品的属性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属性，其中内部属性包含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外部属性包含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属性(如下图1)。
(一)内部属性
1.商品性。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商品性，就是具有一般商品所具有的属性。“文化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专门的交换品生产出来的”，即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产品，它具有一般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能。
首先，文化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物化成果，文化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既可以直接运用于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也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其次，文化产品具有价值。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一般商品的生产是一样的。都在生产的过程中凝结了人类劳动，耗费了人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制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文化产品价值的含量。再次，文化产品具有交换价值。文化产品生产出来后，如果不进入交换领域。文化产品的价值也不能得到体现，只有进入市场、进入流通领域，文化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得以实现。第四，文化产品除具有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外，文化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还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要受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的限制和影响。文化产品只要一进入市场就要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和影响。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主要偏向于文化产品的实体或形式部分。不仅如此，文化产品作为一种产品，和一般产品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文化产品的“文化”方面，即文化产品以自己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构成满足人们的需求，具有精神属性或日意识形态属性。
2，意识形态性。文化产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社会经济基础、体现社会主体意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所以，“文化商品和服务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他们不像咖啡壶、汽车或银行卡那样只是具有一种实用功能，在本质上还是价值观的携带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很早就认识到文化产品在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影响，他说：“流行文化中当然不无琐屑与凑热闹的成份，但一个占据着流行文化传播通道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国的选择则是千真万确的。”
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可以从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和传播等过程中体现出来。
历史和文化价值范文4
品牌最初仅仅是印在产品上用以标示产地、生产者和质量信息的印记，但是发展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品牌，已经成为了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可以进行评估，甚至拥有现实并购交易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品牌发展的这一趋势使得关于品牌价值的研究成为了品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理论研究中，与品牌价值(brand value)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品牌资产(brand equity)，二者曾经作为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被使用，但随着品牌资产理论的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逐步得到了厘清，即品牌资产可以视为因品牌而产生的一种“增值”，是一种无形资产，品牌价值则是从财务会计角度对这一“增值”的一种衡量，是以货币为尺度的“市场价格”。
品牌资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为美国的广告界所用，其后进入了理论研究领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解释逐步形成了消费者、市场和财务三个视角，虽然定义方式不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品牌资产是因品牌而产生的一种“增量”的思想。
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品牌资产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三种研究视角逻辑关系的思考，进而形成了品牌价值链理论。品牌价值链理论将品牌资产价值的实现分为三个递进阶段，即消费者心智、市场地位和股东价值，这三个阶段对应于消费者、市场力量和财务角度的品牌资产概念，形成了三个递进的层次(见图1)。
根据品牌价值链，研究者将品牌资产更狭义地界定为消费者对品牌附加值的认知，而将市场地位和财务视角的品牌资产定义转为了品牌价值。
我们认为现有品牌理论对于品牌价值的认识，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其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视为品牌市场地位和经济回报的基础，体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但如果向品牌价值的上游追溯，便会发现现有理论的研究有明显不足，仅仅将企业营销活动和由此形成的消费者认知，视为品牌价值形成的基础，显然是对品牌价值的一种狭义理解，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品牌除直接满足消费需求之外，还具有更高层面的社会意义。
品牌社会意义的两种表现方式
品牌作为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品牌的社会属性，使其不仅作为企业的营销工具在消费者层面发挥作用，还有着更高层次的社会意义，因此，对品牌价值的思考就不能不考虑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品牌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品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已经远远超越其保证的品质、服务、象征的身价以及财富范畴，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无形力量。品牌作为企业、区域甚至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也是市场运转的焦点和整合各种经济要素、带动经济整体运营的核心经济现象。在现代市场环境下，由于品牌整合了各种企业资源，品牌价值就成为了企业价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据BrandFinance公司对世界顶级品牌的评价表明，世界排名前十的品牌中，除GE之外，其余品牌的品牌价值都占到企业价值的10％以上，前五名的平均“品牌价值／企业价值比”甚至达到了26％。
部分品牌集聚的地区还形成了著名品牌或品牌群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美国的硅谷、华尔街，在高科技和金融行业的领导性地位及影响，就是这类现象的典型代表。我国的青岛、宁波等地区，也在家电、服装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集群。
品牌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为品牌以自己的善行，如保护环境、支持公益、传播新的生活主张等，来影响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实践证明，著名品牌对当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品牌运营过程中往往创造出新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品牌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和一种象征。如IBM有一句形象的广告语，“无论一小步还是一大步，总是带动世界的脚步”，这体现了IBM对科技和文化的带动作用。正是这些众多IT品牌在世界上的推广使用，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式，同时也引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进入到一个全新境界。
品牌对社会文化的传承意义
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综合体的品牌，形成了对自身所代表产品的超越，相对于产品而言，品牌有着更长的生命周期，甚至有可能“永存”，因此，品牌展示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状态，这集中体现为品牌对社会文化的传承。但是，品牌的这种社会意义并不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常常在理论和实践中被忽视，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特有的品牌群体――老字号的分析，探究品牌这一特殊的社会意义。
老字号是中国商业特有的称谓，通常指有多年成功的经营经历，在一定区域内有良好声誉的商号及其商品和服务的称谓。中国老字号历史悠久，平均年龄超过140岁，比现代国际品牌平均约100年的成长历史还要长，其中，部分中国老字号的历史比美国历史长，如鹤年堂(始建于1405年)、便宜坊(始建于1416年)、永安堂(始建于1425年)、六必居(始建于1446年)，都是500年以上的老字号，同创于1669年的王致和与同仁堂也都有341年的历史。可以说老字号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商业的文明史。很多老字号所拥有的丰富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果，而且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记忆的载体。
与文物、遗址、古迹这类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品牌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存在的品牌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这就使得品牌不仅是某种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而且能够传承文化的内涵，是典型的“活化石”。例如国药旗帜同仁堂，历经341年锤炼铸造出的这块金字招牌，不仅有配方独特、药到病除的王牌药品所体现出的市场价值，而且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烙印和博大精深的传统医药理论，更重要的是传承着中国人诚与信、仁与义的优秀品德，这种社会意义是纯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比拟的。
在现有国家级和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老字号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其中，国家级28项，市级45项。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手工艺、中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的技艺，在历史上是通过家族或师徒关系传承的，但是随着社会变迁，这种传承关系很容易断裂。因此，需要采用群体传承的方式保持技艺的长期延续和完整性，对于某些遗失的技艺，甚至可以通过文献传承的方式使其具有复活的可能。在老字号品牌的运营和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理念与精神，逐步渗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之中，这种文化传承使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和进一步的发展。可见，作为一个特殊的品牌群体，我国的老字号虽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在整体上经营困难，但是其独有的历史沉淀却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拥有了普通现代品牌所不具有的社会意义。
品牌价值理论模型
品牌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具
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所具有的价值在现有品牌价值理论研究中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本文将构建包含品牌社会意义的品牌价值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的构建
无论对品牌的作用和意义如何进行表述，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品牌价值的源泉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人类劳动。品牌在消费者层面的作用体现了品牌生产者的特殊劳动投入，而在社会层面上的作用则体现了作为整体的人类实践活动。
现有理论中关注的品牌价值，是品牌为消费者带来超越普通商品物理和情感方面满足，以及得到市场认可之后形成的附加值。由于这一途径形成的品牌价值可以直接用市场和经济指标进行衡量，我们将其界定为品牌的“市场价值”。
相对于消费者层面“外显”的品牌价值，品牌在社会层面的价值是潜在的。品牌的社会意义是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的，这种意义并不因某一个体消费者是否认同而有所增减。因此，需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品牌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价，即品牌的社会价值可以通过社会认可得以实现。由于品牌的社会意义包括两个方面(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和对社会文化的传承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分别界定为品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图2所示)
品牌价值的测量
品牌的市场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分别通过市场认可和社会认可得以实现，这就为品牌价值的测量提出了挑战。通常，品牌的市场价值可以采用消费者认知、市场和财务等指标进行测量，但品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形成依靠的是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受到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并需要社会整体的认同，所以，它们与市场价值的测量指标显然是不同的。如何整合两类不同的价值，成为了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工作。
从市场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三者的关系看，它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但却是相互促进的。拥有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品牌，具有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被消费者感知后，就能够提升品牌的市场价值。可以说，品牌的社会意义对于消费者而言，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可以在心理、精神和情感等方面为他们带来更好的体验，消费者拥有为其付出“溢价”的意愿很强烈。以现在的低碳环保理念为例，由于技术尚不成熟，很多低碳产品在性能、便利性上并不理想，但是消费者仍然愿意购买这类产品，甚至付出更高的价格，这就体现了作为社会的一员，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会意义中得到的满足来弥补产品物理方面的不足。
同时，为消费者广为接受的品牌，在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品牌。具体来说，拥有广泛市场认可度的品牌体现了消费文化、社会形态的变迁，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记忆”，这种意义经过凝聚与升华，能够形成更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此外，具有广泛市场基础的品牌，其行为和理念更容易为消费者接受和认可，因此，理念中具有的普世价值观念也会对社会发展形成推进作用，形成品牌的社会价值。(如图3所示)
可见，品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不是因消费者“不认同”而无法体现为更直接的市场指标，而是因消费者“未认知”。这种“未认知”状态或由于品牌的传播推广活动没有向消费者传递这方面信息，或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品牌的社会意义尚未被消费者充分认知而处在一种“潜在价值”的阶段，但最终品牌的这种价值将愈发凸显并转化为市场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将市场价值视为品牌价值的最终归宿，这就为品牌价值的统一测量提供了基础。
品牌三种价值的转化有三种可能：一是品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直接转化为市场价值，即叠加效应；二是品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行为，作为品牌市场价值的“乘数”发挥作用，即乘数效应；三是叠加和乘数状态同时发挥作用，由于品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不可能仅仅发挥叠加乘数效应，因此这种状态将是三种价值转化的最现实状态。(如图4所示)
根据这一转化方式，我们可以构造如下品牌价值理论模型：
其中，v为品牌价值，va是叠加效应发生后，品牌市场价值发生的变化，f()为市场认可函数，g()为社会认可函数，dt为品牌与消费者直接相关意义，st为品牌的社会价值，ct为品牌的文化价值，k为因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而对品牌市场影响力的作用。
这一公式意味着由于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叠加效应，使品牌市场价值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品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继续发挥乘数效应，影响市场对品牌的认可程度，最终形成品牌价值。
历史和文化价值范文5
中西“会通”问题依然在延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面临新的学术转型。恰当而有效地认识、理解与阐释“半殖民性”命题，不仅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状态与情形进行再考察、再理解，还需要看研究主体应具备怎样的胸襟、气度与立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压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与无奈中学习、模仿西方文学。西方强势文明凭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萝卜”，不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扩张，而且在宗教、语言、伦理、文学、艺术等各层面进行文化价值的推广与普及，用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和平演变”。华勒斯坦认为：“普遍主义是作为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而贡献于世的。我惧怕带礼物的希腊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这个礼物本身隐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给了接受者两个选择：接受礼物，从而承认他们在已达到的智慧等级中地位低下；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转实际权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③这种等级秩序和权力不平等，是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所遭遇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这一历史遭遇，往往给弱势民族国家带来颇难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说随着弱势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作为民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的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能在较短时段内得到较大程度修复；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则因为文化变迁的相对缓慢而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能为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带来集体激励效应，使之知耻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为其带来的实际效应，则相对复杂和隐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馈的文化两难选择，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许多文化‘复兴’运动中。在世界许多区域广泛使用的复兴一词，就体现出矛盾心理。在谈论新生时，人们肯定了一个先前文煌的时代，但同时也承认了那时文化的等而下之。”①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关乎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调适与化解，则更关乎这些国家的自我选择。这是理解和阐释“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义和地方主义、现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现代中国呈现犬牙交错状态和复杂情形的一个研究前提。
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命题，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分类和难以截然分离的认知模式。这一命题的两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我们从现象中提取普遍主义、现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净”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标尺。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区域现象。普遍主义不是生而就有，而是从地方主义扩张而来；现代性也不是匀质的和固态的，而是杂质的和流动的。英、美、法、德等现代民族国家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均有重要差异，只是我们很少有兴趣辨别而已。从更长远时段看，这种普遍主义和现代性，只是人类文明的盛衰在特定历史时空的一种具体展现。被迫、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抵制、拒绝这份“礼物”，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如果加以充分吸收与借鉴，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显的机遇，假以时日还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成为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标杆。
需要警觉的是，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极易导致固步自封倾向，即强化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励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历史阶段，更容易沦为专制者及其附庸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论调，莫过于特殊国情论。如果动机出于文化情怀和学理探究，其民族感情应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夺与权力维护，其虚伪性与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的介入，所属国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本土价值意识，应予理解与尊重，但不应成为抵制与抗拒的借口。学习与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与耻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产品，却又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果实，是不是显得滑稽？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只不过我们已经习焉不察。“拿来主义”不是实用主义手段，而是凝练概括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时所应有的胸襟、气度和立场。日本堪称“拿来主义”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与借鉴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时，不但没有丧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义色彩，反而从文明等级的低端快速抵达了高端。当然其民族根性中“恶”的一面，也实现了现代转换，这尤其值得引以为戒。弱势文明在扭转劣势、实现复兴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结构中“恶”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恶”以现代形式借尸还魂。在文化交流和学理探究层面探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鲜明的对比效应，凸显文化更新与复兴中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导致的价值偏离与情感抵触，避免文化情怀与学理探究沦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耻辱感、历史悲情意识，更不是强调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学理和文化情怀层面，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与交融中如何实现“会通”。必须看到，“半殖民性”带来了民族耻辱感和历史悲情叙事，更给中国社会和文学带来了一个重大历史发展契机。在今天的历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调适文化矛盾心理，更多关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会通”，是现代学术体系能否拓展、创新的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
二、在“会通”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可能
逻辑分类和认知模式中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一般指向欧美强势文明范畴内的各种观念体系及其指涉物。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谱系看，欧美文学及其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至今仍在变动不居的革命性变迁；这场变迁的模仿与学习色彩，迄今依然强烈；所谓“半殖民性”，即是对这场革命性变迁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的描述与概括。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1）发源于欧美民族性和地方主义的文学及其观念，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了创造性经验与价值，而具有了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作为欧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呈现，它熔铸的是欧美世界的区域性文学经验与价值，并未充分容纳和吸收其他地方与民族的文学经验与价值；凭借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扩张，这种创造性价值与经验被赋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与意义。（2）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文物典籍、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精神遗产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步入现代进程，都体现和蕴含着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时空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具有了“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展开打开了历史之门。或许再过多少年，这些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知识传授、塑造审美能力、宣传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学术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这些都无法绕开一个基点，即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经验与价值的挖掘、梳理、归纳、总结和阐发。因此，挖掘上述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有助于我们在对比视野中甄别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与创造个性；但更应在比较视野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全面、细致地建构中外古今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延展中，探究中国文学已有和将有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最近二十年，创新的焦虑与疲惫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普遍匮乏的一种具体体现。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学术外部环境、学术内部事务和学术个体伦理意愿汇聚而成的合力机制能否发挥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后再去创新。如何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发扬学术个体的伦理意愿，重塑学术内部事务的动力源和创新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因此，在“会通”视野中发掘“半殖民性”的内涵及其表现，重新考察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创新点。
“反思西方、回归传统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时代话题”①。这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躬身自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创新意愿，主要表现为：（1）反省西方文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改造与影响；（2）呼唤回归中国文学研究的本来状态，倡导建构民族诗学。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论弊端方面，有的观点较为尖锐，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文体界限和文学创作方法，使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面临消失的窘境。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渐渐变成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学体系和价值范畴渐渐被抛弃”②。在呼唤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建构民族诗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从全局性研究视野，观照和归纳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将文学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个方面”④。这种反思与重建趋势，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学术针对性。我们可以从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启示：（1）从“半殖民性”视野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诉求，主要指向研究主体而非研究本体。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古代文学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学遭遇天朝体系的强势影响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况殖民、半殖民这类术语特指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一种现象。（2）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趋向的旨归，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半殖民性”的社会形态与情境中生长起来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体的相对“纯净”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体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学融汇后的“杂质”产物；紧随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据西方的知识、理论和观念展开的；显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对研究主体与研究本体的双重梳理和甄别任务。（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西方”的趋向落脚于民族诗学建构，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田园已经荒芜不可归，今人已经不可能用古典时代的思维和话语去再现古代文学的本真面目，民族诗学建构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的价值资源和话语系统。这些难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是个拷问：反思现代性、建构内源性研究模式，来源和支点何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依据的已经是古今中外话语系统融汇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话语系统，现代文学实践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围系统运用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话语和思维了。反思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建构内源型的原创性研究模式，来源只能是古今中外“会通”后产生的那种新的历史状态与情形，支点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学知识、理论与方法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剥削和同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人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曲解”的历史展现形式。各区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及文学，是人类文明创造物的一个分支，因为地域、民族、宗教、习俗等原因而呈现出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差异性和特殊性背后总是体现了人类文明创造物所具有的深层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学及其观念，借助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和通用性，但作为人类文明在现代时段孕育的一种创造性经验和价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艺复兴，持续数百年才开花结果。中国的文艺复兴才刚刚展开一百多年，中经诸多历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要孕育出完整而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需要更多的历史积累。虽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长历程，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抵达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较高境界，有关研究更是没有达到丢弃西方话语系统、建构原创学术体系的境界。完整与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必然是在一个“会通”机制与平台中才能得以完型。
历史和文化价值范文6
[关键词]异俗 思维核心 价值取向
经过作者几年的研讨和写作,《铜仁•五溪生界古文化》终于面世了,现将感触写下。
一、“异俗”是此书的思维核心
一本书自有它的思维核心,思维核心就是作书的出发点,又是作书的逻辑起点。作者的心路历程,是从思维核心出发,在思维走向中经过艰苦的思维活动,通过语言进行表述,直至走完一本书的写作过程。本书的思维核心是什么?读者应该首先把它找出来,找到思维核心,我们才能把握作者的思维走向和思维活动,最终我们才能认同该书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为它的价值而折服,从而与作者共享成功。
圣贤文化的概念,“异俗”是“非我族类”的文化习俗。这种“异俗”的文化习俗,由于“自古圣王不臣异俗”,所以,异俗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存在史书上是不记载的,上不了史书的。本书作者把“异俗”作为思维核心,正是想把史书不记载的民族、社会和文化表述出来,通过表述呈现其价值所在。
这个“异俗”是有所指的“异俗”,而且又是特定疆域所指的“异俗”,这个“异俗”就是“五溪蛮”疆域的存在。贵州作为专省而正式出现正是在“五溪蛮”这个“异俗”疆域中发生的,这块异俗疆域就是贵州作为专省的诞生地。这种用“异俗”作为思维核心的理性思维,也唯有用这种“异俗”的理性思维,才能充分展示贵州作为专省诞生时的历史瞬间的历史定格。贵州作为专省的历史瞬间的历史定格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定格在其他地域?这是因为“五溪蛮”疆域自有它特定的社会存在和历史背景。
通过此书的表述,我们知道“五溪蛮”的主体民族是苗族,苗族是中华的初始民族,是中华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蚩尤败北后,苗族在五溪这个恶劣的山水自然环境里生生不息,顽强地存在着。我们知道,五溪蛮的社会形态是不立国、不组兵、不雄起的以家族村社的结构而形成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几千年来就在传统社会眼皮底下存在着,我们读这本书不仅仅是读文化,我们读的也是异俗的历史、异俗的社会、异俗的民族。大一统的中华就是众多的异俗与汉组合而成的大中华,无异俗不成大中华。
通过此书的表述,我们知道了“五溪蛮”的文化系列。其中巫文化和傩文化是史前农耕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是炎黄圣贤文化以前的异俗文化,说这样的文化是封建迷信,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其中铜仁的傩剧与文琴剧是与其他剧种在明清同时出现的戏剧品种,唯铜仁有。
对于五溪生界的古文化大系,如果我们找不到此书作者的思维核心,离了“异俗”这个核心概念,我们就很难对这个文化大系做出明确的历史定位,我们就会产生文化失语。用“地域”的概念来表述这里的古文化,就是文化失语;用“乡土”的概念来表述这里的古文化同样是文化失语。这种文化失语就会把种种文化发现和价值取向抹掉了、捏死了,那本书作者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一种悲哀。
二、语言表述和逻辑思维
本书作者的手法是,大量使用资料,使用资料是为了文化的梳理和文化的评述,通过文化的梳理和评述来进行文化的探索和文化发现,最后对文化进行时空的定位,把文化定格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如果把《铜仁•五溪生界古文化》定格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文化的民族价值和史学价值,资料的使用仅仅是为了这种价值取向。没有惊奇的语言表述和折服的逻辑思维,仅仅占有资料是写不出这样令人拍案叫绝的著作来。仅仅占有资料,作一般化的表述和缺乏逻辑的思维,这样写出来的著作失败的比比皆是。
有些人认为使用的资料多了,就不是著,这是一种误解。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资料,也正如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矿渣,而在从几百吨矿渣中提炼出几克镭来,作者作的是与居里夫人一样的工作。资料如矿渣,问题的关键就是作提炼和升华的工作,否则就是徒劳无功,就是失败。占有资料,谁都可以做到;而使用资料,作提炼和升华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作者使用资料经过提炼和升华,从而得到惊人的价值取向,把该书推到文化与史学的至高点上,没有惊奇的语言表述和折服的逻辑思维,是很难达到这样的至高点的。达到这样的至高点,这不是任何个人都能达到的、做得到的,这本书是著而不是编。
“矿渣”是有用的,关键在提炼。居里夫人在矿渣中提炼,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和伟大的贡献,从重量比,几克镭是何等的轻,为人类的贡献不在几百吨的矿渣上,而恰恰就在这几克镭上,在贡献上几克镭又是何等的重,重与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
“资料”就是有用的,关键在提炼。作者在资料中提炼,提炼出了《铜仁•五溪生界古文化》这样有价值的文化专著出来,这是何等的重。作者升华了“异俗”古文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发现,为文化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在新的领域探索和发现,仍然需要勇气和大胆,仍然需要违背常理的思维,仍然需要先行者的勇敢践行。
关于贵州与铜仁在历史上的定格,作者在大量使用资料来作提炼和升华的工作,最后落笔在价值的取向上,得到合符逻辑的结论。得到这样的逻辑结论,最能使人信服的事例是《铜仁府志》曰:“西南隅入中国版图,黔最后”。贵州作为专省而正式出现,始于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当时贵州诞生地不在其他地区,而在五溪,明朝在五溪置入八府,设十三布政。《铜仁府志》又曰:“贵州各郡邑闻风兴起者,当不让兹事之独美于铜仁也”。铜仁是贵州的太极点,铜仁是贵州之中,铜仁是当时贵州的首府,同时又起到省府的作用。作者曾说过,铜仁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这一点不虚。作者在《屯文化篇》中大量使用资料,无非是把贵州的历史定格端出来,让历史定格本身的数说来提炼和升华,这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逻辑进程提供的历史真实。当时的贵州照作者的话语说是铜仁贵州,而不是今天的贵州铜仁,如果分不清楚这一点,而一再把铜仁历史地位边沿化,把铜仁的地位弱化,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样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来吗?历史本身的定格,是不容任何人为的主观臆断和篡改,真实必定是真实,历史本身的定格是由历史的逻辑进程决定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想不到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