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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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1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发明显,各种经济波动所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影响下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也越来越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受到外来经济刺激的影响,其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也在发生着不小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与发达国家的协同性呈现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的国家则出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简要论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

【关键词】经济周期;协同性;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越加密切,也使得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加剧,同时各国之间的经济也在对世界经济产生着不小的波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其实就是一种经济波动的现象,它是把整个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个体之间会相互产生影响,同时整体也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的共振与传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发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在增强,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协同性进行计量分析。这种计量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协同性与差异性进行准确的掌握,同时也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征进行准确的预估,为整个经济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经过了几大特殊时期,有计划经济时期也有时期,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的振动与影响,经济是随着国情而调整发展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现状其实也是对那个时期中国国情的一种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发的紧密,这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那就是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协同性特征联系更加密切。

(一)协同性与差异性研究的背景

经济发展的特征离不开协同性与差异性,这也就是说经济并不是单独无依靠而存在的,它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以此来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是人类动态性概念,可以说单有物资而没有人们的管理是不能称之为经济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既是财富的代表也是一种管理的体现,因此国家想要长久稳定的发展就一定要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以此来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让经济能够快速稳定的发展。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而与发展中国家周期协同性则在增强,与世界经济的周期协同性却越发紧密。世界经济的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的现象,它把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看作一个个理性个体所组合成的整体,在表现上具有阶段性特征以及协同性的特征。世界经济一体化脚步的加快,就刺激着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产生着共振,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传播。虽有共振但在国家之间经济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的,这样的差异是与整个国家的体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是存在协同性与差异性的。

(二)研究意义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经济的作用于影响的,为了使中国经济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就需要对其经济发展规律与特征进行全面性的分析与研究,在掌握好其发展规律才能制定有预见性的经济发展策略,让整个经济都能在宏观调控中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不过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说还是以微调为主,在调整的手段上以多样的形式展现,渗透的层次更加深入,调整重点从总量的调整向结构方向发展,为了使经济结构更加的完善成熟,就需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进行有效的研究分析,这样在进行微调整时才能有明确的方向,也能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研究。

(三)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现状就是发展潜力巨大,需求量巨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羁梢源恿礁龇矫胬纯矗积极面与矛盾问题,这样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比较客观也比较全面。

1.积极面

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还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靠的就是内需的拉动,这样的情况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比重所占超过10%,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所占比重正在下降,而中国经济则是总量同比上升。根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呈平稳状态,不但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在逐步减缓,很多企业在深化改革的影响下积极的转型,增强创新意识使产品产业化结构更加的合理完善,在市场竞争力中适应更强。经济结构调整的脚步在加快,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应该是来源于科技的创新、劳动则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的创新等附加值与科技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上,让我们从制造业大国向自主创新的科技大国发展。

2.矛盾与问题

经济的发展体现着许多优势与积极的现状,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问题与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与环保意识不强,过去的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就是依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对环境的破坏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些经济发展过后遗留下的问题又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资源的极度浪费,利用率比较低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差异比较明显,城市发展中贫富差距问题也比较严重,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矛盾。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关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用一种发展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与矛盾,并能进行有效的解决与改进。

二、世界经济的协同性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经济波动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在加快,影响力也在加深,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也在逐步的提升,影响力也在加强,因此受到世界经济协同性的影响就比较深。

(一)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家之间经济交往也越加的频繁与紧密,这就使得经济周期协同性与同步性都在不断的提升。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体现着不同的表现,在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上是在不断的增强,不过这种协同性在发达国家中会表现的比较明显,比如说欧盟中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的发展就不是都具备协同性的,尤其是一些新加入的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都比较低,甚至会出现不协同性。这说明欧盟经济在对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影响方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在经济周期的一致与同步性上,这样可以带动哪些经济周期协同性比较弱的国家能够在发展中得到益处。不过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的协同性的同时也加深了与周边国家经济不平衡性。

(二)经济周期数据方法

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早期就只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进行的,在发展中国家则很少体现,不过随着经济危机依赖,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向发展中国家延伸,研究也就更加的广泛,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只要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停,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呈现上升。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主要就是靠数据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也就说经济自有一套自身的计算公式,以此来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发展与协同性的标准。中国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比较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同性研究也不多,虽如此还是能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周期协同性在下降,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协同性却在增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还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但是并不影响经济周期协同性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中对于货币优化处理的基础,在整个国际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位置。既然经济周期协同是作为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波动一致性和同步性的方法,那它就有一套属于自己检验的方法。在这其中相关系数检验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早使用的方法,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检验的方法也在发生着改变。

(三)世界经济协同性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发展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可以说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在整个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就会比较多,只有把握好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征才能使得经济得到有效的发展,避免产生大的波动。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联系也越发的紧密,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研究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协同性发展特征,针对这种特征我们就有专门的研究计算方法,用这些方法得出的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协同性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也以此来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让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加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进行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滚动相关系数法和交叉相关分析法。这是最常用也最普遍的计算方法。

(一)协同性研究计算方法

1.滚动相关系数法

滚动相关系数法是指对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它的计算公式如图1所示。

在这个公式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用这样的公式碇惫鄣谋硎境龉瘫局械亩态变化,使其能有比较形象的对比性。

2.交叉相关分析法

交叉相关分析法则是用来对两组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的研究,一般使用时我们都是把中国与其他样本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的系数进行计算,然后交叉相关的系数来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经济交叉的系数关系来判定其相关度的高低。交叉相关分析法系数标准范围为: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计算方法公式如图2所示。

在这个公式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通过此公式来对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关度进行计算研究。

(二)协同性研究分析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协同性,也就是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深。协同性就是指在世界各国中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之间的交往、相互作用,使其经济进行同步性的发展,也就是说这种协同性的体现在国家经济体系的波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的共振以及经济的传播行为。这种经济现象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表现的越发明显,也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联系更加紧密。为了使得能更准确的了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协同性就需要使用到我们的协同性计算方法,综合两种方法得出的数据来用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性的研究,从数据的表象看到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滚动相关系数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关度还是很高的,也就是如此才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又由弱到逐步转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强,但是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却比世界经济大,且有比较严重的滞后性,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比较强。在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这其中贸易的密度和经济协同性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经济波动性程度越强对于贸易密度的作用不会被高估。这样的协同性研究可以避免出现经济大波动现象。

四、总结

因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的,而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为了实现我们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征与规律有一个准确的掌握,在与世界经济保持协同性的同时,吸收其中优秀的经济因素与自身经济相结合,同时也能对世界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进行有效的规避,有一种科学的发展观来看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发展,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子晖,田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研究[J].世界经济,2013,01:81102

[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1114

[3]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1417

[4]蒋冰冰,张建华.中国与世界经济协动性的影响因素[J].中国科技论坛,2012,03:104110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2

关键词:电力需求 发展 关系

一、研究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力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由于电力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电力做为生产的基本投入品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电力供应能力建设一定要从长远出发,科学规划、平稳发展。换句话说,以电力为中心来,发展能源规划和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建国以来的电力供应一直在绝对短缺与相对过剩之间徘徊,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电力行业发展政策随之调整,电力需求走出低谷,但是严重缺电的局面出现。尤其当我国人均GDP 跨过1000 美元时,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安全供应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电力的安全供应具有了更为迫切的意义。我国自从电力体制改革以来,发电项目建设进程加快。但电力建设发展超越国民经济需要,对环境、资源形成多余的压力,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电力行业可持续发展。

电力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步,表明了我国电力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研究不到位。随着市场竞争的引入,电力体制也在不断改革,电力规划面临着缺乏统一的规划、各利益主体利益不一致的一系列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国

家非常有必要科学规划、统一部署,引导电力行业良性发展。对电力需求的正确判断是科学规划的前提,而其科学认识基础是对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内在关系。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电力市场化的逐步深入,解决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中

国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研究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为电力需求分析提供方法指导,科学合理地进行电力需求分析提供方法指导,能为当前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意义。

二、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总量相关性

在我国,把宏观调控作为一个标准提法到现在已有很多年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在此期间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国已经通过有效地推进经济管理体制,适应了新的形势,扩大对外开放,为融入世界经济打下了基

础。面对世界经济新形势,我国能及时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减少不利因素,利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保证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实现的又好又快。使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速度,与此同时,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让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

动关系越来越紧密,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体系。

宏观经济政策为我国经济指引了发展方向,相应的电力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经济发展的波动,导致了电力供需的不平衡。电力供应能力的增加滞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严重缺电的局面,而电力需求在经济增长处于低谷时又

会出现电力过剩的局面。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多家办电、集资办电政策出台后,电力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到1997 年,实现了供需平衡后,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用电政策,刺激了高耗能行业的复兴。电力供需由于经济的波动,

在不平衡中一般都是求得新的平衡,有时求大于供,有时供大于求,电力的短缺与过剩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电量需求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电力建设的滞后性,使电力

建设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节奏。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数量分析的重要学科,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能更好地研究电力与经济的关联。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经济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经济活动中各因素之间,存在数量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它更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系统的

数量变化规律,简洁有效地描述出某个真实经济系统的数量特征,是由系统或方程组成,方程由变量和系数组成。计量经济模型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揭示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关系。根据研究的目的,需要对研究的经济现象深入

分析。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过程,选择模型中将包含的因素,选择适当的变量来表征各个因素,根据经济行为理论,设定描述变量间的数学表达式:选择变量、确定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拟定模型中待估计参数的数值范围。

三、电力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周期

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是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本来所固有的,经济周期是指以国民生产总值、工资、物价、货币流通等主要指标衡量的经济活的总体水平波动,可以分为谷底、复苏、繁荣、衰退4 个阶段,掌握谷底、

复苏、繁荣、衰退四个时期的变化趋势,对经济形势的走势可以在宏观上进行预测。经济周期源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消除或减缓,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们提供有力的保证。

电力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动力命脉,我国电力需求的变化将受到经济增长、结构等多因素的影响,对它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寻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为科学全面地估计电力需求提供依据。

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是研究经济数据波动有效的方法,通过进行一系列数据处理过程,提取出需要的数据变化规律。随着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电力需求也会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点。电力需求周期是指电力需求在连续过程中重复出现涨

落的情况,电力需求周期不是机械的、完全规则的形态,电力需求周期明显地不具有等间隔的特点,复苏、扩张、衰退、收缩是电力需求周期的规律性。同时,周期的持续时间、过程、波动程度不完全一样,这就是电力需求周期的特殊性。强调再现性、重复性。

电力需求周期的划分:电力需求周期持续时间进行划分,按电力需求收缩的含义划分为古典周期或古典循环、增长周期或增长循环。

电力周期波动的特征参数包括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的平均位势、波动的扩张长度。总之,我国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分析电力需求与经济发展必须重视电力负荷需求与经济政策、产业结构、需求管理等多种因素。才能使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的电力需求能够有效、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3

1、“一物一价”背离规律

在知识经济时代,等价交换这一工业社会的基本规范将会消失,“一物一价”的原则难以成立。如卖一万元的商品,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地点可能只以5千元出售;某企业以一百万元的价格购买某种技术,而另一家企业却要以一千万元的价格购买;某式样设计事务所对两种产品式样所花费的成本尽管相同,但一种式样以10万元价格出售,另一种式样则按2万元价格出售。就是说,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附加值(技术与文化知识含量)同生产费用没有直接联系,产品的价格主要是根据买主和卖主的“主观判断”、“主观认识”或“主观价值”、“价值判断”决定的。这类主观价值包括:对其它同类产品价格的了解,时尚影响,社会传统观念,个人偏好,广告或社会宣传工具的评价,以及评论家的评论、专家的意见,其他用户的反馈意见,个人的性格,从众心理等因素。舒适、美观、愉悦、体面、高级等主观印象,也会在商品使用价值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某种商品的价格,使其高出生产成本和价值几十倍、成百上千倍,甚至同成本没有必然联系,无法用数量进行计算。努力把带有寄生性的客观价值转化为独立的主观价值,把技术、文化与知识含量更多地装入物质产品的“容器”中,实现经济和财富的非线性增长,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交换的特有规律。

2、知识产品的边际效益规律。

知识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知识、技术产品价值的体现(利润)及其实现的程度必然依赖于市场。新的知识、技术产品产生之时,“物以稀为贵”,可获取高额利润。从总体上看,知识、技术使用的次数越多,体现的价值就越高。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效用会减少,而产品产量达到一定数量后,新增加的产品的物质效用便会递减。单位的使用次数获得的利润也会不断减少,直至在市场上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与此同时,新的知识、技术产品不断创新、迅速开发出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技术开发周期越来越短。

具体知识作为资源创造利润的作用将越来越容易被更高、更新的知识和技术取代。如果一家企业因发明了一项很重要的新技术而发了财,但只要其他企业发明更先进的新技术,那么这项技术很快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3、收益递增规律。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及其过渡时期,知识是除资本、劳动力以外的独立生产要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知识资源具有可重复使用、可发展、可传播、可共享的特性。企业在支付巨大的技术开发成本并取得成功后,可以在几乎不用额外投资的情况下重复利用,因此必然导致单位成本下降,收益递增。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合营等方式共享知识,达到知识的最优化利用,保持企业的持续增长与活力。新知识和技术在物质财富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厂商在市场激励下采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又必然加大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反过来刺激投资,形成收益递增的良性循环。

4、经济时间加速效应规律。

到21世纪,高速、互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的新一代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2010年前后将有10亿人使用互联网。全球范围内知识与信息的即时交流,创造出经济发展的超级速度。世界将区分出发展迅速型与发展缓慢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其中,发展迅速型经济由包括市场、银行、生产中心和实验室在内的日益扩大的全球网络组成,各个网点之间随时保持通信联系,不停地交流大量的、不断增加的数据、情报和知识。同时,它又是加速运转充满活力的“发财机器”,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节省下来的每个单位时间都比它前一个单位时间具有更高的价值,形成一种良性反馈环,并又反过来增强经济的加速效应。时间的价值愈是增加,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原料和劳动力)的价值就愈是减少。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与这种发展迅速型经济发生“耦合”,就难免在未来被抛弃。

5、知识差距决定贫国与富国的差距。

知识经济将加剧知识分配和贸易中的不平等,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求购发达国家的知识成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

随着知识经济率先在发达国家产生,全球经济体系将进行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有一部分不能迅速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而且曾经抑制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的“技术壁垒”,在知识经济时代也将被加强。总之,一个国家无知识的层面愈宽,其经济发展就愈落后;与此相反,一个民族的知识越丰富,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就越高。

6、无边界经济。

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即时的传播与利用,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竞争,知识化产品全球性的生产与行销,等于使得当今全球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加强,各国经济更加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形成。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已成为一体,很难区分什么是知识领域,什么是经济领域,两者不可分开。知识经济使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与服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构成一体化立体式经济结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进一步缩短,科技与经济前所未有地融合为一体,科技研究完全面向生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最佳点。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生产者必须与消费者经常沟通,消费者必须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产销一体化。数字化网络的发达,促使顾客与生产者之间的中介功能淡化,以至消失。最高决策层能够同最基层的执行单位直接联系,管理层次将减少,中间组织的作用极大地减弱,并将逐渐消失。劳动智力化,要求劳动者具有丰富的知识信息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将趋于消除。通过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将融入知识经济、知识产业,三次产业的界限将被打破,社会劳动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

7、经济轻型化、软性化。

知识经济是主要领先无形资产投入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像传统工业那样要求投入大量资金、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产。譬如,用光纤取代铜线,用数字产品取代模拟产品,使产品的附加值成倍提高,形成以知识投入带来优化的“轻型经济”或“减少原材料的经济”。在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用吨位来衡量,几乎同100年前差不多,但它的实际价值却增长了20倍。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20世纪末美国出口同样价值的产品其平均重量只及1970年的一半。

产业结构软化现象遍及所有产业部门。由于生物工程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甚至包括宇航技术的发展,使农牧业朝着工厂化、离土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大大减少了对自然界和体力劳动的依赖。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00年,全世界农产品年增长量中将有5/6来自生物工程技术和其它技术措施,只有1/6来自耕地的增加。由于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第二产业从产品开发设计、加工制造到质量检验的整个生产过程日趋软化。大量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许多生产和经营环节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转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第三产业从以手工为主的劳动投入主导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自动化机器体系在商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大量应用,计算机、自动取款机代替手工操作;电子货币、网络贸易大行其道;各类信息咨询、信息处理等专业知识和技术行业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知识经济最有代表性的产业。经济发展从以劳动、资源和设备投入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阶段。

8、经济周期趋同化。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4

关键词:潜在产出;经济理论;经济增长

一、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分析理论预期理论、产出的随机游资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尝试解释宏观经济社会中经济生产在短期过程中偏离充分就业水平的模型。在理论预期模型中,人们会产生与经济运行方式相一致的预期,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经济活动中,预料到的政策变动并没有实际效应。在理性预期均衡中,市场出清,而政策不能对产出和就业产出系统性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随机游走理论研究发现产出变动与暂时性上升或下降具有相反的变化趋势。现实经济活动中商品总需求和产品的总供给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研究视角实际的经济周期的变动可以发现,经济社会生产中存在大多数永久性的产出变动,经济社会随着创新的不断加深,技术变革的发展会影响产出的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表明实际的市场调整的非常迅速,来应对产出的波动,从而使得经济周期处于均衡的状态。

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周期理论的的研究发现之一是理性预期的理论,理性预期又称是消费者或生产者对经济发展存在一个合理的预期结果。合理预期是是经济活动中的理性者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根据积累的经验和可以获得充足的信息,按照经济活动的的发展规律,利用相关的经济理论,结合与实际生产活动相符的经济模型,对未来经济的发展进行合理的预期。进行合理预期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方面经济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所采取的而理论决策时理论性的。另外一方面,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预测时,会想法设法获得一切有用的信息,其中经济变量之间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把握清晰。通过搜集大量的资料和借鉴实际生产中的生产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初步预期。最后,经济周期中,合理的预期往往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预期误差,当经济发生波动时,经济生产活动的预期会从长远观察得到的信息,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从长远和整体来看,经济周期进行预测时,得到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会发生太多的偏离。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传播机制

在整个经济的生产活动中,蔓延的经济机制是代表扰动经济的发展,又称为传播机制。准确的传播机制与真实的经济周期之间存在一个线下的跨时期的关系。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与他们平常的工作时间会更长一些,通过蔓延的传播机子来解释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当经济生产活动偏离充分就业的生产时,对经济的健康发生产生负面冲击,对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造成变价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在同等的工作时间内,个人所生产的产品数量降低,从而工人的工资下降。当工人发现自己的报酬下降后他们会选择花费更少的时间工作。等经济冲击结束后,他们会要求进行加工资,以此补偿经济萧条时对他们的收入造成的影响。生产技术以此微小的冲击,从而影响生产的边际效率,进而影响生产效益的提高。进而劳动者的报酬降低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造成经济的迅速衰退。经济社会中的实际情况表明,劳动者所获得实际工资随着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衰退所产生的弹性较小。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实际工资的变化较小,因此在跨时期的替代中,闲暇对劳动的替代率较低。经济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的产量变化与工资变化的影响紧密程度较低。

曼昆依据不完全竞争来说明,一家保留“错误”价格的厂商的损失,可能相当于有着正确价格的社会价值的极小部分。这意味着菜单成本与产出波动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仍然大得足以使单独一家厂商不愿意承受的这种成本,从而不愿意改变价格。因此名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可能不会改变价格,有错引起的实际货币的增加提高了产量。卢卡斯的不完全信息模型不但论证了预期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性,而且它还是传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向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总供给菜单成本模型的理论

凯恩斯主要的相关经济学家通过提出菜单成本理论对经济周期的变化进行解释,菜单成本理论是指经济生产出的各种产品的价格进行变动,所以菜单成本理论又称为商品的价格调整理论。把餐馆中菜单价格变动来说明商品价格变化,因此曼昆称之为菜单成本的变化。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是组成菜单成本的两部分,通过对实际价格进行研究来制定商品生产的实际成本。因为需要重印相关价格表格,以及对各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后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更换商品的原始价格标签,制定符合实际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各种程序和操作都需要相关成本的支付过程。企业进行菜单价格变化所花费的实际支出都需要包含在实际的成本中。另外一方面,当商品的价格变动的过度频繁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价格有粘性的情况下,各厂商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改变产出,因此,总产出随着总需求的变动而变动,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曼昆依据不完全竞争来说明,菜单成本与产出波动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仍旧大得足以使单独一家厂商不愿意这种成本,从而不愿意改变价格。因此名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可能不会改变价格,由此引起的实际货币的增加提高了产量。曼昆的总供给菜单成本呢墨西哥的基本假定中主要有:不完全竞争,即有许多小厂商并在各自的市场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厂商是价格的制定者,从而有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名义价格只按主管规定的计量单位进行亮度,从而价格的变化非常缓慢。理性人假设,常山只把私人利益作为决策的基础,他们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变动价格的私人利益可能远小于社会利益,而且也可能低于菜单成本,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及时决策者是理性的,也可能造成对整个社会来说不利的后果。(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蔡P.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01).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5

关键词:经济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发展 产业收缩

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 and 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 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 class struggle 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 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 of specialized 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 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产业发展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

产业发展实质上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相对重要程度的改变,在4.3提出的主导产业群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稳定期,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因技术和市场优势,具有快速扩张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吸引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转换期在产业经济与经济周期里的关系很值得留意,判断产值(或GDP)能否继续增长,前提是必须确定该主导产业群是否能为未来提供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转换期后,产值就会持续下降。对此可以参考香港的实例,当香港经济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以制造事业为主要支撑经济的产业,到上世纪70到80年代转为服务为主要主导产业,从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以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显而易见,每个经济的成长与衰退期必须是受主导性产业的主宰。上世纪末,美国的资讯科技产业亦支持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

以上产业群的增长与衰退,假定对外环境没有改变,可以运用内在性经济周期理论去解释周期现象,假定产业处于上升阶段,资本家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I),必然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回报,在这情况下资本家很乐意投资或借贷投资,这时出现的情况是增加投资,减低储蓄(S)。如表1,X点与Z点是交叉点,亦是均衡点,I>S时,增加投资将有增加国民收入(Y)。Y点并非是均衡点,相反,Y点是不稳定的,由于S>I,所以Y点存在压力推向X与Z。卡列茨基亦有差不多的看法,但出发点并不在储备而在于投资决策。假设国民收入曲线为Y(t)=f[D(t-1)],而投资决策曲线为D(t)=Φ[sY(t),K(1)],随着投资决策的改变,而使国民收入变动,出现经济周期,如图2所示。

当某主导产业群到达一个中成熟期或已经到达衰退期,资本家会把资金抽离该国,或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便会出现。并等候下一个新主导产业的来临。

主导产业群的发展带动了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出现经济增长期。同时,这个产业占用了大量资金、劳动力、资源,从而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包括新主导产业群。但是原主导产业群的发展是总有限度的,一旦市场达到或接近饱和,原主导产业群庞大的生产力就面临着产品积压的问题,出现盈利下降,投资进入将减少或停止。同时,新主导产业群的发展由扩张期进入了繁荣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就逐渐由平稳发展期进入到转换期。由于原主导产业群对其它产业的贡献下降,而新主导产业群的力量还很薄弱,整个经济出现总体衰退。产业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有独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忽略了支持国家经济是产业,而产业是实质有形体的单个企业组合而成。产业在于主导或支柱位置,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设立产业群,加大区域经济,出口竞争等。主导与支柱产业蓬来,增加劳动力,降低失业率,维持消费带动其他产业,这才是经济周期与产业经济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陈乐一.“西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评述”.《财经问题研究》,1996(2)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6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路径;经济周期性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0.3

经济运行一般具有周期性特征,而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与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联系,并一定程度上规定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基本特点,它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1]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制度、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理论的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通常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地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较好地利用了国际有利条件和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和国内外环境的不断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暴露出日趋突出的矛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显现,并潜伏着发生严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为了有效防范或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需加快和有序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一、以国外经济发展模式缺陷为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虽然危机实质仍是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背离,表现虽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成为战后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显著特征。[2]尽管诱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是经济周期中的“滞涨”问题、“泡沫经济”问题,还是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都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使然。

西方国家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相对繁荣后,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滞涨”问题。“滞涨”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并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周期的顽症。而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同二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依赖扩张型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为缓和或避免再度跌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纷纷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及政策主张,通过“增税增支”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手段人为地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些措施的实施虽暂时缓解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并带来了经济的相对繁荣景象,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需求规模大幅度提高的表象,不断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产品供给,导致被掩盖的生产过剩问题不断积累。与此同时,政府长期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还造成物价上升的压力不断超过生产过剩引起的物价下跌压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加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因素影响,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时期。

20世纪70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从“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医治“滞涨”药方。这些国家为适应减税和“借债增支”的政策需要,逐步采取和推行凭借其强大金融体系,依靠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其中,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为典型。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直接推动了股市、债市、房市的繁荣,其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内需的增长。这种情况导致投机日盛,并由此促进股市、债市、房市的进一步膨胀,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结果,实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虚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则越来越高,并日益偏离实体经济,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所渭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佣、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3]追求货币财富利益驱动,加上放松监管,其必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严重泡沫化。经济泡沫膨胀发展到极限就不可避免地破灭,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泡沫破灭的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有现象。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看,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大部分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迟迟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以拉美国家最为典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同这些国家采取的以政府主导经济赶超和盲目推行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拉美国家长期奉行政府主导的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积极推行超过工业化承载能力的“超前”城市化战略,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病等问题,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进入20世纪80年代,面对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接受和积极推行以“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超越财政限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福利政策,结果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官员腐败猖獗和社会矛盾激化,致使经济发展严重滑坡,陷入了“拉美陷阱”,也是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二、 牢固树立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理念

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更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如果只注重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忽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引起经济波动,从而拖累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也是二战后出现“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沿袭的基本上是粗放型的数量规模扩张发展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过分强调GDP的增长,甚至盲目崇拜GDP。新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03-2007年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GDP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以上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达到60483亿美元,人均4260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肉类、谷物、水果、棉花等农产品产量,以及钢铁、化肥、棉布、煤炭、水泥、汽车等工业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数量规模的长期高速扩张,为中国提升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和形象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一定程度彰显了的现实有效性和时代价值,[4]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也积累和潜伏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渐积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长期低下,一些民生指标趋于恶化,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收入最高10%和收入最低10%的人群收入差距从1988年7. 3倍增至2007年23倍;新世纪以来的基尼系数也一直维持在0.4警界线以上。[5]近年来,普通百姓“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以及就业难和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几乎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且正在演化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滞涨”、“经济泡沫”、“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波动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理念应当由长期过分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及时地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推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合理调整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但超越经济持续发展承受力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势必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巨大压力,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和质量;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粗放式”增长速度,还势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影响和制约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淡化GDP崇拜,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理性,着力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二)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涉及经济增长成本、投入产出效率、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矛盾,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改善人们生活环境条件,实现人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不断优化和升级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坚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更好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三)把民生目标作为发展最高目标

未来的发展需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就业优先、成果共享、共同富裕,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目标。为此,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制度保障。当前,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问题已成为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为突出的民生问题,迫切需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领域投资力度,解决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尽最大努力满足人们上得了学、看得了病、住得上房等基本民生要求。

三、刻不容缓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型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不仅会导致一国经济极容易受制于他国贸易政策和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会使经济增长付出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导致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瓶颈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后劲。这也是二战后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致使出口型企业职工长期处于低工资水平,并导致中国产业发展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水平,而且使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3%,是全球化龙头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型日本的2.5倍。[6]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不仅反映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同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且意味着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极容易传到中国,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比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由于外需锐减造成中国约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还过度依靠资源投入和消耗。依靠大量资源和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属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不仅经常性地诱发一系列所谓经济“过热”现象,而且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加速我国资源枯竭速度,使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瓶颈和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钢铁、煤炭、铜等资源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等资源第二消费大国。中国还是世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国家,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供求矛盾,而且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还带来了日趋严重的内需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产能的不断扩大,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未来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摩擦势必会加大。同时,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剧增和国内外资源存量的减少,过度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将更加突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向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变,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坚持走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发展之路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依靠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导致资源消耗量剧增,并陷入产能过剩及国际分工低端化的不利局面。因此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需求结构,从而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和善于消费。

(二)坚持走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之路

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和发展,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相同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获得不同经济增长率,而技术进步和要素质量的提高是影响生产率决定性因素。新增长理论还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推动经济增长独立要素,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作用会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可见,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解决外需规模和资源投入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而且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努力构建推动创新、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及作用边界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战后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较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引发经济波动。

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和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其必然结果,就是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往往同政府主导作用的状况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资本十分短缺、产品非常匮乏、技术相当落后和市场极度发育不良的现状,采用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并把行政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不仅有助于集中有限资源办急事和做大事,而且有助于加快推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改革进程,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经济总量,以及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浪费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水、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价格长期由政府人为决定,由于未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导致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造成国内外市场对中国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致使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稀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投资冲动,由于没有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不仅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率利用问题;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长期偏重微观经济指标,由于缺乏对能耗、排放等行为规制,加上没有及时建立节约使用资源、资源再生利用等激励机制,实际上对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现象起到了鼓励作用,导致过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供求矛盾不断加剧。因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范资源供求矛盾激化引发严重的经济波动问题,有必要转变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转变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盲目地削弱政府职能作用,也不是盲目地夸大市场机制作用,而是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各自都存在着明显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因而需要相应地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进位”、“退位”和“正位”进行合理矫正,通过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使政府和市场回到各自应该发挥作用的位子上,[7]从而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有效解决二战后许多国家因市场或政府失效而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更好地防范经济的大起大落。

(一)解决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政府“越位”问题和市场“缺位”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退位”和市场的有效“进位”来解决。政府需把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地方交给市场,以便既克服和解决好政府失灵问题,又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中,重点是改革和完善政府体制和管理制度,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项让位于市场机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所致。因而,推动政府有效“退位”,就成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化组合,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二)解决政府“缺位”和增进市场功能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政府 “缺位”问题,以及由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缺位”而导致市场机制有效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问题,客观上需要同政府的“补位”来解决。通过政府的“补位”,防止由政府管理的领域和事项出现“真空”,能够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和互动作用,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为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努力做市场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各自“错位”问题

针对当前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错位”问题,需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正位”来解决,以有效防止和解决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作用方向和力度不合理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府低效率和市场低效率问题。比如,现实中由于不同政府职能部门未能摆正自身位置,出现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致使有利事情相互争夺和无利事情相互推诿现象层出不穷,政府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着力点,主要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和用好宏观管理手段。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需消除价格管理、进入管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政府歧视,努力克服经济行为主体的不公问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应主要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和法律手段,适度使用计划手段,但需慎用行政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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