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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范文1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一些领域和项目对保险资金有着迫切的需求。而保险资金有着规模大、周期长、资金来源稳定等特点，这决定了其在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民生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与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共同主办了题为“保险资金：助推经济，服务民生”的2013’特华金融论坛，邀请了诸多来自业界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实体企业和监管部门的专家、学者和一线企业家。本刊全程参与了此次论坛并在此选登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未经作者本人确认，不分先后。感谢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王力、黄育华、王伟整理并提供给本刊。
李扬：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的宏观经济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过去30年年均9.8%的增长率，调整到2012年的7.8%。导致这样一个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二是经济周期因素，全球金融危机仍没有结束，可能还会延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三是政策层面的变化因素，比如强力刺激的经济政策开始淡化和退出。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不应该再强行将经济增速往上推，否则将会出现严峻的通货膨胀。今后经济工作的方针将是坚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将是我们难以绕开的三大问题，这些问题曾经被认为已经弄清楚了，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思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外经验，保险业必须要有大的作为。由于保险资金的保命钱特征，保险投资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现在的保险发展水平不高，养老保险等问题还非常突出。
中国未来发展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及其相关的社会安排、经济安排和金融安排。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比较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所说，今后适龄劳动人口每年会减少三百万左右，40岁以下的劳动人口将显著减少。因此，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严峻挑战，就是如何对这些老龄人口进行支持，如何养活这样还在逐渐老化的人口。最近，社保基金理事会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题研究，研究显示，在美国早就有政策监管了，共有三块资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块是工薪税，第二块是个人账户，第三块是商业保险。这三块加在一起，存量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60%，也就是说它的覆盖力度极强，欧洲也超过100%。那么按照这个指标，反过来衡量中国，我国的存量只相当于GDP的2%，我国的养老资金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缺口。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就会发现谁来养活我们呢？而且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养老保险必须要大力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必须要实现保值增值，这是保命钱，所以保险投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保命，监管当局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是合理的。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如果再没有一个有效的保值增值路径，未来的问题将会更加难办。说这个问题很突出，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问题是这些财富怎么集中起来，用于应对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许一年两年还不会特别突出，但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需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文辉：金融改革条件下如何推进保险资金运用
保险资金运用要服务好主业。保险资金运用，首先应当服务好主业，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不要一味贪大求全。此外，投资能力也决定了术业要有专攻，作为保险公司，能够较好地运用保险资金就已经不错了。经常接触到一些搞投资的保险专家，他们都非常认真地说，现在是一个大资产管理时代，或者叫泛资产管理时代，也就是说今后保险资产管理要涉及各个方面，不光要管理保险资金，还要去管理很多其他资金，包括媒体上所说的，证监会把公募这一块都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放开了。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作为一个保险资金运用的机构，不管你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还是什么公司，服务好你的主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皮都不在了，毛怎么能存在呢？更何况保险特别是寿险，包括养老保险，它的资金集聚功能是很强的，对于保值增值的要求也非常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资金运用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主业，这些钱不是贬值就是亏损，甚至是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保险资金运用要符合自身经济规律。保险资金运用要合乎自身经济规律，比如在资金运用方式和运用领域等方面要顺应规律，要实现资金运用的科学化和与其他部门的差别化等。首先，保险资金的特点是长期性，特别是寿险资金，它对于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非常高。这是保险资金运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运用的方式要依靠债，或者类似于债这样的东西。我们研究发现，国外很多保险公司的债介入量非常大，而我国保险公司大概有80%都是银行存款，大概11%左右是股市投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或者类似于债券的东西，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另外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就是投资不动产，比如国外的保险公司大量持有写字楼。其次，就是与其他行业的差别化经营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长期的资本供给是非常缺乏的。那么，保险资金怎样去做股权投资，并能获得债或类债这样稳定的长期回报，即保险资金既能做到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规律，又能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保险资金运用要注重产品创新。保险资金运用要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其实无非要盯住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盯住基础市场，要知道钱投到哪里去了，所投资产是否有价值，这是很重要的方面，也是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另一个是要盯住载体，就是保险资金通过什么样的载体进入资本市场。根据保险负债的特点，它有各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个载体怎么找到，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大量的保险创新，包括资产产品的创新，以实现我们的资金与基础资产有良好的对接。因此，我们希望保险公司在创新方面要花大力气。当然，作为监管部门，我们要以最大的宽容来对待市场主体的创新，如果创新带来了问题，我们能不能容忍，这可能要有一定的胸怀，我觉得这一点，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保险资金运用监管要适应市场化改革。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其目标是要把各种决策权、选择权交给市场主体，当然也包括把风险责任交给了保险公司。在这些方面保监会做了很多努力，目前已放得很宽了，以至于保险公司觉得他们所想到的都已经放开了。与之相适应，我们的监管趋向也调整为八个字——“放开前端，稳固后端”，也就是说前端强化审批，后端强化监管。这就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根据投资的资产，选择合适的资产来配置资本。第二，要切实做好资产负债的监管，因为如果你要放开前端，这个是要弱化的，那么这个弱化必须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的监管，因为它的负债已经满足要求了，那么它在市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资产可以匹配，负债结构是否合理，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第三，对于后两种情况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是要强化我们的监管队伍建设，一是在合法合规检查方面，我们要多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作者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应该创新，而保险资金运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要实现保险资金的有效运用，关键要在发债环节的创新上下功夫。本世纪以来，保监会对保险资金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是在逐步地放开保险资金运用，扩大它的运用范围，从原来的存款到各种公司债券，然后到股票，再到基金。总之，保险资金的运用在不断地放开。
美国金融危机警示我们，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但是，金融怎么围绕实体经济而展开。长期以来，金融围绕实体经济而展开的是贷款，目前贷款规模已经超过了63万亿元，而我们的企业在获得资金方面的渠道却越来越窄，这是否就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我们还是沿着这样一个路子走下去，那么保险资金就无法运用了，因为都是银行存款了。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达到40万亿元，所以这里有一系列问题的需要研究，主要应探讨保险资金运用怎样来服务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机构发行的债券都要进行审批，那么能否不审批呢？因为债券是一个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并且可交易，它的风险远小于不可交易的其他非标准金融产品。为什么非标准、不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不需要审批，而标准化的、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却需要严格的审批。这个制度能否改变一下，这是第一个重要方面。迄今为止，我们的债券发不出去，是因为这些债券在机构内部进行销售，百分之七八十的债券是机构持有。难道我们的存款只要3%的利率，而不要7%的利率？中国的债券发行应面向市场、面向投资者，这是第二个重要方面。第三个重要方面是要解决债券的交易问题，这是关于债券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关于保险资金运用与金融市场改革的关系，我认为要重点解决好人口老龄化、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等重要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扩大，人口红利会减少，这将导致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出现拐点。那么对于老龄化而言，从保险角度看，就是资金需要进行跨期配置。第二，党的“十”再三强调，要深化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做了很好的证明。当然我们还没有去做这些大文章，就是未来的改革，给我们提供多大的红利，提供多长时间的红利等等。第三，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所在，是原动力。把上述这些因素都考虑在一起，对保险资金而言，怎么运用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保险公司本身，也不取决于保险监管部门，而主要取决于整个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余云辉：保险资金运用要有助于推动工业化进程
保险资金运用应服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和西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比西方在几个大方面都差得多，主要表现在：民族资本是否控制主要工业部门、本土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装备工业能否为国防部门提供装备、本土企业能否控制上游的资源能源、国内企业是否有控制全国和全球市场的销售网络、财富是否以工资利润税收等形式分配到劳动者和企业以及政府、金融业是否拥有主动权为本国企业和资本服务，等等。
如果我们找到了中国工业化的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保险资金运用就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监管机构逐步放宽保险资金的投资领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因为，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金，而保险公司的资金恰恰都是长线资金，资金能够流入到企业里，进而这些企业就能够降低负债率，这样才能够有条件做大做强。同时，保险资金运用也要防范风险，保险公司要做好内部管控，要注重科技进步，注重市场网络，这些虽然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收益，但长远一定会有大收益。
（作者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茂林：保险资金运用应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保险资金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根据党的“十”要求，保险资金运用要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其中关键在于保险资金应该考虑怎么促进创新，即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发展。
保险资金如何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已经形成了共识。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活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要坚持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来推动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实施知识产权的创新，把全社会的力量凝聚到创新的主体上来。那么保险资金在创新驱动方面能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关于保险资金的运用不是一个小事情，而是支持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比如在基本科学领域、人员和资源领域、信息与网络领域，在这些重要的领域，研究设备制造的时候，要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重要的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生产出有竞争力的装备，我们有能力用自己的装备，装备自己的企业，在这些方面保险资金都大有作为。根据党的“十”要求，保监会在创新驱动方面如何引导保险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上述领域，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与此同时，还要注意防范保险创新的风险，也包括保险延伸产品创新的风险。 保险资金运用应注重改善和服务民生，比如如何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如何在确保尊重保险资金投资规律的同时，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等。最近，我们对养老保险做了一个研究，养老保险包括社保的其他方面资金筹措特别困难，而且不像银行三五年还款，当然利润也比较低，但时间却比较长，因为养老保险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保险资金应关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医疗保险已覆盖了96.8%，但是什么标准没搞清楚，比如政府拿10块钱，农民拿10块钱，这种覆盖有意义吗？养老保险就要全覆盖。什么事情都要有标准，喊一个口号很容易，但中国发展极不平衡，一个标准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保险资金应有所作为。
（作者系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
李茂生：保险资金运用要认真研究资金来源
扩大保险资金的来源，应当是在政府基本保障的同时，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例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都应该走商业保险为主、政府和慈善为辅的发展道路，这样商业保险才有发展空间，也才有广阔的资金来源。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保险助推经济和服务民生。
关于保险资金，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保险资金究竟是怎么来的。目前从保险行业来看有点乱，比如说医疗保险保基本，就是常见病多发病，现在我们保险只报销大病，大病可以报50%，门诊不管，这个恐怕不行。实际上大病是走商业保险，没钱的可以走慈善。大病可以走三个渠道，第一是自己买保险，第二是慈善机构的资助，第三是政府补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老百姓不满意是对的，所以保险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回到保险上，我们觉得大病医疗保险就应该走商业保险为主，政府和慈善为辅的模式，这样我们的保险资金运用就能大有作为。
另一个是养老问题，基本保险至少保证低保线，这样就划清了有的人补充保险。所以医疗也好，养老也好，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商业保险就有了发展空间，有发展空间就有了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研究怎么运用。保险资金助推社会经济发展，还要允许在助推方式上进行创新，在这方面确实要解放思想，要借鉴国外保险资金运作的成功经验，这样保险资金才能实现很好地运用。
（作者系北京特华财经研究所所长）
吴小平：保险资金运用应兼顾安全、流动和营利三者关系
保险资金运用要处理好“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保险资金运用应当以安全性为第一位，在盈利问题方面，主观上为公司盈利，客观上要助推经济和服务民生，不能本末倒置，否则会出大问题。
截止到2012年，我国保险资金已达到7万亿元，这个资金是哪来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养老保险保单持有人每年交的准备金，这个钱将来还要给人家的，而且不但要还本金，还要还利息。这个利息现在是2.5，按照复利计算，如果2点都拿不到，就得用资本金来还。财产保险也是有资本金的，但财产保险的准备金非常少。还有就是各家保险公司资本金也放在那里，但主要的是准备金，这个准备金有两个特点：一是长期性的养老保险，另一个是长期的负债保险。所以，保险行业的资金运用是一件大事情。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范文2
提出全生态监管是因为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的发展已超越传统意义上银证保混业的范畴，因此对监管所提出的要求也已超越混业监管的语境。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表明，只关注传统金融领域的风险已不足以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如今更需要的是覆盖金融全领域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交叉地带的全生态的监管。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各金融领域的业务交叉和相互渗透已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流动性的总体过剩以及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导致各类资金在金融行业内的跨界循环也越来越常态化。
这种交叉渗透和跨界循环是造成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泡沫偏多杠杆偏高的原因之一，也容易造成不同金融行业的风险交叉感染甚至产生互激效应，从而加剧风险的聚集和扩散，比如去年股市的大起大落就与各路资金的大量涌入和去杠杆过程中的大批撤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分业监管的格局不仅不利于防范和应对传统金融领域内的风险，更不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迅疾发展的非传统金融领域的问题，要么因监管死角的存在和互相推诿造成监管不足不利于稳定，要么因阶段性联合执法造成监管过度不利于创新。
全生态监管有利于调动协调相关各部门的监管资源，能够更有效防范风险跨界“传染”和监管套利。与此同时，全生态监管作为一种系统管理，能够更好地以系统弹性来应对单个行业金融风险累积所带来的冲击，也因此能更好地纾解和分流具体行业的监管压力。
因为重在保障整体生态的稳定，全生态监管可以从全局出发来度量风险，而不必过分纠结和执迷于具体领域和行业在具体时点上的风险，因而也更有利为创新预留充分的空间。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从来不会存在于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而是一个鲜花和毒草并存的世界，唯有如此，生态平衡才得以维系。同样，像“毒草”一样存在的金融风险的苗头，有利于人们保持警惕之心，并提醒人们如何“道法自然”，以更符合金融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进行监管。
全生态监管也更有利于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衔接和协调，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资本反哺金融行业。资本永不眠，在产业和金融周期的影响下，不是金融资本搅动产业格局的重组，便是产业资本分食金融蛋糕，以求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此过程中市场的波动无可避免，监管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将波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当前险资貌似成为“众矢之的”，但其实不少险企背后都有着强有力的产业资本推手。当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滑时，产业资本进入包括保险企业在内的金融机构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希望可以借此提升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也拥有了进行兼并重组的资本平台。而眼下游戏正进入下半场，实体经济的增量不足以吸纳流动性，而金融领域的体内自循环已逼近风险临界点时，流动性杀入实体经济存量领域，冀望通过重组存量来获得预期收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而个别行业和企业成为资本眼中的“唐僧肉”，更是有着千差万别的理由。厘清资金的来源和杠杆率以防范可能的风险是监管部门应尽的责任，但总体而言监管部门宜疏不宜堵。中国实体经济的再出发离不开金融和产业资本的各种置换和洗牌，如此方能去腐生肌脱胎换骨。
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范文3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共识，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供需两个角度分析了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必要性，并就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提出明确政府定位、加强政策引导、有效实施监管和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建议。
【关键词】
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利率
民营金融机构是指为了适应民营经济需要，为民营企业的设立与发展进行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灵活经营等特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说，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共识。
1 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服务本质上属于竞争性行业，竞争是改善供给、合理定价的根本途径。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我国大中企业、大中城市的融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部分基层和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大量从事制造、服务等实体经济的小微企业无法及时、足额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求助于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利息远高于正常银行贷款。以山东省三线城市菏泽为例，贷款给民间借贷组织月利率基本都在2%以上，同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一般不超过6%。可见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成本非常高，既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人民群众创业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大量的民间资本得不到有效使用，由于银行利息长期低于CPI增长、股市表现低迷，民间资本或是用于购置房产，或是进入民间借贷，刺激了虚拟经济的同时，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此外，基层社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强，一些老人、农民为使用方便大量留存现金，除增加资金保管风险外，无疑也是资本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如果民营金融机构能够尽快发展成长起来，由于其具有灵活、高效、信息成本低等优势，更能感知市场需求，与传统金融机构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能够更加有效地吸纳和使用基层和农村地区资金，服务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近年来，一些民营快递公司的快速兴起就是典型案例，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是民营医院、民办学校等方面的实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在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成改革共识的前提下，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才是问题的关键。
2 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关于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给出具体实现路径，即“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2014年1月，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在扩大银行业对内开放方面，提出将两路并进：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二是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两条进入通道中，“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放在前面，且态度为“引导”，表明监管层希望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形式，为金融机构增添活力。对“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监管层的态度则是“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至5家”，并强调要“切实做好试点制度设计，强调发起人资质条件，实行有限牌照，坚持审慎监管标准，订立风险处置安排”。有观点认为，银监会对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过于谨慎，没有体现出“加快发展”这一要求，个人认为银监会的态度和措施是恰当理智的，银行业有其行业特殊性，在试点样本不足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必须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宁可慢一点不能乱起来，其实也是对这一改革举措重视和负责任的表现。
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任务是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给予经济主体以充分的、自由的选择权利，而不是亲自去组织或者直接干预民营金融机构的组建、运营和发展。
其次，要通过制定规则使得民营金融机构的天然优势得以发挥甚至放大。民营金融机构的特点是灵活、高效，一些行业约束措施可对其适当放开，减少对其束缚，充分发挥其活力和创造性，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私人定制，让客户有更好的服务体验；民营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定位主要是小微企业、社区农村，要允许其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信息成本、压缩管理链条，发挥其收集、处理弱势金融群体信息能力强、决策迅速高效等方面的优势；要鼓励民资投资并购传统金融机构，整合盘活现有资源，引导非正规金融活动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私人钱庄等向正规金融转变，使原本处于地下、在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转变成为正规、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
第三，要切实做好对民营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必须要解决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所以民营金融机构准入的核心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承担风险的能力。传统的监管手段很多，带来的弊端就是过度重视资金安全，甚至忽视效益，如果以相同的标准要求民营金融机构，恐怕会让民资望而却步。在加强监管方面，建议应当从金融制度体系、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多方面入手。加快制定银行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信用评级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创造必要的金融制度环境。加快推进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重点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等薄弱环节的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和银行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支付网络覆盖率，提高农村资金结算和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的效率。通过规章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使得监管更加精准有效。
最后，要以更大的决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利率价格由市场决定。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发》一文提到：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2013年，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相信在这方面的改革步伐会越来越大。市场越强大，民资越活跃，民营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倒逼作用也就更强，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更互相促进，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将使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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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范文4
4月12日，深圳市通过了《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后，地方政府金融创新的又一大举措。
过去三十年间，深圳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先行者，当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期，深圳的金融创新或可撬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激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从文件标题便可看出深圳金融改革的目标在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金融服务行业将来并非是深圳经济的支柱，金融只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扶持手段。从当下深圳乃至中国经济的现实而言，深圳如此“低调”的地位是非常务实的。
从宏观经济而言，金融改革已经成为深圳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不得不迈出的一步，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瓶颈期。从近期的统计数据可以窥探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连续五个季度处于下行状态，而CPI却超过预期。当然，8.1%的增长率并不低于全年7.5%的增长预期，但是增长率的回落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出口强劲，而消费处于弱势，今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现象，进出口趋于平衡。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处于一个转型的拐点，既有的增长动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下去，金融改革与创新便成为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温州金融改革试水虽然是形势所迫，是应对温州民间金融困局的应急之策，但折射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民间资金泛滥，而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严重缺血乃至坏死。温州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温州8000亿元民间资金在阳光下运行，而深圳的创新则是在探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如何可持续稳定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包括深圳在内的沿海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破产压力，只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然而，创新绝非一句口号，也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制度的革命。任何创新都具有风险性，而风险与利润则相伴相随，只有灵活有效的金融体系与之配套，创新才成为可能。
中国当下的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一枝独秀，国企、央企等超大型企业是银行所青睐的客户，而具有创新意识的个人或者小微公司则处于资金缺血状态。当人们在惊羡硅谷的创新成果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美国金融体系为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比尔盖茨们所提供的配套服务。
深圳的确已经确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只有技术、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时候，才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深圳金融创新其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灵活、深度的金融资本市场来配合深圳实体经济的脱胎换骨。包括创建非银行类的金融服务公司、村镇银行、股权交易所等多层级的金融体系，为各类创新型的公司注入资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神经，完备的资本市场才能形成枝枝蔓蔓的末端神经网络，感知经济发展的脉动，顺应经济发展潮流，深圳金融改革或许可以生成一个感应灵敏的金融神经网络。
人民币国际化的倒逼压力
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标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也进入关键时期。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双边央行货币互换协定以及贸易贷款等形式，人民币已经“出海”。
任何国际化的货币都需要一个规模庞大、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作为支撑，中国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已经奠定。此外，一个具有深度与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出海的大后方，如果国内金融市场鲜有盈利机会、流动性差，那么，海外市场持有人民币的动力和兴趣就会减弱，所以，人民币不但要“出得去”，还要“回得来”，只有一个完整、便捷的人民币回流管道建立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框架才算搭建起来。
深圳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推进深港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希望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可以进入深圳支持创新性企业的发展，此外，争取更多的深圳前海地区的企业与金融机构赴港融资。
深港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如果推行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进展，为人民币回流境内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香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是人民币出海的港口，在过去几年中，近6000亿人民币存款在香港沉淀，但是香港的利率较低，一年期定存利率在2.2%左右，而大陆的大款基准利率高到6.56%，中间存在4%以上的息差，从而造成了人民币向境内回流的势能。由于资本项目尚未自由化，香港与大陆的金融体系是隔离的，如果不给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比较合理的盈利水平，人民币出海的动力便不足。让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回流到境内，既可以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降低融资成本，又可以给离岸人民币以合理的收益。
在此之前，境内企业可以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但是数额有限，也只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才有可能到境外发债。2011年末，通过RQFII试点的形式给予离岸人民币投资境内资本市场的机会，但是首次试点只有区区200亿元，这一额度很快用完，后来推出500亿元的额度。仅仅依靠RQFII这样的渠道很难建立完备的回流机制，而深港人民币跨境贷款或可成为另一重要渠道，连接人民币的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
当然，在推动深港两地金融市场对接的过程中，如何规避投机套利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货币如水，资本永远会朝着利润高的地方流动，如果两地的利润差额足够大，便会形成洪流。跨境人民币贷款推行之后，深港两地的人民币贷款利率或趋同，提升香港人民币的收益，降低深圳企业的融资成本。当香港人民币利率提升之后，香港作为人民币蓄水池的效应会得到强化，当然，这个过程应该是渐进有序的。
人民币国际化至少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与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内容，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在于国内市场改革滞后，存款利率的“天花板”与贷款利率的“地板”造成了利率的半市场化，导致银行暴利，资本市场萎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异化。一个不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雨历程的，因此，近期国内金融改革的诸种措施大可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举措，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深圳毗邻香港这一目前人民币最重要的离岸市场，可以借力香港，确立自身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来看，上海的定位是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是纽约、伦敦等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而中国在锻造金融型国家的过程中绝不可能只有一个金融中心，除了上海之外，北京、深圳都可以有所作为。此次深圳的金融改革虽然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但是航运保险、银行间市场拆借、债券市场等也是改革内容，换句话说，深圳的金融改革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富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确立在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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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与实践
在谈到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与实践时，李鲁云表示，广东省在产业发展中有五大优势：一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区位人员优势；二是实体经济的基础非常雄厚；三是制造业非常发达的优势，号称世界工厂；四是金融体系健全的优势；五是国有资本雄厚、规模大的优势。
“但是，广东的产业发展也存在着五大问题”， 李鲁云说，具体表现在：第一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也就是制造业；第二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传统的服务业还是占主导；第三是产业发展的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这样的“三高”企业还占主流；第四是对外依存度大，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五是科技含量不高，产业分工属于国际中低端。
对于这样的现状，广东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出台了非常重大的举措。李鲁云将之归纳为五大“双”：
首先是“双轮驱动”，广东省建设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行发展六大主导产业，包括是以生产业为重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品牌带动的优势传统产业，等等。还要建设珠三角现代产业核心区、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粤港澳金融合作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等载体。
第二个双就是“双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幸福导向产业。最近广东省已经做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主要培育和发展高端电子信息、LED、新能源汽车、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这产业。幸福导向型的产业，主要是发展旅游业、健康养生业、养老产业、环保产业、智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等与人民群众提高幸福感相关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双提升”，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发展和培育一大批“三自”企业，全省已经有16个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122个国家和省级科技园区、产业化基地，300多个专业镇。
第四个就是“双转移”，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广东省用400亿元建立起了36个产业转移园区。到目前为止，有300多个项目入园，工业增加值突破了两千亿，每年还用10个亿转移劳动力。现在大概转移了145万人。
第五个双是“双并举”，就是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了。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广东省新的十大工程，一共有333个项目，总投资2.37万亿。稳定外需主要是稳定出口、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而且推动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投资海外并购等。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通过这几个‘双’确实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去年广东的GDP突破了5.3万亿，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总收入是1.3万亿。全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突破了57%，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突破了47%，大装备、大汽车、大钢铁、大石化、大船舶、大交通、大物流、大金融等等，发展都是方兴未艾”，李鲁云说。
金融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支持
“今年（广东）金融工作会议的主题是转型升级金融先行，在广东现阶段的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越发的明显”，李鲁云说，现在北京、上海等金融强市，还有天津的金融崛起，充分诠释了金融对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作为广东的金融业现在的增加值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占GDP的6.3%，金融总资产超过1.3万亿，持续超过了香港，“但是与北京、上海相比，我们还有差距。金融发展必须服务实体经济，紧扣民众的需求，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驱动力”。
李鲁云指出，在引导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转型升级上，广东省政府目前正在重点抓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省政府将直接扩大融资比重，作为重中之重，优先支持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海洋产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优质企业改制上市。
第二是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功能，采取一司一策、逐家推动的策略，分类分批推进省内规模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是鼓励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公司上市融资，支持他们深度拓展各类银行、证券、保险业务。
第四是加快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以及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力推进南海、南沙、前海、横琴等金融新区的建设。目前佛山南海的广东金融高新区，包括三个金融新区的建设，已经是迭起了，粤港澳金融合作渐入佳境。
第五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跨部门的诚信监管体系，以及区域性金融市场风险预警制度和风险责任追究制度。
李鲁云指出，当前广东省正处于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正是由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迈进和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广东省的金融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提高到8%以上，将直接融资的比重提高到30%以上，地方金融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也要提高到30%以上。
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引下，省委省政府已经确定金融强省建设的战略目标。一是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的综合实验区；两个中心（深圳、广州）是区域性金融中心；三个金融创新平台，就是深圳的前海、珠海的横琴、广州的南沙；四个区域协调，也就是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四个区域金融要协调发展。
“还要打造五大金融，即国际金融、产业金融、科技金融、农村金融和民生金融。这是金融强省的目标,是我省落实国家赋予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历史重任，也是广东经济金融改革发展作出的前瞻性选择”，李鲁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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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国有资产管理是一项重要工作。面对后勤社会化的全面推进，高校必须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策略确保学校资产顺利实现保值增值，健康流转和效益提高。本文从分析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目前的现状入手,探讨如何加强对后勤资产的管理,以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促进资产保值增值的途径;并对社会和高校从政策与资金等方面积极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高校后勤工作必须与市场经济接轨,改变过去由国家和学校把后勤全包下来,实行不计成本的无偿服务、封闭性的自我服务体系，加强后勤管理的自主性和市场化运行，逐步由主要靠拨款驱动的运行机制向主要靠市场驱动的运行机制转换；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所提出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要求,使后勤及早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相对独立的经营服务实体。运用各种优惠的培育和扶持政策,增强学校后勤管理活动的活力和生命力，使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实现融入社会第三产业并实现社会化的目标。以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出一条既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保证国有资产顺利实现保值增值，又能促进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序推进，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与后勤社会化相匹配的资产管理体制。
一、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产产权模糊，职责不清。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来讲，合理、科学、清晰的产权机制，能使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各种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潜在的智慧，使企业能准确、及时对市场信息做出反映，并能有效抓住市场机会。高校后勤改革已经开展多年，但以住的改革多以经济承包形式为主，负盈不负亏，后勤实体与学校的关系不清晰，后勤实体与学校双方的职责、任务、分工理论上能分清，实际上难以分清，更难以操作。学校与后勤之间没有明确的产权边界界定，学校后勤在不具备产权资格的条件下履行并承担产权主体的义务，从而导致学校后勤部门利益实体不明，学校后勤缺乏独立经营的资格和条件。后勤社会化是管理机制的彻底改革，后勤实体脱离学校母体的过程中，划归给实体的资产产权不清，资产的权属关系不明，不完全的成本核算，导致经营实体的核算失实，不仅无法真实反映其经营成本，有关资产收益的财务指标也无从考核，学校对国有资产的控制会变得更加弱化，无法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与保值，极有可能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
（二）资产管理意识淡薄，资产效益低。后勤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提折旧或不交使用费，固定资产的损耗得不到补偿，由于财务监督和管理明显滞后，决策失误和运营水平低下等原因，高校后勤实体普遍存在经济效益偏低现象，资源闲置浪费严重。在后勤集团的经营管理中，用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方式，财务人员素质低，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大都未提折旧，仍按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操作。一些已具备提折旧的单位也不提或少提折旧，使维修和补偿措施不到位，利润虚增，资产耗损得不到补偿，结果导致资产消耗的补偿严重不足，往往只有投入，产出很少，国有资产难以保值增值。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通过市场信息和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组合和配置，目前的后勤集团在很大程度具有相当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后勤集团现有资源能否由后勤集团自由配置；学校如何对资源核算；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的方法；后勤集团固定资产增值部分归属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后勤集团对资源的优化与配置，而作为企业的后勤集团面对这些问题，同时在经营管理服务中，又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这就使后勤集团在资源管理上缺少明确方向。
（三）思想观念滞后,后勤企业的运行模式与市场经济相冲突。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由于受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和学校办社会模式的影响，一时难以适应以市场经营为特征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很多后勤企业还缺乏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缺乏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缺乏以服务取胜、以质量取胜的经营观念。从学校方面看，还没有将后勤企业真正看成一家自主经营公司，习惯于将后勤企业作为学校的职能部门，由学校直接任命后勤企业的干部，由学校确定后勤企业干部的行政级别，并经常对后勤企业的经营进行行政干预，从后勤企业方面看，对高校后勤社会化存在片面的理解和认识，仍然眷恋无优无虑吃大锅饭的日子，独立走路的能力不强，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就找学校解决，以学校稳定和后勤职工稳定为借口，向学校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从而影响了高校后勤社会化前进的步伐。
（四）学校后勤负担沉重，高素质的人才缺乏。学校后勤实体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后，原有职工安置任务一般由学校后勤实体承担，不仅要承担政策性很强的工资，还要承担政策性费用，如房贴、公积金、职工失业保险、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等项开支，造成后勤职工劳动力成本比较高，而且由于原有职工属于安置就业，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多年形成的“旱涝保收”的大锅饭等陈旧观念的影响，使后勤职工不能适用市场竞争的需要，从而出现职工分流难度较大，加大了学校后勤在经营活动中的成本支出。同时学校后勤急需的高层次经营人才、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由于收入在学校整体水平上偏低不能引进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勤社会化进程。[1]
（五）后勤管理体制不完善。目前，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后勤服务实体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后勤实体是校内模拟企业化管理，按照“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学校与实体是甲、乙双方合同关系，实施合同管理，从“学校办社会”走向“学校办校内企业”其实相当于政府用承包制管理传统的国有企业，后勤实体在走国有企业承包制的老路，承包制不是一种规范的经济体制，仍然是校企不分，学校方既是运动员，又是制裁员，还是规范的制定者和修改者，权责不对称，易使后勤服务实体消极营运，实施短期行为，负盈不负亏，国有资产难以保值增值。
二、加强后勤资产清查和评估工作,为两权分离打好基础
由于高校后勤原来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国家是高校后勤投资的唯一主体,后勤拥有的资产,不论通过何种途径和经费来源(购置、赠送、自筹、调拨)均是国有资产。后勤资产可分为以下几类:①房屋(包括公共环境)设施；②行政办公设备；③家具设备；④汽车设备；⑤锅炉、供气、供电、供水、冷藏及节能设备；⑥通讯、邮件收发设施、设备;⑦炊事设备；⑧电梯设备；⑨其他设施、设备(包括课桌椅、讲台、踏步板、垃圾房设施、疏通地下水道设备等)；⑩库存材料；11流动资金。上述资产长期以来在后勤部门管理使用,大多没有进行单独清理核算(虽然也有部分高校后勤进行单独核算,但不是完全的成本核算,也未整体办理企业法人执照)。高校后勤进行社会化改革,必须摸清后勤部门划入后勤集团前的家底。为此,高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后勤集团要联合组成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具体领导、部署和组织对划入后勤集团的单位所占用及管理的资产分类进行清查。
（一）明确清查范围。由于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均不相同,不同模式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其管理及核算方式亦不相同,清产核资工作以后勤集团所属各中心为单位,组织专人或小组清产核资。以实物为准,见物登记,按照实物标牌填写清查表中有关内容,进行账、卡、物核对,将设备的来源、购置经费渠道及设备的具体用途分别填入有关栏目,价值暂按账面价值处理;对有帐无物的设备要查清原因,对清查情况作书面说明,并对有关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二）严格控制资产报废。防止一些部门为减少资产占用量突击报废固定资产和库存流动资产,对于某些设备确已年久失修丧失效能的,按学校的规定程序作报废处理。具体报废原则是:①超过耐用期,且在正常情况下确已丧失效能的;②因使用、保管不当及管理不善等人为损坏,确已丧失效能的;③虽使用功能尚可,但同类社会产品已淘汰,极少使用,且耗电、水、气、人力较大,效益极低的。
（三）通过资产清查，摸清划入后勤经营和管理的资产，分清各类资产的用途，清理资产账面价值。高校所占用的土地、房屋大多是国家无偿划拨和投资建设的,其帐面价值远低于实际应有的价值。同时,由于事业单位的资产是不计折旧的,所以高校后勤部门所占用的资金帐面原值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实际价值,对此,应参照资产评估体系的有关方法,对后勤集团使用的固定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资产评估核算。
1.不动产价值核算。后勤集团占用的土地为校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勤改革和社会化进程中,土地的用途发生了变化,其中用于出租的土地及作为门面经营的房屋占地,其使用价值会大大提高,因而必须进行估价核算。,应通过土地评估事务所根据一般地价核算水平核算其土地价值。
房屋价值核算则可按房屋的现时完全重置成本减去应扣的损耗。
2.可动产价值核算。在后勤仪器设备中,1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数量少,但其价值高,占全校仪器设备总值的一半,因此在对可动产进行价值评估时,可运用ABC分类法,将可动产分为三类,其中A类为5万元以上及价值严重低估的设备,B类5000-50000元设备,C类为5000元以下设备、家具及耐用低值品；(1)A类设备的评估运用重置成本法逐个评估:A类设备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功能性损耗，其中: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总使用年限，功能性损耗——设备同现有新设备的比较功能降低值。(2)B类设备的评估按分类折旧核算:按设备的性质分为机电设备和电子设备两类,机电设备总使用年限为15年,电子设备为8年,计算机为5年;对尚能正常使用的、其成新率不小于15%的仪器设备,经过大修或升级后,其使用年限可增加2－3年。(3)C类设备及家具评估:按一定年折旧标准进行折算。(4)对于原材料等物品,在实物清点移交的基础上,按重置成本法结算净值,作为流动资金供后勤使用或作为学校投入。三、明晰资产产权关系，建立合理的经营管理体制
在高校后勤转制过程中,转制双方可以按实物登记或资产评估的方式界定产权关系及确定资产价值。后勤转制以后,按照国有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规范分离的原则,明晰产权关系,实施产权管理,保障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学校可以出资者的身份,把国有资产注入后勤企业,成为企业资本;或以有偿租赁、无偿借用的方式为后勤企业使用,推动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以继续和有效发挥学校后勤存量资产的效益。如何界定后勤服务企业与学校之间的资产关系,是后勤社会化改革中的难点。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界定相对模糊,还有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明确界定后勤服务企业与学校的产权关系,实现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以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现阶段,对这种资产关系一般意义上可理解为“学校对划归后勤服务公司的资产拥有所有权,公司对划归的资产拥有使用权”。这种初步意义的资产关系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建立:
1.划转经营。学校作为投资参股一方，将有关资产注入后勤企业,转变为经营性资产，而非资产在事业单位之间或内部的划拨,这是一种股权投资。因此,学校与后勤集团之间的资产关系不同于过去学校与行政性后勤之间的资产关系。表现在:一是权利的性质发生变化,资产已经划归公司即从学校的事业性资产转变为企业法人财产,为企业所有,学校对资产的所有权的性质转变为股权;二是权利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发生变化,由过去学校对行政后勤的资产拥有直接的管理和支配权,变为投资者的监督和收益权。
2.租赁经营。学校将一部分资产（主要是不动产）不投入到后勤企业，后勤集团为经营的需要租赁使用学校的资产,学校拥有所有权,企业拥有使用权,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资产管理关系为甲乙方租赁契约关系。具体表现为:后勤集团社会化后,学校应继续投资建设后勤服务的基础设施,如大型基建、设备;学校对国有固定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后以契约方式租赁给后勤集团使用(房屋、大型设备等),后勤集团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向学校收取服务费,学校以折旧标准向后勤企业收取资产使用费;学校对后勤企业固定资产租赁实行优惠,部分非营利服务性资产可在初期实行零租赁;后勤集团享受租赁优惠后,在服务成本核算中固定资产折旧部分依租赁优惠程度计算,以控制重点服务项目价格、提供某些优惠服务,并逐步过渡到以成本核算为前提,改拨为付、明码标价,利润交叉补偿的全成本运作模式,逐步减少学校对后勤的投入。
3.委托管理。对不能进行经营的资产,如教室、供电、供水等资产由学校委托后勤集团管理,在托管实施时将托管部门使用的资产,交由后勤工作使用管理,学校按管理成本付给后勤集团管理费,以维持该部门的正常运转。为保证简单再生产的进行,必须对原有固定资产进行实物或价值保存。在托管期间,后勤集团应保证受托资产的安全,并保持资产的完整,以实物或现金归还甲方(属正常消耗的除外),保证后勤工作不间断。
上述的资产管理关系,其目的都是保证学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培育后勤服务企业发展。但管理方式依资产关系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划转经营的资产的管理通过公司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管理关系来实现;租赁经营和委托管理的资产通过甲乙方之间的租赁契约关系来实现。
四、强化后勤服务保障,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对学校的后勤服务保障,而不是取消对学校的后勤服务。我们要改变的是大量琐碎繁杂的事务和矛盾影响学校办学精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低效率的后勤运转,影响学校的办学财力。
高校后勤服务除了固有的经济属性外,必须注意其特殊的教育属性,必须强调高校后勤改革要为实现学校的教育目标服务。后勤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消费水平不高,因此,对于即使实现社会化的高校后勤服务集团来说,将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对于消费水平不高的大学生群体及教职工,要提供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对于需要获取投资收益和经营收益的校方和后勤集团来说,又要使资产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为此,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可参照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模式进行。[2]
1．对于后勤创办的具独立法人的企业，学校作为投资参股一方，把学校的后勤资产注入后勤企业,转变为企业资产,学校通过参加股东大会的形式,依照公司法规定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管理。由后勤集团按照企业计提折旧或再投资等方式完成企业的运行和发展,并促进资产的保值增值,学校通过企业分红、派息取得利益。
2．对于满足学校对后勤服务最基本需求的非盈利或微利服务项目，学校将一部分资产(主要是不动产)不投入到后勤企业,学校与企业通过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向企业提供后勤资产的使用权,以租赁的方式为后勤实体使用。后勤实体租赁学校资产直接目的正是为了收益。学校作为出租人所出让的使用权,也就包括了收益权。承租人在使用出租财产时应该支付租金。学校和企业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彼此独立的平等主体,学校不得参与和干预企业的管理。在租金收取与承担修缮、保值义务方面可以用两种模式操作。一是按社会通行标准,由学校向后勤集团收取租金,在扣除维修费用和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以后,其余额部分由学校返还后勤集团,以支持后勤集团的发展;二是在学校放弃自己权利的同时,按照民事法律活动地位平等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后勤实体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修缮义务和国有资产的保值义务,即通过设备维修和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的形式,对国有资产进行保值使用,同样体现学校对后勤集团发展的支持。
3．对于不具备经营能力的后勤服务性资产，学校与后勤集团签定协议,委托后勤集团管理维护。实行全成本负担核算办法,由学校按资产正常运行所需实际费用和人员费用等核定管理费用支付给后勤集团,以契约方式由乙方承担服务,并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招投标制。后勤经济实体要摆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方式的束缚,学校将（下转第174页）
（上接第86页）行政拨款改为按消费支付费用并取得投资和出让资产使用权收益,将暗补变为明补。
4.改变高校后勤单一的固有经济成份，向多元化经济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日趋完善,繁多的市场和竞争的格局必然形成。在市场信号的导向下,社会第三产业必然地向学校流入,不可避免地与后勤实体展开碰撞和竞争,后勤实体必须摆脱过去垄断经营、封闭经营带来的管理落后、效率低下的弊端,积极参与竞争。广泛吸收社会资金、资产、改变高校后勤单一的固有经济成份，向多元化经济发展，既有全民，也有集体、个体的，也可采用学校资金与社会资金联营、中资和外资的联营，使高校后勤实体经济多元化，这是运行机制搞活的前提条件，多方投资办后勤壮大后勤实力，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总之，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校情出发的原则设计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改革方案要有利于推进学校教学、科研等其它方面的改革，要有利于减轻学校对后勤经营的投入，要有利于调动全校教工尤其是后勤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按照有利于学校发展和有利于后勤企业发展的思想，及时研究和解决后勤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新经验、纠正失误，保证高校不断地获得更好、更完善的服务环境,并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在给予自身的经济实体以适当的一段时期的保护的基础上,学校的后勤服务应对校外企业开放市场,在高校后勤服务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从自身薄弱的项目入手,从事半功倍的项目入手,从长远看必然会形成社会保障的项目入手,择优、适时、适度引进,以求得更好的服务。通过也许是较残酷的竞争,促使后勤服务人员改善服务管理与经营的方式,降低成本损耗,提高服务质量,适应市场要求,使得后勤经营实体的自我调控能力日益强大,在站稳校内市场的同时,向校外延伸扩展,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真正化入社会中去,以自己的经营成果去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