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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范文1
对于艺术传播的方式和类型有很多不同的概括角度。从历史形态发展角度看，传播方式可分为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等；从横向逻辑角度看，传播又可以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在传播学里，常将传播者称之为“控制分析”，这体现了传播者在艺术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艺术创作者既是艺术信息的组织者又是艺术信息的传播者。但传播者的外延又要大于此，它包括非创作性的传播参与者。他们共同构成艺术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传播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他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审美经验和社会需求等，创造和传送信息。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今天，艺术创作与传播之间的分工愈来愈明显，而且传播者不单是个体角色与个人行为，更包括群体化的组织与机构。在当代大众传播方式中，传播者呈显出社会组织模式，具有构成上的整体性、分工上的复杂性和技术上的专业性等主要特征。正是在艺术传播的视野中，非直接艺术创作者的传播才在艺术活动中的隐性存在及潜在作用下得以揭示。传播手段的进步对艺术发展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在积极方面，它拓宽了艺术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催生出新的艺术符号诞生。艺术所达到的传播效果是使传播出去的信息受到关注、留下记忆，甚至影响，从而改变受众者的态度，达到公共化和社会化的目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艺术传播相对于其他信息的传播是有一定限制的，这主要表现在受众者是否是有一定艺术素养的人。然而随着传播手段的发展，如电视、网络的不断进步，艺术信息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传播媒体广泛的影响力使得艺术更加普及，艺术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引起艺术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它作为极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传播形式，不仅带来了艺术传播的模式，也加剧了艺术传播的扩张，使艺术信息的传播、理解、阅读呈现出全新的世界，为艺术的传播环境提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在消极方面，网络作为大众传媒的当代领军人物，是近十年来兴起的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对艺术的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居功至伟的媒介，艺术对网络的心态却是忧喜参半的。越发火热的网络速食文化将传统艺术理念大规模颠覆，这使得艺术的地位不断地在下降。传统理念与现代观念的冲击，使得艺术魅力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神秘光环，在大众像探照灯光一样的注视下不断“贬值”。
艺术作品为什么需要展示，因为艺术作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需要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某个很好的艺术灵感，如果不经过艺术家创作出来，那就只能是无意义的“空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艺术作品的展示环境不理想或者是和艺术作品不相称，那么也会对观众在理解和感悟艺术作品上造成影响。所以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首先应该表现在作品的有效展示上。艺术作品的传播架设了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使艺术作品得以与观众相见，从而使艺术活动完整顺畅地进行。当代艺术作品的价值更是不仅仅在于艺术水平的高低，而且与传播状况息息相关。有效的传播方式能扩大作品的影响力，使其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帮助艺术家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对艺术作品的传播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回馈功能”。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曾就二十世纪以来艺术文化发展做出过概括和预测。艺术问题方面，第一个阶段不仅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也强调所体现的特质对共同生活的重要性；随之而来的是反抗的放逐者成分进人第二个阶段，重点在于强调艺术自身的价值，甚至提供把这种价值从共同生活中分离出来；第三个阶段在我们这个时代，“考虑的重点是试图把艺术与共同的社会生活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努力以‘传播’这个词为中心。”这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和大规模组织的普遍成长而出现的新问题。”这表明正是大众传播这一信息组织传递方式从深层意义上扭转了艺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走向。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人们在对艺术品的看法和理解力上各不相同，是因为各个时期在艺术品的展示和传播方式上有所不同。我们之前对整个艺术史的分析和总结，针对传播的目的和动机，分析了艺术传播的效果。得出展示是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传播是展示的目的和结果及艺术作品的展示与传播应协同发展的结论。从而使我们今后的艺术创作过程变得更有章法、条理和计划。
本文作者：张弦工作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范文2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 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体系 局限与价值
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体系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性或价值关联性是社会科学的显著特性。传播研究必面对意识形态、价值与观念，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阐释。先秦诸子尽管站在不同的价值主体立场看待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有着共同的终极价值诉求，即通过协调社会阶级矛盾关系，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共荣。同时，以“民”为本的治国策略也广为先秦诸子认可，这就为诸子传播理论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荣、共融奠定了理论前提。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实施政治主张的共同的逻辑起点――“民本”思想使得先秦诸子在传播和实施学说主张的过程中积淀构建了我国最早的传播理论框架。如果套用美国传播学大师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来描述我国最早的传播理论框架的话，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内容可能包括五个方面：谁对谁；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说什么；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说话的方法和技巧。
与西方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和“匿名性”不同，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谁”和“对谁”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先秦诸子时的传播活动多为“面对面”的交互式人际传播，对话双方共处同一时空，互为主客关系，同为传播“主体”。信息有效沟通的首要条件是互为主体间的相互信任的达成。为了实现信息的有效互动，先秦诸子对共存于这种面对面的即时交流时空中的互为主体双方的“诚信”态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为了达到“信”，儒家强调传播主体的人格力量与身体力行的工作方法对于传播效果形成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同时，要求传播主体要严于律己，从我做起，恪守诚信，对于不真实的言辞给予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
道家强调“无为”，以顺应自然，表现自然为诚信之本。老子强调传播主体“信言”的重要性，庄子反对虚饰，认为传播活动中性情的自然流露才是真性情。先秦诸子在强调传播主体“诚信为本”的同时，也对交互主体传播活动中的“不和谐”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孔子很注意人际传播中游说对象的选择，他认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儒家传承人孟子则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对于传播内容的特点提出了有益的看法，针对具体传播内容提出了攻守的策略：“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道家则站在辩证的立场上，认为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传受主体双方个性特征的影响而呈现巨大的差异。如老子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进行传播是先秦诸子传播理论论述的又一重点内容，大约相当于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传播功能与效果”研究，但先秦诸子更强调作为信息传播介质的语言及其起源与传播对于家、国、社会形成的意义。法家鼻祖管仲曾这样论述人类语言传播的起始：“夫名实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管子•宙和》）管仲认为语言传播源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人们为了解决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相互交流意见，然后由聪慧的人来决定与客观实际最为贴近的见解，从而构建意义共享。管仲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播起源论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源于人们改造自然、构建社会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墨家则从国家起源角度论述了语言传播的重要意义。墨子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墨子•尚同上》）墨子认为信息传播是统一思想，协调个体行为，构建社会国家的必要手段。儒家认为传播的主要功能是监督统治者和教化人民，进而塑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儒家眼中，传播的第一要义就是通过“正名分”来整肃统治秩序。法家主张通过政治传播实施社会整合与舆论控制，道家消极无为，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交流的价值，主张人与宇宙的自然融合与和谐。
“说什么”指传播内容，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媒介内容”研究相通。先秦诸子的相关论述涉及传播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其对传播效果形成的影响。孔子认为衡量取舍传播内容的标准应该服从巩固贵族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同时认为传播过程应当遵循“述而不作”、“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墨子针对传播内容的表现方式提出“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闲诂•修身》）的要求，同时还认为“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由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站在维护国家正统统治的基础上，比较注重传播内容的“合法”性，同时排斥一切有违正统观念的“异端邪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孔子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事了。相对而言，墨子更强调传播内容的真理性，即对于事实考察的深入和传播行为的理性。同时墨子还注重传播内容的表现形式，要求传播用语合仄押韵，易于传播。
“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即传播方法研究，大概类似西方传播理论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类型研究。先秦诸子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前，但他们在人际交往和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发现了传播介质对于传播效果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墨子首先发现了口语传播的局限，最早论述了信息载体对于传播的重要意义。墨子认为：“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亲士》）在具体传播方式方面，诸子传播使用过游说诸侯的人际传播、聚徒讲学的群体传播，也有作为国家官吏行政活动的社会传播活动，其中尤以游说和讲学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游说诸侯是先秦诸子最主要的传播活动，其传播方法技巧多和人际传播心理相关。
“说话的方法和技巧”是先秦诸子长期传播实践活动的经验性结晶，大约论及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传播心理学、修辞学等相关内容。儒家学说侧重维护君主利益的政治传播规律的探索，相对而言，比较强调传播者的威严，以及传播过程的仪式感。曾子强调：“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儒家传承人荀子对于传播仪式的内容也曾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荀子•非相》）对于传播者应具有的心理素质，孔子也做过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服躁、隐、瞽。同时，儒家擅长以温和的面目实现传播目的，孔子提出“能近取譬，扣其两端”的游说方法，与西方传播理论的“两面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心理互动是西方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方面我国先秦诸子在游说传播实践中也有过众多的发现。其中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过程中交互主体的心理“揣摩”是该部分的主要内容。墨家提出“三表法”来论证论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在具体的语言使用方面还提出了“举、体、援、推”等具体的语言修辞方法。
局限与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诸子传播理论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传播主体论――“谁”和“对谁”，信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动机论――“出于什么目的”，传播活动的主观价值诉求；传播内容论――“说什么”，传播信息内涵价值诉求及其表达；传播方法论――“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信息传播渠道与介质；传播技巧论――“说话的方法”，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与相应语言修辞。但是，如果与当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相比，无疑呈现明显的朴素性和局限性。首先，先秦诸子传播理论在理论架构上并不完整，基本没有涉及现代传播理论的某些重要的范畴，如“冗余信息”、“反馈”、“噪音”等。其次，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主要涉及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难以对当代以电子传媒为主流的大众传播实际有效发挥其积极指导意义。再次，囿于时代的限制，主体价值诉求差异，先秦诸子某些论断与现当代主流传播价值观相违背。如儒家的“正名分”观念就无法与当代“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取向相兼容。所以，陈力丹教授一直否定中国有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传播学是用科学理论研究现当代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而我国只能探索古代的传播现象及言论、观点，缺乏当代的现实证据，因此“中国传播学”一说还不能成立。
成熟的社会实践是造就和产生科学社会理论的必要物质前提，科学完备的中国传播理论的构建则有赖于中国社会大众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社会制度和行业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先秦诸子对于现代传播理论构建的第一个启示在于“传播交互主体”思想的提出。交互主体思想突破西方大众传播理论传受双方的价值与行为对立，突出传受双方的地位对等性，这对于以交互性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网络媒体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诸子思想的交互主体不单单指信息传播行为的对等地位，同时也指传受双方的价值利益对等，意味着信息交流只有在平衡传受双方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取得长久的积极的传播效果。这既突破了批判学派对大众传播行为价值全盘否定的局限，同时也凸显美国经验学派操控理论的狭隘与危机，构建了一种传受双方互为主体、地位对等、利益共享、传播效果双赢的理想传播形态。诸子给当代传播学的第二个启示是“整体性”观念的提出。诸子传播思想大多兼顾个体、群体、国家利益的协调统一，同时兼顾人类整体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对当代西方传播理论囿于主体价值诉求差异造成的矛盾悖谬的补救和启发。诸子理论既强调传受双方的互利共赢，同时也兼顾君主国家利益和作为被统治者存在的基层民众利益的相互依存，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构建了源于人与自然、民众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社会利益共存基础上的人类整体传播观。第三，诸子从微观方面提出与认识论、语义学以及逻辑学相关的传播理论范畴：心、相、言、意。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体”与“相”，运动变化的是事物的本“体”。人们运用心智辨别事物，形成关于万事万物认识结果，也就是所谓的“相”，所以人要想正确地认知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正心”。《礼记・大学》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心”与“相”属于人的内向传播范畴，是形成个体意义，进行人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与传播相关的另一对范畴是“言”和“意”。“言”，指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载体；“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也就是传播者所要转达的个体意义或意志。“言”“意”之间的割裂与脱节是影响传播效果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墨子・经说下》说“以言为尽悖，悖”，批评了怀疑或否定“言”能正确表达“意”的观点。又如《墨子・经说上》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言”人们可以了解把握一定的“意”。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HB10RXW019）］
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范文3
一、阐述新媒体与新媒体时代到来主要特征
1.1针对于新媒体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
新媒体是新时展的产物，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首先，新媒体可以使每个人实现大众传播。其次，新媒体信息和利益不发生关系。再次，新媒体的传播针对性较强。最后，新媒体受众的主动性较强。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言，新媒体是数字化的传统技术，多元化的增值服务，细分化的受众结构，除此之外新型的媒体几乎无使用成本。
1.2阐述新媒体时代到来的主要特征
第一，新媒体已经具备成熟的市场，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中。基于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而产生的数字杂志，智能手机以及触摸媒体等，这些媒体形态不断的更新进步。不但大部分人拥有智能通信设备，而且每年新媒体市场的规模效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第二，新媒体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利用新媒体设备在家进行资料的查询，逐渐的脱离对于纸质媒体的依赖，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利用网上聊天工具替代通信。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关商业开始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经商，促进企业经济发展。
二、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宣传工作的创新策略
2.1组织师生积极进行高校的宣传工作
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人际传播，若高校内的全部师生是10000名，以每个人社会传播一次信息为例，该校信息传播量可达一万次，若对10000名师生做好引导性教育，再组织其进行信息的传播，会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由此可见，组织全校师生进行积极的宣传工作本身有着较大的宣传价值。各高校若想提高自身的宣传工作效率，可以积极调动全校师生利用多样化的渠道做好宣传工作。还可以对师生做好宣传的相关技巧培训，激发师生对于宣传工作本身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最大发挥出每个个体的宣传作用。
2.2打开高校宣传工作的渠道
高校可以向企业营销宣传方式学习，打开非媒体的宣传渠道。在实际的宣传工作中可以积极组织义务服务的活动做好社区与基层的宣传活动，或是进行校企的联谊活动，提升高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帮助学校做宣传活动。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网络方面的新闻报道，以活动为主要宣传载体，以上渠道均是在新媒体时代下可供选择与利用的重要宣传方法。
2.3利用新媒体进行高校的宣传工作
在新媒体时代下，新媒体的形式较多，每种形式的特征与宣传价值各不相同。首先可以利用互联网在大学生群体中展开高校的宣传工作，因为他们是应用互联网的主体，也是高校宣传工作的重点对象，所以在高校的宣传工作中应用互联网能够有效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其次利用基于互联网发展形成的新媒体形式微博，微信以及各种论坛等。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大学生群体每天都需要刷微薄，刷朋友圈，访问论坛等，这些已经成为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且在这新新媒体形态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可供宣传，大学生可以在接受宣传后继续进行宣传，因此高校可以利用新的媒体形式作为高校宣传渠道，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2.4合理规划宣传内容
对于高校宣传的内容而言，不等同于高校自身的新闻网，不仅仅是把宣传内容生搬硬套在新媒体形式上进行高校的宣传工作，而是在新媒体形式上更注重与宣传发生在师生身边的时事，以校园活动为主，对于校园舆情进行监督。对于受众群体的切实需要予以满足，及时性的做好宣传报道。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宣传工作时，需要寻找贴合师生生活的真实新闻，把新媒体向满足师生喜闻乐见需求的平台转变，可以使高校的宣传工作受到师生的喜爱。
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范文4
一、传媒经济特点分析
传媒经济运营阶段，并不是单纯的依靠产品出售来获取一定回报，这个特点有别于其他产业，也是与其他产业间的主要区别。通过数次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效益即为二次销售，将版面以及时段进行特殊出售，给广告商和政治宣传者和宗教宣传者提供了信息平台。受众群体注意力资源要素，是传媒经济的核心价值体现。我们通常所说的传媒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类型和信息经济类型，传媒经济可以促进生产要素与消费要素二者间的紧密联系，使其可以愈加的协调与直接，之后在此基础上减少冗余操作步骤，将经济成本和社会活动成本双向减少，整体上提升社会运作效率。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传媒经济具备了高技术特征，当下大众传媒建立基础即为高技术，高技术特点突出，从传媒角度上证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运作水准。另外，这也充分说明了信息传播要基于高技术而发展，这些内容均是信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与此同时，也是大众群体的起初诉求。
二、传媒经济本质分析
传媒经济本质，从实际角度而言，它是一种影响力经济。对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前者是后者发展基础，只有注意力得以凝聚，后续才能衍生出影响力；后者是前者的拓展与高度升华，注意力范围缩小到一定程度，具备影响力性质的注意力才会具备一定效果，所以在具体实践操作中，控制发行操作和收视质量操作才随之出现。从实际角度而言，上述两类看法均从媒介吸引手中角度进行本质阐释，但是运作经济则是从媒介功能方位分析的，由于媒介本体具备舆论性和引导舆论性，注意力要素和影响力要素才会相继出现。通过比较研究，舆论经济本质化特点更高一些，假设再次探索，媒介之所以形成舆论功能和引导舆论功能，均由媒介权力决定，话语权等资源较为充分。归结来讲，正是因为如此，大众普遍相信媒介，乐于合理使用媒介，并且对媒介产生了一定依赖性，这样，媒介才会一起高度的注意力，深度彰显舆论效能和影响效能。因此媒介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经济，将媒介权力运作视为基础，从而达到快速发展和体系形成，权力转移以及权力拓展，媒介经济便会随之产生相应变化。
三、传媒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变革
传媒经济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密集型经济类型产生，它的发展促进了当前信息产业的快速完善和发展，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出现良性改变，即为从老旧式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积极的转变为知识经济。基础性性经济结构发展趋向是多元化的。
2.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前进
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信息传递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是其中的最优手段。传播媒介是生产力等不同类型要素相互融合的纽带和桥梁。应该注意的是，传媒经济增长，会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进行丰富多量的财富创收，与此同时，也可以为传媒自身生产出更好更优的诸多信息产品，为后续物质基础强化点点坚实基础，使得资本和实力得到了双向提高。
3.改变了大众经济生活模式
传播媒介数量与日俱增，并且信息传播量度越来越大，品牌节目增加，大众通过广播渠道、电视渠道、报纸渠道、网络渠道进行信息获取。这些内容与经济生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众群体从媒体方面了解的经济信息，主要分为投资证券内容和房地产内容以及IT行业内容等。需知，媒体引导效能十分明显，消费潮流被引导，加之网上银行模式和网络购物模式以及网络炒股模式便利性，使得大众经济生活便利性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诉求，稳步促进生活水平攀升，与此同时，也深度推动了我国经济消费连年增长。
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范文5
在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最为激进的批判当属西方，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1942年，在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的通信中，他们共同探讨了“大众文化”的问题。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溶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故喻之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1944年，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手段的启蒙》一书中，霍克海默又与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的概念来取代“大众文化”，定义为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法兰克福学派还对文化工业的主要特征做了系统的阐释。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使文化成为商品，其生产和消费遵循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服从于市场交换的原则，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堕入了商品世界里，为市场而生产，以市场为目标”。①在对文化工业的思考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是阿多诺对文化工业进行分析的主要依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再加上普遍地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而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②也就是说，阿多诺借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来衡量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时，他是从商品的角度，并非艺术品。所以，“拜物教性质”也就成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其次，大众文化生产具有标准化、同一化的特性。商品生产中的标准化原则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中体现的越来越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文化工业的制造者在本质上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而这种生产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工厂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被大众购买。“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③
这就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鲜明的呈现出来。霍克海默在谈及大众娱乐方式时说：“在闲暇时间里统治人的这种机械性和在工作时统治人的机械装置绝对是一样的。”④这种特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被扼杀了，大众文化永远带有了“批量生产”的物化特征：一件大众文化产品和另一件往往没什么明显差异。第三，大众文化的强制性和操纵性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产品通过强大的时空性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性。霍克海默指出：“个体和社会的对立以及个人生存与社会生存的对立，这些使艺术消遣具有严肃性的东西已经过时。以取代艺术遗产而产生的所谓消遣，在今天不过是像游泳和踢足球那样流行的刺激。大众性不再与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或真实性有什么联系。在民主的国家，最终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而取决于消遣工业。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⑤
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强迫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文化工业试图决定娱乐商品以何种方式生产、消费者以何种方式接受，成了一种主宰人类文化的力量。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领域明显显现出阴暗、腐朽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涌现出了无数的文化艺术家，并且有着不断的突破与创新，这些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批判，又确实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消极腐败的方面。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艺术特征———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操纵性、强制性的批判，使得个体的主体意识、创造性、想象力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
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范文6
【关键词】传媒“碎片化” 高职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32-03
一、“碎片化”阐释
“碎片化”（fragmentation），原意是指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献当中。“碎片化”是后现代社会语境的产物，反映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总体社会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裂化，由此形成的个体思维、消费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等特征。“碎片化”在21世纪初被引入传播学研究，其研究关注点为：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引发媒介受众市场的“分众化”和“小众化”。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指出了信息传播活动对技术的依赖性。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智能手机、移动APP等新媒体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信息组织的更新重构，信息传播结构由传统线性传播转变为网状传播，为“碎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依托新媒体技术的“碎片化”传播，与传统大众传播比较，主要特征有：从传播路径上看，信息传播快捷化、容量大、多媒体化；从传播内容看，信息内容篇幅短小，深度感消失，平面化、个性化表达；从传播受众看，阅读便携化，时间断断续续，阅读方式自主选择性、互动性、参与性强。“90后”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成长的一代人，他们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快，成为使用新媒体的主力军。数据显示，2015年使用新媒体用户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55.8%，大学专科人群占比为27.2%。可见，新媒体在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碎片化”传播对他们的信息接受、思维方式无疑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碎片化”传播对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为教育发展纲要中德育内容的制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大学阶段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加强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但在传统教学中，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主要通过思政课堂教学、主流阵地宣传、主题活动等方式进行，过于强调理论性、严肃性，生动性、形象性不足。尤其对高职学生这一群体来说，从学情特征看，相对于本科大学生，高职学生理论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习自律性不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只有深入浅出才符合他们的特点和要求。同时，根据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高职教育以“学做一体”为主要教学理念，以项目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情境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角色配置，教学过程注重情境性、参与性和实践性。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要针对高职学生这一特点，加强教学中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碎片化”传播，其许多特征与高职学生的学情特征有内在契合性的一面。因此，高职教育者要主动融入“碎片化”环境，充分发挥“碎片化”传播优势的一面，通过通俗易懂、鲜活生动的方式使学生易于、乐于接受，并最终成为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自觉追求。
三、传媒“碎片化”语境下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构建
传媒“碎片化”语境下，构建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
（一）搭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碎片化”传播的载体和平台。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大众传播，基本为单向性传播，话语权掌握在政府等权威机构或人群手中，受众只是被动接受信息，这在传播学上被称为“子弹论”。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传统线性传播结构转变为网状传播，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新媒体平台上的意见形成，是各种碎片意见碰撞、冲突的过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要充分利用“碎片化”传播优势的一面，助推传播和培育效果，首先就要搭建平台，占领高地，积极探索受高职学生欢迎的“碎片化”媒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碎片化”发声渠道，如微博、微信、手机掌上平台、网络社区、校园 APP 等，形成融学习、交流、娱乐为一体，互联、互动、互通的平台体系，在这些信息交流平台上，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积极参与讨论，发表个性化的意见，形成各种思想、意见的交流、碰撞。这样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方位融入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二）创新“碎片化”传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内容表达。新媒体技术发展带来的“碎片化”传播，促发了相对于传统大众传播的“传播模式”变革，其接触的便捷性，使传播空间和时间都被撕裂成了碎片。“碎片化”的传播时空语境下，以短小精悍、内容信息量大为特征的“碎片化”话语模式顺势而生。因此，“碎片化”传播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内容篇幅上也要体现“短”和“小”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原来完整的理论和信息切割成零散性的信息文本，而是在数字化的框架下实现内容的重新整合与创造。“碎片化”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的变革，更是一种传播文化的变革，它意味着传统的话语权威被解构，新的草根势力崛起。如微信、微博之类社交化媒体本来就会更多地体现鲜活的生活用语，再加上高职学生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强的学情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内容的“碎片化”表达应从“三贴近”原则出发，深入了解高职学生接受、理解信息的习惯和喜好，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赋予贴近高职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的鲜活的案例、生活化的场景、个性化的表达，在形式上文字、图片、视频互相补充和交替展现。其次，要善于从生活化的角度出发，从高职学生的生活中寻找案例，在微博、微信上设置话题引发讨论，经过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这样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深入浅出、潜移默化，优化学习效果。
（三）构建“碎片化”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教育方式互动模式。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受教育者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跟以往相比有了明显差异，“碎片化”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但这也引发了一种新的担忧，“渠道多，无权威”的“碎片化”传播会不会削弱课堂教学、主流阵地宣传等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影响力？“碎片化”传播与传统的教学、主流宣传不应该是“两张皮”，而是应该有机融合在一起，既各自发挥自身的长处，又互为补充、相互渗透，才能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传统的课堂教学和主流阵地宣传具有理论的完整性、观点的导向性等特点，但其模式往往是刚性、单向的，这对于倡导自我赋权的当代大学生来说，不容易被认同与接受，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和走过场，其效果如何值得深思。相对而言，“碎片化”传播是比较柔性的，这跟刚性的主流培育方式恰好形成互补关系，两者可以很好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因此，高职教育工作者要从方法论原则出发，注意避免“去碎片化”、“唯碎片化”，做到“融碎片化”。
第一，“碎片化”传播的时空随在性与传统教育时空的整体性相互补充。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一般是通过思政课堂、主流阵地宣传、主题活动等形式来进行，这些教育方式具有时空整体性的特点，比较利于完整的理论的讲授和宣传，但由于其时间、空间有限性，无法构建一个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方位渗透高职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碎片化”传播打破了时空上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传播和互动，这恰好弥补了传统培育方式的不足。因此，高职教育工作者要抢占高地，搭建“碎片化”传播平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培育、宣传相互呼应、互为补充，为高职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的时空环境。
第二，“碎片化”传播内容的即时性与传统教育内容相对稳定性相互补充。传统的课堂教学、主流宣传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教学计划步骤鲜明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活动，教育内容具有相对的系统性和稳定性。而“碎片化”传播内容，主要关注社会热点，容量大，变动频繁。一方面，高职教育工作者应结合两者特点，进行相互融合，从“碎片化”平台上的社会热点中选择案例及学生在平台上讨论的相关话题引入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可引导学生运用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来讨论“碎片化”传播平台上的社会热点，发表个性化意见，形成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做到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第三，“碎片化”传播的生动性与传统教育内容思想的深刻性相结合。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往往具有思想深刻性的特点，但理论的灌输不易于接受。正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一切知识都从感官开始。生动形象的教育才能吸引人。尤其对于高职学生这一群体来说，他们既是成长于“视觉文化”时代的一代人，又是相对于本科、研究生来说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群人，“碎片化”传播固有的生动形象、短小精悍的特点有助于将深刻的理论通俗化、形象化。高职教育者应注意将两者有机结合，通过生动形象的教育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理论性的内容。
（四）完善“碎片化”传播的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保障机制。网状信息结构的“碎片化”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大众传播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见一致性，在新媒体平台上被大大削弱，“渠道多，无权威”、“信息多，无观点”成为其显性特征；从传播接受看，“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受者的主体性，“人人都可以发言”相应就会出现“人人都是把关人”的现象，传统的官方权威话语被解构。各种意见的异质性、分裂性，再加上新媒体平台文本链接、信息转发功能的强大性，使信息增值产生巨大的传播效应。“碎片化”传播一方面满足了信息需求增长和受者主体性解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忧虑，缺乏官方权威“把关人”过滤的“碎片化”信息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对于“三观”正在形成时期的高职学生，如长期淹没在这样的海量“碎片化”信息中，既容易导致他们的注意力出现碎片化，不利于他们阅读力、理解力由浅向深的提升，又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信息、观点的影响，不利于他们正确价值观形成。（下转第65页）（上接第33页）因此，高职教育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既要利用好新媒体这个“碎片化”传播平台，又要想方设法监控好这个平台，使其发挥最大效能而把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首先，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或以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一方面，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媒介的性质、特点，形成对各种信息资源正确筛选、解读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信息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引导高职学生规范自己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法规，严格约束自己在社交化媒体中的言行。
其次，成立专门的媒介策划监督机构。专门的媒介策划监督机构是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碎片化”传播的重要保证。从学校宣传部、思政部、艺术传媒专业及网络中心等部门抽取骨干教师，组建专门队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碎片化”传播进行全方位策划监督。一方面，对现有的网络资源进行监控，避免不良信息流入高校，对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有害信息，要及时进行纠正；另一方面，搭建“一轴多翼”的“碎片化”传播平台，“一轴”是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网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策划、设计要贴近高职学生的接受喜好，尽量做到通俗形象；“多翼”指搭建微信、微博、校园APP等社交化媒介，作为学生讨论、发表意见的平台。要及时捕捉社会热点，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置话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发表见解。
最后，建立效度评估体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碎片化”传播和教育效果进行效度评估。可以设置学生实名登录制，对学生浏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站主题网站的时长及在交流平台上发表的评论进行监控，作为学生基本素质提升的一个考核内容，并纳入第二课堂学生素质学分统计。
【参考文献】
[1]严大立，李勇谨.信息时代传媒的“碎片化”趋势及媒体新生态的应对之道[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