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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1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发展；环境污染；VAR模型；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4-0026-07
一、引言
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经济总量的增长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322亿元，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让全社会以一种最直接而深刻的方式感受到了环境与经济的尖锐矛盾、减排与治污的迫切需求。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已经引起了结果，经济发展表现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以及低效率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种种特点。
本文将从城镇化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城镇化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均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13年6月，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占总人口52.6%，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这是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将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内需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城镇化进程在给经济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视角，揭示城镇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挖掘出三者内在的深层含义。这将有助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断完善并突破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走出绿色的城镇化道路。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是同一系统中的两种因素，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制约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还是改善环境质量的灵丹妙药，这些问题逐步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针对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献层出不穷，国内外学者专家在宏观和微观理论的框架下构建模型，试图探讨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赢条件。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同能源、原材料以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呈正相关关系。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 在分析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效应时，首次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并非总是线性关系，例如、烟尘以及一些污染指标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随经济的增长而下降，然而当经济增长达到某点以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改善[1]。不久，Panayotou T（1993）运用跨国数据对环境质量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Gene Grossman 和Alan Krueger的研究，认为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并首次将这种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2]。Grossman 等人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伴随着各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且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重心也由资源耗减转移到污染排放。
另外， Dinda S（2004）讨论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8]；Mazzanti（2007）分析了意大利的环境――收入关系；Caviglia-Harris J L， Chambers D， Kahn J R （2009）进行了环境退化的综合分析等等[9]。
由表1可看到：国外对环境与经济的研究，数据选取主要以面板数据为主，且大多数学者都验证了倒“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研究与环境污染相关的空气、水环境等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或单独研究某一污染物（例如so2、co2）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从整体环境质量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少。
（二）国内研究现状
基于国外的研究，我国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西方国家起步较晚。主要研究有：张晓（1999）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 （1985-1995）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大气污染物浓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 EKC倒 U 型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明显[10]；范金（2002）采用面板数据对我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TS）浓度和年人均降尘量进行环境Kuznets曲线检验，发现除氮氧化物浓度外，其余污染物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1]；黄莹， 王良健， 李桂峰等（2009）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并结合固定效应分析，对中国29个省级区域1990―2006年间工业“三废”密度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空间效应的条件下，我国工业废气、固体废物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皆呈现出EKC倒U型曲线特征[12]。但是，实证结果同EKC假说不成立的研究也有不少，相继出现了 U 型、N型、倒 N 型、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型等多种曲线关系形态。例如李达，王春晓（2007）基于面板数据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4年）的三种空气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三种空气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传统的倒U型曲线关系[13]；丁继红等（2010）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把六类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整合成反映江苏省整体环境污染水平的综合污染指数，探析江苏省（1985―2006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曲线关系[14]。
然而，变量有离散型和连续型两类，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分组时就会存在不确定性，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也存在以连续性变量作为样本分组的现象，因此，能否找到一个恰当的门槛值作为分组变量是确定样本分组的一个关键问题。Hansen（2000）的“门槛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模型则可以解决相应的问题[15]。韩玉军、陆（2008）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10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横截面数据，对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多个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都存在着“门槛效应”[16]。
但是，上述研究却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往往只是从环境中具体的某一方面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少从多个因素综合考虑出发来研究论证；二是大多数研究为了论证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往往采用的是EKC曲线模型，模型中包含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这样的计量模型一方面是建立在人的主观猜想之下，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变量之间多重共线的程度会很高，导致建模的失败；三是很少有研究从城镇化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城镇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第三部分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其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从全国的角度出发，首先研究了环境污染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以及第三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环境与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第四部分，首先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多个环境指标进行加权综合并最终形成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次利用静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城镇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并分析了各省市城镇化水平是否通过了单门槛和双门槛；本文的第五部分分析论述VAR模型与门限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三、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我们分别用（今年污染量-去年污染量）/去年污染量来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记为Y；由于用第一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第二产业与GDP的比值，第三产业与GDP的比值更能反映三次产业的发展规模，因此本文用以上指标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次记为X1，X2，X3。
VAR模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取样时间段为1991―2010年，所用到的软件为EVIEWS7.2。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和异方差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为了反映消除物价影响后三次产业与GDP的真实比值情况，本文将按照现价计算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和GDP分别转化为按照不变价计算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和GDP。
（二）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是时序数据，在对模型进行相关的计量分析前，应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
通过表2可知，时序变量Yt、X1t、X2t、X3t都是平稳序列，符合做VAR模型的变量条件。
（三）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和滞后阶数的选择
经过的相关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单位根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所以模型是平稳的，可以进行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选取VAR模型变量滞后阶数一般采用AIC和SC原则，通过表3可知，AIC和SC准则选取的最佳滞后阶数都为3，因此本文选取的滞后阶数为3。
（四）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VAR模型是一种非理性模型，所以，在VAR模型分析中，当一个误差变化或者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我们称这种分析法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脉冲响应函数衡量来自随机干扰项的一个标准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环境污染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以及第二产业对环境的影响状况，具体如图1、图2所示。
首先我们观测的是第一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情况及其响应路径，如图1所示，受到环境污染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后，第一产业首先产生了负效应，并在第3期负效应达到最大化，之后随着时期的发展，虽然呈现出一定细微程度的波动，但一直保持这种负效应。
其次，研究环境随着第三产业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如图2所示，环境受到第二产业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后，在1-10期之间出现了正负效应交替出现的状况，且波动比较剧烈，在第2期达到最大正效应，在第7期达到最大负效应。
四、面板门槛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一）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1.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确定
（1）变量的选取
度量环境污染水平的指标有很多，但是一个变量只能反映污染现象在某一方面的数量特征，为了能够较全面反映环境污染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构造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环境污染水平的度量指标可大致归为两类：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与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鉴于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在城镇化视角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总体水平的影响，此处采用排放总量指标对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度量。同时，由于反映污染物的指标有空气质量指标、水质量指标和其它环境指标，且构成环境威胁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生产，另外，考虑到部分指标数据统计年份较晚，存在数据缺失等问题，因此，本文选取1991―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六个指标来测度我国历年各省、市、直辖市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中，各污染物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2
关键词：FDI；经济发展；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6-0017-05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2007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11320.77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 。对于一个人口近700万的地级市而言，苏州的经济发展的确是一个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外国资本的进入。本文将使用实证分析方法，针对苏州利用外资的现状，以及外资对苏州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实证的学术评价。
一、文献回顾
Stelan(1992)经过实证分析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素禀赋不占优势的国家(地区)或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要素的引进和聚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1]Caves(1974)[2]对澳大利亚、Globerman(1979)[3]对加拿大、Blomstrom等(1983)[4]对墨西哥的研究均发现FDI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具有推动作用。Reis(200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FDI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FDI通过创造性投资降低了东道国的创新成本，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FDI同时产生了使东道国自身投资者的投资盈利能力下降以及其自身投资者不再进行未来投资的“创造性破坏效应”，FDI对东道国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5]Gupta和Islam(197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6]Gantwell(1989)对欧洲国家、Haddad等(1991)对摩洛哥制造业以及Aitken等(1991、1992)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则发现FDI对东道国的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推动作用。[7]
国内学者关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证分析比较多。东朝晖、靳向兰(1998)运用1979-1997年间的样本，在总量基础上用回归方法计算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外汇储备和就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积极的，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正向影响。[8]沈坤荣(1999)利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对1979-199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包括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9]任永菊、张岩贵(2003)以阿尔佛罗模型为基础，对我国金融市场如何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综合性计量分析，发现我国的FDI净效应为正，说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起了一种推动作用。[10]江锦凡(2004)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并就FDI的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的形成机制作出了合理解释。[11]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中，有两点不足。一是使用的模型较为简单，大多采用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即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一般得出较好的拟合结果，采用这种简单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可能存在模型设定错误而导致“伪回归”。二是采用的数据资料一般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是1990年以前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1%，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比较弱，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我国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很不完善。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之间在吸引FDI和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本文以苏州为研究对象，结合1993年到2007年的有关数据，应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就改革开放以来FDI与苏州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相应的短期偏离调整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定义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的样本区间设定为1993年至2007年，以苏州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度量FDI流入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INCOME)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苏州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对苏州市1993-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时间序列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为消除原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FDI、GDP、INCOME取自然对数(取自然对数后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会改变原数据的性质和相关关系)。变量的对数形式表示为LnFDI、LnGDP、LnINCOME。本文所有计量都是在Eviews4基础上完成的。
(二)时间系列的平稳性ADF检验
在经济模型中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会发生伪回归现象而造成结论无效，因此，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若时间序列数据非平稳且同阶单整，就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以确定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对LnFDI、LnGDP、LnINCOME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LnFDI、LnGDP、LnINCOME的ADF检验统计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ADF临界值，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一阶差分后各变量ADF检验统计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ADF临界值，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些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都是I(1)序列。于是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满足同阶单整，而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所以，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确定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来说，要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关于协整分析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二是Johansen(1988)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轨迹统计量来判别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轨迹统计量来判别LnFDI与LnGDP、LnFDI与LnINCOME之间的协整关系。在确定协整检验形式时是以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兹准则(SC)最小化为标准，滞后阶数为2阶。其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轨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LnFDI和LnGDP、LnFDI和LnINCOME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LnFDI和LnGDP、LnFDI和LnINCOME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以根据Granger表示定理引入误差修正模型。
(四)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计量表现为一定的误差)，则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由协整检验可知，苏州市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INCOM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关系的估计式分别为：
LnGDPt=?1+a1LnFDIt
LnINCOMEt=?2+a2LnFDIt
定义非均衡误差：e1t=LnGDPt-LnGDPt，e2t=LnINCOMEt-LnINCOMEt，当期LnFDI和LnGDP、LnFDI和LnINCOME处于均衡状态时，e1t、e2t为0；LnFDI和LnGDP、LnFDI和LnINCOME处于非均衡状态时，e1t、e2t不等于0，后期将予以调整，使之趋于均衡。因此存在描述受FDI影响的GDP和人均收入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
利用Eviews4软件得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的结果如下：
LnGDP=0.366112ecm1-0.392450LnGDP-1
(4.10799) (-0.72327)
+0.682885LnGDP-2+0.222574LnFDI-1
(2.25318)(3.09009)
+0.052188LnFDI-2 +0.014022
(1.46023) (0.28981)
ecm1= LnGDP-1-0.0473805LnFDI-1-9.314429
(-4.51595)
R2=0.944271 R2=0.888543AIC=-3.619029
SC=-3.401995
LnINCOME=0.020569ecm2+0.079797LnINCOME-1
(0.11552) (0.16675)
-0.025842LnINCOME-2
(-0.07220)
+0.056972LnFDI-1
(2.42677)
+0.060923LnFDI-2+0.087660
(1.74085) (1.37624)
ecm2= LnINCOME-1-0.524393LnFDI-1-1.241344
(-6.28878)
R2=0.862760 R2=0.725520 AIC=-3.211244
SC=-3.054210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协整关系对GDP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GDP小于FDI的约束均衡(即ecm1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较高，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就大，充其量只是说明二者之间的依存性较高。确定两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Granger(1969)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做了定义，并提出具体的检验步骤。本文利用Eviews4软件对苏州市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INCOME)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过程中选择的滞后期长度为2，其结果见表3：
对于每一个假设，系统都给出了相应的F统计量值和大于此值的概率；如果F值较大、P值较小，则拒绝原假设，认为一个变量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由表4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DI和LnGDP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反馈关系，LnFDI和LnINCOME也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反馈关系。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苏州市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INCOME)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反馈关系。一方面，FDI的增长对苏州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带动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自身进出口额不断增加，其占苏州对外贸易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推动了苏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随之带来管理效仿、技术扩散和竞争压力引发的效率提高，提高了苏州人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苏州经济的发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宏观方面，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往往隐含着该地区在制度安排、市场结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投资环境上的改善，这种改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力；微观方面，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带来教育培训等相关消费增加，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量的熟练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存在也吸引了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主体)在苏州更多的投资。
在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以下问题：苏州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甚至变得相对贫困，例如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通常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为前者的75%，而苏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3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差距悬殊，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工业生产来拉动GDP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同时，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了。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尽管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不容否认的。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积极参与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所谓“招商引资”或“招商选资”)。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也有其谋求发展的强劲内在要求，两者共同造就了今日苏州经济的辉煌。当然，像苏州这样的地区在引进外资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及时实行转型，引资方式上要从以资金换市场向以技术换市场转变，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带动本地产业升级。同时，项目引进上要从引进生产型项目向引进生产与服务结合型项目转变，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同时，带动本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以利于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更快地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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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ment of Suzhou Economy
ZHANG Yi-Yun
(Suzhou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Suzhou 215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Co-integration analysis，by using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the article has proceeded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zhou during 1993-2007，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FDI，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on the.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zhou.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has an acceleratio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zhou，At last the article gives some advices on FDI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zhou.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3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依然存在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地方性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经济政策是区域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运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政策手段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本文就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政策对其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为例展开讨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会导致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怎样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对于湖北省来说，要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肯定不够的，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本省的自身情况，巧妙借助民间力量，切实可行地制定出针对地区的专门政策，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区域政策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从理论上讲，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发展。其内容很多，主要是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景观和自然保护政策等[1]。其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1经济原因
区域经济政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原因，其存在的最主要以及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尽管区域的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现象，但一旦超过限定值，呈现不断扩大的增势将会破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平衡。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值之内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和竞争动力，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配套设施平衡、有序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互利互补，共同发展。
12政治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矛盾常常会通过国家的政治生活反映出来，并以此来强化区域性的政治集团，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平衡政治集团利益或为获得更多的当选选票，国家会运用区域经济政策来满足政治集团要求，用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13社会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是否能协调发展是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区域间的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也会过大。在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及福利水平都会相对较差，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则远远高于其他区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区域间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则会引发社会整体的动荡，危害十分巨大。对于这种原因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一般会采取一些社会性的策略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通过区域性的经济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此来缓和各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平以及稳定。
14环境原因
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但是在区域的开发过程中，总会出现滥用滥采、浪费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需要借助区域经济政策来调整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开发，用以保护和调整环境，协调各区域间的资源整合，为整个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区域政策所具有的特点
21地区差异性
差异性是区域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区域经济政策最为本质的体现。由于每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现状不一样，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不同的区域都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特点来设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解决各区域的自身问题。
22整体综合性
产生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都是多方面的整体综合性原因，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式和手段，以此为原则来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来全面解决问题。
23区域协调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冲突和矛盾，要想使区域经济高效、合理、快速地发展，就要在协调性的原则下，在相对平衡的发展中协调好各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协调好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24发展阶段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其区域经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要采取与其相匹配的区域经济政策。
3区域政策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作用
31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适合当地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更好地引导区域内的各项资源特别是有限的资源向更具备先导性和前瞻性的产业行业流动。拥有一定政策导向的区域政策会对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到很大的吸引作用，更有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该区域内各项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最优使用。
32发挥资本聚集作用
拥有导向性的区域政策对资本产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也促使了资本在区域之间的迁移。以企业为例，就一般状况而言，在发达地区越难获得颁发的营业执照，企业就更倾向于向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迁移，当相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的企业优惠政策越多，这一差异更明显。换而言之，适宜的区域性政策能够促使同种行业、同种类型的企业向某一个区域集中，逐渐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当产业相互聚集的同时，也能够推动该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缩减产业成本，加快信息交流，同时也会加大其对外部区域的影响。
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年的“汉阳造”声名赫赫乃至传播海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重工业化企业在城市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无法避免的一大问题，如何将重工企业集群并迁移到适宜地区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自“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仅对东部的升级和西部的开发极其有利，对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以钢铁、汽车、建材、化工为主要门类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也基本形成。
33地区自强作用
地区自强作用是指区域政策在促进产业集聚与资源增值的过程中，地区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效能，例如，由于区域政策的产业集聚作用，大量的企业势必需要一系列为之服务的非生产型与生产型行业，从而使得这些行业也在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行业的发展会引发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获得相应的发展，从而促成区域综合实力的增强[2]。
以湖北省为例，在2006年时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在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仅列第16名，与东部的发达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通过实施合理的区域政策，并提出全新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打造武汉市全新的城市形象，并提出“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口号。武汉正在实现快速的发展，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湖北通过自身的优势条件逐渐达到了区域的自强。
34就业创造作用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4
Abstract:“35” the plan summary developed to the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proposed the new request, the important spot was the policy formulation must favor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rejection only GDP theory, promotion society harmoni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happy index because of it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may the policy formulation which develops to the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give the instruction from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
关键词：幸福指数 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
Key word:The happy index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s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各地编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来看，幸福指数被频繁提及。幸福指数为什么在“十二五”开篇之际被广泛重视，它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性意义到底有哪些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一、 幸福指数在我国的应用
幸福指数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幸福指数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的探索及应用也就大约10年的时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必要从理论上研究幸福指数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我国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以GDP指标为中心的，很少有县级领导重视幸福指数，而“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了有关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幸福指数因其本质特征必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层面提供指导。
二、 幸福指数简析
幸福指数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有人均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主观指标包括个性因素，如人际关系感知、精神健康等；公众对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就是幸福指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考察。幸福指数与GDP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能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给予双重衡量，以人为本，摒弃了唯GDP论。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不代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县域，尤其是全国百强县的民众，越来越希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幸福指数顺从民意，给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导向。
三、 幸福指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
（一） 强调幸福指数要求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
公众对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关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可以牺牲部分收入来换取更优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么局限于能源依赖，走吃老本之路；要么过分强调项目拉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要么坐享“土地财政”带来的收益，不去优化配置资源。城镇化的盲目突进，工业对农业的侵入，第三产业得不到重视等众多问题越来越呼唤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幸福指数强调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更重视经济与社会，尤其是个体的发展质量，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争取的项目应是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民意导向型的，同时要扩大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规模中的比重，保持农业最基础产业的地位。县域发展应立足本地，战略取舍，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强调幸福指数会引导政策更多的倾向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幸福指数关注民众对社会的主客观评价一致。幸福指数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强调就业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和谐。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发，就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敢于挑战利益面，寻找新思路，开拓新局面。国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应落脚于民众对生存环境的主客观评价，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三） 强调幸福指数需关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幸福指数不是概而全的，民众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区域有特殊感情，表现为依赖、引以为豪等。如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结果都趋同，那么就失去了幸福感的特殊性。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必须以社会发展特殊性为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如能培育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民众对于外界的幸福感会特别强烈，甚至在执政者意料之外。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可首先选定主攻方向，立足本地实际。关键是让地方领导干部、民众参与其中，享受核心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精神成果。可以预见的是，科技发展之路、精神文化发展之路等模式将越来越受执政者的欢迎，这些路径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特征，那就是都在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
（四） 强调幸福指数必须关注三农问题。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5
1 术后出血
术后出血是前列腺电切术后最常见原因之一，医疗技术在不断发展，电切设备也在不断改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及的术式，由于人体结构复杂，术后出血就成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出血原因有很多种，如年龄高、血压高或患者有动脉硬化等原因，还有直接导致出血的诱因，如术中止血不彻底，术后患者出现躁动不配合静养、下地活动过早或活动量过大;导尿管脱落、尿管受压不通、前列腺碎片堵塞尿管导致膀胱过度充盈[2];不稳定性膀胱;慢性咳嗽;术后便秘;腺体未清除干净;术后诱发膀胱炎性反应。此外，还有其他可引起前列腺电切术后出血的常见原因，主要包括：（1）术中操作。这种原因的出血出现的及早一般在术后4～6 h发生，其主要原因是术者前列腺电切术技术掌握不够熟练，在手术中未将出血点处理干净，加上前列腺包膜组织较薄，没有极好的回缩弹性，导致对静脉无压迫作用。（2）前列腺腺窝感染。由于术中处理不当或患者体质问题导致前列腺腺窝出现感染造成周围血管出血。（3）其他因素。出血的原因还有很多种，如凝血功能障碍、术前使用抗凝类药物，气囊式导尿管质量不过关等。
应对出血进行预防并及时处理，出血的预防工作应该是术前准备、术中及术后都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1）在术前应对患者进行全身检查，大生化检验，进而对患者身体状况有所了解，对抗凝血类药物可暂停使用，如阿司匹林[3]。（2）术中出血点的处理尤为重要，多数初期进行前列腺电切术的术者由于技术掌握不全面，所以在术中止血工作做得不够全面，还有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患者。①电切过程中未对创面进行彻底止血。②创面上的电凝结痂点在使用Ellik冲洗时将其冲落，在安置三腔导尿管时，导尿管会对创面产生摩擦从而刀子出血。在手术过程中如出现动脉血管出血应立即止血，由于动脉出血快流速急经常会导致术野不够清晰，很难快速准确找到出血点，这时就需要细致耐心地在镜鞘压迫下边退边寻找，直到找到出血点并进行止血处理为止。（3）正确的术后处理。①在手术完成时对患者使用Ellik冲洗，在冲洗前列腺碎块时关注冲洗液颜色，如冲洗液颜色较暗时怀疑有出血点，应使用电切镜进行常规止血。②安置好三腔导尿管后，进行膀胱冲洗时同样需留意冲洗液颜色是否正常，如颜色加深应考虑再次使用电切镜二次止血[4]。③术后如因三腔导尿管放置后气囊注水量问题导致气囊滑入前列腺窝，需对导尿管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如气囊因注水量过少或过多引起破裂导致尿管脱落，需重新放置尿管。
④由于尿管为橡胶制品容易在腺窝内弯曲导致进入膀胱受阻，这时可以选择滑尿管或在膀胱镜下行输尿管导管导丝导导尿术，如怀疑出血原因为手术创面为结痂引起出血，对其囊内注水量应适当加量，增强牵引力量。⑤术前给予患者非那雄胺口服对减少围术期出血有一定的帮助。⑥术后建议患者使用硬膜外腔自控镇痛泵（PCEA）。使用镇痛泵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患者术后因疼痛引起的躁动及尿道刺激征，从而减少出血的发生。出血的处理：良性前列腺增生术后出血可大可小，严重者可出现休克等一系列并发症，最后危及生命，当术后出血发生时，预防患者休克，并及时控制出血是抢救患者的第一关键[5]。在术后24 h
内发生大出血现象，一般多为前列腺窝继发感染并伴有腹压增高引起，可诱发这一感染的因素多为便秘或活动量过大导致。当出血过多时就会使膀胱出现填塞症状，这是确定治疗方案及尽快实施治疗最为重要，严密观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确保患者无并发症发生。立即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保证输液输血能够顺利完成，预防患者出现休克[6];当简单的膀胱冲洗无法将膀胱内血块清理干净时，需对患者进行二次手术，在自学手术中需做到稳扎稳打，避免对周为组织再次造成损伤。对轻度出血患者采取常规处置：在出血早期对膀胱进行大剂量高速清洗，对引流管通畅性进行确认，静脉注射止血药物，并利用三通导尿管内的气囊压迫膀胱颈部达到止血目的，操作方法牵拉气囊尿管至偏于一侧，其目的是隔开前列腺窝与膀胱腔，减少窝内出血流向膀胱的概率，避免膀胱填塞症状;对膀胱内已形成的血块及时处理，可使用专用膀胱冲洗器加压冲洗[7]。当患者出现躁动，无法配合治疗，可先使用镇静类药物使患者安静后予以处置。当一般常规止血治疗无效后再次采用电切镜下治疗。
有些患者术中及手术结束后冲洗液均是清亮的，无明显出血，但术后数小时内即出现大量出血，冲洗液鲜红色，考虑出血原因是由于术中将静脉窦丛大面积切开后，过度使用电凝止血产生灼伤，形成大面积焦痂，当焦痂脱落引起出血[8]。如系电切创面广泛渗血，电镜下止血效果不理想，患者情况不稳定，要果断开放手术止血：用可吸收线环前列腺内环口荷包缝合一圈，拉紧打结后，稍用力牵拉导尿管，水囊压迫止血。
2 术后排尿困难
在将导尿管拔出后患者出现不能自主排尿的现象，称之为术后排尿困难，其主要原因多数由于手术时间过长，对尿道黏膜及前列腺窝反复刺激发引起水肿，一般经重托插尿管，口服地塞米松及减轻水肿药治疗3～5 d后拔尿管，均能自解小便[9]。
3 术后尿失禁
前列腺电切术后尿失禁有两种情况，一种为暂时性尿失禁，另一种为永久性尿失禁，当导尿管拔出后通常患者会出现尿频、尿急的现象也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尿失禁的现象，如这种想象逐渐减轻，数天后恢复正常，这种尿失禁现象称为暂时性尿失禁[10]。通常导致暂时性尿失禁的原因为：（1）由于术中对前列腺窝的刺激造成术后前列腺窝局部出现炎症反应引起水肿，从而对外括约肌产生刺激，使其无法完全关闭;（2）术前患者就属于膀胱顺应性降低或稳定性差体质;（3）术中高频电流电切尖部时会对外括约肌造成损伤;（4）长期形成的增生组织长年压迫前列腺体外括约肌，导致其处于习惯性伸展状态。通常情况下暂时性尿失禁持续时间不长，1～2周内便可自行恢复[11]。暂时性尿失禁患者通常不需要采取治疗措施，患者只需进行括约肌功能功能锻炼，就可恢复正常。如尿失禁患者为永久性的那在治疗上就会十分的困难，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案可以使其恢复正常排尿[12]。
尿道狭窄及引起尿道狭窄的原因。尿道狭窄这种并发症在前列腺增生术后患者中极为常见[13]，其发生原因主要是由于手术造成的创面引起感染造成的，感染导致手术创面不易愈合，感染严重时还会出现膜坏死及溃疡等现象，或炎症反应重复发生形成瘢痕组织，造成尿道狭窄[14]。尿路感染：如在术中操作者未完全按无菌操作程序操作或术后滥用抗生素类药物以及术前下尿管时操作过于暴力等，这些都会导致尿路感染，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形成尿道狭窄。当术后患者经常性出现尿意、便意，并伴有下腹胀痛，这时应减慢或停止对膀胱的冲洗，怀疑是膀胱痉挛的可能性较多。高危BPH或长期留置导尿管的患者，术后可出现暂时性尿失禁[15]。
4 术后膀胱痉挛
前列腺增生电切术后引起膀胱痉挛这是极为常见的，一般在术后1～5 d内发生，诱发的原因有可能是：周围组织水肿、三痛式气囊导尿管对膀胱的刺激反应，尿管通畅性不好使凝血块无法全部流出等[16]。当出现膀胱痉挛只需对症治疗直至症状消失。BPH患者旁观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当术后麻醉效应消失后会出现疼痛，尿管对膀胱周围组织的刺激，这些均会产生出血，建议患者使用术后硬膜外腔自控镇痛泵，不仅减少患者疼痛，也可使痉挛不易发生避免出血[17]。
5 術后反复尿路感染及急性附睾炎
前列腺增生电切术后合并尿路感染的因素有很多种涉及的面也很广，如患者的年龄、有无糖尿病、发生尿潴留时使用导尿术、抗生素的应用、导尿管的留置时间，这些都和导致尿路感染有着直接关系。患者年龄越大，身体各项功能越弱，没有强有力的体抗力，同时导致病毒和细菌感染的可能性越高，从而增加尿路感染的机会[18]。临床要进行相关干预，积极治疗合并疾病，围手术期合理使用抗生素。术后要嘱患者大量喝水，使其排尿量增加，从而对膀胱内进行冲洗冲洗，降低感染[19]。术后撤尿管前先将尿管关闭，再取200 ml生理盐水经过冲洗口快速冲入膀胱，然后将气囊排空轻轻旋转并向外拉导尿管至尿管撤出，将尿管撤出后立即让患者将膀胱排空，可借助冲入膀胱的生理盐水将前列腺窝及尿道内的由尿管刺激产生的炎症分泌物冲出，减少尿路感染的发生概率[20]。术后发生急性附睾炎是电切术中损伤精阜，术后尿路感染导致细菌经管输精管逆行感染所致胱[21]。
6 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与急性肺栓塞
术后患者均需卧床，导致肢体无法正常活动，因而血液流动速度相对减慢，再加上术后通常使用止血类药物，再有老年人血管弹性越较差，及盆腔手术术后血液凝结速度较快等原因，容易使下肢静脉形成血栓[22]。这就要求患者家属在术后对患者双下肢进行按摩，在麻醉作用完全消失后即让患者在床上做踝、膝关节屈伸运动，足部做伸屈、内外翻运动，并作踝关节绕行锻炼，使下肢血运流畅促进静脉回流[23]。对已形成的血栓可穿弹力袜一定要宽松适度不要过紧，将患肢垫高30°，可在术后配合使用静脉血栓气压泵治疗也可以减少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24]。
术后下肢制动会导致患者下肢泵血功能明显减弱，容易形成下肢、盆腔静脉血栓形成。制动后活动，容易导致形成的血栓脱落而造成肺栓塞。前列腺电切术后肺栓塞与术后制动、制动后活动、原发疾病、年龄等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25]，非常容易出现误诊、漏诊等的现象，病死率也高，需要在临床中提高警惕，做好术前科学的预防，术后的配合治疗，及时进行抗凝治疗，接受最大利益的治疗手段塞[26]。
7 术后谵妄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6
关键词：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 法律评判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经济方法不再使用适用于当前的经济管理需求，法律作为约束各类行为的有效方式，需要发挥其强有力的经济分析价值，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将基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进行评判，提出一些相关观点与思考，希望能够对法律经济的相关分析活动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法律的经济方法发展
相较于传统的法学内容而言，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数量分析方式等方面的区别，针对于法律经济分析的法学家，主要是为了追求法律解析的相同性特点。基于传统的法学理论而言，法律的研究活动主要具有逻辑性、正义性以及权力性特点，需要秉持着良好的态度，更好的对法律经济进行深入分析。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属于微观经济学中的相关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经济分析的重点与经济分析的前提，明确价值判断的基础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依据等等。相关法律经济研究学者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其中的效率，并将其作为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础。这种观点的实际价值，需要基于大量的实践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法律经济分析的自身而言，在参与各项法律经济分析活动中，先需要明确法律分析的具体方向。相较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开展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时间相对较短，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活动相对比较匮乏，进而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开展效果。在当前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对相关效率内容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基于的经济决定论可以看出，经济分析的方式中，效率会直接影响法律的整体价值，故而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仍然需要明确认识到法律分析中效率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的特点不但表现在研究成绩实质等方面，还表现在法律分析中的方方面面中，能够通过法律分析活动，展现其技术性特点与细致性特点，这是传统的法律方式所难以代替的。人们通常喜欢借助法律来表达一件事情的公正性与正义性，故而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中，也具有操作性、适用性的特点。但是由于实际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故而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也会具有局限性的特点。
在现代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思想与法律正义的观念中，充分发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价值，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发挥法律的公正性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式的对比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核心假设而展开，即为“人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种假设的思想，代表着以波斯纳等人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研究学者沈宗灵认为，波斯纳尽管注重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但是实际分析中却应用了较多的经济血概念与术语，故而整体学说中的思想假设，具有一定的自我利益性特点，是基于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而展开的，将思想动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或者是说的影响性力量。波纳斯的思想理论出发点与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符合当前经济历史发展的动向，故而实际应用价值也难以得到凸显。基于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法的对比，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的经济分析方法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马克思注意的经济学思想理论观点中，比较注重经济变化与经济生活中，与经济发展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宏观性特点，注重基于整体进行综合分析。但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则主要是基于细节进行讨论，具有微观性特点，并且将微观经济学视为主要的经济分析方式。的思想核心，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识，是基于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理论，构建起来的一种整体性思想模式，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具有可执性、必然性的特点。但是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变的态势，法律、政治的分析等均需要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相互融合，较为基于实际生活进行法律经济的深入分析，细致探究某一项法律案例或者相关法律原则等，并基于问题进行讨论。
其次，的经济分析方式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中，在相互融合的方面具有相同性特点。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思想中也具有经济分析法的相关内容，思想与经济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共同之处。马克思法学理论，被一些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学者称之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虽然马克思主体思想中经济分析方式和当前以波纳斯为代表带教经济分析法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连接关系，但是经济分析法中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实际上具有中有关于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子，具有紧密的连接性与互通性特点。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各类相关领域研究学者所思考的重要内容，理论研究中坚持传统观念的人相对较少，多是基于理论研究实际与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融合型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应当加强对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将法律和经济的关系作为各类法律经济的重要前提。
三、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存在问题、局限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方式，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构建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为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法律现象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参考性价值，将中国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有效消除。效率的经济分析方式，能够为法学相关研究学者带来更多的思维启发，但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点，其中包含着诸多困惑，而且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法律分析方式。
法律比较突出的基本属性，即为确定性属性，法律的确定性和合理性特点，在各类现象中均比较显著，且具有相互冲突的情况。法律规则在实现确定性的过程中，通常会牺牲很多的合理性内容。这种问题的影响下，造成很多法律的经济分析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影响了法律经济分析的实际价值。
法律规则的作用之一，在于提升行为的可预测性能力，降低法律合法性中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因为行为规则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具有自由波动性的特点，故而任何一项法律经济活动，均会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出现转变，进而会造成最终法律经济分析价值没有得到完全凸显或者价值消失等情况。
市场价值波动频率难以预料，针对于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同的方式引导下，对某一种行为，采用相同的规则或者不同的规则予以解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会因为规则之间的逻辑冲突情况，造成解释矛盾等情况，致使行为者在法官或立法机构做出明确解释之前无所适从。
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故而可以采用经济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但是除去效率相关内容之外，法律官员还受到合理决定观念中固有的约束和规范，这些约束和规范深入渗透在思想和分析方法当中，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意味着经济学难以对法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
经济学分析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内容，需要涉及到各类传统文化、道德信仰以及伦理内涵等等，纵观当前我国法律经济分析的实际情况，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相关理论研究与分析活动比较匮乏，有关于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等相关内容的渗透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断价值。采用经济分析方法评价相关规则运用的合理性与否，还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增加情况，经济学走进法学领域中的复杂性因子相对较多，很多法学研究学者困惑于此，但是又忐忑不安。
国内学者批评经济分析法学多引用德沃金对波斯纳的指责，德沃金从他的权利论出发，对效率论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尖锐批判。经济分析法学家宣称，在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等法律领域，法官发展的几乎每一项原则都可用来表明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这一集体目标服务的。但是在实际的法律案件分析过程中，很多法官会将他们的评断，建立在相关政策基础上，而其中效率也是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根据德沃金批判说可以看出，针对于不部分情况，这些思想理论存在着相反的情况，比如法官的相关判断是公平公正的，并不是基于功利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判断。
一些理论研究学者指出，经济学语言的运用需要区分场合，采用权力语言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划分经济语言的相关内容，明确各项经济语言内容。正如德沃金所言，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和经济法学的分析是不同的。比如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中，可以遵循帕雷托效率定理：如果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会使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而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就是实现了帕雷托效率。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可以基于法律分析的实际内容，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充分展现法律经济分析的价值，提升法律经济分析的综合质量。
马老一将符号学理念应于到实际的经济分析过程中，指出传统的经济发展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之处产生的原因在于过度应用实证经济学分析的理念。马老一在2000年出版的《法律和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了“法律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理念，将法律、经济、符号等相关理念相互融合。马老一所提出创造力的概念，与波斯纳所提出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差异。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效率和正义的冲突设置成法律与市场经济的首要的紧张状态，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社会责任、道德环境的设置等方式，得到经济分析方式的提升。这种经济分析的方式具有一定动态发展过程中，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特点。财富的形成与社会的繁荣直接具有密切联系，故而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需要发挥相互影响的作用，并且使之成为一种财富。
在实际的法律与市场理论研究中，效率不应当置于首要位置。实际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在全面调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造性价值。法律与市场经济具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但能够提供更多可靠的数据、大量的财富，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强迫性、混乱性的过程，具有更多不可抗力因素。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将各类意识形态、不同学派理念等融入到整体经济分析中，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四、结束语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方式，法律的颁布有助于提升行为的可预测性能力，降低法律合法性中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因为行为规则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需要加钱归队法律经济方法评判的相关分析，进而为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法律现象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参考性价值，将中国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有效消除。在当前的实际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在明确法律经济分析价值基础上，明确法律分析的具体方向，充分发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价值，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发挥法律的公正性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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