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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1
[分类号]G251.6
所谓职业竞争力，是指在职场上人与人之间对于从事某种领域、某种工作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现为从事某一职业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职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拥有职业竞争力的职业者有安全、有尊严、也有未来，拥有更多这类职业者的团队当然更容易获得优胜。所以，每个团队都应该努力使自己的队员拥有这种能力”。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中美两国图书馆学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存在较大的区别。通过与美国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1 中国的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现状
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被认为是象牙塔中的清静之地，图书馆员没有竞争，没有职业危机感。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当今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和方式，乃至整个图书馆业态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包含职业适应力和创造力的职业竞争力已成为新时期图书馆员必备的素质。
然而，就当前来看，中国目前在职的图书馆员“职业高原”现象严重，对工作缺乏激情，消极思想日益蔓延，图书馆员被认为是人人都可以胜任的职业，缺乏技术含量。具体表现在：从人员的组成来看，图书馆员往往由参差不齐的各种专业、各种学历背景的人员组成，“”后许多人员是被照顾的家属，缺乏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科背景。这些人员进了图书馆之后，只是被动地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并不关注自身技能的提升，也很少有人主动学习图书馆方面的知识，图书馆实际工作的枯燥往往更加剧了他们学习的被动性。
而许多图书馆学毕业生从事图书馆职业亦非主动选择，似属被动无奈之举，一些高薪有趣的其他职业如信息技术工作时刻引诱着他们。他们在工作中感觉前途渺茫，一方面由于管理层人数有限，能够方面通过馆员――部门主任――副馆长――馆长上升的人，毕竟只是个别；另一方面由于高级职称的要求高，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也让他们感到要从一般馆员到副研究馆员再到研究馆员的高度，同样遥不可及。如此狭小的职业发展空间，造成了他们在职业发展道路上过早地停止不前和消极观望了。据天津图工委的调查，天津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中11％的人表示对图书馆不感兴趣，16％的人抱着有机会就走的态度，50％的图书情报毕业生已经跳槽。
不仅如此，尽管图书馆界提倡继续教育，也将继续教育纳入职称评定的重要方面，但就目前来看，由于继续教育缺乏实质上的硬性规定，而且形式单一，导致许多在职馆员对继续教育漠不关心，在工作过程中缺乏对新技术、新技能的掌握，随着知识的不断老化，其仅有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工作中的实际需要，自然也无法更好地服务读者。
此外，作为图书馆员看家本领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知识和技能，由于近年来图书馆学方面的课程为防止就业难而过度改革，导致图书馆学毕业生并没有很好地掌握本学科的核心知识，反倒经济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掌握得较多。然而由于课程跟不上变化，造成专业不专的情况居多，许多课程只是浅尝辄止，看起来什么都学，而真正运用起来什么都不会。肖希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来自图书馆员的调查与分析》一文显示，在目前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评价中，“基本适应工作需求，但需更新”和“内容陈旧，跟不上时展”两者比例分别占51.0％和25.2％，可见，图书馆学课程内容更新刻不容缓。而且，由于目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实践结合的情况较差，专业出身的图书馆员在工作中难以满足实际工作中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需要。再加上学科背景知识单一，许多馆员无法胜任实际工作中对多学科知识的需求。在肖希明的调查中，认为专业课程“理论性太强，与实践脱节”的比例占到了44％。这一结果说明，图书馆学理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必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加强与实践的联系，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才能显示出理论的价值。
而对图书馆主管部门和领导而言，他们认为对其它学科背景的人才进行图书馆学方面的知识培训，要比图书馆学出身的专业人员容易得多。也正是这种现状，致使图书馆学毕业生的竞争力远不如社会上的情报机构、咨询机构，而图书馆员这一职业与社会上的情报员、信息咨询员相比，普遍缺乏职业竞争力。
2 美国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现状
2003年6月，美国专业图书馆职业资格委员会向专业图书馆协会理事会提交了一份“21世纪信息专业人员从业资格修订版报告”，提出了21世纪专业图书馆员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包括：①具备信息资源组织与检索的专业知识，包括对信息的精确评价与筛选能力；②具备组织和用户需求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③设计和管理与组织的战略方向一致的、方便的、可获得并且花费不高的信息服务；④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用户提供优质的指导和帮助；⑤了解信息需求，并为特定信息需求设计和提供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和产品；⑥利用适当的信息技术获取、组织和传播信息；⑦利用适当的业务与管理方法与上一级管理机构交流信息服务的重要性；⑧开发适于在组织内部或外部利用、或适合于个人用户的专门信息产品；⑨评价信息利用成果，开展管理方面问题的研究；⑩针对变化的需求不断提高信息服务水平；⑾成为上一级管理团队的有效成员，以及组织处理信息问题顾问。
在美国，一般情况下，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员必须具有该专业的硕士学位。美国没有专门的图书馆学本科，图书馆员的本科学历来自于各个专业背景，他们是通过研究生或博士学位的学习获得本学科的知识的。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生课程类目多，多达几十门，学生选择空间非常大，而且课程设置具有良好的层次性，选修课居多，必修课较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如美国著名的图书情报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希洛斯大学(见表1)。不仅如此，美国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充分结合，使得这些图书馆学的毕业生从校园毕业之后即可胜任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在美国，图书馆员具有很高的责任意识，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能为读者提供所需要的帮助。某些机构把图书馆员看成引路人，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图书馆员认为倾向于服务的职业最有价值，而这种价值观也使得他们能够积极地投身于工作。
在美国，为了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图书馆学毕业生必须持有职业资格证才能上岗。一些州对不同规模的图书馆提出了不同的职业资格要求，如美国肯塔基州规定服务于15000人以上的图书馆需要有专业认
证；服务于15000人以下的图书馆员、流动图书馆员、助理图书馆员和分部图书馆员需要有辅助专业认证；图书馆行业的全职人员需要有图书馆阅历认证。不仅如此，美国还有一些州对不同规模的图书馆的馆员提出了不同的学历要求，如新泽西州规定服务于1万人以上的图书馆员需拥有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内华达州规定服务于5万人以上的图书馆员需拥有ALA认可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
此外，在工作过程中，为了防止知识老化无法适应时展的需要，美国的图书馆员必须不断接受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讲座、各种各样的在职学习班以及远程教育等。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的实施，不仅促使图书馆员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也使得图书馆员这一职业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
3 中美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差距分析
同一职业，在美国有着勃勃的发展生机，在我国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3.1教育体制的差别
中美两国在图书馆学教育的体制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从中专到博士教育各个阶段都存在。当然，由近几年的招生情况来看，中专和高职教育被不断弱化，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得到加强。然而，由实际情况来看，图书馆学研究生阶段招收的学生中图书馆学学士居多，这就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备复合性人才的内涵，而且对本科教育是一种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必要保留图书馆学的本科教育。即使有部分高校逐渐侧重于招收其它专业背景的学生，但培养出来的学生重理论轻实践，脱离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根据肖希明的调查，在110家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中，从事流通这一普通职位的图书馆员根本不需要专业训练的比例高达50％，这充分说明目前的图书馆学教育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这样脱离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无法接受的，也直接导致了目前国内在职的图书馆员缺乏职业竞争力。
与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相比，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没有本科阶段，他们侧重于职业教育，通过各类职业资格认证获得实际需要的初级人才。在图书馆学的教育体制中，比较重视研究生教育，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其他学科的本科生，学制一年，如表2所示：
招生要求中没有对图书馆学知识的要求，主要看是否满足硕士教育的基本素质要求。从课程设置来看没有公共课程，均为专业课程，硕士课程的内容和层次是面向没有学过图书馆学的其它学科的大学毕业生的。从结构上讲，必修课的比例远小于选修课，便于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专业方向从选修课中选择，便于学生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专门人才。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强调实践性，超过78.2％的院校将实践课程作为选修课程。美国图书馆界认为，只有固守自己的学科领域，固守自己独有而别人不能占领的学科领域，才能保证图书馆员的职业竞争力。
3.2社会环境的差别
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中美两国对待图书馆员这一职业的态度不同，从而成为中美两国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产生差距的外在因素。在中国，图书馆员这一职业不吸引人，工作待遇、社会地位低，人们不认为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信息技巧。图书馆员不像教师，很少得到主管部门的注意，也很少像教师那样有科研经费和项目，其公共形象被误解，缺乏自尊，对工作缺乏兴趣。而且由于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的原因，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招聘新人、教育环境等方面面临很大挑战。不仅如此，就当前来看，安稳、没有压力已经成为图书馆员社会职业的一大显著特征，即使目前部分学校已经采用外聘制，但图书馆员不会轻易遭到解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图书馆员的工作是被动的、缺乏积极性的，很难想象他们会有什么职业危机感，也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动去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在美国，社会给予图书馆员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是有知识、有兴趣、有技能和能提供帮助的人。另外，不错的工资待遇也是美国馆员就职的考虑(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给刚进馆有图书馆学硕士的新人起薪是6万美元)。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美国的图书馆员愿意从事图书馆工作，并认为自身的服务是有价值的。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薪酬机制的鼓励下，美国的图书馆员愿意主动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时刻保持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3.3任职资格的差别
在图书馆学领域，虽然中国一直都在执行专业职称制度，但它并不是行业的“准入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可以不经任何培训，长此以往，图书馆员的竞争力从何而来?从目前来看，职业资格证在图书馆界的缺失，不仅大大伤害了图书馆员工作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图书馆员接受再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使图书馆员的职业竞争力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体系。
与中国相比，美国早在1925年就颁布了《图书馆学院最低标准》。总体来看，美国的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分为两部分：一是“图书馆学高等教育认可”，由美国图书馆协会所属机构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学位的教育机构进行认可，全美有效；二是各类图书馆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包括大学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公共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学校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以及其它形式的认证。美国图书馆协会制订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教育计划认可标准》是认证的依据。《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操作手册――联邦政府职位认证标准一GS1410：图书馆员个人职业要求》为图书馆员的资格认证提出了宏观层面的指导。美国图书馆协会制订的《认可政策与程序》是认可委员会的认可工作手册。
总的来说，美国图书馆的认证标准是比较高的，也正是基于其较高的职业准入门槛，美国图书馆员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声望和待遇，才能够吸引大批不同专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图书馆事业中，使美国图书馆事业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也使得“图书馆员”这一职业保持了应有的竞争力。
3.4社会价值观的不同
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也是导致中美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项调查中，61.25％的受访者认识到了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图书馆学毕业生在职业精神方面始终欠缺，没有参与感和成就感，缺乏职业兴趣和职业认同感，许多人把职业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工作中苦恼多于快乐，在工作中也表现为消极被动，而非发自真心的为读者服务。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图书馆员职业竞争“硬实力”的话，那么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就是职业竞争的“软实力”。在一定情况下，“软实力”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硬实力”。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自己的职业，或者对自己的职业没有自信心的人，会有很强的职业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图书馆学毕业生多数是因为喜欢为他人服务而从事图书馆职业的，他们对自己能为读者提供良好服务表示自豪，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和前途充满信心。因此，图书馆员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被认为是知识渊博、学问高深的人，是专家，是导师，是信息导航员和信息建筑师。在社会、在学校，图书馆员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获得了优厚的物质待遇。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2
(1) 从人物的特定形象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的侠客与欧洲骑士都表现出了正义精神。不同的是，西方文学中的骑士通常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而中国古代的侠客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大都是忠君爱国、建功立业。中世纪的时候，骑士是西方的一种职业，生活方式比较高尚，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十二世纪，哲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经就骑士之道提出了疑问，他指出骑士之道为保护教会、崇敬教士、对叛逆之士进行讨伐，保护穷人免于不公平待遇，坚守职责， 忠于民族， 维护和平，甚至为国家和民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骑士文学实际上是对正义精神的一种赞扬。例如，被称为欧洲中世纪三大古典史诗之一的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另两部是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其中的主人公熙德，就是一个典型的英雄形象， 流传于民间，主要为抗击外来侵略。该史诗写熙德的勇武使凶猛的狮子也乖乖地低头慑服，顺从地被装进笼中;而国王的儿子却非常害怕狮子， 看到狮子只能吓得仓皇而逃。当民族出现危难时，熙德决心要效忠君王，他还通过蓄须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决心。上世纪初，西班牙著名评论家梅内德斯-佩拉约在《卡斯蒂利亚抒情诗人文选》中指出， 《熙德之歌》不是用于吟唱的诗歌，而是生活的诗歌。诗中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英雄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成为国家的重要象征
中国古代文学中侠客具有的正义，主要是个体通过君王建功立业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唐代的边塞诗中有很多侠客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事迹，这种主题来源于魏晋六朝。如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咏：少年本六郡，遨游遍五都。插腰铜匕首，障日锦屠苏。 千金募恶少，一挥擒骨都。到了初唐卢照临《刘生》也咏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
(2) 不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客，还是西方文学中的骑士，都具有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深刻内涵。西方骑士精神重点强调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信念，在判断 正义还是邪恶上，主要的评断准则是是否符合政治和宗教的利益。古代西方，正义的代表就是封建君主和基督宗教。我国关于侠客的诗歌中主要赞颂的是侠客建功立业的思想。中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的诗歌通常为欧洲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比如，杨宪益先生在他的翻译中做出了如下总结：这个主题的思想为正义战胜邪恶，坚守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取得胜利。
我国古代诗歌文学中，有很多咏侠诗都是描写边塞战争的，强烈地突出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效忠君王的壮志理想，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化、个人主观化以及情绪化倾向，不仅仅是诗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英雄主义的讴歌，诗人通常为了君王而征战沙场。如王维的《少年行》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体现侠少年希望在建功立业后得到朝廷的赏识，封侯拜相， 正义色彩不够明显。这与中国古代的君王专制制度有直接关系。
(3)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客精神和欧洲骑士的正义精神也可以通过某一特定意象表现出来。这里可以举西方文学中的鹰和中国侠文学中的剑为例。狮子和鹰是古代西方文学中典型的两个审美意象：这两种动物体现了西方人对自由和超越精神的追求，当西方人出现精神危难，无法摆脱困难时，就会通过狮子和鹰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鹰飞向天空中之后，就如同人升华了自我，对自由更加渴望。有些小说中也描写了关于大鸟的意象。如《红与黑》里，描写于连翻过维吉尔山脉到朋友富凯那里去，他在山顶上看见老鹰，并且自己也像老鹰那样站在悬崖上，太阳照在山峰上。这幅景象使他振奋。
在中国古代，侠客的正义精神往往集中体现在剑意象上。剑作为一种象征， 是获取功名的手段， 无论是醉里挑灯看剑，还是拔剑击柱心叹息，表达的都是建功立业功成名就的愿望。 侠 通常被人们称为 剑客或者剑仙，人们往往会运用舞刀弄枪使剑弄丸等词语来描述侠客，这一点在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咏叹。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3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2]加雷斯·D·迈尔斯 公共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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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樱木大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 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 .
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4
一、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反复确立的就是主奴辩证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强势，他者则在长期的蒙昧状态中失去自我独立精神。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最明显的文本表征。鲁滨逊和星期五间的关系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通常从鲁滨逊的冒险开拓精神角度进行解读，从而掩盖了这一本质现象。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启发了大批边缘学者，他们开始把种族当做一个复杂的文化范畴，对其进行质疑、解构，“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数族裔获得一种族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他们开始质疑、颠覆、重构西方所谓的文学经典，揭示渗透在文本结构、故事情节和道德教诲中的种族等级制，进一步加深了文学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开始了对主流文学中所存在的习以为常的、隐含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进行批判，“他们开始把种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思想范畴，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的的角度来解释，并同时借助西马与后结构主义的成套分析工具，对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解构渗透到文本中的话语霸权和制度规范，使得“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则以自传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种族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文化政治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种族斗争经历了族裔内斗争的文化政治学和族裔外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族裔内斗争求独立，族裔外斗争求认可。这两种斗争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得到他者认可的一种象征性存在。处于中国文化家庭中的华女，自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无形中习得了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国传统道德，遵守孔子教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个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勤俭节约等中国文化价值观在无形中，自小深入到华女阿五的心灵中。父亲带着她一起诵读中国经典，她六岁时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读书。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她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她为自己所属的种族而骄傲，为祖先所创造的丰富文化而自豪，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学习成绩而自豪，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认为他的成绩根本无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结论:外国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他们天生冷漠。《华女阿五》的主要读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优秀，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华人形象是创作者显示其族裔属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黄玉雪极力想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她笔下的‘华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学中负面的中国人概念化形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美国社会文化的模范女性。”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融入主流社会，更重要地是让主流社会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书中大量介绍了中国文化，如“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华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饮食，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习俗;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等。”她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并非全盘采取赞扬的态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对比的立场上，根据美国这个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赞扬和详细描述三种不同态度。对待美国文化则以华人的眼光来审视，但“也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到华人文化中的许多错处。因此，我们有这种双重视野、双重传承，但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两种视角而更显丰富。”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黄玉雪把两种异质性文化置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异质和同质，使之相互转化，实现超越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建构。她之所以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元素就是尽其所能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对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会发出一个积极信息:我们不是消极被动地、封闭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我们的融入。但是作为华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种族歧视，取得了自己所认为的成功。儿童时期受到同龄学童的歧视，被称为;中学时受到学校辅导人员对华人的轻视。虽然在美国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书工作，虽然极尽其力，把一份冷冻疫苗工作报告写得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独具创见，依然得不到认可，晋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难。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认可，更是难上加难;结婚后，想在高档住宅区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给华人。“白人主流社会并没有把她当成平等的、独立的个人。苦思冥想之后，她灵感突来－把自己的奋斗经历写下来。”因为她想让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华人文化，她想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长及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汲取、拣选中美两文化的合用之处，以及如何努力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正是她的这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才使她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让那些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模样的美国白人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从这一方面而言，黄玉雪是成功的。同时，这本书的成功也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她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东亚各国旅行，随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经营旅行社为业。她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过阐释:“‘不妥协者’，因为只有不妥协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组合，如果妥协的话，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话去做，这个世界就无法产生新事物。你可以做个不妥协者，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协，不去扰乱社会，因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协意味着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协者则与众不同。但他们都具创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这全都配合在一块。”这种不妥协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僭越，或者称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在不失时第4期《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机地跨过既定界限，对主流的价值、观念、习惯、规定等进行修改、颠覆。颠覆被传统称为正典的、普通的价值体系。“文化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声称‘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价值体系，与纠缠于暂时世俗利益的纷争政治相对立，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倾向。”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协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视进行斗争，以一种力求上进的精神求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进行族裔内斗争以求得独立，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结合西方文化，以一种超越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间模式建构独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个人独立，族裔文化的独立。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离不开社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因此“作为政治的动物，人就不能离开政治和道德观点来考虑文艺问题。”文化政治学中的“政治”体现为权力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种族斗争就是争取认可权力和独立权利的斗争，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构、重构、建构的非中心式建构模式，这些都明显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学的身份建构烙印。
二、性别所代表的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文化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强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现为非政治的、无所不在的触须、无意识渠道等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满斗争和喧嚣的政治场所在。“只有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有效分析，正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义，并且最终诉诸政治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变革，把此岸世界建设成理想乐土。”文化政治学中，性别和政治联姻，从而出现了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华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时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传统式的教育，学会了逆来顺受。孝顺是维系家庭的脐带，集体大于个人，家庭重于个人等观念渗入其幼小的心灵当中。父亲定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要求孩子们无条件严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父亲拒绝为黄玉雪上大学时支付学费。玉雪并没有气馁，内心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作为女孩，我也许不想仅仅为养儿育女而结婚!也许我的权利不止是养儿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个人!难道中国人认为女人就没有感情和思想吗?”在心理上，玉雪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抗，反抗中华族裔属性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为个人幸福去追求，这是美国教师传授给她的价值观。但在她幼时，父亲就谆谆教导她应为家庭荣誉而牺牲个人幸福。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两种属性:中华族性和美国属性。这两种属性在性别之战中体现出来，也体现出两种属性所各自代表的权力角力。父亲是第一代华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浓缩着中华族裔属性，他们内心中那种叶落归根的心理非常强烈，对故国的眷恋和回忆深深地刻印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当他们想极力融入美国社会而遭拒绝，处处存在的种族歧视让他们不断地回忆起故国，想躲进故国的回忆之中进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内，父辈感到惬意。有人聆听他们内心的苦楚，更有亲情、更温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则处处充满了纷争、竞争，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亲情。生活在唐人街让他们有种归属感。但代表着第二代华裔的黄玉雪则截然不同，种族歧视更坚定了其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而非逃避。她积极融入父辈所极力逃避的白人社会。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体验到隐私权受到尊重的幸福。和华人社会相比较，黄玉雪感到白人社会给了她更多的尊严和权利、温情和平等。而父亲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认为女性一般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智商低下，不适合从事智力活动，属于无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为了她们自己，同时也为了社会公益，她们最好谦卑、缄默，不要抛头露面。”［2］为挑战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她在一次开船典礼上，特意把一瓶香槟酒砸碎在船首，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形。因为在父辈所代表的华裔看来，女人触碰会给新船带来厄运和不幸。而黄玉雪竟然亲手把这艘船送出海，是她个人的殊荣，更是中国女性的殊荣和华裔的殊荣。“此举表现了黄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象征着她业已冲出束缚唐人街华人妇女的陈规陋习之藩篱。”［2］黄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行为颠覆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同时也打破了西方对华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当时的美国流行文化中，东方女性毫无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测的狐媚，就是出卖色相的艺妓。甚至在美国华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说在刘裔昌的自传中，华人女子也被称作‘尤物’，这是个具有性暗示的词藻。与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华人妇女形象作一比较，黄玉雪笔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着真正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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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民文化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文化形态，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提出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的价值目标，而且提出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路。公民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针对普遍的政治发展国家，能够对其深层政治结构问题提供一定的分析和解释。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体现了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甚至依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以往偏重于历史、制度等文献性的描述迅速发展到通过建立价值系统进行比较、评价的更高研究阶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执行等研究领域；它拥有严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进一步补充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手段。它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比起制度、经济等解释，政治文化是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差异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帮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变迁的心理层面与更大的政治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联结的方法。
阿尔蒙德是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此后，虽然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讨论和应用不断扩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阿尔蒙德的理论概念和基本逻辑。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论之工具性价值逐步体现出来。虽然，如阿尔蒙德所说，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仅适用于解释民主政治生活。它包含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指导，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形成一种分析方法，对深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具有极大的帮助，由此成为学术活动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对公民文化理论做出分析，在阐述理论内涵的同时，对其工具性价值的应用给予解释。
一、公民文化理论基本内容及其价值
(一)公民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撰写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们在对政治文化分类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态，这就是“公民文化”。所谓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尔蒙德解释的那样，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是基于不同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识及其态度、政治统治权分化与否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主要标准做出的。概括地说，传统政治文化基本表现为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依附，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或忠诚的态度，统治者权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参与；而现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加强。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体现在传统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与现代的公民参与要素的结合上。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各种政治要件的平衡。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识与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现代社会首先是多元化社会，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结构性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政治；同时，如果没有一致，那么则意味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处于分裂之中的政治体系势必在不断的争端和冲突中受到威胁。因此，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撑作用的价值存在，成为建立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以此凝结政治共识。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规范与参与行为的平衡。虽然公民文化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参与，但是阿尔蒙德等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从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多数民众并不倾向经常性地参与政治行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比如，在长期的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盲从的行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行为既是缺乏政治认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在政治对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而且社会具备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即阿尔蒙德所说的“参与规范”)；而就公民的参与行为而言则是消极的、非主动性的。因为，公民权利保障及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已经提供了公民表达利益要求、影响政治过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还表现在选择政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选举之后公民的消极参与方面。在对政府赋予权力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选择政府的过程(参与选举)；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权，公民则把权力交给政府行使，使其拥有做出政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则回归“消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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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建设在我国经历的时间不长,各学派和各高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差别。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有一定的分歧,原因之一是,按照我国目前研究生专业目录(1997年),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5个二级学科。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则是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等4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设置10个二级学科,即行政管理、非营利组织、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等。在10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还可以设置三级学科的研究方向。[3]这两个专业目录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其差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也感到上述专业目录没有能全面、准确地覆盖公共管理领域。有学者在宏观视野中阐述了公共管理应涵盖的学科范围,公共管理领域可以对行政管理、非营利组织、公共政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国民经济管理、社会发展管理等,依此来设置二级学科。[4]有的学者站在更高的视野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公共绩效应该成为公共管理的目标导向,成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架基石。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更加凸显管理性色彩,在运作机制方面,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重视管理方法与技术,其二是突出应用性和回应性。学科设置应遵循此方向去设置。[5]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政府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的内部管理)。……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四个学科上。这些学科划分的基础是横向的领域分工,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且原来就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6]
有学者则认为,不应仅从管理学视角去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更应从源头去探讨,因为管理学是从经济学分离出去的,所以,应该双管齐下,从管理学与经济学两维视角去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7]争论的存在说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和理论支撑需要厘清,这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政府工作绩效的提升。中国行政学及公共管理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对于当代国外的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发展、新趋势和新成就跟踪不够,对国外这一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亟待加强;国内现有的行政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特别是教学体系)较为陈旧、单一和狭窄,大部分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及内容基本上停留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未能充分体现和吸收当代国外公共管理领域所取得的新成就。二是行政学的研究缺乏开阔的视野,学术基础不牢,既未能反映政府管理领域的新变化,将其他国家机关(立法、司法机关)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活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又未能顺应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趋势,充分吸收相近学科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和政策分析等学科的新理论和方法成果。它不能突破以往的眼界,在主题上创新,在范围上拓宽和在基础上打牢。三是行政学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现实的政府管理实践,尤其是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重大实践问题以及当代国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加以深入的研究,行政学的应用性、现实性和生命力不强。[8]受单一行政学的影响,我国公共管理学未能跟踪西方学术前沿,也没有如实反映国内政府运作现状,更没有与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因此,应借助新公共管理思想,探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设置及其相互间的支撑机制。
二、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实践要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各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新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组织与管理理论(管理学)等各个学科。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2]86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渊源来自于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等学科,其思想基础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和马克斯•韦伯等人所奠定的。[9]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将管理从混乱和狭隘经验主义的现状中解救出来,使之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知识之上。[10]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之下,学术界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知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8]73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最后,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12]新公共管理理念转向的改变,要求公共管理学科设置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公共管理学唯“行政学化”需要加以改变。政府不再是官僚机构,政府变成了顾客导向的政府;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预防在先、治疗为辅的有预见与前瞻思维的政府;从官僚层级制到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13]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政府部门产生、存在和运转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要生产或提供通过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公共物品或服务。[14]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兴起,智识群体已经意识到了公共管理学科设置需要加以改变,需要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局限,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拓宽学科视域,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
三、新公共管理思想影响下的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模式和支撑机制
公共管理学科虽然存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但由于中国公共管理历史很短,各院校办学的背景差别也很大,在尊重学科规范的前提下,也应当鼓励各种不同模式的选择和竞争。[15]将公共管理列为一级学科,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知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虽然对知识进行学科划分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公共管理及其二级学科的确立,是对公共管理类知识进行划分的结果,同样带有主观色彩。[16]目前,国内不同类型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存在一定的差别,难有统一的模式,结合国内现状,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模式以政治学(行政学)为主要学科,设置相应的学科和专业。在这个模式中,行政学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主要分支学科,其目标指向直接为政府培养行政管理人才,政治倾向明显。第二种模式以经济学为主要学科,设置相应的学科和专业。在这种模式中,设置教育经济管理、政府经济管理等专业,将政府视作企业进行运作,其目标指向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培养精于成本收益管理人才,绩效倾向明显。第三种模式以管理学为主要学科,设置相应的学科和专业。在这种模式中,设置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应专业,其目标指向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的管理人才,政策倾向明显。20世纪,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剩余学科,未能对公共管理学科产生明显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