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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方式范文1
新媒体时代，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冲击着电视媒体的发展。因此，为促进电视媒体的发展与完善，电视媒体需要和新媒体进行融合发展，创新视听媒体新产业。
一、新媒体时代地方电视媒体面临的挑战
（一）传播技术的挑战
很多电视媒体因为受到地域制约，局限性大，而新媒体能够通过网络跨区域传播。此外，电视媒体时效性与新媒体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在二者共存条件下，很多观众会选择新媒体，这就会忽视了电视媒体[1]。
（二）传播方式的挑战
传统媒体时代，很多观众都是被动的收看节目，经常是电视媒体播放什么就看什么，自主选择余地比较小，信息的交互性比较差。而在新媒体时代，观众是信息的接收者，其自主性比较强，同时属于信息传播主导者。传统电视媒体一般是通过图像、文字与声音的融合来传递信息，其中，声音属于主体，一旦没有声音，就会影响受众的接收效果。而新媒体传播依靠的是互联网，主要包含图片、文字、动画与声音，可以让接收者有直观感受。
（三）传播功能的挑战
传统电视媒体的两大主要功能是信息传递与娱乐。在新媒体时代，与电视媒体的播报速度相比，新媒体的传播速度相对较快，可以满足观众快速获取信息的需要。另外，现阶段更接地气的网络自制节目的兴起与发展，使新型媒体娱乐功能逐渐变成观众首选[2]。
（四）观众群流失的挑战
相对新媒体便捷的信息获取功能，电视媒体受地域与资金等限制，新闻报道辐射范围缩小，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电视媒体观众群的流失。
二、地方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
（一）信息传播由单向陈述式转变成互动式
近年来，自媒体逐渐变成新媒体的市场传播主流，大多数人都希望信息采集具有自主性，新媒体也不再只是为了接受信息，更多的是为用户提供表达渠道，并且信息也精益求精。但是电视媒体由于无法满足新时代人们自我的诉求，因此，人们对电视的接触程度也越来越低。这就需要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进行融合发展，建立线下平台，与媒体自身特征相结合，保证电视媒体的经营多元化[3]。
（二）信息传播逐渐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
在数字化与电子科技时代，电子设备的种类越来越多，信息的载体也不只是电脑与电视，伴随各种移动设备发展，逐渐出现可穿戴的移动设备，突破了场景约束、时间约束与空间约束，新媒体展示途径与渠道不仅可以和新媒体市场传播相适应，而且能够灵活应用在新媒体和电视媒体的融合发展中。以往，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对于传播反馈数据采集与后期效应并不重视，没有准确把握市场革新的方向，致使电视媒体的市场竞争力逐渐下降。在新媒体时代，交互平台的经营比较灵活与多变，可以与市场相适应，并且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多角度与多样性可以确保信息传输实时性[4]。
三、地方电视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路径
（一）对资源进行整合
在电视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不能一味依赖新媒体，需要电视媒体有一个独立发展的方向。电视媒体不仅要对新媒体以及自身的资源进行整合，还要对自身资源网络进行丰富，应用相应的方式对节目内容进行扩展，提高电视媒体影响力。事实上，无论新媒体还是电视媒体，资源整合都至关重要，若在整合资源时，无法全方位分析，就会导致报道资源社会价值降低，难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资源整合，全面分析新闻报道之前的资源，保证所报道资源是观众比较关注的。唯有了解观众需求，才可以提高报道内容关注度，促进新媒体和电视媒体的融合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经营方式
随着融合的深入，新媒体和电视媒体融合的方式也会越来越灵活。但是新媒体和电视媒体融合经营的模式需人工制定，然后根据需要选取合适模式。首先我们要分析电视媒体经营模式与新媒体经营模式的优劣，调查新媒体受到人们追捧的主要原因，然后借鉴。方便我们和观众进行互动，拓展节目受众范围。此外，新媒体可以实时更新，方便观众及时了解各种大事件，新媒体的这些优势都值得电视媒体学习。这样不仅可以改善电视媒体形象，而且能够达到传递信息的作用。
（三）正确看待新媒体技术
在推进新媒体和电视媒体的融合发展时，工作人员需要端正对新媒体的态度，将新媒体当做独立个体。就目前而言，微传播形式包含微博与微信等，并且微传播客户量也在逐年增加，这是国内新媒体发展趋势。在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融合时，要充分了解两者的优势与劣势，做到优势互补。新媒体发展无疑给电视媒体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分流了部分受众群体，影响了电视媒体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因此，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充分应用新媒体资源，促进电视媒体发展与完善。
结语
综上所述，即便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电视媒体发展，但是这对于电视媒体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发展契机。换句话说，现阶段电视媒体若想不被淘汰并获得发展，必须要寻找和新媒体融合的关键路径，在电视媒体发展中融入新媒体技术，对电视媒体信息传播慢，资金消耗大等缺陷进行弥补，进而实现新媒体与电视媒体的双赢。
注释：
[1]洪昕.浅析新媒体时代下区县级电视台的转型之路――以厦门市海沧区广播电视台发展为例[J].东南传播，2015（8）：66-68.
[2]张娟.城市台新兴媒体如何做好核心价值观报道――以盐城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中心的实践为例[J].中国记者，2015（5）：88-89.
[3]朱欣英.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解构洛阳广播电视台应对变局的实践[J].新闻爱好者，2015（12）：76-78.
[4]朱倩、蔡庆国.小软件融合大电视 小应用撬动大转变――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探索之路[J].电视技术，2015（6）：114-115、117.
媒体融合的方式范文2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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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方式范文3
新媒介的诞生使得传统媒介纷纷向数字媒体和跨媒体的方向靠拢，融媒显然已经成为媒介发展的主导方向，即融媒是当今新闻传播业界最新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而在该形势下，新闻传播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兴信息接收和传递的方式。融媒的产生使得媒体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流程上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对融媒发展的研究可以作为传媒业界整合调整资源规模的有效实现路径，使得媒介经济效力得到更大空间的发展，同时相应资源在媒介集团内部也可以得到高效的整合利用，优化新闻业务的拓展方式，使之产生巨大优势，进一步提升媒介集团的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融媒的产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传统新闻媒介传播方式方法格局的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融合新闻的产生，同时这对从事融合新闻的业界人员所具备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新闻传播方式途径的认知教学也提出了新的导向与思路。期许可以提出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观点和建议以及具体实施办法，使新闻传播在应对融媒的冲击时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进而可以更好地适应融媒发展的大趋势。
二、融媒简介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物质的分与合。物质的组织构成，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变化，同样相同或不同物质之间的融合反应，也会给它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巨大的变革。今天我们的媒介传播正处于大数据的变革时代，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纷纷向传统媒体发起挑战，而且势头较大，传统媒体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定会不断寻找各种对策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进而产生媒介融合的现象。媒介融合简称“融媒”，目前学术界对其定义众说纷纭，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媒介融合在新闻学上是一个假设，其核心是在新型媒介传输承载数字技术在不断更新变革的基础上，将各类新闻媒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侧重点在于媒体的合作关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融合系主任MikeMckean教授关于媒介融合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媒介融合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型运营方式，通过一种媒体的融合汇通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的媒介传播形式。二是媒体与信息接收者的作用关系发生了改变，即接受者由以往被动接受媒体传播信息的形式转变成有主动的选择与判断，这样就使得一切信息的接收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去，同时由于观众的信息来源是一个多元化的渠道，就会使观众会对媒体产生一种不信任的可能。三是媒介融合使得信息的传播变成了讲故事的形式，即图文并茂，相关人员依托科技手段，利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来传输信息。融合媒体整个过程的完成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狭义上的媒介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的媒介在物理层面上进行重新组合，新的媒介形式正是在这种组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顺势产生的。而广义上的媒介融合就将一切与媒介有关的要素包含在了其中。
三、融媒背景下新闻传播的改变
融媒的发展必然会催生融合新闻的出现，新闻传播自从融媒出现以后就开始以融合新闻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这就导致了新闻传播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往的新闻传播方式被重新组合，进而形成了多元化新闻传播模式。新闻传播方式的改革大体如下：
（1）新闻媒介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流程的改变。融合媒介时代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形成使得媒介内部的组织管理机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其改变的导向是服务于融合新闻不断向前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是依托于独立单一的媒介，不同形态下的媒介有着不同传播模式，进而形成各自的传播方式。与此相反的是，融合新闻需要将不同的媒介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因此，这就不允许各种媒体各自为政了，需要有着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管理约束，通过新闻采编，在同一平台上加工传输，最后实现多元化融合的渠道信息。媒体产业中的各大媒体需要通过组织之间的兼并和重组实现资源的相互利用以及共享，进而共同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2）新闻传播主体的多样化。由于融合新闻的涉及面广、传播性强的特点，这就对传播者提出更高的实际操作要求。融合新闻的产生传输，都需要传播者及时掌握各类新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从一位普通记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记者，其操作过程为在完成采访任务后形成新闻稿件，后通过电视节目发到电视台，最后交付网站成为专稿，整个过程对一名记者来说实际是不小的挑战。另外由于网络的普及，一大批草根记者也蜂拥而出，很多新闻报道往往出之于普通民众，这样就使草根记者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3）新闻传播内容的整合。融合新闻所提供的内容都是重组和整合以后的产品，但是整合需要创造性的重组。相同的信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新闻产品，进而吸引新的受众群体。另外，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草根记者也成了信息的有效源泉。
（4）新闻传播载体功能增强。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的电脑和3G智能手机的出现，将会使信息承载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媒介融合能够实现某一载体承载新闻信息的全部内容，但新闻产品的输出内容是根据不同的自身需要而呈现出多样化。这样既可以保证新闻信息的完整性，也可以增加新闻的多样性，同时使新的新闻传播载体功能更加强大。
（5）新闻传播对象的细分和角色的转变。融合新闻可以根据特定的受众群体而制作成不同形态的媒介产品。因为在数字时代，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反向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受众除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接受外，还可以在信息接收过程中能主动参与其中，对其发表的信息内容提出和表达一些看法建议，最终由单方面的别动形成双方面的主动互动。
（6）新闻传播反馈时效性增强，途径增多。利用当前的新媒体，使新闻传播的反馈时间大幅度地减少了。反馈的途径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增加，如除了通过手机短信平台进行反馈以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评论，而且这些平台上的反馈信息可以即刻更新。由此可知，媒介融合的产生对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新闻传播不再依赖原有的传统模式新闻报道，通过走融媒时代下的融合新闻发展之路，才能产生经济上新的增长点。
四、结束语
媒体融合的方式范文4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采编业务；影响分析
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新闻采编业务等媒体行业相关工作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新闻采编业务的从业人员应该正确认识媒体融合，抓住媒体融合的机遇，迎合媒体行业迭代更新的趋势，积极转变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改进新闻采编业务，提高新闻媒体的节目关注度，在媒体融合中稳固传统媒体行业的价值和地位。
媒体融合的内涵和优点
1.媒体融合的基本内涵从宏观角度看，媒体融合是指一切媒体相关的媒介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从量变的碰撞到质变。它包含媒体媒介的形态融合、手段融合、功能融合、组织结构融合等，所有这些媒体媒介的融合总称为媒体融合。媒体融合是媒体行业技术成熟和媒体行业不断发展的标志，是现代化媒体介质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它通过不断融合新媒介、新技术来打造新型的融合媒介，完成媒体融合的终极目标。
2.媒体融合的特点和优势媒体融合主要是新型媒体技术与传统媒体内容相结合，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来完成信息的传递、流通和实时共享，从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媒体副产品。媒体融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媒体融合具有兼容性。这种兼容性主要体现在它是两种及以上媒体媒介的融合，保证了信息的流通和传递。其次，媒体融合的内容具有集成性。媒体融合趋势下，以往各自为战的不同媒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充分缩减媒体内容，并利用碎片化的文字及音、视频的方式来呈现内容，提高了人们摄取信息的效率。最后，媒体融合具有渠道多样性。多样的渠道让信息创作者有了更多选择，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创作内容，也让信息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基本内涵看，媒体融合的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最大程度地集中处理信息，优化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功能，对传统媒体中的新闻采编业务影响深远。基于此，新闻采编业务从业人员应该积极掌握并利用不同媒体技术，扩大受众范围。
媒体融合对新闻采编业务的影响
新闻采编业务一直是传统媒体的主要业务模式，已经建立相对完善的业务流程和业务发展模式。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这一体系的稳定性，媒体融合从业务主体、业务过程等方面对新闻采编形成一定冲击。
1.对新闻采编业务主体的影响新闻采编业务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被采访和报道的人。在以往的新闻采编业务中，其被采访报道的多为国家政策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头人，它们代表着不同行业最前沿的风向。这种新闻一般较为严肃，内容也相对比较专业，因此受众较少。第二类是进行新闻采访的人，这类人往往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和较高的综合素养，其说话方式也较为严肃认真。新闻采编主体严肃认真的说话方式和新闻采编内容的专业性大大限制了新闻采编的受众范围，进而限制了新闻采编业务的发展。媒体融合的出现则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情况，使新闻采编主体的范围更加广泛，两种主体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普通人也可以完成新闻采编的任务，这大大降低了新闻采编业务的难度，提高了新闻采编的效率。
2.对新闻采编业务中信息采集的影响媒体融合对新闻采编业务中信息采集环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的传播渠道上。媒体融合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便利了内容制作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流。媒体融合拓宽了新闻采编从业人员信息的来源渠道，使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到更多新闻线索，提高了新闻采编人员获取有效信息的概率，增加了信息采集的广度。但同时，信息量的剧增也加大了相关人员处理信息的工作量，加大了筛选有效信息的难度。真假难辨的信息，既提高了信息收集的成本，也很容易造成工作人员前期的信息采集工作竹篮打水一场空。新闻采编人员要对信息筛选能力进行训练，提高自己的信息灵敏度，有效筛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内容进行整合加工，为新闻采编业务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媒体融合对新闻采编业务流程的影响媒体融合是媒体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吸引更多人才，为媒体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媒体融合带来的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媒介方式，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这些新方式来获取信息，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被挤占。传统新闻采编的固定化制作流程、工作模式已无法满足媒体融合的要求，为此，新闻采编从业人员应积极调整采编意识及工作和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媒体融合下新闻采编业务的优化措施
1.根据新闻内容和方向决定新闻采编业务主体新闻采编业务主体的选择直接影响该新闻的内容氛围和受众主体。而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采编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使媒体上的信息内容更加纷杂，新闻采编从业人员应该根据新闻内容的主题来确定新闻采编业务的方向，再根据新闻采编业务的方向和媒体自身的特点确定新闻采编业务的主体。新闻采编业务的主体直接奠定了节目的基调。地方性县级媒体在选定新闻采编业务的主体时，首先应该将新闻采编业务的受众范围划定在本县，然后筛选本县不同行业的领头人作为新闻采编的主体，并邀请其周围的邻居、亲朋好友对他进行客观评价，最后综合并总结这些评价，将之作为基本素材，从中发现新闻采编业务主体的闪光点。其次，新闻采编业务从业人员也可以邀请人们加入采编大家庭，让本地民众参与到新闻采编业务的相关活动中，协助专业人员完成信息采集等工作。
2.创建独立的专业信息门户创建独立的专业信息门户是优化媒体融合下新闻采编业务的重要手段。信息采集是新闻采编业务的核心，也是新闻采编工作中最艰难的步骤。媒体融合让新闻采编业务人员能够自己搭建独立的专业信息门户，收集更广泛、更精准的信息。相应地，专业信息门户的建立也提高了新闻采编的专业程度和精准程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采集中信息筛选的难度。新闻采编业务的负责人还可以对工作人员进行分组来完成新闻采编业务的相关流程。专门的信息门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媒体的知名度和专业度，也让新闻采编业务人员更容易从中挑选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3.改进新闻采编业务的流程结合媒体融合的特点，完善新闻采编业务的流程是优化新闻采编业务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新闻采编业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新闻采编相关工作。新闻采编人员之间还应该建立小组制度，新闻采编负责人可以将更多权力和责任下放给不同小组的组长，让组长负责各自小组的人员布置和工作流程优化。对部分没有较大问题的审核流程和信息收集流程可以进行一定的简化，让新闻报道具备更高的时效性。
媒体融合的方式范文5
传统媒体转型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完成媒体融合，媒体融合是“使得媒介界限模糊的过程”，①是“在电脑的驱动下，所有形式的传播媒介以电子化、数字化的形式融合在一起”，②媒体融合改变了市场、受众、技术和产业，也改变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断调整关系、探索未来的艰辛之路。
传统媒体转型的现状和困惑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各种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加速了媒体市场的进化以及移动传播时代的全面到来。著名杂志《连线》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认为，“在多屏时代，屏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裂变式发展，不仅极大改变了新闻传播和新闻生产方式，也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从媒体格局调整看，传统媒体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受众规模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主要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从舆论生态变化看，新兴媒体的话题设置功能和舆论影响功能日益强大，大量新闻热点和社会话题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甚至超过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
媒体融合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提出，当时是从技术融合的角度思考的，侧重不同媒体形态多功能一体化趋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欧美国家的媒体界发现媒体融合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涉及社会层面的受众或企业的商业活动融合乃至产业融合。从受众角度看，是向受众提供媒体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融合；从企业角度看，是在多平台中运作的商业模式的融合，比如新闻共享、管理和销售的多平台运作。通过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媒体融合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它包括内容、技术、终端、平台、形态，从生产到消费，从受众到用户以及用户的自由转移等各方面的汇合与交融。
但近年媒体的实践告诉我们，媒体融合带来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结果，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拖后腿的尴尬境地。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美国《2013年媒体概况报告》，尽管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新闻阅览量迅速上升，但其广告效益根本不足以弥补纸媒广告的损失；平均每失去16美元纸媒广告，只能换回1美元新媒体收益。③媒体融合的探索之路走到今天，并没有显示出我们预期的理想状态，对于新兴媒体来说，受到传统媒体管理方式的约束，网友的即时参与和沟通反馈的优势没能充分发挥；而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新兴媒体的“烧钱”模式使其压力重重。这种尴尬而又纠结的关系使得很多传统媒体人感慨，“不做新媒体是等死，做新媒体是找死”。
以用户思维推进传统媒体转型
当前国内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方面最核心的问题不是缺钱或者缺技术，而是缺乏互联网思维和意识。虽然社会的客观现实是正在迅速互联网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化，但传统媒体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媒体的文化和模式中，没有自觉用互联网思维来面对互联网社会，没有真正掌握移动互联网的精神实质。移动互联网的精神实质包括自由、平等、开放，以及在信息交互中融入彼此的服务。媒体人向来自认为是社会精英，单向传播模式将他们的思维固化，视受众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态度和理念已经不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信息传播变得如此平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者，所以媒体人必须放下身架，平视受众，找准用户需求，真诚为大众服务。只有转变成这样的观念和思维，真正的媒体融合才有可能实现。
目前很多传统媒体都在发展新兴媒体，推进媒体融合，但是对于融合又常常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把融合简单化为“报道上网”或“网评见报”，以为建立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就是融合，或者极端地认为融合的终极目的是新兴媒体取代传统媒体。出现这些误区的关键还在于缺乏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的精神实质是自由、平等、开放，而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用户至上、简约极致、开放共享、迭代创新、跨界协作，通过流量的积累寻找盈利模式。仅有客户端、微信、微博、网站等新兴媒体是远远不够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革有可能解构传统媒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构建新的媒体形态，对于新时代的媒体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和挑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人除了从媒体角度思考未来，更应该从思维和理念上思考未来。移动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媒体形态和格局，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和运行方式，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被裹挟其中。在新的环境下我们就得按照新的游戏规则来办事，只有用平等、开放的心态制作内容，用专业、特色的水准生产新闻，用贴心、细致的服务传播信息，才能证明媒体存在的价值。
互联网思维下的管理是扁平化的管理，真正的媒体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堆砌，而是复杂的化学反应，传统媒体要对内部管理方式和机构设置进行真刀真枪的改革。比如建立“中央新闻厨房”和集成信息处理系统，对新闻进行一次采编、多次加工。引进互联网创业机制，利用新媒体孵化器打造一批媒体融合的品牌项目。薪酬分配和考核指标向媒体融合方向有意识倾斜。比如BBC在艰难的15年全媒体转型之路上，改革的核心就是连接不同平台的媒体资源，将电视、广播、网络三个业务部门整合成多媒体新闻部和多媒体节目部，单个业务部门的总编辑改为每日轮班的方式坐在“全媒体总编”的位置上，各个频道和部门按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但BBC内部人士仍然说：“迄今我们只是刚刚完成了转型的中间阶段，而新旧媒体的真正融合远没有实现。”媒体融合之路没有捷径，只能建设坚实的平台基础，转变思维方式，打造全新系统，这看上去是“笨方法”，却也是一条“正路”。
传统媒体转型的核心即传播关系转型
传统的媒体传播关系是媒体将自身定位为生产者，将受众定位为消费者，是一种点对面或一对多的大众共享型传播关系。今天，传统媒体转型的核心即传播关系转型。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已经融为一体，媒体的内容生产权利不仅属于媒体，也属于用户的自我赋权，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身为主动选择的用户。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模式从有组织的信息生产变成社会化的信息生产，用户和媒体互融共生成共同的信息生产者。所以，传统的大众共享型传播关系转型为分享型传播关系，从点对面或一对多的传播转变成点多点或多对多传播。形成分享型传播关系是实现媒体融合的关键。Netflix（奈飞公司）式的信息生产模式就是在生产信息之前，先从用户那里获取大量、即时和大众视角的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融入到新闻产品的生产中。
正如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指出的，新的传播关系反映了新旧媒体碰撞、草根媒体与机构媒体交汇、媒体消费者与媒体生产者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它创新了受众参与媒体生产的方式。过去的传统媒体环境下，专业化的传统媒体承担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统一制作内容，专门传送信号，受众被动接受。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是强势一方，受众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对媒体的影响仅限于对内容予以评判而反馈到媒体方，除此之外不能对信息的生产产生根本影响。保罗・莱文森认为，使用者不仅是消费或使用媒介的人，而且在使用一种媒介的过程中，他们成为决定该媒介“是什么媒介” ④的因素。互联网时代，受众从信息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信息主动使用者，利用手机、电脑、电视等终端接收信息时，不再止于“看”，而是更侧重“用”，成为自主选择个性化信息的“用户”。因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传播接收终端也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角色转变在瞬间就可以完成。
多元化分享激励人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信息传播，这也就影响了视听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的转型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模式的建立，影响了媒体整个内容信息制作流程和传播手段的革新。要想形成分享型传播关系，传统媒体须突破共享型传播关系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实时和延时的信息传送，还须结合信息和服务，融入Web2.0以后的新技术，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用户能从中享用最实用的信息和服务，媒体还要擅长使用大数据跟上用户的最新需求。
要想适应这种传播关系的转型，就需要媒体人转变观念，树立用户至上思维，做强内容生产。不管传播形式怎么变化，内容永远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资源；不管自媒体时代有怎样的信息生成方式，传统媒体凭借其权威性和专业性仍然是新兴媒体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所以，传统媒体要打好“权威牌”，利用采访权和信息源的优势，通过互联网平台对受众关心的宏观政策、经济走势、百姓民生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充分解读，把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传播到位，用权威性来提升公信力和掌握话语权。
“特色牌”也要坚持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突出地域特色和行业特色，避免追求大而全。
另外，还要打好“分众牌”。在信息爆炸时代，一般的信息不是稀缺资源，受众个性化的需求和小众化趋势越来越强烈，这就倒逼内容生产特色化和分众化。媒体融合时代既需要共性新闻产品，也需要个性新闻产品。媒体人要研究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强调针对性和特色性，做到量身订做、精准传播、真实有效。
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和显著特征就是互动性，所以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进程中，要将互动思维贯穿到内容生产的每个环节中，加强媒体和用户的互动交流，激励用户提供报道素材和意见建议，在互动中参与传播。
注释：
①【美】伊索尔・索勒・普尔：《自由的科技》，1983年版
②王君超：《全媒体时代报网融合大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9日
③林任君：《报章网络版收费能否西风东渐？》，“第八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
媒体融合的方式范文6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逻辑 产业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18-04
[Abstract]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logic Industry regulation
我国的传统出版正处在急剧变革当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内容、服务、资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联营、并购、重组的传媒形态，出现了全新的融合媒体组织；媒体机构的兼并重组、体制机制的改革、传媒与其他行业的渗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产业的格局和产业模式，促使传统出版实现数字化升级和产业化转型的变迁。随着主流媒体的国际化拓展和媒体集团化趋势，各传媒集团将主导我国传媒产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力争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话语权。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正朝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出现产业扩散和媒体延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扩展了现有的分销渠道和市场空间，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体验新技术的同时使用功能强大的新的内容产品，可以对内容进行诸如存档、注释、循环利用之类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费服务；出现了纸媒、电子书、手机读物、听书等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传统出版社、内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等多元化的内容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了手机移动阅读、手机音乐、当当书城、电子书网站、游戏动漫等平台化的营销和服务；移动运营商、大型网站、硬件生产商、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也纷纷介入出版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务主体正向传统出版以外行业拓展，呈现产业扩散的趋势；可以说全民参与出版、多行业参与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呈现产业集聚和媒体融合的态势。在资本与制度的推动下，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技术、机构、资本、市场等方面产生融合，出现了融合媒体或机构；出版产业的边界正在拓展，逐渐向其他行业渗透与融合。具体表现在介质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和机构融合等现象，并重新组建新的出版集团和媒体组织，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多元化竞争的优势。可以说媒介融合已经在数字出版行业得到印证。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评家能同时把握这个媒体扩散和媒体融合的矛盾天平的两端。有人担忧传统主流媒体会在新媒体的生长中被淘汰出局；有人庆幸传媒行业的淘金时代已经来临；还有人担忧内容碎片化将会导致共同价值和大众文化的丧失。有人看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对媒体的失控表示恐惧；另一些人又说媒介被控制过度。一些人看到了一个没有把关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关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种现象和问题，都集中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国际大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之中。笔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经济学视角，尝试分析数字出版的文化逻辑和产业规制之关系，求教方家。
1 技术推动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术推动之下不断演变发展，媒介融合改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变，本质上是在制度经济框架下的产业转型；融合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随着新媒体便携性的增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了解世界，并且多种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种媒介工具之中，出现了融合媒体的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例，在今天手机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们能够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数字内容、接收发送图片和音乐、收看电视、玩游戏、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证和银行卡，多种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机这一个媒体之中，手机可以说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数字内容产品的激增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和市场，人们可以通过DVD播放器、车载收音机、IPod、随身听、MP3播放工具、网络广播电台、音乐有线频道或音乐网站，甚至是SD芯片卡来收听音频节目；可以采用有线电视、IPTV、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社区终端视屏等设备，甚至是手机来收看视频节目；三网融合技术下，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查阅社区生活信息、电视、广播、电子书刊等多种数字内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务。凡此种种都是媒介融合趋势下产生的融合媒体，并由此生产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无所不在、技术无所不能，数字技术看似主导了数字出版的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规制模式下的产业嬗变。主要体现在传媒所有权模式和产业利益链模式；技术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权模式和利益链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现。当古老的好莱坞还致力于传统的电影制作时，而一些新媒体集团，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维亚康姆公司在所有权模式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已经开始打造和控制整个娱乐产业的利益链条，它生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做网站、做玩具、主题公园、图书、报纸、杂志和漫画等，实施融合媒体的战略。可见数字技术促使了媒体的变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体组织的诞生。
融合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重组和兼容，反过来，媒介融合又影响了媒介市场，影响了我们对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可以同时留连于四五个窗口，浏览网页、听音乐、下载音乐、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等；流行电视剧迷们也可以模仿对白，概括剧情，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讨论，创造原创流行的小说剧本，创作音乐，谱写乐章、制作自己的视频电影――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这种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种设备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经营权的企业里，存在于消费者的大脑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这种融合媒体造就了新的传媒文化。
2 数字出版之文化逻辑
对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将是一个“杂糅”的文化现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构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和价值链，从而形成新的传媒文化，媒介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变迁、传媒规制和媒介经济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术设施和媒介设备发生变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阶层和消费阶层里具有不同的表现：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术的少数精英将变成最早的融合媒介产品的适应者，并被其他阶层的人追捧为时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赶。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媒介融合将形成强大的传媒帝国，直接导致权利和财富在发达和富有的国家高度集中，同时也将改变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仅是企业品牌扩张的机会，它也意味着媒体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体美学、媒体经济学的重塑。法国网络信息理论家皮埃尔・利维（Pierre Levy）用“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在某些网站社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他认为，人们利用互联网把个人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加以传播分享以实现共同目标。而UGC模式目前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新媒体业态之中；如维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网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应用形式，这就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传媒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认为“集体智慧”的出现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识新文化层出不穷，人和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方式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新技术支持下，人们的联系方式更加多样、更加快捷。网络社区的新结构正在形成，这些新社区往往通过自愿的形式，即时的方式，通过情感投资的形式加以确认并形成，有些还通过企业的产品推广营销、互赠知识、互换信息的活动方式组合，形成了人们自己的社交圈和网络社区。
知识文化将会逐渐地转变商业文化，甚至会转变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销售模式。例如，点对点技术不断被推广，越来越多的新生销售和传播方式如在线阅读、跳转链接、分章节销售、碎片化的知识检索等，已经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整本复制”环节，这种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严重地挑战着旧有的分销和所有权系统。
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势必会造成商业传媒和“集体智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想象，传媒领域将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权力：一种来自于媒介融合，以网络电视这种融合媒体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获得授权；另外一种就是“集体智慧”，信息传播是面向不同公众组成的松散网络人群，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而不需要付费。由此造成了“传播权被高度集中”和“传播权被彻底粉碎”的媒体生存博弈。
此外，传统主流媒体是处于国家议程的核心位置，将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草根媒体或新媒体往往会以维护公民的知晓权、参与权的面貌出现，构造出与那些主流媒体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严重地挑战着主流媒体的权威与核心地位。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合不断演进，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也永远处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旁门左道的价值观在媒介传播中不断碰撞、不断博弈，商业传媒与“集体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断斗争，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背景与文化逻辑。应该看到，传媒创新往往出现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把握好边缘地带往往就能巩固主流媒体的导向，这要求文化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传媒文化和核心价值，探索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3 数字出版之产业规制
数字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产业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和文化环境，受到宏观社会发展的制约，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经济模式的制约，具有多种规制方式和特征。
规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传媒规制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可以说大凡有传媒产业的地方就有规制的存在。不同国家对传媒规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产业体制各异，但规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传媒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有专门的传媒规制机构对传媒产业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规制系统，以激励产业或者制衡行业。
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及终极指向是通过规模化和差异性来满足人们即时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垄断经营以提高数字出版产业规模效益和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又需要竞争，以提高效能。数字出版垄断巨头和新兴媒体企业并存是数字技术条件下数字出版产业的现实；垄断和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制衡是规制的天平支点。媒介融合过程和传媒形态是在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之间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当两者力量呈现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产业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核心就是要让具有调适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为平衡数字出版产业内部作用力的原则。在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垄断经营的空间中调适垄断性作用力，扩大产业边际效益、提高产业效能；同时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励竞争，通过放松管制、不对称管制和反垄断等手段来调适竞争性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就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支点”，也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动力。
发挥数字出版规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为代表的规制主体，基于法制和科学管理，采用有效而稳健的渐进式制度改革和规制措施，激励和制约数字出版企业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在开拓市场，使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的同时,也往往可能为追逐最大利润而牺牲社会效益或给公共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种规制手段来引导产业竞争和发展。传媒规制是传媒社会的“公器”，因此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要牢牢把握“规制公器”，发挥规制的“公器”作用，引导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环境下，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和产业转型，应该把握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认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发展逻辑和产业特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规制的平衡点，从文化新形态和传媒新业态特征入手，根据媒介融合的变化来调整传媒规制，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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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