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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1
关键词: 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 资本金融化 资产证券化
一、引言
在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经历了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方学者们乐观的认为,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可以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资本主义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使投资不再受到资金流通情况的制约,消费也不会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信贷也不会完全枯竭,即使收入骤减,也可以凭借信用贷款继续消费,这样就打破了“收入和消费之间僵化的关系”。这样的改革确实达到了短期内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目标,但最终却没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基于此次危机的教训,西方学界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罪于金融信用领域。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认为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在08年“中美金融高峰论坛”上,经济学者将灾难归因于资产证券化所导致的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创新。而格林斯潘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高速扩张导致投资者过分乐观,低估了风险。这些问题只是引发经济危机的表面原因的解决只能缓解、延迟危机的爆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有所增强,但它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
二、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制度决定的劳动者贫困化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就能支配生产过程并占有生产成果,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个人消费品的性质。因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必然使分配方式有利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有产者。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未必会被劳动者享用,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美国从1996年至2007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实际GDP的增长迅速,达到每年3.3%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人收入的增长却低于GDP的增速,而且作为个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工资收入的真实值在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0.48%、-0.81%。
经济发展了,国民收入增长了,以上的数据却表明劳动者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的份额在不断的降低。在美国,过去的二十年中最贫困的40%的人的人均财富下降了59%,同时,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收入增长总额的33%;处于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着34.3%的家庭净资产,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着将近71%的国民家庭资产,而处于金字塔底层最贫困的80%的美国家庭仅占总资产的15.3%,而处于最底层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通过促进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
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实现,内在的要求消费需求相应比例的增加,而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者由于贫困化而消费萎缩,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这一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了社会需要而呈现出无限扩张的态势。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需求却相对萎缩。加速扩张的生产规模最终在狭窄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市场实现,不得不面临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
在美国,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致使生产能力过剩,表现为实际工业产出始终低于潜在工业产出。美国工业能力利用率从94年的峰值80%逐年下降,直到01-02年的低谷63%,虽然工业能力利用率在04年伴随着固定投资的迅猛增长回升到了70%,但仍然低于90年代平均76%的历史记录。为满足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促成消费在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来缓解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2/3,消费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十年中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投资、进出口和政府支出。网络泡沫的破灭造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2001年GDP增速只有0.8%,其中一季度和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分别是-0.5%和-1.4%。与以往经济出现停滞或衰退不同的是:消费支出并没有随之大幅下降,反而增长了2.5%;在当年投资与进出口均出现下滑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74个百分点。2002年,消费支出增长了2.7%,贡献率1.9个百分点,高于GDP实际增长率。2003年消费支出增加2.9%,略高于2.7%的GDP增速,它为增长贡献了2.05个百分点,占全部经济增长的76%。消费成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推动之后又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借贷消费的现实根源是:劳动者维持艰难的劳动力再生产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应该是以收入的增长为前提的。从此次经济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个人收入在1999和2005年增幅明显小于GDP,消费支出的增速在这几年始终高于个人收入增速。同时,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且出现负储蓄率。2002年个人收入仅增长了0.2%,但是消费支出却增加了2.7%;2005年个人收入增长了2.2%,消费支出增加了3.0%。
在收入增长缓慢,且呈现“零储蓄”的情况下, 对消费支出和个人收入的解释,只能到家庭债务中去寻找答案。从2000年开始,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上升到12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截至2007年底,居民债务(不包括房地产贷款)总额达2.9万亿美元。其中37%为信用卡,63%为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住房贷款余额在2007年已超过13万亿美元,与GDP规模相匹敌。加上房地产贷款,居民债务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之巨,平均美国每个公民要担负50000多美元的债务,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7年调查显示,美国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50233美元。虽然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难以维系的。债务的不断增加不仅会加剧金融信用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使金融信用机构因不良贷款增加而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
五、信用制度的发展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
金融信用体系的基本职能是动员社会闲散资金用于企业的积累扩大。而在当代,由于对产业性投资进行充分融资的机会减少,导致消费信贷和住宅融资的重新启动,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贷款得到扩大。在具有广泛分工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大。金融机构纷纷利用资产证券化来分散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非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衍生品。
金融机构在将原始的金融产品分割、打包、组合开发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原始的金融产品被变形为高出自身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金融衍生品。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分化转移,而且风险在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推出,金融交易链条也在不断拉长,由于信用杠杆的作用,不但使金融产品的价格成倍上涨,而且也使面临的风险成倍增加。至2006年,美国的金融票据和证券规模已经达到129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9.7倍,其中债券占28万亿美元,住房按揭贷款占12万亿美元,消费贷款占2.5万亿美元。而且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的估值已达到60万亿美元。至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余额为1.5万亿美元,在按揭贷款市场所占份额从2001年的2.6%增加到15%,连同中间级贷款,非优质贷款所占份额已达到46%。次贷余额通过杠杆作用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10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贷款利益链条,一旦借款人违约,则风险将沿着利益链条逐步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
2004年至2006年7月,为对抗通胀,美联储通过17次提高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升至5.25%。利率的升高、房价的下跌,使次贷借款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房贷的负担,至2007年,次贷拖欠60天的比率超过15%,是2005年同期的3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截止08年10月,美国17家大型信用卡托管机构逾期30天未还款的违约账户已经激增26%,信用卡坏账率上升18%。信用贷款机构的坏账激增与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已经使美国5大投行以及12家商业银行倒闭,金融危机爆发了。
六、金融危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纵观过去这一百年资本主义体系下发生的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由股票、外汇、债券等金融市场发生,并最终导致了以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企业大规模倒闭为标志的经济危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危机的根源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金融领域。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金融领域里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在最近二十年推进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本的自由配置,其实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干预。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和干预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过度投机,过度的投机必然使金融泡沫迅速膨胀。但是当泡沫破裂,经济学家又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归因于市场的过度投机和政府的监管缺失。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这些背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始终无法找到现代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
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当代,金融深化所造就的具有吸引力的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提高了其吸收这些资本的能力。金融深化一方面为资本开拓了增殖的空间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信用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以前以工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经济贴上了金融经济的标签。“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金融信用领域,但是其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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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2
一、生态学的核心论题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论是建基于其上的生产方式，还是其所信奉的技术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价格观，都是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踯躅。因此，生态学的核心论题都是围绕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展开的，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制度批判。生态学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非正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批判主要围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生产方式与合法性三个方面展开。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对于资源的高度消耗，由此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则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源掠夺型的，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的能量交换体系崩溃，不可能持续。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建基于财富的不断增长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对自然界的无度索取而只能加剧生态危机，因而其统治合法性是十分薄弱的。
第二，消费批判和技术批判。消费主义和技术理性是资本主义最为典型的价值观，因此对于二者的批判是同时进行的。对于技术的批判可以分为对于技术理性本身的批判和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批判两个层面。莱易斯指出技术理性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被异化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都被技术理性所控制。关于技术被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本·阿格尔指出，资本追逐利润本性必然要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发展和运用必须服务于此，利润成为技术运用的唯一指向而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二、生态学哲学的政治哲学构架
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后，生态学自然而然地将生态问题进入到政治哲学的论域之中。生态学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生态正义的建构。相对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传统正义概念，生态学政治哲学追求的是生态正义价值，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正义之上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性正义，形成了独有的生态正义论。奥康纳提出了以生产性正义取代传统的分配正义的观点。生产性正义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尤其是能源、原材料，同时也包括生产组织关系，追求以最小的消耗和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分配之前首先需要考虑降低消耗，这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也是人类实现正义的前提。
第二，社会理想的设计。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必须设计出更好的社会制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构造的社会理想被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这一社会理想的核心。首先需要改革的是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不以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社会需要，采用分散化和平稳的生产方式，保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层面生产的革新，保证了人的生活方式的革新。人们的需求在获得满足之后，劳动成为生活方式而非生存必需，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以政治制度作为保障。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服务，非官僚化和基层的普遍民主使得个人自治和共同决策成为可能。
第三，革命主体的寻求和实践运动的构想。生态学认为阶级力量依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态学者都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关于实践革命的战略，生态学认为当今社会已经有众多的组织和团体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诸多问题进行切实地斗争，不仅仅限于生态危机，也包括经济萧条、政治倾轧等等，将这些组织和运动视为社会变革实践的典型和实例。
三、生态学政治哲学的跨越
生态学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不仅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而且通过政治哲学的构建实现对绿色生态主义进行反思与跨越。
第一，生态观的跨越。虽然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日趋严重，但生态学对于人类发展仍然持有乐观的态度。其理智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坚持只要生产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可以保持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对于绿色政治认为存在发展极限的悲观论调，具有明显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第二，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绿色生态主义政治将生态危机归咎于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学则发掘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只有实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构建符合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
第三，民主观的跨越。生态学政治哲学强调只有依靠基层群众的集体力量，才能实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双重变革，建构起稳定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公民自治的基层民主体制。这不仅是对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有力批判，也是对于生态主义无视阶级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直接民主观的修正。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3
（一）控制人口增长未必能够遏制生态恶化
也有人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但布克金认为，虽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与生态危机同时存在，但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我们没办法直接下结论。比如，我们都知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幅度增长，甚至出现人炸，但当今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却不是由这些国家而是由占有世界一半以上资源的发达工业国造成的，并且后果还是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因此，我们该指责的不应该是迅速增长的人口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克金认为我们不能再将人口的迅速增长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尽管控制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这种观点与加拿大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伊恩•安格斯相似，而与德国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萨拉•萨卡相反。
（二）异化消费责任说是一种谎言
异化消费思想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第二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莱易斯、高兹等把异化消费看作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而布克金并不这么认为。他曾向一位加州绿党分子提出：“你认为是什么导致当前的生态危机？”他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我们人类必须为目前的生态危机负责！正因为我们人类过度繁衍，不断地挥霍、浪费资源，以致环境遭到严重地破坏、污染。正如公司的存在不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横流的物欲吗？”［1］布克金反问道：“当美国社会的逻辑是由通用汽车以及能源工业来建构时，我们能责怪工人阶级使用汽车吗？当城市堕落，房地产商把‘美国梦’商品化为小块土地、大牧场以及大车库时，我们能责备中产阶级购买郊区的房子吗？当他们的基本物质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我们能责备黑人和其他少数团体追求自己的电视、衣服等日常用品吗？”［2］布克金认为，现代社会将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也当成生态破坏的根源，这是推卸责任的做法，也是一个谎言。
二、社会等级制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默里•布克金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能从技术、人口增长、异化消费中寻找，那又从何处寻找？应该从人类社会深层次的结构和意识中寻找。布克金认为，“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3］要解决生态问题，就要彻底解决社会内部问题。社会内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布克金认为主要是社会等级制，正是社会等级和统治意识的出现，才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此，布克金详细阐述了社会从平等变成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不断加剧是如何影响着生态环境的。
（一）“有机社会”中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社会等级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至少在原始社会，那是一个“有机社会”。在布克金看来，“有机社会”只存在于史前社会，它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组织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阶级，更没有国家。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由于内部性的密切关系和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而被称为有机社会。”［4］35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和事物都有其独特性，并且每个人和事物是那么理所当然地平等和自由，根本不存在一个人被强迫或被支配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的现象，即不存在等级制，因为强制和支配性被当作违反自然。同样地，在有机社会，也不存在人类支配自然的现象。有机社会的人们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是共生的。自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朋友，甚至是亲属。“人类发展这一阶段上的自然总是具有社会性的———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人类的原生质保持着与自然的原生质的一种持续持久性；用有机社会的语言来说，人类共同体与自然成为亲属关系的过程中所流动的血液，是借助人类共同体的独特活动来实现的：庆祝仪式、舞蹈、戏剧、歌曲、装饰和象征符号。”［4］40因此，有机社会的和谐自然观是早期人类社会和谐关系的必然结果。
（二）等级社会中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及其对生态的危害
布克金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年龄等级制、性别等级制以及领导等级制，最后发展到社会等级制。由此，有机社会中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便不复存在，而由人对人的统治以及人对自然的支配所代替。我们知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已不再平等，而是一种支配关系：比如，男性支配女性，年长者支配年轻人等等。即在等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不再是和谐的关系。这种统治意识“折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意识。随着社会等级制的出现，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发生变化，自然界也发生了变化，曾经被崇拜的有机自然逐渐被无机自然———一种主导性的自然所替代。社会不断地理性化和简单化以及自然不断地遭到破坏，这使得自然从复杂的有机形式退回到简单的无机形式。这也使得社会与社会发展从更复杂的形式退回到更简单的形式。由此，布克金认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是由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统治型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所造成的。而这些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意识，“折射”到人与人自然的关系上，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支配观念。如果说，在人与人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尚只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成员，而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
三、布克金的生态危机根源说对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及其缺陷
布克金从社会关系入手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压迫看成是人对自然的支配、统治的根源。布克金通过对统治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进行剖析，从人类主观层面分析了等级制的变化及其对自然的影响，这是布克金相比其他学者的生态危机根源说的独特之处。布克金为我们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为我们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办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这对于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以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迫切需要。我国也十分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在十中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5］这与布克金所强调的自然的自主性、自发性、丰富性不谋而合。布克金揭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人的统治从而造成人对自然的支配、统治，最后造成生态危机。这启示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要特别注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为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各项保障，尤其是要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同时，努力促进社会的平等，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即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障弱势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等的基本生活水平。按照布克金的思维逻辑，只有在社会关系上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补充，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实现十提出的生态期望，即实现人对自然的尊重、关爱、顺应，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和谐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国家的“中国梦”。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4
关键词：生态危机 经济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对我国“生态危机”的理性回应。三十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调整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缓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怎么发挥政府对处理这种紧张关系的应有作用？怎样保证彻底解决我国现在存在的“生态危机”的问题，以实现“生态文明”？以上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我国生态危机和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并非最早在我国出现。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在这些国家才逐渐暴露出来，并且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探究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时，由于他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所确定的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各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是有“反人类中心主义说”、“科技异化说”、“消费异化说”和“资本主义制度说”。反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环境（主要为动植物）紧张关系，而忽视了人和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利益关系；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类在改造生态环境和人类生产力的工具。同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态危机。科技异化说没有看到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消费异化说把消费异化拔高到是生态危机根源的位置，忽视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说则是在西方生态学继承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透过生态环境的危机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而引起生态危机的产生（陶庭马，2011）。资本主义制度说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核心则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张扬利已主义的文化，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的充分竞争，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个人资本的趋利本性充分显露出来，导致社会大生产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断被商品化。在这种循环中，自然资源（作为财富的基本来源）被市场经济主体不可控制性地掠夺，引起市场失灵，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
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弊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且逐渐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基础，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毕竟需要一定的发展历程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时的被克服与修复。这造成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常态，污染物和废弃物的任意排放成为市场主体的惯常行为，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市场主体赚取利润不可避免的途径。这些最终导致我国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且使我国生态危机在逐渐的严重化。因此，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过程中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肆意的破坏，最终造成生态环境处于危险的境地和崩溃的边缘。
我国生态危机与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对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有着天然的“应对”和“暗合”。正是基于经济法对市场失灵规制作用，间接地对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调节的途径。
（一）经济法通过克服市场失灵而防止生态危机的发生
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失灵用于描述市场分配资源特别无效率的状况。广义地说，竞争性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即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会达致不可能再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将由市场实现（盖瑞・J・米勒、王勇译，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被实现是受到一定条件制约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条件，即：市场充分竞争、市场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费用。三个条件缺乏任何一个，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译，2003）。然而，在实际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这样的条件达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市场经济的失灵相伴于市场经济的行动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规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为了全局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就必须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活动做必要和适度的调整，包括了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层面。正如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制定之法”。国家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制定并且实施相关的经济法律以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可持续的发展。正是经济法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才能够保证市场主体将生态环境作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场主体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途径，最终促使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
（二）经济法通过克服政府失灵而阻止生态危机的恶化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具有公权的属性。就我国国家权力的架构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赋予国家行政部门行使。在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引入国家公权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失灵能够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如果政府干预市场的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地制约和规范，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失灵的出现，也即国家干预失败，即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而变向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进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预过度、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政府不受产权约束、预算分配偏离社会需要和权力寻租等几个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从市场角度看，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干预”是需要的干预和适度的干预；从国家权力角度来看，需要和适度恰恰是对国家权力的干预（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会发生权力行使偏离的情形，也即政府失灵。为避免政府在干预市场经济时政府失灵的出现，这就需要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限制。只有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限制，才能保证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约束或者调整即不存在失职的情形，也没有越权的状态。因此，在政府适度的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保证市场能够发挥出其所应有的理性分配资源的功能，进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态危机。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相平衡为目标，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经济法律的内容，最终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协调、良性的发展。
（一）通过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国家从需要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防止市场失灵。市场规制一般也将其理解为对市场秩序的调控，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反倾销和反补贴几个层面。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杨紫 等，2012）。因此，虽然国家对市场失灵的规制有着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但是针对经济法应对生态危机这个角度讲，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起着应对生态危机的“主力军”的作用。立法机关为应对生态危机而修改经济法中的规定时，应当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为目标，坚持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相适应。具体而言，在经济法中涉及宏观调解规则的完善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法中要制订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与生态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成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进而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第二，经济法中应当设立排污许可的制度和排污产权交易的制度。通过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减少排放污染物的机制。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使减少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利润；第三，经济法中应当构建生态补偿或者环境污染补偿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使因损害环境而受益的区域或者人群向对与之相对应的受到损害的区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应的利益补偿；第四，经济法应当完善鼓励有利于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最终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维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二）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为避免政府在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市场调控时的政府失灵，必须通过经济法对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法规制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法中相应的规范性内容的调整，转变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职能、完善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程序和赋予并明确政府制定有利于保护生态政策的权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法中的规定应当明确，为了确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政府应当由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变，最终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点放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平衡上；第二，经济法应当赋予政府制定国内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财政补贴、鼓励生态经济产业发展的税收和投融资等政策的空间。这有利于调动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宏观经济层面引导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对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对环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经济法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行为的权限和程序。立法中应当明确政府在参与市场经济时所做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此外，政府应对市场失灵时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的过程都要有相应的程序来加以约束，以防止政府误用或者滥用权力。这样才能够使政府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促使市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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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5
唐?德里罗是当代美国最富盛名的后现代派作家之一，其代表作《白噪音》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在这部小说中，唐.德里罗淋漓尽致描绘了20世纪中后期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国社会的种种消费现象，其消费文化弥漫到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作者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人类科技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真实记录了在这个后现代消费时代所表现的人类的荒诞、空虚、焦虑、恐惧，这些都是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病症。本文拟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对《白噪音》文本进行生态解读。
一、生态批评的缘起与内涵
生态批评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批判思潮。当时日益严重的业已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生态危机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促成了生态批评的产生，它是对回避现实生态危机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思，生态哲学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
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层文化思考，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人类发展模式、生活方式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生态批评认为，人类要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从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下的生存范式中跳出来，向生态整体主义生存范式转变。人类――作为生态危机的酿造者和责任者――必须跳出自我中心这个局限，努力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并以这样的思考约束自己的生活和发展。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因此，如果要给生态批评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生态批评是指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
二、《白噪音》呈现的后现代主义危机的生态解读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因其小说《白噪音》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常被冠以“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头衔。《白噪音》以美国中部小城镇――铁匠镇和坐落于该镇的“山上学院”为背景，描绘了一个美国中西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丈夫杰克.格拉迪尼是一所大学的“希特勒研究系”系主任，他结过五次婚，与不同前妻的四个孩子生活在一起，现任妻子巴比特是成人夜大的业余老师。杰克的家庭是所谓美国后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后核家庭”，即双方的孩子既不同父也不同母，来自各自父母以前的婚姻家庭。夫妻二人都离过婚，和几个来自不同婚姻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无形的隔膜，他们“轻悄悄地吃饭”，各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如同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家庭购物”似乎成了他们增加家庭亲情的唯一感情纽带。家庭购物的场景在作品里多处出现。在商场里，杰克一家人似乎表现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关心：母亲选购日用品，父亲买单，孩子们为彼此挑选礼物并交换意见。消费文化在此时此刻似乎使每个家庭成员找到了共同点，显示出了对彼此的“关爱”和“责任”，仿佛冰释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一次购物中，女儿斯泰菲拉着杰克的手走向水果部，这使杰克异常高兴，因为他觉得是斯泰菲在向自己寻求父亲的保护。但是，当作为“一家之主”的杰克提起斯泰菲与异父母姐姐丹妮斯之间友情问题时，却没想到遭到斯泰菲的冷嘲热讽，这也暴露了这一家人的家庭裂痕：斯泰菲对家庭冷漠，丹妮斯心事重重，女主人巴芘特的尴尬窘境，以及丈夫杰克对妻子的窘境的浑然不知。全家购物时家庭成员“其乐融融”，只是蒙蔽他们眼睛的短暂假象。
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逛商场购物成为美国现代都市生活的一大特征，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消费的大熔炉。小说《白噪音》描绘了一座共有十层楼的空中商城，这座商城极其豪华，占据着城市的中心，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和象征。这预示着消费在城市经济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空中商城把商品集中化、系统化，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人们可以任意、轻松地选购。现代商品促销手段把人们深深吸引住了，使人们难以挡住消费的欲望。无孔不入的电视广告、媒体广告、平面广告正铺天盖地地向人们扑来，它们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作品中这样写道：“光彩夺目的电视节目、广告歌词、作为生活片段写照的商业广告、黑暗中推出的产品、代码化的信息和无休止的重复，听起来像颂词和祷文……媒体中实际上充盈着庄重的程式”，“一个女人的声音发出‘哈罗’，这声音从计算机发出来的，是销售调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了解当前消费的水平。”通过将影像推送到消费者面前，并统计相关信息，媒介构成了一种对于消费者的全面包围，以全天候的方式影响着消费者。
美国的消费文化像病毒一样渗入到他们的血液中，人们浑然不觉地走进消费的“围城”，不能自拔。这种消费文化是如此的强大，它使人患上消费的“强迫症”，人们只有在不停地消费中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和满足感。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铁匠镇一家大的五金商店里，杰克碰到自己同事，同时告诉他，不穿袍子，不戴墨镜的杰克看起来像“一个与人无害、正在衰老、不大显眼的大个子家伙”。“此番遭遇使我来了购物情绪”，“购物”成了杰克免受职业荣誉伤害的一剂良药，是杰克逃避冰冷世界寻找心灵慰藉的避难所，实际上杰克是通过购物来寻求心灵的港湾。杰克在和家人进行了长达一天购物后，他感到了自己“在价值和自尊上的扩张”，使“自己充实丰满了”。“我为购买而购买；看看摸摸，仔细一瞧我本来无意购买的商品，然后就把它买下来了。”杰克买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种符号，一种给杰克带来满足感的抽象消费符号。
这种被“图腾化”的商品符号因反复向大众灌输，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深层意识里，人们观念中的商品已经不再是现实商品，消费品已不再是一种实体，而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代码、一种符号。如，作品中的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在消费符号的诱惑下参观了那栋“美国拍照频率最高的农舍”，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栋“美国拍照频率最高的农舍”已经失去了它吸引人们前往观光的本来内涵――即它是美国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的农舍，杰克发现自己在太多的广告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农舍的影子，他看过太多类似的照片，所谓“美国拍照频率最高的农舍”实际上已是旅游消费的虚假的商品符号，农舍本身已无足轻重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旅游消费广告的长时间、大力度打上的烙印，农舍的真正样子是什么，消费广告上给出了答案，就是广告中经常出现的照片和信息符号，人们不需要去欣赏，而只是一种“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错位，人们已经把这种可以任意复制的景观视为真正的原生态的自然景观的商品符号来接受，甚至趋之若骛（由这栋农舍拍照频率最高可知），因而真正的自然景观反而无人问津。更为荒谬的是女主人公芭比特在电视广告中的商品符号的反复灌输下，不停地购买自己根本不吃的商品。
甚至连噪音也符号化了，人们可以分辨出很多不同的广告噪音，因为这些噪音已经是商品广告信息的符号。在《白噪音》这部小说里，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当代生活中的各种“噪音”――电视机、收音机、汽车引擎、消防车的笛声、有意义的无意义的意义不明的人声、有意义的无意义的意义不明的文字、有用的无用的用处不明的信息、病毒、辐射、放射性元素、功能不同的药物、功能不明的药物、对死的焦虑、对活的焦虑。人们不禁要问，作者通过这些噪音的描写，究竟想向人们表达什么？作品标题“白噪音”到底指什么？在细读文本之后，读者会体会到这些后现代社会发出的噪音被作者称为“白”噪音。美国学者科尔纳将现代社会科技产品等商品发出的声音和消费社会特有的声音统称为“消费文化的白噪音”，身处消费文化大潮中的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用消费的“白噪音”抵挡精神危机带来的恐惧，结果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例如，作品的女主人公巴比特用奇怪而滑稽的方法来克服内心的死亡恐惧，她瞒着家人，不惜奉献自己的身体，向“格雷先生”获得尚处在实验阶段旨在消除死亡恐惧的高科技产品“戴乐尔”。不过，后来证明，这种药不但不能消除恐惧，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引起大脑的部分损毁。丈夫杰克却是通过暴力来驱除心中的恐惧恶魔，并通过别人的死而使自身免于死亡。不过，后来证明，他抗拒死亡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并未实现。身处病态社会里的人们是找不到良方，因为他们不知道后现代社会生存危机的根源在哪儿。细读作品文本，读者可以发现，被美国学者科尔纳称之为“消费文化的白噪音”，才是后现代社会生存危机的病根之所在。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后现代社会，人们自以为掌握了消费商品的话语权，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人类把魔爪伸向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资源。自然在人类这种“消费话语权”滥用下不断的被“异化”为客体，人类把自己塑造成自然万物的主宰和地球的中心，任意消费自己的“造物”，自然万物逐渐被边缘化为人类的对立面，消费成了生态的恶魔。这种愈演愈烈的人类高度物质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陌生，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消亡。后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就像杰克.格拉迪尼一家一样，远离真实自然，被“剥夺了感觉”，只在电视或收音机里获得对自然的印象。人类失去了面对自然应有的审美情趣，所剩的无非是畏惧、困惑或恐慌。[5]人类物质文明与自然的对立，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使人们的精神生态出现危机，但可笑的是人类自身却浑然不知。唐.德里罗作品的标题“白噪音”其实就是人类消费产生的“生态污染物”，但却被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用来抵御自身的精神焦虑、痛苦、危机感，不能不说含有辛辣讽刺意味。唐.德里罗通过描述美国消费文化给人类造成的生态灾难，隐晦地指出，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扩张泛滥才出现了作品中电视上播出的水灾、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毒气泄漏等生态灾难镜头。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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