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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遗迹的感慨范文1
最先拜读的是《光绪戊戌旋蜀舟行日记》，这是他逗留北京考试，从少年到青年，首次返川的行路日记，满纸故园之思。既多古典式细腻刻画的笔触，更时有印象式的笔墨予以调和；舟泊陆行，一路风尘，以移步换景的山河风景为经纬，穿插市井风貌、生活方式，地方人物的人生沉浮，劳顿、忧伤、惊喜之余，还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清空和孤寂……那是诗的泥土，也是烟火人间的泥土。一部游记，层次极其丰富而又分明，味道深醇，读之令人心情低回不已。
气韵丰美的人文地理考察记
他的这部文集虽以游记为名，实为自然地理历史之人文考察。所至之处，往往因战火时间摧残，日久废弛，名胜古籍，荡然无存，所仅存者，荒冢一坯、破殿一院而已。或者，冢墓祠宇，大半剥落，碑记不存，基址杳然，致古人之遗迹湮没无闻。凭吊感慨，不胜今昔之悲，带出时间深处的悲辛和哀愁。
作者之伟力，乃在以政治文献，藉以考征，推原故实，甚至也从樵夫牧童碎语中索取隐约信息，加以抽萃，大可昭当代而传来世。
《南岳游记》“人家往往错落涧谷间，时见瀑布悬于对嶂，声势殊壮，惜不知名。道旁边杂花怒放，红白争艳，足慰岑寂。行二时许，微雨飞洒，山径荒凉，无可驻足。”通篇都是这样神完气足的文字。在此篇末尾，他也比较日本对山河地理的研究，说他们无论怎样的重岩绝疲都力求修路通车，花费巨量资金而不恤，对山上的庙宇、文化遗迹、林木的渊源，都要详尽的编为志书，视为国宝，供人观览赏玩。
他游山，地方志是他必要的参考书。此外，更有他在现场观察、比勘、描述，对驻地山人或居民的访问，使其游踪带有饱满的人文因素。而且他登山也是不辞劳苦，无论怎样崎岖的险道，都要设法周览，使其盲区扫荡无遗。
先生为中国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教育总长等职。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藏书积至20万卷之多，为中国近现代藏书大家，他也是中国地学会创建者。
他的文字，气韵丰美，整体元气浑噩，简重严深。而他的悲情，叙述文字带着衰爽的风声。对于残迹种因之解读，触目惊心，常令人辄生悲叹。流失、沉没的时光碎片透射出人性亮点与旧闻遗骸。描述自然生态，尤为穷形尽相。遣词造句，似乎深入物象之血脉骨髓。其对气氛的造设，最注意干湿浓淡的急剧变幻，实更有寻常遣兴文字所不到的重量。甫读之下，仿佛为其文字所一把纠住，动弹不得。
《游中岳记》显示，这里所保存的魏晋六朝的碑碣数量既大，质量也高。“所足惜者，沧桑递变，陈迹咸湮，访古之兴虽殷，而揽胜之情多沮。盖由于流泉畏缩，林木荒枯，以至胜水名山，黯然无色，而寺宇之倾颓，古迹之芜废，犹其末焉者也。”
《登泰岳记》则是山川形势和地理细节、人文遗传总的梳理。其中写到普照寺，即随笔点出其自唐至清的变迁，又说“昔宋思仁尝谓寻泰山名胜，屐履殆遍，唯普照寺一区，山环水绕，茂林修竹，野花幽芳，山禽噪杂，虽山阴兰亭之胜不是过。余等方自穷岩绝涧涉险而来，忽睹林泉秀蔚，山水淑清，心目俄然开朗。”
自然物象上永恒的印记
而《塞上行程录》为甚，将山川态势、人物风貌、地理沿革、宗教变迁、边疆垦殖、民生经济一炉而烩之，大开大阖，大处劲拔从容，细处细于毫发。这是他晚年的游记，六十多岁时，因边疆地方史志部门的一再坚请，重修《绥远通志》，欲请为总纂，盖以志稿体例、结构、文字……非有如先生之宏通博览之人总摄其事不可。有趣的是，不管在省会还是区县，地方长官、银行经理、驻军长官、报社总编……个个风闻前来，接洽宴请，请益访谈，可见当时大学者的亲和力及学术分量。
在此人烟稀少的绝塞之上，先生也记录了多处苍润之境：“山外芳原百里，绿杨如荠，恍然如置身龙井之间……”，“两山夹耸，巨涧纵横，车即沿涧涉水而行，赭壁青林，时见野花四发，连冈被垄，皆紫萼黄英，山容益形秀丽，忘其为关塞荒凉也。”
王维的诗，可以说是谢灵运山水文学和陶渊明田园文学的折中；傅增湘游记，则可谓《游褒禅山记》之类纯文学和徐霞客地理游记文学的综合品。《洛阳伽蓝记》文章时空交错迭映，更增迷乱悲情；《水经注》描绘水道景色而多历史遐想，洵为旷世杰作，此皆地志之大成，当中最多黍离的悲情；《南方草木状》呢，则是旁观的风俗记录，文字较客观，几乎是不动声色，多记依附于地理的人事。
对历史遗迹的感慨范文2
汉中市汉台区文庙巷的汉中市种子质量检验站院内，一座着红砖头墙壁旧楼的二楼尽头，是三间挂着汉研协会《天汉》编辑部、天汉书画院与天汉讲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中市汉文化研究协会。
创办这个协会的是汉台中学的退休老师姚璞。姚老师说，2004年，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开始了汉中市的汉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师创办了内部刊物《天汉》杂志。“我们以这个杂志为载体，开始了以汉中两汉三国时期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姚老师介绍说：“此后的十多年间，汉中市研究汉文化的一大批专家和爱好者聚集到我们的协会中来，比如：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现任协会副会长，还有学者孙启祥等人。最近几年协会的力量在不断发展状大。”
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汉中市汉文化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2016年，《天汉》杂志被《陕西日报》推为科普读物。
据统计，《天汉》杂志已经出版发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与汉文化研究有关的论文与诗文。很多会员还出版了个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孙启祥的《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蜀道与三国》、刘长源的《汉中古史考论》、李建国的《汉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下设龙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汉台文化研究部、张良文化研究部、张骞文化研究部、三国文化研究部。
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与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汉中市汉文化的研究现状。
研究方向
汉中有些汉文化研究专家把“汉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但另有研究者认为，汉中毕竟只是汉水的上游地带，占绝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汉中人要研究汉水文化，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来，原汉中师范学院联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学者研究汉水流域文化。2005年，陕西理工学院发挥高校优势，联合以上地区的学者专门成立了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作为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汉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难拿出较具规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汉中文化”，即使勉强推出“汉中文化”概念，也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而 “汉族文化”这个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盖面太宽，涉及中国绝大部分版图内的地域、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几乎包括我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机构或社会团体都难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几年，汉中官方及专家学者认为，“汉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应放在“汉代文化”这个重点上，结合汉中在两汉三国时期的人文资源，进行多方位性研究。“汉代文化”是“两汉三国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称其为“三汉文化”。
按三汉历史事件的顺序，汉中是汉王刘邦封国，是汉朝发祥地，这里发生过刘邦拜将、出定三秦、张修张鲁传布五斗米道、曹操战降张鲁、定军山之战、刘备自立汉中王、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这里有刘邦、萧何、张良、张修、张鲁、曹操、刘备、魏延、姜维等人活动的史实。汉中是张骞、李固家乡，蔡伦、班超封地；按现存遗迹遗存，汉中有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张良庙、汉王城、张骞墓、蔡伦墓、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虎头桥、张鲁城、张鲁女墓、石门及褒斜栈道、故道、米仓道、金牛道、傥骆道等。
汉中保存着众多的汉代文物及金石文献，古代典籍中，记载以上三汉文化内容的资料不少，值得挖掘与研究。
机构与活动
2010年11月，姚璞与梁中效等专家参加了在湖北襄樊市兴办的三国文化研讨会。姚璞说，“当时我就想，诸葛亮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长眠千年之久，可我们却从汉中跑到襄樊来参加三国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礼，这是为啥？”
其实，早在1983年，襄樊、汉中、成都三地的史学界与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阳的隆中，共同商议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三地区（市）分设联络处。汉中是诸葛亮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承办者之一。
起初，汉中地区文管会负责汉中的联络工作，后又改由汉中市博物馆负责。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成都举行了第一届年会。1984年10月，汉中地区文化局在勉县主办诸葛亮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行了《诸葛亮研究文集》。诸葛亮研究会在早期还编选并内部印刷了四册资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汉中编印，收录论文和其他资料38篇。
1990年代，《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曾设立《三国研究》专栏，编辑“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专辑，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以诸葛亮研究为主题的三国文化研究空前活跃的情况下，汉中市的研究却跟不上形势，三国文化研究呈现衰退之势。2002年9月，汉中市文化局主办了第十三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因未出版论文集，受到全国学界诟病。此后，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络处基本停止了各项活动。
直到2006年起，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在《天汉》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关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县人民政府承办了第十六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收到论文77篇，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定山下论三国》。这是汉中市举办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国性的三国文化研究活动。
2007年，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参加了陕西省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此后，姚璞还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参加了长安文化资源研讨会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学术研讨会等。
2012年3月，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启动了《天汉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
多年来，汉中学术界以陕西理工大学对两汉三国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以梁中效教授为代表的陕西理工大学的学者们不仅积极参与全国的汉文化研究工作，而且还成立了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汉家发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陕西理工大学主办了陕西省首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汉中分论坛城固会场“张骞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卫民做了《张骞与丝绸之路》专题报告，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学者巨东做了《秦蜀古道在汉中的延伸》专题报告，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画研究专家陶喻之做了《张骞泛槎》专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晖做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专题报告，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做了《张骞文化和中华文明》专题报告。会后编辑印制了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届中国汉中栈道文化峰会”在汉中举行。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纪连海，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朱福全，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陕西旅游研究院院长潘秋玲，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梁中效，汉中文化名市建设顾问、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特聘研究员、文化学者黄建中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各位名家的精彩观点和建议，对进一步推动古栈道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助力古栈道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期，陕西理工大学还欲申请筹备“中国秦蜀古道历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际学术研讨会”。
两汉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汉中时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是自己老家，每次来汉中当做回一次家。”
汉中自古有“天汉”之美称，天汉者，汉人之谓也。自汉高祖创世以来，其王朝以“汉”冠名，继而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之称谓得以确定。1994年，汉中被国家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汉中两汉文化底蕴厚重。《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即天上的银河，在古人看来，银河与汉水是天地辉映而存在的。早年萧何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谏言刘邦居汉中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汉室帝业。自此，“天汉”之称载入典籍，名闻遐迩。
两汉文化在汉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汉中历史博物馆珍藏有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计12000余件，是汉中珍贵文物荟萃之地。其中的“石门十三品”陈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国书法史上小篆向隶书过渡的重要实证；张良功成身退、张骞出使西域、蔡伦潜心造纸、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体现出了尚智文化；汉中还有最著名的栈道文化，《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古栈道蜿蜒曲折如历史之脉络，经历几千年的风雨剥蚀，遗存极少，汉中境内共有七条。
两汉文化是汉中汉文化研究的重点。孙启祥发表《“汉文化”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目的是厘清“汉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而梁中效《张良与栈道文化》一文说明，张良的栈道奇谋不仅是刘邦定天下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栈道文化特色。
《天汉》杂志刊登了《张骞与丝绸之路新探》《张良文化与留坝旅游》《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旅游与开发――以张良文化为例》《汉中两汉三国文化浅释》《张骞精神》《萧何追韩信与“马道”》《张良与紫柏山历史文化》《蜀道――大官驿道》《刘邦“暗度陈仓”之行军路线》《开辟丝绸之路两巨人――张骞和班固》《造纸之圣蔡伦》《张良庙历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汉文化漫谈》《明修栈道 兵出子午――韩信的谋略与军功》等等与两汉文化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
三国历史研究
据传民间有一种说法，一部名著《三国演义》，约有半部在讲述与汉中有关的事件。国内发现的与三国文化有关的名胜古迹有500多处，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开发的三国旅游景点大约有70多处。
在全国各地的三国景点中，汉中资源优势明显。这里是历史上三国时期各方争夺的焦点和三国英才频繁光顾的地方，境内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古战场、天荡山古战场、古阳平关、马超墓祠、刘备立汉中王设坛处、诸葛亮读书台、张鲁城遗迹、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等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使汉中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后，汉中涌现出不少研究汉中与三国文化历史关系的专家学者与民间爱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军山战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刘备为何夺汉中》、薛凤飞的《刘、曹汉中之战》三篇文章，探讨了Z取汉中对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梁中效等成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文中认为，汉中是三国鼎立的战略支点，是无可争辩的三国文化胜地。岳德新《曹操汉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渊、兵夫逃亡、拥汉派士族对抗、孙权进攻合肥等因素与曹操失利汉中的关系。田孟礼《读〈三国志〉说汉中》一文梳理了《三国志》中与汉中有关的人物事件。郭鹏《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大事、人物、遗迹、文物、战事、文献等。
诸葛亮与汉中的关系也是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李恩来、赖甫跃《诸葛亮在汉中八年的主要活动》、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唐金裕《诸葛亮北伐时筑汉、乐二城的军事意义》等文章，主要探讨了诸葛亮屯军汉中对蜀汉军事、政治的影响；唐金裕《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浅谈诸葛亮在汉中的休士劝农》两文，探讨了诸葛亮对汉中经济的贡献；郭清华《诸葛亮为何要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傅兴林《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归葬汉中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和权臣身后的忧患心态。
汉文化研究协会也参加到了汉中与三国文化研究中来。《天汉》杂志先后刊登了与此研究有关的多篇文章与论文，代表作有《三国时期的“空城计”考据》《汉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汉中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综述》《“借荆州”的是非曲折》《汉中境内两汉三国遗址选介》《如何认识定军山之战》《从武侯遗命薄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古汉中文化及诸葛亮对其贡献》《分析诸葛亮钟情汉中的缘由》等等。
历史地理研究
横亘于曹魏和蜀汉交接地带的秦岭，历史上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三国时期，这里又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期和东汉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对军事、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
马强的研究成果《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危机，认为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和地形地貌、气候、疾疫等环境因素对三国历史进程有直接影响。孙启祥的《蜀道与三国》论述了蜀道和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认为围绕着蜀道的汉中战役催生了三国的实际形成，通过蜀道展开的魏灭蜀之役实际宣告了三国鼎立的结束，三国争雄促进了蜀道旧路的维护修复和新路的开辟利用。郭荣章《诸葛亮兴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栈道》《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刍议》《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关问题述评》三文，论述了诸葛亮北伐的进军路线问题。
《三国志》中许多地名的今址众说纷纭，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时马谡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栈浴⑼跷慕艿热艘谰荨度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撰文称街亭位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孙启祥经实地踏访，考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一文中认为，诸葛亮与曹魏的争战未北逾天水，街亭应在今天水东南麦积镇。此外，李承畴、孙启祥《张飞间道进兵汉中考辨》指出，刘备取汉中时，张飞未如旧志记载的那样从定远（今陕西镇巴）、西乡间道进军，拴马岭、捞旗河、“飞凤山”题刻等所谓张飞遗迹系附会之说。陈显远《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遗迹略考》和《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两文，梳理了古籍中关于与诸葛亮活动相关的箕谷、赤岸府库、赤崖、汉城、乐城、赤阪等地名的记载。孙启祥《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考证了古阳平关、今阳平关、阳安关、关口、关城、张鲁城、广石、马鸣阁的名称演变及地理位置。郭鹏《三国人物葬地质疑――同〈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商榷》，纠正了两报中文章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人葬地的错误记述。
文化遗迹保护
与整个国家的经历一样，汉中这座具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间形成的历史文化物质基础，经过“”与此后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扩建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防线已退到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种单体建筑层次。
汉中城区内除了孤独的几处“西汉三遗址”，很难找寻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区块。为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塑造城市个性，上世纪90年代末，汉中成立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 “东关正街历史街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东关历史街区的建设实行全程监管，并编制了《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汉中市东关正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对名城及历史风貌敏感地带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明确控制指标，有效地遏制了开发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蚕食。
汉中市相继对古汉台、东塔、净明寺等保护尚好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民居”，在“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下进行修缮。对汉南书院、拜将坛等一些重点文物古迹进行妥善修复，还完成了虎头桥碑迁址建馆等复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对古迹周边和沿街景观大道进行控制性规划，要求在古汉台、饮马池、拜将坛等古迹周边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迹低、远离古迹高”，“视廓内低、视廓外高”。在建筑风格上，古迹周围汉风景区内的建筑风格以灰墙汉瓦的汉代风格为主，尊重现状，不排斥“明、清”风格。天汉大道、中山街东大街等景观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汉代传统的造型符号，建筑材料与古建筑相协调，尽可能体现出城市中的汉文化。
另外，在汉中市各县区，两汉三国时期的重点遗迹在全国都是保存较多的地方，一些重点遗迹的保护工作随着旅游开发，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财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迹恢复性保护规划、设计仅限于图纸上。
对历史遗迹的感慨范文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注释：
①赤壁：指黄州西赤鼻矶。三国时周瑜败曹的“火烧赤壁”之赤壁传说有五处。但以黄州赤鼻矶为古战场。
②故垒：古时的军营四周所筑的墙壁。人道是：人们传说是。周郎：周瑜，字公瑾，庐江（今安徽庐州）人。建安三年，自居巢还吴，孙策授其建威中郎将，逾时年二十四岁，吴中皆呼为周郎。穿空：形容峭壁耸立，好像要刺破了天空似的。千堆雪：形容很多白色的浪花。
③当年：当时，或解作盛壮之年。
④小乔：周瑜之妻。时在建安三年或四年，周瑜二十四五岁，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三年，周瑜三十四岁，结婚已十年。言“初嫁”是突出其风流倜傥，少年得志。雄姿英发：周瑜有姿貌。英发：指谈吐不凡，卓有见识。
⑤羽扇纶巾：魏、晋时儒雅之士的装束。羽扇：白羽做成，可用作督战指挥的标帜。纶（guān）巾：用丝带做的便巾。灰飞烟灭：形容火烧赤壁时曹军的惨败及周瑜的事功。
⑥故国神游：神游故国。此“故国”指旧地、古战场。
⑦多情应笑我：应笑我多情的倒装。
⑧尊：酒器。酹（lèi）：把酒浇在地上祭奠。
（8）英发：英俊勃发。
（9）羽扇纶巾：手摇动羽扇，头戴纶巾。这是古代儒将的装束，词中形容诸葛亮从容娴雅。纶巾：古代配有青丝带的头巾。
（10）樯橹：这里代指曹操的水军战船。
（11）故国：这里指旧地，当年的赤壁战场。指古战场。
（12）华发：花白的头发。 华：《现代汉语词典》这个字读huā（一声），花白义
（13）人生：现有版本作人间。
（14）尊：同“樽”，酒杯。
（15）酹：（古人祭奠）以酒浇在地上祭奠。这里指洒酒酬月，寄托自己的感情。
译文：
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
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
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
祖国的江山美妙如画，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周公瑾姿态雄峻。
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
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应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于过早地生出白发。
人的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醉吧！
赏析：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苏轼所作，是豪放派宋词的代表作，词的主旋律感情激荡，气势雄壮。全词借古抒怀，将写景、咏史、抒情容为一体，借咏史抒发作者积极入世但年已半百仍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谪居黄州，游黄冈赤壁矾，抚今追昔，写下了这首词。词中描绘了赤壁雄伟壮丽的景色，歌颂了古代英雄人物周瑜的战功，并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感慨。全篇将写景、怀古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纵横古今，意境宽阔，是豪放词风代表作。起调将奔腾的长江与飞逝的历史相交织，造成宽阔邈远的抒情空间。然后联想自己壮志未酬、人生失意的际遇，感慨万端。全词的气氛是开朗、豪迈的，虽然露了一种低沉、消极的情绪，但不是主要的。全词既有历史的沉重感，又有对现实的责任感，是一支磅礴凝重、回肠荡气的悲壮乐章。
题中的赤壁，是黄州（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城外，长江北岸的一段红色山崖。“怀古”，是古人写诗词常常采用的一个题目。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往往借助歌咏历史事迹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这首词就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其实，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魏、蜀、吴三国争雄，吴国名将周瑜联合刘备，利用火攻大破曹操水军的地方是另一个赤壁，它是今天湖北省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这里词人借怀古以抒怀抱，不一定拘泥于地点的确凿。
怀古的重要一环，是怎样把今和古联系起来。苏轼望着波祷滚滚的长江，想到自古以来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都已随同时间流逝而消失，犹如被源源而来的浪涛从历史上冲洗掉了一样。于是，他用“浪淘尽”三个字，把眼前的长江和历史上的人物巧妙地联系起来，在这种自然而又形象的联想中，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怀念。大江即长江。这里用“大江”，除去由于声韵的要求外，也显得更有气魄。“千古”，指久远的年代。
接下去，作者把目光从江涛转向赤壁，而首先引起他注目的是古代留下来的战争遗迹。“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旧的。“垒[lěi]”，指营盘。“人道是”，据说是。“周郎”，即周瑜，他二十四岁就当了将军，当时吴国人称他为周郎。这三句词说，在那古代营盘西边，据说，就是三国时代周瑜打胜仗的赤壁。点出了赤壁的历史意义，也为下片歌颂周瑜埋下了伏笔。那么，作者当时看到的赤壁，景象如何呢？“乱石穿空”，陡峭的石崖直插高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吓人的大浪头，拍打着江岸，激起的浪花象无数堆耀眼的白雪。面对着这雄伟的景象，难怪作者要赞叹不已：既赞美这雄伟的大好河山，更赞美历史上曾经在这里叱咤风云的无数英雄豪杰。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带出了对古人的怀念。下片，就转入对赤壁之战的中心人物周瑜的歌颂。苏轼写这首词时，距离发生于公元二八年的赤壁之战，已有八百多年。他想象着几百年前的往事，用“遥想”两个字把我们引向了遥远的过去。“公瑾[jǐn]”，周瑜的字。“小乔”，周瑜的妻，是当时著名的乔氏姊妹中的妹妹。词中提到他们的婚事是为了突出周瑜年轻得意的神态。作者用“雄姿英发”来形容周瑜气度雄伟、人才出众。在作者的想象中，周瑜身着戎装，手摇羽毛扇，头戴着配有黑丝带子的头巾（纶[guān]巾），风度潇洒，从容指挥，在说笑之间，轻而易举地就把曹操水军战船烧成灰烬。“樯[qiáng]”，帆船上的桅杆。这里用“樯橹”代表曹军的战船。“羽扇纶巾”，写出了周瑜的神态。“谈笑间”，突出了他的自信和才略。“樯橹灰飞烟灭”，六个字就再现了一场历史性的大战。寥寥几笔，显示了作者艺术概括的才能；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周瑜的由衷赞赏。
对历史人物的景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对比之下，四十七岁的苏轼深为自己不能象周瑜那样年纪轻轻就建立了卓著的功业而感叹。他只好用自我嘲笑的口气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象他这样，通过想象去经历（神游）那三国（故国）的赤壁之战，人们大概会嘲笑他太富于感情，因而过早地有了花白头发（华发）吧！自嘲之余，一种看破红尘的消极情绪油然而生。“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尊”，酒杯。一尊是一杯酒的意思。“爵[lèi]”，洒酒表示祭奠。他忽然觉得，人间不过象梦境一样，不要徒然感叹了，还是给江上的明月，献上一杯酒，伴月痛饮吧！
这首词是苏轼的代表作。虽然结尾流露了消极情绪，但从全词看，气魄宏伟，视野阔大，对壮丽河山的赞美，和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歌颂，构成了豪放的基调。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
对历史遗迹的感慨范文4
关键词：知人论世；念奴娇・赤壁怀古
孟子谓万章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其中“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是针对结交朋友而提出的，而“颂其诗，读其书”也应该“知其人”、“论其世”，即“知人论世”，被后世普遍接受与运用后，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知人论世”包含“知其人”与“论其世”两个方面。“知其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生活际遇、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论其世”，就是要研究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风貌、历史事件和写作背景等等。
中学教材中所选取的古诗文的作者与写作的时代对中学生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因此要运用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而“知人论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比较恰当的方法。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宋代，当时社会情况复杂，作者生平事迹也较复杂，而且词中还涉及到三国时期的人物和社会状况，因此人物和社会背景更为复杂，所以在文学鉴赏教学中就要运用“知人论世”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
一、“知其人”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中的应用
对《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文学鉴赏时，涉及到三个人物，“我”，“公瑾”，“小乔”因此要做到知这三个人物。
1、知“我”
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我”与作者是不同的，但这不是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亦不是高中文学鉴赏的教学目标，因此不再赘述两者的区别，此处仅把“我”看作是作者。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当时苏轼谪居黄州，时年四十七岁，因“乌台诗案”被贬已两年余。苏轼由于诗文讽喻新法，为新派官僚罗织论罪而被贬，心中有无尽的忧愁无从述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游览，写下此词。经过“乌台诗案”后，作者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转折，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成就斐然，而且创作个性更加成熟，反映现实的同时表现得更加洒脱、更加旷达，“一尊还酹江月”。
此诗是豪放词。从总的方面来看，这首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却也衬以婉约之句，英俊将军与国色美人相映生辉，慷慨豪情与洒脱旷达的思绪相互交替，庄中含谐，直中有曲。这首词塑造了一位英气勃发的儒雅将军，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对用词表现社会题材产生了重大影响。
2、知“公瑾”
“公瑾”，即周瑜，三国时期吴国人。若论相貌，《三国志》记载他“长壮有姿貌”，想来外表自然不俗。若论本事，“英达夙成”，赤壁之战更是言谈笑语间让曹军“灰飞烟灭”，想来军事更是了得！若论品德，他脾气好，肚量大。如论才情，“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足可见音乐造诣精深。若论人际交往，“策年十余岁，已交接知名，声誉发闻”其个人魅力也是超群的。
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个人魅力，都是一位风流千古的人物，此时来到这赤壁（鼻）矶，就更让诗人心中更加无限向往与遐想了，同时与自身境遇及坎坷的仕途对比，感慨万千了。
而“周郎”一词，语出《三国志》，“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由此可见此时的周瑜已经有所建树了。
3、知“小乔”
据《三国志・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周瑜“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从“国色”可以看出小乔是何等美女。自古美女配英雄，能娶国色的人自然不是一般人，可见周瑜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二、“论其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中的应用
1.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
北宋时期，国家相对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但宋神宗死后，变法废除，北宋走向衰亡。而作者所处时代正是北宋走向衰亡的时候，凭借文人对社会状况的敏锐嗅觉和对社会的责任，诗人感到不安以及渴望改变国家命运。
2.作品涉及时代的社会背景
三国时期，战乱不断，群雄逐鹿，国家处于不稳定时期。但正是如此，才使得周瑜等人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诗人虽是文人，但也希望像武将一样渴望保家卫国。
3.与作者、作品相关的古代文化常识
第一，念奴娇是词牌名。念奴是唐代歌女的名字，她色艺双全，其声名一直传至后世，因之取念奴为词牌名。相传《念奴娇》词调就由她而兴，意在赞美她的演技。
第二，羽扇纶巾是古代儒将的打扮。而何为儒将呢？就是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儒门将帅。如周瑜、诸葛亮、陆逊等。
第三，赤壁，古代地名，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在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部。“赤壁”二字位于赤壁矶头临江悬岩，《湖北通志》载：赤壁山临江矶头有‘赤壁’二字，相传为周瑜所书。而词中的赤壁是古代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在今湖北省黄冈市。
第四，怀古诗，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遗迹为题材，借登高望远、咏叹史实、怀念古迹来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借古讽今等目的，内容、思想较沉重。这类诗多写古人往事，且多用典故，手法委婉。《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借用了三国时期与周瑜有关的典故，借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感。这类诗都是怀古惜今，“有感而发”，往往是诗人处于某种背景之下，前往瞻仰或凭吊历史古迹，回顾古人的业绩或遭遇，内心产生共鸣，发出对古人业绩的慨叹或对物换星移、物是人非的悲哀之情。因此，感情基调一般都比较苍劲悲凉。但《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不同的是他的感情基调是慷慨激昂，豪放洒脱。
在进行文学鉴赏时，“知其人”、“论其世”是密不可分的，知人的同时需要论世，反之亦然。做好“知人论世”，才能充分理解古人的作品，体会他们所抒发的情感，进而指导今人的写作与生活。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对历史遗迹的感慨范文5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前言】
《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是辛弃疾在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便写下此作，呈送建康行宫留守史致道，以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议和派排斥爱国志士的激愤。全词采用吊古伤今的手法，来表现主题思想，写景时，寓情于景，感情极其浓郁；抒情时，吊古伤今，笔调极为深沉悲凉。
【注释】
赏心亭：位于建康下水门之上，下临秦淮河，是当时的游览名胜，辛弃疾特爱登此亭眺望。留守：即行宫留守、宋室南渡初，高宗一度驻跸建康，故称建康为行宫。
危楼：高楼，此代指赏心亭。斛：古人以十斗为一斛。
虎踞龙盘：诸葛亮曾目睹金陵地形而感慨说：“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兴亡：指六朝兴亡古迹。三国时吴国孙权，东晋司马睿及南朝的宋、齐、梁、陈曾先后建都于金陵（建康）。
陇上：田埂，此泛指田野。喷霜竹：印吹笛。黄庭坚（念奴娇）：“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霜竹：秋天之竹，代指竹笛。
安石：谢安，字安石，东晋著名政治家。泪落哀筝曲：谢安晚年位高遭忌，孝武帝曾召善乐者桓伊饮宴，桓伊抚筝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适在座，闻歌而泪下。
【翻译】
此言登亭凭吊古代遗迹，只落得满腔愁绪。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在哪里呢？只留下了六朝兴亡古迹。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 ；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
官谢安一代风流，晚年仍不免忧谗畏讥，至有泪落哀筝之悲。谢安将建功立业的机会都交付给儿辈如谢玄等，自己则以下棋消磨时光。官耿耿心曲难为人知，时不我待，惟有借酒浇愁。朝来遥望江头，风急浪高，直有推翻房屋之势。
【鉴赏】
公元1168年（宋孝宗干道四年），辛弃疾任建康（今江苏南京）通判，当时他南归已经七个年头，而他期望的抗金复国事业，却毫无进展，而且还遭到朝中议和派的排挤打击。词人在一次登健康赏心亭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便写下此作，呈送健康行宫留守史致道，以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议和派排斥爱国志士的激愤。全词采用吊古伤今的手法，来表现主题思想，写景时，寓情于景，感情极其浓郁；抒情时，吊古伤今，笔调极为深沉悲凉。
这首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他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健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健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健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兴亡满目”，“兴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健康眼前的景象，把“兴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他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他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他战况时，他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浚《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对历史遗迹的感慨范文6
他不是一个热闹的人
在燕南园61号，侯仁之故居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莲花池的大幅照片，这是侯老晚年的得意之作。照片中的莲花生机勃勃，煞是好看。那就是他生前力保的莲花池，莲花池是金代中都城保存为数不多的重要遗迹之一，也是北京城的起源地。
侯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也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将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列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他更是北京城虔诚的守护者。
1993年的一天，侯老一个过去的学生跑来告诉他，为了配合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的建设，莲花池要被填埋。侯老一听就急了，斩钉截铁地告诉管这个事儿的学生：“绝对不能占用莲花池，莲花池一定要保留下来，把你们的车站往旁边移一移。”侯仁之一直主张，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尽管莲花池作为水源的作用已经消失，但是抹煞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就是抹煞过去。
最终，在侯先生的奔走下，北京西站向东挪移了100米，莲花池得以保留。
据侯仁之的学生回忆，后来，在夫人张玮瑛的搀扶下，侯老又专门去了一趟工地。当时，北京西站的内部施工还在进行，里面连电梯都没有。两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相互搀扶着，愣是顺着楼梯一直攀到了顶层。在顶层上，侯仁之发现收入眼底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施工建设的好多东西都堆在莲花池里，破败不堪，湖光山色荡然无存，看上去没有丝毫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八十多岁的老人又开始为莲花池的原貌恢复四处奔走。
今天的莲花池，碧波荡漾，菡萏摇曳。一位居住在附近的长者说：“以前这边就是个大水坑，我儿子小的时候到水坑里抓的鱼，回家都不能吃，一股子汽油味。现在到了夏天，这一池子的莲花，别提多好看了。”让人遗憾的是长者并不知道谁是侯仁之。
其实，这也正是侯仁之忧国忧民，一生勤勉，淡泊名利，行事惯于低调的一个写照。
一位北大的学生回忆：20年前，他曾经听侯老讲过燕园。听讲座的学生不足百人，西服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挂好后，她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
有人说，侯先生是寂寞的。他的学术不热闹，他也不是一个热闹的人。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枣强县的一个小镇，母亲生育他时已近40岁，老来得子格外宝贝，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1931年，爆发，20岁的侯仁之从河北老家转学，到北平通州就读潞河中学。21岁时，他进入燕园，度过了4年的大学时光，毕业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于1949年9月底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侯老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有两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被日寇关押判刑，第二次是“”。“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是他90岁的时候为自己做的总结。他的夫人说：“在我看来，这第二个30年（指‘’后的30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90岁。”
侯老那不息的奋进激情来自哪里呢？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的专业今后会融合发展，做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更希望能够为社会服务。”是的，正源于此，他不仅对于学问和历史地理专业的探索充满激情，同时对于民生和国家的传承与前途充满激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侯仁之曾被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仅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和发表的学术专著、论文以及其他各类文章便有六十余种。他不仅在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研究方面成果累累，还继续坚持实地考察，直到90年代，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考察……
“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侯老的子女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他是心底温馨的性情中人
一个北大的学生发微博回忆：记得曾在图书馆阅览室查看民国旧闻，竟然坐在一张贴有侯老和他妻子老照片的桌前，两张饱经风霜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淳朴笑脸，旁边还配着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相识的。
学生感慨道，先生走了，躺在了后学满怀敬意的追忆里，留下渐行渐远的古城，鞭长莫及。
这条微博，让所有阅读后的人无不唏嘘动容。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这里是他人生与学术之路的起点，他与夫人张玮瑛在燕大相识。
据卞毓方（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回忆，张玮瑛天资聪颖，上小学就比别人早，到大学后又跳级，所以虽然与侯仁之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张比侯小4岁，却比他高了一级，应该算“师姐”。上课时，张玮瑛人小，个子矮，喜欢坐第一排。侯仁之总是坐第二排，紧挨在张玮瑛的身后。头一掉，就认识了。两句话一搭，就熟悉了。
张玮瑛说：“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起来，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1939年在司徒雷登的官邸临湖轩东厢房，侯仁之与张玮瑛举行了婚礼，校长司徒雷登是他们的证婚人。
历经风风雨雨，侯仁之与张玮瑛迎来结婚70周年的日子，据护士介绍，那天，老夫妇俩在医院里已经有过小型的庆祝，侯老满怀感激地说：“亲爱的玮瑛，帮我成家，助我事业，七十年如一日。”而到了北大临湖轩东厅举行正式庆祝活动时，大家让侯先生再表一次态，侯先生随即朗声道：“亲爱的玮瑛……”
2007年，张玮瑛曾经撰文写道：年过八十后，仁之更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他的习惯是，清早三四点起床之前，把想到的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卡片”其实就是剪开的厚信封或是药品包装盒，只要背面是浅色的即可。他的枕头下总有这些笔头和纸片。“一日之计在于晨”正是借助了这些“卡片”。到中午时分，他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8小时了。”在复印和扫描技术未出现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后，总要誊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这很费时间。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我也帮他在内容上把关，帮他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当然我还是他的“收发室”，处理来信，去邮局寄稿，事情总是排得很满，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
今天，当人们送别侯仁之时，看到了张玮瑛送的挽联：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园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晴，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字里行间，渗透着98岁的她对先生的悠悠深情。
这是怎样的一对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情深意长的爱人啊！张玮瑛6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可以作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