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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范文1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学科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原理体系。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很多方面有待扩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有助于提高学科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的结合更加密切，有必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支持，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三者的相通性入手，讲授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心理学结合的科学性
人的心理、意识、思想是相通的。人的心理是思想意识的基础，思想意识是心理的高级反映形式。人的心理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发端，是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动力，也是思想品德形成的条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中，心理、思想和行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密不可分的。人的思想品德一般按照心理—思想—行为的顺序，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逐步发展的。
所以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就一定要涉及心理方面的知识，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当中，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三者的相通性入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要性讲授教学符合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教学逻辑。
二、从方法论角度，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建立的合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能够转变我们研究的角度，即从教育者向对象转变，从静态到动态转变，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更加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也必然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其建立的合理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加以分析，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社会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不断得到增强的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需要加强对教育对象本身的研究，尤其要关注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对对象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和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要性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手段。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扩宽了研究视角，通过对对象知行意的研究及规律的分析入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对象的心理需要，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三、从时代的发展变化出发，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学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研究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为政治服务，更向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社会各项改革全面深化，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加上互联网带来的各种冲击，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提升党的宣传舆论力度，占领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就必须关注人本身的需求，关注人的心理，利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真正解决教育对象的各种心理问题，提高其心理素质，促进教育对象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道德甄别能力，增强他们在各种价值观纷呈的社会环境中适应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要性教学可以从人的心理、意识和思想三者的相互联系的视角着手，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方法论角度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时代的发展，很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发展了新的理论。在心理学方面也有新的成果，如积极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借鉴这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教学效率。
只有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才能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教学，才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在将来，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深入、学科建设的需要、实践的需要，心理学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比较政治学研究范文2
摘要：从人力资源学的胜任特征理论入手，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行为事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构建了医学生胜任特征模型，并结合辽宁省医学院校医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现状，提出了如何提高医学高等教育的有效性，探索医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的新路径。
关键词：医学生；胜任特征；职业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089-0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标志着卫生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国家导向到民生需求，对医学院校毕业生的综合能力及医学教育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医学教育不仅重视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的传授，更注重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融合。在真正步入从医岗位前，对他们能胜任医生工作、成为优秀医生应具备的能力或素质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应的有利于提高医学生胜任特征水平的教育教学措施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推进医学生就业、提高医疗卫生队伍服务水平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胜任特征的理论概述
David McClelland首次提出胜任特征定义：绩优者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国外运用胜任特征理论在医学领域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开始较早，1971年Price等人运用自陈量表法、观察法和80多种标准评估方法研究实际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医生的特征要素，最终得到医生特征：诊疗能力、与其他专业人员协作的能力、学术成果、经济上的成功、对医学组织的贡献和对非医学社会组织的贡献等。我国关于胜任力的研究集中在人力资源学、教育心理学、管理学上，对医学毕业生胜任特征研究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胜任特征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变化。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法、关键事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辽宁省内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开展调研，构建辽宁省医学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为医学院校的职业素质提升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临床医学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的实证研究
1.理论建构医学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可委员会提出临床医师胜任力的六大核心能力，即：临床知识、病人诊治、人际关系及沟通能力、职业素养、从工作中学习及成长、制度下的临床工作。我国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DD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提到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12条、知识目标10条、技能目标13条。通过国内外医师胜任力的解读，本文提炼出医学毕业生的胜任特征要素中应包含：医学理论知识、临床基本技能、人际沟通能力、医生的职业精神、团队协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2.行为事件访谈法。行为事件访谈法是构建胜任特征模型的最有效和最经典的方法。[1]访谈对象包括卫生事业单位管理者、医院主管教学的领导、医院带教老师、医学院校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专家、心理学家、优秀医学毕业生、普通医学毕业生，从不同角度以期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胜任特征条目。通过访谈、编码、综合分析和归纳提炼，初步建立了医学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包括12项指标：医学理论知识、临床基本技能、人际沟通能力、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心理素质、职业发展能力、终身学习能力、随机应变能力、成就导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3.问卷调查法。根据上述文献分析和访谈结果，编制辽宁省高校医学类毕业生胜任特征问卷，问卷包括12项胜任特征指标，80个题目，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评分法，并以辽宁省医学院校业生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了省内四所大学的医学类毕业生325人，其中男生150人，女生175人；学制划分上，五年制190人，七年制135人。发放问卷325份，回收有效问卷310份，回收率95.3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Kaiser标准，提取特征值大于1，因子载荷大于0.45的因子。Bartlett球型检验结果显示适合做因素分析，并且问卷的共同性良好，经正交旋转得出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36%，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根据因素负荷矩阵和因子分析的理论，删除不适合的项目，因子负荷小于0.45的包括第3，15，31项，在不同因子上负荷值接近的包括第9，23，35，67，68项。最终，确定了72个条目归为8个因素。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问卷的系数值大于0.70，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8个因素的命名分别为：专业知识、临床技能、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心理素质、成就导向、团队协作能力、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职业精神。
三、胜任特征理论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的启示
1.高尚的职业精神是成就医学生未来发展的基石。医学职业精神是从医者在学习和实践中创立和发展并为社会所认可和推崇的一系列职业信念、价值取向及职业准则的总和，是提高患者服务质量的重要杠杆。[2]高校要加强对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努力培养医学生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只有学生体会到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社会意义和崇高价值，才能增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他们从业的信心和乐业的恒心。高校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课程体系，结合本土医学教育的文化，建立职业素质培养体系，从理想信念教育入手，通过入学季、表彰季、毕业季加强对专业的认同，加深职业情感，强化在临床实习实践中的医学审美教育等。
2.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娴熟的临床技能是医学生成长成熟的重要保障。医学生要热爱医学科学事业，并把热爱变为自觉履行医学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为，博采众长、精勤不倦、重视医德医术的统一，这是能够为人民健康事业做出贡献的基础条件。高校要狠抓教学质量，创建良好的学风环境，通过显性课程教学体系和隐性课外教育模式形成立体化的医学生职业素质教育模式。采用微讲堂、翻转课堂、在线学习、PBL教学等新颖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程度。通过评优评选、榜样示范、励志教育、警示教育、谈心谈话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形成赶、学、比、拼的良好学风。同时，还要加强在临床实习各阶段的职业素质教育管理，加强岗前实践技能的培训，通过临床技能大赛、外科学技能操作大赛等医学学科竞赛、名家讲坛、学术论坛等多元化的交流平台，强化医学生的基本诊疗技能，提升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水平，提高学生的就业力。
3.提升医学生的综合能力是胜任未来全科医生的有效助力。强化医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效果，应该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做起，要解决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它关系到医学生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职业发展，也反映出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给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在医治患者病痛时，还要调节患者心理的疾患，这就需要医务工作者有主观意识上的“医学人文精神”和主体实践上的“医学人文关怀”。团队协作能力也是对未来医生的要求，一个团队需要队员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发展，医院也是如此。同时，要鼓励发展医学生的个性，发掘每个人特长和潜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积极主动的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医学生还应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在完成医疗工作学习的同时，医学生还应掌握最新医疗前沿发展动态，丰富自己的信息资源库，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基础。鼓励医学生参加“挑战杯”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使理论在实践活动中得以运用和提升。学校教育要加强医学生的通识教育，完善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医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有助于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发展的实践精神，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
4.明确的成就导向是医学生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成就导向是指为自己及所管理的组织设立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的动机与愿望。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当个人希望出色地完成工作，并愿意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种人在工作中有强烈地表现欲，不断地为自己设立更高的标准，追求事业上的进步。技术精湛、医德高尚是医学生职业自我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高校要教育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医疗服务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指导医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认知、合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使个人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的价值需要相统一。
参考文献：
比较政治学研究范文3
关键词：医学院校 毕业生 就业 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171-01
1 开展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总体来说导致医学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是各方面的原因，其具有复杂性，不仅有现实中大环境的影响，还有医学院校自身没有目的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双面标准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最大的影响是医学院校毕业生中就业思想的观念比较落后。
针对这种情况，各个医学院校都开始高度重视对毕业生就业指导的工作，在就业指导工作中，一些院校的就业指导功能和内容的理解上有差距，没有真正认识到医学院校毕业生开展思政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它的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就业指导工作比较重视就业创业教育，通常只是以之前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而教育，医学院校所理解的就业指导是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帮助毕业生找工作，学校主要是追求高的就业率，对毕业生开展思政教育、端正毕业生就业观、加强学生到医药领域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和光荣感方面做的比较欠缺。
（2）以前的就业指导行为不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手段老、范围窄、方法单一。对于解决各医学院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解燃眉之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之前的就业指导上引进新的思政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进医学院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过程中，运用有效的措施改变医学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坚定毕业生去医疗缺少的西北地区、农村等基层地方的决心，增强他们的职业道德理念。
2 开展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医学院校和其他的综合性院校相比较，由于特殊的医学院校文化教育背景和毕业生之后所从事行业的特点及现在就业难的情况，医学院校毕业生的思政教育具有特殊性和不同，因此所采用的思政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随时改变。
（1）将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将就业指导和德育教育相结合，这意味着在就业指导工作的基础之上，将德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重点来指引就业工作。要想把德育教育工作贯穿在就业指导工作中来，就需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步骤。首先就是就业之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可以利用各种不同形式的就业指导思想，促使学生改变就业理念，走出就业思想误区，建立良好的自我价值实现观、人生观和“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理念。其次就是在求职应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增强自身的应聘实力、端正应聘和从业的态度，帮助学生正确的衡量得与失，促使他们在应聘中准确定位。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学生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竞争意识。同时，在应聘时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面试礼仪等方面给予帮助指导。最后就是就业后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吃苦耐劳精神、遵守行业道德准则、敬业精神和团队的精神。
（2）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加强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将名医先贤作为榜样，提高毕业生的荣辱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应该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名医先贤的事迹和精神作为增强学生荣辱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学习资料，并且提高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学院的校广播台、学报、校报、宣传橱窗、阅报栏为中心，形成校园先进议论园地，引导他们逐渐形成正确的择业观，促使他们主动的投身到国家最需要医学人员的地方去就业，到西北地区、社区等基层的地方工作。
（3）结合医学院校中专业的特点，以易学文化校园为教育园地，因人、因地适宜的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可以将传统的医学文化教育和现代毕业生思政教育文化整合在一起。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引领他们逐渐的成为为群众着想、办实事的好医生，这样做有利于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新一代医学人才。
（4）在临床实习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其中，宣传医学事业的发展成效，坚定医学毕业生的职业理想。在临床教学中，鼓励和支持毕业生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给学生们讲授在临床中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宣传本院的成绩和建树，宣扬在医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利用一线工作的医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教育学生。指引学生在医学道路上勇敢前行，恪守职业道德，激发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
（5）利用毕业班优秀毕业生和党团组织的示范效应，发挥榜样的示范影响并以此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医学学校可在学院的网站上、就业大会上以及就业专题讲座中建立专栏，发掘和宣扬在医学领域有突出成绩的毕业生典型，邀请他们回校为师弟师妹讲授经验，利用讲座和论坛等活动形式，让他们用自己的成功经验激励毕业生。让学生们明白外面广阔的职业天地，都可有一番成就，不要受到自己专业的限制。
总而言之，在医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学校要做好全面的指导工作，而就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中两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学校的就业教育通常看重结果不注重过程，只关注学校的就业率的高低，缺失对毕业生的人文情怀的教育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让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人格得以完美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毕业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了学生们的医学医术，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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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范文4
[关键词] 头孢噻肟；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败血症；不良反应
[中图分类号] R7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4（c）-0125-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efotaxime and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in treatment of neonatal septicemi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12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septicemia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1 to February 2015 were analyzed，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cefotaxime and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type of pathogen isolated from blood between the cefotaxim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group， P>0.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cefotaxime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86.7% vs 96.7%）， P0.05. Conclusion Cefotaxime and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in treatment of neonatal septicemia has a certain curative effect， but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better.
[Key words] Cefotaxime；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sodium； Septicemia； Adverse reaction
败血症是新生成严重的感染性疾病，严重威胁患儿的健康和生存[1]。早期采用合理的抗生素干预是治疗的关键[2]。但是随着耐药菌种的增多，新生儿败血症的治疗难度不断增大[3]。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是本院常用的抗生素，且具有广谱、高效、低毒等优点[4-5]，但是目前关于二者在治疗新生儿败血症效果方面的报道较少，且尚未见到二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研究。该文对该院2011年2月―2015年2月期间诊治的120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进行分析，探讨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新生儿败血症的效果及不良反应，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取该院2011年2月―2015年2月期间住院部诊治的新生儿败血症120例进行分析。男62例，女58例，年龄3～38 d，平均（19.9±3.8）d，体重2.7～4.5 kg，平均（3.40±0.46）kg。所有患儿均符合《新生儿败血症诊断标准修订方案》（1987年），且无其他代谢系统疾病。120例患儿中头孢噻肟治疗组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均为60例。两组患儿在性别比例（头孢噻肟治疗组男31例、女29例；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龄[（头孢噻肟治疗组平均（19.9±6.7）d；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平均（19.9±5.7）d]、平均体重[头孢噻肟治疗组（3.40±0.88）kg；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平均（3.40±0.74）kg]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等资料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的观察指标包括血培养结果、药物治疗的效果及不良反应。本研究均经过患者家属的同意，并通过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疗效评定
治愈：患儿临床及实验室检查均恢复正常，血液培养呈阴性；有效：患儿实验室及临床检查均好转，血液培养呈阴性；无效：患儿病情无好转甚至加重，血液培养呈阳性。有效率=治愈率+有效率。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平均数±标准差（x±s）表示。P
2 结果
2.1 新生儿败血症血培养结果分析
研究发现头孢噻肟治疗组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血培养病原菌的种类主要为溶血葡萄球菌、头状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且比例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见表1。
2.2 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新生儿败血症的效果比较
研究发现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均对新生儿败血症有显著的疗效，但头孢噻肟的有效率（86.7%）明显低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的有效率（96.7%） （P
2.3 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新生儿败血症的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发现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新生儿败血症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新生儿败血症是院内新生儿感染的常见疾病，但早期无明显症状且发展迅速，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6]。本文在对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新生儿败血症的效果进行分析时发现头孢噻肟治疗组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患者血培养病原菌的种类无统计学差异性；头孢噻肟的有效率（86.7%）明显低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的有效率（96.7%），但二者不良反应无统计学差异性。因此，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均对新生儿败血症有一定疗效，且无不良反应率发生的差异性，但后者的治疗效果更佳。
新生儿败血症主要由于患儿的免疫功能不完善，极易发生感染病转移至全身[7]。已有的证据限制新生儿败血症的主要诱因为细菌，少数情况下为霉菌、病毒和原虫等[8]。同时，该研究还发现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也是新生儿败血症的主要病原菌，而本研究中未发现这两种病原菌，可能与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有关。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不断收集患者信息，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覆盖范围，更真实、准确的反应感染病原菌的组成及分布信息。本研究发现头孢噻肟治疗组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组血培养病原菌的种类主要为溶血葡萄球菌、头状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且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头孢噻肟为三代半合成头孢菌素，抗菌谱广，但对革兰阴性菌作用更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抗菌谱更广，对临床上几乎所有的细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对1606例新生儿败血症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时发现患儿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阳性菌1336株，占80.24%，其中葡萄球菌902株、溶血性葡萄球菌60株，革兰阴性菌235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108株，大肠埃希菌73株，念珠菌35株[9]。本研究也发现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均对新生儿败血症有显著的疗效，但头孢噻肟的有效率（86.7%）明显低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的有效率（96.7%）。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着重分析新生儿败血症感染病原菌的种类及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对不同病原菌感染患儿的治疗效果，为临床上针对性治疗提供支持。
因此，头孢噻肟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均对新生儿败血症有一定疗效，但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的治疗效果更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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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范文5
【摘 要 题】新思潮
【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 正 文】【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 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转贴于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开表达出来的对理论构建的关注。它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政治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是说，政治学必须发展和构建“一般理论”，也就是“内在一致的命题”，这些一般理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现象；仅仅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释是不够的；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一般理论。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前沿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论并接受检验。比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成为主要的一般理论。[1]另一种理论关注影响投票行为的心理因素，如政党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动、[3]审判活动[4]和行政活动[5]领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论产生。根据上述理论，政治生活是个人特征的一种功能，但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假如我们要想理解政治，我们必须观察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确有构建理论的倾向，然而，当理性选择政治学兴起的时候，这种构建理论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把政治行为看成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计算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政治行为者和政治集团被假定为理性的个别利益的最大化的主体，比如，政治家用寻求再当选的办法保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据这种观点，政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是争取再次当选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随着把政治学改造成为“科学”的努力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学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制度的价值倾向，经常使用“好坏善恶”这样的词汇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是：它对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而且带有太多的价值倾向和暗示。这些暗示对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带有对工业化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观上把工业化和民主当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强调还会把那些虽然非正式但对政治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行为主义政治学这样指责老制度政治学时，有学者也同样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见”，说这种“偏见”只不过伪装得更好罢了。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决定论。它们的理由是，政治环境中的真正演员是个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在行为主义的研究中，个体决定论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理由，而且还与这类研究的焦点经常是个人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研究的对象经常是一个投票人、一个提意见或建议的公民、一个行政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对于理性选择研究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础，不论在讨论个人或个人的集合时，它都能增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个非常充分坚定的立场，即，个人或政治个体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适当的对象。社会集体，如政党、利益集团、议会等等不会做决定，真正做决定的是集体中的个人。然而，集体中的个人不是任意决定，他们也必须遵守规则。
最后，与老制度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宪法上，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输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活动、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这些输入的“输出”。至于理性选择政治学，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老制度政治学有某种“敌意”。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仅分析个体行为，也分析集体决策，但它总是假定：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把愿意做让步和妥协的个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机制或手段。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确对政治参与者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假如没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规则可以构成个体行为的限制因素。[9]这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否认的是制度在决定政治参与者的意见过程中的作用。
四
正当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并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时，作为一种批评和反对力量，新制度政治学出现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如马奇(March)和奥森(Johan Olsen)不仅命名了这一理论，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的看法。[10]、[11]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提出许多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学误入歧途的原因。他们没有要求政治学完全复归到传统制度政治学，但是他们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某些特点的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过分强调社会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体行为的意义(redu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滥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义论(utilitarian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样，这里也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翻译。）
首先，行为主义理论过分重视社会因素的政治意义。当代政治学理论降低了政治现象的意义并使它们在政治研究中边缘化，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分立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学认为社会依赖国家的传统，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依赖社会。以此为依据，当代政治科学才会大谈特谈“让国家缩回去”的话题。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强调个人行为的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体政治行为。按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集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选择组成的，在个人选择面前，集体行为的意义已经丧失，甚至连制度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约束在个人选择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集体性的输出是依赖个体的互动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把集体行为的政治意义完全否认，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理性选择更为明显。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通过政治行为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投身政治活动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对于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动机也可以是集体的或者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因此，即使人们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进行决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历史是一个有效的、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过程，因此，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中，任何能够影响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学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政治要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假定的麻烦得多。最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还有工具论的缺点，它们太关注政治输入和输出，而忽略了政治过程、政治特征和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把这一切仅仅看成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输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号”，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这样的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基础上，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公开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马奇和奥森宣称，新制度政治学将用一种新的范式弥补现在处于领导地位但却有明显缺点的主流政治学的五个方面的不足，这种范式将集体行动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将重新考察政治集体行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结构特征，尽管这种结构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这种结构要成为制度还必须满足一个要求：稳定。社会结构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种社会结构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活动时，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须有比较的意义，可以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相对照，并且在这个制度的成员中存在某种共有的观念或价值。
但是，对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为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本身非常复杂，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甚至是来自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的阵营），所以，新制度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学派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学术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学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奇和奥森是新制度政治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10]、[11]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一直被关注。这些价值和规范可以被个体社会成员用来当成个人行为的参考，也可以被学者用来当作评价政治行为的参照。
与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学不同，有许多学者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关注制度的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不能被政治价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规则系统和行为的指导，通过政治制度，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理性选择中，如何达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制度的确满足了社会和经济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发点是导致某种政策产生的最早政治选择。这些最早的政治选择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活动，决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们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政策发展的逻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同意政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的说法。经验性制度政治学(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取向，经验性制度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有很大影响。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政治制度和相关因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手段显然借助了当代政治学的分析成果。
五
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历史的回顾和主要内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和老制度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老制度政治学的不满一样，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也是学者们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度膨胀的一种反击。但是，很明显，这一反击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是很大。换句话来说，新制度政治学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设性。另外，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结合，实际上，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者在充分了解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把当代的分析手段运用于老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上。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学是一次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表面上是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兴趣的回归，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新制度政治学决不是简单地恢复了老制度政治学，而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在新的背景中对政治制度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关注。
但是，考虑到新制度政治学是一个在最近20年中兴起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可以说，任何对它的批评都显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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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交互主体性”；政治学经典著作；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熊来平（1975―），男，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陆 寒（1981―），女，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江西吉安 343009）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交互主体性’视阈下《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教学模式探究”（JXJG-15-9-6）；井冈山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XJJG-14-22）
一、明确以“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目标
合理和明确的课程教学目标是顺利实施课程教学的保证。政治学专业是研究和学习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专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政治学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试行），结合井冈山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实际情况，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比^系统掌握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可以胜任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岗位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这种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从何获得？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诸如《政治学概论》、《行政学导论》、《比较政治制度》等专业基础课程获得；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通过学习专业经典著作来加深理解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在这方面，恩格斯告诫人们，进行理论学习或研究时重要的是原著本身，“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1]基于“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目标，井冈山大学政治学专业主要想达到以下目标：第一，在教学目标中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通过建构“交互主体性”教学模式，既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教学的参与感、责任感，提升教学效果，也可缓解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抬头率低”等问题。第二，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对政治学的许多问题深入探讨。这有助于倒逼专业教师提高专业水平，也有助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第三，在课程教学中，通过学生自我讲解、师生对话、分组讨论等方法来学习政治学经典著作，教师可以更加客观准确地评定学生的专业素养。
二、设置以“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教学内容则是人才培养的实施载体。作为政治学专业的最为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为学生提供了古今中外诸多思想家关于本专业领域重要的思想成果。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领略了思想大家们思考重要政治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而且可训练理论思维，启迪思考。然而，政治学经典著作篇目广泛庞杂，综观国内高校政治学专业有关此类课程的开设与教学，不难发现，不仅师资生源的素质、选读的范围不尽相同，而且在教学的方式、效果方面也差异立现。在设置以“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内容过程中，我们主要尝试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根据现有专业教师、学生与教学时数的实际情况，确定切实可行的课程选读篇目。课程选读篇目既要使学生精读业已公认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经典篇目，学有所悟，学有所得；也要让学生较为广泛地涉猎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非经典篇目，以尽可能扩充知识面。第二，辨析讲理。“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在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多样化的大学课程教学中，相较于一些课程更加重视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对教学内容和实效关注不够；一些教师淡化教学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注重知识传递，轻视价值观的引导和对错误理论观点的辨析批判，在教学中，我们注重引导政治学思想与西方政治学思想之间的二者“对话”，交流互动，激发学生思考，在批判与对话中彰显的指导思想地位。譬如，在选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篇著作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引导学生如何理解“为什么要实行法治？”“什么是法治？”我们通常会引导学生思考“人治为什么靠不住？”（圣人治国难以实现；很难保证圣人或者哲学王在掌握权力之后审慎地使用权力），进而引申出法治的优越性（法治避免了人治的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及滥用权力），最后得出法治既是对权力的制约，又是对权利的保护的结论共识。“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4]这就启示我们，在理论教学中，让学生思考如何将所学课程理论知识运用于社会热点、难点与疑点中，培养专业视角，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加深对政治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学有所用。
三、运用以“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方式方法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5]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在《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课程教学中，井冈山大学政治学专业改革现有以教师讲授为主、“满堂灌”式的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力争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双向互动同构，平等对话，协商交流。在此过程中，我们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第一，课程由单一教师主讲制改为团队教学制和研习的形式授课，教师团队共同商讨教学大纲、章节，敲定教学内容。这样既有利于学生感受不同老师的教学风格与水平，也有利于教师拓展深化课程教学内容。第二，《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课程必须以学生的真正阅读著作为基础，为保证学生能真正阅读经典著作，我们会根据教学进度提前安排学生阅读著作。在此基础上，并要求每个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与著作讲解PPT，统筹安排同学围绕不同著作进行讲解（20～25分钟），同时还需其他同学积极参与，提出问题和观点。待同学讲解结束后，老师进行点评并适当补充相关内容。第三，通过举行定期的经典著作读书学习交流会的形式鼓励学生交流读书体会，教师参与其中，以达到交流互动、教学相长的效果。
四、构建以“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效果评价手段
教学效果评价旨在比较客观地衡量教学过程及成效。这既可以衡量教师的专业教学水平，也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起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作用，进而保障经典著作课程教学的有效性。马克思说：“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6]这就提示我们，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否必须通过教学效果的检验。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手段非常关键。根据我们的实践，在构建以“交互主体性”为导向的教学效果评价的过程中，尝试把教师评价学生与学生评价教师相结合，力争评价手段合理多样：第一，与许多课程采用单一的闭卷考试以评判学生学习效果不同，我们更为注重对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及效果的考查，并将其计入到期末总评成绩中（约占50%～60%的比重）。这体现为可以让学生阅读某些经典著作篇目或章节撰写读后感，也可以让他们上台讲解或回答问题。第二，在课程的期末考核中，我们采取通过本课程教师团队共同出简答题库的形式，学生抽签当面回答3～5道题以评定其课程期末成绩。课程期末成绩一般占期末总评成绩的40%～50%。第三，秉承“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的理念[7]，我们不仅要让老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而且要让学生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效，做到教学相长。学生评价教师可以采取课堂问卷调查、小型座谈会、网上评教及个别谈话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以考查教师的教学情况及以后努力改进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版）.
[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