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1
无政府状态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起点。迄今为止的国际政治教科书认为，国际政治发生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场景里，不存在一个超越单个主权国家之上的机构能够拥有权威可以立法和解决国际争端;国家之间可以缔结条约，但没有高高在上的国际权力可以保证各国履行条约，处罚违反条约的行为。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最初来自诸如霍布斯之类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国家之间没有信用和仲裁可言，没有保证国际合作的国际机制，因此，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最好的而且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强自身的力量，把自保作为主要的生存之道，战争状态一度成为了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语。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者如摩根索特别是华尔兹在演绎其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时，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惟一假定。如果这样理解无政府状态的话，国家之间无社会性而言，权力斗争和物质性竞争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难道国际政治中的合作永远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吗?难道国际政治中没有社会性吗?难道主权国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自保和自私吗?难道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就没有国际利益和全球利益吗?国际之间的规范关系包括制度化的关系能否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的制约?人类社会难道没有进步性吗?
上述一连串疑问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国际政治中有没有社会性?国内政治显然是有社会性的，任何个人都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道德、法律以及政府机构保证个人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人的本质不是他自己，而在于他的社会性，即人天生具有合群性，社会性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继续并且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才论断，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那么，国际政治中是否具有社会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不能完全比照国内政治的社会性。在国内政治中，个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够生存与发展，国家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环节，政府治理与个人成功的重要依托是社会化与道德文化体系。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显然远逊色于国内政治。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长期在相对封闭和无道德的环境下生存。但是，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交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交流与贸易往来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当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家行为体之外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NGO、国际运动甚至个人对国际间政治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以国际政治中没有出现一个中央政府来否定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世界体系的形成与膨胀，以及以国际制度与国际政治文化为重要外化形式的国际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扩张。国际政治具有社会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主权国家之间缔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推崇国家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国家就是最高的理性，是自由的最高体现，国家之间不能够也不应该达成某种社会契约，国际无政府状态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但是，世界主义的思潮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试图建立世界政府或者欧洲合众国或者康德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联盟”，追求一种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社会契约，虽然历经多少次失败，但毕竟在走向一种现实化了的可能性，特别在欧洲联盟的成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19世纪以来世界主义在欧洲实现的希望。另外，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不争现象是，主权国家之间从来就在一种契约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冲突与合作。19世纪中期，欧洲有关各国就开始对于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的管理达成了国际协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多的国际条约发生在交通、运输、电信、邮政、公共卫生、经济贸易、战争与和平等许多领域。1919年出现的国际联盟，1945年诞生的联合国，以及1994年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均形成了对主要主权国家的契约关系，这些国家愿意让渡较重要的国家权力，并保证遵守国际条约，接受有关国际机构的强制性制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功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功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个别职能，都出现了类似国内社会契约保证方面的强制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国际政治中(在全球性的国际公共领域)，社会契约的达成也是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作为理性自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失灵的难题，缔结国际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契约，不仅是因为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有着利益上的合作与共赢空间，而且因为国家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话语沟通以及广泛的公共批语领域。根据江忆恩的观点，在共同利益和共赢程度不足以支撑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在信息充足、劝说者富有权威、重复说服等条件下形成共有的偏好和信念，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于增加国际地位、荣誉和威望或惮于国际社会的谴责、羞辱、惩罚引起国际地位丧失的考虑而加入到集体行动和国际契约中，简言之，“说服行动”和“社会影响”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化进程，使得有关国家或自愿服从某种共识，或慑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遵从某种理念，从而促进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巩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社会性。
第二，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社会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秩序性。虽然秩序性与社会性不能完全等同，但联系密切。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持有可信的预期，说明社会性在起作用，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有序状态。在国内政治中，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这种可预期性更加明显，而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国际秩序更多地需要战略克制、国际道德与国际条约，这种可预期性就小得多，但是这两种秩序都是社会秩序，均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首属群体”性，表明了人类社会中的共同生活方面。秩序是对于社会性的要求，但是不同的社会性对于秩序的条件要求又是不同的，用布尔的话说，“在国家之间与在个人之间，实现有序状态的条件是不同的”，对于国内政治来说，实现国内秩序必须要有中央权威的力量，因为一方面个人在自我安全的保护方面远不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非常短暂，比较容易进行冒险行
为和非理性行为，必须有一种强制的政府力量来威慑个体或者部分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而在国际政治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历史中，完全可以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实现国际秩序，即使没有大国的主导性治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协调，主权国家都会遵守主权国家建立时的基本国际规则。17世纪有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8世纪有乌得勒支秩序，19世纪有维也纳秩序，20世纪有凡尔赛秩序、华盛顿秩序、雅尔塔秩序等等，这些都是大的国际秩序，不同的时段还有很多小的秩序，每个秩序都是有关国家从国际谈判、大国会议和国际斗争中得来的，由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和国际权力机制加以保证。当然，不同的秩序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性或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一样，其可持续性也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c主权国家的秩序是主权国家的外交实践本身建构起来的，这种外交实践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性，反映了多数主权国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呼吁，也符合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面的各国国内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国际政治中的秩序建构虽然与国内政治有着形式上的不同，但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要求，是人的社会性在不同层次上的反映。
第三，主权国家之间具有天生而且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较明显体现，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是天生的，因为主权国家的建立从其本源上讲，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成立，都不再依赖于国家之上的权威的统治，但是也不是完全根据自身的强大与否决定其生存问题。主权意味着平等权，即在国际政治中，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都在确保自身生存合理性的同时也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生存权利。这样的一种相互承认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相互依赖性。洛克可能是最早在政治哲学领域阐明这种相互依赖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对霍布斯关于国家与社会起源的学说，认为自然法旨在“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侵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这种社会本质性就是相互依赖性：各国间大致形成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度和共识，遵从一种“我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主权制度由此建立起来，相互间承认对方有一定的领土作为专属辖区，以拥有一种“生存与自由的权利”。如果说洛克的思想论证了主权国家天生相互依赖性的来源的话，那么，对于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的洞察者则是格劳秀斯，他认为主权国家具有共同的规则与制度，最经典的国际行动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这无疑都是对主权国家的社会本质性的另一种正确判断。然而，马克思看得更远。他洞察到，主权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体现了世界生产力对世界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是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社会外化。世界交往、贸易与生产力的扩展，“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总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更为本质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进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不仅在能源、金融、市场、生产诸方面相互依赖，而且在安全与社会交往方面相互依赖，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与贸易方面相互依赖，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相互依赖。复合相互依赖出现在国际交往最为密集和频繁的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社会性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主权国家之间具有某种体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政治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性的最高体现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基本价值架构或规范的内化程度越高，社会同质性和社会化程度就越高。一个社会若出现了意识形态或者主流文化价值的缺位，那么，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处于危险状态和动荡状态，社会性就较低。同样道理，主权国家之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是否存在共同的国际政治规则，是否拥有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道德，是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文明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实质是，是否承认基本的国际政治文化。什么是国际政治文化呢?它不是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概论的简单延伸，不少国际政治社会学家意识到了国际政治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达到的，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道义、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国际交往、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从形式上讲，它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国际制度、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政治运作的理论认知、观念信仰、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等等。国际政治文化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并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内化的过程。以国际法为例，近代国际法主要是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由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习惯与条约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到了19世纪就开始大量吸纳欧洲以外的基督教国家的法律成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律体系”、非基督教和非欧洲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法的贡献增加，目前的国际法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各主权国家面对共同的国际问题不断创新的全球法律体系。
第五，国际政治不是无国际治理的领域。国际政治中，之所以国际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制度治理或者文化治理的背后，总有着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国际力量中最根本的是大国;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与国际运动;最后，还有日益活跃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这里有必要重视大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往往看到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大国固然有正义的大国与非正义的大国之分，也有资本主义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之分，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往往由大国来负责，破坏和平的往往是大国，而结束战争保证和平的也是大国。在一个单极国际体系里，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当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欲为，最大的发言权表明它在国际治理方面有着最大的责任。从历史上看，一个时期内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状况，与这个时期内的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最大国家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国际行为上来，比如国际经济援助、意识形态的国际示范效应、国际会议的召集情况、国际安全情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在国际治理方面的特殊责任与功能，并不能当然地认为，大国的治理模式就是权力治理与单边主义，相反，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国际承认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愿意奉行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合作的时候。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2
一、意识启动法。正确的意识是良好行为的先导，是诱发良好行为动机的前提。在课程学习中，要通过课堂活动、个别谈话、讲座报告、家长交流、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全面认识课程学习的价值。要用足用好课程中向学生展示出的人类博大精深的优秀文明成果，吸引、刺激学生潜藏的好奇心、上进心、求知欲；要让学生知道，在课程学习中，能获得在其它课程不能获得的知识，能锻炼、强化个体多种适应、改造、推进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品质，懂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做人准则，并为其它课程的学习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与此同时，要引导学生明白课程学习是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青少年必修课程；积极学习课程，是青少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受教育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二、情感熏陶法。意大利著名作家薄迦丘说过：“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唤醒他们沉睡着的力量和潜藏着的才能。”这说明积极的情感能启动和维持人们的积极行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高级的道德感、美感、理智感。首先要投入大量感情，与学生建立起亲密关系。教师应通过个体行为展示出高尚的人格引力，以感化学生心灵；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每一位学生广泛交流沟通，在了解其面临的困难、具有的优势、萌发的愿望的基础上，努力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化解不良心理焦虑；把握好要求、谅解的度，理解尊重信任学生，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以真挚的爱去唤醒学生的心，融化心中的“疙瘩”，师生之间必然产生强大的聚合力。
其次，要培养学生对课程的积极情感。如《跨越国界的沟通》、《我国的环境压力》、《科技改变生活》等无不体现了教材的新颖性、趣味性、现实生活性，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的情感。要用好教材，结合生活中有吸引力的素材，借助一切可能的、有效的手段，感受课程学习的情趣，自觉持久地把注意力转移并专注于课程学习。
三、目标诱导法。教师与学生间展开的各种信息交流活动，都应设置确定的目标，使导、学双边活动有的放矢。确立的目标水平要符合学生的思想、知识、能力、觉悟、心理、生活实际，符合学校教育资源实际、教学内容实际、国家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实际，否则将丧失激励功能。目标应有层次性，不能用单一的高标准目标要求所有班级学生，针对部分后进生需要降低目标水平，选择合适的“低标准目标”，采用比较符合个性特长的目标方向激励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要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好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目标的确立应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由学生个体或集体反复思考、讨论，形成个体或集体认同的心理需求，找准自己的目标坐标位置。
在《自信走向未来》学习时，针对《我的未来设计》问题，学生初中毕业后有的准备读普通高中，有的选择中职，有的打算就业；在未来职业意向上，选择了理工类、文史类、体育类、艺术类。无论选择什么正当职业，劳动无贵贱之分，都能服务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课堂引力法。要充分运用教师的技能，创设最佳课堂情境，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始终处于积极活跃的状态。因此，课堂上，教师应用丰富的导的技巧，教会学生“演”的方法，使学生听、说、看、写、思多种感官以多种方式参与活动，人人参与，全身心投入，锻炼多种素质和潜能。同时，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扩大感知面，增加直观性、生动性、新颖性，激发兴趣。
在《合理的消费》教学时，学生列举了中学生中不合理的消费现象，并在课堂上进行表演，启发大家应该怎样消费才科学、合理，以培养学生参与环保、注意节俭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的热情。
五、评价激励法。在评价方式中可采用精神激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在具体评价方式上可采用荣誉授予、分数（等级）评价、语言文字评价、符号评价、对比评价、表情评价。否定性评价要慎用，并寻求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避免“扑灭”学生上进的火花。教师应该多用肯定、欣赏性的评价，注意用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场所和程度。评价应注意学生层次，各个层次的标准应有所差异，以激发个性特长的发展。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神经质；日常应激；抑郁症状；调节作用；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B8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147-05
一、前言
近年来，抑郁的人格易感性成为抑郁心理病理学研究的热点，之前大量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之间有显著的联系。而Abela等2005年的研究表明，神经质人格对成年人及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神经质人格得分越高，抑郁症状的得分也越高。
以往关于神经质人格与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一些其他变量可能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个体遭遇的重大生活事件。而近年来研究发现日常应激与个体的抑郁症状也有重要联系。各类急慢性应激因素与易感性因素相互作用，是导致抑郁发生必不可少的环节。
首先，日常应激可能在神经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日常应激可以导致抑郁的触发，但仅仅是具有某些易感性因素的人，才会使得抑郁症状长久持续存在，并影响到抑郁的状态、性质的发展与改变，并最终导致抑郁。Zuroff则通过实验室实验和纵向研究等方法验证了拥有人格易感性因素的个体分别遭遇更高水平的人际压力和成就压力源时，会产生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
其次，日常应激可能在神经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个体人格特质影响个体感知、应对遭遇的日常应激或压力源的方式与特征。Hammen最早对抑郁和应激的双向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应激激发模型（StressGeneration Model）。该模型认为，抑郁的易感者和正常个体相比，有可能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并且这些事件可能受到个体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另外有些研究也发现神经质人格类型的个体可能有更多的日常应激的发生。
基于以往研究基础，我们认为日常应激可能作为中介与调节因素，影响神经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而Gibb与Alloy等学者也提出，一个变量可以同时作为其他两者关系的中介与调节变量。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大学生神经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日常应激是如何影响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两者之间关系的。
二、方法与对象
（一）施测对象与程序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样本来自北京某大学，在该校参与心理学公选课的各专业大一、大二本科生中发放问卷共628份，收回有效问卷547份。其中男生165人，女生382人，90.4%为汉族学生，9.6%为少数民族学生。年龄范围：16岁到22岁，平均年龄18.83岁，男女年龄无显著差异（p>0.05）。施测采取在学校大型多媒体教室团体集中施测方法，由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心理学研究生作为工作人员组织施测，所有被试均参与三份问卷调查，即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和学生日常社会与学业应激量表-简式（SHS）。
1 工具
（1）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艾森克人格问卷是由英国伦敦大学心理系和精神病研究所教授艾森克（Eysenck H.J）编制出的有关个性的测量方法。他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归纳出人格的三个基本因素：内外向（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和精神质（Psychotieism）。本研究采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选用艾森克问卷的神经质维度，该维度共24个条目。
（2）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该量表于1977年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Radloff编制。主要为了评价当前的抑郁症状（一周内）。该问卷共20个条目，要求受试者说明一周内相应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度。所有条目分之和为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
（3）学生日常社会与学业应激量表一简式（General Social and Academic Hassles Scale，SHS）
本研究采用学生日常社会与学业应激量表的简式，共30个条目，分为社会应激（SocialHassle）、学业应激（Academic Hassle）、一般知觉应激（Perceived General Hassles）三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均为10个条目。该量表采用0（无应激）到6（应急经常发生）7级评分。该量表主要是评价过去一个月之内所遭受的日常应激。
2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
三、结果
（一）神经质人格特质、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r=0.56，p
（二）调节作用
1 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日常应激的调节作用
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两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日常应激对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0.371，p=0.093）。但我们发现，虽然整体结果表现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却显示出有调节效应的倾向，即日常应激*神经质人格特质一项的β=0.371。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种调节作用的可能性进入深入研究。
2 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学业应激的调节作用
根据姚树桥等人的研究，将日常应激分为社会应激、学业应激和一般知觉应激三个维度。采用回归分析分别考察日常应激的三个维度，对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的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学业应激与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学业应激对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433，p=0.033）。
为了进一步考察神经质人格特质水平对不同学业应激水平个体的抑郁症状的影响，根据龚耀先的修订艾森克人格特征问卷手册评分标准，将神经质人格特质分为两组，即高神经质组（T>56.7）和低神经质组（T
（三）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日常应激的中介作用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2。采用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和刘红云等学者提出的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4所示：以神经质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特质对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56，p
以上相关分析结果说明，日常应激满足中介变量的条件。神经质人格特质到抑郁症状的回归系数为0.56，p
四、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特质对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似：例如姚树桥等学者研究表明，神经质能够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是抑郁症状的易感因素，以往研究也发现神经质得分比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拥有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情绪的稳定性更糟糕，有更多的负性情绪存在。
本研究结果发现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将日常应激按类型区分开来以后，学业应激对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当拥有更多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遭遇学业应激时，将有更多的抑郁风险。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1）应激性事件常包括众多领域，对于大学生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学业方面的日常应激；（2）学业应激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是最常见的日常应激，出现的频率更高。因此学业应激在抑郁的心理病理学发展中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Bolger与Schilling两位学者提出了：高水平的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遭遇日常应激时有更多的情绪活动性，这种活动性可能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系统）的唤醒有关，而抑郁症状与个体的HPA系统的失调有关。另外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可能有更多的特定的行为与消极认知特征，因此，当更多的神经质人格特征水平的个体在遭遇与之切身利益特别相关的学业应激时，个体有更多的负性情绪反应并有更多糟糕无效的情绪关注应对，从而导致更多抑郁的发生。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4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5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PoliticsattheUniversityof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WilsonChairofInternational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ofPeace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6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