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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形式范文1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当今媒体发展的热词，也是新的舆论生态下一场势在必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步伐加快，网络化、数字化、碎片化、分众化等成为媒体融合时代的标签，由此也给电视节目的贴近性带来了全新挑战。
1．传播速度的提升挑战电视时效的贴近性。相对于传统纸质媒体，电视传播的快捷性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可以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但相比不断蓬勃发展的新兴媒体，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从当前媒体融合现状看，建立在移动互联网络技术基础上的新型媒体，所具有的快捷性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专业网站、网页新闻、数据库中获取信息，传递自己的声音。从技术层面看，电视媒体的技术要求相对复杂，而媒体融合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云媒体技术日臻成熟，事件的亲历者可以通过建立在这些技术平台上的微博、微信、微视等新媒体，在第一时间传播信息。这种传播速度极大地挑战了电视媒体原有的快捷性。电视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传递受众需要的信息，就难以实现时效上的贴近。
2．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削弱电视情感的贴近性。碎片化是指“社会阶层的多元裂化，并导致消费者细分、媒介小众化。碎片化现象不但让受众群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①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带来了信息的空前爆炸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导致受众注意力的分散，选择信息的向度和价值观发生破碎，进而形成碎片化的传播、接受和表达模式。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分解了电视媒体的固有受众群，受众与电视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情感贴近性和依赖性被打破，忠实的电视观众大量减少。从近年来的收视调查看，电视观众的年龄正在逐渐老化，年轻人更倾向于利用网络、移动平台观看视频节目。
3．分众化的传播趋势影响电视内容的贴近性。媒介融合步伐加快之后，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手机、移动电视、云媒体终端、大数据技术等多种平台和技术的出现及应用，使得媒介融合时代媒体形态得到极大丰富，形成了纸质媒体、传统电子媒体和新媒体并存的局面，受众的媒体消费习惯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央视索福瑞公司进行的媒介受众研究数据来看，多媒体消费已经成为媒介融合时代受众的消费习惯，电视只是受众媒体消费目录中的一项。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极大丰富，受众对媒体内容的选择也呈现出更加细分的趋势。传统媒体在内容提供方面的权威性和垄断性被打破，大众传播逐渐被分众化、小众化传播的观念取代，间接加剧了分众化的传播趋势。这种分众化的传播，要求电视节目的内容必须更加丰富，才能贴近不同阶层、不同专业、不同爱好受众的信息需要。
二、媒介融合时代电视媒体的贴近性面临新机遇
对于电视来说，媒介融合进程的推进既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为改进电视节目表达方式等方面提供了许多难得的机遇。
1．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电视表达的多样性。事实上，媒介形态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主导下的媒体融合进程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形态将最终融合为一体，凭借其立体化、多层次的传播形态，为参与主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电视节目提供了更多表达方式。一直以来，声音和画面是电视的表达方式，既具有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的优势，也存在表达方式单一、稍纵即逝的特点，不利于受众形成深刻印象。随着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通讯网相互渗透，“三网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广电、通信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视频道、IPTV、视频网络、车载电视、手机电视形成新的表达手段，电视可以依托不断发展的媒体融合技术，形成文字、视频、动画、声音等多种元素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电视受众的需要，从而提升电视在表达方式上的贴近性。
2．传受关系的改变增强了双方的互动性。在传统媒体中，电视的传受关系是不平等、不顺畅的。而在媒介融合时代，交互性是以数字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媒体融合的重要特点，是其在新闻竞争中优于其他媒体形态的根本。与此同时，新兴媒体本身的隐匿性特征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媒介的话语霸权，更多的人诉诸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种互动性改变了过去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报道方式，电视的服务理念、用户理念得到强化，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平等，增强了传受之间的互动性。
3．编排方式的革新提高了选择的自主性。技术的进步，必然为媒体融合后电视节目的编排方式带来创新和突破。传统的电视节目编排，是将所有的节目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固定的排列组合，最终形成节目编播表。即便是突发事件状态下的直播报道，其本质上也是线性编排，导致受众选择的自主性非常小。媒体融合后，得益于云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的支持，电视节目将不再是以“流水线”式呈现在受众面前，而是以“节目超市”的方式供受众选择。受众从原本被动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观看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节目，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自己的个性化频道。可以预见，未来的电视观众还可以将分布于各频道、各频段的各个节目优化组合，编排设计自己喜欢的视听带。
三、努力提升媒介融合时代军事电视节目的贴近性
可以预见，在解决资金、技术以及机制的瓶颈后，军事电视媒体融合的步伐将大幅加快。在这样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媒介融合大势面前，军事电视必须充分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提升自身节目的贴近性。
1．着力改进内容优化形式。有学者认为，“媒体融合的战略核心是以受众为中心、以内容为主导、以技术和商业为驱动，通过追求多样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渠道，用多元化、立体化的内容产品扩大受众覆盖面。”②这一观点鲜明指出，在媒介融合时代，受众仍然是传受关系的中心，内容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启示我们，电视节目要在媒介融合时代进一步贴近受众群体，必须认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既看到内容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看到形式的助推效果。就军事电视传播实际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军事特色。频道专业化是发展趋势，军事节目的特色也是实现分众化的基础。尽管媒介融合时代信息极大丰富，但特色的内容是无法复制的，无论何时都必须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另一方面，要转变节目内容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公告式”内容变成受众需求的新闻信息，实现电视节目“告知”和受众“欲知”之间的有效对接，是从内容上实现贴近受众的必然选择。
2．坚持立足军营面向社会。毫无疑问，媒介融合发展首先呼唤的是媒体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提升电视节目的贴近性，同样需要电视人思维的创新。军队新闻媒体提升贴近性，必须着眼于军队新闻媒体推进媒体融合的职责和出发点，即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这一点不能动摇。同时还要看到，军队媒体也承担着服务社会的责任，要从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升国防意识的高度，加快推进军队新闻媒体的融合发展步伐，加强军事信息传播能力建设。从实践步骤看，要将宣传理念转变为服务理念。军事电视媒体必须将自己转变为军事信息内容的提供商，通过提供丰富多彩、类型多样的军事节目，使受众愿意收看军事节目，愿意消费军事电视频道。这样，军事电视节目才能与受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贴近。
媒介融合的形式范文2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理性思考 编辑 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2-0041-06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hat’s the Editor？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t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editing in 2016， the reflection and elaboration have been made on ed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edit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editors are those who have clear editing ideas， who have the spirit of creation and craftsman， who are the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in digital publication， who are the practitioners of publishing theories， who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eaching practices and accumulating vivid cases， and who have created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Key words] Media integration Rational reflection Editing Retrospect of the study
“互联网+”如火如荼地发展让传统出版业和出版业中的编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网融合，出版业态多样化，电子出版方兴未艾，自出版直接登场。“有数据显示，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以自出版模式出版的；排行前50名的图书中，也有11种采用自出版模式”[1]，技术对传统出版行业进行了彻底革命。既然如此，还需要编辑吗？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果需要、存在合理，又该如何发挥好编辑的作用？过去的2016年让诸多出版人心存疑惑。
阅读不灭编辑就不会消失。《互联网环境下编辑的价值思考》[2]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自出版无法取代传统出版和编辑的作用，且将更加凸显“好编辑”的价值。它否定了技术派所持的“传统出版没有未来，编辑终究要被技术和机器替代”的观点。其中提到的“好编辑”一词意蕴深远。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的明确指引，清晰而鲜明的意识、理念在出版物的生产过程、热菪问缴系募中体现即编辑思想。并非所有编辑都有编辑思想，有人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平庸无为，得过且过，理念浅薄，难得建树。但优秀、杰出的编辑一定是有编辑思想的人，为达到目标付出的智慧、心血与顽强精神凝聚于出版物中。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编辑思想研究被大家所重视，并成为2016年的热点之一。
的编辑实践活动多集中在他的青年时代，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有零散文章对此予以关照，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专业性。2016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文邦的《青年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1918―1927）》[3]。作为编辑思想专题研究著作，它较之以往的论文更具系统性、深刻性与专业性。该书是对青年编辑思想的全面总结，具有史料积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外，《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及其现代价值研究》[4]系思想研究专项之“青年编辑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它从同志创办《湘江评论》《政治周刊》等编辑活动入手，概括其思想内涵，建构青年编辑思想模式，对现代编辑出版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备鲜明编辑思想的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以及他们编辑的书籍都会让人久久记住。编辑中有一批这样的人。
创新是编辑出版业深入发展的源泉，如何策划出既有特色又具新意的作品，一直是编辑出版学界和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叶圣陶编辑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英语教辅书的创新性策划为例》[5]一文将叶圣陶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理论与当前英语教辅书籍出版有机结合，弘扬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编辑家崇尚质量的编辑理念，以编辑理论指导编辑实务，以案例诠释创新，以历史启示现实，起到了宣传优秀教辅图书、鼓励创新的作用。杨牧之曾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对编辑艺术体会深刻，见解独到。“是杨牧之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杨牧之编辑艺术的各个方面”[6]。杨牧之编辑艺术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新形势下的编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吴颖是高校学报界的知名编辑，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创办学报有声有色，提倡编辑向“学者化”“杂家化”方向发展，为留住优质稿源，求真务实。虽然他在编辑研究方面少有长篇大论，但因其思想有见地、实务有创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以《吴颖的编辑理论与实践述论》[7]为题进行了传播，希望供媒介融合时代的年青编辑们“认真研究”“发扬光大”。《游苏宁30年编辑思想述评》[8]同样展示了其作为优秀编辑的思想魅力。林穗芳是大家公认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他的研究成果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年第3期《中国编辑》刊登了刘杲四年前为《林穗芳自选集》所作的序文，无疑是想借林穗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之机，为媒介融合时代深化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优化编辑出版工作质量提供新动力。
编辑思想研究不限于现当代编辑家，还有名留史册的编辑家，他们是带给我们厚重历史的人，在媒介融合时代也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9]是编辑思想断代史总结。作者分析该时期编辑思想的社会基础，总结概括存在于总集别集、经书史书、佛教典籍及书目等各种类型出版物中的经世致用、垂训鉴戒、精剪别裁、以事分类、通融古今等多方面的编辑思想。史料丰富，条理清晰，有点有面，在收获编辑思想断代史研究重要成果的同时，展示了作者的文史功力。
戴震为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充任纂修官时曾亲手校订《仪礼集释》《大戴礼记》《水经注》等近二十部书籍，《清史稿》曰：“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10]戴震编校之功与其编辑思想密不可分。《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11]一文将戴震“及物求理”“因物求则”的哲学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赞扬他灵活调整、删削处理旧志体例的方法，推崇他重视校对、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保证书籍质量的举措。戴震为训诂者提供了推求本字的思路，为今人总结乾嘉学派书籍出版的编辑思想拓展了新径。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十分活跃，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实力派出版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外，各中小型书局对出版市场的充实作用也值得探讨。《在追随大势中找准势态：会文堂新记书局的出版特色和图书广告营销》[12]总结会文堂凝聚出版方向、明确设计理念、拓宽促销思路等方面的出版特色，为媒介融合变化中的编辑提供了学习启示的蓝本。
媒介融合是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解编辑之困惑从出版历史发展中可得其思想、析其优劣。上述研究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种社会状况，编辑都需要把握方向，认真思考，积极行动，以鲜明的编辑思想指导具体工作。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具有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人
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形态日益改变，原来的单一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整合形态，这个变化使传统编辑难以适应，但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编辑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创新意识是开放进取理念，工匠精神是专业技能素质。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中不乏类似的讨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13]一文认为，媒介融合带来编辑主体构成、地位、职责三方面的变化。主体，“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地位，“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职责，“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引领商业模式的改变，社会各行业正在“建构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引发“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同时不断分化，媒介生成的枢纽性强化了“整合者”的地位，因而，应注重发挥编辑的“整合功能”和“交易功能”，强化创新意识，从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正确面对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媒介关系，服务于出版。《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思考》[14]认为数字出版时代是推动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这个时代的编辑工作是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同样，《哲学视阈下的青年编辑职业道德：从尊重与责任谈起》[15]从辨析编辑道德概念入手，引入哲学层面的尊重、责任理论，探讨了青年编辑的职业道德精神。
媒介融合现状不仅使图书编辑感同身受，期刊编辑亦然。《从大数据时代看现代期刊编辑意识形态的转变》[16]论述现代期刊传播途径与印刷形式的革新，分析时代对现代期刊编辑的挑战，编辑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提升综合素质。文章认为“编辑本体意识一般在审稿中体现，编辑统筹意识是体现本体意识的关键”，现代期刊编辑应注意导向性统筹组稿，发展创新思维，推进期刊数据化迈向正确的轨道。《互联网+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的应用及问题分析》[17]根据自身办刊实践，总结在线投审稿系统、数字化校对工具、数字化出版的具体情况，对学会应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挥复合型网络编辑高级人才在科技期刊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目的是“实现科技期刊信息化管理和全自动办公”。这些是增强编辑创新意识、提高专业能力的一批研究成果的代表。
编辑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精神源于职业认同。《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研究现状》[18]一文，认为职业认同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影响编辑的职业行为、编辑自身的成长，也事关编辑活动的开展和出版物的质量。文章查阅了2003―2015年间关于职业认同的29篇文章，认为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专业、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对编辑职业认同关注得很少，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认同现状调研、职业认同与编辑行为相关性的研究更是鲜有论及，缺少具体量化指标，期望能够构建一个科技期刊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体系。《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研究》[19]认为职业认同是“编辑个体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积极和肯定的评价，是对编辑职业基本性质、职业价值、职业规范、职业群体等要素的认可程度”。《科技期刊青年编辑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实践》[20]提出了青年编辑人才培养的原则、成长的途径与方法，确保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编书匠其实不简单》[21]，当编辑不容易，创新意识要在专业素养中体现，有工匠精神的编辑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他们至少要有“敬畏文字的精神”、“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和“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数字出版重要的人力资源
自从有了数字出版，出版物更加生动和丰富，但从业者却呈现出“有职务无职称”的“无政府”状态。被称之为数字出版主任、数字出版分社社长的出版人在职称序列中找不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只有出版编辑、副高级编辑的头衔。这种职务与职称不匹配或者不完全匹配的情况终于在数字编辑职称确立后被终止。数字编辑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媒介融合的重要人力资源。
2016年初，《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出台，正式启动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半年内，北京市分别完成了首次数字编辑初级（助理级）、中级、副高、正高职称的评审工作，组织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它“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积极性，增强了从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整个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快速、科学地发展，也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22]。《我国数字辑职业化历程回顾与价值分析》一文介绍了数字编辑职称制度从无到有、从一个整体到九个细分方向的相关内容。数字编辑职称首创“三横三纵”体系：“三横”指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三领域构成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核心；“三纵”指内容、技术、运维，贯穿数字传播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三横三纵”职称体系首次梳理和概括了我国数字传播产业的主体和产业链，从业者的具体构成和业务环节由此也得到官方的认可。
数字编辑职称序列为：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高（主任编辑）、正高（高级编辑）。与传统编辑职称序列比较，数字编辑职称没有沿用编审、副编审的称谓。副高系列以“主任编辑”命名，命名初衷虽然无法知晓，但一定含有“对数字出版负责人多年来辛勤工作官方认可”的意义。数字编辑的职业化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23]，它既明确了数字出版部门主任、内容编辑、技术编辑、运维编辑等的职务属性和内容，也以法定化、公开性的政策文件确认了数字出版从业者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数字出版编辑发展先后经历了兼职、部门主任或分社社长、公司高管、高管后四个阶段，此四个阶段也是数字出版发展模式的反映。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辅导教材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和阐述了近年来数字新闻、数字出版和数字视听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考评结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既重视助理编辑、中级编辑的数字传播能力与知识结构，又强调副高、正高级数字编辑应有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业务把控能力。相信该篇文章会引起诸多数字编辑和数字编辑研究者的兴趣。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社从单一出版领域向综合领域发展，逐渐建立了面向不同学科、领域的选题策划部门。新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带来编辑、部门之间的一些不良、无序竞争。《论公平理论视角下的出版社编辑部门内部竞争》[24]认为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出版社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它倡导依据公平理论，明确策划边界，避免领域重叠，建立健康、有序的竞争制度。
2016年的编辑学研究有许多关于出版理论与编辑实践关系的探讨。这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二者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不二选择。
一直以来，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当人们认为理论“不起作用”时，实际上是“它对编辑实践互联互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关注不够”。《论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调适》[25]明确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是以共生共荣为特征的互汲与互渗关系”。作者认为“编辑理论与实践间的深层内涵就在于它们的互汲与互渗关系”，明确提出“编辑理论依靠编辑实践生存”，“编辑理论只有汲入并融进编辑实践才有可能实现自身”，并指出“编辑理论与实践互汲的路径是自然配置和相互适应”，“互渗的有效方法”是“边缘渗入”。文章的实质是“在理性的编辑年代，要让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间的互渗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须对二者保持适度的观照，对二者的任何偏见都是不妥的”。
近年来关于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取得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错位探讨：以报纸民生新闻的报道为例》[26]认为，报纸民生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出现“低俗化、琐碎化、媒介角色错位”现象，主要是快速发展的民生新闻实践与滞后的民生新闻理论引发的矛盾所致，民生新闻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容易偏离发展的轨道。文章提到“报纸民生新闻的文化价值”，并说明首先是政治价值，即舆论的监督与引导；其次是文化价值，即提升民众的精神理念。文章条理明晰，观点有新意。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新闻编辑实践的分歧：兼论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27]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是新闻编辑工作的原理和规律，新闻编辑实践负重于工作方法，它们之间理想的关系应当是理论引导实践，实践检验和推进理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较为明显，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选择・浓缩・聚合：文摘期刊编辑工作的三大环节及其编辑学意蕴》[28]认为文摘是“期刊中的期刊”，高度体现了编辑工作的本质。“文摘期刊编辑活动主要包括发现稿件（选择）、加工稿件（浓缩）、组配稿件（聚合）三大环节”，作者选取国内《读者》《青年文摘》和国外《农业万用手册》《读者文摘》《连线》等著名杂志主编及编辑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指出文摘编辑“通过发现选择、浓缩加工和聚合组织等编辑手法”，不仅使文摘期刊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也补充、完善和丰富了经典编辑学理论。
出版业跨界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跨行业、跨媒体、跨国融合的发展态势初具规模”[29]。长江传媒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与山东水浒书业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山东长江水浒文化传媒公司，凤凰传媒投资影视业，时代出版社与安徽大学携手成立影视中心……在互联网、有线网、移动网络三者的初步融合中，读者由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变为信息传播者，传播内涵与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代的编辑应该有什么变化呢？《出版业变革时代传统出版社图书编辑的应对策略》一文，明确提出三网融合状态下的编辑应更加重视目标读者和内容资源。作者认为，“尽管传播媒介在更新，传播向度在变化，传播环节在缩减，但‘内容+传播’的规律没变”，因而，可对编辑实行项目管理制，发挥各自专长，让策划编辑提升策划效率，让文字编辑静心案头工作，提升编辑力。《基于科学化理念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实践》[30]也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提出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科学化理念，以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出版进入产品数字化、业态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编辑在“互联网+”转型中的变与不变》[31]提出，“在转型中，学术编辑需要面对读者需求的改变、编辑角色的改变、媒体元素的改变和编辑知识结构的改变”，不变的是学术编辑的价值追求、责任、读者群和作者群。传统出版业的教材编辑也需要创新实践，加强学习，重新定位编辑角色。《教材编辑的数字出版转型与实践》[32]主张教材编辑应成为“先进教学理念的引д摺薄澳谌葑试吹恼合与策划者”“优质教学内容的集成者”和“新兴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专业学术图书审读及编辑加工的三个能力：以社会学类图书为例》[33]一文作者为一线编辑，从工作经验出发，提出社会学类图书编辑审读和加工应注意提升“语言文字规范能力”“专业学术问题处理能力”“专业学术图书尺度的把握能力”，既有规律总结也有很强的实践性。
5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是强化高校实践教学积累鲜活案例并带动自身发展的人
培养后备编辑队伍的编辑出版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深感压力与动力。作为应用性学科，实践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全媒体时代报刊编辑实践教学的“六个转变”》[34]提倡高校报刊编辑实践教学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实现教学目标、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平台、考核方式六个方面的转变。《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教改探索与实践》[35]一文作者工作于高校，给本科生上课，十分熟悉教学工作，制定了明确的“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程目标，认为出版物“选题要兼具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成品要“兼具技术与艺术双重特征”。为了提高学生课程学习效果，作者所在专业引入了过程性评估与监督机制，修订了课程教学大纲，编制了《书刊编辑实训手册》、《书刊制作实务手册》及《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暨“四年一本书”教学项目学习与实训手册》，内容细致周全，操作性强，授课模式、考核方法有许多改革之举，相比一些大而空的研究来说此文应点若干个赞。
各高校也围绕编辑人才培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以新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为例》[36]讨论了实践教学的不稳定性，强调通过制度保障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编辑实践能力。学院配套建设了数字出版实验室，以实现培养目标。《全媒体时代新闻美术编辑如何转型创新：以湖北新闻美术实践为例》[37]提出转变理念、创新方法。《浅析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38]归纳了“课程内容体系不完善、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与新闻媒体实践脱节、教学实践不足、滞后于实务发展、教学方法蔚鳌⒋葱滦圆蛔恪钡任侍猓探讨有助于课程改革，有助于为新闻媒体提供优质的新闻编辑人的路径。《思维创新理念在电视编辑中的探索与实践》[39]认为创新思维因素应是每一个电视人着重把握的重点问题。
网络编辑专业办学历史不过四五年，有的学校是在编辑出版专业中设置数字出版或网络编辑方向，无论是否独立，都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网络编辑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40]的作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图，含实习、文献阅读、技能训练、创新设计、综合实践五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网络信息编辑教学方法实践探讨》[41]实地调查了陕西多家电子商务企业，了解到企业对网络信息编辑岗位的技能要求，提出“教学做教学法”，即“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以此方可提高网络信息编辑课的教学效果。《数字化时代〈报纸编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思考》[42]提出注重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增加实验设备，强化实践教学，改革课程考试方法等思路。现代汉语是许多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之对接》[43]认为当下现代汉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对学生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及编辑实践能力的提升，编辑出版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与编辑实践对接的主要途径是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编辑是出版历史的创造者，通过编辑的书来“发声”，通过电子产品记录与传播人类知识，通过数字出版、网络传播显示自身的存在。从2016年综述类的专著、述评集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对我国1949―2009年的编辑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展示了中国编辑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60年的发展历程。《编辑学研究的集成与创新：评〈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44]从“系统梳理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了编辑学学科史”“以创新理念为编辑学修史立传”三方面展开评价，认为该书“既凸显了中国编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发展历程，又具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取向”。该文既有书籍内容的介绍，也有为读者导读的指引，无论编辑学研究者还是初学者均可从中受益。
类似总结性的论文还有《近五年我国编辑学理论与实务研究述评》[45]、《长三角区域作者发表编辑学论文的统计与分析》[46]等。前者聚焦2011―2015年中的编辑学基本概念、原理、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肯定“大编辑”鲜明的时代性，显示编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实务研究集中在全媒体数字时代编辑工作的变革与创新、报刊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将当前媒介融合、体制改革与编辑工作创新结合起来，且将编辑过程、编辑环节与数字出版技术紧密联系，呈现出务实的研究特点。后者反映长三角区域编辑学情况，发表文章多的期刊发展态势良好，说明“编辑人才的高素质和刊物的高影响力互为促进作用”。
2016，还有许多编辑学研究文章未能在此叙述，主要论点难免挂一漏万。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外在空间发生多大变化，编辑都将从自身与外界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动力，增强信心，让媒介融合为出版服务，为研究定重点，为自身拓展定位，为编辑角色注入时代气息。这就是编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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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形式范文3
【关键词】广播新闻节目；主持人；环境；角色；自我认知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30-02
飞速变革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伴随着文化产业、传媒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出版业的探索与扩大，其边界不断模糊，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领域间的交叉与融合。作为信息传播主要载体的“广播产业”，在这场变革中，也自觉地走向“一体化”与“合作化”的变革之路。然而，受传播方式与产业规制的双重影响，“新闻广播产业”在这场变革带来的“受众抢夺战”中，逐渐表现出了自身特有的优势与瓶颈。“品牌个性”与“新闻特性”的兼顾、“政治功能”与“市场属性”的平衡，这些都是身处这场变革中的传播者必须面对和思索的问题。新闻节目主持人，作为“传者”与“受者”直接接触的外显符号，自觉寻找多重环境下的角色定位与拓展方向，无论是对于广播新闻节目的发展，还是自身职业理想的实现，都是当下现实而迫切的思考命题。
一、环境转变与角色转换
广播新闻节目，是以广播为传播媒介，以传播新闻、报道真人真事为主要内容的泛称。提到“新闻节目”，人们普遍理解为“消息类新闻节目”，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以及各地方级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类节目主持人，也长期停留在严肃庄重、字正腔圆的消息类新闻播音员的形象上。事实上，无论从节目形态的分类还是所处环境的多元背景来看，“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都时刻处于多维与转变之中。
“新闻事业是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要功能的社会舆论工具”①，新闻事业有稳定而统一的产业属性，但是对于所处的生存环境而言，又是相对的、变换的。有人用中国水墨画“画鲤鱼”的方法来描述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比如要表现鲤鱼的灵动，不能只注重画鱼的细节。应该表现鲤鱼躲藏的石头形状，或者鲤鱼身后的水波纹路。作为传播主体的新闻工作者亦是如此，对其特质的分析，必然要联系其所处的客观环境。
早期广播新闻节目类型较为死板和固定，受体制环境、受众群和新闻属性的影响，新闻节目以客观真实报道事件的消息类为主，不允许播音员、主持人带有明显个人情感倾向。即使是“评论类新闻节目”，也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要求主持人“带着脚镣跳舞”。这一时期，对播音员、主持人素质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专业业务素质方面。播音员、主持人个人风格不明显，“喉舌”形象是这一时期主持人角色的主要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新闻的报道形式开始由“单一化”转为“多样化”，新闻节目的播出形式由以“间播”为主转变为以“直播”为主，新闻报道环境由“相对封闭式”转为“公开式”。环境的转变，对于主持人的素质要求，也由注重单一专业技能延展为多角色互换的综合技能。此时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大致可以分为播报式主持人、新闻评论员、记者型主持人等。这意味着，传统的大众化传播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又开始向“分众化”转变。
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手机网民总规模己达2.77亿人，其中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整体网民的H.7%。②这意味着，新媒体环境下，每一人即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相较于传统新闻节目“总结式”的传播方式，受众更愿意自主选择深度的、细节的、带有个人兴趣倾向的信息获取方式，并同时以“传者”的身份继续传播和扩散这些信息。而单纯以听觉刺激为传播方式的广播产业，其最主要的优势，即时效性和便捷性已被日渐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所取代。在这样的竞争中，如何在新闻传播特定的制度属性与多样化、风格化的发展趋势之间寻求突破，不仅是对传统广播新闻产业规制的正面挑战，也对新闻播音员、主持人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新的命题。
二、主持人的自我认知与优化
“主持人”的英文译文为“anchor”，在亚太华人地区被译为“主播”。“主播”一词近些年在我国也逐渐流行起来，但“主播”不是对播音员、主持人概括性的统称，其性质存在一定的差别。在美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分类并不像我国这样细致，一般被笼统的分为“脱口秀节目”和“非脱口秀节目”。脱口秀节目中，以新闻脱口秀的影响力最为突出，这类节目的主持人被称作“anchor”。他们一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力，或在媒体担任主编等行政职务，或是节目的独立制片人。相对于与其并存的另一个职业“newscaster”（“新闻播报人”）而言，这类节目的主持风格宽松灵活，且兼备了时效性与品牌个性的双重优势。在我国，新闻传播虽然还没有到达欧美国家的“新闻大混战”阶段，但传统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定位和职业素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于受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
（一）要提高语言的感染力。作为以听觉传播为唯一途径的广播，主持人风格及节目风格最直观地体现于有声语言的创作能力。除了新闻现场同期声的再现与音乐、音效的渲染，主持人语言较电视新闻节目而言，应更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主持人应主动贴近新闻现场的情景，理解事件当事人和稿件写作者的情感体验，利用有声语言丰富的表现力正确引导听众对新闻事件的还原与延展。
（二）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随着对新闻时效性要求的提高，广播因其制作流程相对简便而占据着一定优势。广播新闻节目开始注重“我在第一现场”的立体、快捷表达方式，因此“常态直播”模式在大型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呼之欲出。但也因为这种“简便”，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广播由于没有庞大、细致的制作团队的支持，对于主持人的应变能力与语言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其中，包括主持人对新闻事件评价尺度的把控、有效的信息重组与再现能力。
（三）多位一体的角色转换。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围绕特定角色而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行为规范。新闻节目主持人，除了工作角色以外，同时兼具一般当事人、信息接受者等角色。例如，在处理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主持人难免会带上个人情感。尤其在追求节目个性化、品牌化的今天，一些主持人甚至为了打造独特的个人风格，采用激烈的语言和情感的表达方式，对信息传播的客观公正性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又如，新闻节目在追求时效性的过程中，对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往往需要一定过程。在信息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之前，主持人以个人的理解与情感为出发点，对事件及事件当事人妄加评论，对舆论的方向也会产生错误的引导。这就要求，广播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自身的职业位置上，个性的张扬与表现，必须置于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从业素质之后，并灵活地在各社会角色中进行转换。
（四）对媒体环境变化的洞察与分析能力。新闻从业者地思维方式受工作性质的影响容易产生一定惯性。广播新闻节目长期以来因其体质的改变较为缓慢，较为传统、单一的新闻传播方式容易使新闻节目主持人对工作产生一定的惯性和惰性。理论与实践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体，只有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在规律中寻求突破，才能促进自身与所处环境的良性发展。
作为媒介与受众最直接的接触者，主持人的形象与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闻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只有适时主动地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找到个人职业角色的准确定位与出口，才能在汹涌的改革浪潮中不被吞没；只有勇于自我审视与创新，顺应媒介环境的变化与发展，才能保持自身的职业生命力永久鲜活。
注释：
①雷跃捷.新闻理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11.
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
媒介融合的形式范文4
关键词：媒介融合；内容融合；主体；形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55-03
依据国务院《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时间表，我国历时三年的三网融合试点阶段目前已接近尾声。2013年，三网融合推广阶段的工作将全面铺开。然而网络融合仅仅为我国未来媒介行业发展提供了硬件平台，拆除了部分壁垒，如何更有效地满足广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对于信息的即时即地需求，如何使媒体机构在渠道无限增多的新媒介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则是将网络融合向更高层次推进需考虑的问题，亦是耗时多年、投资巨大的三网融合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一方面依赖于网络融合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推进，进一步打破行业壁垒，另一方面则依靠探索更为合理的媒介内容融合形式，使媒介内容能更有效地服务目标受众，提高内容的传播力，将所谓“内容为王”真正落到实处。
说到媒介的内容融合，一般来讲融合的实施主体本身也是内容的生产者，多为报社、电视台、音乐与影视制作公司、游戏公司等依靠媒介产品生产实现盈利的媒介机构与内容生产企业，其实施内容融合的目的在于保护其原有存量市场进而开拓增量市场。然而除了传统的媒体行业、媒介内容生产企业主导下的内容融合，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自身是否会带动媒介内容自行走向融合？是否存在“第三方”独立市场主体主导的内容融合形式？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话题。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界定
讨论媒介的内容融合，首先不能脱离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大理论体系。之所以称之为理论体系，是因为媒介融合作为一个较为前沿的理论问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内涵，目前对其在学理上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统一的认识。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教授用三个交叉的圆环展示了计算机产业、出版印刷产业和广播电影产业趋于重迭的聚合过程[1]。这一图示第一次昭示了包括传媒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间的融合趋势。最早将融合（Convergence）这一名词应用于传播学领域，并提出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I.Pool）教授，他曾将各种媒体的多功能一体化趋势阐释为媒介融合[2]。
之后随着融合（Convergence）概念的不断泛化，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里的具体所指也越来越模糊，开始有学者系统梳理媒介融合的理论内涵与概念边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里奇·高登曾在2003年将融合概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主要界定为如下几个方面：媒体科技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媒体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媒体间战术性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Tactics）、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Media Organization）、信息采集融合（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以及新闻叙事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News Story-telling）[3]。按照高登的分类，其媒体间战术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闻叙事形态融合三方面属于本文讨论的内容融合的范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迈克尔·麦金（Mike McKean）教授则认为：“媒介融合的定义至少要有三条线索：第一个是经济和运营目的。传媒组织融合不同的媒介平台来传播新闻，主要是试图赚取更多利润。第二个是新闻报道方式。媒介组织融合不同的报道方式制作新闻产品，是为了追求最佳传播效果。第三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公众与媒介之间新的社会关系——要加强专业记者与公众的互动，使二者的报道相结合。[4]”本文讨论的媒介内容融合的概念涵盖了麦金教授论述中第二点的全部和第三点的部分论述。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理论较早进行系统梳理研究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菲，在其专著《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中将媒介融合的系统形态归纳为基于数字化“技术融合”推动而产生的“内容融合”、“网络融合”、“终端融合”三个基本领域的纵向、横向、交叉融合，以及这三个基本领域与“生产融合”、“应用融合”的互为作用[5]。这里明确提出了内容融合属于媒介融合系统形态的三个基本领域之一。另一位为廓清媒介融合概念作出贡献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她曾在2009年以文献综述的形式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自媒介融合概念产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通过将已有研究的立足点和研究旨趣归纳为微观、中观、宏观、大传媒业四种类型，总结指出媒介融合概念必然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即“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 [6]。蔡雯教授在全面综合各种不同视角的媒介融合研究之后，认为媒介内容融合是任何研究视角都无法回避的核心讨论内容。无论依据哪种概念阐释，内容融合都是目前已成型的媒介融合形态中较为上游且十分重要的一环。按照王菲副教授给出的定义，内容融合是指“由内容融合性生产所带来的内容生产融合、内容形态融合和内容应用融合所构成的内容生产形态。[5]”这一定义强调内容融合是一种以内容生产为导向的生产形态，内容融合得以产生的必备条件是内容的融合性生产。同样，对内容生产的强调在蔡雯教授对媒介内容融合的定义中同样得到体现，蔡教授认为所谓内容融合，是指“分属于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生产，依托数字技术形成了跨平台和跨媒体的使用，利用数字化终端，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内容融合产品。[6]”该定义更加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媒介内容融合的实施主体是分属不同形态的内容生产。
二、传统内容融合的实现模式
媒介内容融合现象得以出现的初始逻辑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使得原本属于稀缺资源的传播渠道变得极为丰富，以前依靠把持相对独立的信息传播渠道盈利的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因此不得不充分开发自身的内容优势，通过将自己生产的信息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尽可能多地填充各种传播渠道以获取更多受众。最早打破渠道藩篱、进行内容多渠道传播的案例来自报业的数字化实践。
早在1987年，美国《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便将报纸的内容上传互联网，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所谓网络报纸。之后，报业、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机构纷纷开始了自己数字化进程；而宽带技术和IPTV等新技术的发展，又将影视制作公司、游戏制作公司等内容生产企业拉进了这一进程中。渠道束缚的打破，使得文字、声音、影像、动画、游戏等原先分属不同媒介生产机构的内容形式得以逐渐融合，内容融合的大幕真正得以拉开。传统媒介机构的内容生产能力无法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信息需求，即使通过与行业间其它媒介组织进行内容融合，亦难以应付新媒介环境下“内容为王”的市场要求，而拥有更多差异化的精品内容又成了各媒介机构与媒介集团间竞争的关键所在，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事内容生产的企业组织，形成了所谓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这些与传统媒介机构分离开来的内容生产组织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为数众多的民营电视内容制作公司，如光线传媒、海润影视等等。由于内容产业本身不拥有传播渠道，而其内容产品又可以供任何形式的渠道使用，因此在形式层面，其可以生产出融合度更高的内容产品，以光线传媒为例，该公司不仅生产制作娱乐资讯类电视节目，还承办演艺活动、承接广告业务、制作发行影视剧等。目前这类所谓“传媒公司”生产的内容产品涵盖范围仍在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提高。
三、非内容生产主体推动下的内容融合
除了媒介组织与独立内容产业在不断推动着媒介的内容融合以外，科学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扩大这两股社会进步的根本驱动力量还使得媒介本身正在按照自身的某种结构性逻辑不断走向融合，而这一融合过程是不需要内容的生产性主体参与的。具体来说，就是存在着各色各样的“第三方”力量正在推动着媒介内容继续朝着更深入、更广泛、更无限、更具想象力的方向走向融合。
所谓“第三方”，是相对于两个直接进行媒介内容生产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融合而言的，是媒介融合大趋势下促进内容走向整合与统一的独立力量。这种独立力量不属于媒介机构，也不属于内容产业，不进行任何面向受众的媒介产品生产，如果将其参与市场活动并盈利视作是某种广义服务性生产的话，那么其生产的产品就是两个字——融合。
（一）“第三方”1.0：终端环节的媒体内容整合软件
目前各种形式的媒介内容在技术层面皆可实现数字化观赏阅读，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媒体，无论是各类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视，其内容大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统一了的数字化媒介形式，也就为不直接进行内容生产的“第三方”软件制作者进行媒介内容整合提供了可能。而信息获取终端操作系统的寡头化趋势，更为内容整合软件的开发进一步提供了便利——同一品牌的软件，只需开发出iOS，Android以及Windows三个系统版本，即可大体覆盖各类终端设备的内容使用需要。现存的媒体内容整合软件种类繁多，相比于PC，其更为广泛地应用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例如集成报纸杂志内容的World Newspapers，ZinioReader等，集成音频播客内容的Stitcher，BeyondPod等，集成新闻图片内容的iDaily等，以及抓取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内容并逐渐模糊内容呈现形式的新一代内容整合软件Flipboard和ZAKER等等。
媒体内容整合软件得以出现并逐渐获得人们青睐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是随着传播渠道的剧增，人们的信息需求也大大增加，原先一份报纸、一本杂志式的单源信息获取模式显然无法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掌握信息资源的热切需要，而通过Web浏览器逐家浏览各媒体网站则又费时费力，因此把各家媒体内容整合在一起供受众一站式取用，就成了解决信息需求问题的绝佳方案；其次，传播渠道的增多随之带来信息冗余的问题，虽然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大，但每一个单独个人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总是有限的，整合软件在集成媒体内容的同时，大多还附带对内容进行分类以及有关内容概况介绍的元数据信息等，这就为受众在庞大的信息海洋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提供了极大便利；再次，虽然目前在PC端也存在Pulse等软件的Web版以及微软推出的Montage等内容整合网站，但内容整合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是移动终端，在移动状态下获取信息是这类软件另一大卖点，通过移动终端的内容整合软件，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大量媒介内容。
（二）“第三方”2.0：开放式内容平台
如果说终端环节的内容整合软件还只是针对单一内容形态（文本、音频、视频……）进行的内容源集成，那么开放式的内容平台就彻底消除了媒介内容形态方面的限制，将人类制造出的一切数字化媒介内容融合于同一空间。所谓开放式内容平台，其前身是各硬件或操作系统生产厂商提供的内容与下载渠道，例如苹果公司的App Store、iTunes Music Store（现已更名）、谷歌公司早先的Android Market（已更名）以及亚马逊公司的Appstore、Kindle Singles服务、Instant Video服务等等。这些提供不同形态媒介内容（软件、音乐、图书、电影、电视剧……）的商店式渠道一方面为媒介内容的与传播提供了一个开放且平等的空间，使得个人和内容生产企业不用单独拥有自己的渠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内容产品提供给社会公众，并且平台方一般都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版权保护与收益模式；另一方面，对于内容使用者而言，其内容获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直接将书店、音像店、报刊亭等分布于城市不同位置的内容集散场所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但上述的种种内容服务，都还只不过是根据媒介内容的不同形态，提供了相互独立的多条传输渠道，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2.0版“第三方”内容融合形式。随着近两年媒介融合概念在技术与学理层面的发展成熟，苹果、谷歌等内容商店提供商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开始将自己旗下原本相互独立的内容商店互相融合，于是真正意义的开放式内容平台初始形成。苹果公司早已将音乐、电影、书籍、游戏、软件等内容集成于其iTunes Store；谷歌也于2012年3月将其Android Market升级为Google Play，将原先的Google音乐，Google Ebookstore等服务都集成到了全新的Google Play内容平台。Google Play等开放式内容平台的出现，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非内容生产企业推动下的媒介内容融合，至此，一切个人和企业生产制造的媒介内容，都可以忽略其具体媒介形态，统一以“媒介内容”这一融合形态呈现于同一平台。相比于媒介信息的传输渠道和形式形态，受众第一次完全彻底地消费信息内容本身——开放式内容平台的出现使得今后受众的内容消费可以跳过买报纸、买书、买光盘等“形态”一级购买，直接进行信息内容本身的购买与消费；同样，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因为拥有了统一的内容平台，可以不再考虑自己生产的究竟是图书，是报纸，是电影还是电视，这就消除了产业链中的形态壁垒，生产者无需考虑内容产品的呈现形态与传播渠道问题，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信息内容质量本身即可。
（三）未来“第三方”3.0：兼容性更强的内容融合形式
截至目前，开放式内容平台产生的时间还并不长，其在欧美等国对内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虽已初见端倪，但同时业已暴露了自身发展的问题与壁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台与多样化终端设备的兼容性问题。既然以内容平台的形式存在，其推广普及势必要以对各种功能不同设备（电视机、机顶盒、个人电脑、游戏机……）的支持为基础。否则即使平台拥有再多的音乐、电影、书籍、游戏等内容资源，如果仅仅能够在手机、平板电脑或特定品牌型号的大屏幕设备上呈现，也是绝难满足受众的使用需要的。以苹果iTunes Store为例，iTunes Store中的内容仅仅支持苹果公司自己的产品，即iPhone、iPodTouch、iPad、苹果电脑、苹果电视等；Google Play的内容使用同样离不开安卓系统设备的支持。很显然，这样的硬件专营化策略是不符合媒介内容融合趋势的，因为市场需要的是内容使用渠道藩篱的打破，人们要以尽可能简便的方式满足尽可能多样的内容使用需要，这是内容融合平台得以形成的逻辑条件。证明硬件专营化策略不可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谷歌Nexus Q产品的失败，这款被谷歌命名为“全球第一款社交流媒体播放器”的产品，因其仅支持Google Play单一内容源而广受批评，很快便停止售卖。
未来的3.0版内容融合形式，可能还将拥有更多目前尚难预测的功能与特点，但至少有一项功能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对各类不同类型终端设备的普遍支持。现存的几家内容平台寡头中，亚马逊公司提供的内容对各类设备的兼容性相对较好，但因其Kindle系列移动终端相对于苹果和其它各类安卓产品，毕竟属于小众，其内容平台在移动终端领域的应用远没有iTunes Store和Google Play广泛，因此严格意义上讲，现在还没有一家内容平台能够为受众提供各类设备、各种屏幕的“无缝”使用体验。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目前正在研发一项名为“UICreator”的项目，根据其网站对于该项目的概括介绍，该项目“是一个以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信息者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支撑技术平台，它支持信息机构面向包括智能电视机、双向互动机顶盒、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公共触摸屏、个人电脑与办公计算机、以及各类户外屏幕与环境媒体终端在内的各类信息服务终端的交互信息，以及基于广告和用户付费的互动业务运营”[7]。根据此段描述，UICreator似乎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广泛支持各类设备与屏幕的信息内容平台，并且加入了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等功能应用，具备了3.0版内容融合形式的某些特征。但由于该项目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缺少实际应用与足够文献介绍，因此能否成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新一代“第三方”内容融合形式尚未可知。
媒介内容融合的推动主体与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融合理念的推广普及，主体与形式还将进一步呈现多样化趋势。多样化的推动主体中，以媒介机构和内容产业为代表的内容生产主体，将遵循市场与资本逻辑继续相互之间的内容融合，而不直接进行内容生产的所谓“第三方”力量也将沿着为人们带来更好使用体验这一媒介发展自身的规律与逻辑，推动着媒介内容融合演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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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形式范文5
第一，在媒介融合的前景下，新闻媒介在管理体制以及工作流程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闻媒介改变速度很快，方式也很符合现代传媒的趋势，其服务的宗旨是推动融合新闻的发展。以往传统的新闻传播往往只是单纯地利用一种媒介，而融合新闻改变了这一局面，整合了不同的媒介进行一个新闻多方面地传播，且结构严密，形象更加生动，给受众的印象更深。所以青海玉树电视台和报社，在这一发展趋势下，要做好融合新闻的传播，就必须利用多种媒介手段，这就需要对这些媒介手段进行统一的管理，将其整合起来，形成有序的组织和结构，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加工和传播，这样有利于信息的多元化传播。第二，在媒介融合的前景下，新闻传播具有多样化的主体。融合新闻在特点在具有其特殊性：一是涉及面广。二是传播性强。因此，青海玉树电视台和报社在融合新闻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要利用各种新型的传媒技术来进行新闻的传播，而且要保证多元化的输出。第三，在媒介融合的前景下，需要对新闻传播的内容进行有效整合。从融合新闻的内容来看，虽然这些新闻都是通过整合之后形成的信息，但是不能仅仅在形式上进行重组，而是要通过创新的手段来进行信息的加工。即使是相同的信息，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报道，同样属于不同的新闻信息，这样仍然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因此，青海玉树电视台和报社必须要对融合新闻进行深加工，利用信息的创新来推动融合新闻的传播。
二、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发展的促进作用
首先，在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中，青海玉树电视台和报社需要利用媒介融合使新闻产品更加符合受众的不同需求，从而保证新闻传播的人性化。新闻传播无论是传统的形式还是新兴的形式，最重要的是要将新闻信息很好地传播到受众当中，满足受众信息获取的需要，做到既增加经济上的效益，又提高社会效益。任何形式的新闻传播都需要将新闻信息传输到受众的大脑中。具体来说，在媒介融合的前景下，新闻传播的手段不断更新和进步，在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可以根据不同传播手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报导顺序。首先，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即时性对某一新闻进行简要的报道，接着可以通过现场的观察和分析进行信息的新加工，保证其可视化，然后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和加工，既有文章和图片，还有视频作为参考。这样就能够满足不同受众对新闻信息获取的不同要求。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很快，尤其是大城市中，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具有快餐性质，讲求及时性，并且关注点更加具有直观性。因此，通过多样化的媒介手段和不同形式的新闻形式可以满足这类人群的信息获取的需求。其次，在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中，青海玉树电视台和报社需要通过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弱化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之间的差别。以往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主要有电视和广播等，现在虽然出现了更多的传播手段，但是这些传统的传播手段也在不断地更新和进步当中，并且逐渐与新的传播手段进行了良好的融合，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不再是那么明显。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虽然传统媒介不具有新兴媒介的优势，但是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和新兴媒介进行良好的融合，互相借鉴，共同作为传播手段存在着。第三，在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中，青海玉树电视台和报社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实现不同媒体之间互相借鉴和吸收各自的优点，从而提高信息传播的效果。传统媒介有着自身的特点，而新兴的媒介优势更加明显，二者进行互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信息传播的完好性。以传统媒介当中的报纸为例，虽然互联网新闻发展了很多年，但是报纸并没有消失，反而受到了报纸的影响，从版面的编辑和内容的报道方式上借鉴了报纸的特点。因此，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良好结合是新闻传播变革的一大趋势，能够更好地推动新闻传播的发展。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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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媒介融合对传播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着新闻传播的面貌和运作方式，也使广告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传播方式的变革，了解广告传播的新规律、新特点，以使广告活动更好地应对媒介融合的新环境。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又称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媒介融合”概念是舶来品，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蔡雯发表《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一文，首次向国内介绍了“媒介融合”。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讨论关于“媒介融合”的理论界定，近几年的研究，绝大多数从新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国内媒介融合的现状和前景，从宏观层面上探讨媒介融合带来的传媒产业的影响，微观层面上则关注媒介融合对新闻业务变革引发的变化。实际上，媒介融合对社会结构和传播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着新闻传播的面貌和运作方式，也打破了中国广告业的生态，使广告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分析媒介融合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探索广告传播的新规律、新特点，在广告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综合此前学者对媒介融合的认识，媒介融合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指媒介功能的多样化，即各种媒介的多功能一体化，指单一媒体融合了多种媒体的功能，强调单一媒体对不同传播手段的整合;二指不同媒体之间的联盟与共融，即传媒业内部不同媒介间的联合，主要指不同媒介之间对信息资源的共享，强调信息内容针对不同载体的整合传播;三指传媒产业与通信产业等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指大传媒产业的形成，强调媒介产业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wWW.133229.cOM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融合，是以数字和网络为基本平台、多种媒介形式为终端的媒介形态。数字和网络是信息传输的基本载体，电脑、手机、电视等成为信息输人和输出的设备。媒介融合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即时、移动、交互”，使大众可随时、随地地传受任何信息，信息传播方式随之发生变革，传统的广告传播思维也需要大的突破。
从针对不同受众群的传播到针对某一受众群的传播
传统媒介受到传播技术的限制，信息传播的时空性有较大局限。例如，电视媒介由于收视终端的限制，受众一般只能在固定场所主要是家里进行收看。受众的信息接收就要受到生活、工作的时间规律的影响，对传统媒介来说，也就无法一天24小时对同一受众群体进行信息传播，造成了传统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必须对传播时间段进行划分，根据不同时间段能接触到媒介的受众进行信息内容定位。以中央电视台一套2010年3月2日的节目编排为例，早上8:35安排了针对老年观众的《夕阳红:老年人家园》，下午4:58编排了针对家庭妇女的《天天饮食》，从17:43到19:00，是针对少儿观众的《动画城》和《智慧树》，而针对中青年上班族的节目则集中在晚上，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段”。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首先把传播时段进行划分，再找出每一时段主要的受众群体，根据其需要制作、播放信息内容。这种情况下，媒介可能只需要关注非主流受众在非黄金时间的信息需求和主流受众在黄金时间的信息需求，媒介以受众为中心，是以不同时间段的不同受众群体为中心，也就是媒介要面对不同时间段所对应的不同受众群体进行内容制作和营销。
而随着无线和移动技术的发展，单一媒介融合了多种媒介的功能，如手机融合了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的功能，网络受众的媒介可得到性大大加强，受众全天24小时暴露在媒介中，随时随地都可接收、阅读和上传信息。这时，媒介传播要考虑的就是怎样针对受众不同时间段的信息需求来传播信息了。对于融合多种传播手段的媒介来说，就是针对受众在不同时间段传播信息，信息的传播手段则根据信息的内容灵活选择，可能有时候是手机报，有时候是手机电视，有时候是短信。对于整合了不同媒介形式的传媒集团来说，则是如何针对类别受众根据不同时段进行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此时，媒介面对的就是类别受众群体的全时间段。媒介以受众为中心，就是选择某一类或某几类受众为服务重点，分析具体目标受众群在不同时间段的信息需求和媒体接触习惯，打造适合他们的信息内容，并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
这种变化对于广告传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媒介组织来说，其广告传播的对象不再是不同时间段的不同受众群体，而是精准的某一类别受众群体。这对要求媒介组织对于受众有更深人更全面的了解，要深人到他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形影相随。对广告主和广告公司来说，媒介投放不再是在众多的媒介中选择目标受众可能接触的时段或版面，而是选择与自己的品牌形象相符合、目标受众相吻合的媒介、覆盖目标消费群体的生活时空。同时，在信息全天候围绕受众轰炸的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针对受众搜索的反应能力更加重要。广告主与媒介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分众传媒致力打造的“中国生活圈媒体群”，就是融合媒介针对特定受众群体进行全时空传播的典型案例。
从渐进式传播到整合传播
对传统媒介来说，由于其传播手段都是单一的，不管是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其信息传播从时间顺序来看，都是线性的，即媒介如果要对某一信息进行多次传播，只能在不同时间段上进行渐进式的深人传播。传统媒介组织对信息内容特别是新闻传播的思维方式不外乎随着新闻事件的发生做跟进式报道和进一步挖掘新闻背后的价值两种。但对融合媒介来说，除了传统媒介的纵向传播思路外，因为对信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思考重点转向如何对同一个信息素材针对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加工处理，再选择适当的媒介组合进行，也就是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体形式或媒介间的整合传播，实现最终信息产品的差异化和最优化。如果说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是线性的、平面式的，那么融合媒介的传播方式就是立体式的。
媒介融合对媒介组织在新闻信息处理上的要求同样体现在广告传播上。媒介组织不再只是单纯地销售媒介的“留白”时间或版面，媒介组织销售的是其目标受众的生活时空，或者说“生活场”(“场”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外界环境，“生活场”所指的是与个体行为活动相关的各种人、事、物)。广告传播的效果不再只是依靠媒介或内容产品的收视率或发行量，更多的是媒介的整合信息传播能力。“一个媒介所赖以赢得竞争、赢得对手的主要因素，决不只是靠具有原创性的独家新闻，而是靠独家的、具有原创性的信息加工标准、加工方式、信息处理手段及信息表现方式。’，峻对于广告主和广告公司来说，多媒体的媒体形态为产品及品牌的营销打造了全新的3600的体验环境，广告创意不再仅仅是创造广告，更应该是创造品牌的体验。
从信息的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传统媒介的传播是以媒介组织为主导的单向传播，虽然受众通过来信、电话和短信等方式可以进行信息的反馈，但这种参与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普通公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参与传播的能力，他们不但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评论节目、投票、参与节目和点播节目等，还可以借助手机、博客、播客、bbs等新闻，表达观点。“草根记者”的新闻报道、dv、彩信图片上报纸、上电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单方面的填鸭式的传播向双向互动交流的传受合一转变，受众在传播中的主动权日益上升，受众成为播众。
媒介融合带来的双向传播对广告传播最大的影响就是互动与内容共创。互动性对广告效果的提升作用已无须赘述，媒介融合为传受双方的互动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手段和表达方式。但多样化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手段给受众带来的显然并不只是与传播主体的即时交流，受众在广告传播中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其不但与传播者的地位日趋平等甚至能反客为主，成为传播中的主导者。技术的进步打破了媒介组织对于传播渠道的垄断，来自公众的创造力喷薄而出。受众直接参与到信息内容的创意和制作中，进行内容共创，将成为丰富广告创意、提升广告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
2006年百事可乐举办了“百事我创巨星广告你做主”活动，面向消费者征集广告剧本，再在网上进行评选，活动共收到近9000个剧本。之后，百事可乐又策划了“百事我创flash动画征集大赛”，根据“巨星广告你做主”的优秀创意，面向flash爱好者群体征集flash动画广告片，大赛提供巧个“百事我创”活动中的优秀剧本，参赛选手可以根据剧本制作30-60秒的flash广告片，主题人物以周杰伦为主，参赛选手也可以自由发挥创意，自由创作。2007年，百事可乐再次策划了“百事我创我要上罐”活动，在全国消费者中遴选21位上罐英雄，打造中国消费者肖像罐，创造了206596081次网页点击率、143987068投票人数、25690003人参与活动、7525488个讨论留言帖、上传相片2465159张的惊人的参与记录。这几个活动中，百事可乐都充分利用了多种媒介形式，调动消费者参与广告甚至是产品包装的内容共创，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关注度，加强了与消费者的情感沟通，更使消费者获得了深刻的品牌体验，获得了远胜于硬性广告投放的传播效果。
从单一的“信息条”传播到综合的“信息包”传播
在泛媒体的大背景下，传播活动空前活跃，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海量信息在丰富人们信息选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泛滥的烦恼，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接收、阅读有效信息，成为受众对信息传播的新要求。传统媒介在信息内容方面更重视“时效性”与“独家性”，在媒介融合时代，人们对专业媒介组织筛选、整合信息的更多依赖决定了媒介的信息产品应该完成从“信息条”到“信息包”的转变，受众需要的不只是一“条”信息，而是与某一人物或事件相关的一“包”信息(之所以称为一“包”而不是一“组”，是因为“组”只是“条”的累加)。信息传播内容从分散到整合，对媒介组织的信息整理、加工能力(或者说打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