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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1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有效需求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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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新制度主义在层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点
1.新制度主义功能与结构方面的问题
相关专家学者提出，制度的连接机制表现比较明显，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拟定相关制度的形式，展现不同微观社会背景下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并将相同物质的功能结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经也提出了与其相关的理念，认为新制度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不同分析层次以及不同分析视角，这种视角主要表现在理性选择制度和社会学制度这两方面的差异，且差异十分典型。虽然许多专家学者都陆续提出了各种新制度主义的根本性内在分歧，但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定论。虽然这部分专家学者已经认清了问题的核心，但是尚未解决。
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上存在一些分歧点，这些分歧点目前都集中在逻辑适宜性和逻辑结果这两个方面。新制度主义在适宜、后果这两方面的逻辑层面存在较多的不同点，而且在对制度进行分析时，如果发现制度分析与理论构建模式不同，可能会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制约。
选择性理论属于近年来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一种理论，侧重于工作制度主义内容，产生在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和主流的各种新古典经济学有许多相互违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理论进行假设，同时这也属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方式，让结果更加满足其偏好。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学研究开始确立，并且在确立之后，其方法论也开始占据优势，因为目前我国在进行相关社会学研究时，最常见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构建社会要素及相关发展问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个人行动塑造问题。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在面对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类个人行为时，一般都比较偏向于坚持适宜性逻辑，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思想却会让个人偏向于选择后果逻辑。不论是瑟伦还是斯坦默，都将该意义当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据工作开展的情况，分别提出不同层面的政治学内部理性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论点等。
2.新制度主义层次分析
（1）将文化路径和新制度主义的计算路径当成主要的路径来对待，同时二者也是新制度主义最关键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拥护者认为，适宜逻辑比较强调个体总数，并将个人总数论点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关的组织路径当中。这种自我利益、个体效益会受到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在进行组织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多关注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文化要素、社会要素等多种构成因素，结合认同要素，分别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界定。目前我国的历史制度主义一直以来都比较信奉社会发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员在对理论立场上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2）从文化路径的角度出发，对计算路径加以评论。个体在做出决定时，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建立效用函数，并按照这个函数，分别对成本与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新制度主义进行研究发现，新制度主义在层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较明显。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种能动与直观结构相互关联的处理模式。如果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新制度主义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构建可以和结构、能动相互关联的考察面。以该认知方式为基础，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结构和能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新制度主义划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别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该划分方式比较简单易懂，可以从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动能之间的特点，同时还从侧面体现出这两种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对待结构与能动、客体性、主观性关系不同的认知问题上，要多考虑社会科学核心要点问题，利用相关论点来回答究竟是个体还是整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在对逻辑清晰理论进行构建或者对严格规范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凸显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是一种徒劳无功的紧随自然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学科。虽然社会课程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有许多交叉点，但是毕竟二者的整体大方向不同。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一要点，提出了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学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学有本质性不同，虽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都需要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且政治学科和自然学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对不同形式的变量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对变量进行分离、对变量进行控制的方式来获取各种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点。在研究对象方面，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严格，同时也没有重复性。政治学科在确立了以后，科学化历程也代表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后续发展，体现了政治科学在科学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必须不断吸收来自传统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长期发展。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新制度主义发展之前，政治学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当时政治学最关键的一个研究部分。政治学当中的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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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学概论；学习困难；教学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8-0170-02
《政治学概论》作为政治学类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往往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具有为该专业的本科生培育政治学兴趣、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的目的与重要功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由于缺乏学术思维的训练，对所授内容的接受感知与课程的教学要求往往相差甚远，普遍存在学习困难。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
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著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著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著作。但政治学经典著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著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政治观与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第一，推动主题阅读，夯实理论功底。阅读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载体。针对学生阅读经典的困难，教师一方面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少而精地选择一些经典的章节，先教师导读再学生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学科发展前沿与中国政治热点、难点为依托，推荐学生阅读一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还可以通过举办“两会精神我解读”、“读书笔记大赛”等常规性的学生素质拓展活动为学生提供阅读交流、提高的平台；也可以以读书笔记、小论文等作为作业形式与学生考核方式来推动学生的课外阅读。
第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进课外学习。一是利用多种网络形式建立师生的课外互动。微博、微信、QQ群等多种网络形式为师生课外的提问答疑、讨论交流、分享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关键是教师在网络交流平台中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除了答疑与分享资源，要善于抛出问题、引起讨论、适当总结，营造活跃、热闹的学习讨论、交流的氛围。二是充分利用《政治学概论》精品课程等教学网络资源，为学生课外学习提供参考书目和复习思考题等，补充和丰富课堂教学的参考资料，通过题目等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纳。三是利用政治学学术网站与名家博客等网络资源为学生课外学习提供高质量的资源。如“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治学网”、“中国政治学研究网”、“中国农村研究网”、“共识网”、“爱思想”等学术网站吸取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信息等，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到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动向。一些学者、专家在自己博客中的精湛论述往往就是政治学中的理论难题与现实难题，可以从某种程度弥补教材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变化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的能力。
三、结语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虽然学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学习困难，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还是由教师根据自身的授课风格、所拥有的资源和学生的能力与专业要求等的不同，依据课程的内容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减少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间的差距，以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也需要做好备课工作，运用新的教学方式使政治学概论课程变得生动有趣，不再抽象难懂。
参考文献：
[1]唐睿.关于《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改进的分析[J].世纪桥，2012，9（248）.
[2]陶艳华.凸显《政治学原理》理论性的教学方法设计[J].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104-107.
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4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5
一 从追新逐后到寻求差异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作品论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读者论如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解构主义，都不能说太新了，像后现代主义作为一思潮，已是明日黄花。而后殖民主义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应用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我们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身份紧密相关。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最近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我们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我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我认为，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我们永远追不上西方，使我们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我们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输出主义。 二 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
但是，我们在强调文化输出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应如何输出？中国文论有没有这种文化权力机制，它是否处在话语的边缘，因而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妄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关注。二十年前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韩国人大抵只研究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无所看，一无所得，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国文学理论》的刘若愚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不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这种看法在20世纪末已经极大的改变，日本近两届全国性汉学大会，已经将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文化转型问题看成重中之重。
这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在21世纪前一、二十年成为西方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上。这使得我们自己关注中国文化问题将产生一个新的动向，即寻求国际性审美共识框架，装入我们中国本士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与国际性统一的审美共识挂钩，中国的东西如果仍是极端本土的，当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寻找审美共识就是要寻找一种共识性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形式负载着中华民族的的审美内涵。
我不赞成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时，面对祖父的财产发出的怅叹。我们应当自我反省而不应自嘲自虐。当传统在历史的岁月中已经成为经典时，我们当前遭遇到的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困惑。我们决裂了什么，是决裂祖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是选择西方吗？这是一个忽略不得的问题。
三 从文学理论泛化到文化理论
文论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海外汉学家处身性策略左右国内知识界的动向。国外汉学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权力的压制，甚至一些具体细微的生存环境的不顺心，都可能导致其形而上的情绪化反拨。而这种情绪传到国内就可能被人们误以为某种新趋势出现了。同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误读或误导。
其实，理论的播撒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中心向边缘的播撒，理论旅行也不是单方面的，即便是一个声波传过来也还会有回声。我们第三世界理论也要向中心播撒，因为理论旅行是互动的，关键在于创新。我们在新世纪必得思考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文化研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时，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在我看来，在前现代时期，理论不太重要－－它是对经验的总结，经验高于理论；在现代时期，理论与经验并置互动；在后现代时代，理论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建构、先行见到。
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自利;理性;新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5-0049-03
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越来越在经济学与政治学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性与适应性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的人类动机,最富争议｡作为一个简单概念,经济人是指“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马歇尔指出,“这种经济人只便利经济科学的研究,而远离道德伦理的控制,是一种地道的自私自利的人｡实际上的人,则不单含蕴利己的初衷,也包括利他的动机｡”同时,他还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掺杂着很多非理性的成分,特别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各异且形式不同｡所以,经济人这个概念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只能把它当成一种学理上虚拟的结构｡本文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分别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的两个理想化的特征――“自利”与“理性”提出了挑战｡
一､自我利益的限度分析
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也是多样的｡具有动物本性的人类,对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利益的需求注定永久成为其根本的利益要求之一,并且在人类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段话,一针见血地将“自私自利”的人性勾勒得甚为传神,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中,都假定自利行为的存在,但往往忽略或排斥利他行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社会学者､心理学家以及政治学家,都认为经济学家所假设的行为模型有缺陷,而拒绝接受｡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动物,就在于人是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具有自我意识,除了物质利益的需求外,还有精神利益的追求｡这是因为“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实然的世界中,还建构了一个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作为一个可能的世界,既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现实世界不再是唯一的世界,它和精神世界相比仅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却是精神世界的根基｡人类拥有了精神世界,才使自己的生活不断地由低级走向高级,否则就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过一种世代相同的重复的生活｡这就说明精神性的要求也注定要永远地成为人类基本的利益要求之一｡
除了物质与精神利益之外,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还必须结成一定的共同体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要求,这也是国家与政府存在的契约论的观点｡人与人个体的自利倾向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公共地悲剧”与“搭便车”现象,导致的结果就可能出现霍布斯所言“狼与狼之间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状态下,人们往往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结果每个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满足｡于是人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希望通过强力所维持的公共秩序来摆脱困境｡这说明公共秩序也是人类的一个根本的利益诉求｡这样,个人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及体现公共利益的公共秩序就构成了人类三大基本利益要求｡
然而,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它仅把个人的物质利益需求作为其理论的单一假设,排除了个人的精神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现实存在性｡经济人的这种自利假设被批评者指责为,“是对现实人的拙劣描述,是一种完全受物质利益驱策的纯粹机器”,它“给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贪婪戴上一层美丽的神圣光环｡”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只是赋予“利益”一种狭义的解释,仅指职位､地位､权力和金钱,具有狭隘性和片面性｡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多种其他利益和追求｡人的动机是多样的,自利也不是唯一的行为动机,个人行为因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因素影响而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非经济原因的利他行为和公共精神在社会中是现实存在的｡所以说,一旦更为复杂的人格倾向发挥作用时,经济人假设的解释性就失灵了｡
因此,“经济人”只是一个抽象､虚假的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不可能反映人的全貌｡难怪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理性的､自利的人类行为的确有百分之八十的情况符合经济人模型,问题是隐匿的另外百分之二十,新古典经济学派只能提出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不适用于经济人假设的那百分之二十的情形是道德､习俗等文化因素的领地｡如果为了解释全部的人类现象,而“试图拓展自利概念,使之包括行动者所要追求的一切目标(包括他人的利益),以将这些人格倾向整合在这种模式内,这不过是事与愿违”,反而削弱了这一假设的解释能力｡
二､理的限度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非理和现象,似乎对其反义词“理性”的含义有着共识｡但细想一下,理性的真义何在?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认识: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合乎这些规范准则的就是理性,违反的就是非理性｡如果这样的认识可以接受的话,我们接着要问：这个准则是什么?谁来制定?这个准则是一成不变的吗?如果改变又将如何变法?等等｡其实最简单可行的社会规范就是法律｡制定者是所谓的社会精英,被假设明了人性的善恶,知晓每个人应该如何才能维持社会和谐｡全社会的人都应该共同遵守规则,违反就要受罚｡然而纠纷仍不断,原因当然在“人”的身上,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价值判断,相互间价值观的冲突,都使理性的判断标准无从确定｡同时,被认为是理性的行为也不一定会产生理性的后果｡所以,“理性概念被批评为狭隘的､单方面的､短视的无用的概念”｡
对“理性”经济人提出最系统的批评的是赫伯特・西蒙｡他指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成为标准的经济分析基础｡在这种分析中,“经济人有一套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使他总是能够在其所面临的备选方案中作出抉择;他完全了解所有的备选方案,并且可以从事复杂的计算,以判断并发现其中的最佳方案;他也不畏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总是料事如神,能够实现最大化目标｡”这种全知全能的经济人无异于“圣神”,然而实际上,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符合理性的要求的,所以,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理性是有限度的｡西蒙的理由是:第一,在许多可能的行动中,人在实际决策时只能想到少数几个选择;第二,客观理性要求行动者知道全部可能行动的全部结果,实际上一般人不仅不能知道全部可能的全部结果,对任何一种行动的结果都只能知道一部分;第三,即使对某一行动的实际结果了解正确,在作决定时对此结果之价值估量与得到此结果后之价值体验未必一致,从决定至实施完成时,价值观点也可能有变化｡从心理学观点看,人的注意力只能及于一定范围,他不能在每一决定上全盘看到所有可能行动､行为结果及各方面价值｡面对有限的信息､有限的时间和处理信息上有限的认知能力,使得人的实际决策行为与客观理性模式相距甚远,无法准确地求得最优解,因而人只能寻求“满意的”或“足够好”的次优目标,而不寻求“可能最好”的目标｡
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模式最近学界再次出现了研究热情｡奥斯特罗姆呼吁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第二代集体行动的研究模型,提出了一种有别于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的替代性取向――“自然选择”,它已经使人们学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方法,而且还可能使人们选择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个体将依赖于交流及他人的信任,将它们内化为一种适当的行为规范,从而使一群相互依赖的人把自己主动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以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如果违反了行为规范,就要付出难以确定的代价｡认为在重复性的博弈互动中,“惯例”像一种“文化基因符号”那样被携带,并通过模仿而发生着“进化”,从而达到某种均衡,这种进化的博弈理论,也可以用制度的路径依赖来解释｡
三､改进中的新经济人假说
公共选择理论自其形成以来,其学术地位日渐提升,但对其理论假设仍旧褒贬不一,“公共选择理论使用的理性､自私自利和追求物质利益行为的假设现在被认为是无用的,……这一点现在既为公共选择理论家们所承认,也被其他批评家们所肯定｡”内外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使得公共选择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其理论的缺陷性,重视其他理论与方法的建设流与统合,尤其是注重与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对话,使这一理论在政治学中的解释范围得以扩展,使其更具有开放与外向性发展的特征｡然而,任何一种假说都有其特殊的局限性,否则就不能称为“假说”而应称为“真理”了｡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这种局限会在批评声中不断得到改进,从而形成新的假说｡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说也不例外,一方面要承认经济人假设具有不可能解释和预测全部现实世界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理论自身也要在否定中不断地改进｡正是认识到这一规律,公共选择理论才得以不断的发展,它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积极活跃的研究方法,它对外界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从而由一种纯粹的经济人假设发展为“新经济人”假设｡
对于利他主义行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新经济人的理性含义是宽泛的｡一种解释是认为利他行为并非完全没有成本-收益的计算,利他主义可能是自利的伪装形式,把利他行为也看作最终利己行为的手段,把利己弱化为不做于己不利的事｡另一种解释是经济人的理不一定都是绝对直接自利的,助人为乐也会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在这种动机下不计报酬地帮助他人,仍是合乎理性的,合算的｡当然,更直接的态度就是面对现实,承认假设的局限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市场领域中所有的经济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全部解释非市场领域内的政治行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不能因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这部分行为就全盘否定它的价值｡西方学者宾默尔的立场为我们认识这一假设提供了思路:“我们不必要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这些证据而从经济人范式中走出来”,当我们在局限性与相对价值之间作出取舍判断时,在认识其局限性的基础上,也要认识到如果其理论的价值基础更加明显,就应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使其发挥更大的价值作用｡
政治学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可归结为否定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部门的适用性,主要针对经济人假设的不真实性展开批评｡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并没有从假设经验的真实性为经济人假设辩护,而是从理论假设的功用角度来阐释经济人假设拓展运用到政治领域的合理性｡布坎南明确地提出“经济人”只是一种虚构的､抽象的人,而不是对现实中真实人性的断言｡尽管追求私利可能不是人类唯一的行为动因,但它是人类本性的基础,其意在指出某种制度安排下,即使个人纯粹追求自身的利益,丝毫不关心别人的利益,也将在制度约束下自动地增进社会利益｡从理论假设的功用来看,经济人假设实际上等于假设一种最不利的情形,从这个前提出发,经济学发现市场机制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产生了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即在最不利的可能中寻求最好的结果｡弗里德曼认为,对假设的判断不应根据假设本身是否符合现实,而要根据由其得出的预测能否有效地解释现实｡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与现实中的人完全吻合,经济人假设只是对人类行为的某些重要部分的抽象,必然存在某些非现实性｡完全的真实性明显是无法达到的,不能通过直接地把“假设”与“现实”进行比较来检验假设的有效性｡经济人假设是否有效只能通过考察由其得出的预测对于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否令人满意作出判断｡
从有效性或适用性而言,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的辩护认为,假说并不取决于纯粹经济人的存在,不是要预见具体的人的行为模式,而是“帮助人们从结构上理解各个人的不同行为相互结合与协调作用过程｡”所以,不论抽象的经济人有多少缺点,却有利于经济学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公共选择的运用应该被限定在自利性明显支配的那些领域之中,它排除其他动机不是否认其现实存在,而是因为它们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力和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唯有自利动机“在大多数人身上,发生一种比较一致的､更强大的力量”,这是“比较经常恒久的趋势,因此在走向真实情形上,达到了第一步的近似”｡经济人假设只是说利己主义因素或个人物质利益是值得追求的,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利他主义的存在,相反,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因素的结合是正确的预言,二者都能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不仅凸显人的自利性,更强调公私利益的和谐性,即自利的个人会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非出于本意地促进公共利益｡一句话,公共选择论者眼中的“经济人”是“新经济人”,而不是美国学者凡布伦所指责的那种追求个人最大经济利益的“洁白无瑕的经济人”｡
四､结论
就公共选择理论而言,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理论上的预设终究不等于现实状况,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并不能涵盖人类行为的全貌;利益最大化可能是构成人类行为动机的主要层面,可能使公共选择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但绝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过分强调动机与偏好在个体行为中的作用会导致理论缺乏应用性｡尽管如此,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研究的独特视角,还是革命性地影响了当代政治科学的发展｡公共选择理论除了经济学者参与其中而有很大的进展外,如今也有越来越多受过良好训练的政治学者投身这一课题,这将使政治学不再维持原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之后,显示出市场经济失灵的那套技术,同样适用于政府和所有的公共部门之上,并力图用一套相等的､且可能涵盖政治市场运作的理论,去创立关于集体行为和公共选择的政治学的普遍理论｡在选民行为､政府失灵､官僚行为等方面公共选择理论确实显示出了强大的解释功能,其政府失灵理论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存在概念框架上的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经济人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解释了在所有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所以,公共选择理论应该由其他理论(特别是政治学理论)的某些部分来完善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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