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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1
一、保护与繁荣民族传统艺术的时空条件
民族传统艺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领域，对民族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民族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化在缩短信息传播距离、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实现了信息传播手段的革新，使文化艺术的大众化交流与传播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在全球范围的确立，不仅为产品包括文化、艺术作品的流通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价格机制，也要求产品生产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和服务目标的大众化；全球化则以其开放性对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民族心理边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即使民族传统艺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为民族传统艺术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艺术发展的本质在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因而，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就建基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之中。民族性的解构与嬗变构成时代性的赋存，而时代性的展示与活化需要民族性的支撑，艺术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便丧失了艺术应有的内涵。近年来我国许多民族传统艺术如纳西古乐、裕固族口传文学、瑶族服饰、苗族木制家具等所面临的困境无不呈现出艺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相互抗争态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裂解和嬗变。一些民族区域政府为发展旅游产业，对本区域传统民族艺术进行不切实际的改造与包装，反而导致传统意识的本真丧失。因此，民族传统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运用本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有民族气派和艺术风格”。当前的时空条件下，民族传统艺术发展应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保留和反映真实的历史，彰显其历史教育功能；二是展示和刻画生动的现实，彰显其现世启示功能。所谓“保护性开发”与“开发性保护”虽着眼点与侧重点不一，但立意均在于凸现对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历史教育与现世启示功能的统一。
二、保护与繁荣民族传统艺术，市场化原则与公益化方式不可偏废
创造恬美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民族传统艺术由自然状态进入制度化过程进而参与全球化过程，是民族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艺术必然会面临与外部文化的交融、整合乃至冲突，也要求民族传统艺术的转型。如何在转型中既顺应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从而以艺术特有的魅力构建民族和谐文化，就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务实的措施发展与繁荣民族传统艺术。顺应时代要求，坚持市场化原则。这里的市场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走产业化道路，发展艺术产业。二是摆脱封闭思维，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内外市场，在艺术的交流与整合中求得发展。体现社会公平，采取公益性方式，加大政府投入。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生存的环境往往具有经济欠发达特征，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民族传统艺术方面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一方面，保护民族传统艺术需要巨额经费投入，对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为创造经济效益发展艺术产业又可能造成艺术民族性的流失。同时，民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在满足民族审美需求，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方面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经济发展才具有对民族传统艺术保护与开发的物质保障，才能有效地举办一系列旨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艺术活动，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民族性的丧失。因此，应该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公益性文化的要求，体现社会公正原则，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加大财政投入，为民族传统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提供经费保障，使中华民族的众多宝贵艺术资源不致流失。保障和改善民生，应该包括民生的精神层面；促进社会和谐，更应注重文化层面的和谐。民族传统艺术作为民族和谐的载体与纽带，其繁荣与发展不但与今天的社会和谐息息相关，也将对和谐社会的持续构建产生巨大影响，是我们必须予以长期关注的问题。
作者：张爱民 单位：河西学院音乐学院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2
包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力。包装设计不仅仅是体现在外观形象上，重要的是要显示时代性与亲和力之间的融合，把所承载的文化有效地展现出来。汉字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汉字本身的形式美是中国人审美的体现，那就理所当然地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也是一种设计的美。那么汉字的形式美也就能很好地融合在我们的商品包装设计中。
［关键词］ 国际化 民族化 时代性 汉字 形式美
一、商品包装的国际化
包装的出现本意是能够更好地保护产品。包装不仅仅是要求保护产品，更要求美观耐看。如今的商品包装是商品销售包装上所采用的以使用产品为命题的实用装饰艺术，它是产品销售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商品包装是表现企业文化，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推销产品的有效方法之一。当今国际上，优秀的商品包装都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在设计中既融入民族特色又考虑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和时代特点，达到吸引消费者，诱发购买欲望的功效。商品包装应该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文字作为平面设计中的三大要素之一，是人类最普遍使用的传递信息的工具。由于其存在的普遍性和应用的大众化，它的设计概念和传播功能往往被忽视。文字在传递产品信息和企业形象，确立产品品牌时，往往又最易于被受众接受，而汉字就是文字类别中的一种。
二．汉字的形式美与商品包装
汉字的形式美
汉字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中国文字的创造是依照自然物的形象而形成的象形文字。大家都知道，古代文字的产生，是借自然万物之形改造而成的，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博采众美。人类开始造字，是在对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有了深刻的观察后才体现出了他们的审美观念，所以才能博采众美，合而为字。艺术是自然美和人类生活美的集中体现，汉字源于自然，而它的精髓正是源于人类生活美和自然美。自然具有相当的艺术性，造字就是由自然美创造为艺术美。尽管古代人具有高度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观念，但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个罢了。甲骨文字体结构有较强的工艺特点，强化了线的造型。其字体骨架坚实有力，结构求均，线条流畅。甲骨文还强调线的规律性、符号性和象形性的统一，以实现创作者和接受者审美心态的满足。这种造字观念与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生存观念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主体的中心位置和由此产生的稳定感。金文作为青铜器铭识装饰，浑厚的字体风格与厚实稳定的器具相协调。金文的字体构成勾画了物象的形象化特征，促进了以线造型的中国美术体系，拓展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和审美领域。秦统一中国后创造了小篆。小篆的3线条带弧形，圆转而匀称的线条略带椭圆，极其整齐。“隶书”在汉代才成为正式字体。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隶书所发生的变化——“隶变”使汉字进一步变为纯粹符号性的文字。“楷书”成熟于东汉末年，汉字方块字的外形正式定型。就其方正构成上讲，具有高度严谨的条理与比例，体现着严肃、庄重、理性的空间构成关系。
商品包装与汉字设计的共通性
汉字的构成形式决定了它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有着其他设计元素、设计方式所不可替代的效应，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在现代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条件、社会文化形态、经济活动方式、大众传播媒介的推动下，现代汉字艺术设计从世界其他国家吸取精华，并将之融合到强烈的民族个性之中，凭借其独特的表情获得强烈的视觉感染力。作为高度符号、色彩的视觉元素，汉字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达手段。
所以我们说汉字本身的形式美是中国人审美的体现，那就理所当然地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也是一种设计的美。汉字发展源远流长，形美而意达，是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包装素材，但中国企业在进行产品包装设计时却忽视了汉字的设计，这无疑是对汉字的一种极大浪费，也对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不利。
三．汉字商品包装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近年来，我国商品包装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结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难找到人们喜爱的成功之作，它们分别在色彩、图形、文字等运用上，都体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商品包装的民族性
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二者的融合和统一是优秀设计的前提。以现代的形式表现民族文化是包装装潢设计的发展方向。但我国包装设计在对传统包装的继承和对外来包装的借鉴方面出现了一些误区，现就所见的一些误区，加以分析。 由于中西商品包装设计存在较大落差，加之国外食品的强大宣传攻势，使一些设计人员追求洋化，盲目崇拜，国产食品包装洋化之风愈演愈烈。在色彩、图形、文字设计中，不考虑民族习惯。 在文字的使用上，洋化问题比较严重，在一些食品商品包装上找到中国文字是比较困难的，英文字母大有取代汉字之势，一味追求洋化，汉字很小，蜷缩在角落里或放在侧面，使得构图不合理，影响了品牌的形象，也影响了销售量。
商品包装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
在文字的使用上都用汉字来标识，有一些进口食品或合资企业的产品，就比较注意包装装潢的本土化，如：可口可乐流畅的花体字，陈幼坚先生2002年接受可口可乐公司邀请设计“可口可乐”中文标识。客户摈弃了沿用24年之久的中文标识，要求所设计既有中国特色又兼具国际风格。看似简单，要求落实到四个方块字上着实不易。他在仔细研究了“COCA-COLA”的英文标志后，沿用其中的飘带和笔划弧度，经数月的构思和修改，创造了充满现代感的新表识，让人一眼就能认出“COCA-COLA”家族的新成员。真可谓方寸之间见功力。如今新标识已随着“可口可乐”的动感广告和各种产品迅速传播，成为新的时尚风标。
结语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博大精深文化内涵的国度，中国人更是一个尊重传统，以自己历史文化为荣的民族，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图形和文字具有特殊的东方形态，同时也深深吸引着酷爱中国文化的人们。当然我们不单从商品包装中一味寻求民族化，创新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动力。汉字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日趋繁荣的今天，如何提高汉字在商品流通、商品包装中的表现力度，不断拓展其应用范围，已成为广大设计工作者的永久课题。
参考文献：
1、《什么是包装设计》贾尔斯·卡尔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3
[关键词]苗族婚姻;道德观;民族性;时代性
[作者简介]陈世荣,文山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部副教授,法学硕士;邓显波,文山学院政史系副教授,法学硕士,云南文山663000
[中图分类号]B8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110-03
苗族是他族对整个苗族的族称。苗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史学家认为,黄帝是今天汉族的先民,而蚩尤则是现代苗族的先民。汉史与苗族史话均有记载:“蚩尤因与黄帝发生争战,后退出黄河流域,成为三苗集团的成员之一,三苗被禹击败后,苗族先民逐步西迁,唐宋时期,苗族深入到黔西北、滇东北和川南一带。”明末清初,苗族开始迁入文山。《邱北县志》载:“苗族明初由黔迁入”,《马关县志》说得更具体:“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可见,“文山的苗族是明清之际从贵州省迁来的”。我国的苗族分为三大方言区域,即以湖南西部、贵州东北部、重庆等为主的东部苗族;以黔东南、广西一部分地区为主的中部苗族;以贵阳、遵义垂直以西云南大部的西部苗族。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苗族894万余人,云南省共有苗族人口104万,其中,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苗族人口为420589人,约占全州人口总数3322720的12.66%,文山州的苗族人数占云南省苗族总数的40.44%,是云南省苗族最多的地州。
文山苗族在其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苗族婚姻道德观。呈现出崇尚传统、强调和谐、恪守道德等特点。尊重传统,展望未来,达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共同结合,是未来苗族婚姻道德观构建的两个维度。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透过苗族婚姻,可看到其他民族婚姻道德观之共性。未来的苗族婚姻道德观发展应寻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任何一个民族道德观、道德体系的生成都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源,历史根源影响甚至规定这一民族道德构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而且也确实是这种道德构建的文化资源,传统伦理也保证了现实伦理构建的可继承性。但使之(传统伦理)符合时代,被时代的人们所接受(虽然传统与时代往往具有矛盾性),必须要接受时代的筛选,有的被改造,有的被遗弃,这不仅是伦理道德嬗变得以存续甚至是一般文化发展遵循之规律。
苗族婚姻道德观的构建,历史地不可避免要遵循上述规律。诚然,以当代人的眼光对苗族传统婚姻道德观进行审视时,筛选或改造必然不是它的全部,而是通过当代价值的检验并可以再造优秀的婚姻道德资源,这是社会发展所趋,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心愿。因为人们坚信过去和现在一定有某些“文化共通”,在苗族婚姻道德观中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它不仅对现在的苗族,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是有益的一种道德共识、道德资源。诸如婚姻的自由、和谐,对爱情义务的履行,以及婚姻中的一种友善关系等等。在当今时代,当人们认同了这些道德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赋予时代性的解释,使之有新含义、新内容,并能付诸社会实践,融于当代婚姻道德观中,这便是一种再造。
第一,构建婚姻“和谐”观。苗族婚姻道德观强调“和谐”,即在恋爱中和谐,婚后也强调和谐。“和”成为当代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原则,它同时也是一种较高的理想状态,使家庭关系协调、夫妻恩爱、兄弟团结,进而使民族和睦团结,凝聚力增强,也是中华民族和谐、团结的例证。女子不要娇气,男人不当暴君。另外,苗族古朴的婚礼(含求爱、结婚)应保持,但应做到繁简相宜。爱情、婚姻是男女双方以道德情感维系的一个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乐园,和谐在婚姻道德观中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苗族婚姻道德观中的忠诚、相敬在当今仍不失其价值。父母相敬、夫妻相敬、朋友相敬,彼此确立一种平等、相互尊重、宽容和信任的道德观。这是一种理想的观念共通,民族文化共通,推而广之,婚姻可以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符号。对人们而言,不做道德上的“小人”和道德上的“巨人”。对于忠诚,除了无生命力的爱情婚姻不需要外,爱情、婚姻中的相互忠诚在当今有更积极的意义。
第三,强调婚姻中的道德义务。除了双方之间的爱心外,需要强调双方间的义务(由婚姻产生的),即赡养义务(当然这更是法律义务),如对孩子的抚养、教育、养护,对兄弟姐妹尽爱心,互相帮助。
当代苗族婚姻道德观的构建受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时展要求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在世界文化大潮中,任何民族性的力量都是弱小的,同时,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之大门不可能永远关闭。一个民族道德观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积累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的一些婚姻道德观,苗族传统的一些婚姻道德观,也可注入当代苗族婚姻道德观中,发扬和借鉴并重,构建既适合时代又能使苗族民众接受的新型婚姻道德观。
二、道德责任与婚姻自由的统一
“只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只有嗜欲与冲动会使人处于奴隶状态,人类正是由于进入了社会状态,才使他们的行动带上了某种道德性,使正义代替了本能,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活的冲动,从而通过道德自律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或伦理生活里也同样如此。人们只是由于缺少爱才需要道德,所以人类是多么需要道德啊!是爱在支配人,人类的感受往往缺失爱:爱是在没有它的情况下,而且正是通过这种不在而起控制作用的。这正是责任所表现或提示的,它只强制我们做那些若是有爱便无须强制的事情。“爱怎么能控制除它自己――它连自己都不得不能控制――之外的其他东西,或者至少是除了与它想象的东西之外的其他东西呢?人只控制行为,这就说明了主要问题:道德规定的不是爱,而是通过责任来实现的行为,而如果有爱的话,这种行为已经自由的实现了。责任的准则是:像你爱着那样行事。”
在苗族婚姻道德观中,道德责任显得极为重要。在当今,道德责任和自由的统一在婚姻道德观中的意义毋须多言,责任与自由紧密相连,自由、责任同社会、人不可分离。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自由是:人人自由,而不侵入之自由为界,如果一个人任凭手的自由,随意杀人越轨而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手固有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梁先生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自由,连自由也得不到。而杜威认为:在任何时候存在的自由系统总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限制和控制系统。如果不把某一个人能做什么同其他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关联起来,这个人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
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世界是由界标确定一样。
首先,苗族婚姻道德观中道德责任是重要的。在道德领域,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也就可能失去道德性。在生活中,每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依赖关系,这个社会是一个联系的社会,也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任何人不可能完全独立地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这种人与人的依赖,决定了人的自由存在限制,任何个体面对的是他人,面对的是社会,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负有道德责任(当然履行与否又是一回事),自由蕴含着责任,脱离责任的自由不存在。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和核心是每个人对他人的责任感(哈耶克语),同时哈耶克也在始终告诫人们:世界上没有无责任的自由。
在婚姻领域,如果男女双方只顾行使自由、权利,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实践道德义务,那么这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机械社会,爱情和婚姻终会变成自己获取快乐,行使自由的有效场所,婚前无约束(婚前的乱性),婚后肆无忌惮,四处作乐,那么永远就不会有爱(因为爱是双方的),复制情感,粘贴情话,这样的结果便是:每个人甚至社会履行自由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那么,人类的爱情,婚姻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无从谈起,爱情、婚姻、家庭乃至社会将变得无意义。如此想脱离责任而获得自由,获得的却是不自由。道德义务、道德责任应是当代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
其次,元自由也就无责任。自由对人而言是建立自律的道德规范,没有主体的参与就没有道德,道德是人的道德,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的,因此在这里它有工具的性质。但是,道德又是人们生活的理想,是人类追求的目的,只有人才有道德。所以道德的主体性又要求人类必须为完善自身而不断去实践道德,“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正如夏伟东所言:“道德与主体的关系已经紧密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不但没有主体,便没有道德,而且即便有了主体,但如果主体并不敬仰和服膺道德,也同样没有道德。”除表明道德的主体性外,也说明了没有自由,便没有道德。
黑格尔阐明“人的决心是他自己的活动,是本于他的自由做出的,并且是他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两个方面可以确定个人的责任:一是自己必须是行为的主人;二是该行为必须是自己的行为,即行为必须是个人自由选择的,反映个人的意志,而且由自己承担责任。
回到婚姻领域,比上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是不是婚姻的主人,婚姻是不是主体的意愿,并由主体自身来选择,选择婚姻之后主体是否承担婚姻带来的责任,这是一个连续的且不能中断的过程,任何间断都意味着可能失去道德性,这是正确理解道德自由和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真正做到由苗族青年男女来掌握自己婚姻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言:“难道两个将被撮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进言之,父母之约,朋友之言,婚外性,第三者插足都要接受道德自由和责任统一原则的审判。但在实践中,父母之约,朋友之言若最终使男女双方都和谐、幸福且有愉,在选择时虽不具主体性,但它给主体带来好的生活,幸福之感受则是可以肯定的。而婚外性、第三者插足使双方不愉快且也不道德,这样的问题勿需实践。
[参考文献]
[1]何怀宏,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法]安德烈・孔特・斯蓬雏尔,小爱大德[M],吴岳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3]李桂梅,冲突与融合一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向及现代价值[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4]夏伟托道德本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4
关键词 壮锦 包装 图案元素 包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壮锦是广西民族文化瑰宝，这种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在壮族人民的生活中用途广泛，图案纹样多为菱形几何图案，常见的有太阳花纹、凤鸟纹、云纹、万字纹、雷纹、几何纹、植物纹样等。壮锦图案纹样饱含着壮族人民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在现代包装设计尤其是广西本土包装设计中应用广泛。
包装是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起到保护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的技术方法所用的容器、材料和辅助物等的总体名称。包装设计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品格与面貌，在产品包装设计中合理利用地方民图案元素资源，突出当地产品包装设计的地域文化特色，让地方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有利于广西本土产品的包装设计创新。
1壮锦图案元素在包装设计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包装设计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并不矛盾，“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民族性”不等于“局限性”。壮锦图案纹样反映了壮族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伦理道德和审美习惯，体现了当地独特民俗内涵和审美意识。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对传统壮锦图案纹样的应用不能停留在形式上的简单套用，而是要吸收传统设计理念的精髓，在认识和了解传统艺术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挖掘发展出新的创意灵感，为现代包装设计注入新活力。
壮锦是壮民族优秀的工艺美术品，兼具实用性和美观性，是壮族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壮锦图案元素赋予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以传统图案元素的“形式”突出现代包装设计的“意味”。设计出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产品包装，拓宽民族传统图案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空间，同时也满足大众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费的需求。
2壮锦图案元素在包装设计的民族化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包装设计民族化的势头并不会削弱，反而会越来越强。我们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旅游产品的崛起，包装设计的民族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到那时包装设计会更加呈现出民族化发展趋势。
每年一届的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南宁市，以展览为中心，同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活动，搭建了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利用，包装作为旅游产品的形象代言人，不仅展示出旅游产品自身优秀的信息，而且传达了它无形之中的广西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壮锦图案元素是历史的积淀，将其融入包装设计中可以提高广西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和品牌的魅力，强化了当地包装设计民族化的进程。
3壮锦图案元素在包装设计的本土化
所谓包装设计的本土化，是指包装设计要有地域特色，要显示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生产、生活特色，比如广西的包装设计要有广西的特色。在现代产品包装设计中，壮锦图元素案已大量运用在广西本土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如柳州卷烟厂推出的“壮锦”牌香烟，在烟盒的设计上除了直接运用文字“壮锦”作为必须元素外，壮锦图案的辅助表达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另一款“壮锦”系列更是大胆地运用民间喜好的“红配绿，看不俗”的颜色搭配方式，色彩纯度很高，对比鲜明，加强了壮锦图案的装饰效果，使表现的内容更加突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浓郁的广西本土文化特色。
广西梧州六堡茶包装设计中，把提取出来的壮锦图案元素以重复排列的方式进行叠加，作为修饰图案围绕包装上主体文字，丰富的颜色组合和版式上的余白部分与包装牛皮袋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突出了六堡茶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内涵，给人带来美感和特有的亲切感。广西东兰县出产的墨米贡酒的外包装也运用了壮锦图案作为底图，搭配重彩，显得斑斓绚丽，对比和谐而又丰富统一。这些运用壮锦图案作为设计原素的包装设计不仅体现了时代性，还突出了民族性，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艺术气质，使产品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益。
4结语
壮锦图案纹样种类繁多，凝聚着壮族人民的聪明智慧，是我们宝贵的艺术财富。包装设计人员只有深入领悟传统壮锦的核心内涵，充分结合多种现代设计思想，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契合点，才能创意出既表现深厚广西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包装设计形式美要求，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优秀包装设计。
参考文献
[1] 黄信初，蒋艺芝.包装设计[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包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176-01
一、民族性运用在包装设计中体现其时代价值
人类进入科技发达的信息社会，艺术积累到一个高的历史阶段，在现代科技与文化艺术综合的今天，不少有远识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目光纷纷投向自己民族的传统，为了从中得到走向未来的启迪。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将其与现代艺术融为一体，这种回归意识、和民族意识与设计意识相结合，体现了民族心理的延续与发展，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审美特征的转变和提高。
我国是一个有着六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既厚且广，博大精深的优秀民族文化底蕴，这一切都是我们后人享用不尽的宝藏，我们只有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国外成熟的经验与先进的技术，才能使我国的包装设计立于世界包装之林。在商品竞争的信息时代，传统在视觉传达设计的良好运用，最能体现民族自豪感与民族文化，因为它来自民间，也最易为民众接受，不仅体现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反映了时代价值。
二、民族性与现代包装设计两者间的相互融合
（一）书法艺术的应用
书法艺术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篆、隶、楷、行、草各个发展阶段，其雍容流畅的线条，奇妙的轻重缓急，提按顿挫的运笔是外文所不能媲美的。中国的书法形态万千，是包装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是创造视觉语境的重要元素。书法艺术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其内在的审美情趣是相一致的，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亲和力。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亲切认同感，使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和文化内涵的书法文化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它的应用，不仅符合了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兴趣，更加体现人文设计的需求。在现代包装设计中采用传统的书法作为设计元素，表达儒雅、内涵的设计主题，正是肯定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性。就其文化内涵而言，书法文化的使用是以其内在精神内涵为主的，所以书法文化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不仅体现了设计的审美需求，更体现了设计的文化内涵及大众的精神追求。具有中国传统意蕴的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的结合，无疑丰富了设计内涵，丰富人们对传统的审美习惯的感知，使人们充分的认识到书法文化的原生魅力与现代审美价值，在设计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原生态的材质的应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大量的生态理论，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都阐述了人与自然共生同存的生态思想和生态理念。在这种思想和理念的影响下，古代人们创造出了大量的原生态包装，其中一部分一直流传至今，并对现代包装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生态包装的魅力，在于它正宗的原生态“照搬照抄”的大胆创意。例如“茶篓”和“茶筒”原本只是茶乡茶农上山采茶时所使用的农具茶篓用以存放鲜叶，茶筒用以装水止渴，而这两件茶叶农具却摇身一变成为原生态茶叶包装物。用竹篾编制的茶篓和竹筒制作的茶筒来包装上等新茶，感觉近乎诗境，保留了幽雅、自然、古朴之韵致，除却几分浮躁，抒怀如茶人生。在现代的包装设计中，很多优秀的案例都吸纳了原生态的材质，如陶土瓶为酒容器，束之以麻绳，木质的酒产品外包装一精致的手工木盒，散发出股股的木质清香夹杂着浓浓的酒香，藤编出的小容器，内置瓶体，无论是民俗食品还是家乡的礼物，无论是异域纪念品还是内心偏爱，原生态的材质都能让人们梦回自然、品读绿色，让人们在平凡的包装设计中品味出自然和谐之美。
三、小结
在包装设计中对民族文化的运用要善于吸收和借鉴，正确处理传统和求异的关系，不能将设计停留在视觉形态上，只有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结合现代设计技术进行再创造，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文化，达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现代包装设计文化中民族性与时代性也是相辅相成的。都当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多方位吸收、转化、更新，以建立健全一个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新的包装设计文化系统。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包装设计是最为根本、最为直接的驱动力，它滋养了包装设计的文化命脉，也使其在本土文化中探寻到了新语义新生命。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还有若干角度与层面，仍有大量的领域等待着我们去深人挖掘和开发。
参考文献：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6
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建了独到的文化体系。大众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与使用的过程，也是通过大众化的措施来完成现实力量大众化的过程。理论被中华民族所认可，是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但应看到不管是经典还是当下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是用汉语来表述，并受到来自当地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文化制约，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必须亟需破解文化层面的束缚，实现文化上的融通与交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内在逻辑
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是当下大众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全面发挥理论对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成为摆在社会大众面前的现实课题，但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如何突破文化桎梏，让理论更接地气，在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水平。
[1]一、大众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内在诉求
属西方文化，是典型的西方社会理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壮大，就需要在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并从中汲取养料，不断推动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全面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效应。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其都涵盖人类性成分，实际上，人类性蕴含在民族性内，永恒性存在时代性中，普遍性存在特殊性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实现大众化就需要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气派。[2]同时，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人与人直接借助信息化产品，跨越时空交流，不同文化在融合中实现碰撞。少数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日益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大肆采取各种方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有益元素的进程中，如果不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会受到西方负面文化消极影响，进而被西方价值观所诱惑，淡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政治理念，失去民族精神信仰，对本民族以及国家失去信心，尤其在当前矛盾日益明显的社会发展转型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等现实问题时，就会激发消极情绪，这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提出挑战，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大众化进程中，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历程。[3]
二、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彼此间相互学习、借鉴，在实行多边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拥有独到的文化，这些文化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尤其是少数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形式，也发展成大众化工作载体。少数民族原本的习俗、语言、活动等传统文化形式在实现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大众化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这一民族性自身的表现呈现出多面性，整体来讲，少数民族地区在全面推进大众化在传播媒介、形式以及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
（二）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的时代性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理论解决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大众化不是孤立过程，既是实现知识普及的过程，也是顺应时展的现实诉求，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色[4]。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进程中，要全面研究出现的新情况，紧密联系国家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同时，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工作，要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实现小康社会建成目标中，并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民生与文化等事业中。只有努力实现将大众化工作和广大少数民族实际利益加以紧密衔接，才能赢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欢迎与认可，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工作。
三、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大众化的因素
（一）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要高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处在相对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较为盛行，宗教属于精神层面，对个体的“三观”的形成将发挥直接影响，尤其是在平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所有的内容都融入了宗教印记。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宗教能为广大信仰者提供精神动力，而其消极的一面表现则更为明显，宗教从本质上来讲，崇尚唯心主义世界观，消极性在所难免，尤其是宗教中倡导的神权、宗教以及鬼神等多个方面的理念，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外来思想明显排斥，这势必会对科学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产生较大的阻碍。[5]
（二）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束缚，以及传统理念的限制，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处在低端水平。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群众主要是依靠农业来获得微薄的收入，同时，受到传统理念的制约，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发展水平不高。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低，导致其认知水平不高，在对理论的理解与认知上处在浅层，这不利于其自身素养的提升，也就谈不上将知识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再者，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教育的滞后、认识能力低等多个方面的束缚，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群众只会说民族语言，这样与外界交流就存在诸多困难，也不能很好理解先进的理论，自然难产生认同感。[6]
（三）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时，容易出现犹疑心理，进而阻碍了对新生事物认知。少数民族群众在接受理论时，也存在这一现象。少数民族群众在接触、学习与实践理论的过程中，经常遇见多种文化，这样就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转化问题，这一文化转化工作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不同文化间的隔阂，就会形成认同鸿沟，并对当地群众对的认知与倾向性产生一定影响，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不能全面深刻理解，不利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早日实现大众化。
四、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大众化的举措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保障与改善民生既是全面提升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声望与地位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群众认可，并接受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重点是受教育权、文化权、社会保障与生存发展权。加快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应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出发，提高教育、社保、教育等多个方面的保障水平，提高工作效能，并能一起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让其在民生的改善和提升的过程中去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7]并且，也要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与内地相比，仍旧处在相对滞后阶段，出现就业、医疗、分配、教育等广大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能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同，为全面推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发挥建设性作用，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可度。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效表明，在民族地区大力推进中国化，需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功夫，满足群众的现实诉求，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理论的力量，并指导人民群众接受、认可并信仰，实现对的价值认同与理论追求。[8]
（二）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呈现出独到的民族品格与发展历程，长期存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建构了浓郁的宗教氛围。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现象，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特点与功能，比如凝聚整合功能、生活习俗功能等，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需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并使其参与到大众化进程中，发挥宗教多个方面的作用，为大众化构建多种载体，这样才能激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宣传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三）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基本工具，是文明成果传承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身语言，语言也发展成少数民族重要特征。在语言中往往融入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内容。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语言载体、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背后，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需要多种文化的对接、碰撞与融合，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需要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还要看到理论本身是逻辑性强的科学理论系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般的群众很难理解其深厚的内蕴。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理解能力、知识储备等的束缚，很难准确、全面理解理论实质，这需要实现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也就是让理论的少数民族语言载体要贴近生活与实际，用朴实、质朴的语言来演绎深邃的理论，适合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思维习惯与接受能力，进而突出大众化语言文化诉求。在一定层面上来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就是要突出通俗化、具体化与形象化，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总之，语言载体与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存在较大差异，语言文化与结构存在差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底蕴存在明显差异。[9]语言载体如何转变为少数民族语言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语言的文化转换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对等翻译，要真正实现文化转化，将语言载体内的文化意蕴能呈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中。
（四）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大众化的民族特色首先，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教育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处于低层次阶段，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也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的发展进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养，让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并接受，进而科学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进程，为全面提高大众化事业发展水平，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10]同时，也要探索教育均衡发展机制，推动公共教育优质资源的优化配置，缩小地区差异，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与政治修养，确保少数民族群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次，赋予大众化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所以需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全面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能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过程中，适当增加民族特色方面的内容，组织富有民族风情的活动，将理论融入到文化生活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同时，也要注意在全面推动大众化进程中强调方式方法，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适当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开展好民族观等方面的教育，让其能主动接受并认可，进而转化成自身的价值观或思想理念，提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与吸引力。[11]同时，在民族地区加快推进大众化历程，也是全面尊重其风俗习惯，发挥科学性优势，在加强开放性文化特质宣传的同时，将理论融入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优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加快大众化历程。因此，必须赋予大众化的民族特色，提高大众化在民族地区的融通效能。
总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进程。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点，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大众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因此，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大众化，不仅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奠定大众化基础，还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最后，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大众化民族特点，提高大众化发展水平，更好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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