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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研究范文1
关键词：区域空间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自相关
区域空间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如今随着空间计量模型的广泛运用，尤其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国内的文献检索中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随着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和计量工具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宏观尺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研究上，他们为了给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空间集聚产生的效应做出相对合理且详尽的分析，借助了空间计量方法以及一定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并且在此过程中构建了空间结构模型的构建，分析集聚产生的机制以及经济成效，并将此应用于具体地区的实证研究。
一、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主要概念
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出现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为了满足区域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区域经济数据的需要而出现的。1974年的荷兰统计协会年会上，J.Pealinck在其对大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
Paelinck和Klaassen（1979）没有定义空间计量经济学本身，而是初步确定了五个重要原则，用来指导空间经济计量模型。这五个规则包括：（一）空间相互依存的作用；（二）空间关系的不对称性；（三）位于其他空间解释性因素的重要性；（四）分化事后和事前互动；（五）明确建模空间模型中的空间模拟。
有趣的是，这些规则强调一个现实的表达空间直观变量在计量模型规范中的重要性，如潜在措施，距离衰退功能和空间的安排。他们同时指出，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的根本区别是由于空间相互作用相对于时间序列的反馈。
空间计量经济学系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由Anselin（1988a）提出：对总的空间统计分析特殊性所造成的空间科学模型进行处理。换句话说，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明确考虑空间的影响，包括空间自相关，空间滞后和空间不均匀误差的方法。Anselin在定义中提到的将区域，位置和空间的相互合成作用，及对他们的估计参考地理数据模型，数据可能来自空间中的一个点，也可能是从一个区域。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国内外发展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如Rey等（1999）首次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各州1929～1994年人均收入的收敛性，通过Moran's I指数测试验证了证明空间相关性在统计上非显著性，并根据LM检验选择了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结果比较。Baumont等（2003）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辨识1980～1995年欧共体的空间俱乐部，发现南北两区分属于不同的俱乐部，并选择空间误差模型对南方和北方的俱乐部空间趋同性做了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空间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很多都延伸到了县级单位，但是研究方法和实证检验仍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纯粹从理论层面来讲，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解释研究成果时，对于省级尺度的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数据规模较大，而导致选择的参考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强。吴玉鸣（2000）在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的31个省市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陈晓玲等（2006） 采用了我国1978～2004 年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级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联性。一些学者在引鉴国外研究时，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以地市或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尽管总体上这类研究较少，但研究者开始关注县域尺度的研究，一些研究结论的解释的参考性和实践意义得到加强。如李小建等（2006）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分析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空间计量经济学主要包含的内容包括：主要包含了的空间相关为主的，辅之以空间差异性，涉及空间相邻，空间相邻矩阵等概念。
（一）空间相关
对于空间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常常是其核心内容，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指一些变量在同一个分布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
空间自相关的计算方法有许多种，但是为人常知的并且为学者所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Join count、Getis、Geary's C等。然而，这些方法都有其功能，但是在其范围和局限性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一般情况下，该方法的功能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全域型，另一种是区域模型。
全域型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在空间聚集行为，但它并不表明到底在哪些领域聚集。如果全域型不同的间距（空间滞后）顺序排列的空间自相关统计时，可以进一步作出空间自相关系数图，这种现象表明在空间分析上是否是一个层次的分布。根据Anselin（1995年）提出的LISA（本地空间关联指标）方法声明，区域聚集能推断（空间热点）范围的方法主要有两个：首先，通过显着性检验方法，表征收集空间单元相对整体研究范围，如果检测值是大的，表明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这是这一现象的空间聚集的领域，如：G系数和Ord（1992）开发的G系数的统计方法；其次，它度量空间单元对整个的研究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往往是一个大面积的"特殊情况"（离群值），这意味着这些"特殊情况"点往往是一个聚集点的空间现象，如：Anselin的莫兰散点图。
（二）空间差异性
空间差异性是空间相关的目标缺乏均匀性的区域，如发达地区和落后的区域，中央区域和区域等。例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其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空间差异的研究中，只要空间单元的特性考虑，大部分都可以使用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然而，当存在交叉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存在，则经典的计量方法不再适用。
本文研究空间模型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种：E.Casetti（1972）提出了空间扩展模型和回归分析模型参数漂移。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模型中参数的空间相对位置的变化，空间单元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变量。
（三）时空数据空间模型
该模型是在设计中考虑到了时间维，从而增加了描述的复杂。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全面的时间安排的情形，部分数据属于时间序列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同样，数据被划分成与空间有关的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和缺乏。如果数据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可用于面板数据模型的。
四、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及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其他单位系统单元内存在空间的位置影响到其他的位置，系统的单元位置受到相邻的单元格之外的边界位置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模型仍然是一个问题并且值得研究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是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的，单用地理上的距离在如今看来显得太为狭隘，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如何进行交易，并且将资金，人才流动以及贸易，充分体现在空间权重矩阵去，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许多经济问题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并非只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如何在空间矩阵中建立一系列的空间模型也尚待进一步研究。在此类问题中，整个模型的描述可能会因为数据级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不同的变化对模型变化也还未知，如何能采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对系统进行描述仍然尚待研究。
随着我国遥感技术的逐渐发达以、统计资料的不断累积以及众多学者对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日趋熟练，根据时间以及对空间的排列数据越来越多，从而对数据的空间分析更为快捷。
参考文献：
[1] Paelinck， J. and L. Klaassen. 1979. Spatial Econometrics. Saxon House， Farnborough.
[2] Anselin， L.1988a.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
[3]Rey， S. J.， and B. D. Montouri. 1999. U.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33
[4]陈斐，区域空间经济关联模式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
[5]吴玉鸣. 我国31个省市区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最新评估[J]，《中国软科学》，2000（10）
[6]陈晓玲， 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J]，《经济科学》，2006（05）
区域经济研究范文2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
引言
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好的经济政策成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区域经济研究这一领域，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将从五个层面阐述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共性与个性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都正对自己国家区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学界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进行研究。刘建芳（2002）分析了二战后美国为缩小区域差距而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李亚琴（2011）分析了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阐述了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地区振兴与开发政策、区域产业布局政笨、缩小地区差距政策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政策，日本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推动和法律法规保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区域经济政策；[1]李晓辉（2013）分析了统一后的德国为减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而我国更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更是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观的区域经济研究
在对各国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微观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各种区域经济政策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体系构建、实施细则、取得的成绩等；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区域经济政策与金融业、环境、民生以及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例如区域经济政策法研究（绍跃，2008），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楼海鹏，2007），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系统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产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础理论与运用具体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上。
（一）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现存的各种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对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支持，挖掘区域经济政策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周毅（2003）在《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及其误区超越》一文中阐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论：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孔舒、李伟红（2007）从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经济中的内在机理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铸（2013）阐述了区域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演变外，一些学者还用个别理论深入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罗辰宇（2012）运用增长及理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马丽、庞效民（2001）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3]葛新蓉（2009）运用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三、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区域的大小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国际合作组织，现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国际合作组织是欧盟；第三、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级。
（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下，各国加强了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现今世界，成立了多个跨国经济组织。规模最大、发展成熟的是欧盟（EU）、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TTA），其中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组织，学术界关于欧盟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现行制度框架中欧盟基金的分配机制问题（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欧盟多层系统内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负担问题（Arthur Benz，2011）；欧盟经济结构调整中结构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设计与完善问题（周淑景，2002；马颖，2000）；欧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问题（刘慧，2008）。[4]
（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例如，关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区域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评估（BarryMoore，1973）；国家区域政策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沈建法，1996）；国家区域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魏后凯，2010；汤学兵等，2013）；国家区域社会经济政策绩效的评价（淦未宇等，201l；贾彦利，2006）；国家区域政策对生产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刘可文等，2012）；国家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及其原因等（杨爱平，2007）。[4]
（三）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相比于学界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对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存相对不足。但是随着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一些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成果。促进京西南区域发展的地方性区域经济政策趋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区域经湫的存在雠与形成原因――来自苏北的经验证据（徐龙字、黎欢，2013）；湖南省粮食主产县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研究（江红梅，2009）；试论东南亚因素与中国发展战略作用下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50――2006）（吴永威，2008）。
四、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层面看，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实证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一）个案研究
就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言，学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大量的论文都是阐述各国家、各地区的某个或某些区域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王怀新，2006）；南太平洋区域经济政策、体制和渔业开发（李令华，2003）；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分析（张洁中，2013）；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孟元新，2007）；论区域经济政策中的政府干预―― 以江苏省苏北区域为案例（魏晓锋，2005）等等。
（二）比较研究
相比个案研究，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国外与国内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上。例如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颉雅君，龚勤林，2002）；中外区域经济对比（吕允英、刘慧，2006）从欧债危机救助机制看中欧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时雨田，2011）。
五、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和针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从研究的对象的目的层面来看，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以研究成功区域经济政策案例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的启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国内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所产生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竞争过度、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5]而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区域经济政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学界很多学者也致力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启示。例如，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路径建构与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张志强，2005）；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秉福，2006）；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陈涛，2008）；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张力、夏露林，2010）等。
（二）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是为我国制定更完善的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而学界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机制（沈培科，2008）；我国区域 经济政 策重心转移及效应分析（李光德，2009）；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解读（戴绍波，2010）；中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姚敏，2011）；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刘名远，2014）。
结语
研究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文献，梳理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能够清楚看到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高度关注，也能够深刻认识到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衣保中、任莉.论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特色[J].现代日本经济2003 （5）：18.
[2] 孔舒、李伟红.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J].现代商业2007（23）：144.
[3] 马丽、庞效民.区域经济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
区域经济研究范文3
关键词：通用航空经济；演进路径；区域经济；影响
一、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逐步发展，交通运输逐步发展，航空运输成为交通运输发展的新领域，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从萌芽期、成长期到最后的成熟期对所处的区域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影响，通过对通用领空经济的路径及区域的影响研究能够促进通用航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
二、通用航空经济概述
通用航空经济主要指依托航空领域发展而成的交通运输新方式，通用航空经济一方面是指与航空运输行业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航空运输，航空保障业，航空制造业等多方面发展；另一方面是指与航空经济相关联的所有经济发展手段，包括通用航空经济发展涉及到的餐饮业，旅游业等多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注重把握通用航空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稳步上升。
三、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过程
（一）通用航空的航空机场建设
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构成主要表现在通用航空机场建设。通用航空经济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运输手段能够突破水路运输带来的不便，扩大我国交通运输也得发展范围，促进既经济发展。其一，通用航空经济初期经期基础设施不完善，运输设备不完善，航空吞吐运输量较小[1]，主要采用直升机进行通用航空经济运输的主要手段；其二，通用航空经济发展中期阶段的机场建设已经出具规模，通用航空运输设备逐步完善，飞机的吞吐量和起飞、降落时间和架次都形成一定的规律，机场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机场经济管理交易方式合理化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通用航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我国交通运输新的产业形式；其三，通用航空经济处于机场建设后期时，机场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一定数量，机场的吞吐量，飞行次数都会对着当前航空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安排，实现了通用航空经济管理的弹性化运行形势和专业化机场管理模式，完备的通运航空经济运行基础设施建设。
（二）通用航空经济的航线发展
首先，由于通用航空发展初期航空经济运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航线仅有几条固定航线，运输产品种类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通用航空人员也缺少相应的培训，通用航空经济的航线建设依旧处于起步阶段，但这种新型的航空运输手段依旧解决了当时海陆运输受阻的问题，缓解了运输压力；其次，通用航空经济航线发展在航空经济中期发展中已经形成主干航空经济运输发展阶段，包括短途客、货运输分配[2]，长途运输航线配置等多重航线运输的合理分配，保障了通用航空经济发展的航线设计范围逐步扩大，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运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通用航空经济的航线发展逐步对中期形成的主体航线进行进一步完善建设，进一步扩展通用航空经济涉及到的范围广阔程度，促进通用航空经济航线的进一步细化发展，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三）通用航空的相关产业发展建设
第一，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经济运用新的运输形式获取更丰厚的经济利益，由于通用航空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运输范围相对狭隘，导致通用航空领域的外延范围也相对较小，受到民航运输对通用航空经济的影响，初期的经济运行范围主要以旅游产品，航空应用产品作为主要的运输对象，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产品销售市场；第二，通用航空经济发展到中期阶段时通用航空经济范围随着航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通用航空的航线建设逐步明确化管理，使航空经济运输外延逐步扩大，形成以“航空为核心”[3]的产业结构发展，扩大航空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范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动力。例如：通用航空经济运行发展将旅游业，餐饮业，商业贸易，会展行业，娱乐建设行业的发展逐步汇聚到一起，形成以“航空为核心”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链接纽带，促进各个行业间联系更加紧密，逐步形成产业链动的交易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第三，出于后期阶段的通用航空经济发展数量逐步扩展，产业发展趋势逐步从注重产业的规模发展向产业的质量发展转化，实现通用航空的产业发展更加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端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提供保障。
四、通用航空经济对区域的影响研究
（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
通用航空经济发展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建设都存在一定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区域交通运的发展产生的影响。通用航空经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新形势，虽然初期的通用航空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但依旧能够通过简单的航空运输形式解决区域产品运输中水陆运输受阻的问题，促进了区域产品的销售范围，降低了运输不便带来的区域经济损失[4]。随着通用航空经济逐步发展到中后期，通用航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运行规模逐步扩大，航空运行航线逐步完善，并且航线远近的合理分配逐步完善，为区域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渠道，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运输形式，保障了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区域产业结构
其次，区域产业结构也随着通用航空经济的逐步的发展不断完善。通用航空扣领域的发展是在民航运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的产业结构从初步阶段就带动区域经济多方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例如：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通用航空经济逐步完善和发展使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联系逐渐紧密，包括区域餐饮业，服务业，商业等多方面发展逐步实现高端一体化的经济管理新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逐步完善区域产业结构模式，把握社会经济发展动向，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化升级。
（三）区域经济发展构成
最后，通用航空经济发展也带动区域经济结构变化。通用航空领域逐步完善和深入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打造一条联系紧密、运作协调的经济运行管理新趋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度，逐步加强区域产业间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构成模式合理化分配，通用航空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5]，是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动力。
五、结论
通用航空经济发展是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促进区域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对通用航空经济的演进路径和对区域的影响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促进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加强。
（作者单位：武警山西省总队直升机大队）
参考文献：
[1] 李汝凤.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研究[D].云南大学，2014.
[2] 李金龙.协同创新环境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改革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
[3] 简晓彬.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机理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4.
区域经济研究范文4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区域经济研究范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差距
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102-03
0 前言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苏省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96年的49.98亿美元增至2006年174.29亿美元。
很多学者对FDI进行了相关研究,Berthelemy 和Demurger(2000)研究发现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超越其资本存量本身增长的影响。Lemoine(2000)，Demurger(2000)的研究认为FDI 为企业带来竞争，迫使国内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示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赵晋平(2001)通过经济计量分析方法表明FDI带来大量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缺口,中国经济增长率中2%到3%归功于外资贡献。魏后凯(2002)分析了1985～1999年FDI数据后得出结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沈坤荣和耿强(2001)认为FD I区域非均衡分布加剧了区域非均衡发展。Lee (1994)强调了区域之间FD I量的差异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差异。徐晓虹(2006)利用1991～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四大区域FD I和经济发展的关系，FDI 与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存在不可分割的正向非均衡关系，FDI 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加剧了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
本文利用了199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江苏不同区域的FD 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FDI 在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因其在地区分布上不平衡而进一步扩大了苏南、苏北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本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1 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增长与各自利用FDI 的现状分析
为了研究江苏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对区域进行划分。本文采用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江苏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其中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苏中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三市;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五市。因此,本文使用的是来自《江苏统计年鉴》1996年到2006 年的,包括13个市1996到2006年的数据。
1.1 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特征
江苏是中国经济大省也是经济强省，但是江苏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问题。1996年，苏南的GDP占江苏GDP总额比重为 39.18%，分别是苏中的1.05 倍和苏北的1.66倍， 2000年，苏南地区GDP 占江苏的比重提高到 39.56% ,相当于苏中地区的 1.07倍和苏北地区1.69倍。2006 年，江苏省GDP总值为21582.09亿元,其中苏南地区为9690.31亿元,苏中地区为7656.08 亿元，而江苏北地区仅为4235.70 亿元;苏南地区占江苏省的比重为44.90 % ,苏中地区占 35.47 %，而苏北地区仅占19.63 %，苏南是苏中的1.28倍，是苏北的2.29倍。(见表1) 以上可以看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之间差距的迅速扩大是近十几年出现的,而这十几年正是江苏经济快速发展，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和各种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涌入的时期。
1.2 苏南、苏中和苏北利用FDI比较分析
1.2.1 苏南、苏中、苏北利用FDI的总额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江苏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已是不争的事实。江苏省直接利用外资额从1996年的49.98亿美元迅猛增长到2006年的174.29亿美元。 但是江苏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域二元特征，FDI的分布在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平衡，苏南地区为FDI在江苏主要分布地区，苏中地区次之，苏北地区吸引的FDI很少。1996年，江苏FDI总额为49.98亿美元，其中苏南地区FDI为34.44亿美元，苏中地区FDI为12.50亿美元，而苏北地区仅为3.04亿美元。2000年，江苏地区FDI总额为64.24亿美元，苏南地区所占比重为70.45%，苏中地区、苏北地区比重分别为22.00%和4.85%。
截至2006年底，江苏省实际利用FDI总额为174.29亿美元，其中苏南地区为101.08，苏中地区为 62.42亿美元，苏北地区仅为10.79亿美元，三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58.00 %、35.81%和6.19%（见表2）。
1.2.2 苏南、苏中、苏北FDI产业分布比较
近年来，苏南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FDI，成为江苏乃至整个中国FDI密集分布区，FDI数量增加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工业部门FDI呈结构性增长态势，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FDI数量大大增加，电气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生物医药等产业成为重点投资部门；FDI在第三产业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旅游、商贸、金融和其他中介行业成为投资热点；苏中地区FDI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等产业；相比而言，苏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层次较低，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工业占绝对优势，而资本密集型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比较少。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如电信、银行、保险等行业外商投资微乎其微。
从整体来说，苏中、苏北FDI产业结构的另一个明显差距是FDI与苏中苏北本地产业关联度低，未能形成良好的产业聚集和产业配套条件。相反，苏南地区，FDI与本地相互关联，形成了一批配套好、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发展群体，如通讯设备制造、信息电子、IT业等。
2 FDI与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析
据前分析,自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省实际利用FDI 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呈现“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江苏省三大区域的GDP 结构也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同的增长趋势,同时不同区域间的GDP 差距明显拉大(见表1) 。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理论,投资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FDI 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明显对投资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也是加剧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为了精确分析FDI与江苏省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选取1996年到2006年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自变量，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构建的模型为：
ln GDP=a1+b1lnFDI+E（1）
式中a1 是常数项，为弹性系数，b1 是GDP对FDI的弹性系数，即FDI每增加1%，GDP所增加的百分数，E为随机干扰项。式(1) 用来检验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地区进行回归计量,然后比较发现规律,在时间序列数据的选取方面,我们统一采用1996 年～2006 年的数据( GDP 数据见表1、FDI 数据见表2) 。虽然时段不长,但用于横向区域间比较还是可行的。我们利用式(1) 对FDI 是否促进江苏区域经济增长进行计量检验。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利用计量软件Eviws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以上表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苏南地区。在计量苏南地区数据的方程中: lnFDI 与lnGDP 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拟合度R2和调整后R2 均在0. 80左右 ,拟合度良好,F 值为40.34 ,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各位系数均在α= 0. 0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2）苏中地区。同样,在计量西部数据的方程中,lnFDI 与lnGDP 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拟合度R2 为0. 863 ,调整后的R2 为0. 848,拟合度良好,F 值为56.87 ,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各位系数均在α= 0. 0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3）苏北地区。在计量西部数据的方程中,lnFDI 与lnGDP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拟合度R2 为 0. 873 ,调整后的R2 为0. 859,拟合度良好,F 值为61.75 ,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各位系数均在α= 0. 0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以上计量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江苏各区域的FDI 都促进了各自的经济增长。在三地区三个方程的估计中,苏南地区的系数为1.14 ,苏中地区的系数为0.67 ,苏北地区的系数为0.85，并且都在α= 0. 01 水平上显著。由于我们是取自然对数值进行产出弹性分析,因此,这意味着苏南地区的FDI 每增加1 % ,其GDP 就增加1.14%;苏中地区的FDI 每增加1 % ,其GDP就会增加0. 67 %，苏北地区的FDI每增加1%，其GDP就会增加0.85%。
（2）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FDI 的系数分别为1.14、0.67和0.85 ,说明FDI的边际产出弹性在苏南地区最高,也说明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苏南地区最大，苏北地区次之，苏中地区相对最小。这与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由于苏南地区软件和硬件条件好,FDI 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当然要比苏中和苏北地区大。FDI 在苏南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由此拉大苏南地区与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同时FDI对当地GDP发展贡献率方面，苏北地区要强于苏中地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FDI 对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苏南最大,苏中、苏北相对较小;在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形成中,FDI 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FDI 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效应，FDI 在苏南、苏中和苏北经济差距的扩大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这种作用下江苏区域经济差距必然进一步拉大。坚持江苏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江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进步是江苏省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两个率先”的内在客观要求。因此，江苏省各区域应合理利用FDI，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缩小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3 分析FDI在江苏省区域分布不均的原因
FDI 在江苏省区域分布不均不是偶然形成的，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找到了FDI区域分布不均的原因，才能采取措施改变FDI 不平衡分布的现状，我认为FDI 在江苏区域不均的重要原因有两个：
3.1 区位优势
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FDI 首要基本问题。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区位优势是区位选择的准则。就跨国公司而言，区位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就东道国内部具体区位而言，是吸引外资的特定区位优势，这个区位具有的优势，不一定那个区位也具有。在华跨国公司一般以市场占有、利润最大化为战略取向。信息成本、积聚经济构成了吸引FDI 的区位优势。跨国公司倾向于信息成本低、具有积聚经济效应的地区。在江苏省，苏南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区域，与“长三角经济区”核心城市上海接壤；苏中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次中心区域,沿长江下游北岸排列,与苏南和上海隔江相望；苏北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边缘和辐射区域,距“长三角经济区”核心城市上海相对较远,受经济中心的吸引和辐射作用较弱。这种区域环境特征与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状态基本一致。处于“长三角”经济圈的苏南地区，有强大的“产业空间积聚形成的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自然优势”，信息成本低，FDI 选择这样具有积聚经济效应的地区在情理之中。这些区位优势有利于跨国公司投资，实现其战略目标，所以相比之下，在江苏省范围内FDI 主要流向苏南地区，苏中次之，苏北FDI额最小。
3.2 政府的政策因素
苏南地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抓住了市场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为吸引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外资）进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平台，例如各类开发园区以及各类优惠的政策；现阶段苏南地区以及苏中地区政府则是提供科技产业和创新的环境和平台，如吸引科技人才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产学研结合的机制。政府在这里着力提供公共环境和平台，能够吸引的FDI的进入和产业集聚，相比之下，苏北地区政府行动较为迟缓，近几年来虽然苏北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政策以及投资环境建设方面有较大进步，相比较苏中地区特别是苏南地区而言，苏北在其他方面均无优势可言（如区位优势，规模效应，科研能力等等），所以与苏中和苏南一样的投资政策对FDI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这些因素也导致了FDI在江苏区域分布的不平衡。
4 建议
（1）苏南地区应继续加大吸引FDI的力度，同时要实现吸收外商投资的战略重点和引资方式的转移，拓展FDI投资领域，并向苏北转移落后于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梯度产业结构。积极引导外商投资由南向北推移，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2）改善苏中、苏北地区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分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为了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转向苏中、苏北地区，搞好公共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包括交通、通信等硬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快调整相关法律，健全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建立、完善与市场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在制度建设上解决利用外资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环境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降低外资进入的交易与制度成本。
（3）增强苏中、苏北的人力资本投入，构建FDI基础。除吸引外地高技能人才向苏中苏北流动外，进一步加强苏别苏北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苏中、苏北的人力资源素质，吸引更多的FDI。
（4）提高FDI的投资效率，投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更能满足FDI利益驱动的目的。因此，苏中、苏北在吸引FDI的同时，必须从单纯的数量扩张的增长转向高质量的资本技术的获取，要着力提高引进FDI的质量和层次,不单纯追求数量,要努力引进技术水平较高、溢出效应较大的FDI,进一步提高FDI对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长期拉动作用。苏中、苏北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防止FDI结构趋同。
参考文献
［1］徐晓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6.
［2］赵晋平. 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区域经济研究范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定量分析；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31-01
一、背景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持续运行良好，但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明显，这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现实，也是政府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都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Friedman[1]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始终存在而且正逐步扩大；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发现：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经过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过程。[2]覃成林[3]的研究结果显示，1970~198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1990 年后，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绝对差异扩大的速度大于相对差异。伍世代[4]分析了东南沿海地区55个地区市的经济发展数据后认为1995~2005年东南沿海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任建军[5]从GDP、人均GDP 和城乡居民三个层面对四大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过程
（一）评价指标设计
本文共选取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2011》、《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2011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参考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自身情况，选取生产总值（X1）、人均生产总值（X2）、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值（X3）、固定资产投资（X4）、外商直接投资（X5）、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农民人均收入（X8）、非农人口比重（X9）、人均粮食产量（X10）、在校高中生数（X11）等11项经济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6]
（二）实证测评过程
为消除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指标数据标准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如表1。
通过表1可知，共提取两个特征值均大于1的主成分，且前两个主成份的累积贡献率达85.959%，反映出提取两个主成分是可以基本反映所选取的11个经济指标的信息,可以用2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11个变量。
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根开平方根，求出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从而得到主成份得分。用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可得综合得分模型中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而建立主成分综合得分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F=0.107X1+0.087X2+0.073X3+0.106X4+0.101X5+0.099
X6+0.104X7+0.091X8 -0.07X9-0.034 X10+0.094 X11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得到综合主成分得分，通过按大小对其进行排序，即可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比较评价，见表2。
三、聚类分析法分析过程
本文把原始基础数据标准化后提取的2个主成分得分，看成是反映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采用组间联接法，以欧氏距离平方算法为度量标准，通过spss软件对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为了更加直观、清晰的了解聚类分析的，根据得到的树形图，绘制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图。
四、结论
本文基于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1年11个基础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非常突出。在聚类分析过程中，若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类，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单独是一类，而辽宁省其他所有区域为另一类。在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表中，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综合得分遥遥领先，在仅有的三个正数得分中，他们的得分是第三名鞍山市的5倍多。
二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出现显著的断层现象。引入计算变异系数的方法，来检测分类数据的组内相对变化情况，计算可得第一类和第三类综合评分的变异系数分别为9.04%和6.29%，均未超过10%,相对变化程度很小；第四类和第五类的综合得分变异系数分别为37.0%和24.6%，相对变化也不大。在聚类分析结果中，只有第二类只有鞍山市，其他类别的区域则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前后相对差距太大，出现了断层现象。
三是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分布不均。从整体上看，辽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沿海地区，大连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枝独秀，营口市、本溪市和丹东市的情况也比较理想，而葫芦岛市和锦州市的明显滞后。沈阳 “一小时经济圈”内，鞍山市、营口市、抚顺市、铁岭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本溪市、阜新市和辽阳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
2011年12月辽宁省经济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指出辽宁省2011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2万亿元，增速有望达到12%。在过去的十年中，辽宁省经济连续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自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辽宁省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总量扩张呈加速态势。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发展理论，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总是从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进而影响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最终到达实现整个区域的稳步发展。2009年和201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分析结果来看，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区域经济核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太明显，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强化沈阳市和大连市的核心地位，释放其经济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将是“十二五”期间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Friedman E. Maoism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oor[J]. World Politics,1987.39(3):408～428.
[2] 马国霞，徐勇，田玉军.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3）590~598.
[3]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与分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19（3）：36~40.
[4] 伍世代，王强. 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36（2）：12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