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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理论范文1
关键词：当代“红学” 文学工具化 文学性 理论原创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其巨大冲击波绵延不绝，形成“红学”，红学有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之分，当代红学总体而言延续了三大学脉：一是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学研究；二是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尽管后来屡遭批判，但考证之学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弱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20世纪是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为红学研究主流，文学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索之中，出现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
对这类研究，当代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思维呢？回到文学文本“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也可能出现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并为政治所利用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斗争工具，这就是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工具论思维模式不仅是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服务，也包括将文学作为经济或其他现实功利服务的工具。
文学工具化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悲歌在于审美被遗忘，“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诗的完整与纯粹。那些弃绝此目的的‘军团’代表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倾向，即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氏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因其对社会福址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在学界的、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表象之下，柏拉图主义的古老论题和同样过时的亚里氏多德式社会疗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认为，上述这些观念和一直受困的审美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永无竟时。”ii西方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审美者构成冲突，这种冲突永远存在、相互对立，从而显现文学的独特性。但是中国并不能构成这种冲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对立，中国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与观念对抗的纯审美，历史轮回上演的是短暂的多元混乱之后，“文以载道”总是一统天下，只是载的“道”变化了而已。“载道”思维的文学工具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把文学不当作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被忽略。
文学该不该载道、如何载道以及载什么道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对“载道说”的分析值得关注：“从‘文以载道’始，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导，对文学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学观已经一无是处了――在我们对‘载道说’的局限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候，这一点犹为应该注意。这一是因为：由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信现实以外的现实，所以文学与政治和道德均在一个现实中，它们的密切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与政治和道德教化无关的‘纯文学’，在中国可能就永远不切实际。所以批判‘文以载道’，不等于文学与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不发生关系。”iii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怎样与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发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又该如何看看待这种关系？当代文论对这些问题应深入思考研究，建构基于中国经典文学载什么道，怎么载道问题的文学理论。
二.西方理论与非文学性批评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楼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当时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
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后现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似的在中国理论界轮番上演，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以《红楼梦》的研究则是叙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还有李庆信等是以专著形式来专门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阐释，物质文化阐释、制度文化阐释、哲学阐释等等。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到t学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1996年），用符号学来系统地研析《红楼梦》，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年），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后现代情境、性别文化、解构性质、狂欢化、互文性等各种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有多少是适合文学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选择的热潮而随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红学研究中，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如随着文化批评热的兴起，很多学者意识到文学性被文化忽略、排挤问题。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iv他认为文学固然包含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内容，但我们应该关注文学“如何表现这些内容”这样的属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吴炫将反思范围扩大了，“今天文化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不仅在过去的社会学批评中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批评中，也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从文学的文学性角度来切入文化的问题， 从而也不能区分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之不同质。”v他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文论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倡导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进而提出文学性内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风格、修辞、技巧的层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断’、‘回归原生性的现实’的框架中，而是‘文学突破文化观念束缚’的‘文学性程度’研究。并且他还指出，中西方文学性有差异，也不能用西方文学性理论直接解读中国经典。
如前所述，中国是载道思维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不存在纯审美与非审美的冲突和对抗，我们没有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非审美者“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着相同的体验，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学解释成是阶级体制所催生的。”vi吴炫认为由于中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拿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经典是错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谈文学的文学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学自律的形式批评’和‘纯文学’，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那种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当这种‘纯文学’不能在不纯的中国文化现实落根之后，‘文化批评’、‘反本质主义’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就又作为对‘纯文学’、‘纯粹形式’的话语纠偏而出场。但无论是在西方实体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性’和‘文学本质’，还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均错位于‘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更错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吴炫认为西方纯粹意义的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解读中国经典，即便是审美的、文学性的理论，直接拿来解读中国经典也有隔靴搔痒、盲人摸象之感，因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不同于中国一元文化的整体性穿透性特质，他从而提出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因此运用西方现代后现论研究《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种理论在中国的一阵热潮，因而疏离和隔膜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学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中国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原创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经典的隔靴搔痒，转而又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方法。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这种悟的阅读方式触动受西方学院派浸染的刘剑梅进行反思：“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来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vii刘剑梅发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箩》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viii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哪些是文学性，哪些不是文学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学性不只是方法论，回归传统方法能不能解决当代文学问题？刘再复从安身立命的灵魂归属感审视西方学院派理论，悟证《红楼梦》，特别是对人物“心灵和性情”的阐释，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是俞平伯所说的从“文艺的范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但是“悟证”作为一种阅读、探讨和写作的方法论，其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美学观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论命题、概念和范畴的根子在哲学，由于‘意境’、‘气韵’这样的古代文论范畴离开‘玄学’和‘禅宗’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观念，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化概念进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国任何古代文论范畴就都难以具有‘现代之用’――那种就文艺理论本身来完成现代转换的做法，已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只是在‘多年呼唤’所证明其难有实际成效。”也就是说，刘再复是否对“妙悟说”有批判和改造？“悟证”作为不同于“考证”和“论证”的第三种方法论，是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古代一直就有，现在只是将其引入了《红楼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刘再复没有明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刘再复悟读、悟说、悟证《红楼梦》非常精彩，展现了《红楼梦》浩瀚深广的文学意境与魅力，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仍然只能选择前人的理论进行当代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阻碍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刘再复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不是现代的平视，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从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原创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创新来说，刘再复式的红学研究仍然处在创新程度不高的学术创新的层面，即用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既定理论套用《红楼梦》的思维模式，把既定理论作符合时代的新解释，还未达到理论创新（对理论问题进行改造）和理论原创（创造新的理论问题）。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或坚守传统，或引用西方，或从传统到西方、从西方到传统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创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中西方既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为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自娱”、“批评自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独创性问题影响力的丧失，就会是历史的必然。”他进而提出“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开辟了一条理论原创道路，不失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原创之范示。
“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揭示经典之为经典的文学性、独创性问题。文学性即独创性，“所谓独创性问题研究，是要揭示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贡献，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种贡献的原因。”ix《红楼梦》是不是经典以及为什么是经典？《红楼梦》凭什么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红楼梦》的独创性高在哪？独创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点？后来的作家如何超越《红楼梦》，创作出独创性程度较高的作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论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和帮助，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目标；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原创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与建构更高一级的追求。
注 释
i王国维，，俞平伯，鲁迅等.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J].文艺争鸣. 2011（01）
iv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J].天涯，2003（5）.
v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v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三联出版社.
viii刘再复.红楼梦悟[M].三联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从众心理理论范文2
【关键词】心脾相关论；脑卒中；中医康复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2）14-0118-01
脑卒中，中医又名脑中风，是一种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心脑血管疾病。中医学认为脑卒中是由于气血逆乱，产生风、火、痰、瘀，从而使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与心、肾、肝、脾、肺密切相关，其中与心脾的关系最为密切。本文在结合心脾相关论的基础上探讨心脾与脑卒中的关系，从而为脑卒中的中医康复护理开辟新的思路。
1 心脾相关论
中医十分强调整体观，把人的身体、精神、思维视为一个整体，而人的躯体又是其中的一个亚整体，各脏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心脾在生理上生克制化，病理上相互乘侮，两者关系十分密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其一，经脉关系：脾胃居中焦，心脏居上焦，从形体上看，以膈为界，互不相连，但二者之间以脾胃之支脉、大络、经筋紧密联系，经气互通，相互影响。其二，五行关系：脾胃属土，心属火，心之于脾胃乃母子关系，密切联系；若子病及母或子盗母气，均可因脾胃失调而波及心脏。“脾之所以能运化水谷者，气也……得心火温之，乃健运而不息是为心火生脾”。其三，气血关系：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精微以营养心脏。脾胃主受纳，运化水谷，乃多气多血之脏腑。心脾疾病相互影响，《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处，病在胁，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
2 脾胃与脑的关系
2.1 脾胃为脑的相关活动提供物质基础
脾胃居中焦为神志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又为气体升降出入之枢纽，而与大脑的关系密切[4]。现代研究认为，中医学的脾实质上是一个多元单位，包括现代医学的脾脏、胰脏、消化道和神经系统的部分功能。近年来，发现生物活性肽类在神经系统和消化道中双重分布的现象，这些肽类具有激素和神经递质的双重作用，并由此提出了脑肠肽的概念。同时还发现至少又20种胃肠多肽存在于大脑组织中，说明神经系统和胃肠道在起源和功能上有密切的关系，间接的说明它与人的情志活动也有关[2]。中医学中脾胃互为表里，大脑的情感、认知中枢和外周的脾胃功能状态相连接。
2.2 脾与脑的主要功能活动相关
脾虚病人的大脑皮层呈广泛减退，因而导致以交感神经功能低下为主要标志的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失调，使病人出现一系列交感神经功能低下的临床症状[3]。王宁等[4]总结了脾对脑的生理作用：脾运化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可养脑荣脑；脾运化水谷精微，为体内生化之源而渗入骨腔，可化以为髓，上冲与脑海；脾主升清，能升清阳上达于脑以荣脑；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又为脑中真气生化之源。脾与胃为互为表里，互有筋脉络属，故脑与脾在经络上也存在必然的联系。脾胃对津液气血的转输作用保证了神志的正常发挥[5]，一方面，津液等营养物质濡养脑髓；另一方面，津液代谢平衡不会产生痰饮等致病产物阻遏脑络。脾胃素虚或久病不愈，一则使气血生化不足，脑失所养；二则使脾运失健，水湿不化，滋生痰浊，上蒙清窍。脾失健运，气血津液生化不足，则隋海不充其气不足，脑失所养而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迟钝等脑功能失调的症状。都充分证明了脾的功能症状对脑的影响。
3 心与脑的关系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痫痉癫狂门》中说到：“心脑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长醒。”心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精神神志活动方面，心与脑正是以“神明”为纽带紧密联系起来的，心脑生理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精、气、血作为物质基础，而精血的运行需要经络的参与。
4 基于心脾相关论的护理思路
4.1 饮食调护
《灵枢・动输》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9]”由于脾胃能化生机体所必需的气血津液，故在人体中的中心五脏中的地位尤为的突出，若脾虚则中焦化源不足，水谷之精微不能化生为血，血少而心失所养，造成心血不足，进而影响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护理上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证候，推荐给患者不同的食疗护理。急性期以清淡为主，如莲子粥、山药粥，银耳大枣粥以及水果汁、疏菜汁，忌食葱蒜等辛辣食物；恢复期食用补益气血、滋养肝肾的食物，如蛋类、奶类、瘦肉、动物肝脏等，忌食酒类、油腻厚味食物。如肝火炽盛、风阳上扰型，则以茶5～10g，开水冲泡代茶饮；痰热内结型，以大白萝卜1个，大米50 g煮粥，油盐调味；气虚血郁型以黄芪桃仁粥补益气血：黄芪50g，桃仁10g，地龙2g，大米100g，白糖少许[10]。对未病之人进行饮食调护可以补益身体、预防疾病，对患者进行饮食调护则能调治疾病、缩短疗程。而脑卒中由于其和脾胃的关系密切，故饮食调护对于脑卒中患者的恢复尤为重要。
4.2 情志护理
情志护理在治疗心神所伤的疾病时可起到药物不能起到的作用。中医认为：人是形神统一的整体，既有躯体的生理活动，又是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两种活动始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关联[11]。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如何，能在很大程度影响到脏腑功能及疾病的进展和结局。因此，在护理工作中，把生理护理和心理护理有机的结合起来，精诚笃实的工作态度，用娴熟的操作技术，与病人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良好护患关系，给病人带来安全、舒适及信任感，消除病人紧张、烦恼、恐惧等不良情志。帮助病人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有促进疾病的康复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中医强调“人之神明，原在心脑两处，一处神明伤，则两处神俱伤”的观点，突出了心脑之间的紧密联系。“心脑共主神明”学说认为神志活动的产生是由脑而达于心，由心而发露于处，神明往来于心脑之路，心气入脑，心脑神明贯通，所以在护理上，作者认为加强脑卒中的情志护理对脑卒中的康复十分有利。
4.3 中医择时护理
卒中患者多有高血压，由于血压生物节律的低谷期是在夜间，如晚餐过饱，进餐时间过晚会增加胃肠耗氧，导致胃肠功能受损，使心肺负荷过重，甚至胀大的胃牵拉迷走神经诱发心绞痛、心衰等，故患者晚餐宜在17：30左右，餐量相对减少，为平日餐量的70%-80%，要少食高热量、高脂肪饮食。这也是为了发挥脾胃的功能，为脑部运化更多的血气，以促进脑部疾病的康复。脾运化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可养脑荣脑，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精微以营养心、脑等脏器。
4.4 养生疗法
规律的生活，顺应自然界变化的法则，顺应季节气候是中医养生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脑卒中的病人应：顺应四季变化，制定睡眠时间，春夏季夜卧早起，秋季早卧早起，冬季早卧晚起脾主升清，能升清阳上达于脑以荣脑，作者认为这对于调节胃肠道和心脑的功能协调，提升患者康复的效率有重要的作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开展气功、八段锦等中医传统的运动疗法对恢复患者的脾胃和气血运化功能将更有利。
5 小结
心脾在脑卒中的辨症施护中非常重要。 脑卒中从心脾角度调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治疗求本及辨证论治的科学内涵。中医临床从肝肾论治脑卒中较多，而如何结合心脾相关论及其与脑卒中的关系为脑卒中的中医辨证论治和中医护理开辟出一条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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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理论范文3
马克思说过，“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2]从众心理作为人的一种社会化本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人们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对个体的道德社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这一方向探讨学校道德教育是有现实意义的，它能够为道德教育找到新的切入点。
一、 学生从众心理分析
据调查，学生最易从众于室友、朋友、同班同学（现在可能还包括网友）。学生独特的心理特点、群体生活特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现代信息社会的需求，使他们在思想、情绪、生活、情感上存在着较多的共性，从而导致学生这个群体极强的从众心理。
1.独特的心理特点对学生从众的影响
首先，中学生是处于一种双重的年龄状态的人，即生理上的成人和社会上的婴儿。生理上已经成熟的学生，有着对成就的强烈追求和主宰自己命运的渴望。但是，由于尚未涉足社会，没能形成较为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再加上这一代学生又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共识尚未形成，从而导致他们对自我发展把握的一种无奈。
其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又有着独立意识及强烈的归属需要，被理解、被尊重的需要又强化了其从众心理。再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对其群体的从众是其社会化的一种必要形式。随着思维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阅历的增加，学生的心理不断完善和成熟，逐渐意识到对群体规范的自觉遵从，按照群体或社会的期望和价值标准行事不仅具有其现实意义，而且是人类理性法则的客观要求。
2.特殊的群体生活对学生的从众影响
现在的学生寄宿都很早，有的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实行周托。学生这种群体生活的特殊性表现在：有着相同的学习目标、相同的学校管理规范、相同的学习生活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必然受到群体规范、群体舆论等的约束。
3.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着学生的从众心理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的积淀使我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有着很强的团体意识，一旦脱离集体除自身有孤独感外，还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谴责。同时，性格里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和他律性，使得对周围人的评价及社会的舆论看得很重，他们会按照社会的评价和态度来塑造自己的社会性格。
4.社会的发展强化了学生的从众行为
21世纪，是个知识经济大发展的世纪，而学生又是对信息变化最敏感的社会群体。这种对信息的反应成为学生从众的一个隐性因素，校园又是先进信息的集散地，学生通过群体内部的交往，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料。正是对信息的需要、利用和满足，强化了学生的从众行为。
二、 从众心理对学生品德教育的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类的从众心理对于个体和社会道德的发展也是一样，既有制约作用，又有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品德教育中，要么忽视从众心理的积极作用，要么过分强调从众心理对个体、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认识到从众心理作为人类社会化的一种本能，在道德遵从上理性因素常常多于感性因素，是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心理体现，对德育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从众心理是学生个体道德社会化的加速器
社会道德的强制性不像法律那样依靠特定的政治权力机关，通过有形的惩罚来实现，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个体起作用的。人总是同其他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之中，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体在自我和团体观念发生矛盾时，会屈从于团体的压力，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行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个人都有归属的需要。当一个学生感到他被群体接受和需要，他不仅会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而且会产生积极的合作态度。社会群体是个体存在的普遍形式，群体在为人们提供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舞台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个人只有归属于一定的团体，才能参与社会生活，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可以看出，从众心理加速了个体的社会化，加速了社会道德向个体内化的进程。
2.从众心理是社会道德发展变化的影响者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从社会功能的执行，还是从社会文化的延续角度来说，多数人的观念和行为保持一致都是必要的。一个社会需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顺利地交往，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合理从众是个体对社会、群体规范的一种积极的内化，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增强个体道德理性、抵制不良社会风气和不正确的道德观念、建立健康合理的社会道德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的发展变化时期，个体对群体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从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当传统德育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群体自发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评价标准对个体道德发展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3.从众心理是当代道德教育的新载体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价值观念单一，人们对善恶、是非、道德不道德等的认识和评价比较统一，德育工作关注的是个别人的思想问题。但是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开放，价值选择多元化，影响人们思想品德的因素越来越多，任何一个机构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现代化手段，都不可能完全无误地把握住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心态变化和行为轨迹。所以，现代德育工作的任务和落脚点应该是把握主旋律，增强学生的自我疏导、自我调整和自我教育能力。通过学生的从众心理，来引导学生的思想，规范学生的言行。因此，“群体”应该成为当代德育的新载体，“群体效应”应该成为当代德育追求的目标。
4.从众心理是传统道德教育的补充
传统的德育不顾学生是否理解和认同，把教育者的价值观强加给学生，使学生失去了自主性、自觉性，教学内容是单一的书本知识，并且主要是课堂讲授，缺乏开放性、情境性。而利用从众心理进行道德教育，正好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
第一，自主性、自觉性。虽然学生个体对群体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从众于他人的，但个体拥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利，拥有接受这种或那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选择权，并且个体可以抒发自己的价值观念，展示自己的行为方式，充分满足学生追求个性独立、反对他人干预的心理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克服了传统德育容易抑制人的主体性的弊端。
第二，开放性、情境性。科尔伯格认为，理智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理智发展本身并不直接导致道德发展，道德发展还需要社会性质的刺激，它们来自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来源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为学生提供广泛多样的道德信息。同时，人自身的意义感主要产生于自己投入群体活动的生活情节[3]。学生作为主体投入群体生活情境时，能真切地感受生活情境中的具体过程，从而达到道德相互内化的目的。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用学生自己所创造的周围环境，用丰富集体生产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4]
总之，学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群体，他们群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念是一致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因此，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充分运用学生从众行为对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这一特点，重视、支持和诱导学生积极的从众行为，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学生喜闻乐见的，集学习、科技、文体和娱乐活动于一体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环境，促进学生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心理素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塑造。
参考文献
[1] 郑雪.社会心理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2] 章士嵘.心理学哲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从众心理理论范文4
关键词：治未病；复方丹参滴丸；心血管疾病；预给药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3-0643-02
Focus on the Theory of Precaution of Disease in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Function of Compound Danshen Dripping Pill to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Illness
LIANG Cheng-zhi
(Guig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igang 537100，Guangxi，China)
Abstract：Precaution of disea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n't cure that disease which is on and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prevent disease before it occurs.'It includes two parts：one is that preventing disease before it occurs；the other is that preventing the disease won't be worsening. Precaution of disease in history is based on keeping in good health. A fat lot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of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ng disease won't be worsen，especially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cure and preventing efficiency is good and side effect is few and fit for long cure. Compound Danshen Dripping Pill is regarded as typ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uring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illness，a lot of practices proved that this kind of medicine can retard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illness pathological changes efficiency，this kind of illness complication and reduce the death and cripple rate of it. The data show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o prevent disease before it occurs in the theory and the clinic's practice.
Keywords：Compound Danshen Dripping Pill；precaution of disease；heart and blood vessels illness；use medicine in advance
治未病，中医早有论述，其意义一是无病先防，正如《四气调神大论》所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强调了疾病重在预防、养生调控等，但人不可能不生病，所以《丹溪心法》对治未病又有了新的见解：“见肝之病，先实其脾脏之虚，则木邪不能传；见右颊之赤，先泻其肺经之热，则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因此治未病还包括已病防变，此为其二。已病防变，即对已患有的某种疾病，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预先或长期干预，使疾病不再深化恶化，对疾病的预后有十分重要意义。
心血管疾病是当今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首要疾病，死亡率、致残率高，本文通过探讨复方丹参滴丸(简称滴丸，下同)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作用，阐述中医治未病中已病防变的理论。
1 药理研究证明滴丸对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滴丸主要由丹参、三七、冰片组成，丹参主要提取丹参素为主的水溶性酚酸类有效成份，三七提取三七总皂苷。张伯礼等[1]的复方丹参方的药效物质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滴丸的抗心肌缺血、增强缺血预适应效果的机制，可能与扩冠和激活内源性保护物质的释放有关；丹参的作用侧重于血管，其扩冠效应强于三七，三七的作用侧重于心肌，对缺氧心肌的保护作用强于丹参；丹参水溶性成份适于速效，而其脂溶性成份和三七总皂苷类成份远后效应明显，适于长效；丹酚酸B与丹参酮ⅡA均有抗心肌缺血作用，但各有侧重。李金风等[2]的药理研究结果提示，滴丸对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后所致的钙超载有拮抗作用。赵明中等[3]则证明滴丸可抑制缺血再灌注心肌后心肌细胞凋亡等，明显减轻心肌细胞坏死性损伤，显著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的发生。江文德等[4]的实验丹参素显著对抗心肌缺血缺氧的作用，可能与舒张冠脉和抗血小板聚集有关。
2 动物实验证明 滴丸具有对微循环障碍的多靶点改善作用和抗血栓形成作用
韩晶岩等[5]通过建立动物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设立滴丸预给药组和其它药物预给药和后给药组，实验从血管管径变化、粘附细静脉管壁白细胞数、细静脉管壁DHR(dihgdrorhodaming 123)荧光强度、活体染色肥大细胞、肥大细胞脱颗粒率等涉及与反映微循环障碍有关的多个靶点因素来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滴丸预给药组对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微循环障碍具有多靶点改善作用，表明干预性给予滴丸，对占体内90%，维持机体新陈代谢重要部分的微循环的病变，在各环节进行多靶点调节时，具有预防和治疗的保护和恢复作用。王芳等[6]以光化学反应诱导的大鼠肠系膜血栓为模型，实验前预给药滴丸，结果提示滴丸具有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赵雅君等[7]在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时的能量代谢及脂质过氧化变化中，采用Langendorff离体心脏灌流技术，建立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分别在缺血前预灌时及缺血后再灌注时用滴丸对心肌给予保护，观察心肌能量代谢及脂质过氧化(LPO)变化，设立正常组，单纯缺血再灌注组，滴丸前保护组，滴丸后保护组，结果心肌缺血40min再灌注20min，心肌组织内高能磷酸化合物明显减少，脂质过氧化物含量明显增多，与正常对照组比P0.05)。表明滴丸在缺血前后的预灌注和再灌注均可通过增加心肌能量储备，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而保护心肌。
3 临床实践证明 滴丸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具有治疗和预防其并发症的作用
金明等[8]通过对58例Ⅰ～Ⅲ期糖尿病患者为期3个月的临床观察，认为滴丸在治疗早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上，具有改善血管血流变学状态，对眼底微血管瘤、小出血灶等病理改变有减轻、改善作用；在控制微血管瘤、出血，提高视力、改善视野方面具有明显疗效。张雪峰等[9]首次将滴丸应用于高原自然现场低氧环境，对高原心肌低氧症(High Altitude Myocardial Hypoxidosis，HAMH)的人群预防和实验动物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滴丸预防HAMH具有效果显著、作用确切、起效迅速、机制广泛等特点。向竹南等[10]在对160例冠心病心绞痛疗效观察后认为，滴丸对不同程度心绞痛的总有效率与心绞痛分级明显相关，即心绞痛分级愈重疗效愈低，预示早期预防性治疗对心绞痛病情控制和防止心梗发生的重要性。
4 讨 论
无病先防，已病防变是中医治未病的重要内涵，养生调控固然对疾病的预防具有积极意义，但仅是辅助部分，而对于已患有的许多当今尚无治愈可能的疾病来说，寻求有效且宜于长期使用的药物来减缓疾病病变过程、增加远后效应、改善生命质量则显得十分重要，这就是已病防变的实质内容。祖国医学以独特的整体观和辨证思维，使中药在已病防变的治疗和预防上潜力深广。复方丹参滴丸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1997年12月，复方丹参滴丸首次以药品身份通过了美国FDA的临床用药申请，并被国家列为临床急救药物之一。如上所述，无论从药理实验、动物实验还是临床实践都须要在预防性给药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而临床上比如血栓的形成一般在数小时至十余小时之间，这段时间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溶栓治疗，否则一旦血栓形成牢固，溶栓便失去了可能。所以，不难看出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在已病防变的数千年实践中，着重强调了对防止病情深化的预防性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如心梗、脑血管意外等本身就是原发疾病的深化、恶化，因此早期干预性治疗，对预防未病的发生意义非凡，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致残率的关键所在，也是医务人员指导患者预防疾病深化的必要步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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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理论范文5
关键词 受众心理;公交移动电视广告;对策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0)27-0011-02
公交移动电视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介的接收方式,使人们在移动中可以接收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依附于它的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也因其覆盖面广、强迫收视、效果显著、反馈迅速等众多优势,迅速被广大企业和广告商所认同,其中不乏可口可乐、海尔、肯德基、奥妙、康师傅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从而不断地在国内外各大城市迅速的发展起来,进而迅速成为继互联网广告之后又一大新媒体广告。的确,公交移动电视可以帮助人们度过无聊的等待时间,是广而告之的黄金时间段。但是,在最早设立公交移动电视的新加坡和香港,公交移动电视占整体广告收入的比例却仅为1.8%,只占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告数量的1/10,在户外广告市场中也仅仅占据到了1/3左右的份额,这种新兴媒介广告却并没有成为主流媒介广告,在其实际运营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1 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的发展瓶颈
1.1 照搬家庭固定电视广告模式。难以自成风格
虽然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从属于电视广告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与家庭电视广告在受众接受环境上存在很大差别。前者的受众是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受众环境是车厢空间;后者的受众是家庭成员,受众环境是室内空间。即使向同一受众传播相同的广告信息,由于广告受众所处环境不同,也会造成受众的接受心理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完全不同的广告接受效果。因此,如果把在家庭固定电视广告照搬到受众情绪较为烦躁的公共汽车车厢内播放,可以说传播效果几乎为零。
1.2 广告针对性不强。受众接受度差
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不同时间段所面对的不同受众对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提出了针对性的要求。很多公交移动电视运营商没有专门的广告制作中心,所传播的广告大多针对性不强,不能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能够营造愉悦气氛、缓和受众烦躁情绪的广告,得不到受众长时期的注意力,自然也就不能吸引广告商,同时大量地重复播放针对性差的广告,引起受众反感也破坏了整个公交移动电视的品牌形象。
1.3 受众接收噪音阻扰收视效果
公交汽车上除了移动电视广告外,车身内外部也有其他广告分散着乘客的注意力。例如车身内外壁、扶手、车座后背都充斥着多种多样的广告,使移动电视广告遭遇受众接受噪音。此外,受众接受噪音还包括受众接收广告时自身的心理状况。如在交通高峰时段,车厢内十分拥挤、空气污浊或者公交移动电视本身的强迫性传播方式给想在车上休息的乘客带来了较大的惊扰,乘客情绪因此受到影响而对移动电视广告产生排斥、反感、不信任,影响广告接收效果。
2 相关对策:制作公交移动电视的特有广告
公交电视广告的受众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其不同于传统媒介广告而富有个性。而要想终结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照搬家庭固定电视广告模式,任重而道远。
首先,情感诉求的广告创意注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易引起受众的注意和感知,因此在广告创意方面,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的感性诉求应多于理性诉求,让乘客看到广告后心情愉睫,缓和烦躁的情绪,营造愉悦的气氛,给受众一种美的享受。
其次,还应意识到在早、午、晚上下班高峰期“黄金时段”投放的广告要考虑到不同受众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信息接受心境上呈现的差异性,增强广告的针对性,使广告内容能够充分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例如公交移动电视广告可以在上班族、学生族乘车高峰时段播放青春活泼、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广告,而在家庭主妇、老年人乘车较多的时间段播放适合于这一群体的广告。同时,针对一年中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向受众传递有时间针对性的广告。
要想排除公共汽车内噪音的干扰,一方面可以从加强对语音的传播人手,把广播广告的特点加入到移动电视广告中来,使受众在拥挤的车厢内无法接收视觉形象传播时,也能通过声音传播吸引注意力;另一方面从资源组合的角度出发,将公交移动广告与自身具有优良环境的交通工具结合起来,解决公交车移动电视广告“传而不达”的尴尬问题。例如北京移动电视从2008年4月15日开始与中青旅合作,在北京的短途旅游车上安装移动电视。旅游车内环境相对安静,这就避免了人多嘈杂,广告无法到达受众的缺陷。
虽然目前很多广告商对公交移动电视广告还持观望状态。投放的广告额还相对较少,一般仅仅是将其作为对传统媒体广告投放的一种补充,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以及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传播内容和环境上的改善,公交移动电视广告市场必将呈现的广阔前景,从而实现受众和广告商广告信息交流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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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红,浅析公交移动电视广告的受众心理与传播策略[J],新闻界,2008,4:177-178。
[7]胡忠青,移动电视的广告优劣[J],中国市场,2005,28:122-123.
从众心理理论范文6
关键词：行人闯红灯 从众行为 问卷调查 改善措施
一引言
随着交通环境的日益严峻，交通问题不再只是机动车单方面的责任因素，行人的违规行为也应得到重视。闯红灯行为就是一例。目前与之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是，以机动车闯红灯研究为主，部分在研究交通问题时略有提及行人闯红灯问题，但均未就行人闯红灯这种人的行为进行专题研究探讨。在此，本文通过对学校西门外公交汽车站路口的实地调研及调查问卷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行人闯红灯这一个体/群体行为，旨在为交通环境的改善提供新的思路。
二实地调研
1调研方法
实地调研采用自然观察，相机记录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华中科技大学西门外鲁巷公
交车站路口的行人闯红灯行为进行分时段记录。具体步骤如下：
①将研究时间分割成为工作日和双休日两种，并将每种细划为一天当中的五个时段，
分别是：8：30―9：00am；10：30―11：00am；1：30―2：00pm；3：30―4：00pm；
5：30―6：00pm。细划依据武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一天当中的交通高峰时段，为：
早晨8：00―― 9：00；中午11：00――1：00；傍晚5：00――7：00。
从中提取每个时段的30分钟作为观察车流量高峰时的行人闯红灯现象。分别为：
8：30―9：00am；1：30―2：00pm；5：30―6：00pm。同时，在三个高峰时段之间，
每隔90分钟提取半小时作为低谷期的参考依据，其时间依次为：10：30―11：00am；
3：30―4：00pm。
②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年龄段，分别为：青年段15-30岁；中年段30到50岁；老年段50岁以上。考虑到15岁以下的少年大多会由父母长辈陪同过马路，因此15岁以下年龄段并未涉及，且未计入过马路总人数中。
通过区分年龄段的调研考虑，预期得出是何种人群具有普遍性或占多数比例的闯红
灯行为，从而针对这类人群思考相应的改善措施。
2数据统计
3原因分析
①分析闯红灯者所占比例多的原因：
民众素质较低；交通设计不合理；车流量大，导致红灯时间长，而绿灯时间短；
监管不力
②分析闯红灯的原因：
a赶时间。很多人因为偶尔有急事，以能少一分钟是一分钟当作借口闯红灯违反交通法规。
b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少。有时候虽然另一边是绿灯，但是因为车少而导致无车经过，从
而使行人觉得有可乘之机，可以借这个机会安全过马路。
c车流量大，但行驶缓慢。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时段，红绿灯时间短，导致车辆停在路上
无法行驶，这个时候，许多行人认为可以钻空子，乘机通过马路。
d从众心理。有时因为很多人要过马路，大部分人都在闯红灯，自己不闯就好象是错误
的一样。于是，大家一起闯红灯。这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称为“从众效应”。
参照心理学相关理论，从众效应是指个体在真实的或臆想的群体压力下，在认知上
或行动上以多数人或权威人物的行为为准则，进而在行为上努力与之趋向一致的现象。
这是指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个体在信息接受中所采取的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
的对策倾向。从众是合乎人们心意和受欢迎的。
从众现象表现形式：对从众行为也要具体分析。一般有这样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表面服从，内心也接受，所谓口服心服。二是口服心不服，出于无奈只得表面服
从，违心从众。三是完全随大流，谈不上服不服的问题。
一般说来，群体成员的行为，通常具有跟从群体的倾向。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和意
见与群体不一致，或与群体中大多数人有分歧时，会感受到一种压力，这促使他趋向于
与群体一致的现象，叫做从众行为。【1】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部分行人闯红灯
的行为归结为一种从众行为。
一个著名的从众现象的心理学案例――“阿希实验”。学者阿希曾进行过从众心理
实验，结果在测试人群中仅有1/4~1/3的被试者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保持了独立性。
【2】
e习惯使然。因为经常闯红灯，所以已经成为了习惯，不管是不是红灯都直接过马路。
三问卷调查（内容见附录）
1 问卷梗概
通过调查问卷的是形式在网上对84人进行了问卷调查了，借以通过这种形式辅助和完善自然观察法得出的结果，使最终的结论更加具有客观性和实际意义。并且，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广大武汉市民倡导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为和意识。
2 问卷结果分析
调查问卷显示，有接近80%的市民认为行人闯红灯现象严重，其中41.67%的人认为此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只有21.4%的市民承认自己从不会出现闯红灯的行为，其他都有此行为。当问及闯红灯原因时，在主观上，31.9%的市民是出于应对急事，37.5%的市民认为路面行驶车辆少，还有22.2%的市民持一种从众心理，剩下的8.3%左右的市民因为此举已成习惯。再从可观上来看原因，36.3%的市民认为是民众素质较低造成闯红灯现象，另有27.4%的市民认为是由于车流量较大，以致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另有21%的市民认为是交通设计不合理造成，剩下的15.3左右的市民则认为是监管不力造成。
为了督促市民形成良好的遵守交规的习惯，该问卷还对市民针对闯红灯行为的态度以及是否有制止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当问及对他人闯红灯的态度时，有57.1%多的市民认识该行为是应该收到谴责，更有16.7%的市民认为应严惩不贷，另外还有26.2%的市民持无所谓的态度。在问到看到他人闯红灯时自己的做法时，有15.5%的市民直接跟着闯，只有8.3%的人会劝阻他人不要闯红灯。在其他的题目中，有将近半数的市民闯红灯后抱有无所谓的心情和态度；有超过半数的市民在闯红灯时担心交通事故的发生。
四结论
通过自然观察、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的方法将行人闯红灯的行为现象作了归纳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根据调查结果看出，行人闯红灯这一现象在洪山地区或武汉市非常普遍和严重，其中，闯红灯者以青年人居多，其次是中年人。从调查结果看，高居榜首的三个闯红灯原因：“马路上形式车辆少”这一闯红灯原因说明红绿灯的设置尚存在不合理之处；“偶尔有急事”则表现出市民的交通法规意识淡薄，市民素质不高；“从众心理”表现出市民缺乏安全意识，是非分辨不坚定，独立意识不强。因此根据分析结果和市民意见，作者综合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⑴加强对市民的交通意识和法规的宣传教育，应制止参与交通时随心所欲、贪图方便，不顾自已的生命安全的行为。
⑵加大对行人违反交通法规的管制力度，增大惩罚力度。现有的交通违规惩罚监管不当，只有单方面的机动车辆的监督管制，而并未出台一些实质性的对行人违规所做出的处罚。长期以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违法行为的管理、处罚都是“重车轻人”。对各种车辆抓的很紧，而对行人则放的过松。之所以如此，一是在我们的管理理念中总是认为，车辆在交通流中是相对的强者，而行人是绝对的弱者。严管强者就是对弱者的保护。二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车辆有管理的抓手，好管、给管。而行人则难以控制，管理行人费时、费力，不好管。所以，对行人的交通安全管理止于书面、流于形式，对行人交通违法的查纠和处罚都失之过宽，在某种程度上放纵了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⑶应有效的采取舆论监督的方法，实行举报奖励措施，对举报他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进行表彰。
⑷完善现有道路上的交通设施。在一些道路上，交通信号灯的调控、配时对行人来说不尽合理。有的路口一方转弯的机动车与另一方直行的行人在同一时段里绿灯放行而发生冲突；有的路口是行人等候红灯的时间过长（超过60秒），导致行人不顾安全，强闯红灯，穿车流而行，险象环生。【3】因此，建议可以将红绿灯引入智能化控制。如果没有机动车通行，人行横道的红灯时间可以缩短，提前切换到绿灯；而如果这一时间段人流量相当大，可以把人行横道的绿灯时间延长，确保行人能够全部安全地通过马路。或者强制将人行横道改成过街通道或者过街天桥，从而禁止人行船过马路。
诚然，这样的的调查只是一部分，不能完全反映全貌，但也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来自百度百科网――从众效应
【2】来自百度百科网――从众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