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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教育的意义范文1
一、教师利用彝文古籍《玛木特依》里面精炼、生动、形象的谚语学生会更乐于接受，明其育人思想。
全书用朴素的彝族语言写成，运用了大量彝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谚语和格言，语言形象生动，精炼纯熟，闪烁着哲理的光芒。以美好的诗句宣扬崇高的道德情操。用这样的母语来教育彝族学生不管是低年级学生还是高年级学生都没了语言的理解障碍。利用书中美与丑，错与对，诚实与虚伪，公正与偏私等鲜明对比使学生乐于听取老师的教导。这时老师就要利用书中优美的语句结合实际案例对学生进行教导。从学生的心灵深处去撩动学生的情感接受教育之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二、利用学生所学的彝文古籍《玛木特依》内容去触动家长让学生与家长相互交流，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
教育是要靠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来完成的。但是现在的社会以经济为重，好多家长把大量的精力放到了如何去挣钱，而对孩子行为习惯地教育比较忽视。彝族祖祖辈辈用来教儿育女的《玛木特依》越来越被他们所遗忘、失传。在家中对孩子进行教育时不是好言相待，而是打他们一顿或是滔滔不绝地责骂，这样一来没有起到对学生思想的开导反而创伤学生幼小的心灵。
像彝文古籍《玛木特依》这种类似的彝文古典谚语和格言，彝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甚至有些家长从小就让自己的孩子去背那些谚语和格言。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回家时把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玛木特依》内容说给自己的家长听，鼓励学生主动向家长提出疑问。这样学生与家长就会心平气和坐在一起探讨、交流做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我想这样的教子方式总比那些粗暴的拳脚相加要好得多吧！
三、利用浓郁的文化氛围去感染和熏陶学生。
一个人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或良好的素养都是在无意间养成的，我们要给学生创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染和熏陶学生。《玛木特依》本身在很早以前就是口口相传进行教育后代的，要么是父母传授或在别人交流中无意间获取。《玛木特依》又是一部五言体，韵律美，节奏明快的格律诗每句诗歌都包含了较深的思想内涵，书中还蕴含着很多丰富的寓言故事。据我们调查学生对此类彝文古籍有浓厚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诵、说《玛木特依》的谚语、格言诗句和讲解有意义的寓言故事比赛，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其意，体会育人含义。也可以在中午的红领巾广播站时不时地播出相关内容或学生所犯的事实案例进行解说。让学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
鼓励教育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精算能力；估算能力；教育差异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1-244-01
精算能力与估算能力是个体计算能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一般而言，计算能力主要指个体依靠数字运算符号，遵循一定的运算规律，按照一定的演算步骤，得出较精确的计算能力；而估算能力则指在利用一些估算策略的基础上，通过观察，比较，判断，推理等认知过程，获得一种概略化结果的能力。
尽管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同为计算能力的重要成分，但二者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分离性特点。从二者的表现特点来看，计算能力主要是一种程序化，精确化，相对更外部化的认知能力，其认知过程 表现出较强的线性特点各步骤之间具有严格的时间顺序，个体往往需要运用纸笔或语言帮助计算，所得结果较为精确；估算能力的认知操作则更类似一个并行式的加工过程，表现出较强的直觉化，跳跃化与内隐化特点，其所得结果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答案的估算。从二者在个体工作，学校中的作用来看，精算能力是以精确，定量为特征的现代数学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 ，同事也是个体数学知识与技能的基础成分，精算能力的形成对于个体有效解决抽象数学问题，形成严格的逻辑思维不可或缺，也一直是学校教育与个体数学学习的基本目标；而估算能力则在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估算能力，个体不但可以节约认知步骤，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并可以帮助个体探索问题解决策略，估算结果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形成恰当的认知决策，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为频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广泛性。
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在起源上的差异还会进一步影响其认知机制。一些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精算能力更多受到个体语言功能的影响，估算能力则相对独立语言功能。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可能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内部编码。精算能力主要采用的是语言编码，因此与语言区别联系密切，而估算能力的编码则可能基于对视觉―空间信息的认知加工，因此更多地运动，空间知觉，躯体知觉的有关区域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开展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做为个体素质的组成部分，儿童数学能力的培养无疑是素质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目前的数学教育与课程改革计划强调从儿童的数学经验出发，重点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全面培养儿童的数学素质已经成为改革的目标。但是，如何正确理解儿童的数学素质，如何才能够有效促进其数学能力的发展，如何对数学教育的价值，效果进行合理评价，目前任然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如前文所述，个体的数学能力是一个多参差，多成分的复杂能力系统，仅就计算能力而言，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尽管同为个体计算浓烈的重要成分，但是二者不仅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分离性的特点，同时也具有不同的认知机制与脑基础。从目前有关两种精算能力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必须对如下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1、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两种精算能力的特点与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学教育目标，与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一样，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教育方法与手段，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对儿童的估算能力则一直较为忽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在个体的计算能力发展中均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个体对估算能力的使用更为频繁，因此如果忽视估算能力的培养，就要可能使儿童数学能力片面发展，导致儿童在精算能力方面获得较多培养机会的同时，估算能力与数学应用技巧缺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从而影响了数学技能与数学素质的综合提高，致使儿童的数学思维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与变通性，甚至知会进行机械运算，缺乏数学常识与直觉，成为所谓的“数学盲”。为此，在当前的数学教育改革中我们必须读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从多方面积极探讨，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数学教育目标。
2、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两种计算能力的分离性特点及其不同性质，建立有针对性的数学课程与教学方法。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估算能力与精算能力不仅在表现形式，发展模式，认知机制，脑基础等方面从在明显的差异，同时所需要的环境与教育条件也可能有较大的差别。有关研究结果表明，精算能力与语言功能联系密切，比仅注要采用言语为主的内部编码，与之相反，估算能力与个体的视觉―空间加工的联系更为密切。从以往的数学教育来看，我国的数学课程大多以现代数学知识体系为依据，使用较为严谨的语言逻辑方式，教师在课堂中也以语言为主要工具，采用知识讲授的方法进行教学，在教学评价时也偏重于以语言方式考察学生的数学知识。因此，在今后的数学教育改革中，探讨建立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有效的促进儿童估算能力的发展，培养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当引起高度的关注。
鼓励教育的意义范文3
据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显示，当前，中国人的文明素养总在世界各国排名的倒数后十位徘徊，我们不禁要问：昔日的礼仪之邦哪里去了？中国的道德教育、礼仪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固然，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很多，诸如传统文化的断裂、道德建设的滞后、礼仪教育的缺失、道德教育的“高大空”等等，其中礼仪教育的缺失可能是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本应在幼儿园、中小学中完成的礼仪教育被忽视，或者被所谓的“远大理想教育”所取代，许多孩子的言行举止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约束，以致于他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才能使自己有自尊，如何行为才能礼敬他人，更不知如何做人处世。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丰富的礼教文化资源，当下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应从中吸纳有益的滋养。
一、仪式是文化传承和文明教育的载体和手段
从人类学视角看，仪式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和文明的象征，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早期文明标志的图腾崇拜、祖先祭祀、制礼作乐等，都与仪式密不可分，或者说，都是以仪式为载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作为礼仪之邦，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仪式文化，具体表现为礼乐文明和礼教文化。《仪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五经”之一，这部以十七种仪式之礼构成的经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和陶冶了一代代炎黄子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心理和精神气质。
人的一生要经历诸多仪式，从出生礼到人生中的每一次生日仪式，从成人礼到婚礼，从家人和亲朋好友婚丧嫁娶的各种礼节仪式到家族和民族国家的各种节气、假日、纪念日的仪式活动，可以说，仪式连接起我们人生的一个个片段，构成了人生的重要内涵，赋予了人生斑斓的色彩。我们在仪式中启蒙、成长、成熟，我们在仪式中诞生，也伴随着仪式离开这个世界。同时，无数个仪式将个体与群体关联起来，让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将蒙昧人提升为文明人；而对仪式的认同与遵循，又使人们形成了一个个共同体，并进而形成民族、国家。因此，倘若没有仪式，人生将缺乏内涵和色彩，国家民族将失去连接和凝聚的纽带，文化和文明将丧失支撑的骨架。因此，借助于各种仪式开展做人教育、礼仪教育，无疑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路径。通过借鉴我国古代礼仪的体验式教育资源，可以为中小学的礼仪教育找到抓手和突破点。
二、古代体验式礼教文化
中国是伦理型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精神气质”或“德礼文化”。[1]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一些人将礼仅仅等同于繁文缛节的礼节仪式，将其作用降低到类似于礼仪礼貌的层面。事实上，在古代，礼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它是古代社会治国安邦的有力工具。人们通过参与各种礼节仪式而将礼仪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伦理思想等潜移默化地内化成自身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这种融道德教育于实际生活的教育方式就是体验式教育。[2]
（一）《仪礼》是体验式礼教文化的基本内容
《仪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汇编。该书记载了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十七种礼仪，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在宗教意识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这些礼仪、制度不仅是约束世道人心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手段，更是统治阶级教化民众、治国理政的工具。在《仪礼》中，从各种仪式开始到仪式结束，从每个人站立的位置到每件器物陈放的位置，都巨细无遗地记载着。表面上看，似乎都是繁文缛节，实质上，制礼者正是通过这些繁琐的礼节，让行礼者在进退、揖让、升降、酬酢之中，“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陶冶品性人格，提升道德境界。
（二）古代体验式礼教文化的实践模式
据《周礼》记载，以礼教化民众是古代统治者治国的重要手段，古代“施十有二教”的制度向我们展示了礼教的实践样态及重要作用：“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t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地官・大司徒》）通过“教之以德，齐之以礼”，让民众有归正之心、敬畏之心和规矩意识，以实现人际和谐、社会有序之目标。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仪式教育实践模式当属祭祀礼仪和孝道礼仪。借助祭祀礼仪引导民众尊卑有序。古人认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祭礼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即“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在祭祀活动中，祭祖尤为重要，因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通过祭祀可以理顺十种人伦关系：“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礼记・祭统》）借助孝道礼仪教化民众长幼有序。孝是中国古代最深入人心的观念之一，孝道礼仪作为礼的重要内容，为教化民众、化德成俗发挥了重要作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古礼要求子女要从内心深处尊敬父母，不仅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冬温而夏酰昏定而晨省”《礼记・曲礼上》），而且要能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章第十》）
三、对当代中小学礼仪教育的思考
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由于礼仪教育的长期缺失以及人们对礼仪教育的误解，当下中小学礼仪教育存在着方法不当和效果欠佳的问题。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仪式教育，以礼规范言行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告诫其弟子“不学礼，无以立”。在儒家看来，礼义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志。为了使人成其为人，就需要借助一系列的礼节仪式活动和规范来约束和克制人性中野蛮、卑劣的成分，通过教化使人具有文明、高尚的品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礼者，敬人也”，礼的实质是对他人的尊重。“仪”乃是恰到好处地向别人表达尊重和敬意的具体形式。“礼”与“仪”合在一起，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对中小学生而言，礼仪教育应以体验式教育为主，礼仪知识学习为辅，让学生通过参加各种仪式活动或课堂课外的礼仪实践，熟悉合乎礼仪的行为规范，培育丰富的人类情感，并逐渐明晰自己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例如，通过参加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培育其热爱学习、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习惯和品性；通过上课时的师生问候礼，以及参加拜师礼、教师节等活动，学会尊重教师、尊重知识；通过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国家公祭日等仪式活动，培养其感恩、慎终追远、敬畏生命、热爱祖国、重视亲情等情感。仪式是由一系列规范构成的，孩子们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言行举止就受到了规范的约束和引导，久之，就会养成做人做事的规矩。同时，仪式是肃穆的，在经历仪式的程序中，他们就学会了敬畏规则、尊重他人；在践履礼仪的过程中，他们就培养了仁爱之心、规矩意识。
（二）培养谦敬之德，以礼修己安人
人是社会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礼”是人和人之间沟通与相处的桥梁。中国古人早就以“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来强调“礼”的重要性。据《论语》记载，当子路问孔子何谓君子时，孔子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来回答，而“修己”的手段则被孔子概括为“礼”，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我们也可用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来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欲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个性不加约束、任自己的欲望膨胀泛滥，就会伤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因此，要想交往活动顺利、人际关系和谐，就应遵循孔子的忠告，遵守以“礼”的形式存在的社会规范和人际交往原则。儒家认为，人的礼仪素养和道德品行是从一言一行的规范开始，由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形成的，即荀子所说的“积礼义而为君子”，通过用礼仪规范自己的仪表、仪态、举止行为，就可以成为仁礼兼备、能立能行的君子。
当然，“礼”之要义是“敬”，中小学礼仪教育中，无论是礼仪知识的传授还是礼节仪式的体验参与，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敬畏万物。“礼”和“仪”都是表达尊敬的手段。如今不少青少年缺乏尊重他人的意识，在家里不尊敬父母，到学校不尊敬老师，步入社会不尊重同事和领导，他们不愿意尊重任何人，但是却要求所有人尊重自己。岂不知，只有“尊人者”，才能“人尊之”。而要学会尊重他人，自己必须谦虚低调。《礼记》云：“礼者，自卑而尊人”，这个“卑”不是“卑躬屈膝”，是“谦卑”。人际交往中，我们应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把对方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置。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只有做到“我敬人人”，才能收获“人人敬我”的结果。
（三）做到知行统一，以礼陶冶品性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礼”的解释是“履也”，可见，践履礼仪、知行合一是“礼”字本有之意。礼仪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涵养德性，使人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礼仪礼貌是结合生活实际、细化道德规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中国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之说。孔子曾告诉颜回，只有在“视听言动”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能抵达“仁”的境界。荀子在谈到学习的始点和终点时指出：“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之所以学习的终点是“读礼”，是因为“读礼”与“行礼”密不可分。荀子认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一个人只有严格按照礼仪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法国学者孔特・斯蓬维尔说：“礼貌是美德的外表，一切美德都由此而来”，“道德犹如一种心灵的礼貌，一种自我约束的礼仪。”因此，中小学生应从日常生活中的礼貌礼仪做起，将自己的言行举止纳入“合礼”的范围，做到知行统一。没有对“礼”的践行，礼仪教育就是空中楼阁。
总之，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是实现民族复兴的“软实力”，而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昔日礼仪之邦辉煌的再造，都需要我们从娃娃抓起，从礼仪教育开始。为此，各级各类学校应借鉴和吸纳中国古代体验式礼教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仪式活动日用而不知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重视仪式教育，以礼规范言行；培养谦敬之德，以礼修己安人；做到知行统一，以礼陶冶品性。
参考文献：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
鼓励教育的意义范文4
那次哈尔滨之旅，有很多人和事乃至哈尔滨风物景致都留存在记忆里，尤其是李元昌教授讲的一则故事：
以前在农村，那时候碾米磨面都是用石头碾子和磨，由驴来拉。拉磨的驴需要带个蒙眼的布，老乡们把这块布叫“蒙眼”。
一天，偶尔经过磨坊，看到驴子戴着蒙眼不知疲倦地围着石头磨转圈，出于好奇，我就走上前去把驴叫住，然后摘下它的蒙眼。这下可不得了了，没了蒙眼的驴再走起来不是先前那样温顺听话，而是像一头醒狮，两眼圆睁，四蹄蹬开，瞬间就把个磨盘给掀翻了，驴套也给弄断了。等有经验的农民把驴抓回来，再次带上蒙眼，它又捋顺条扬地拉起磨来。
我们姑且不论驴子拉磨的目的，从这种现象中我们探讨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驴子自从被人驯化之后成就为人们役使的工具了，为了防止它固有的野性萌发，人们要给他戴上笼头枷具，有了束缚甚至是愚弄，尽管它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是繁重的或者是单调乏味的，但是它却能安逸舒服地乐此不疲。可一旦去掉了束缚他的外在的枷锁，它内在的潜能也就有可能会被激活，这时候它的驴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使我们对驴的威力刮目相看。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我们在对待学生时不也常常要给其佩戴上一个“蒙眼”吗？像孔老夫子的那种“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以至于现代的翻版“守则规范”之类的，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规范”成了清一色的“规矩”，由此也就少了激情，少了跨越，少了创新。
有一匹马常常为被缰绳束缚而苦恼，后来，它终于挣脱了缰绳，放任地奔跑起来，却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
这是中学政治课本中曾经列举的一个案例，野生的马种群急剧消亡的原因就是人类过度参与马的生活所导致的。如果没有人们的那种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大自然中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不是会随处可见吗？
鼓励教育的意义范文5
一，课始，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欲望和意向，是形成创新动力的重要基础，是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构成小学教学的基础，也是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创新与兴趣是紧密在一起的。只有对学习感兴趣后，学生才能自主地、自觉地去观察、研究和探索。对小学生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具有推动力的一种东西。
所以， 针对一年级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 在每节课的开始，都会精心设计一个生活情境，意在引起学生的注意，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真正感到数学并不是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例如，在教学《统计》这一内容时，我针对小学生对自己的生日记得特别牢这一特点，先让学生说说自己的生日是怎么过的，分别来了哪些客人，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接着说道：“大象伯伯今天也要过生日了，请小朋友看一下，他家来了多少客人呢？”这时学生的兴趣高涨，争着说自己的发现。这时，我抓住时机又问：“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因为这情景是学生所熟悉的，学生又提出了许多问题，课堂气氛显得尤其热烈。对老师继续引导学生进行后面的收集整理数据的教学起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二，课中，创设合作情境，激发探索欲望。
数学教学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知过程，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是学好数学的关键。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动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小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很难在认知过程中只凭借老师的讲解来获取数学思想和数学思维方法。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努力使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知识，真正达到“我做过了，我理解了”这一目的。并且由于一年级学生的单独动手能力还比较弱，比较乐于和同伴共同来做一件事情。这个实践活动我一般是采用变“单独学习”为“集体合作”。
例如，在教学看一幅图写出两个加法算式时，我让学生分成前后四人一组，然后让其中的一个学生按要求圆片。先放四个，再放两个，然后让学生说说看到的图，并列出相应的算式。这时，分歧就来了，有的小朋友说：左边有三个圆，右边有两个圆，一共有几个圆？算式是3+2=5；而有的小朋友说：左边有两个圆，右边有三个圆，一共有几个圆？算式是2+3=5。为什么同一幅图，却会得到两个不同的算式呢？这个问题一下引起了学生的注意，有的甚至走下座位，说要看看对方的小朋友是不是看错了，后来通过自己的观察，学生发现原来是因为看图的位置不一样，所以才会得到两个不同的加法算式。当学生自己得出这个发现以后，对老师下面要教的例题，根据一幅图写出两个加法算式，就不仅仅是只停留于怎么写，而且还知道了为什么能写出两个算式。是真正地让学生理解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三，课尾，创设游戏情境，体验成功喜悦
小学生一般都好表现，如果你让他展示一下学会的新本领，他的积极性会很高。如果在表现过程中他获得了成功，那他以后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这种成功的喜悦会使他产生更高的学习兴趣，而这种兴趣又能再次激发起他的探究欲望，探究的成功又再次促进兴趣的萌生，由此，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鼓励教育的意义范文6
【关 键 词】中国古代诗学；复义；张力。
【作者简介】 周红波，咸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复义是英美新批评学派用以明确文学特征的一个术语。他们认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不是单纯的、清晰的，而是多重的、复杂的。换而言之，在文学文本中存在两种或者多种语义并存的现象，这两种或多种语义不仅并存，而且相互补充，最终形成内涵丰富的复合义，这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非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
张力是英美新批评学派的另一关键术语，并且与复义密切相关。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诗歌语言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歌语言的外延（Extension），意即语言的字典意义或指称意义；第二个层面是诗歌语言的内涵（Intension），意即语言的暗示意义或联想意义，好的文学作品既要倚重明晰的字面指称意义，又要有丰富的内在暗示意义，张力产生于二者的对立统一之中。可见，退特最初是在语言层面提出张力这一概念，张力与复义密切相关，复义的本质就是张力的呈现。
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关于复义的认知非常丰富，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到：“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1]“隐”虽然与文句的字面意义有关，落脚点却在文外之义，也就是说“隐”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是“复义”的另一种表述；在刘勰之后，宋代梅尧臣提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也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言内义与言外义的统一……凡此种种，不可尽举。中国古代诗人不独有这样的认知，在实践层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利用古代文言自身语言特点制造复义的技巧，中国古代诗学领域的复义现象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其中张力的呈现也姿态各异。本文打算撷取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一些较为特殊的复义现象，从张力入手探求其特殊美学效果形成。
在分析之前，考虑到文学领域对“张力”一词的使用比较混乱，就我在何种层面上使用张力这个概念做些解释。物理学上张力状态是由相互矛盾因素组合及其相互作用力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联系到艾伦・退特之后樊・奥康纳、罗吉・福勒把文学上的张力状态扩展为文学活动各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的现象，我认为可以取文学张力与物理张力的相似特质来透视张力这个概念的本质：一是必须存在相互矛盾的因素；二是这些相互矛盾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三是相互作用力建立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时，各因素之间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此间就存在张力。
一
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复义现象的产生与古代文言表意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作为诗歌语言材料的古代文言虽然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但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从唐代到以前，汉语的句子组织的严密性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主语，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这样也就要求主语尽可能不要省略，联结词（以及类似联结词的动词和副词）不要省略，等等……要求在语句的结构上严格地表现语言的逻辑性。”[2]按王力先生的观点，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严密性与逻辑性上。相对于现代汉语，古代文言的严密性与逻辑性稍弱，显现出一种语法关系的相对松散。古代文言中很多词可以兼含数种词性和词义，在这种相对松散的语法关系下，更容易导致复义现象的产生。比如唐代李贺的《将发》中的“秋白遥遥空，月满门前路”中的“白”可以是形容词“白色”，也可以是动词“变白”，诗句句法关系的松散给多种解释提供了可能。诗句中的“白”把“白”词典上的多种含义并蓄其中，写出了秋色空旷辽远、弥天漫地的感觉，具有耐人寻味的多层含义。不可否认，在现代汉语中，一个词也可以兼含数种词性和词义，但逻辑严密的语法体系对其有一种限制，一般一次只用其中的一个意义，既杜绝了歧义的发生也杜绝了复义的可能。比如“秋白遥遥空”中的“白”到底是形容词还是动词，翻译成现代汉语时一定需要明确，但在逻辑性稍弱的文言语法中这种词性的含混是允许的。这种情况比较极端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此句中非但没有虚词，连动词、形容词都省略掉，各种物象之间的关系完全无法确定。这样的语句在现代汉语中以逻辑性来衡量于表意上是失败的，但在古典诗词中，这种表意以及理解上的不甚确定造就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茅店月”中的“月”可以在茅屋的上、下、左、右，因“不定”反倒有了更多的“待定”，多种“待定”形成的多种意义多层次多角度的共同丰富着诗歌的内涵。
从张力的角度来看，古代文言逻辑性稍弱的语法关系提供了在同一语言环境中一个词多种意义并存的可能，这种并存让独立存在或者说对立的不同语义有了一种互相靠近、互相兼容的趋势，让对立成为一种联系状态下的对立、一种具有相互作用力的对立，这是张力产生的必要条件。这种形态的复义，既可意味作者的意思不确定，又可意味作者有意说出好几种意义，各个意义层面并非绝对割裂，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涵盖，最后形成叶维廉先生所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3]。由一而二，意味着一种对立；由二而一，意味着一种趋同，而“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中对立与趋同并存且最终达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其间蕴含无限张力。
这种因古代文言逻辑性稍弱的语法关系而形成的复义，是中国古代诗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其表意以及理解上的若即若离、欲定关系而又不定关系，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美感特质，而这种美感特质本质上是张力效果的显现，意义在“定”与“不定”间游走，其临界状态是张力的最大，也是复义美学效果的极致。
二
用典，将一些具有历史积淀的词语或故事化入诗歌文本之中，赋予一个词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含义，是中国诗学领域另一种较为特殊的复义。
中国古代诗人笔下的词汇，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留下的语言材料，这种有来历的词汇，我们称之为语典。由于历史的沉淀，这些词汇往往具有超出字典、词典所能给出的明确意义之外的另一层含义，这层特定含义与词语的词典意义一起构成复义。如李白的《送友人》中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字面上的意思很浅显，“浮云”仅指自然界的一个物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很深的意蕴，但联系到《古诗十九首》中“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以及苏李诗中“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诗中“浮云”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既是自然界的简单物象又是一个和游子离思密切相关的概念，有了另一个层次的情韵，这种情韵与词语的词典意义一起丰富着诗歌的意蕴。这样的词在古诗中有很多，如“白日”“板桥”“绿窗”“东篱”“碧云”“秋风”等等，已经形成中国古代诗学特殊的词汇系统。
故事构成的典故称为“事典”。事典所用的古代故事中，既有历史故事也有神话、传说。很长的一个故事经过语义压缩变成一个词，这个词就具有浅表字面意义和深层故事内涵的双重含义。如李商隐《锦瑟》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连用了庄周梦为蝴蝶、望帝魂化杜鹃、鲛人泣泪成珠的典故，这些故事潜在的构成了诗歌语意的另一个层面，把诗人对往昔美好事情的沉醉以及幻灭后的怅惘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
“作为诗境有机组成部分的典故，既有诗人对于其原意，或者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发生‘转义’的借用，也有诗人在当下语境中赋予它的新的内涵。典故的历史内涵和当下语境中产生的新意，互相参照，互相发明，构成一个新的表意系统”[4]。典故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既有自己的字面意义，同时也具有历史流传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内涵，作者把它置于一个新语境时，更有自己的考虑和用心，各种意义并置构建的“新的表意系统”是一个复义或多义的系统，同时也是张力的系统。和古代文言逻辑性稍弱的语法关系造成的复义不同的是，这种张力构成更多的来源于“显”与“隐”之间力的作用。字面的意义构成诗歌文本的显性意义，历史流传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内涵构成诗歌文本的隐性意义。“显”与“隐”虽是一种对立，但在中国古代诗歌文本中，“显”是通往“隐”的一个途径，而“隐”的存在反过来丰富、深化着“显”，二者互相参照、互相作用也形成一种张力。
不可否认，因运用典故而造成的复义在其他语言体系中也普遍存在，但中国古典诗词因篇幅的短小、格律的限制以及诗人们浓厚崇古意识而导致的典故大量运用是其他语言体系所不能比的，其意味深长的美学效果也与张力的大小密切相关。以唐代岑参的《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降得秋字》为例，“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前两句写朋友前行道路的崎岖逶迤和细雨连绵，烘托出离情别绪，后两句设问，用汉武帝游汾河所作《秋风辞》的“秋风起兮白云飞”“泛楼船兮济汾河”的典故，请友人看看汾水风光还像不像过去那么秀丽？“白云”“汾河”这两个词，如果剥离其历史内涵，词义非常单薄，只是很常见的一种物象，但在此诗中，这两个词的历史内涵潜在的发挥着作用，对其字面意义形成挤压、冲撞、涵盖形成张力，并因张力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实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动态关联：过去了的汉代仿佛是作者写作那个时代的缩影。唐代经安史之乱，大唐盛世付诸东流，“白云犹似汉时秋”抒发了一种物是人非的盛衰之慨。整首诗也因这双重语意冲撞的张力脱离了一般送别诗的私谊范畴，升华到一个更高境界。
三
中国古代诗人从主观创作愿望上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中国古典诗歌的复义不仅表现在言内，还可以寄寓于言外。言内义与言外义构成中国诗学领域另一种类型的复义。
言外义是指读者于作品行文之外所品味出、领悟到的含义。正话反说是古代诗学比较常见的求取言外之意的方法。如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应该说孟浩然自幼抱负非凡，而且“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自称“不才”虽可理解为谦词，应该说更多地包含怀才不遇的愤懑，而且有才华的孟浩然并未得到皇上的赏识和任用，这样的君主又如何能称之为“明君”？据说唐玄宗听了这首诗后很生气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可见此诗虽言内用以谦词作反语，唐玄宗还是于言外听出了其真实含义所在。另外，巧妙留白以待读者补充也是古代诗学常用的求取言外之意的方法。如崔颢《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诗截头去尾从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取最富启示性的一段，把很多东西略去。寥寥二十字之中，是一个女子停船暂住的问话，寥寥二十字之外的空白，经读者想象补充，有这个女子的音容笑貌、他乡境遇以及心理轨迹，难怪王夫之评之：“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5]因其言内文字的“墨气所射”，“无字处”的空白也有了言外义，二者相互生发，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的复合义，丰富着诗歌的内涵。
袁行霈先生说：“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并不是有话不说，而是引而不发。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想感情的飞跃接近极顶时，自然达到的艺术境界。最后的一跃已经开始，无限的风光即将展现。既是终结，又是起始；既是有尽，又是无穷；在个别中寓以普遍，在特殊中寓以一般；使诗歌语言保持在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之中，给读者留下最广阔的想象余地。”[6]这“引而不发”“既是终结，又是起始；既是有尽，又是无穷；在个别中寓以普遍，在特殊中寓以一般”的“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即是一种张力状态。
此种张力状态与我们前面谈到两种张力状态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言内义与言外义都有赖于作者的创造，但读者个性化的解读也是造成“义生文外”的重要机制。应该说，此种张力状态既涉及作者层面也涉及读者层面，是作者心理力量与读者心理力量较量的结果。文学文本其词语的选择和安排凝聚了作者心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会通过文学文本传导到读者，但一般读者不会被动地顺应这种力量，他的阅读经验以及心理期待等形成的心理力量会与作者的心理力量较量、形成对峙，这种对峙是张力产生的基础。优秀的作者不会无视读者的心理力量，他会巧妙地加以引导，以一些技巧将读者的心理力量纳入文本的创造体系中，让读者主动寻找突破，于文外探究诗歌的“不尽之意”。对峙依然存在，但已是一种关联状态下的对峙，是可以达成统一的对峙，张力产生于对峙与统一的抗衡之中。
中国古典诗词篇幅短小，文本所能容纳的语言十分有限，诗人虽然着眼于言内，但更多的通过留白或者其他启发性、暗示性的手法，引导读者以其想象力突破言内、翱翔于言外，创造丰富的言外之义。言内与言外的关系是：“外”是“内”的丰富与拓展，如果没有“外”，“内”也没有任何意义；但“外”又不是毫无限度的，它由“内”而生且受“内”的制约，“外”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内”的牵引，回复到“内”。“内”“外”之间互相抗衡、互相映衬，宛如两个镜头的蒙太奇组接，创造出诗歌意蕴丰富的美学效果。以唐代元稹的《行宫》为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此诗只有二十字，描绘了行宫里一个极其平常的小角落，红的宫花依旧开放，白发宫女闲坐交谈。前人评价此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7]，此中的“意足”之“意”以及“无穷之味”均针对言外义而言。诗人巧妙地运用暗示以及反衬手法，类似寻找到杠杆的最佳支点，以小小场景作用于读者，创造出极大的历史沧桑变幻之感。应该说，由“语少”至“意足” 以及“无穷之味” 的变化过程，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见作者对读者的心理引导之力，也见读者强大心理力量的反作用力，二者互相对抗相互调和，由此而形成的诗歌意蕴丰富的美学效果本质上也是一种张力效果。
注释：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王 力：《汉语史稿》（中卷）第479页，[上海]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叶维廉：《中国诗学》第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4]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第4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第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