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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学科建设范文1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武汉市某小区的100名老年人，将其做为本文章的研究对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研究方法
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健康需求以及生存质量进行调查，使用多因素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出最能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存质量的因素，用生物-心理-社会的全科医学保健模式进行试验性的干预方案。具体为：第一步为社区诊断、体检、生存质量测评；第二步为统计学分析、制定干预措施；第三步为实施干预措施；第四步为结局评价。
1.3观察指标
对社区老年人群的健康知识、慢性病防治知识进行调查，对老年人常见疾病进行记录。
1.4统计学方法
采取SPSS18.0的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的分析，研究分析的数据都要以标准平方差为依据，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该小区老年人专管理率达到100%，对于健康知识、慢性病防治知识以及心理卫生知识的知晓率要比干预前增加了22%，对于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形成率相比之前提高了15%，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率提高了17%，高血压控制达标率为88%，糖尿病空置标准率为85%。高血压和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要比干预之前降低55%。社区老年人生存质量以及各个领域得分都要高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随着我国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年提升，老年人的寿命也逐步增加，但仅仅只是单纯的延长寿命而不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也是无所意义，健康长寿才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根据以往的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群是慢性疾病以及退行性疾病的高发人群，因此如何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以及保健水平是全科医学和保健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根据多层分析理论，可以大致分化出影响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水平、社区、家庭以及个人。本文章对影响老年人慢性病因素使用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为：经济状况、遗传因素、家人、社区健康服务满意度、年龄、心理健康、健康行为以及社区医疗保险等。影响社区老年人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主要有：慢性病、婚姻状况、户口、经济收入、年龄、健康行为和肥胖超重，其中慢性病占主要因素。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受到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以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值得社区医疗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重视。
全科医学保健的主要目的是对影响社区老年人健康和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进行具体地调节，降低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副作用，不但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而且还能够节约社会医疗开支。全科医学是集整合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临床医学，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将个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给老年人提供协调、综合性的服务，从而给老年人更好地社区医疗服务。在1960年来，全科医学在欧美得到了大力的发簪，全然成为初级保健的支柱和时代潮流。
本文章所研究的数据可以得出在开展全科医学保健模式之后，社区老年人群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而说明在社区进行老年人群的全科医学保健模式干预可以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知识、心理知识、慢性病防治知识的水平，与此同时还能够控制常见的急性病，对老年人群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能够有帮助，是可以在社区医疗服务中大力推广的。
参考文献：
[1]魏红雨，社区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疾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实用医药，2011.6（33）：219-220
老年学科建设范文2
关键词：老年人；早期胃癌；外科治疗
外科手术仍然是目前治疗胃癌的主要方法，也是治疗胃癌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由于发现胃癌较晚，大多数属于晚期肿瘤，手术疗效欠佳，术后5年生存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因此，必须加强对早期胃癌症状的重视及高危人群的监测，提高早期胃癌的检出率。近年来由于麻醉和手术切除前后处理的进步，使手术的安全性得以提高，同时目前也缺乏能在手术前正确判断胃癌切除可能性的诊断方法，因此只要患者全身情况许可，又无明确的远处转移，均应予以手术探查争取切除。
至于术式的选择，需根据肿瘤的临床病理分期和术中探查发现，包括胃癌的部位、肿瘤大小、浸润的深度及淋巴结肿大情况，决定不同的手术方式。随意地扩大或缩小手术切除范围，造成脏器功能的过度破坏或术后肿瘤复发，均是不适当的。
外科手术可分为根治性切除术和姑息性手术两大类。现代胃癌手术治疗的发展趋势是进展期胃癌的手术范围趋于扩大，可施行扩大或超扩大手术，而早期胃癌的手术范围则趋于缩小，可作切除范围5%左右的各式手术。具体手术方式的选择倾向于ldquo；量体裁衣rdquo；，依据患者的一般状态及癌的病理生理情况选择适宜的术式。
由于对胃癌认识比较少、认识面不够广泛，对胃癌各种病症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所以在手术治疗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很多弯路，或多或少的对胃癌的影响扩大了。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58例中男55例，女3例；年龄60～69岁39例，70～79岁16例，80岁以上3例。全部病例术前均经胃镜确诊，无明显临床症状者经常规胃镜检查确诊32例，占55%；因各种胃肠道症状（上腹隐痛，饱胀不适，胃纳差，体重下降等）胃镜检查确诊者26例，占45%。
1.2方法 关于早期胃癌的淋巴结清除范围，也尚存在着一定的分岐意见。在60例中，淋巴结转移率为15%，且随着浸润浓度的增加，淋巴结转移范围也见扩大；粘膜内癌的淋巴结转移率为16.7%，但均限于第1站淋巴结；而粘膜下层癌的淋巴结转移率虽仅为14.3%，但转移至第2站淋巴结者有9.5%。在张文范等报道的60例中，总淋巴结转移率也为15%；粘膜内癌的综合国内外资料，早期胃癌有12.4%～30.0%发生淋巴结转移；其中原发病灶限于粘膜内者，其淋巴结转移率为4%～16.7%；一旦癌肿侵及粘膜下层时，淋巴转移率即显著提高，达16%～46.7%。少数早期胃癌尚可发生淋巴结跳跃式转移，例如在Sakakibara报告的78例中发现3.8%有此现象，张文范组的5例Ⅱc、Ⅲ凹陷型粘膜下层癌中，有1例出现跳跃性第2站7、8组淋巴结转移。
鉴于上述理由，在早期胃癌的手术前和手术中，宜采取以下一些具体措施，以防止切除端癌肿残留和副癌灶遗留：①术前常规重复纤维胃镜检查，必要时可借助于染料或荧光性指示物质，判明癌灶的数量与范围；②术中多利用冰冻切片活检来配合肉眼检查；③大多数早期胃癌虽发生在胃窦区，行胃大部切除已足够，但若确诊切除端仍有癌肿残留或近端胃体内还有副癌灶存在，则当行近全以至全胃切除术。
江西胃癌治疗最有效的方法。南昌肿瘤生物免疫治疗中心是我国知名的全国十佳肿瘤医院，也是我国几所少有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国家公立三甲医院，医院创始年，建院年以来，医院始终坚持以院有重心、科有特色、医有专长、术有专攻为该院理念，秉承姓军为民、服务社会的服务宗旨，坚持科技兴院、技术建设，科研水平成果显著，着力打造质量上乘，服务一流的医院品牌，进一步加强人才建设和学科建设，建立《免疫细胞治疗中心》，实现了医院新的跨越，多次参与国家及地方科研项目，并取得丰厚硕果。南昌肿瘤医院治疗晚期胃癌多少钱？
化学治疗化疗可作为手术后的保驾治疗，消灭机体残存的癌细胞；也可在术前、术中应用，以提高手术的切除率、减少医源性播散。对晚期病例，则可作为姑息性手段应用，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因此，除少数一般情况差以及早期胃癌病例外，大多数胃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需接受化疗。
2 结果
58例老年早期胃癌术后10年均获随访，术后2年内的患者每6个月进行1次门诊随访，随访检查包括血常规、胸片、腹部B超及胃镜等；术后2年无异常者，以后随访间隔延长至每年复查1次，5年生存率为98%。
3 讨论
积极探索符合我国的专科培训及认证制度.改善胃癌外科治疗水平势在必行。D2胃癌根治手术虽在日本一直被认为是标准根治手术，且得到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但因缺乏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这点期望能得到更可靠临床证据。关于胃癌D2手术概念还须注意胃癌研究的持续性及实效性、生物学行为改变或研究技术更新等因素变化，如日本胃癌治疗规约所反映第二站淋巴结归属及分布是动态调整的，相关的胃癌D2手术淋巴结清扫范围也发生变化，平时临床工作中不加以注意，就可能发生手术不规范问题，例如胃窦癌原第14组淋巴结（肠系膜上动静脉旁淋巴结）属第三站，现在调整为第二站，D2的胃窦癌根治应给予同时清扫。我国知名胃癌专家陈峻青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对标准根治手术概念、适应证、手术范围及淋巴结清扫范围，出现一些混乱，尤其是淋巴结清扫的站、号问题，直接有碍我国胃癌的规范治疗。
根据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中所观察到的事实，作者认为淋巴结清扫以包括第2站为妥，但若在术中证实有10、11组淋巴结转移，则仍应作包括脾脏和胰体尾在内的扩大根治术。张文范根据60例早期胃癌的分析，认为Ⅱa+Ⅱc型癌侵及粘膜下层者转移率高，范围大，所以应该清除至第2站或选择性地清除第3站淋巴结。小型隆起型、Ⅱc、Ⅲ凹陷型限于粘膜层者一般作R1式，粘膜下层癌可行R2式。
参考文献：
老年学科建设范文3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着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
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着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老年学科建设范文4
关键词：大学；行政人；学术人；交往困境；信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69-05
收稿日期： 2012-11-3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保障机制研究” （2010YBA094）。
作者简介：向东春（1975-），女，湖南洞口人，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人际交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状态，是最普遍的社会现象，良好的人际交往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指标。作为社会主要子系统的当代大学，人际交往同样普遍存在。在当代大学推动分散化决策和分享教育信息的浪潮中，行政人与学术人间的融洽交往是维系大学组织内部正常合作的粘合剂，有助于增进彼此的和谐信任关系，提高大学组织的执行力，减少大学管理成本，促进大学内部的多维合作，提升大学的民主管理水平，最终成为大学自身的一种竞争优势。
一、现实考察
独特的个性是一个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学术性是大学的天赋禀性，对高深学问进行理性分析、鉴别、阐述和传播是其永恒的使命所在。大学发展史表明，大学的兴旺发达需要以大学的学术实力为基础，如果大学放弃对高深学问的追求，就有被其他机构代替的危险；当大学处于学术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同时，大学除了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外，它又围绕着自身的规划、人事、财务以及对外联系等事务展开一系列工作，从而赋予行政人一定管理权力，由此具有一般社会组织体的科层化属性[1]。因此，大学组织内部的主要群体有行政人群体和学术人群体。
基于大学组织文化的特性，笔者坚信，探讨当代大学内部人际交往问题时，分析行政人群体（包括行政人、党政人员）和学术人群体（包括教师群体、学生群体）间的人际交往状况应该首当其冲。在当代大学中，行政人与学术人和谐人际交往的关键之处在于彼此间正视人际差异、尊重多元存在、倡导信任培植、注重和谐沟通。正如《论语・子路》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国语・郑语》中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然而，现实情况怎样呢？笔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样本的选择严格遵循了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三项原则，在17所不同类型的大学随机抽取不同职称行政人和学术人作为被试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30份（其中学术人的问卷558份，行政人的172份），回收率91.3%。有如下发现：
（1）行政人与学术人交流的表层化。从行政人与学术人的交流程度来看，行政人和学术人分别认为二者间的交流程度达到比较深和很深的占8.4%和15.7%。在交流频率上，行政人与学术人一致认为他们之间的交往极少，只有极少数的简单工作往来，有些行政部门几乎没有机会与学术人直接接触。可以看出，两个群体交往程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多数只是工作上的表面接触，深层交往明显不够。
（2）行政人与学术人间工作满意度不高。从行政人与学术人互评的角度来看，关于行政人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学术资源分配三个评价指标，学术人对这些方面的满意度主要集中在“一般层次”上，占比依次为：45.3%、45.2%、41.9%。关于学术人关系处理和非学术事务处理能力两个评价指标，行政人对学术人的满意度也很低，评价在“一般层次”的分别为74.4%和78.6%。两相比较，学术人对行政人的满意度不高，行政人对学术人也有不满。可以看出，当前大学的行政人与学术人只是处在表面化的交往层面上，对彼此工作行为和工作文化的理解程度不深，缺乏广泛的深度对话和相互交流，更谈不上深层次的全面合作与良性互动。
（3）行政人与学术人合作与对话机制的不通畅。在学术事务管理过程中，行政人与学术人共同参与教学计划、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大学招聘的平均比率分别为60%、42.9%、30.1%、28.7%。这些平均比率直观地告诉我们，在教学计划的管理与决策上，行政人与学术人有较多的交流与合作，而在其他三个领域则明显不够。笔者还具体考察了行政人与不同职称学术人的交往程度，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学术人的职称与行政人交往程度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差异性，相关系数是0.409，而且在0.01的水平上相关显著。也就是说，学术人的职称越高，则与行政人的交往机会就越大。关于担任行政职务是否影响行政人与学术人间的合作关系，根据调查可以发现，不担任行政职务的行政人与学术人共同参与大学招聘和专业设置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差异性，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302和0.385，而且在0.01的水平上相关显著，它们之间零相关的假设不能成立。其结论是，在大学招聘和专业设置上，相比担任行政职务的学术人而言，不担任行政职务的行政人与学术人共同参与管理的合作机会明显要少得多，二者间良性互动交往平台还未建成，交往机制不畅。
总之，调查显示，当下大学行政人与学术人间的交往还比较少，主要停留在简单的工作交流上，交往内容单一，彼此理解度不高，信任机制和合作机制尚未建成。
二、深层追究
前已述及，当代大学行政管理事务不再由学术人兼职处理，而是有专门的行政管理队伍负责。在笔者看来，行政人与学术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分离，工作地点相互隔开，工作时间不一致，现实中大学行政人在大学事务决策方面往往还处于明显优势地位。这些分离和不相容促使行政人与学术人划清界限，建构自己管理的特定性，形成不同于学术人的工作特质，促使行政人特定自我利益的形成[2]，影响了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良好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
1. 认知的分歧
自由、平等是学术人的工作信念。从中世纪开始，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源泉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3]。这些青年和老年学者追求的是学术的自由和平等，这种长期对自由和平等的执着追逐，逐渐形成了他们的学术认知――自由和平等。“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4]。不论年龄和地位差别，每个学术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去质疑和检验不同于自己的其他同行的观点，都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地位。
不过，专职行政管理队伍的形成是大学发展的结果，直到近代大学才逐渐生成。在近代随着大学规模的壮大，学校各种事务日益增多，大学开始出现专门管理大学内部事务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与学术人不同的是，由于受到近代古典管理理论的影响，行政人的工作认知理念是以提高效率和效能为核心，保障大学各项事务的高效处理和大学管理秩序的日常维护。基于此，行政人在管理过程中对大学所有成员的控制、限制不可缺少，自然地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关系。他们的工作认知理念讲求效率和限制，工作中离散的、无组织的、无效率的行为是不允许的，至少是要受到控制的。
严格意义上说，在大学组织内部，行政人与学术人间的自由与约束、平等与效率是存在矛盾的，是有一定隔阂的。但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自由与约束、平等与效率――这两种对立和排斥的认知理念在大学管理的整个过程之中随处可见，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大学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一种认知都有合理性，都不可或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对某事物进行激烈的争论后，往往有人会说，当事人的认知角度和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对同一事物有理解和判断的偏差。这种现象在大学内部也屡见不鲜。比较普遍的是，在处理学术事务的观点和方法上，学术人往往以自由与平等的认知态度来进行思考，而行政人却常常以效率与约束来指导自己如何做。由于认知的差异，他们时常会有不同看法，有时甚至难以相互理解对方的工作行为，相互之间容易产生误解，以至于双方在交往中时常会发生或轻或重的碰撞和冲突。长久下去，双方达成共同的认知上的互惠行为就会受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关系双方信任网络的建立和巩固，阻碍二者之间良好的人际交往的形成。一旦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良好人际交往受阻，二者就会相互产生漠视、冷淡、疏远，甚至分离的后果，对对方的意志或行为就很有可能摆出一幅心不在焉、与己无关的姿态，甚至会抵触或排斥。现实中我们可看到这已成为常态。
2. 利益的冲突
基于稀有资源理论，在具有高度需要资源且数量有限的场合下，一个组织内部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大学也不例外。毋庸置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行政人与学术人都应获得正当利益，否则他们中的个体、群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都难以生存与发展。不过，大学总是处在入不敷出的经济状态之中，教育资源无法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因僧多粥少，行政人与学术人对利益的争夺不可避免，时常会在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上互不相让，进而发生矛盾与冲突。
在人际关系理论看来，冲突的可能性因条件不同而或大或小，如果价值目标的对立程度、工作的相互依赖程度、共同资源的必要程度较高，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会较大，位于高冲突潜势，冲突所达到的严重程度也会较高。
随着当代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行政人与学术人在工作上逐渐增强彼此的依赖程度，二者分工合作，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共享着大学的所有资源。从上图可以推导出，当代大学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人际交往困阻与双方的资源共享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行政人与学术人共享资源越多，二者发生冲突的可能就越高，冲突所能达到的严重程度也就越大。这种资源的高度共享使双方在交往中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3. 制度的残缺
在人际交往中，行政人与学术人的认知碰撞和利益冲突源自于内生需求的驱动。要抑制这些内生需求的驱动，外力控制不可缺少。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理解为“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5]。任何一个健全的制度都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契约”，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相互之间交流行为的框架。大学制度正是均衡和协调行政人与学术人内生驱动力的强大力量，是行政人与学术人在交往中的规则，规制双方的工作行为，约束二者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而现状显示，我国大学制度基本上没有形成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多数还只是沿袭科层组织的模式且在管理上又缺少科层管理的严谨性和效率性[6]。譬如，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笔者在访谈和问卷中发觉，不管从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成员，还是从其章程和所处地位来看，学术委员会制度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学术委员会章程虽然制定出来，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少按照章程处理事务，处理事务的随意性很大。当对学术委员会的评议有异议时，大多数大学目前还没有为学术人提供一个正当途径提起申诉，请求救济。在化解认知和利益的冲突上，还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来加以引导和规范。
上述三个因子分析中，行政人与学术人间工作认知的分歧成为二者间良性互动和彼此信任的内在障碍，使二者在交往前就有潜在的沟通阻力，而二者间加大他们交往矛盾和冲突的利益竞争，势必成为行政人与学术人合作失败的外生诱因。大学制度的严密限制和监督缺失，很有可能会导致行政人与学术人各自在认知和利益上的内生需求滋长和膨胀，就可能会丧失对相关人的行为约束，极易造成双方交往关系的紧张、摩擦和突变。这三个影响因子深层次、全方位地干扰行政人与学术人间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会使二者的分工合作、共生共荣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三、路径选择
构建行政人与学术人的交往共识，强化人际交往中的真诚态度，创设大学亚文化交流平台，高扬大学内部群体间的自由、理解与合作，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化解大学行政人与学术人交往困境的关键。
1. 寻求共识底线，减少认知摩擦
确定共识底线的基础是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宽容和妥协。信任、宽容和妥协并非对原则的放弃，正是为了坚守某种原则才作出的行动。在认知价值多元的大学里，并非没有底线意义上的基本共识。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的信任只有建立在他们之间交往底线达到共识的基础上，才具有价值层面的真实性；他们之间的宽容不是纵容，不是懦弱，不是冷漠，不是无原则地认同一切，宽容者不但有自己的立场，还有清楚的底线。对于不触及底线的行为，宽容者不会轻易抑制或干涉；妥协也一样，只有在不动摇共识的底线原则基础上，妥协者才会作出让步。在信任、宽容和妥协的形成过程中，行政人与学术人在交往中都需要尽可能地达成最低标准的认识共识、情感共识和行为共识[7]。有了这些共识，他们才有可能在交往中相互建立信任关系，在底线共识的限度内进行宽容和妥协，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构建真诚交流平台，增进彼此信任
行政人和学术人在建立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宽容和妥协时，通过言语和行为所表达的意向、感情和欲望必须是真诚的[8]。譬如，在招聘教师等学术事务上，在制定标准时行政人应该允许学术人充分、平等参与进来，开诚布公地征求广大学术人的意见，对学术人所提出的意见要有合理选择，不被选用的意见也要找出合理的理由进行解释。在学术人看来，这种真诚之意能增加他们的参与热情度和参与真诚度；同时，学术人也要主动持认真的态度参与，而不是玩世不恭、敷衍了事。惟有长期地通过这种真诚的理流，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才能创建一个充满信任、宽容和协调的人际环境。反之，一旦行政人与学术人双方任何一方在工作言语或行为上有不真诚或不坦荡的表现被另一方发觉，双方就会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在沟通中就易导致对学术管理事务的处理意见有所保留或对对方的处理方式提出不友善的评价，进而外化为冲突性的言语或行为，也就谈不上他们交往中有持久的信任、宽容和协调的存在。
3. 遵守自由合意原则，增强平等对话
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不能是强势一方“大气”或弱势一方“忍让”的结果。在建立信任、宽容和协调过程中，行政人和学术人应该遵守自由合意原则。自由合意原则意指行政人和学术人都是自愿的，是真实意志的表达，不是胁迫和强制的，不是高压下的扭曲或屈辱。坚持自由合意原则，行政人和学术人的身份地位就是平等的，没有森严的等级之分。在处理大学学术事务管理当中如果他们之间出现观点或意见的分歧，他们都应自愿地遵守自由合意原则，把分歧摆在桌面上心平气和地、公平公正地进行协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和胁迫。
寻求大学行政人与学术人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应遵循的两条主要原则：一是个体利益回归大学学术利益，以大学的学术利益为准绳，学术优先，而不是以各自的个体利益为导向。因为大学内部个体利益的自由选择离不开所在的组织――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组织，只有大学的学术利益得以充分实现才能使行政人或学术人的个体利益得到最广泛的获取。大学个体利益寓于大学学术利益之中。二是利益均衡原则，在行政人和学术人的个体利益博弈之中，更多地追求利益平衡，行政人和学术人应该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正当利益，在谋取自身合理利益时不得侵犯或者践踏他人的合理利益，遵循帕累托最优原则。
4. 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确保互惠利益
良好的制度有助于信任的培植和交互关系的生成。行政人与学术人首先都是“自然人”，具有利己性的特征，他们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个人目标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关注。当自己的切身利益或个人目标受到损害时，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降低，与他人积极交往合作的动机就会受阻，他们就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会直接影响行政人与学术人之间信任、宽容和妥协关系的形成[9]。完善大学制度，避免武断、专横的制度，能够确保行政人和学术人在交往中建立互利互惠的关系，保证双方的合法利益都不受破坏。双方的合法利益得到相应的提高，才有可能推动他们积极的互动，从而在他们之间建立良性的信任、宽容和妥协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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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light of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Academicians in University and Its Solution
XIANG Dong-chun LI Ren-t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