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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分析范文1
论文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双语”和“双语教育”概念及其模式,并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情感、年龄、母语和学习策略对我国当前双语教育的影响问题,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中的有利因素和克服不利因素,提高我国的双语教育质量。
1.引言
目前,中国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既精通汉语和汉语文化,又通晓外语和外国文化,以及拥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改革传统的专业“双语教学”,探索新的能够高效优质地培养出专业“双语人才”的教育方法,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化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急需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各领域的学者纷纷对其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多学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双语教育理论和模式。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规范统一的理论,严重影响了我国双语教学的实践。本文将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双语”和“双语教育”的定义及模式探析出发,进而分析当前中国的双语教育,希望为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现实定位和最佳教学模式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意义。
2.双语和双语教育
2.1双语
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双语(bilingual)”是指:“a person who knows and uses two languages.”双语就是“two languages”,指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同时存在,并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历史背景下,可能或必须运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情境。这两种语言中,通常有一种是母语或本族语,而另一种语言往往是后天习得的第二种语言或者是外语。就中国大陆的高校教学实践来说,最初的双语研究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问题上,如汉藏、汉蒙、汉彝等两种语言交流的“双语”。但随着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加入wto后的高校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英语学习日益重要,并有将英语作为高校教学的第二语言(esi)的发展趋势。因此,这里我们所讲的“双语”是指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
2.2双语教育
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指:“the use of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in school for the teaching of content subjects.”我们可理解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用两种语言作为媒介的教学,尤其是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媒介的教学。这里的“双语”应理解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母语不同,因而双语教育的含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可理解为“本民族语+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或“外语”;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可理解为“汉语+第二语言或外语”。本文所指的“双语”就仅指“汉语+英语”。“双语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上课,而是强调在非语言类学科中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教学,师生之间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课堂互动和交流,达到“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融。
3.双语教育模式
3.1沉浸型双语教育模式
沉浸型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学校完全使用一种非学生母语的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甚至校内生活都使用第二语言,以创造语言小环境让学生沉浸于弱势语言中。该模式强调完全非母语的教学,其适用的前提是有很好的外语语言环境。在我国的现阶段还无法实施这一模式,只在少数范围内适用。
3.2保持型双语教育模式
保持型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学生刚进入学校时使用母语教学。然后逐渐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部分学科的教学,有的学科仍使用母语教学。该模式平衡使用两种语言作为学科语言,以母语维持理解和交流过程,其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第二语言能力的同时,其母语能力也得到发展,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双语教育模式。
3.3过渡型双语教育模式
过渡型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学生进入学校以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此种教学模式是以母语作为理解和交流的工具,同时尽可能地扩大与目标语的接触范围,提高学生的目的语能力。从我国目前的语言教育环境来看,该模式是比较现实的。
无论开展何种形式的双语教学模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使学生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中受益。这就需要双语教育研究者从办学定位、师资力量和学生实际水平出发,进行不断探索,寻找真正适合我国不同院校自身情况的有效教育模式,使双语教育达到最佳效果。
4.双语教育中的心理学因素
4.1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包括动机、兴趣和信心等。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监察模式视情感过滤为外语学习的关键因素之一。学习者的内部心理因素(如动机、态度、自信心等)对语言输入有着过滤的作用,从而影响着学习者接受输入的多少,这就叫“情感过滤假说”。krashen认为若学习者学习的动机很大,自信心很强,对第二语言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那么对语言输入的过滤作用就小,因而获得的输入就多。反之,过滤作用就大,获得的输入就少。
从世界范围看,实施双语教育的对象大致有四种:出生在双语家庭中的儿童;少数民族或移民家庭的儿童;以两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国家或地区的儿童;母语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地区的儿童。按情感过滤假说,前三种儿童对第二语言输入的刺激过滤作用相对小些,习得二语容易些;而第四种儿童的过滤作用会大些,学习第二语言就会困难得多。中国恰好是这种情况。中国学生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会面对很多困难,如单词的拼写与记忆、语法的掌握和运用、发音与听力的训练、词汇与文章的理解与翻译、运用外语进行表达和写作等。其次,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兴趣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单一枯燥的课堂教学认知手段,往往使学生产生消极、逃避甚至排斥等心理。此外,教师对情感因素的忽视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如个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以学生某一方面的不足,作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依据,从而伤害了学生的情感,以致学习者逐渐失去兴趣和信心,产生厌学情绪。这些都会使二语学习者产生畏惧、焦虑、沮丧等情感因素,不利于输入的增加。
由此可见,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提高对情感因素的重视程度,尽可能将学生的消极情感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积极情感因素对教学的推动作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使其在双语学习中获得更多的动力。
4.2年龄因素
社会各界对双语教育的年龄问题存在争议。很早以前人们就从经验中直觉地认为,童年是学习语的最佳时期,超过最佳年龄,学习语言就会困难得多。20世纪50年代,神经生理学家penfield和roberts从大脑可塑性的角度,提出十岁以前,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david lenneberg(1967)则从医学临床经验,以神经生理学的观点,系统地解释语言学习关键期,他认为人的大脑从2岁开始边化(lateralization),在边化完成前,人是用全脑来学习语言,约在11—19岁左右,大脑会完成边化。从此,语言学习主要由左大脑负责。人脑边缘化后的语言学习不如全脑学习时期来得好。因此,语言学习最好在大脑完成边化之前,这也就是所谓的“语言学习关键期”。
如果“关键期假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关键期”以后儿童掌握第二语言能力会突然下降。但在现实中,有许多人是在童年期后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因此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语言心理学家蒂托恩(titone)就认为,儿童掌握另一种语言能力的增强来自于他的全面灵活性而不仅仅是神经系统的灵活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变得越来越受所获得的习惯和先前学习经验的影响,变得更加依赖于具体的动机和系统化学习。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也持反对态度,他依据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指出,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如果学习双语,不仅会产生挫折感,而且会经常用混淆的双语表达思想,不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
4.3母语因素
中国学生的母语——汉语与英语在音、形、义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要使两门语言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要在教学中注意语言的对比分析,处理好语言的“迁移”问题。“迁移”(transfer)原属心理学范畴,指“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经验运用于新知识的学习掌握的一种过程”。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因为他们是在掌握了母语的基础上再去学习另一门外语,所以原有的语言知识会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这门外语的学习中。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就是“由于目标语和先前所获取的语言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造成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对目的语的习得起促进作用,称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起干扰作用的称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lado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认为语言学习者的cah是由目的语与母语的差异造成的,目的语中与母语相似的地方容易掌握,与母语相异的地方难以掌握。尽管对比分析假说在70年代受到了dulay,burt,jackson,whitman等人的质疑,后者认为学习者的错误中很大一部分不是由于语言迁移造成的,但80年代以后lado的理论再次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他们认为cah的问题在于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因为它认为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差异一定会造成学习困难;解决cah问题的途径不是彻底地否定这一假说,而是改进它。其实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正迁移作用在实际中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英语和法语由于在词汇方面的相似性,使得掌握了其中一门语言的学习者去学另一门的时候很有优势。所以语言迁移对外语学习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应充分利用语言的正迁移来促进双语学习。
总之,双语教学中通过语言异同的对比分析,尽量做到减少语言负迁移,促进正迁移,使两门外语的学习做到相互促进,事半功倍。
4.4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指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所用的方法或技巧,分为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对所学材料的分析、综合和转变等策略)和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指对学习的规划,对学习过程的思考、调控,以及对学习结果的自我评价)。学习策略水平对学习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桂诗春教授指出:“学习者在用环境所提供的信息时,对目标语企图提出种种‘假设’;学习策略就是建立‘假设’的‘算法’。”也就是说,在习得语言时,人的大脑一直在根据目标语样本进行‘假设’,并不断在学习过程中修改这些假设,直到它们与目标语大致相符。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儿童依靠乔姆斯基为“语言习得机制”(lad)的帮助来对目标语进行假设。而在第二语言习得时,学习者还会运用学习母语时的一些策略和经验。例如,人们掌握母语后,会形成关于词汇、语法规则和语用方面的图式。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方面的图式进行对比,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如果母语和第二语言大致相似,如英语和法语,那么学习母语时的策略和经验就有助于“假设”的成立,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就可能迅速有效。可如果母语和第二语言差别太大,如英语和汉语,那么学习母语时的策略和经验不但不能帮助学习者进行正确的“假设”,反而会干扰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效果。正是由于汉语和英语存在的巨大差异,对中国学生来说要做到掌握和精通英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在母语图式与目的语不一致时,学习者应将两者加以鲜明的区别,对新建构的目的语图式加以强化训练,形成巩固的长时记忆,达到信息处理自动化程度。
5.结语
总之,实行双语教育是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信息时代对英语素质的强烈要求,是培养掌握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双语人才的需要。研究人员和教师在开展研究和教学时必须深入精诚合作,深入了解影响我国双语教育的心理因素,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其中的有利因素和克服不利因素,使我国的英汉双语教育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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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分析范文2
关键词:自我修正;监控;注意;二语习得。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124-02
一、自我修正的定义
在给自我修正下定义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修正和改正的区别。事实上,修正和改正不是完全等同的。根据Schegloff(1977),普遍认为改正是用正确的语言形式来替代一个错误的语言形式,而修正既不依赖于错误,也不仅限于取代错误。这表明修正是包含了改正的抽象概念。也就是说,改正是修正的一种。Shriberg(1994)指出当说话者遇到困难源时,就会出现修正,这些困难源不仅包括字词取代,也包括话语的限制条件,而改正经常是相对错误而言的。研究自我修正的著作可以追溯到Schegloff, Jefferson and Sackes(1977)。在研究了本族语说话者在谈话中的修正行为后,他们是第一次提出 “自我修正”这个术语。他们认为自我修正是自我引发,自我完善的修正。也就是说,当困难源、自我引发和修正在同一环节发生时,自我修正才会发生。
(一)自我修正的分类
由于自我修正在很多领域里都有研究,所以就有了很多不同的分类。例如,Shegloff(1977)把自我修正主要分为两类,自我发现,自我完善修正和他人发现,他人完善修正。Levelt提供了一个在语言习得中最详尽和重要的分类系统。在研究分析了成年荷兰语说话者后,他在内在的心理机制基础上进行分类,即不同的信息修正(D-修正),恰当修正(A修正)和错误修正(E修正)他们都属于显性修正,因为这些修正是说话错误发生后而进行的。相应地,隐性修正是指说话者在发音之前就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并对其话语进行修正了,也叫相同信息修正(same repair)。
后来,Yang Liuqun(2002)在Levelt的错误修正上增加了形态错误修正。当说话者在说话时,他们可能会停止说话,而去重复一些音素或单词去避免可能的误解。举个例来说,如And if…if they live together…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话者不断的重复“if”,他不是为了更正误解或是修正不恰当表达,而是想获取时间来组织恰当的话语,而避免误解或尴尬。下面是一张自我修正的分类表,对Levelt和Yang Liuqun 进行了总结,如表1所示。
二、自我修正在二语习得中的功能
自我修正是语言产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自我修正的功能可以由输出来解释。Swain(1995)认为输出有重要的功能:注意功能、假设测试功能和元语言功能也叫反射功能(reflective role)第一个功能强调学生注意他们在输出目标语时出现的语言问题,并让他们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些问题。二语学习者还没有掌握第二语言的所有知识。例如,他们可能没有完全学会语法规则和词汇。因此,他们有时会觉得知识溃泛,这样的意识可以促进他们进一步的习得。当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和运用假设测试功能来测试他们关于第二语言思想是否正确时,他们就是在对目标语进行假设。元语言功能就是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成功可以通过自我修正来衡量。后期的自我修正使二语学习得更加接近成功,像本族语说话者。总之,自我修正在二语习得中的功能为二语学习者在寻找二语学习的有效方法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二语习得中自我修正的内在机制
从话语分析角度考察自我修正的前沿研究者大多是在不考虑内在机制的情况下,研究自我修正。然而,自我修正的要素是很难找到的,除非自我修正背后的隐形机制是清楚的。这一节中将谈到二语习得中的监控机制和注意机制。同时,因为语言习得和产出被认为是一个心理过程,所以注意机制可用来回答本文开始提到的三个问题。
(一)自我监控理论
一般认为,自我监控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是Levelt(1983, 1989)提出的感知循环理论。根据Levelt(1983, 1989),话语产出模式包括五个层次:概念化层次、句法层次、表达层次、发音层次和言语理解系统,这五个层次形成一个循环。监控可以控制产出过程,发现错误和进行修正。然而,用Levelt的监控感知循环理论来解释自我修正现象是不充分的。因此,注意理论在目前的研究中引用了出来。注意是很重要的认知机制。注意控制的程度会影响说话者发现错误的能力。
(二)注意理论
监控感知循环理论不能解释诸如为什么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修正形为,为什么语言能力相同的学生用不同的频率改正自己的话语,为什么在日常谈话中会出现不可发现和不可修正的话语这些问题。注意理论对于回答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一般来说,说话者在监控时的注意是不同的。Levelt(1989)把它叫做选择性注意。他说说话者注意到他们在说的内容和其表达方式。根据Anderson(1989),注意是有限的。如果说话者对某一要素多加注意,那么其它要素获得的注意就少。当思维和行为高度自主时,是不需要注意的。然而,二语习得不是高度自主的,所以它需要仔细监控。因为注意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有效的分配。
(三)其它因素对自我修正的影响
在这一部分,注意理论,语言熟练程度和个体说话风格一起来解释为什么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修正行为。
Zhu Cun(2000)指出说话者的监控注意会随着熟练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不同种类的自我修正要求不同程度的注意。语言熟练程度较低的学习者有意去修正词汇、句法、语音和形态的错误。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放在E修正上。然而,高水平的学习才多做出A修正和D修正。总起来说,随着学习者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他们会有一个从简单修正到较复杂修正的转变。学习者在不同的二语学习阶段,因为对不同种类的自我修正注意有所不同,所以产生不同的自我修正行为。
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涉及到,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常会话在中会出错误和不可修正的话语。事实上,二语熟练程度和说话风格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水平较低的学习者经常忽视在内容和谈话中的一些问题。同样地,一些简单的问题如形态或语音问题也被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忽略。因为不同风格的说话者在分配注意源上有所不同。
三、二语教学和学习中的策略
(一)对老师的启示
老师应该对学生的自我修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从以上的自我修正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老师应该鼓励学生自我修正。老师不需要更正学生在话语中的每一错误,否则会降低学生自我修正的意愿。然而,老师应更正学生经常犯的错误。这样能让他们自主地进行二语学习。同时,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布置不同的作业,这样能让他们把注意合理的分配到二语学习的不同方面。如上所述,任务的复杂性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也与注意分配有关。因此,老师可以用对话或问题解决的任务收起学生对内容和谈话的注意。元语言功能表明自我修正能为老师提供学生已知的信息和学生语言习得所处的阶段。因此,老师能根据学生不同的水平分配不同的任务。
(二)对学生的启示
自我修正能提高学生二语学习的能力,因此,学生没必要逃避它。相反,学生应抛开他们对自我修正的偏见。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促进二语习得。对于语言熟练程度较小的学生,可以把更多注意放在D修正和A修正上,也就是说,他们应对内容和谈话给予更多的注意。他们可以, 例如,做一些解决问题的任务或尽量多学些二语的背景知识,因为背景知识能为谈话修正搭建牢固的根基。对于语言熟练程度高的学生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在话语中完全不犯错误。因此,自我修正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另外,他们也需要对一些简单的错误(像语音错误)引起适当的注意。
四、总结
本方从心理语言学注意方面研究自我修正,先讨论了自我修正的定义,分类,和功能,是接下来几部分的基础。自我修正是监控的认知过程,通过运用修正策略调整说话者的话语。本文引用了Levelt的监控感知循环理论。但其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一些诸如为什么学不同语言熟练程度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修正行为,为什么同一水平的学生以不同的频率修正自己的话语,为什么在日常话语中会有不可发现和不可修正的的现象。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引用了注意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另外,语言熟练程度和说话方式也会影响自我修正。这三个问题与不同的注意分配相关。最后,对二语习得过程中的老师和学生提出了一些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策略都是从理论得出的。他们是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的。
参考文献:
[1]安德森.J.R.认知心理学杨清,张述祖译,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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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分析范文3
关键词:二八定律 客户需求 私人银行 业务创新
一、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今天,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呈现出越来越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各大外资银行凭借他们在业务管理和市场开拓以及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与国内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客户竞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比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在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方面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很具优势,对客户的吸引力也逐渐增大,这又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带来了更进一步的竞争压力。
二、“二八定律”对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性
“二八定律”或称“关键少数定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因此,也称作帕累托定律。该定律认为,事物20%的组成部分中集中了事物80%的价值,“二八定律”之称由此而来。“二八定律”是根据大量统计数据得来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数学的角度来看,“二八定律”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二八定律”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的原理。因而,“二八定律”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原理的具体化。“二八定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商家80%的销售额来自20%的商品,20%的推销员带回80%的新生意,等等。
正因如此,二八定律自问世以来,已在许多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相当多的企业将其做为经营以及决策的重要依据。“二八定律”在商业银行经营中同样广泛发挥作用,其突出表现是20%的优质客户带来了80%的利润。商业银行要加强优质客户管理,面向这部分客户,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基于此理论,中国商业银行在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抓住高净值客户,如何更好地服务高净值客户,从而完善和提高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能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商业银行管理层的议事日程了。同时,由于私人银行业务往往只服务于财富金字塔高端的客户,因而往往能获取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高额回报。根据权威统计,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美国私人银行业务年均利润率高达35 % ,年均盈利增长一般也在12 % — 15 %之间,远远高于一般的零售银行业务和对公业务。因此,根据“二八定律”,发展私人业务正是目前商业银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
三、从“二八定律”角度看我国私人银行业务产品的创新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高净值(即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群规模正在逐年扩大,2010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9万人,年增长率为22%,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1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达15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2011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更是达到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20%,占中国储蓄总量的16%左右。预计在2015年我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将达到77.2万亿。
但是,2010年针对高净值人群的中资私人银行资产管理的总规模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仅占可投资投资的5~6%,相比,2009年瑞银集团的财富管理(私人银行)额就高达1.895万亿美元,是我国所有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15倍左右。那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究其原因,私人银行业务虽然作为富豪财富的“避风港”,得到越来越多富裕阶层的认同,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富裕阶层在迅速崛起后产生的金融需求也将不断提升不断多样化。以《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内容为例,超过80%的受访人表示会在未来继续加强资产配置的多元化。
由于中国本土私人银行业务仍处于产品导向时期,与国外领先的私人银行机构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产品不够丰富,缺乏有效的产品组合;服务内容相对单一,缺乏针对不同私人银行客户群需求及家族需要的更个性化的服务;客户经理经验相对不足,无法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更高质量的财富规划、财富管理建议。
总之,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居民的私人财富不断积累, 一个稳定的高收入富裕阶层己经形成, 为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打下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如何有效挖掘这个高净值客户群体的需求并积极满足他们的需求,可以说是进一步拓展私人银行业务空间拓展的前提,同时也是催发私人银行业务产品创新的巨大推动力。
四、结束语
因此,根据“二八定律”探究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巨大潜力以及业务受阻的原因和业务产品创新的驱动力, 找出相应的对策, 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完善业务内容的关键问题之一,从而最终能够满足商业银行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需要和自身战略转型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黄亚钧,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连建辉,走近私人银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从众心理分析范文4
关键词:决策;障碍;解决对策
决策是组织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运行成败的关键。决策正确,就能提高组织的竞争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之,决策失误,就会给组织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每一个组织都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预测未来环境变化的趋势,做出正确的决策。然而,组织在决策活动过程中容易产生诸多障碍,影响决策的效果甚至造成决策失误,带来巨大损失。本文依据决策障碍产生的原因,将其划分为客观障碍和主观障碍两个方面,论述了决策过程容易产生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决策过程中的客观障碍
决策过程中的客观障碍是指由于组织所处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决策者不可能无所不知,进而在决策过程中形成的障碍。这类障碍源于决策者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理性限制,其存在是客观的,对组织的影响也是客观的,故此类障碍称为客观障碍。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决策者知识有限
找出所有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了解每一个被选方案在未来的实施后果,是以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为前提的。然而,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由于信息收集所需成本的限制,决策者对环境中的不同因素对组织活动的影响方面、影响方式、影响程度不可能有完全的了解。这种知识的有限性必然限制着决策者关于行动方案的制定、实施后果的预见以及不同方案的评价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形成障碍。
(二)决策者预见能力有限
任何决策方案的有效实施都需要决策者正确地描述未来的环境状况。然而,决策者不仅知识有限,而且对于这些有限的知识,其认识、利用的能力(如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这种利用能力的限制决定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他们所预测的未来环境与未来发生变化后的环境状况不可能完全相符,从而影响对不同方案未来实施效果的评价,在决策过程中形成障碍。
(三)决策者设计能力有限
在一定时间内,决策者能够考虑到的行动范围、能够设计出的备选方案的数量,也是有限的,组织的规模越大面对的环境就越宽泛,存在的行动场所就越广阔,能够设计的行动方案相对于可能存在的行动机会也就越有限,给合理性决策造成障碍的可能就越大。
(四)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有限
决策者作为独特的个体,其信息处理能力相对于决策过程中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从客观上来说是有限的,必然会造成决策的障碍。科学研究证实:在短时间的记忆中,大多数人仅能维持7条左右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处理能力相对于合理性决策所需的处理能力是远远不够的,给合理性决策造成障碍。
二、决策过程中的主观障碍
决策过程中的主观障碍是指由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不良心理效应而造成的障碍。因此,决策的主观障碍亦可称为决策的心理障碍。此类障碍具体有以下8种:
(一)定势心理障碍
定势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的一种预先准备的心理状态,它能影响后继的心理活动的趋势、程度、方式,其中包括知觉定势、思维定势、观念定势、情感定势、意向定势等。在决策活动中,决策者已有的心理定势的消极效用主要表现在容易使决策者的心理活动特别是思维固化,缺乏变通,妨碍碍科学决策。比如在用人决策方面,“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显然就是一种定势障碍亟待矫正。
(二)完型心理障碍
所谓完型心理即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完整或完美的一种心理。按“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解释,人们的心理现象总是表现为结构性、整体性,而心理组织也具有“良好完型原则”。完型心理的积极效用不言而喻,但现实生活中的“完整”或“完美”往往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如果我们的决策建立在一种面面俱到的假想中,就很可能患得患失,从而既使决策缺乏可行性,也使决策缺乏有效性。
(三)从众意向障碍
从众意向是指个体受到群体态度或行为的刺激后所表现出来的趋向。在从众的情景下,个体可能会简单地服从群体而放弃自己的意见,是决策的心理障碍之一。另外在从众意向的支配下,也容易产生所谓的“冒险转移”,因为在群体决策中,人们敢冒决策风险的水平远远高于个人决策冒险的平均水平,表现在决策实践中,就是使决策呈现出“左”的倾向,显然是有碍科学化决策的。
(四)情绪意向障碍
决策活动伴随一定的情绪是正常的甚至是合理的,但由于情绪泛化会冲击人们的理性结构,导致非理性决策,因此过多过度的情绪也是决策的心理障碍之一。正如《孙子兵法・火攻篇》所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明君慎度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
(五)权威人格障碍
权威人格实际上是权威意识的泛化及定型。表现在决策中的心理障碍主要为:一方面,决策者由于权威地位(包括其职位、社会地位、资历、专业地位等)而形成的封闭意识及独断人格,听不得反面意见,惟我独尊、一意孤行;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由于权威情结而形成依附意向、盲从意向。诚然,权威地位在决策中有着重要作用,但以权威为核心而不是以科学为核心则是决策的大忌。
(六)自利人格障碍
人的态度总存在着自利倾向,总是因为自我维护的需要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相应态度。应该说,自利人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人们的态度形成及改变总是脱离不开自利倾向的影响,但自利人格也具有明显的偏颇性,在自利倾向的影响下,个体态度的形成总是以自己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为依据,而不是以一般的事实为依据,即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由此,在决策过程中,自利人格也是潜在的心理障碍之一。
(七)拜物情结障碍
拜物情结是指在决策活动中重视物的因素而忽略人的因素特别是忽略对人的心理状态及心理特征的分析。影响社会发展的有诸多杠杆如“政治杠杆”、“经济杠杆”、“文化杠杆”等,但关键还在于“心理杠杆”的作用,因为任何社会活动总是由具体的人去推动的,人的活动又是由一定的心理现象操纵的,脱离了心理分析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分析,就很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
(八)逆反情结障碍
逆反情结也称逆反心理,是个体由于刺激物的消极特征而诱发的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在决策中主要表现为平衡逆反,这是一种由于人际关系与认知系统不协调而导致的逆反心理。由于人际关系不协调,有关决策便可能“故意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
三、决策过程中对障碍的解决对策
前文我们论述了决策过程中易产生的客观障碍和主观障碍,笔者针对障碍的不同类型提出解决如下对策:
(一)客观障碍的解决对策
决策中的客观障碍源于决策者的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理性限制,是决策实践中客观实在,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影响,决策者能做的只是努力减弱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消极影响,使组织的决策尽可能逼近“合理”的标准,具体做法有:
1、合理地分配决策权力。合理地分配决策权力即把适当的决策任务交给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相关的人去制定。组织内部的不同成员,在不同的岗位和层次上,从事着不同的活动。这些不同活动中的决策,要求掌握与之有关的大量信息,只有让直接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去制定与他们直接有关的决策,这样可以尽可能地收集决策所需的信息,促进这些决策尽可能的合理。
2、组织专家参与决策。组织专家参与决策,建立决策“智囊团”或“思想库”,“智囊团”中集中了一大批掌握与组织活动有关的各方面知识的专家,利用他们的知识帮助组织分析问题,拟定和评价方案,为决策提供依据,克服决策者知识不完备的局限,使组织在决策时对环境的特点、行动可能性以及各行动方案在未来实施的效果考虑得尽可能全面,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3、组织员工参与决策。组织是由员工个体所组成,让尽可能多的员工参与决策,可以利用他们对组织内部不同部门和环节的活动条件及要求的充分了解来弥补组织决策者的信息不足,使组织未来行动的设想更加丰富、备选方案数量更多。同时通过员工提出的各种建议还可以启发组织决策者的思路,开拓决策者的视野,了解组织中各利益集团的特征信息,从而有利于组织决策者协调组织中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制定出支持率较高的决策方案。此外,通过组织员工参与决策可以加强组织成员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提高员工对所制定决策方案的认同感,进而保证决策方案的顺利实施。
(二)主观障碍的解决对策
决策中的主观障碍即心理障碍源自于决策主体不良的心理效应,所以其解决对策主要集中在矫正决策者各种心理障碍上,具体做法有:
1、培养决策者的自我否定意识。培养决策者的自我否定意识是矫正定势心理的有效方法。只有使决策者时刻保持自我否定意识,才能使其在决策不囿于已有的经验、习惯和观念,跳出“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的定势心理嵌套,与时俱进。
2、培养决策者的整体性思维。培养决策者的整体性思维可以有效矫正完型心理障碍。决策中的整体性思维要求决策者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科学的决策应当把全局作为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和作出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注意研究事物的结构,通过优化结构来提高全局的整体功能,要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这样便矫正了面面俱到的完型心理障碍。
3、提升决策者的职业道德素质。从众意向、情绪意向、权威人格、自利人格及逆反情结障碍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决策者职业道德素质不高造成的,所以矫正这几种心理障碍只能从源头入手,逐步提高决策者的职业道德素质。只有决策者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才能本着对工作、对组织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既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同时也善于接受正确的意见;才能不为其本人和本部门利益所诱惑,破除自利倾向;才能不为决策是的情绪所困,使决策客观地进行。总之,提升决策者的职业道德素质,是矫正从众意向等心理障碍的根本途径。
4、强化决策者的人本主义意识。强化决策者的人本主义意识是矫正拜物情结的有效方法。只有强化人本主义意识,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人为本,多进行对组织成员的心理分析,发挥人员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拘泥于决策的“物质”层面。进而矫正决策过程中的拜物情结。
参考文献:
1、H・A・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朱占峰,陈德清.管理学原理[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刘宗粤,王贵喜.谈决策的心理障碍[J].领导科学,2006(10).
从众心理分析范文5
卷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卷烟经营户为了获取不法收入,就铤而走险,从事违法卷烟经营活动。为了维护正常的卷烟市场秩序,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加强卷烟市场管理,打击违法卷烟经营行为。为了从根本上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就必须做好违法户的违法心理研究和分析,从中找出根本的对策,一般来说,违法户的违法行为受到以下四种心理驱动:一、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是人对自己能够逃避法律追究的自信想象或可能逃避法律制裁的赌注心理,侥幸心理是绝大多数违法卷烟经营户共有的心理,产生侥幸心理的原因:1、过去曾有过违法经营卷烟的经历,但其违法行为未被查处,自信此次违法依旧能不被发现;2、自认为违法活动计划周密,伪装巧妙,事情办得隐蔽和谨慎,不会被查获;3、低估专卖管理部门的执法水平和办案能力。
对于抱有侥幸心理的卷烟经营户,烟草专卖部门必须加强专卖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卷烟经营户的守法经营意识,从思想上杜绝违法的侥幸心理。其次,要加大市场检查力度,对卷烟经营户的违法行为要早发现、早查处,始终保持卷烟市场打假的高压态势,做好卷烟市场净化工作,让违法户明白没有查不出的烟,没有办不了的案,任何人都不会逃脱法律制裁,只要存在违法行为就会被查处,违法经营卷烟不会有好的下场。防止卷烟经营户抱有侥幸心理,避免违法经营行为的发生。
二、从众心理
“从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通俗地说就是“人云亦云”、“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就跟着这么做。有些卷烟经营户原本守法经营卷烟,但看到周边的人在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并且能够从中获得违法收益时,得到好处时,这些卷烟经营户可能受其影响,就会产生从众心理,守法经营的意识会动摇,于是加入违法经营户的行列,从事违法经营卷烟的活动。
为了避免守法的卷烟经营户产生从众心理,必须对违法经营卷烟的行为及时查处,让其看到违法经营不会有好的结局和下场,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守法经营户也就不会产生从众的心理,避免产生违法经营的模仿效应。
三、委屈心理
委屈心理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有这种心理的违法户多是中小经营户,由于其供货级别比较低,在畅销卷烟的供应上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由于配送服务不到位,卷烟没有及时得到供应,“为什么别人都有卷烟供应,唯独不供应我呢”,特别是一些心理比较脆弱的经营户,往往就会产生委屈的心理,做为情感的宣泄,这些卷烟经营户就会对我们的服务就产生不满,对我们的专卖管理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为了使委屈的心理得到弥补,就会从事违法卷烟经营活动,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在对这类违法经营户的管理上,应当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避免产生抵触情绪,积极向他讲解专卖法律法规知识,提供个性化服务,做好对其的服务工作,在卷烟的供应上可以适当的予以照顾,促使其要守法经营。
四、仇恨心理
仇恨心理,是指人体受到刺激而引发的对社会或个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的一种心理状态。对烟草专卖执法存在仇恨心理的违法户是重点违法户,他们多次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过,从心理上排斥烟草专卖执法行为,总感觉烟草执法人员有意和他过不去,感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对他的处罚不公,处罚太重,是专门针对他的行为,从而抗拒、排斥检查,对烟草专卖执法产生了仇恨心理。
卷烟经营户产生仇恨心理的根源在于,其违法经营行为被查处后,他要么抱怨自己的违法手段不高明,被烟草专卖部门查到了;要么算是自己倒霉,走了“霉运”,要么是怀疑有人在暗地里捣鬼,有意和他过不去,就是不会从根本上考虑自己违法的思想根源,内心上不服输、不认罪,缺乏违法意识,思想上的抵触情绪较大。
从众心理分析范文6
关键词:从众行为 阿希实验 大学生
一、引言
从众行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是在社会团体的压力下,个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和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1]
五十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阿希为了探明个体在明确情景下的受暗示性,便采用较明确、易判断的线段比较实验,通过设置个体在群体对线段错误判断的情境,来考察个体线段判断的从众性情况[2]。阿希的实验被认为是从众行为的经典性实验研究。
然而,我国公开发表的从众行为的研究报告甚少。为了弄清楚中国大学生是否也存在从众行为,中国大学生的从众情况和阿希实验的从众情况有什么不同,以及是否存在年级、专业、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对此,我们严格按照阿希从众实验的实验要求,进行了南昌大学大学生从众行为的重复性实验研究。
二、方法
1、被试
于南昌大学随机选取32名大学生实验,其中男性16人,女性16人。32名被试年级在大一到大三之间,视力正常,此前未参加过此类实验。
2、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假被试的反应(水平一:回答正确;水平二:回答错误),因变量为真被试的反应。每名被试共进行实验十二次。
3、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采用的材料是根据阿希从众实验所采用的实验材料演变而来的。十二套材料,每套包含两张A4卡片,其中一张为A、B、C三条不等长的比较线段,另外一张为一条标准线段X,X与A、B、C三条线段中的一条相等。实验时,按照编码顺序依次呈现十二套卡片[3]。
4、实验程序
选择确定的实验环境后,实验者在桌上贴好座位顺序,共七个座次,从一到七依次排列。实验助手安排被试坐好,并且把真被试安排在第六个位置。实验者读指导语,告知被试这次试验本次试验是测试视觉判断,要求被试判断三条比较线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X相等,并要求被试按照编号依次报出答案。实验开始后,实验者按照十二套卡片的编号依次呈现材料。第一、二次测试假被试回答正确的答案。从第三次开始至第十二次六名假被试按照事先要求故意说错,并且六人的答案保持一致。实验助手记录下所有被试的个人信息及其对线段判断的答案。
三、结果
1、错误判断对被试影响的有效性
分别统计6名假被试做出错误判断前后真被试判断的正确率,发现在假被试错误判断下真被试的判断正确率较在假被试正确判断的情况下有明显的下降。将两者仅向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3.299(p
2、从众率
将实验助手做出错误判断的次数规定为实验次数,从众的计算公式为:
从众率=(从众次数 / 试验次数)0%
结果显示,在所有的320次实验中,被试从众总次数为98次,从众率为30.62%。被试做出错误判断的次数,即从众次数,约为实验总次数的1 / 3。
统计每名被试的从众次情况:
有25%的被试(8人)没有发生一次从众行为,75%的被试(12人)至少有一次错误的判断,即发生了从众行为。
有25%的被试(8人)平均做了约总数的4 / 5次从众行为,即从众反应平均每10次就有8次。
有50%的被试(16人)在自己的前三次实验中就发生了从众行为。
3、性别与从众行为
统计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从众情况:男同学的从众率为40.00%,女同学的从众为21.25%。为了检验男女在从众行为上是否有差异,将他们的从众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t=1.566(p>0.05),说明男女间的从众率差异不显著。
4、年级与从众行为
统计不同年级大学生从众情况:大一学生的从众率为62.50%,大二学生的从众率为16.67%,大三学生的从众率为23.33%。为了检验不同年级间从众行为是否有差异,对三个年级的从众率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F=4.036(p
5、专业类别与从众行为
统计不同专业类别大学生从众情况:理科学生的从众率为32.72%,文科学生的从众率为21.67%。为了检验专业类别在从众行为上是否有差异,将不同专业类别大学生从众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1.130(p>0.05),说明文理科大学生间的从众率差异不显著。
四、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借助标准的实验范式,考察了阿希从众实验在大学生中是否有年级、性别及专业差异,验证了阿希实验的可靠性以及在我国的使用情况。
首先,男女同学从众率差异不显著。男女之间从众倾向的差别,多年来或多或少的被人们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事实而普遍接受,人们通常认为女子要比男子更容易从众。研究结论表明男女间的从众不存在显著差异,男子与女子在不熟悉的材料上,都表现出较高的从众倾向。实验数据表明女子的从众率小于男子,可以表明现在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她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不再像以往习惯于依赖他人,人格也越来越独立。虽然样本数量较小,不能完全的概括说明整个社会从众现象,但近年研究者对性别差异的结论也提出了质疑[4],说明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其次,大一新生和大二,大三老生的从众率差异显著。说明社会化的不同对从众行为可能会有所影响。大一新生,初入大学校园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建立新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来进行社会化。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多采用模仿周围比他们有经验的学长学姐的方式,所以他们容易产生从众行为。老生已经适应了生活环境有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不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最后,研究得出理科学生和文科学生的从众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不同学科背景的被试在面对都不熟悉的材料,都有较高的从众行为。知识领域,思维角度不同对从众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总的来说,本次实验研究证明了从众现象在我国大学生中的确存在,实验结果和阿希实验以及国内研究者在中国的多次重复实验的结论相符合[5]。本研究显示出性别差异的不显著性,为修正阿希从众实验结论提供了数据支持具有一定价值。年级差异这一因素对从众行为的影响,可以从新生与老生推广到新员工与老员工在公司,单位的从众表现对其工作决策,行为方式的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五、结论
(1)大学生存在明显的从众行为,与阿希实验结果基本相符。
(2)大学生行为不存在性别差异。
(3)大学生从众行为存在年级差异。
(4)大学生从众行为不存在专业类别差异。
参考文献:
[1]时荣华.社会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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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宪达,毛园芳.高职院校学生从众心理分析及引导[M].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