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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的价值范文1
关键词： 视觉传达设计 理性价值 意义
视觉传达设计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人们不再单一地依靠声音与语言的传达，印在纸张上面的信息被人们大量利用，文字、图像、代码被人们推入视觉传达设计浪潮中。而后欧洲革命发生，摄影进入人们的生活，原有的图像视觉传达更加丰富。现在艺术的发展和技术的改革，把视觉传达设计推入新的巅峰。本文对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理性价值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视觉传达设计的含义及发展趋势
1.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Visucl CoMMunication Design）是指利用视觉符号来传递各种信息的设计。设计师是信息的发送者，传达对象是信息的接受者。视觉传达设计是为现代商业服务的艺术，包括：标志、广告、包装、店内外环境、企业形象五大方面的设计，这些设计都是通过视觉形象传达消费者的，因此称为“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包括三要素：（1）文字；（2）标志；（3）插图。
2.发展趋势。视觉传达设计随着全球艺术文学的升级，在发展的浪潮中逐步趋向于国际化。原来一成不变的单调设计设计受到了多元化的冲击。创新、发展是21世纪视觉传达设计的主题。同时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人们对视觉的追求也深层次化，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上升到主要位置。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给我们带来了视觉的冲击，但究其原因也带来了很多思考和问题。所以我们在视觉传达设计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注重时代面貌，让视觉传达设计的理性价值真正成为我们研究的课题。
二、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理性价值
1.视觉传达设计理性价值是现代设计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视觉传达设计需要理性价值，我们国家正面向创造的阶段，设计出理性的作品需要一个漫长而更高层次上的等待，在当今商业经济竞争中，视觉传达设计是人们对设计者的需求，也是设计者的责任。设计者是为消费者设计还是为客户设计成为当代商业设计的一个矛盾问题。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相互矛盾，相互排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方便，也给我们带来了危机。好的设计是“合理消费品的设计者”，也是理性设计艺术的引领者。
2.视觉传达设计现代化。现代化视觉传达设计有重要的理性价值，工业、农业、经济的洗礼使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理性设计观念和想法的提出，势必是划时代的变化和选择，是视觉传达设计与社会经济需求间的相互选择。
3.解决问题，创造价值。21世纪，视觉传达设计中理性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设计师的创造必须顺应历史的发展潮，赶上时代的观念。尽管受到社会的制约，但要为社会服务，达到新经济环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最终目的，这正是理性传达设计的意义和价值体现。
三、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理性价值意义
1.视觉传达设计理性化，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视觉传达设计理性化不但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而且是实现商业的竞争需求，更是设计探索过程中优秀成果的积累。视觉传达设计离不开理性化的要求和方法支持，与社会经济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价值理性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的一部分，与人类文明、合理发展需求相互结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理性的视觉传达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理性的内涵不仅仅是把设计直接转化成物质，更是利用设计与科学的手段相结合，设计出社会和人类精神文明需求的艺术。理性价值设计的意义在于设计者受到各方面的约束，用科学的手段使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合二为一。
3.理性价值是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责任体现。理性价值设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视觉设计与生活，社会和文化密切相连，其发展历史是人类创造活动和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日本是当今视觉传达设计先进的国家，日本作为一个很小的岛国，由于自身经济受到条件的制约，取长补短，把视觉设计运用到国家的商业、经济中去，甚至是日本的民族发展问题。我国的实际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发展水平制约行业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细致化，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可以广泛地进行总结，使中国的文化得到综合。所以说理性价值设计是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4.促进学科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学科类、专业化、社会化的理性设计能促进一类的发展，其中包括对教育的引导，专业化的学习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1）对学科类教育意义在于：我国艺术类院校每年投身设计类学生不计其数，专业能力和教育素质参差不齐，教学资源配置也不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视觉传达设计为学校的学科类教学提供健康的教育发展保障。（2）艺术类院校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视觉传达模式，采用先进的视觉教学模式，让理性设计成为当前艺术类院校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四、结语
在新形势下，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了解清楚、详细，运用得心应手。只有了解视觉传达设计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运用。视觉传达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人文四个大的方面。本文以视觉传达设计的理性价值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视觉传达设计的意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充分得到了体现。理性的视觉传达设计是一种价值取向、自我境界和设计过程，重要的不是设计，而是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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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的价值范文2
摘 要：关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本文作为价值“差异性”理论的一个应用，通过对人力资本本质的全方位分析，尝试对这一课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对一些相关的经济现象做出一些新的解释。
关键词：商品价值；“差异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79-07
一、价值的“差异性”理论
价值的“差异性”理论［1］，包括期差性、域差性以及业差性等三个概念。
首先，关于价值的“期差性”，是对价值概念的一种纵向认识。我们都能够觉察到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往往是不相同的，价值量的这一性质，笔者将之称为“期差性”。其含义是说， 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商品价值量的两个单位；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降低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只相当于去年的1/2个单位。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 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2］。
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加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变化。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表示，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1/2，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1/2。以上分析，在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这里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期差性”原理，不仅强调了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指出了其“差”在于采用了同一计量标准，即因以某一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而产生。并坚持了一个基本点：如果各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不变，按照各年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的话，商品价值总量不变。另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的“期差”是可以测度的，由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决定。
为了说明商品价值的“域差性”概念，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3］。
可见，各国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呈现的是一种“阶梯”状态，其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域差性”概念指国际间的价值标准所存在的差异问题，进一步说也可以包括不同地区间或企业间的价值差异。为此，我们令第i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国单位社会价值）为di，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单位价值）为d。则si=ddi为第i国的国际价值实现率。si>1说明该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国单位社会价值）di较小，即劳动生产率较高；反之，si
关于价值的“业差性”概念，我们首先会想到马克思曾经谈到过纺纱工和珠宝细工的例子，他指出由于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人相比是复杂劳动，珠宝细工的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会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关于商品价值的“业差性”是这样考虑的：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也不同，这样在价值创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也肯定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产品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试问1千克钢铁和1件上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比较？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h/d，其中，h是时间单位，例如小时等；d是使用价值计量单位，例如，公尺、吨等。我们的办法是在不同行业间，各取“平均劳动”1小时来进行比较。
可以选择某一种劳动令其复杂度为λ，就像选择黄金为货币一样，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原则。我们选择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其理由是源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级劳动都要不断地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X日简单劳动”［3］。下面我们把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的计算公式导出来。令αi是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bi=αiλ则表示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系数，Li表示生产第i种商品所投入的全部劳动量，αiλLi则为第i种商品所形成的社会劳动量，因为∑biLi=∑αiλLi=∑Li是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由此可知，必须取λ=∑αiLi∑Li。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行业间商品价值的差异性的问题了。
假如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i=3，生产第j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j=6，生产第k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k=0.5，那么，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相当于第j种商品的劳动的0.5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的6小时。如果，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4，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4小时，第j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2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1/8小时。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劳动时间。讨论到这里，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由于价值的“差异性”所引起的相对价值量的源泉问题，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复杂度的理论予以解释。首先，价值的“期差性”作为价值量时间维上的纵向变化，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意味着劳动复杂度也提高了1倍。横向上的商品价值“域差性”的概念，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空间维上的变化，其背景是各国劳动复杂度的不同。而产业间的商品价值的“业差性”，反映着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复杂度差异。
二、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本质认识
首先区分一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简单劳动力只相当于理论意义上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
只在理论意义上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实际上任何人力资源所含有的人力资本都应该是大于零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劳动力的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3］。
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3］。
这里所说的“普通劳动力”，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力，由于在当时其教育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便“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当然，在当代，即便是简单劳动力，其教育费也不能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复杂劳动力来说，马克思看到“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与教育费成正比。只是，马克思并没有把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看做投资。
我们把这种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将强调如下观点: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概念混同,还表现在对人投资的内容上。非教育(包括技能训练)性的对人投资,例如卫生保健等，应该属于人力资源建设,不能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
还有一种说法：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货币资本，即出资人的资本。在现代企业运营中，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是主动性的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4］。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不过将之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硬行等同了而已。但是，可变资本意味着预付资本中用于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即便把在职培训等包括进来,也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这里提到人力资本是主动性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触及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之一。
不过这一看法来自费歇尔。费歇尔首先指出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产”。作为一种投资，人力资本应该具有资本性质，与物质资本一样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取得平均利润，这是人力资本的一般性。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力与资本重合在一起，这属于一种二重性。
所谓人力资源，指劳动力资源,即一定年龄段（通常为18―60岁）具有一定智力和体力的人口，是人口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人力资源的质量体现在智力和体力上，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的存量就是人力资本。天赋虽然同人力资本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却不是人力资本问题，属于人力资源质量问题，构成提倡优生原则的前提之一。贝克尔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以及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这是对于企业内而言。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全社会, 可以提出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以及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概念。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的形成相关,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的形成相关。这样,可以考虑, 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属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 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把一般能力归于人力资源,把特殊能力归于人力资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会变动的。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人力资本不能脱离人力资源而单独存在。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的,表现在人的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5］。人力资本的每一种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人力资源，这同任何物质资本都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通过人口的生育、养育而形成。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嗓音，容貌，身高甚至运动能力和智商等，因为这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在先天因素上人们并不是平等的，这就算是“上帝”的不公平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但是我们不能“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马克思语。不过，一个人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即体力、智力等，对他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在速度和数量等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时，有必要对投资对象进行筛选［6］。超人的天赋（天生的金嗓子，2米以上的身高，以及智商150以上的天才等）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并非天然特权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以及个人努力和实践而形成的，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表现。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有教无类”的道理，并且有了“曾参愚笨”的宝贵经验。
人力资本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投资而形成的。并且人力资本只能通过对人投资（无论何种形式）而形成，这是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性质。与物质资本不同,人的能力是一种变量,可能具有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潜力,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也可能相反,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或然性。把人的劳动能力视为一种变量, 进而把人的劳动能力看做是可塑的,是整个人力资本理论的根本前提。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有时与其载体人并不一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组织或政府。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产生产权主体和产权对象的二重性。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资本的产权是所有权的一种,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四项权能，反映人与人之间在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资本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与资本产权相关有三项要素：（1）产权主体。（2）产权对象。（3）产权效用。人力资本的产权分析，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视角，不过人力资本产权还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在分析中必须予以重视。有人认为，只要有人身自由，人力资本就天然属于个人所有，这是不准确的。个人固然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却不一定是其人力资本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未必一致的缘故。
在现代社会,人本身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 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其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这三项权能。当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来说, 这三项权能都不能是完整的,都必须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共同分享。从企业来看,人力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工作前的学校教育以及工作期间的由自己投资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归本人完全所有；第二，由企业投资、提供时间脱产进行培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主要应归企业所有(其投资者具有相当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第三，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企业和本人共同所有。
人本身虽然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人这种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是一种“活的资源”，通过持续有效地开发，可以不断地提高其存量，使之成为一种长期资源。所以，人就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
人力资本与人体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占有权天然属于其载体人。知识存放在无生命的著作、光盘或电脑中，和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说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不仅在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于,知识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以后：（1）在某些方面会形成载体人的技能;（2）输入到人脑中的知识不会像光盘那样一成不变,不仅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甚至遗忘,而且也会带来创新。
知识创新尤其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人,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存贮器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知识创新基于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人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用新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性本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7］。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再也不必假设为，仅限于少数天才，它潜在地分布于整个人口中间”［8］。美国心理学家奥托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7］。总之,创造能力是普遍存在的, 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创造性的设想，创造性的进行设计。
一般说来, 人的创造能力与其知识存量,也就是说与其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成正比。因而,创造能力也可以部分地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
由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和形成方式上都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即便人力资本的载体人不是投资者的场合，他实际上也用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身体股”)同时参与了这一投资行动，所以也就天然地构成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于是，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会出现二重的产权主体，相应也便有了人力资本收益权的二重性问题。
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来看,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的一体性,无论其产权是否完全属于载体人,其支出都要取决于载体人的主体性。人与机器不同，如果是机器的话，合上开关便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转；而在人的场合,即便是根据指令而动，也需要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人也有可能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这也就是哲学家在认识论中所说的“思维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合作或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人力资本本身没有主体性,而是取决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
人力资本对其载体人主体性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反应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形成方式上。如果没有载体人的努力，人力资本投资难以顺利实现，人力资本不会顺利形成。因此，人力资本不能仅仅视为由投资而形成，其中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另一个根据。如何使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涉及所谓“激励”理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也无须激励，人力因素就非激励不能尽其全力。这是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的。这也就是哲学上常说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总之,人力资本依赖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其载体人的主观意志直接影响其产权效能。竞争环境的不同, 人力资本的支出也不同。并且，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一般说来，创造能力与知识存量成正比,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越多, 创造能力越强。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如果载体人不接受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就不能实现；如果载体人不做出努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会打折扣。因此，即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也就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进行分享的另一个根据。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微观上来看，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考虑创新，都应该属于劳动收入。而创新，例如一项新的技术产品，是不能用发明者的工资来衡量的。
例如，有人做过统计，袁隆平的水稻科研成果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从1976―2006年累计增产2.6亿吨，按每吨1 000元计，相当于2 600亿元。去掉成本之后，这种收益也不是能够用工资来衡量的。创新属于生产要素领域，另外，现代的创新或发明，与爱迪生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往往需要极大的配套资本予以支撑。这些问题都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感兴趣的是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贡献，相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尽管明塞尔曾指出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理解［9］，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明塞尔游疑在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之中：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当然，他认识到了物质资本量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对称命题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的贡献也越大。他由此而提出的人力资本与低技能的劳动相比和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互补性假说，是饶有兴味的［9］。
从全社会来看，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c+v+m=w，人力资本的增长只能体现在可变资本v上，可是，即便是v增大了，也不过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意味着一种技术退步，怎么能体现出经济增长呢？这需要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价值的“期差性”理论，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时间维上的深刻反映，可以在纵向上清晰地分析这一点。例如，假定基期年的产出为100c0+50v0+50m0=200w0；下一年的产出为120c1+60v1+60m1=240w1。在这里，假定由于技术进步的要求，不变资本c增长20%，从100单位增大到120单位；与此相适应，假定人力资本也同步增长20%，体现在可变资本v从50单位增大到60单位，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总产出也只不过增长20%而已。实际上，w1=240单位，是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体现的。如果用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看问题的话，就比较明显了。注意，根据技术进步的路径，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高于资本的扩张速度。也就是说，当资本扩大20%的时候，总产出的增长肯定大于20%。假定基期年的产量为q0=100，那么下一年的产量一定会有q1>120。从而，如果按照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这一年的单价将小于基期年的单价2单位；而如果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下一年的总价值将大于240，即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的）大于20%。我们说，这种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推动。因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只有可变资本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物质资本已经损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两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可是这两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经济重建并且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只有人力资本理论才能够予以解释。
现在需要强调一下，伴随着上述可变资本的增大并不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此相反，劳动力投入有可能减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增大呢？可变资本可以表述为v=wL，其中，L是劳动力投入，而w是工资率。人力资本的增长反映在工资率的上升上。如果工资率不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将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前文提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将引起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这将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没有分析过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 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反而越来越低。这种现象成为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战后三个经济学之“谜”其中的一个。把人力资本问题导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以后,将之作为复杂劳动力来认识，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
上述由人力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速度不快的时候，年与年之间的感觉有时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就会立刻令人深有感触了。早在2000年就有人看到美国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自20世纪30 年代以来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其GNP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但是, GNP却仅是美国的1/ 9 ［10-11］。这需要用横向上的价值“域差性”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价值的“域差性”，相当于商品价值的“差异性”概念在空间维上的拓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为何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 9呢，这也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要大于9倍。
由此，我们还可以来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国际比较指数。令fi表示按照第i国(地区)劳动者数平均的GDP,令λj=fjfi×100%,则λj表示第j国(地区)对第i国(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例如1997年,以美国为100%,则日本为102.3%,德国为94.6%,法国为100.7%,英国为78.8%。再如,2001年,以澳门为100%,香港则为165.1%。以按照劳动者数平均GDP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指标的理由是, GDP是一个生产性指标, 劳动者人均GDP显示出该国(地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能够反映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与此相关的指标,例如人均工资则具有局限性,因为不能反映一个劳动者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的能力;而人均GDP则认为是从全人口出发考虑问题的,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其实,如果按照劳动者人均社会总产值来考虑问题,效果会更好,但是在目前的统计制度下,只好割爱了。
存在于不同产业间的价值的“业差性”概念，作为价值“差异性”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可以对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状况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增大，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应该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相应的收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但是，市场有时会出现失灵，政府有可能进行不当干预，经济制度有可能存在各种缺陷，所以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其收益也不是确定的，这意味着一种效率损失。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完善的市场，取决于一个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
总之，劳动价值论适用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且，能够克服人力资本理论固有的一些狭隘性或缺陷，从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并且有可能形成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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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的价值范文3
【关键词】 公允价值； 独立； 计量属性
我国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一大特色是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并在基本准则中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基本计量属性。纵观散布在各具体准则中的对公允价值的具体规定，笔者不禁思考公允价值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吗？计量属性是指所予计量的某一要素的特性方面，一项独立的计量属性必须具备明确唯一的逻辑基础和价值基础。逻辑基础是指从谁的角度来计量价值，常见的逻辑基础选择有市场基础和主体基础。价值基础是指根据什么样的估价规则来确定价值，常见的价值基础选择有买入价格、脱手价格和在用价值。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并未有独立的公允价值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规定分布于各具体会计准则中，所以笔者拟根据列示于各具体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规定探寻公允价值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基础，并最终回答公允价值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吗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公允价值的本质属性及对我国公允价值准则建设的浅薄思考。
一、公允价值的逻辑基础
计量属性的逻辑基础是指从谁的角度来计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具体有市场基础和主体基础两种。主体基础是指从特定主体的角度计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例如，历史成本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根据此定义历史成本的逻辑基础是主体价值，因为每个主体的购买量及地理位置等具体条件不同，所以他们愿意为财产物资实际支付的价值必将不同，譬如大额购买的主体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商业折扣。市场基础是指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计量不依赖于特定的主体，而取决于现行市场的定价。例如，重置成本是指按照当前市场条件，重新取得同样一项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金额，重置成本多用于盘盈固定资产的计量。盘盈的固定资产是指实际存在而账上未作记录的固定资产，为了做到账实相符必须将其纳入到账簿体系中，此时使用的计量属性为重置成本。盘盈的固定资产是企业已经存在的资产，所以重置成本并不是企业主体实际交易盘盈固定资产的价值，而是依赖于当前市场条件所假设交易的资产价值，由此重置成本的逻辑基础是市场基础。
为了体现公允性，我国会计准则与IASB/FASB一致，公允价值定义中体现的逻辑基础都是市场基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此定义的市场基础逻辑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允价值产生的交易环境为公平交易，关联交易决定的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不是公允价值；（2）交易双方所进行的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不存在胁迫的情形；（3）此处的交易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的一种假想交易，而不是特定主体实际发生的交易。
涉及到公允价值运用的具体会计准则也基本认同公允价值的逻辑基础是市场基础。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二是如果没有活跃的交易市场，需能够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从这两条具体准则可以看到，无论是投资性房地产还是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都是基于活跃市场的市场价格，这种价格取决于特定的市场而与特定的主体无关。
二、公允价值的价值基础
价值基础是指根据什么样的估价规则来确定价值，常见的价值基础选择有买入价格、脱手价格和在用价值。例如，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的价值取决于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故历史成本的价值基础是买入价格；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资产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资产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故可变现净值的价值基础是脱手价格；在现值计量下，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故现值的价值基础是在用价值。
在公允价值的价值基础规定方面，我国基本准则中的定义与IASB和FASB出现了分歧，IASB和FASB一致认为公允价值的价值基础是脱手价格，而根据我国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却无法具体判断公允价值的价值基础。
我国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价值基础界定的模糊性也延续到了具体准则中。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采用的公允价值价值基础是脱手价格，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采用的公允价值价值基础是买入价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企业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如果估值技术采用的是现金流量折现法，此时的公允价值的价值基础是在用价值。
三、公允价值的本质属性
综上所述，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公允价值的逻辑基础是一致的市场基础，但是公允价值的价值基础不一致，买入价格、脱手价格及在用价值都有可能使用。计量属性的逻辑基础解决的是以何角度计量的问题，价值基础解决的是如何计量的问题。公允价值价值基础的不一致说明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原因为：（1）计量对象与公允价值价值基础的非映射关系。基本准则中列示的其他四种独立计量属性的价值基础都与计量对象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外购存货的初始计量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方法，此时的历史成本的价值基础即为买入价格，为存货从采购到入库前发生的全部支出，此时外购存货这一计量对象与历史成本的价值基础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如果采用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计量，在不考虑金融资产所处市场的条件情况下，则无法判断采用何种价值基础对金融资产进行计量。（2）公允价值不独立于其他四种计量属性。如果不考虑逻辑基础，在计算某项资产的公允价值时，买入价格的计算可能与历史成本及重置成本重合，脱手价格的计算可能与可变现净值重合，在用价值可能与现值重合。
笔者认为，公允价值不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而是价值计量的目标。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财务会计工作主要体现为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其核心是计量，采用何种计量属性才能够提供相关、可靠的信息这一问题是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所共同关注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但是在提供相关信息方面备受质疑，从而公允价值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谁会反对采用“公允价值”？从没听说过有人喜欢非公允价值，因此，从逻辑上，人们一定是喜欢公允价值的。但是，公允价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它是对理想计量属性的一种设想，是信息使用者期望价值计量所达到的目标。“公允”乃公平恰当之意，只有公平恰当的计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才能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才能最终实现财务会计的目标，所以公允价值从本质上属于价值计量所期望实现的目标。单一的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并不能总是提供公允的价值信息，所以在我国的基本准则中还规定了可变现净值、重置成本、现值三种计量属性及其它的使用条件，此种制度安排旨在使此四种独立计量属性结合起来公平恰当的计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即实现公允计量之目标。
既然公允价值不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在基本准则中就不应将公允价值与其他四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列示在一起，而应将其作为价值计量目标单独提出。与其他四种计量属性并列在一起还会使阅读者误认为其他四种计量属性是不公允的，众所周知，其他四种计量属性在不同情况下只要正确采用都是公允无偏的。对于具体准则，笔者不建议我国采用FASB制定单独公允价值准则的作法，理论上的统一规定并不能指导具体资产或负债的计量。具体准则旨在指导具体会计对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不同会计对象的公允价值的取得方法千差万别，所以笔者建议我国的准则制定机构能够在具体准则中或具体准则的指南中明确如何取得相应会计对象的公允价值，从而对实务有切实可行的指导并减少企业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当然，在当前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此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历史遗迹的价值范文4
【关键词】给排水工程；造价控制；经济分析
1 市政给排水工程造价控制中常见问题概括
1.1 重结算，轻预算，成本管理意识淡薄
目前，对于给排水工程造价的控制，主要侧重于事后核算，即对竣工结算进行审核，对其他阶段的控制则比较薄弱，甚至于不控制，这就会导致对工程中前期的成本造价管理工作的弱化，难以实施全面的、贯穿整个工程项目始终的成本管理理念。我们应当看到，市政工程中前期的成本造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胡报乱报工程预算数额、结算期审计不规范、行业垄断现象的频频出现，导致整个工程造价超过预期标准，给国家经济利益带来损失。
1.2 工程招投标阶段转承包问题突出
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有一些市政工程项目的承包商缺乏相关建设资质却仍旧坚持承包，然后再转包给其他建筑商，或者是一些有资质的承包商承包下工程以后，转包给资质欠缺的建筑商，这样通过层层盘剥，最后承包商能够拿到的承包价格已经非常低了。在这种状况下，建设队伍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开支，赚取利润只能选择那些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质量较差的原材料来进行建设，这无疑会给市政工程的建设质量带来巨大的隐患。
1.3 施工阶段设计变更随意性大
设计阶段是整个市政工程造价控制最关键的环节。但是，就我国目前市政工程设计阶段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建筑单位对项目设计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力度还是比较欠缺的，很多建设单位急于项目开工，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对投资额度的要求、建筑标准的把握、设计深度的审查招标文件和承包合同的合理与完善程度没有严格把关，造成边施工边变更，对施工中的工程一再更改，对更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没有监督，对更改造成的损失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1.4 工程造价实施过程中超标现象严重
就我国当前市政工程项目的发展现状来看，基本上依旧沿用的是工程完工后再进行造价结算的成本核算方式。这就会导致对工程中前期的成本造价管理工作的弱化， 难以实施全面的、贯穿整个工程项目始终的成本管理。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一
2010年8月竣工的某应急水源工程是为解决地表水资源紧缺而实施的项目。在该项目的最初设计中，管道材质选用钢管和球墨铸铁管，工程造价高，施工周期长，无法满足市政府要求的工期。后经研究修改设计，采用新型材料玻璃钢夹砂管代替钢管，仅管材一项就节约投资上亿元，且施工进度快，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由此可见，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2 案例二
某工程按甲方要求设计了330m 长的排水箱涵，据测算其过水断面为4.0m×5.2m，设计人员设计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为整体式箱涵，底板厚为50cm，顶板、立墙厚均为40cm；另一个方案为盖板式箱涵，底部为钢筋混凝土台阶式基础，立墙厚由124cm渐变到80cm。两种设计方案的参数比较。
可以看出，虽然两者的实施效果一样（即过水断面相等），但材料用量不同，造价差异很大。套用相关定额，计算出整体式箱涵的造价为621.02 万元，盖板式箱涵的造价为887.48万元，前者比后者的造价低了30%。通过经济比较，设计人员最终向甲方推荐了整体式箱涵方案。
3 给排水工程招投标阶段的造价控制措施
在招投标活动中，首先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加强对招投标的监督，严格禁止招标人利用施工企业“找活”心切的特点，人为地要求施工企业压价和提出垫资施工等条件；其次是不断提高招标文件的编制质量和评标人员的业务素质，积极推行工程量清单招标。招标文件的编制应当严密而准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及争议，也可有效地避免过多索赔事件的发生。
对于市政给排水工程，由于工程材料所占投资比例较大，不可预见因素较多，所以编制招标文件尤为重要。随着工程造价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在全国得到较好的推广和实施。工程量清单招投标即由招标人按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并提供工程量清单，投标人视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市场价格进行自主报价。工程量清单计价对透明招投标活动、减少施工合同纠纷、推行竞争和以市场定价、控制工程造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再次是招投标双方都要有利有图，达到双赢的目的。在评标过程中，应在合理低价中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投标单位的社会信誉、经济实力、设备状况、业绩等进行综合评定，以便选择一个既能降低工程造价成本，又能保证工程按质按时完成工程任务的中标单位。
4 在加强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方面应采取以下措施
4.1 在具体设计中运用价值工程
价值工程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运用集体智慧着重对产品进行功能分析，使之以最低的总成本，可靠地实现产品的必要的功能，从而提高产品价值的一套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设计阶段运用价值工程控制造价，并不是片面地认为工程造价越低越好，而应从工程的功能和造价两个方面综合分析。不仅要分析工程的建设成本，还要分析运行成本，以全面地对设计方案进行比选。
4.2 推行限额设计
严格遵守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投资限额设计，既要有最佳的经济效果，又要保证工程的使用功能，这就需要设计者选择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最优设计方案，从而达到控制或降低工程造价的目的。设计任务书一经批准，其投资估算应作为工程造价的最高限额，不得随意突破。
4.3 积极推行给排水项目设计招标
我国现行设计计费办法是按工程造价的百分比计取的，普遍存在“技术”和“经济”脱节现象，通过设计招标，可使优秀方案脱颖而出，有效降低工程造价。
4.4 树立经济核算的观念
设计人员和工程经济人员应密切配合，严格按照设计任务书规定的投资估算做好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必须强调的是，设计的造价控制不仅仅是在方案和施工图设计阶段，而应该是贯穿整个设计阶段。尤其是在工程施工中，设计人员应深入施工现场，当发现设计与实际有差别、需采用代用材料时，要及时征得监理人员的同意进行更改，并由经济人员检查实际费用的增减。
5 给排水工程竣工结算阶段的造价控制
竣工结算阶段的投资控制应做好施工阶段投资控制中各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工作，为顺利进行竣工结算完善条件。施工期工程造价控制属于过程控制的范围，在此期间各个环节、控制点的工程计量、签证、变更及索赔的核定在竣工结算时需重新整理汇总。除此之外，可转化为价款责任的合同约定内容在工程竣工后均以货币形式体现。处理好施工过程中的各类费用，对于工程竣工结算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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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迹的价值范文5
关键词：公允价值 后金融危机时代 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意见稿）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提出，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可变现净值和公允价值。长期以来，我国会计计量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较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单纯用历史成本计量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且会计理论界对会计目标的认识已经从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变，即认为会计不但要提供反映受托方履行责任的情况，而且还要反映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不但要反映企业过去的经营情况，而且要反映现在，甚至将来的情况，由此，会计计量属性也要求多元化，公允价值正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会计理论界的不断探索而出现的。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世界上最早对公允价值定义的是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1970年颁布的报告书第4号，报告中指出“在包含货币价格的交易中收到资产时所支付的货币金额，在不包括货币或货币要求权的转让中交换价格的近似值。”2000年的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当购置或出售资产及负债的发生或清偿的金额。”2006年9月19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财务会计准则报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即美国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准则组成部分，对公允价值给出了更加完善的定义：“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这一定义更加严格，定义中突出了计量日、市场参与者、有序交易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的理解是“企业在计量日由正常营业报酬驱使的正常交易中销售资产将收到的或解除负债将付出的估计价格。”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含义也有明确的定义，即指“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上述对公允价值的理解共同点是所进行的交易是自愿的、公平的，公允价值是对资产和负债计量时采用，交易可以是现在的，也可能是将来的。
二、公允价值计量在国外的运用
公允价值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会计准则中就有所使用，比如在投资、债务重组、租赁、非货币易等交易或事项中采用公允价值。1975年12月FASB颁布SFAS NO.12《某些可交易证券的会计处理》要求可变现的证券用公允价值计量，这是美国第一次涉及到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及金融工具的发展，经济业务更加复杂，公允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广泛采用，比如美国FASB在90年布的32项会计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计量多达23项，该时期公允价值计量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进入21世纪公允价值的使用仍有扩大趋势，进而在2006年9月19日，FASB正式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即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2011 年美国FASB了《2011年第4号会计准则更新――公允价值计量：为取得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要求的统一而作的修订》。1990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原则公告，要求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1992年，IASC第30号国际会计准则（IAS 30）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财务报告应披露应收账款、贷款、持有至到期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的公允价值。此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从金融工具扩大到非金融工具。2005年至2006年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多次召开理事会讨论“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到2011年5月IASB联合FASB了IFRS 13，标志着公允价值计量的地位没有变化，仍然被作为相关交易或事项的计量属性。
三、公允价值计量在国内的运用
我国早在1998年6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就首次运用了公允价值。之后，公允价值经历了回避和重新使用阶段。
（一）引入阶段（1998-2000年）
1998年6月财政部的债务重组准则中首次提到公允价值的运用，并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此后，至2000年，财政部陆续的《企业会计准则――投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中也提出采用公允价值。1998年至2000年间，我国针对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易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另一方面也为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大量使用公允价值打下基础。
（二）回避阶段（2001-2005年）
自1998年起，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易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有许多公司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一手段人为的进行利润操控（因公允价值本身来讲就是个估计值，因此有人为操控因素存在），使得会计信息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基于此，财政部2001年起重新修订会计准则，并取消了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易公允价值计量。
（三）重新采用阶段（2006年至今）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部环境要求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而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也更趋于成熟，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的一大亮点就是针对债务重组、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金融工具、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生物资产等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中大量使用公允价值改变了我国一直以来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局面。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认识
此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金融业，欧美许多银行将本是体制或政策层面的因素造成的此次金融危机，却归罪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采用。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理由认为公允价值与投资者决策相关性不大，不适用于金融业务的计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William Isaac（2008）曾评论说“没有必要的市值会计在过去几年中严重侵蚀了银行业的资本，是目前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金融界人士甚至要求取消《财务会计准则报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基于一些人强烈取消公允价值计量，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协助下调查公允价值究竟是否是金融危机的祸首？公允价值要不要取消？经过3个月的调研后，2008年12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国会提交报告结论是反对废除公允价值计量，不过同时也提出了应改进计量的建议。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以及很多市场参与者认为会计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透明的、有助于投资者决策的信息，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会计，更不是公允价值，会计只不过是反映经济的工具而已。当然，公允价值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包括：（1）公允价值的估值具有主观随意性；（2）公允价值的计量存在不确定性；（3）公允价值的确定往往需要运用估值技术，实际操作较困难；（4）公允价值可能会使财务报表无法反映实际情况。事物都有两面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允价值有需要完善的地方，而不是走回头路废除公允价值。最终国际上还是认同公允价值计量，2011年5月12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联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IFRS 13）“公允价值计量”与FASB2011年第4号会计准则更新公告，IFRS 13对世界各国制定公允价值准则有重要影响，至少说明当前公允价值计量是可行的。
五、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意见稿）
2012年5月17日，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该意见稿分11章49条，包括总则、公允价值计量基本要求、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可抵销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初始计量、估值技术、公允价值级次、披露、衔接方法和附则等。该意见稿的，一方面说明与国际上普遍认同公允价值计量的趋同，比如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已先后了独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另一方面，在我国学术界，有学者呼吁应该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将公允价值单独以会计准则的形式，似乎预示着我国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不过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制定尚需从以下几点进行努力：（1）完善公允价值的定义。比如像美国的FASB第157号准则，公允价值定义的要素包括交易日、市场参与者、有序交易等。（2）公允价值数值的确认应允许有误差。公允价值数值的取得主要是专业人员的估计值，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当然这个误差不能过大，比如可以认为在某个范围内都是容许的。（3）对公允价值的使用应循序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够发达，这给要求在成熟市场上运用的公允价值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不能强求一定要立即与国际发达资本市场的会计准则一致。J
（注：本文系中国商业会计学会课题“公允价值计量与会计稳健性研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前后比较与探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j201230）
历史遗迹的价值范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税收制度 税收中性 税收调控 公平与效率
一、21世纪
1．20世纪末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双重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即使仍然沿用“双重体制”，也是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体制成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开始占据优势，国有经济的份额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样，当前的体制格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体制已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进程，因而市场化程度指标可以用来表示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水平。
2．21世纪的上半叶，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20年的改革，
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在税制建设上，税收调控的要求是：及时、足额、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在我国当前突出的表现应该是提高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包括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世瞩目的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新税制运行两年来，保证了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新税制是成功的。如果从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分析，94税改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在税改主要内容上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从流转税改革来看，取消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税率趋向统一，这都体现了税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同时，对烟酒等11种消费品和石油、天然气等7种矿产品分别开征了消费税和资源税,并实行差别较大的税率，这又体现了税收对特种消费品高额收益和自然资源级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调节。就增值税本身来说，规定了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以及减免税优惠规定，这又体现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绝大多数产品适用同一基本税率这一中性特征来看，由于各种产品的供求弹性不同，必然会影响税负转嫁的程度，从而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抉择，其税制运行结果又会是非中性的。这反过来说明，绝对的中性税收是没有的，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是辩证统一的。从所得税改革来看，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有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取消企业税后征集“两金”，取消奖金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税向中性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仍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一是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税制，税负不平；二是税率上内资企业仍实行33％、28％、17％三档税率；三是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从所得税改革的整体来看，既通过税收的中性化为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又通过税收的非中性措施体现了对小企业、特殊行业企业(如残疾人企业)的照顾，在这里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新税制还通过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理顺分配关系，取消困难性减免，严格控制偷漏税，强化税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在进一步完善新税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正确处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例如，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税制，体现税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实行统一税率，现存的内外资企业的大量减免优惠规定也很难取消或统一，有些规定甚至是很必要的，这在事实上表现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被公认为是具有中性优势的税种，但仍在税率(三档)、进项税额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过改进完善有关规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对待税收中性原则，应坚持相对论，防止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既与国际惯例相符、又符合
式，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左右，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不仅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剩下需求不足这一重大难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模式转换的经济条件。
3．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而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和
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调剂面窄，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问题，无法专款专用，难以满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具体实施方案是：(1)在保障项目上，设立退休、失业和医疗三个必缴税目，对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项目，暂时仍由企业或家庭自我保障。(2)结合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公司)、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我国国情,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也应该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单位、工薪收入者和个体经营者。(3)按照国际惯例，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为雇员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个体经营者的纯收益额或营业利润；在税率上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并且对税基的最高额有限定，当然限征额要根据物价指数适时调整。(4)社会保障税可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将税款的大部分划归地方收入，少部分划归中央，供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5)社会保障税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税款入库后再拨付给社会保障部门使用支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成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5．加大费税改革的力度，为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税收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税费的界限和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国，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增长速度看，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l 5亿元，1992年为600亿元，1996年高达2900亿元，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无论是税费之比还是非税的增长速度在当今世界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