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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分析范文1
一、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语言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也成为了人们乐于研究的对象。在语言和使用过程中，中外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每个内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差异和不同的重点，也有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为政治研究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古人对语言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名实论”是有关语言、社会后果以及语言行动的话题。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社会的行为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语言不仅是作为一项交流的工具，而且也具有它自身所不可被替代的社会价值。举例说明，语言可以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口角产生的根源。所以必须给予语言足够的重视。“言意论”讨论了语言和含义的关系。语言是否得体是中国古代语言准则的重要标准之一，包括内容得体，方式得体，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语境的关系问题。在儒家的“言?Z观”说话的时机和内容，以及交谈对象的身分地位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示我们，说话应该是经过思考的，采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行为的工具，而且与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治国安邦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语言的交流者的社会、品德、身份、语境关系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为当代的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
相比来说，西方有关语言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才真正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哲学。哲学家们发现，万物理论的出现都是源于语言的表达，社会世界甚至人类自身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和规定，这样的论述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哲学观也关注语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语言的存在和社会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表达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基于语言和现实的社会接触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无论是研究社会的任何方面，反映社会语言与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如果学习一门语言，对于用这种语言研究社会也很有必要，所有语言都是社会、历史、政治的发展。
二、基于语言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语言视角提出应该重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在分析世界的政治地位的时候，应该重点分析语言的作用以及影响，并且认为语言是构建人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工具。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国际关系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同时由大量的语言信息构成，但是同时又认为世界政治同时也是语言活动的产物。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国际关系这种现实主要还是由于语言符号所构建起来的，这种认识也是主要由语言途径获得。对于方法论来说，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依赖语言作为思考的工具，通过对不同的政治文本和话语进行解读，并且通过文字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作为研究结果记录下来。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所以国际关系中那些被构建起来的社会现实也在不断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更新和重建。
国际关系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外的体系，而是社会发展和国家交流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语言的作用不仅是反映和记录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且还作为工具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构建。语言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现实的组成成分，离开了语言作为研究的基本因素，世界关系也很难着手研究。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话的关系，相互合作相互沟通，双向交流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就是为国家提供物质和经济实力竞争的场所。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就是依赖于语言社会和文化的构建。尽管国际关系会不时的以不合适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更多时候取决于语言的智慧运用。如果说物质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那么话语权就体现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赋予的价值。
作为基础系统的语言是国际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基础，语言符号的运用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运行来实现的。对于语言符号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国家的行为主题的语言构建、施加语言暴力、对行动和事件的叙述和描述，在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活动都属于政治活动。叙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认识的全新视角，并通过语言符号来构建一些情节和动作，由此来引导人们形成对事物的认识。
可以说从哲学角度的语言视角阐明了语言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轴心学，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不能就没有语言的帮助，语言活动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话语理解的性质形成和意识的权利。
三、结论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2
关键词 财政支出；绩效；经济增长
一、问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以1978年党的为起点，我国体制改革已走过29个年头。29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我国体制转型的基本模式确立了政府在体制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的地位。而政府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相关财政金融政策经其执行机制体现出来的，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连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已经出现社会财富分布悬殊的情况，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发展缓慢，术后显失公正，经济运行出效果不够显著上。不同财政支出规模下的政府在实现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绩效方面表现出差异。政府干预本身也可能失效。许多人都意识到一味要求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一定是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也不一定必然会增加社会福利。因此关键是怎样才能在一定的财政支出规模下进行合理的支出制度安排，运用财政支出工具提高政府支出的绩效，使经济更有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的公共财政框架逐步建立，“绩效”思想才逐渐被财政界重视，但对支出绩效的界定一直不清晰，缺乏全面的支出分析，理论基础与定量研究不充足。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实行财政支出改革的阻碍因素。因此理清财政支出绩效的基本理论，对影响支出绩效的原因进行理论梳理，提出大体的优化思路和初步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过程中治理成本控制提供基础的支持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实证分析
虽然有关财政支出绩效方面的研究很多，且相关因素也很多，但因水平以及取其重要性，我仅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利用统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下面我将依据我国实际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探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影响的重要性。
1 数据和变量定义
文中分析所拟采用的样本取自我国1978-2006年29个年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整理而得，样本数据略。选择的变量为财政支出(x)、国内生产总值(y)、人均资本存量(k)。
2 实证分析
(1)ADF平稳性检验。由于直接对数据进行回归的话，很可能造成虚假回归的问题，从而影响我们分析的准确性，所以，在检验各变量的协整关系之前，先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取ADF单位根检验对GDP与财政支出进行单位根检验。EViews给出的时间序列y,x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他们满足构造协整方程组的必要条件。
由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1.384645大于5％，10％的数值，所以y变量不平稳，同理变量x一样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可以发现y、x序列经一阶差分之后变成平稳序列，所以这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及因果检验
①协整检验：虽然有些时间序列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称为协整关系。
②格兰杰因果检验：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出现较大的相关性，如计算全体高等院校年招收本科生人数与某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序列得到较大的正相关系数，实际却毫无意义。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加洲大学著名计量经济学家Granger于1969所定义的因果关系及其检验。Granger检验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例如对于两个变量x、Y，如果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成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成因。
③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是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协整性，因此要对GDP和财政支出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看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y、x的残差项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其残差序列的单位根进行检验结果为表2。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由于-2.086552小于5％，10％的数值，所以残差e变量平稳，即序列y、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DP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运用E―Views软件对1978-2006年的GDP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为财政支出是GDP的格兰杰成因。即财政支出是经济增长稳定的一个原因。
(3)模型估计与检验
我们可以用模型y=Akαxβ，考察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对该模型取自然对数后线性化得到：lny=lnA+alnk+Blnx，其中y为GDP，k为人均资本存量，x为财政支出。继续用Eviews软件估计各个参数得到如下结果：
lny=5.790633+0.451672×lnk+0.572282×1nx (1)
(7.68) (7.09) (6.99)R2=0.988145
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1978-2006年这一经济时期。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效果还是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的。结果显示了弹性变化，财政支出每增长1％，使GDP增长0.57％。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把握上，必须保持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态势，以使国家财政保持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弹性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立足于我国处于体制转型的攻坚阶段这个事实。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下，政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因此需确立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框架。
1 优化财政支出绩效的整体思路
(1)转变政府职能，顺利实现政府转型。财政收入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财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职能的现实手段，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与效率、效果。政府在改革中长期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传统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2)配套推进财政转型，实行公共财政。
在逐步推进公共财政完善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工作：①构建完整的公共收入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应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②优化公共支出体系。c.创建新公共财政管理体系。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3
关键词：铁路运输设备；高铁出口；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5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27-03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发展过快而引发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交通安全等问题日益显现。而铁路产业的优势由此凸显，各国政府加大了对铁路产业的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国内和国际铁路市场都出现了大力发展的态势。
关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国内外学者都做了相关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定性研究。比如，Lalive和Schumtzler（2008）认为，在具有完全竞争的竞标模式下的市场采购带来的效率将高于传统的模式，从而有利于提高铁路运输设备的竞争能力； Fumitoshi Mizutani和Hideo Kozumi（2009）通过对日本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日本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与日本所指定的标准化制造高度相关。国内学者对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研究较少。郑昌泓（2007）实证研究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且对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战略体系进行了阐述；杨亚琴和李红昌（2010）采用SWOT方法对我国高铁内外环境分析，并得出结论：研发投入对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影响最大。
二、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贸易新特点
（一）铁路运输设备进出口总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UNcomtrade数据，1995―2014的20年间中国铁路运输设备进出口总额从2.55亿美元升至54.5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从1.91亿美元上升至16.6亿美元，年均增幅11.4%；出口总额从0.64亿美元攀升至37.9亿美元，年均上涨22.6%。 2010年以后，受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回暖的带动，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全面上扬，2012年创下新高，出口总额达到44.94亿美元，同比增长51%。
（二）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我国铁路运输设备的主要贸易伙伴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包括东盟、阿根廷等国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合计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1.6%。2014年，我国对东盟出口铁路设备38.4亿元，同比增长1.2倍；对阿根廷出口34.5亿元，同比增长45.9%。此外，我国对巴西、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出现倍增。
（三）铁路运输设备产品出口结构更加优化
随着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日益成熟，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根据海关编码（HS REV.2002）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从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品类来看，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为主要出口品种。
三、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都拥有国际知名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且上述八国也是铁路运输设备贸易大国，故由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特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就1995―2014年中国与世界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国的相关数据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I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相似性指标测算，将20年来中国与世界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大国进行指标对比分析，观察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变化情况。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IMS）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一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指数，但通常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竞争地位变化情况，也是在国际上对产品进行竞争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
IMSm=Xm/Wm
式中，IMSm――某国m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Xm―某国m产品的出口额；
Wm―世界贸易中，m产品的出口总额。
该指标是一个份额比例，它指的是某国某产品的出口额与世界市场上该产品出口总额之比。
图1 中、法、德、日、西、意、加、美铁路运输设备IMS指标（1995―2014）
数据来源：根据COMTRADE数据计算
由图1可以看出，20年来中国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国际市场占有率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由最开始的0.9%上升至2012年峰值13.3%。而法国、加拿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西班牙国际市场占有率并不高，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日本的国际占有率一直平稳落在2%―5%区间。德国市场占有率一直是最高的，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崛起。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1965年，经济学家巴拉萨（美国）提出了一种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进行量化的方法，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该指数是指一国某商品出口额占其国内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在世界贸易中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比重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RCAm=（xm/x）/（Xm/X）
式中，RCAm―某国出口产品m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Xm―该国m产品的出口额；
x―该国出口商品总额；
Xm―世界贸易中m产品的出口额；
X―世界贸易中，出口商品总额。
通常来说，若RCAm>2.5，则说明该国的m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若1.25
初时，中国的RCA指标仅为0.3；近年来，中国的铁路运输设备RCA指数已经接近1，在2012年RCA指数达到了1.18，表明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在出口时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未来可以预见RCA值将进一步增加，显示我国在铁路运输设备贸易上将更具竞争优势。
德国、意大利的RCA指标大于1.25，说明德国和意大利在铁路运输设备贸易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西班牙近20年铁路运输设备制造RCA指标皆大于1.25，说明其铁路运输设备贸易有极强的比较优势。此外，日本和法国的铁路运输设备RCA指标都近乎小于1，说明日本和法国在铁路运输设备贸易仅有弱的比较优势。加拿大的铁路运输设备RCA指标则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显示其竞争力正不断减弱。
（三）贸易相似性测算（Trade similarity）
通过借用Bray――Curtis （BC） 指数，并基于“距离”来度量相似性（S）：
其中X 代表出口份额，j 代表部门，t 代表基年（ = 1995） ，k =0，1，2，…，19。
BC 是一个有界度量指标（0 ≤BC ≤1） ，适用于非对称分布，对子部门分类的敏感程度也较低（Tajoli and De Benedictis，2006）。
图2给出了由相似性指标S反映的中、法、德、日、西、意、加、美等国铁路运输设备贸易结构相对于基期的变化情况。第一，中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四国的S值明显下降，表示此四国近年的出口结构不同于1995年，即出口结构在过去20年中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四国的S值在近20年间下降幅度并不大，未超过0.5，说明其在近20年间铁路运输设备出口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第三，有关中国的S曲线在2003年后变得比以前陡峭得多，下降幅度也变得很大，说明中国在经历了铁道部门改制加入WTO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贸易结构的变化速度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大大提高了。
四、结论
（一）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发展迅速
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出口近年来发展迅速，出口额快速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逐渐扩大；同时，铁路运输设备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在与其他几个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大国的竞争力指标比较中，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二）合并后的中国中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
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合并后的中国中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两家公司通过合并后研发、市场等资源的共享，重复投资将得到避免，从而有利于成本的控制和利润的改善，也将有效地避免两家公司相互压价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中国中车将加大海外市场开拓，有利于做大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总量，带动包括零部件行业在内的整个行业的发展。
（三）应重点发展和支持高铁产业
目前，我国重点发展和支持高铁产业。以中国中车为代表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企业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高铁及其零部件的销售。因为欧洲企业的建造成本远远高于中国和日本，能够进行高铁份额大战的就只有中国和日本。近两年来，国际上的高铁订单也正是主要由中日在进行竞争。然而政治风险、标准壁垒以及自身专利问题则是中国高铁出口必须面对的三道难题。
参考文献：
[1] Moshe Givoni.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Modern High-speed Train：AReview[J].Transport Reviews，Vol.26，No. 5，5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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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华武.中国高速铁路创新与发展[J].中国铁路，2011，（12）.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4
论文关键词:纺织品,竞争力
纺织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美欧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技术壁垒阻挠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阻碍了我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正常发挥。面对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重新评价我国纺织产业在世界纺织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探寻提升我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佳路径。
1.国际竞争力含义与SWOT分析法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世界各国对国际竞争力比较接受的权威解释是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对其的界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按宏微观层次的不同,国际竞争力又可分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运用SWOT法进行选择分析,就是将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因素(Strengths),弱点因素(Weaknesses)、机会因素(Opportunities)和威胁因素(Threats),通过调查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人们对组织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有助于人们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计划或对策。
2.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2.1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优势分析
中国纺织行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按照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我国纺织行业。要素条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丰富而又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使我国的纺织行业通过低价竞争占领市场。需求因素: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纺织品属于日用消费品,全世界对于该类产品的需求量很大。相关产业:丰富的原材料资源。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棉花等纺织品的重要原料的生产都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战略结构和竞争: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企业大多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所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可以大规模占领市场。
2.2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劣势分析
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劣势包括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竞争力系统、产品附加值、品牌、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人才、科研、营销方面等几个方面。
(1)竞争力系数:由于中国入世,使纺织品进口限制措施大幅度降低,进口的迅猛增加不可避免,中国的竞争力系数也将有所下降,削弱了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2)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配额的逐步取消,原先配额保护下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并不一定在竞争中取得较大优势,也并不一定能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因而使此项国际竞争力优势可能有所下降。(3)劳动力成本:近来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与周边纺织品出口国家及各发展中出口国劳动力成本增长不快的情况相比,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4)品牌: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缺乏名牌、出口档次低、创汇效益差的劣势显露无疑。(5)产品附加值:中国纺织品历来是以低价出口占据国际市场的,虽然出口量很大,但产品的附加值明显较低。(6)人才、技术、科研、营销:中国在生产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人才方面显然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和营销的渠道方面更是相差千里,使中国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上劣势明显,后劲疲乏。(7)企业规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己经有一大批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超大型纺织品跨国公司,形成国际市场上一种垄断力量。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8)我国纺织企业核心优势的建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2.3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机会因素分析
(1)贸易自由化方面:废除《多种纤维协定》的有效执行和纺织品配额的全面取消,使得我国“长期受配额影响最大的国家”地位有了实质性改变。(2)国际合作方面:在劳动力资本负担不断上升的压力下,国外纺织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纺织企业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很多企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土耳其等进行直接投资设厂。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5
关键词：双轨制；宏观调控；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双轨制宏观调控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稳定的30年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旧问题和现阶段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均衡因素。
一是中国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基于企业投资建厂时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定”这一基本因素，投资者的个人理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而这一结果便是产能过剩，因而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效率并不高。
二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到现阶段为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快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较为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依旧。
三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我国特殊户籍制度，过去，中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到目前为止，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村人口已经转移出去了33%左右，但还有35%～40%的人口仍留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及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四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穷人和富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较大，而中等收入所占人口比例较小，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即在市场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总量调控之外加上结构性调控这样一种双轨并行的宏观调控政策。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自发生至今已有两年有余，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却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主流经济学派开始进行反思，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政策，忽然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与可借鉴的价值。其实为主流经济学所青睐的所谓明智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也不过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无奈之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市场相对还不发达、不完善，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这就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宏观调控政策，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合理性，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恰好验证了这点。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可以概括为：
1、强调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从依赖第二产业逐渐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发挥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的作用；从需求角度来看，逐步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最重要的是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把经济增长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2、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中部振兴、西部开发战略。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以渤海沿岸和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以其强劲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的协调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3、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聚集、乡村地区逐步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市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首先，城市化促使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其次，城市化可以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再次，城市化还可以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最后，城市化更有利于城市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
4、努力探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经之路，也是改革的重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公平机会，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建议
在过去30年，特别是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特有的“优势”，或许是现阶段中国所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现阶段面临着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需要，后危机时代中国究竟该执行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实现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包括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管理与调节。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强调的是基于供给视角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中国来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或许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和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中国要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宏观政策的导向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消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各种屏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中国政府未来的宏观调控主基调应该是突出供给管理：
（1）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中，一方面存在大量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给短缺。只有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才能便于有效供给增加。
（2）优化投资结构。良好的投资结构，一方面可以改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需求结构的调整。
（3）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可以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过于依赖来自于各个部委的项目财政，而这些项目又没有对应的配套资金，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财税改革最需要重审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机制，积极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
2、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中国宏观调控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问题：究竟是为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平稳有序、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当前较低的经济增速，面对两难所作的抉择，将决定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型，以实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不仅要强调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这三块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收入分配结构、体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总之，结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
3、合理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4.94%，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基本实现了宏观调控重心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城镇化转变，而且城市化进程还在进一步加速。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创造市场、提高生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思考：（1）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的就业问题能否有保障；（2）所谓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他们承担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纳税义务，他们能否享受到与当地人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3）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能否得到妥当安排；（4）面对昂贵的住房价格，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化进程不易过快，而是要把城市化进程调控在合理的进程中。
4、推进市场化改革。秦晓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必然会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确保中国经济健康、良性、有序地发展。首先，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务必要确保市场运行的前提，即确保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其次，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作用，让社会资源按经济规律进行配置，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扩大就业，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最后，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税收方面，要有合理的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支出的透明化，让纳税人了解税收支出的去向以及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因此，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尤为必要。
面临国际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在寻求经济可持续性增长过程中，能否再次精准地提出具有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整政策，这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严峻考验。可见，中国的宏观调控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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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分析范文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CJL045。
摘要：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控制权的配置，陈晓和黄光裕两方在2010年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除了资本和股权较量之外，抢占道德的制高点以获取投资者和媒体舆论的支持也是双方口诛笔伐攻击对方的重要手段。本文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分析陈晓和黄光裕双方的行为，比较了双方所声称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所依据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相对均衡的控制权配置应该保证股东和经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励兼容的特质，保证企业成员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利他的共赢。但是，当前的控制权配置体现了股东和资本的意志，道义上的批判和道德责任不能决定控制权的配置，也不能仅仅凭借道德约束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关键词：控制权；控制权配置；国美电器；道德伦理；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0年，国美电器的董事会主席陈晓和创始股东黄光裕之间爆发了争夺企业控制权之争。在当年的国美股东周年大会上，黄光裕否决了董事会任命贝恩资的三名非执行董事人选，但是当晚董事会决定重新委任三名非执行董事。2010年8月5日黄光裕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董事会主席陈晓，国美董事会次日决定黄光裕。在此之后直到9月28日股东大会陈晓微弱优势胜出，再到2011年3月陈晓正式离开国美这一段时间，双方频繁的公开信，并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并批评对方行为的不道德是双方获取投资者和媒体舆论支持的重要手段。根据凤凰网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8月31日赞同陈晓是乱臣贼子的有60 884票，占投票总数64 548票的943%。但是，陈晓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时说国美是一家公众企业，董事会应为包括大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服务，黄光裕作为创始股东企图将企业工具化，创始股东的动议是无理据、不明智以及不受欢迎的，极有可能对本公司价值造成重大损害。本文从道德伦理的角度，以国美的控制权争夺为例，来分析企业控制权究竟应该如何配置。
控制权是指对企业契约未尽事宜的决策权，控制权可以分为一般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刘磊，2004）。一般控制权是指根据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由某一企业成员拥有的决策权，比如管理层对日常事务的决策权和经营权等企业的管理权。剩余控制权是指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之外未尽事宜的自由裁量权，一旦契约之外的未尽事宜出现，拥有自由裁量权的一方拥有了决策权，自由裁量权的归属并不明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制定和修订公司章程，界定一般控制权以及剩余控制权的归属。
传统的企业家企业和家族企业的第一代的创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退出企业，而大股东的继承人并不一定有管理能力，企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人力资本在社会中的分布结构决定的，企业的管理权必然要让位于职业经理人，这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国美之争就是创始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争夺企业控制权的利益冲突。家族企业或民族企业在向现代跨国企业转型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拥有了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从股东到职业经理人的转移带来了企业收益分配的变化，这种利益分配的变化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矛盾的源泉。职业经理人认为这种控制权的转移代表了相关利益者的主张和企业效率的提高，股东认为职业经理人会利用其控制权侵占股东的利益，不仅违背了资本的意志，也违背了作为受托人的职业道德。
二、控制权配置与效率
控制权争夺指的是不同的管理集团采取种种策略和行为来争取企业的决策控制权，发起方通常采用收购或兼并的方式获得企业的股权从而达到更换当前管理团队的目的。理论界对于控制权配置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控制权争夺之后企业绩效是否得到提高，控制权争夺是约束职业经理的机制，尤其是在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对于股权结构比较分散的企业，小股东通常是以出售股票表示对职业经理的不满。股票抛售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降，因而会引发其他通过收购和兼并的方式获得企业的股权，从而达到更换当前管理团队的目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控制权争夺不同，国美控制权争夺发生在没有潜在收购者的情况下创始股东和现任管理层之间。贝恩资本在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处于第三方的地位，而且是决定陈黄之争结果的关键。但是，无论是陈晓还是黄光裕都没有把贝恩看做是竞争对手，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双方都在向贝恩示好。所以，本文关心的是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控制权配置。国美之战提供了关于控制权配置本身，而不是控制权转移的案例，即控制权应该如何在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配置？
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在理论上的分析起源于Grossman、Hart（1986）和Hart、Moore（1990）（简称GHM理论），他们认为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一方面激励了拥有控制权的一方做出事前的专用性投资，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对没有控制权一方事前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比较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带来的专用性投资激励收益和激励扭曲的成本，控制权应该配置于专用性投资比较重要的一方。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因为其投资的专用性，从而拥有了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但是，GHM理论对于现代企业的委托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不仅具有了抵押性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且具有了GHM理论所说的专用性，这些性质相对于物质资本更适于拥有控制权来增加资本的专用性投资。所以，Aghion和Bolton（1992）提出了金融不完全契约理论，他们认为最优的控制权结构是：当企业家的私人收益（或投资者的货币收益）与总收益呈单调递增关系时，企业家（或投资者）的单边治理模式可以实现社会最有效率；当双方的利益与总收益之间不存在单调递增关系时，那么控制权的相机配置将是最优解。无论是GHM理论还是金融不完全契约理论，控制权的配置都是以企业总收益最大为准则，这也是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方法。正如Williamson（1985）所说，应该在以效率为目标的框架下分析企业内部权利的来源与配置，即控制权配置的效率原则。这里的权利就是指科斯所说的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家权威，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自由裁量权和剩余控制权。因此，国美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是控制权争夺双方互相攻击的一个焦点。
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前夕公布的2010年财务报表，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4873亿元，同比增加2155%；净利润为962亿元，同比增加659%，显示了陈晓和董事会的经营能力，陈晓也公开表示这是国美2008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是在报表公布的第二天，黄光裕方面通过新浪财经发表《致国美股东同仁公开函》，对国美的业绩作出批评：第一，2009年上半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黄光裕事件的影响，如果与2008年相比2010年的业绩不升反降。第二，陈晓通过大量关闭门店的方法粉饰财务报表，牺牲了国美的市场份额，丧失了行业内的领先优势。与主要竞争对手苏宁相比，苏宁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6055亿元，同比增加319%；净利润为2627亿元，同比增加5333%。除了净利润同比增幅外，其它的盈利指标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幅、净利润都比苏宁逊色。第三，陈晓任职期间国美集团经营的门店数量减少了约13%，苏宁的门店数量有32%的增长，国美市场布局的优势已经丧失。苏宁门店的数量在2008年末只有国美门店数量的61%，到2010年上半年，苏宁门店数是国美门店数的93%。陈晓方面对此的解释是黄光裕方面给出的财务资料是根据内部主要指标统计的，不符合香港公认会计原则，并且强调其经营战略是从快速扩张的规模领先，调整为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网络优化来提升单店盈利能力，在单店销售额上略超苏宁。2010上半年，公司同店销售同比增长2480%，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连续6个季度环比增长。企业绩效的争论最后演变为关于企业经营模式的争辩。
长期以来国美的战略都是门店扩张，靠网络规模抢占市场份额。陈晓则强调精细化管理和单店盈利能力，试图改变黄光裕时代过于追求规模化的倾向。2011年12月9日，在清华大学“陈晓总裁与清华EMBA交流会”上，陈晓公开表示这是其在国美努力的方向。由于家电零售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保持规模领先的前提下持续提升单店经营能力，无论是黄光裕还是陈晓都在规模和效益之间权衡，只是侧重点不同。黄光裕在扩张规模的时候也强调每平经营面积的效益，不断的关闭亏损门店。陈晓在关注单店效益的同时也提出门店的扩张目标。陈晓为首的管理层确定的五年规划就是到2014年国美电器的门店数量将拓展到2 000家。陈晓离开国美之后，国美提出新开480家门店，并且首先要确保的是新增门店的经营质量。在国美的控制权争夺和投票过程中，无论是陈晓还是黄光裕都宣称会为公司的利益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但是争夺控制权事件本身给国美的相关利益者（除了竞争对手苏宁和背后的贝恩投资）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谓的企业效率和股东利益在国美之战中竟然变得无足轻重。
无论是股东还是职业经理人拥有控制权，都不是以企业的效率最大化为准则的。所有者经营的传统企业不存在两权分离，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产生了成本，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制度的设计控制成本。但这并不是说职业经理拥有控制权后企业的效率降低了，认为职业经理人在脱离了股东的制约之后会侵占股东利益，并且牺牲企业利益来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观点是偏颇的。在理论上，委托理论的分析是从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这种分析方法源于科斯的交易费用，即企业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是比较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这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方法不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和委托不仅产生了成本，也产生了分工与合作收益。职业经理拥有控制权，使得公司规模得以扩张，专业化分工使得公司的效率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使公司脱离了仅仅对利润的追求，从而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创始股东拥有控制权和职业经理拥有控制权哪一种企业制度更有效率，尽管理论上的企业控制权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都是以企业效率为准则的。
三、国美的控制权争夺
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公司的经营全面负责，股东不应该越过董事会来直接管理公司，这是董事会的权利。公司法也规定董事是股东大会的代言人，董事会不应违背股东大会决议滥施职权。如果股东认为董事会不能代表其意志的时候，股东可以选举新的董事，或者用脚投票选择离开，这是股东的权利。国美控制权之争的起源就是黄光裕认为贝恩对国美提出的非执行董事人选、绑定经理层等条款太过严苛，并且有控制公司的意图，威胁了大股东的利益，陈晓作为董事局主席不应该答应这些条款。正如黄光裕的代言人邹晓春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不反对融资，也不反对贝恩，我们反对的是陈晓作为董事会主席有没有公平的对待我们，没有让我们在这些影响我们权益的时候让我们有知情权，让我们有合适的参与权；陈晓的言行已经代表不了我们的利益，保护不了我们的利益，而是很明显地公开说要踢走大股东，大股东被不公平地剥夺了对公司策略和运营的影响力”，这才有了股东周年大会上的反对票，以及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罢免陈晓，这都是股东出于维护其权益的目的。
黄光裕凭借其超过1/3的持股比例，在国美电器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否决了董事会任命贝恩资本的三名非执行董事人选。陈晓认为这是大股东对公司的不负责任，出于对贝恩投资的附加条款的担心，在周年大会的当晚，国美电器紧急召开董事会否决了股东投票，强行委任贝恩三名董事加入董事会。根据我国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的权力机关，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只要不违法，董事会都无权改变。但是国美电器是在百慕大群岛注册、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百慕大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在董事组成不满额的情况下有权力推荐董事。根据百慕大的公司法和国美电器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不经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下任命公司非执行董事，这是陈晓出于贝恩投资附加条款违约的担心的目的，而这样的规定其实正是在黄光裕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的时候，通过多次修改公司章程并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后授予董事会的。
对于黄光裕的行为，陈晓在国美的董事会致全体股东的公开信中说创始股东的动议是无理据、不明智以及不受欢迎的，极有可能对本公司价值造成重大损害。所以，在黄光裕提请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罢免陈晓的第二天，陈晓就以董事会的名义黄光裕在2008年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和信任的行为，并追偿由黄光裕的违反行为导致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信托责任是维持现代公司体制的一个重要条款，是公司法对职业经理人忠诚和责任品质的要求，这里的信托责任是对股东大会来说的。股东大会由众多的股东组成，董事会不仅代表推举他的股东，也代表没有推举他的股东，如果股东意见不统一，董事会的行为必然会违背部分股东的意志。出资人的资本与法人资本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区别，董事会从成立那一刻起，就成为独立于公司其他相关利益人包括股东的团队。陈晓在2010年8月20日接受《新世纪》采访时说：选择退出可能是最简便的办法，但我想那并非是对公司股东利益最为有利的办法，这样做也是对公司、员工、投资者最不负责任的。我将坦然接受股东的选择，股东的选择是最根本的选择。尽管陈晓是大股东推荐的公司董事，但是在任职之后也并不意味着陈晓会或者应该完全代表大股东的利益。董事作为资本的代表，如果和股东出现矛盾，应该坚持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不是部分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认为董事会在经营战略和行为上违背部分股东的意志就是违背职业道德，违背信托责任，违背资本精神，甚至违背做人标准的看法是不恰当的。
虽然经理人与股东的关系是委托的关系，但他们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市场交易关系，交易的目的是实现利益。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外存在着大量的契约剩余，比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范围内的融资权限，但是融资的具体条款是否应该与大股东进行必要的沟通等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这种契约剩余来说，控制权是来保障收益和获取收益的有效手段，企业契约外部的第三方很难对其进行评价和证实。GHM理论的前提就是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等原因，企业契约不可能明确未来所有可能的特定权利，而且即便可以明确，也无法通过第三方进行证实。所以，在这一关系上会出现甚至完全相反的道德判断。
在国美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其他相关利益者包括小股东和员工的利益都被弃之不顾，但是控制权争夺双方仍然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较量以获取他们的支持，尤其是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们的支持，其目的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投票。国美控制权的争夺说到底就是资本的较量，这在现代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非常严重的当下，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因为控制权之争最终是通过股东大会的股东投票来决定的，小股东虽然没有主动权，但是至少可以在职业经理人和创始股东之间进行选择，至于机构投资者因为其持有更多的股份，甚至能左右最后投票的结果。这是资本市场的权力规则，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资本的胜利。至于企业员工的利益、供货商的利益以及企业的效率，不会在资本的意志中自然而然的实现，双方在企业经营战略和企业效率上互相攻击也显得有些无力和虚伪。
四、市场化道德与公司治理
根据《辞海》的解释，道德是调整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规范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且道德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道德准则与经济准则具有一致性。弗里德曼（2004）认为那些正义的原则可能就是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所需的各种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些被我们内化的原则。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创造性在于把利他和利己统一在市场机制中，证明了自由价格体系和市场竞争制度可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市场化道德。当然按照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解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并不用考虑他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就会得到最大化。如果社会利益没有得到最优化，那么说明市场机制本身是有问题的，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强化个体行为与激励的关联，并不断完善竞争性价格体系，市场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效率的同时创造出市场化道德和文明体系。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如果交易的某一方认为个人利益受损，可以选择退出交易，除非外在的交易环境限制了交易方的退出权。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本质和制度的研究就是对市场制度的拓展，该学派把市场交易和企业制度安排都看做是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因此产权关系是否能够强化个人贡献和激励的关联性是产生效率和道德文明的关键。
在委托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道德问题的焦点是企业经营的目标应该为谁的利益服务。从狭义上看，企业契约和公司治理的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符合股东的利益，主要原因是物质资本的专用性和容易被过度利用。但是企业的目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简化处理的，即企业利润最大化。在企业这一黑盒子被打开，企业内部成员（甚至包括外部的相关利益者）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主体，企业作为不具有人格的法人，不存在所谓的企业本身的利益。即便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利润，也是在支付了企业所有生产要素贡献的报酬之后的经济利润，这部分租金在竞争市场中并不存在。在传统的业主所有者企业中，企业的股东同时也是企业的管理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利益就是一致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股东管理者可以采用科学的有效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工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个体仍然会为了个人利益有偷懒的行为。在现代股份企业中，股东监督和约束经理人的成本更高，更容易产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这种行为的发生也不能被认定是不道德的。如果这种自利行为没有带来企业绩效或者社会福利的优化，只能说是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的不完善。至少在市场化道德层面，陈晓自利行为是合理的，他的行为并没有挑战所谓的基本商业秩序。在道义论道德的层面，陈晓和黄光裕之间的决裂表明陈晓违背了对黄光裕的信和义，但是斯密所说的市场上的道德情操并不是道义道德。
道德标准有高低层次之分，最低的标准是职业经理人的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并且符合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等约束。按照高一点的道德标准，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如果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应该是更多的考虑其他企业成员的利益，甚至在必要时牺牲个人的利益。显然，职业经理人并不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只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就是符合市场经济道德。实际上，股东完全拥有从企业退出的权利，甚至有解雇工人和职业经理人的权利。所以，工人的偷懒行为和职业经理人的自利行为即便是侵害了股东的利益，问题也是出在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缺少了激励兼容的特征。
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理论基础是股东至上主义。而广义的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理论基础是相关利益者理论。从表面上看，相关利益者理论是对股东利益至上主义在企业目标上的修正，但实际上这种修正存在着冲突。如果追求股东的利益，则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追求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股东的利益会受到影响。在企业控制权争夺中，如果收购成功，企业现有的股东通常可以从中得到不菲的收益，主要是所持股票价格的上涨。如果收购行为失败，企业股东将无法得到这笔收益。收购成功常常伴随着解雇现任经理团队、大量的裁员，企业所在社区、与企业相关的材料供应商、下游企业等等相关者的利益都可能面临损失。因此，管理团队的反收购抵制行为是“合理”的。这里所谓的合理是指企业管理团队的行为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之外，还考虑了其他与企业相关者的利益。在反收购过程中，股东利益可能因为管理层的反收购兼并的行为而受损。比如金色降落伞会给管理团队离职的高管一笔巨额的遣散费，焦土政策则通过降低企业价值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方式进行抵抗，这反而会降低当前股东的股票价值。
其实，无论是股东Stockholder还是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都是企业收益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企业收益的拥有者。虽然相关利益者理论承认不同企业成员的利益，但也有明显的缺陷。该理论把企业价值最大化建立在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行为之上，而这种道德行为是以其个人利益为激励的。如果缺乏适当的激励和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会偏离企业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极端的说，股东利益至上是股东的要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是经理人摆脱股东约束追求个人利益要求。无论是股东宣称的股东利益至上，还是经理人宣称的企业利益最大化，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通过混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来争取舆论支持。当然职业经理人对利益的追求与股东对企业利润的追求，都是在相关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下的理。因此，从市场化道德的角度看，无论批评职业经理人的行为违背商业伦理，还是批评股东为了个人利益工具化公众企业都有失偏颇。
控制权的配置和道德无关并不是市场经济和企业组织不需要道德，道德对于经济效率的作用是明显的。Hayek（2001）强调了自私和自利的区别，他认为自利的个体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之外，还随时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达成妥协，并准备为维护合作规则而付出代价。在Alchian和Demsetz的团队理论（1972）中，企业存在的最本质的理由就是团队生产的产出高于队员单独生产的产出优势，为了保证这种优势，就要靠鼓吹道德行为准则来形成团队的忠诚精神。控制权配置与道德的无关是因为道德批判和评价不具有强制性，在控制权带来的利益面前单凭道德自律和约束不会带来均衡的结果。
五、结论
在社会化分工的经济制度下，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否能够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依赖于社会制度安排的有效与否。企业价值是由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创造的，企业收入则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因此企业内部同时存在合作与竞争。按照囚徒困境的理论，企业将无法维持，有效的企业制度既要促进合作也要解决冲突。在不完美的企业制度下，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和股东都把能给企业带来效率作为自己拥有控制权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批判对方追求利益在道德上的不合理。正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资本剥削了劳动，现代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经理侵占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从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可以看出两点。
1.在当前的公司法律框架下，当职业经理和股东之间就控制权进行再谈判时仍然是以股东投票为最终解决机制，或者说控制权的配置最终仍然体现了股东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道义上的批判或者道德责任并不能决定控制权的归属，也不能凭借道德约束来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如果非要从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控制权的配置，控制权的争夺应该保证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实现利他的共赢局面。相对均衡的控制权配置使得股东和经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励兼容的特质，这才是市场化道德的核心。道德的要求应该是对资本力量的滥用采取更多的社会化控制，而不是成为指责股东或者职业经理的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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