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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分析范文1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运行；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34-05
2012年同2011年相比，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各类风险明显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必须加强风险评估，及早准备预案，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因此，我们要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国际经济环境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2011年虽然经历了一些波动，但全球经济温和复苏的态势已基本确立。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增长1.8%，较2010年第三、四季度有所回落，但企业效率指标表现良好，利润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了9.8%，接近历史峰值，预示下半年美国经济重新加速上行仍有现实基础。欧元区经济复苏整体强于市场预期，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8%，同比增长2.5%，创2007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德、法两大主要经济体增长尤其强劲，同比分别增长4.8%和2.2%，表明欧债危机的心理影响要大于对实质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本受强震影响，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但随着灾后恢复重建的推进，下半年有望实现经济正增长。主要新兴经济体继续复苏，第一季度，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经济同比增长分别为7.8%、4.2%、4.1%、4.0%、6.2%和7.2%，增速较2010年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复苏势头依然比较平稳。[1]总体判断，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尽管低于预期，复苏的过程也会出现反复，但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这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的同时，其复苏的基础却很脆弱，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之路仍然崎岖，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一是发达国家财政风险凸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普遍大幅度增加，财政风险不断上升，不仅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影响，而且将对经济的持续复苏构成制约。二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近一个时期，新兴经济体虽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货币紧缩政策等，但通货膨胀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目前，国际资本仍然在不断流入新兴经济体，导致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日益加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避免宏观紧缩过度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依然较大。世界经济复苏以来，在需求增加、美元持续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因素作用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呈现持续震荡攀升态势。虽然市场普遍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继续维持在高位，但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趋势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可能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四是全球货币政策的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在发达国家财政风险加剧、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面临较大波动风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又面临通胀上升压力的形势下，各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日益加大，处于两难境地，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存在明显不确定性。这势必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预期。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2012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复苏态势，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私人需求有望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全年经济增速将比2011年有所放缓。2012年1月17日，世界银行的最新《2012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调低了2012年的增长率预测，对2012年和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2011年6月份的3.6%调低至2.5%和3.1%，把对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分别从2011年6月份的6.2%和2.7%调低至5.4%和1.4%。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与世界贸易已大幅减速，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近日，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也指出，世界经济在又一次大衰退的边缘摇摆，总产出的增长在2011年已经大幅减慢，预计2012年和2013年增长乏力。世界总产出的增长在2012年预计为2.6%，2013年为3.2%。
二、国内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运行渐趋平稳，但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总体来看，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具有“两面”或“双向”特征，即有利条件和突出矛盾并存，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我国经济在有序回落中平稳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通胀压力依然比较严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从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来看，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尚处在略高于10％的位势，而到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则分别下降到9％和6.8％，到2009年第一季度更下降到6.2％的谷底；但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扭转了下滑趋势，并逐季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1.9％的高位，之后开始持续回落，下降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9.6%以后趋于平稳，2010年第四季度和2011年一、二、三、四季度的增速分别为9.8%、9.7%、9.5%、9.1%和8.9%，经济增长在有序回落中趋于平稳（详见图1）。[2]
第一，从供给面来看，工农业发展情况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较2011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0年增长了13.9%（详见图2）。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增长，2011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57 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 473万吨，增长4.5%，连续八年增产（详见图3）。其中，夏粮产量12 627万吨，增长2.5%；早稻产量3 276万吨，增长4.5%；秋粮产量41 218万吨，增长5.1%。[3]
第二，从需求面来看，三大需求增幅回落，但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投资增长小幅回落，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1 9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增长16.1%）（详见图4）。消费名义增长小幅下滑，但实际增长回落较为明显。201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 22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详见图5）。外需增长小幅回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明显。2011年，进出口总额36 4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出口完成18 9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3%；进口实现17 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1 551亿美元，比2010年减少264亿美元（详见图6）。[4]出口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复苏进程有所放缓。
总的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温和放缓，但仍处高位，经济运行渐趋平稳，我国经济正逐步进入平稳增长区间。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GDP增速将保持在8.5%左右的高位上平稳运行。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1. 企业经济效益存在下滑的可能。2011年，成本不断上升已给我国工业企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如国际油价上升了约25%，黄金和铜等重要金属价格上涨了约15%，铁矿砂价格同比大涨约50%。（2）国内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部分地区上涨20%以上。（3）由于持续货币紧缩，加大了企业融资压力，为保证正常运营，一些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等形式进行融资，从而推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已从2011年初34.3%回落至1-11月份的24.4%，39个工业大类行业亏损面也有所扩大。如果这样的情况得以继续，将导致企业经济效益进一步下滑，进而对经济平稳增长带来负面影响。[5]
2. 通胀压力依然较大。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加速上涨，2011年7月份CPI同比涨幅创年度新高，达6.5%，控制物价上涨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综合采取货币财政和行政措施后，价格走势在8月份出现趋势性转折，增幅回落至6.2%。[6]之后，居民消费价格逐月回落，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详见图7）。尽管当前物价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但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较大，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力仍然存在。同时，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仍然强烈，近半数居民认为未来几个月物价可能继续上升。因此，未来的物价走势还存在反弹的可能，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上涨仍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3. 节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2011年9月，国务院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了未来五年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方面，均较“十一五”有显著下降，并对各地方、各行业节能减排下达了任务分解目标，这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将对“两高一资”产业的增长形成一定的制约，影响经济增长。
（二）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2011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财政运行基本正常。但当前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1.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03 740亿元，同比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 306亿元，同比增长20.8%；地方收入52 434亿元，同比增长29.1%。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水平上涨、企业效益较好及将原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等因素的综合反映。具体来看，主要源于以下四大因素：一是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增长。201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3.9%（按可比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1%、进出口总额增长22.5%，相应带动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二是价格上涨带动相关税收增长。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1%，国内生产总值如按现价计算增长17.4%，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相应增加。三是企业效益较好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2010年企业效益较好带动2011年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入库较多，2011年企业利润总体增长带动预缴企业所得税增收。四是政策性增收因素。主要是非税收入中相当部分原在预算外专户管理，2011年按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属于转移性收入。据地方上报有关数据估算，2011年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原预算外资金约2 500亿元，分别使地方和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提高6个和3个百分点。[7]
2. 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完成108 930亿元，同比增长21.2%。分级次看，中央财政支出完成56 414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6 514亿元，同比增长3.3%（剔除原列中央本级的车辆购置税支出从2011年起转列对地方转移支付因素后同比增长约11%）；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39 900亿元，同比增长23.4%。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大了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情况如下：教育支出16 116亿元，同比增长28.4%；医疗卫生支出6 367亿元，同比增长3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 144亿元，同比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3 822亿元，同比增长60.8%；农林水事务支出9 890亿元，同比增长21.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 890亿元，同比增长22.5%；[8]节能环保支出2 618亿元，同比增长7.2%；交通运输支出7 472亿元，同比增长36.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7 653亿元，同比增长27.8%；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4 014亿元，同比增长15.2%；公共安全支出6 293亿元，同比增长14.1%；科学技术支出3 806亿元，同比增长17.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 109亿元，同比增长19%；国债付息支出2 388亿元，同比增长29.5%。[9]
3. 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财政运行基本平稳，但财政形势依然比较复杂。与经济增长降中趋稳的基本态势相一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也将在继续回调中逐步趋于平稳，但财政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从收入方面来看，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但增收因素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之外，主要源于CPI上涨等非可持续因素。随着财政经济的发展，上述增收因素将逐步失效，财政增收也将随之逐步放缓。同时，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调整增值税征收范围、继续对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等，都会减少收入。因此，2012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有所回落。从支出方面来看，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完成在建项目，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教育、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导致2012年财政支出压力依然很大，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
同时，财政风险不容忽视。我国2009年财政赤字安排9 500亿元，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国债发行余额占GDP的20％；2010、2011年财政赤字预算安排分别为8 500亿元和9 000亿元，赤字率虽然有所降低，但赤字规模却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地方债务问题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出于改善本地区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部分地方领导政绩观扭曲，盲目上马“领导工程”、“形象工程”，导致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举债，从而形成巨大的债务规模。由于政府融资平台是政府为了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发起设立的，所以贷款的偿还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即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的关键。资料显示，2009年末的7.38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量中的50％有足额土地抵押，其余均为无抵押担保或资本金不足的项目。2010年银监会披露，目前占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27％的约2万亿元的贷款项目可以偿还本息；约占50％的4万亿元左右地方贷款存在第一还款源不足问题，属于可疑类贷款；另外，占23％比重的地方负债存在严重风险隐患，简易匡算其风险敞口达1.76万亿元。也就是说，大约70％贷款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的安排。[10]2011年，审计部门进行了大范围的债务统计和审查，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10.7万亿元，其中8.5万亿元为银行贷款，并且地方政府负债管理不透明，没有纳入预算管理，实际地方政府负债率可能更高。
2012―2013年将是我国地方债务偿债的高峰期，地方债务到期的额度分别约为1.8万亿元和1.2万亿元，偿债压力巨大。要消除地方债务集中到期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化解途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借新债还旧债；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出售或上市等方式变现自己持有的国有资产，以便偿还债务。从长期来看，上述途径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相当一部分地方债务最终将直接或间接由财政承担，这就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三）货币金融形势日趋向好，但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
2011年上半年，央行连续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并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0.25个百分点。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供应量持续减速，新增信贷资金明显减少。
从货币供应量来看，2011年初，央行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速目标“不高于16%”。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导致部分资金外流、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2011年的货币供应量实际增速仅有13.6%，年初目标圆满实现。2011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8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11月末高0.9个百分点（详见图8）；狭义货币（M1）余额28.98万亿元，同比增长7.9%，比11月末高0.1个百分点。与2010年末的72.58万亿元货币存量相比，2011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了12.58万亿元。
从存贷款增长来看，2011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47万亿元，同比少增3 901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42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9 51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4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5.04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78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10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12亿元。2011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63万亿元，同比少增2.2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4.7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2.56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300亿元。
虽然央行已经先后多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以便减少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抑制通货膨胀。但由于我国货币供应长期处在较高水平，当前货币供应与GDP之比依然处于高位，大大超过主要经济大国水平。2011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仍然增加7.47万亿元，特别是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 405亿元，同比多增1 823亿元。
与此同时，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受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2011年社会资金链条已经绷得很紧，特别是民间融资领域，已经出现逃债现象。2012年，若市场需求约束增强，资金回流困难导致的资金链断裂现象会增多，一旦发展蔓延起来，不仅民间融资信用体系会出现严重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和冲击。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既有有利条件和继续向好的趋向，也有突出矛盾和不利趋势，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济在有序回落中平稳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通胀压力依然比较严峻；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风险不容忽视；货币金融形势日趋向好，但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根据上述财政经济形势和运行特征，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特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做出一些调整，不断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实现财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并将持续存在，宏观经济政策在“抑通胀”与“稳增长”之间的回旋余地较小，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难度日益增大。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温和放缓，但仍处于高位，经济运行已逐步进入平稳增长区间，并且经济增速的适度降低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仍要以稳增长、控物价为重点，注意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并适时做出政策调整，着力在控物价中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增长的平稳回调期，在“稳增长”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整体适应能力。
与此同时，适应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要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作用重心的同时，加快作出如下调整：一是宏观调控从注重预测向预测与对策并重转变；二是政策操作从“定向”粗放向“定量”精细转变；三是不同政策工具从“齐抓共管”向“分工负责”转变。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两大核心目标发生了变化，因此从当前实际来看，可主要以货币政策完成反通胀任务，而主要以财政政策实现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生产供给体系等任务。
参考文献：
［1］［5］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9）.
［2］［10］于长革.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3）.
［3］［4］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stats.省略，2012-02-22.
［6］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11：宏观调控目标可基本实现2012：经济增速呈温和回调态势［J］.宏观经济管理，2011，（11）.
［7］孙勇，王璐.财政收入创新高缘于四大因素［N］.经济日报，2012－01－21.
［8］李丽辉.去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N］.人民日报，2012－01－21.
［9］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EB/OL］.mof.省略，2012-01-20.
Analysis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2
Yu Changge
（Financial Science Institut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 China）
国内经济分析范文2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1）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2）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其中投入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3）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开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技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所以，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1）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2）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3）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操作人员，从而激发了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2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3．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7．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3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有效措施发展农业机械化有现实困难，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要发展，而应当正视困难，积极寻求对策，困难是可以解决的。第一，实事求是，有差别地发展。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量力而行。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别较大，因而农业机械化在地区、项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不同的地区要因时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允许不平衡，有差别地发展。农业机械类型、品种要注意实用性。第二，加快工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能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创造条件。另外，工业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降低农机具的生产成本，为农业提供适用、配套、高效、价廉的农机具。
第三，倡导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集中。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广承包制下的租赁制、有偿转让制和股份制，加强土地的自主经营使用的灵活性，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就可由规模经营者（国家、集体、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筹集。如可以通过承包或租赁协议，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或种植专业户转移，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国内经济分析范文3
证券市场是高风险市场，是商品经济、信用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高级组织形态。之所以说证券市场是高风险市场，是因为证券价格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不确定性，这是由证券的本质及证券市场运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此，对证券市场风险的合理度量显得尤为重要。
VaR（Value-at-Risk）作为风险度量方法，目前已成为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监管部门测量和监控市场风险的主流工具。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数据抽样、假设条件、建模过程等影响，无论采用哪一种VaR方法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对于证券市场而言，若VaR方法低估了实际的风险水平，则可能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若VaR方法过于保守高估了实际的风险水平，可能会使得投资者丧失投资机会，损失部分资金的机会成本。可见，对于VaR方法，无论低估还是高估证券市场风险，都不利于投资者或监管机构进行风险管理。由于在运用VaR估计进行风险管理时，应注意所运用VaR模型的假设与限制，也即注意模型本身的风险。Beder（1995）对参数方法，如RiskMetrics和加权移动平均法、历史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等进行研究比较，结果表明：虽然无法确定VaR的最佳估计法，但是其实证研究中显示了这三类VaR估计所面临的限制与问题。
Jamshidian（1997）则认为证券报酬的非正态分布、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变、市场发生的突发事件、资产流动性、与潜在的信用风险等，均会造成风险值低估。Panayiotisetal（2011）对基于尖峰厚尾收益学生分布的APARCH模型进行了估计，分析发现APARCH模型提高了多头和空头头寸的一天VaR预报精度，另外也评估了拟然率计算的各个模型的表现。邹新月、吕先进（2003）从实际数据的基本特征出发，讨论了VaR方法在尖峰、胖尾分布中的计算公式，结果表明，推广的VaR计算方法对证券市场风险预警有更可靠的揭示作用。郭柳、朱敏（2004）运用VaR的基本方法对沪市十只股票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对该十只股票的投资组合市场风险也做了进一步的测算。陈林奋、王德全（2009）运用GARCH类模型对上证指数和中证全债指数序列进行拟合分析，并估计了其多头和空头头寸的VaR值，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而债券市场是否存在非对称效应并不明确。江涛（2010）计算上海股票市场日收益的VaR值时，表明了GARCH和半参数模型的VaR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更有效，并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的市场风险。
国内对于VaR及其度量方法的研究文献虽然较多，但对不同类型的VaR模型的估计精度研究却不多。目前主要用于计算VaR的方法有三类：参数方法、半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各类方法中依据不同的假设可以建立不同的VaR模型。因此，在选择不同类型的VaR估计模型时，对不同类型的VaR模型估计精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的选取
数据采用了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盘价数据，时间为1990年12月19日至2005年12月31日共3961个数据，之所以采用上证综指是为了避免个股各自表现的风险特殊性和片面性，也是为了能够合理评价各种估计模型变动性的需要。在3961个数据中，将2002—2005年的共717个交易日数据作为VaR估计的检验样本（需要说明的是，检验样本之所以没有选取2005年之后的数据，是由于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股票市场在2005年后波动极为剧烈，属于特殊年份的数据，不宜作为VaR模型本身变动性的检验基础），并使用三类方法中的七种估计模型对VaR进行估计，最后对模型估计的变动性和偏离程度进行实证评价。
（二）VaR估计模型
这里以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盘价格数据为研究对象，置信水平设置为95％和99％两种情形，移动窗口选取50天、125天、250天以及500天四种情形（近似为两个月，六个月，一年和两年），使用参数方法[选用简单移动平均法（SMA）、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EWMA）（三种参数设定）和GARCH族模型]、半参数方法（选用蒙特卡罗模拟法）以及非参数方法（选用历史模拟法）来估计2002—2005年上证综合指数的日VaR，最后采用二重评价标准对三类VaR估计方法的模型变动性进行实证检验。
文中主要用于计算VaR的模型简述如下：
1.参数类方法
参数类方法选取了简单加权移动平均法、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方法和GARCH方法。
（1）简单加权移动平均法（SimplyWeightedMovingAverageApproaches，SMA）σ2j，t=（1/T）Tt=1Σ（rt-r）2其中，σ2j，t为第t天的股指收益方差，而j代表第j项资产；T为移动平均的观测天数，亦即观察期间的长度；rt-1为第t-1天的股指收益；r为第1天至第t-1天股指收益的平均值。
（2）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σ2j，t=（1-λ）Tt=1Σλt-1（rt-i-r）2；λ<1其中，σ2j，t为第t天的股指收益方差，而j代表第j项资产；λ为衰退因子（DecayFactor）。且λ<1，表示愈久远的历史观测值对当期的变异数影响程度愈小；rt-i为第t-i天的股指收益；r为第1天至第t-1天股指收益的平均值。本文对衰退因子λ采用了诸多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三种水平，即λ=0.94、λ=0.97和λ=0.99。
（3）GARCH-normal模型（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normalModel）ARCH模型的基本形式为：Rt=X't?β+εt，t=1，2，…，N，εt|φt-1~N（0，ht），ht=α0+α1?ε2t-1+…+αp?ε2t-p，其中Rt为资产收益序列，Xt是一个k×1的外生向量，β是一个k×1的回归参数向量，εt为回归的误差扰动项，模型假定其服从条件期望为零而条件方差为ht的条件正态分布。φt-1为已知的前t-1期信息集合φt-1={Rt-1，Xt-1，Rt-2，Xt-2，…}，α0，α1，…αp为模型的参数，必须满足：α0>0，αi≥0，i=1，2，…，p以保证条件方差大于零的性质成立。1986年Bollerslev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它的扩展形式GARCH模型，其不同之处在于条件方差ht的表示中引入了若干前期的方差，表明条件方差不仅与前若干期的误差项εt有关，还与前若干期的条件方差有关。即GARCH（p，q）：ht=α0+α1?ε2t-1+…+αp?ε2t-p+β1?ht-1+…+βq?ht-q，p、q为参数从上述表达形式可以看出，在GARCH模型下金融资产收益的准确分布是很难获得的，因此要通过概率分布来直接求解VaR损失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如果能够估计得到上述GARCH模型的相关参数，那么就可以根据上述的方程形式对资产的未来损失进行Monnte-Carlo模拟，然后通过与历史模拟法类似的方法获得资产损失的近似分布和最终的VaR损失额，参阅文献Abken（2000）。
2.半参数方法
半参数方法采用了蒙特卡罗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是在一定的统计分布假设下模拟风险因子变化的情境。首先假设资产收益为某一随机过程，并根据所定的价格变动过程，大量模拟未来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境，然后将每一情境下的投资组合值排序，给出投资组合值变化的分布，据此就可以估算出不同置信水平下的VaR值，进一步研究参见文献Glasserman（2000），Dowd（2002）。实际应用中，对于不同的风险因子有许多的统计分布族可以应用，常用的分布族有正态、对数正态，以及几何布朗运动等。本文采用了几何布朗运动来描述股指收益在短时间内的变动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描述资产价格变动的动态模型，这里使用几何
布朗运动（GeometricBrownianMotion）来描述资产价格在短时间内的变动过程；dSt=μtStdt+σtStdwt其中：dSt为价格变动量；μt为资产的收益率（为模型的漂移项）；σt为收益标准差，dwt~N（0，dt）为布朗运动。经简化处理后，得到特定时期（0，T）资产价格变化过程：St=St（μt+σεtt姨）；t=1，2，…，N；Nt=T于是得到：St+1=St+St（μt+σεtt姨）重复上式N次得到SN=ST，由此可以模拟整段时间中，每一时点的价格。
（2）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中抽取随机序列ε1，ε2，…，εN，代入步骤1，最后得到资产价格过程公式，得到一模拟的价格序列S1，S2，…，SN且SN=ST。
（3）将步骤
2重复K次，得到T时刻K个可能的价格S1T，S2T，…，SKT，并求得损益分布。（4）给定置信水平1-α%，根据步骤3得到的损益分布的α%分位数可以估算出相应的VaR值。3.非参数方法非参数估计方法采用了历史模拟法。历史模拟法的基本假设是资产收益的过去变化状况会在未来完全重现。历史模拟法利用过去一段时间资产收益资料，估算投资组合变化的统计分布（经验分布），再根据不同的分位数求得相对应置信水平的VaR值，和参数方法不同的是，历史模拟法对收益的分布不作任何假设，只用到历史经验分布，统计上采用的是非参数技术.本文运用历史模拟法来估计VaR值的具体描述如下：假设投资组合包含m项资产，选取过去N+1的历史损益资料，得到：VPt=mi=1ΣωiVit其中：Vit为第i项资产在时间t的损益（i=1，2，…，m；t=-1，-2，…，-N；）；ωi为第i项资产在时间t=0时的投资权重。将历史损益值{Vit}t=-1，-2，…，-N由小到大排序，并给出经验分布函数，由此就可以估计不同置信水平下的VaR值.为了提高历史模拟法的估算精度，还可以使用一些修正方法，例如自助法（Bootstrap）和核估计方法（KernelDensityFunc-tion），参见文献Barone-Adesi等（2002）。
三、VaR模型估计精度的评价准则
为了评估各类型VaR估计精度的表现，我们采用了1990年12月19日至2005年12月31日共3961个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盘价数据，并将2002—2005年的共717个交易日数据作为VaR估计的检验样本，分别对三类VaR估计精度的进行事后检测。通过考察VaR估计的失误率是否与模型描述的理论置信水平一致，以及产生误判后的严重程度来评估不同模型的估计精度。对于如何评估VaR的估计精度，Lopez（1999）提出了一个可操作的损失函数。金融机构i在时间t使用的损失函数的一般形式概括如下：Li，t+1（fPi，t+1，VaRi，t）；Pi，t+1<VaRi，tg（Pi，t+1，VaRi，t）；Pi，t+1≥VaRi，tΣ
（1）这里
（f）和g（）是满足（f）≥g（）的函数，且P表示得到的收益或者损失。这里考虑了两个具体的损失函数，即二值损失函数和平方损失函数。二值损失函数考察了在给定的期限中的损失是否小于或者大于相应的VaR估计值。而平方损失函数考虑了损失超过VaR估计值的严重性。首先比较过去T天的每日风险值（DailyVaR）与每日实际发生之损失值，若每日实际发生之损失值超过每日风险值，表示VaR估计值不准确；换言之，表示VaR估计失败或者叫做“例外”。最后，再加总整个样本期间的失败次数，便得出该VaR模型之总累积失败次数。二值损失函数就是重点考虑总累积失败率，即只集中考虑产生例外的数目而不是考虑这些例外的严重程度。每一个超出VaR估计值的损失被赋予同等的单位权，其他的所以收益或损失都被赋予零权，即：Li，t+11；Pi，t+1<VaRi，t0；Pi，t+1≥VaRi，tΣ
（2）如果
VaR模型真实地反应了由置信区间所定义的收敛水平，那么对所有样本的平均二值损失函数应该等于0.05（在置信水平为95%的VaR估计时）和0.01（在置信水平为99％的VaR估计时）。平方损失函数考虑了“例外”发生的严重程度。Lopez（1999）指出平方损失函数对于估计模型精度的度量以及例外发生时的严重性度量方面都比二值损失函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由于考虑了例外发生时的严重程度，因此平方损失函数比二值损失函数更具有优越性。平方损失函数的定义如下：Li，t+1=1+（Pi，t+1-VaRi，t）2；Pi，t+1<VaRi，t0；Pi，t+1≥VaRi，tΣ（3）Sarmaeta（l2000）说明了上面了损失函数捕捉了风险管理者的意图，并可以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损失函数。
四、实证研究
（一）沪深综合指数收益基本统计
实证数据采用了沪市综合指数日收盘价格数据，日收益采用对数收益，即rt=lnPt-lnPt-1其中rt表示t期的收益率，而Pt表示综合指数在t期的日收盘价格。表1是对沪市综合指数日收益数据的基本统计情形，可以看出：对于全部日收益数据的总体平均来说，沪市的平均收益率要高于2002—2005年的平均收益率，同时全部数据的收益波动率（用方差度量）也大于2002—2005年的收益波动率，这也说明了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这个一般的原则。
（二）VaR模型的估计精度分析
迄今为止，现行的研究还没有一个衡量VaR估计精度的统一标准，这里采用常见的损失函数方法，即二值损失函数（blf）和平方损失函数（qlf）双重检验标准。依据定义，二值损失函数（blf）给出VaR估计控制风险的失误率，而平方损失函数（qlf）不但考虑了VaR估计的失误率，还考虑了失误发生时的损失程度。二值损失函数（blf）和平方损失函数（qlf）的值越接近设定的理论置信水平，说明该VaR估计模型的估计精度越高。反之，二值损失函数（blf）和平方损失函数（qlf）的值与设定的置信水平的偏离越大，说明该VaR估计模型的估计精度越低。
为了评估参数方法、半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等三类VaR估计模型，分别对七种不同的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前五种模型为不同参数设置的参数模型，后两种模型分别为半参数和非参数模型。表2a、表2b分别表示了七种估计方法在95％置信水平下，对于2002—2005年沪市日VaR估计值的二值损失函数（blf）和平方损失函数（qlf）列表。从表2a可以看出：在95％置信水平下，使用二值损失函数（blf）作为标准，蒙特卡罗模拟法的VaR估计精度较高，ewma（λ=0.99）估计精度较低。从表2b可以看出：在95％置信水平下，使用平方损失函数（qlf）作为标准，也是蒙特卡罗模拟法的VaR估计精度较高，ewma（λ=0.99）估计精度较低。
表3a、表3b分别表示了七种估计方法在99％置信水平下，对于2002—2005年沪市日VaR估计值的二值损失函数（blf）和平方损失函数（qlf）列表。从表3a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使用二值损失函数（blf）作为标准，历史模拟法的VaR估计精度较高，ewma（λ=0.99）估计精度较低。从表3b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使用平方损失函数（qlf）作为标准，也是历史模拟法的VaR估计精度较高，ewma（λ=0.99）估计精度较低。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沪深综合指数风险的VaR各种估计模型中，历史模拟法的估计精度最高，蒙特卡罗模拟法估计精度次之，而对于参数为λ=0.99的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方法的估计精度最低。这也基本说明了非参数方法对于我国主要证券市场风险的估计精度较高，而半参数方法估计精度次之，而参数方法的模型估计精度较差。从而进一步表明了我国主要证券市场风险并不符合简单的正态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厚尾特性和波动率聚集现象。
国内经济分析范文4
摘 要 十二五期间，如何管理目前出现的通胀已成为重要议程。本文从国内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角度阐述了我国近期通货膨胀出现的成因，分析了我国近期通货膨胀的传递机制，结合我国目前的宏观政策治理现状，提出了应重点利用汇率工具治理通胀的建议。
关键词 通货膨胀 路径分析 传导机制
一、引言
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通胀情况明显。从发改委到商务部、农业部，从中央到地方，一场抑制通胀的战争正在展开。本文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展开分析，对造成我国最近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提出个人见解。
二、我国近期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造成我国新一轮通胀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由于外部因素不可控，本文主要从两个内部角度对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即：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角度。
（一）通胀成因的经济总量角度
西方货币学派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朱慧明（2005）[1]基于ECM模型证实无论哪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都是通货膨胀的原因。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开始至今，货币供给量增长率超出GDP增长率很多，通货膨胀高峰从2008年开始维持至今，以上表明2008年至今我国货币供给量确实过剩，且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二）通胀成因的经济结构角度
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目前国内的通胀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2]。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CPI年均上升5.6%。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CPI上涨的主要推手仍是食品价格，其贡献率达74%。食品主要由粮食和肉制品构成，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农民惜售粮食，进一步加剧粮食供求失衡，粮价推高；粮价上涨导致养殖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成本体现在肉制品的销价上为肉制品价格的上涨。
三、我国近期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导致的资产价格膨胀迅速传到金融资产部门、实体部门[3]，传到路径包括成本推动路径和结构性通胀导致的工资攀比路径。
（一）成本推动路径
2010年，美元贬值等导致全球农产品、原料等基础品价格快速上涨，不断抬高我国制造业要素投入和出口成本，而国内工业部门很难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劳动力成本，对服务类商品和农产品影响明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导致农产品价格走高，推高国内通胀率。
（二）结构性通胀导致的工资攀比路径
我国务农农民的收入长期低于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者，制造业劳动工资占销售收入比只有5%，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不到40%，相较于服务、制造类部门工资大幅增长，农民对收入的心理预期不断增长。
另外，第三产业的价格抑制也会导致隐性通胀压力上升[4]，十二五期间房市降温使政府融资平台扩张受限，发债规模扩大导致通胀压力增大。
四、我国治理近期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
在宏观政策方面，政府强调审慎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结合来管理通胀和通胀预期。一是继续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由于保持总体价格稳定将是2011年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除了改善流动性管理、促进农业产量以及提高农产品的运输及物流效率外，政府还将提高补贴，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提高对低收入城镇家庭和农村居民的补助、个人所得税门槛来促进国内需求增长。
五、政策工具使用建议
利用汇率手段遏制通胀。在我国，食品价格上涨主导了CPI上涨，2005年以后我国逐步进入刘易斯拐点，从供给面造成工人工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所以，食品上涨是一种长期趋势。成本推动路径导致的通胀与工资攀比路径密切相关，其起源之一为近期我国国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虽大幅增长，但电信、医疗等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为激励制造业出口，我国采取较低的汇率水平，非出口的制造类企业也因此得到高价格保护。利用汇率手段遏制通胀，在降低总体物价水平的同时，促使价格体系内部相对价格的合理性。这也意味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改革。
参考文献：
[1] 朱慧明,张钰.基于ECM模型的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管理科学.2005.18(5):51-56.
[2] 贺辉红.专家认为通胀发生结构性变化.finance.省略/MS2011032900000254.shtml.2011.3.29.
国内经济分析范文5
作者简介：刘晓光，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松，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农业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研究员；刘国瑜， 南京农业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研究员。（南京/ 210095）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分析视角下大学院校研究机构：结构、功能与趋势”（项目编号SK2011002）、“院校研究在大学战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项目编号SK2013032）阶段性成果。
摘 要：迈向“规范发展”阶段的院校研究亟需组织结构和制度规范的承认。组织分析中新制度主义对组织结构及制度同形的解释，亦可以被视为是对组织和制度创设的理论指导。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从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两方面的改变中寻找路径。
关键词：院校研究；机构建设；制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被高等教育研究者引入国内，院校研究已走过“初步形成”阶段，正向“规范发展”阶段迈进[1]，促进院校研究的日常化和制度化，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2]运行顺畅的组织机构能够为院校研究活动的制度化、常态化提供有力保障，是院校研究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国内高校已出现具有院校研究性质的组织机构，但这些机构的存在形式、运行方式、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和职能责任等方面，与国际上成功的院校研究机构有较大不同。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如何在国内高校现行的管理环境下建设院校研究机构并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制度理论作为分析以组织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对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有深刻的解释力，这些解释从另一角度给出了组织机构建设的路径。本文拟借助组织分析中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分析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面临的技术和制度环境，为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提供组织机构建设路径方面的参考。
一、国内高校“准院校研究机构”的现状
院校研究源于美国高校对自身发展环境和各种实际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是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的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种研究，具有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和应用研究等特征。[3]院校研究机构是开展院校研究的组织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规范，它是院校研究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成果，是院校研究实践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在我国的正式兴起。十余年来，经历了“对院校研究的研究”和“开展中国的院校研究”两个阶段之后，院校研究在“中国化”改造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4]在院校研究的机构建设方面，一些学校通过设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办公室”等机构，力图实现院校研究的相应职能。而现实中更多的讨论则指向大部分高校既有的、与美国院校研究机构有类似职能的机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发展规划办公室等机构的改革与重塑，以实现院校研究工作的普及和推广。
国内高校的“准院校研究机构”[5]广泛存在但又相对分散，主要包括：（1）各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自20世纪70年代创设高等教育研究所（室），至21世纪初仍保持有700多所，这些机构的职能较为多样，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政与咨询，如为本校的改革发展提供咨询，规划和指导本校的高教研究工作，为校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总结和推广高等教育的经验等；二是学科建设，通过普及教育理论与方法，开展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三是安置过渡“二线人员”和“富余人员”。（2）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办公室。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高校开始设置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机构，其组织定位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学校行政职能部门，承担研究咨询的业务功能和执行监督的行政功能；另一种是作为直属业务部门，主要通过信息搜集、研究报告等为学校领导的决策咨询服务。（3）“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或本科教学评估办公室。这些机构伴随着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项目和主要工作而产生，组织任务明确，职能相对稳定，主要是为重点项目和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全过程的服务与保障，并发挥监督作用。此外，一些高校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信息中心等部门和机构也承担了资料收集、信息、提供决策参考等部分院校研究的职能。这些机构大部分在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之下，也有的处在组织结构中下层。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通常按照行政序列或研究序列考核。
二、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挑战
院校研究在提高高校管理水平、促进决策科学化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已被国际经验充分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亟待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加之《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30条）的颁布，国内高等教育管理方式逐渐与国际接轨，院校研究面临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的行为受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不同的组织在两种环境中的嵌入程度会有所不同，教育组织处于“强制度环境弱技术环境”位置。[6]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组织的制度环境即组织赖以存在的、社会建构的规范世界。[7]组织的技术环境包括生产和控制的技术、组织间交换模式、调节过程以及其他产生不同效率或效力之组织形式的因素。技术与制度并不是环境的一种二分状态，而应视之为环境沿之变化的维度。[8]目前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面临来自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诸多挑战。
1.来自制度环境方面的挑战。在国内现行体制下，制度环境对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挑战更为突出。这些挑战来自于：（1）少数与现代管理决策模式相抵触的传统文化观念。集权式的决策模式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院校研究的咨询机构定位有可能对集权命令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构成威胁。高校领导者的“有限理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高校的许多领导者还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着意扮演着“掌权”的“英雄”角色。[9]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偏好赞扬和奉承，而院校研究机构最大的职能是不断寻找高校运行中出现的问题。（2）高校缺乏独立的管理理念。我国高校长期依附于行政机关，无须对管理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进行详细说明，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独立意识较弱，反映在管理中即是高校被动或主动为满足行政部门的各种考核和要求而“选择性作为”，忽视管理成本以及决策的长远效益，由此使院校研究机构的职能不能很好地发挥。（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尽合理。体制由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构成，决定着机构的类型、功能、位置。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大多数是由行政力量主导，其结果是更加强化了高校对上级主管部门和内部利益集团的依附，开展科学决策的必要性大为降低，进而失去了加强院校研究的动力。在微观层面，多数“准院校研究机构”散布于高校的各职能部门，各自独立，互不来往，未能形成合力；最有可能开展院校研究的机构——高等教育研究所，却多游离于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之外，没有在体制上保证其应发挥的作用。[10]
2.来自技术环境方面的挑战。（1）数据、资料和信息系统建设滞后[11]。许多高校没有统一的信息平台，各项业务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没有统一、系统化的规划、规范和标准；数据更新慢，连贯性和准确性不够，管理与贮存的方式和地点混乱，且大部分数据不公开。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权威数据采集和共享平台，同类型高校比较分析等院校研究机构应经常开展的项目无法进行。基本业务数据库和高级分析数据库是院校研究机构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而这两者的建设与维护既需要不菲的资金，也需要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这些问题单靠一两所高校的力量难以解决。（2）合格的院校研究人员不足。院校研究涉及战略管理、学生事务、学业评价、教师发展、课程评估等内容，涵盖范围丰富而且有其特定的规范和方法，需要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素养和数据分析技能。目前一些高校“准院校研究机构”内人员处理现有描述性数据的能力尚有欠缺，更遑论满足院校研究要求的业务能力和素质。（3）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对学校效能的评估是院校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院校研究机构本身的评估在现行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下却遭遇难题。院校研究机构既不是学术机构，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行政机构；院校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不是教学，亦非专业的学术研究，也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成效不易用论文等有形量化方式体现，现有的考评标准均难以适用。院校研究机构的绩效考评、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问题难以用现行标准进行。
三、推动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选择 院校研究只有应用于实践中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并能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制度化成为我国院校研究的唯一出路，即通过制度化将院校研究纳入我国大学管理体制之中，成为大学管理科学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实践化的重要中介。[12]院校研究机构的建设是将院校研究制度化的关键。
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路径是从实践到研究，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实践性色彩，可概括为“需求驱动”。中国院校研究则起步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部分学者的学术转型和对美国院校研究的介绍，尽管也是因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实践的需要，但“供给驱动”色彩较浓。近年来国内高校决策层对院校研究的需求程度不断上升[13]，为院校研究的机构建设提供了机会。
1.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组织机构建设路径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观点认为，支配物质资源的技术环境决定了组织的表现，组织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从成本最小化、改善技术函数、优化市场条件、改进技术扩散曲线等等这些对组织效率的追求中得到解释，这种解释被称为效率机制。斯科特和戴维斯总结了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等三种视角下的组织理论，认为将组织视为“相互依赖的活动与（拥有多重归属和身份的）人员、资源和信息流的汇聚，这种汇聚将不断变迁的参与者同盟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同盟者根植于更广泛的物质资源与制度环境”的开放系统视角，对社会组织的现实更具解释力。[14]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基于开放系统视角，在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二分的基础上，强调文化认知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指出各种组织受制度环境制约，追求社会承认，采纳合乎情理的结构或行为。这种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广为接受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制度力量称为合法性机制。[15]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用“制度性同形”解释普遍渗透于现代组织生活中的趋同现象，并将合法性机制导致制度性同形，或者说组织形式和行为趋同的作用方式归为三种：第一种是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的强制性同形；第二种是源于对不确定性进行合乎公认的反应的模仿性同形；第三种是与专业化相关的规范性同形。[16]制度是组织机构的核心要素，“组织（organization）即一个制度化的组织（institution）”[17]，对制度的解释，换个角度看，也即对组织创设的指导。因此，政治引导、树立榜样和提倡专业化有可能成为国内高校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选择。
斯科特等总结认为，组织模式出现及扩散的最常见方式是“派生”，即复制某个现有的组织[18]，新组织模式的出现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所谓的汇集，即将观察到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汇集整理成为供模仿的模型。另一种是拼凑，即从各种现存组织中提取不同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混合模式。这预示着，通过组织整合与机制创新，现有国内高校“准院校研究机构”有可能改造为成功的院校研究机构。
2.制度环境层面促进国内院校研究机构建设的路径
（1）政府主管部门积极引导。政府法令具有强制性，政府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劝诱和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建设国家级高等教育信息平台、定期公开高校运行数据、规范高校项目论证与规划程序、改革评估指标体系等方式对各高校的院校研究机构建设进行积极引导。（2）先锋高校努力做出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环境中出现风险与挑战，组织无法确定何种形式为最佳时，模仿成功者的做法将是最保险的。院校研究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它能否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存在下去？能否为中国高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做出多大贡献？大众化、国际化的压力下，院校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高校解困？面对质疑，事实是最好的回应。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中国较早地开展了院校研究的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的机构设置和具体做法将成为其他高校模仿的主要对象。（3）专业人员遵循专业精神和从业规范。任何事业的繁荣均有赖于从业者的专业精神，教育更是如此。高等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无论是高校管理者还是目前“准院校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果能切实发扬专业精神，掌握专业技能，遵循从业规范，在专业领域内形成尊重科学、依靠数据和事实的习惯，院校研究机构的建设也将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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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经》英译 国际国内复译比较 设想
《诗经》是作为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从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直至至今。同时，《诗经》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由于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了诸多译家和译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因此，《诗经》的翻译就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出现了许多《诗经》的译本。本文拟对《诗经》国际复译与国内复译的分析比较，探讨诗经翻译存在的问题，并对国内今后的研究提出设想。
一、《诗经》的复译
首先，复译是指针对同一文本，在同一时期或在不同时期推出不同的译本的行为，即共时和历时两种，前者指同一原著在同一时期有多个译本，如2008年《沉思录》集中推出18个译本，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译者；后者则指同一原著不同时期的不同译本，如《红楼梦》仅来说，从1920年至今就有10余个版本，涉及多种语言，多国译者。由于知识的增长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时，复译等行为就继而发生。迄今为止，《诗经》翻译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和十分广泛的实践基础，仅英语翻译也已经有了逾百年的历史，世界上几乎每一种主要文字都已经有了《诗经》译本。在国际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诗经》复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人提供了众多风格各异的阅读文本，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二、《诗经》英译的国际复译和国内复译的比较分析
由于国际的地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译者本身的生平，身份，政治哲学观点和等的不同，《诗经》的国际复译和国内复译也呈现了不同。笔者在此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为以后的《诗经》翻译研究提出几点设想。
1.国际复译的异彩纷呈和国内复译的兵微将乏。早在17世纪，西方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就开始翻译儒家的经籍。《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颇受重视。1626年，比利时人金尼阁用拉丁语翻译了包括《诗经》在内的“五经”，这是已知的《诗经》最早的西文译本。1829年，英国汉学家J.F.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19世纪，随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的势力扩张，欧洲汉学热进一步升温。1871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le，1814--1897）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这是《诗经》第一部英文全译本。20世纪，《诗经》英译全面繁荣，国际诗经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954年庞德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诗经：孔子所审定的古典诗集》，译文行文流畅节奏感强，富有诗意。
相对于国际诗经复译的异彩纷呈，在我国翻译研究史上，《诗经》翻译研究的历史却并不长，其英译研究只不过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迄今为止还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一个价值及其巨大的翻译研究领域在我显然是被漠视和搁置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许渊冲，汪荣培两《诗经》英译本的出版，诗经研究在我国曾出现过一次小小的热潮，近年来又恢复了沉寂。1993年，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出版，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个《诗经》英文全译本。汪荣培，任秀桦的《诗经》英译，是继许渊冲之后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第二个《诗经》英文全译本。直到最近两年《论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韩昆）和《汪荣培古诗英译技巧（任利）的发表，才对中国《诗经》英译者的研究首开先河。因此，历史短，规模小，强度小，影响小是我国《诗经》翻译研究的总的特点。
2.国际复译的系统性和国内复译的凌乱性。《诗经》的国际复译从开始出现就有比较明确的目的性，其传教士来到中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基督教，弘扬基督教义，才开始翻译儒家经典，使西方了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的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统治控制中国，开始掀起了汉学热，这样人们对《诗经》认识和理解开始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发掘，《诗经》在国际上的复译也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因此，在国际上各个汉学家对《诗经》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如英国学者里雅各通过对中华经典《诗经》的翻译和介绍，从思想，文化，文学诸方面对《诗经》进行跨文化阐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译介阐释”。里雅各对于清代《诗经》学独立思考派如崔述等学说的重视以及对孔子删诗说的考证等，体现其海德格尔的“阐释循环”思想（他认为，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预。我们头脑里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的历史时代的色彩，所以，阐释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就地打转转）以及客观派的阐释风格。他认为，译诗必须透彻了解原文，尽可能地贴近字面，不增译，不意译。他的译诗基本上是分行的散文，既无节奏，也无韵脚，但读起来颇为自然。美国学者庞德鉴于《诗经》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难度，庞德采用加题注和脚注，对同一首诗做两种不同的翻译等方式来弥补翻译的不足和译文难以传达的内容。又如英国学者韦理（Arthur Walley，1889--1996）他将《诗经》译成自由诗，第一次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次序，以诗歌内容编排，分为婚姻战争，农作等十七类。其翻译完全超越了儒家传统，成为纯粹的文学研究。
相对于国际上《诗经》英译研究的百家争鸣的景象，我国国内对其的研究多是零星的和不系统的。周发祥于1993年从《诗经》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诗经》有总体评述，其观点颇具参考价值。许渊冲的译诗用的是典雅且富于韵律的诗化语言，既有紧扣原诗的直译，也有旨在传达原诗韵味的意译。汪荣培作为我国著名的《诗经》翻译家，对其英译的总结是传神达意，主张翻译要形神具备。马祖毅教授在他的《汉籍外译史》中对《诗经》翻译的历史和译本状况介绍相对比较全面，先后涉及了多种语言译本。但是在总体上，这些研究都还不够系统和全面。
三、对国内《诗经》英译翻译研究的设想
通过对《诗经》英译的国际复译和国内复译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诗经》的英译研究成就比西方同行的研究成就还相差很远，为此，笔者认为对于《诗经》的今后的英译研究要更加全面系统和彻底，要从诗篇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诗经》英译的各种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理论升华，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重大作用。
四、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深受人们的喜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英译研究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通过国际和国内《诗经》复译的对比分析，我国《诗经》英译的研究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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