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1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2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color]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color=#000000]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心理后果却刚刚引起重视。1979年罗顿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空气污染可引起消极心情和侵犯行为。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3
关键词：质性研究，社会行动研究，教育行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67-02
质性研究是（qualitative research）指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其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它以普遍承认的公理、演绎逻辑和大量历史事实为基础，从事物的矛盾性出发来描述和阐述研究对象。相对于实证主义过度强调研究工具、步骤和方法，质性研究更加重视研究主题的功能性，以及研究主体的动机、经验和需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质疑实证主义量化方法科学性的基础上，质性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到较大的关注[1] 。
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质性研究方法，并在心理学、教育学、运动医学等研究领域发展较快。一些书籍和著作相继发表：如陈向明的《质性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李晓凤的《质性研究方法》，沈崇麟、夏传玲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代序》，钮文英的《质性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同时也发表出了大量关于质性研究的文献，如杨宁坤，康永为（2012）质性研究大学生自杀现象、张日昇，徐结等（2008）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研究中的质性研究”、苏文亮等（2007）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者的质性研究、赵静等（2005）早年父亲去世的心理创伤研究——1例男大学生的深入访谈分析等。
一、质性研究概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影响[2]，研究者发现仅描述数量关系极易缺失对研究对象性质、意义的研究，尤其是在将教育对象作为研究对象时[3]。继而，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eh）开始崛起。很久以来，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等同于我们常说的“定性研究”，其实不然，相比于特指一切非定量研究的“定性研究”，质性研究的特点是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它更多是基于研究者个人观点的阐发，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形式[4]。质性研究的特点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地考察；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其行为和认知；注重研究者的在研究过程中对被研究者的影响；重视研究过程的记载。质性研究方法的规则并不如定量研究那样要求苛刻，也正是因为质性研究的这一特点为研究增加了许多创造性的机会[5]。目前，质性研究方法在西方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已取得了较多成果[4]。
扎根理论是当前心理学质性研究的主流方法（Charmaz，2000），最先由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提出，是指先不提出假设，先通过访谈和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上升到理论[6]，是质的研究中兴起的一种重视方法的研究理论[7]，可以指导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对数据的使用[8]。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中，动机、情感、认知偏爱以及人际合作与冲突等均成为扎根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9]。
二、在社会行动领域中质性研究的应用
质性研究的方法包括了访谈、实物收集与分析、生活叙事、人种志研究、参与观察、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10]。
行动研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自然科学、组织科学和社会规划等学科，强调行动与研究的结合，并将质性研究的对象统称为“行动”。行动者与研究者不再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都是研究的主体，共同参与研究。行动研究以实际中的问题为研究出发点，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问题的解决逐步调整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因此行为研究将是未来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11]。
质性研究视野下的社会行动研究的特点在于：第一，在行动研究中，被研究者成为研究的主体。他们是研究者的合作者、共同体，以自己行动与反思主动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中。第二，行动研究的目的在于提高行动能力和行动质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第三，行动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第四，行动研究起源于对行动和实践的关心。第五，行动研究没有明确的、预设的方法和技巧，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践者的反思进行。因此，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的有限性，行动研究也日益为人所期待和重视[3]。近年来，社会行动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证据。本文也将基于研究范式，围绕着几大主题的经典研究范例展示社会行动研究的现有代表性结果及其理论贡献。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遵循一定的程序和研究模式，即由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所构成。行动研究并不强调某一套专门的研究技术，注重各种方法、技术的灵活和综合运用[12]。通过研究模式的螺旋循环过程，着重对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中进行反思批判及持续改进[13]。
三、质性研究在教育行动领域的应用
Stephen M. Corey最早将行动研究引入教育行为研究领域，属于社会行动研究的范畴。教育行动研究应该是学校教育的参与者，包括教师、学生、辅导人员、行政人员及家长、支持者（Stephen M. Corey，1953）。研究者在教育行动研究中要以积极的态度，用创造性的思考勇敢地加以尝试，有方法有系统地收集资料，并指出应该改变之处和如何改变的措施[12]。
教育行动研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已有五六十年的研究历程，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社区行为、班级教学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累积了一些教育行动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方面、学科教学以及对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的探讨。如易丽的《从方法论角度审视教育行动研究的价值与局限》；林坚《教育行动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路径》；鲍道宏《在“行动研究”中达成对话——教育行动研究旨趣探究》等。如上海青浦县顾怜烷开展的大面积提高青浦县初中“数学教学实验”，北京三中朱尔澄进行的“历史情感教学的实验研究”，陈桂生教授的“大学一小学教师合作研究”，等等[14]。
四、质性研究展望：与量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之路
从质性研究在对适合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追求中应运而生，到近年来在国内外得到的长足发展来看，质性研究正在逐渐走向完善和规范。在展望质性研究的未来方向之前，仍然要成人质性研究过程中易存在的一些缺点：如不能大规模研究大样本，结果不能广泛推广，研究没有统一程序等等[15]。无疑，与量化研究的整合将是质性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是强调让被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之中，研究结果用于对制度和行为的改变上。二是以多元化的视角注重倾听不同研究主体的声音。三是意识到研究者个体特点对研究的影响，更加重视研究者的反思。四是在多元化视角的同时坚持规范化研究，追求严谨性和规范性。五是利用现代科学化的研究手段丰富和完善质性研究。
从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唯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妥，和后现代“去中心”、“多元化”的研究潮流，光有量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要。现象学中对“主体间性”的探究引发了学者们对研究者与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也开始更加关注研究意义。与此同时，解释学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指导意义也让质性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研究过程是参与研究的双方相互作用，相互理解、融合、意义共建的过程。总的来说，在一百多年的研究发展史上，质性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到多元角度”，从“描述到解释”，从“理论到现实”，从“科学到人文”，从“客观到主客体作用”，从“表征到文化”，从“理论到地域性知识”，从“价值无涉到价值有涉”，从“研究到行动””的曲折过程。只有将质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并加以重视，用多元的方法研究问题，才是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趋势。
参看文献：
[1]张光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从量化与质性研究的对立到整合[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8，（4）.
[2]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嘉义：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5：88-92
[3]李八一.方法的背后一一教育质性研究的现象学理解[D].首都师范大学，2006.
[4]陈晶.现代心理学研究方法整合之路——质性与量化之整合[J].科技资讯，2007，（17）.
[5]Locke，L.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form of scientific inquiry in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J].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
ise and sport，1989，60，415-442.
[6]冯生尧，谢瑶妮.扎根理论——一种新颖的质化研究方法[J].现代教育论丛，2001，（6）.
[7]王海宁.心理学理论建构的新方法——扎根理论[D].长春：吉林大学，2008.
[8]Heather Skirton.The Client’s Perspective of Genetic Couns-
eling—A Grounded Theory Study[J].Journal of Genetic Counseling， Vol.10，No.4，2001：311-326.
[9]孟娟.心理学扎根理论研究方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0]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2）.
[1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5.
[12]孙亚玲，傅淳.行动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学术探索，2004，（1）.
[13]陶文中.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J].教育科学研究，1997，（5）.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参考文献：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5
1.形成与发展
社区心理学形成的正式根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在Boston举行的Swampscott会议。然而，加拿大社区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Pols追溯社区心理学的根源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PlLine和他多伦多的同事就是社区研究和行动的有力促进者。1951年，Line在他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使用了“社区心理学”这一术语，意即与应用心理学家的初级干预行动有关。
他还使用了当今在社区心理学中相当流行的两个概念，“行动研究”和“草根参与”。他认为加拿大的社区有许多，且富于多样性和对比性，每一个社区都代表一种不同的价值系统。然而，这些社区心理学的先驱们不久就淹没了。在随后的几十年，至少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中，加拿大心理学重新被定义为一门以实验室实验为主的科学。141加拿大心理学在社区研究和行动方面历史根源的淹没从那时起一直持续着。
Walsh-Bowers和他的助手考察了1951年以后发表在《加拿大心理学》上的所有论文，研究发现，除了Davidson和Pettifor，没有其他关于社区心理学的实质性讨论。1992年，《加拿大心理学》中关于加拿大心理学历史的一个专门部分，其中没有涉及社区心理学。1996年，Adaii等在《心理学年鉴》中谈到加拿大心理学过去的50年，就只有一次涉及社区心理学。[咽为社区心理学的理论、价值、研究模型和实践与社会变革直接相关，职业心理学家们认为社区心理学可能存在偏见，因而不能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这也妨碍了社区心理学进人职业培训领域。
然而，这种被职业心理学和学院心理学所忽视的状况没能阻止社区心理学在过去25年的发展。在Swampscott会议之后，加拿大社区心理学存在得更为清晰、更为广泛。20世纪70年代，因为心理健康服务的广大需求和美国社区心理学的强劲发展，加拿大启动了社区心理学的正式培训。WilfridLaurier大学开始社区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BritishColumbia大学培训临床社区心理学博士。事实上，美国社区心理学研究中有不少与加拿大合作的项目。ra1982年，加拿大心理学会成立社区心理学分会和《加拿大社区心理健康》杂志创刊标志着社区心理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正式形成。后来还出现了一本法语、两本英语版本的社区心理学教科书。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加拿大的社区心理学巳经作为一门特色学科类型出现了。
2.贡献与挑战
Toro曾在其美国社区心理学分会主席致辞中宣称:社区心理学正处在中年期，并开始思考其所长期形成的传统。虽然很难评价加拿大社区心理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社区心理学所做出的贡献,但正如Reich等指出，尽管历史上社区心理学一直为美国所左右，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社区心理学领域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M2010年，Nelson和Lavoie从价值与伦理、理论、方法论、研究和实践五大领域比较详细地概括了加拿大社区心理学做出的贡献。
社区心理学强调社会变革，价值和伦理在其中承担中心作用。Prilleltensky认为社区心理学是采取价值负载的方法服务于社会变革的。他还将引导社会变革的心理学价值细分为:关心与同情、自我决定、合作与参与、人类多样性和分配公平。M在价值与伦理实践研究方面，加拿大社区心理学家们讨论了具体伦理实践中存在的障碍、价值困境和理解伦理实践的框架。Pettifoi早在1986就指出，社区心理学中的伦理准则是不充分的，它们大多指向心理学家与患者的关系，而对心理学家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Neill也提出，加拿大心理学会的伦理准则强调做伦理决定时社会责任优先，而这一原则对社区心理学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
加拿大社区心理学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认知社区心理学、授权与反压迫、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在方法论领域，拓展社区心理学研究范围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参与式行动研究、定性研究、项目评估和流行病学方法。在实质性研究方面，社区心理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社区心理健康、预防、对人类多样性的社会包容等方面。社区心理学家们对政策、项目与计划、社会干预等方面的实践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前，有一些研究者指出了社区心理学所面临的挑战。例如，Alcalde和Walsh-Bowers指出，社区心理学的学术培养不总是与其盛行的价值相一致。Prilleltensky和Nelson关注到，因其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干预而不是系统水平的变革,社区心理学已经丧失了其进步的锋芒，成为了保守主流的一部分。Lavoie和Brunson认为，社区心理学的实践领域和干预方式的多样性可能导致社区心理学家的职业认同存在困难。此外，社区心理学还存在培训计划的资金问题。
早在1998年，Walsh-Bowere就因为以下两个原因对社区心理学在21世纪能否幸存发出了担忧:一是社区心理学作为加拿大心理学会的一个分会，其会员明显缩减，1997年只有36人。而同时期，美国心理学会第27分会即社区心理学分会的加拿大*会员约为50人。二是社区心理学分会讲法语的会员极少。此外，社区心理学还受宏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社区心理学积极促进社会变革，而加拿大社会盛行的保守风气加速了它的衰弱。
目前，学院派社区心理学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社区心理学的先导者们正在退休或即将退休，他们的第一继承者们也进人到事业的晚期。问题是，这第三代社区心理学家们能否抓住体制上的机遇做好研究、教学和下一代的培养。™而在心理学内部，社区心理学仍处于边缘地位，它明显跟不上社会心理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认知观点、个体临床实践和日益受到关注的神经科学的脚步。主流心理学仍然强调客观科学和实验研究，而不是价值导向的研究和社区心理学中的多样化研究方法。
3.方向与展望
社区心理学将何去何从？Walsh-Bowers认为，要使社区心理学得到充分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发展加拿大社区心理学的支持网络，以维持和促进对它的认同。他还指出，社区心理学要建立与职业心理学之间的友善关系，同时要与临床心理学进行整合。事实上，临床心理学当前正朝着与社区心理学整合的方向在前进。最近的临床心理学项目认证标准就要求培训项目提供的训练能培养组织咨询、项目发展与评估方面的能力。无疑，临床培训向计划、组织能力发展的拓展为社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关于社区心理学的教育培训，Walsh-BowMsl998年曾做过一个关于加拿大社区心理学教育情况的调査，发现几乎所有比较大且有声望的大学都没有开设本科和研究生的社区心理学课程，只有19个大学的心理系提供社区心理学相关课程。他认为，社区心理学研究生教育计划要真实反映该领域的核心价值，而不是高等教育家长式体制的家长作风实践。针对Walsh-Bowers的调査结果，Nelson做出的解释是学院取向的社区心理学家不多，因而影响了其在大学心理系的发展与传播。因此，他主张除非在学术上存在一个“供料系统”，社区心理学应维持硕士水平的教育和基于野外的研究取向。
在社区心理学实践方面，Lavoie和Brunson在定义社区心理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评估、计划发展、问题分析、组织能力建设、政策发展、社区组织和社会行动七个不同的实践领域，以及可以被应用到这些领域的五种变革策略，即应用研究、咨询、培训、知识分享和利益相关者参与。1181这就为社区心理学的实践与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能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意识到社区心理学需要发展一致性和认同感后,几位资深社区心理学家提出举行一个双年会议。自2006年第三届会议开始，会议成立了社区心理学师生、社区伙伴等合作展望社区心理学未来的一个论坛。该论坛的八个主题恰恰反映了当前加拿大社区心理学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一是发展认同感;二是提升形象’三是发展教育；四是增强认知、可信度和认定;五是建立与心理学内部学科的联系;六是加强学科间的合作;七是吸纳国际的和多元的观点;八是促进健康社区的形成。同时，这八个主题也预示着社区心理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6
一门新学科诞生了，一定有什么重大学术成果产生。积极心理学作为一条新的心理学分支，它有什么重大发现吗？有，在说之前我先讲个故事吧。
塞利格曼当上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的某一天，他的女儿看到自己5岁大的女儿尼奇（即塞利格曼的外孙女）将种子抛向天空，手舞足蹈地假装在播种。老塞正想制止孙女，女儿却对他说：“爸爸，我能与你谈谈吗？”老塞问想谈什么？女儿说：“爸爸，你还记得我5岁生日吗？我从3岁到5岁一直都在抱怨，每天都要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当我长到5岁时，我决定不再抱怨了，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最困难的决定。如果我不抱怨了，你可以不再那样经常郁闷吗？”
故事讲完了，你或许会问：“重大发现呢？”重大发现就在故事里，那就是传统的心理学总在找病因呀治疗呀，这太消极了，新的心理学应该将目光转移到正常人那里，帮助他们找到幸福、获得满意。
就这样，“积极心理学”诞生了，没有重大学术成果，但有个好的目标。康普顿在其著作《积极心理学入门》中这样说道：“积极心理学家要去发现和培育天赋和才华，让日常生活更令人满意，而不仅仅是治疗心理疾病”。
你或许会惊讶，仅有一个好的目标就能让积极心理学如此流行吗？这有什么奇怪的，乐嘉不是成了中国最卖座的心理学家嘛！流行不流行，那要看营销技巧是否高超。
首先要有大牛们的强烈倡导。1998年1月初，塞里格曼邀请当代心理学家中的大牛如西卡森特米哈伊、弗勒等到艾库玛尔共商积极心理学大计，讨论确定了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按照研究内容制定了负责人。
有了心理学权威，尤其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极力倡导，其中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心理学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由于能够左右研究经费划拨的人青睐积极心理学，那么焦急期盼获得研究经费支持的心理学家们自然面向“积极”。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趋。
一门学科的建立未曾经历基层心理学研究者长时期的摸索并产生显著的学术成果，而是始于自上而下的谋划和推广，想必是个新鲜事。海尔德将这种通过话语权推广积极心理学的现象称为“专制的积极态度”。
许诺了什么？
积极心理学的许诺迎合了大众需求。积极心理学倡导者对大众的许诺是什么？是愉快的生活、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这么好的东西，谁会拒绝？没有人。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愉快的、好的和有意义的呢？这是一片自由地带，每个人可以依照个体生活经验给出不同的定义，本·拉登也可以。被誉为美国反伪医学第一人的史蒂芬·巴雷特曾这样描述虚假医药销售者，“当你恐惧时，他们给你安慰；当你期盼时，他们给你希望。”从迎合大众心理需求的角度看，积极心理学和虚假医药没有清晰的界限。
最后，积极心理学迎合了心理学家消除偏见的希望。一直以来，人们对心理学家职业形象的理解受大众传媒的深远影响。按照普通人的理解，心理学家具有看穿别人内心的能力，被人看穿内心世界会让人不安；另外，心理学家被视为心理疾病高发人群，其原因被误认为是长期接触精神病患而导致。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些现实存在的偏见，成为心理学家不得不承受的压力。为了给大众留下一个好印象，将自己的职业目标定为“去发现和培育天赋和才华，让日常生活更令人满意，而不仅仅是治疗心理疾病”是一个令心理学家们向往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心理学家聚集在某个场合探讨某个课题，突然有一个心理学家声称他研究的心理学是积极的，而其他人的研究是消极的。当其他人带着惊异的目光要求提供原因时，这位积极心理学家答道：“你们只知道治心理疾病，所以是不积极的；你们就知道关注精神病人，而不关心大多数普通人，所以是不积极的。”
如果此事真的发生，我想现场一定会顿时变得喧嚣不堪。因为那位积极心理学家的回答无法令人信服。比如，会有其他人追问：“治病怎么不积极了？”“正常人那么多，心理学家那么少，关心得过来吗？”“都去关心正常人，谁还关心精神病人的福利？”……遗憾的是，这些不专业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积极心理学家们专业的解答。
仅举一例。积极心理学家们为了证明积极的好处，常会提到一项叫做“再多60秒”的研究。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人们记忆中的疼痛程度总是和痛苦最后阶段的体验有关。比如病人要接受结肠镜检查，在检查的最后让结肠镜静止地在结肠里多呆上60秒，那么病人事后对结肠镜检查的疼痛记忆就会更加愉快了（more pleasant）。这就是积极心理学吗？缓解疼痛等于更加愉快吗？缓解疼痛能代替疾病治疗成为医生的焦点吗？况且，缓解疼痛本身就是医生们本来就做的事，现在提出来，没有一点新鲜感。
是科学吗？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可归纳为“美德假说”，而幸福是核心概念。塞利格曼认为“真正的幸福来源于对基本力量的辨别和培育，并在日常工作、恋爱、运动和抚养子女方面使用这些力量”。为了让幸福的概念更易被人理解，塞利格曼将其一分为三，分别是：快乐的生活、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
那么积极心理学是不是科学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实证和逻辑两个方面考察。
冯特之于科学心理学，克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华生之于行为主义心理学，桑代克之于学习心理学，奥尔波特等之于社会心理学……这些学科的建立无不以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为发端，各自产生了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但是，积极心理学至今未获得任何开创性的成果。尤其是长时期的纵向研究成果，更是几近于无。
如果实证对理论的支撑脆弱不堪，要是再考察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可证伪性，就是多此一举。
在逻辑方面，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
从外部来说，既然积极心理学是一门新的学科，那么它就必须有力地证明已有心理学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并有替而代之的能量。既然强调目前的心理学偏重于疾病和治疗的倾向是消极的，那么积极心理学就应该明确指出这种倾向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后果。如果能证实消极后果的严重性，就应该进一步提出更优越的替代方案。只可惜，既然仍然是既然，如果仍然是如果，并未因积极心理学的流行而发生改变。更加令人不解的是，积极心理学家们提出用积极的方式治疗心理疾病这样一个妥协式的理念，表明积极心理学家自信心已经严重受挫。
在积极心理学的内部逻辑上，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如何解释消极情绪产生积极结果的现象。拉扎鲁斯是研究问题解决的心理学家，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当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消极的情绪往往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这表明，积极心理学并非灵丹妙药。那么积极心理学理论有效的边界和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心理学某些核心概念界定模糊，导致在解释现实事件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本·拉登的生活是愉快的、好的、有意义的吗？从总体上来说，积极、乐观、幸福、愉快、好的、有意义的等等概念大部分处于开放状态，任何人都可以依照个体经验和所处文化特征给出不同定义，并且彼此之间还不会相互驳倒。
总之，实证的缺乏和内外逻辑上的不洽，让人不得不怀疑积极心理学是不是科学。至少，在严格的科学标准下，我认为积极心理学远远谈不上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