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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1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遗产，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中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总结了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探讨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可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 民族医药；湘西；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34-02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民族医从业人员较少，游离于规范化医疗体系之外，后继乏人，没有得到大力的扶持，因而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我们认为，湘西民族医药应该从文化研究、政策扶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等多个角度入手，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全方位地挖掘、保护，才能使民族医药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医药现代化的今天销声匿迹。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
1人类学方法研究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它在西方兴起之初曾大量研究世界各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人类学开始复兴。期间我国人类学者进行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1.1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人类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研究全球不同的文化，揭示文化的多样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人类学有比较的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比较，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端正我们的文化观，自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去除文化自卑感。
因而，人类方法适合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有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异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称为“民族学”，因而不同族群文化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1.2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他们最本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从而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文化资料的调查需注重整体性，即对族群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在分析资料时重视定性分析，通过跨文化比较，寻求文化的普通性或差异性。
另外，也有医学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的关系。重视民间疗法，生物与文化的交互作用［2］。是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民族医学取向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疾病与病征的社会文化脉络及意涵。民族医疗牵涉到信仰、风俗和特殊的技术，它不同于现代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文化比较和批判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现代医疗理念。
2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
2.1各民族医药文化起源问题研究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中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认为苗族医药具有“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殊形态，其医药起源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祝融传熟食、药王传医方等神话阶段［3］。田华咏在侗族医学史考察过程中重视侗族神话故事《玛麻妹与贯贡》，萨岁的故事，蜥婶的故事等［4］。这些研究都表明，湘西民族医药起源源远流长，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融合交汇的痕迹明显。
2.2民族医药神话、歌谣研究田华咏在苗族医药学发展中通过神农、蚩尤、祝融、欢兜、药王神话故事分析苗药文化特征，包括巫医一家，冷热两因，三生万物等［5］。田华咏对土家族“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梯玛神歌对土家族医药文化的贡献进行了阐述，认为梯玛神歌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6］。人类学重视族群中口传神话故事的研究，认为它们反应了早期人类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湘西的医药神话与歌谣体现了先民积极的保健防病意识，并且深受先秦巫医文化影响。
2.3医药民俗研究李芸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湘西苗族赶秋节，对赶秋节源流嬗变、结构组成、和谐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赶秋节是人神共娱的大型活动，极具聚合功能，同时也有娱神和驱邪作用［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湘西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民俗礼仪是研究文化的重要载体。
2.4民族养生保健理念研究刘超祥对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进行了医学人类学探析，分析了土家族保健习俗的特点，如注重环境卫生，顺和自然环境，讲究生活规律，劳动文体健身，饮食定量均衡，注意食疗等。这些习俗对土家人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良莠并存现象［9］。莫代山总结了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成果，认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田野工作有待加强［10］。萧成纹认为侗族人民饮食文化中喜吃糯米、酸食、油茶、苦酒，居住防潮吊脚楼，饮水清洁，有月令驱魔习俗，都是养生保健的措施［11］。湘西民族地区长寿现象得益于世代传承的强烈卫生保健意识，生活习俗、保健礼俗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2.5疾病理论研究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疾病理论整理初具规模，土家族、苗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同于汉族传统医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土家毒气学说等。彭芳胜对毒气的病因病机，毒气病症候和毒气疗法进行了研究［12］，总结了土家医治毒药物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一定价值。
3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
人类学方法在湘西民族医药研究领域的开展只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分析的深度都有待加强。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可考虑以下几点：
3.1湘西巫医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湘西处于古代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刻的巫医文化色彩。应该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文化，只有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心理内涵、医疗效果，广泛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梳理法、跨文化比较法等，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3.2“神药两解”文化现象研究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3.3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与疾病观念研究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中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与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有一定的差异性，民族医药由于脱胎于自然哲学时代，注重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疾病调治方面土家族重视服侍技术，苗族、侗族都有独特养生调理观念。在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可以更深挖掘民族医药的合理内核，为现代医疗提供有益的补充。
3.4民族医药的哲学观念研究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成效，《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陆续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以梳理总结民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为主，保护传承的侧重点在医疗技术方面。对各民族医药文化的哲学观念研究较少，湘西民族医药形成历史较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封闭，医药理论变化小，还普遍带有早期自然哲学的观念。如苗族医药三界学说、土家族医药三元理论等。哲学思维是民族医药理论的核心基础，只有理解民族医药的哲学内核，才能更好从根基和整体上把握其特色。
3.5民俗医药文化尚需大力挖掘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其文化精神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习俗等传承下来的，因此民俗礼仪节日非常多。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极少数。湘西五溪地区的盘瓠文化，祭祀时的“椎牛”、“接龙”等仪式，苗族的催生仪式，击猪祭祝融等仪式都值得深度挖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还原文化核心精神，更好地再现民族医药的精神源流。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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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2
1 HLA和SLE相关性
1.1 HLAⅠ类和Ⅱ类基因和SLE相关性
1971年首次报道SLE病人中HLA-B8频率增加，并与SLE有一致关系。但后来发现这只是HLA- B8与HLA-DR3和DQ2之间的连锁不平衡。Reinertsen等［1］首次发现在白人SLE患者 中，HLA-DR2和HLA-DR3各自的频率增加，同时发现DQ1和DR52频率增加，前者与HLA-DR2 和HLA-DR6连锁不平衡，后者与HLA-DR3、DR5和DR6连锁不平衡。Schur等［2］发现 白人SLE患者中，75%有HLA-DR2，或HLA-DR3，或二者均有。对南欧白人SLE病人研究发现 ，HLA-DR3，DQ2单倍体有两个位点频率增加：D8、DR3和B18、DR3。前者有一个C4A基因缺 陷，后者有C4B基因缺陷［3］。日本人有较低的HLA-DR3频率，但SLE患者并不少。K ameda等［4］发现HLA-DR2频率在日本SLE病人中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加SLE危 险性的特异性HLA单倍体为HLA-DRB1?1501，DQA1?0102，DQB1?0602。日本病人最常见的 DR2单倍体DRB1*1502和DQB1*0601与SLE不相关。在中国SLE病人，DRB1*1501和DQB1*0602单 倍体频率增加［5］。
HLA-DP等位基因和SLE相关较少，因该基因和其他Ⅱ类基因连锁不平衡较弱。研究还发现SL E某些临床症状和HLA基因强相关。Schur等［2］报道狼疮肾炎与HLA-DQ1相关，心包 积液与HLA-Aw32相关。Kawai等［6］报道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日本SLE病人HLA-B 7和B61频率增加。而且，HLAⅡ类分子与各亚组自身抗体的相关性比和疾病本身的相关性高。
1.2 HLAⅡ类分子和SLE病人体内自身抗体的相关性
SLE以体内有多种自身抗体为特征，其临床表现和一定的自身抗体相关，在某些情况自身抗 体可能直接参与病理过程。而且，HLA分子是免疫应答基因的产物，参与T细胞依赖的抗原特 异性免疫反应。所以，特异HLA等位基因和某一自身抗体的相关性强于和SLE本身的相关性。
1.2.1 抗双链DNA抗体(抗dsDNA抗体)：dsDNA抗体见于40%～60%的SLE病人，对SLE高度特 异，并和弥漫增生型肾小球肾炎相关，抗dsDNA抗体和DNA的免疫复合物可在狼疮肾炎中发现 。Griffing等首次报道HLA-DR3和微孔滤过分析法检测的抗dsDNA抗体强相关。而Ahearn等 发现Farr法检测的高滴度抗dsDNA抗体和HLA-DR2相关。Schur等［2］认为与HLA-DR 7相关。Khanduja等［7］用DNA寡克隆定位方法发现96%有抗dsDNA抗体的病人有HLA- DQB1*0201(和DR3及DR7连锁)；尽管抗dsDNA抗体和狼疮肾炎密切相关，这些等位基因和狼疮 肾炎无特异相关性。而Fronek等［8］发现狼疮肾炎病人HLA-DQB1?0502、DQB1*060 2和*0603增加。HLA-DQB1的三个等位基因：?0201、*0602及*0302和抗dsDNA抗体相关，它 们在DQβ链最外功 能区的第26位均为亮氨酸，提示可能是此自身免疫反应的关键。
1.2.2 抗Sm和snRNP抗体：抗小细胞核核糖白(snRNPs)参与mRNA的剪切，其自身抗体 常出现在SLE病人血清中，尤其是黑人病人。抗Sm抗体是针对U1、U2、U4-6snRNPs的自 身抗体，对SLE高度特异。抗U1RNP抗体常和抗Sm抗体一起出现在SLE病人中，但也出现在无S m抗体的SLE病人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硬皮病和皮肌炎病人。在一些SLE病人，抗U1RNP抗体 和雷诺现象、肌炎、心肌炎和/或肺间质纤维化相关。
Smolen等［9］同时发现有抗Sm抗体和抗U1RNP抗体的白人SLE病人HLA-DR4频率增高 ，而Nishikai等［10］报道有抗U1RNP抗体的日本病人DQ3、DQ7、DQ8和DQ9频率增加 。Olsen等［11］使用分子定位方法发现HLA-DR2和抗Sm抗体相关(同时有或没有抗U1 RNP抗体)，且DQA1*0102和DQB1*0602频率增加，而后二者在有抗U1RNP抗体但无抗Sm抗体的 病人中频率明显下降，这组病人HLA-DQ5、DQ7和DQ8增加，作者推测这两个自身免疫反应关 键部位HLAβ链第56位，如为天冬氨酸，则产生抗Sm抗体，如为不带电荷氨基酸，则产生抗U 1RNP抗体。
1.2.3 抗磷脂抗体：人们日益重视抗磷脂抗体(APAs)在SLE中的角色，APAs和血栓形成事 件如中风、癫痫、舞蹈症及其他神经症状、血小板减少、Libman-Sacks无菌性心内膜炎、 网状青斑、反复流产相关，这些临床症状可出现在非SLE病人中，并命名为原发性抗磷脂抗 体综合征(PAPS)。Arnett等［12］发现在有狼疮抗凝物的英国病人中，HLA-DR5、DQ w7单倍体增加，这些病人包括SLE、其他结缔组织病和PAPS。尤其是HLA-DQ7，存在于70%有 狼疮抗凝物的病人中。而HLA-DQ7阴性的病人都有HLA-DQ8、DQ9和/或DQ6。所有这些HLA等 位基因71到77位氨基酸序列相同(TRAELDT)。最近Vargas-Alarcon等［13］发现HLA -DR5，DQB1*0301单倍体频率增加。磷脂的自身免疫反应是异质的，至少有一个是针对β 2糖蛋白1的。Day等［14］报道HLA-DQB1*0302和*0402在有抗β2糖蛋白1抗体的SL E和PAPS病人增高，而HLA-DQB1*0602频率减低。
1.2.4 抗SSA(Ro)和SSB(La)抗体：抗SSA和抗SSB抗体常见于SLE和干燥综合征。抗SSB抗 体很少单独存在，且在干燥综合征中比在SLE中多见。Bell和Maddison首次报道抗SSA抗体阳 性的白人SLE病人有较高频率的HLA-DR3(和HLA-B8)，同时发现一个高频率的HLA-DQ2和DR 3连锁，而在DR3阴性的抗SSA抗体阳性病人中HLA-DR2频率增加。HLA-DR2和DR3的一同出现 与抗SSA抗体强相关。Hochberg等证实抗SSA抗体(无抗SSB抗体)和HLA-DR2见于年轻时起病 的SLE病人，而抗SSA抗体伴随抗SSB抗体和HLA-DR3见于年老时起病的SLE病人。
干燥综合征常伴随SLE，而且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和SLE在临床症状和血清学方面有许多重叠， 同时这两种病人都有抗SSA和抗SSB抗体，并和相同的HLA相关。Hamilton等［15］用E LISA法检测SLE病人抗SSA和SSB抗体水平与HLA-DR和DQ的相关性，发现HLA-DQ1/DQ2杂合子 体内抗SSA和抗SSB抗体水平较高，而且HLA-DR3与抗SSA和抗SSB抗体相关性较HLA-DR2强， HLA-DR2只与抗SSA抗体相关。而Hartung等［16］在德国SLE病人中发现只有HLA-B8 ，DR3单倍体与抗SSA和抗SSB抗体相关，尤其是抗52 000 SSA抗体。
使用RFLP方法检测有抗SSA和抗SSB抗体的白人和黑人SLE或干燥综合征病人的HLA-DR和DQ等 位基因，Arnett等［17］显示在 所有种族中白人的单倍体-HLA-DR17，DQw2.1与这 些自身抗体相关，而黑人的单倍体-HLA-DR18，DQw4在黑人病人中未增加。由于HLA-DR17 和DR18结构相似，仅4个保守氨基酸不同，所以与此自身免疫反应最相关的MHCⅡ类分子是HL A-DQ等位基因，尤其是HLA-DQ2.1，而不是HLA-DR3。而且，在有抗SSA抗体的黑人病人 中，种族通婚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这些黑人中，HLA-DR17，DQw2.1单倍体增加。此外，约 25%抗SSA和抗SSB抗体阳性的病人是HLA-DQ6(DQ1的一个亚型)和DQ2.1(DQ2的一个亚型)的 杂合子，而在抗SSA抗体阴性的SLE或干燥综合征病人和种族匹配的正常对照中，仅2%～5%为 杂合子。HLA-DQ2.1阴性抗SSA抗体阳性的病人中，HLA-DQ6成为最强相关的HLA分子。
1.3 HLAⅢ类基因与SLE相关性
1.3.1 补体缺陷：补体成分的遗传缺陷，尤其C4，是SLE易感性的独立危险因子。在欧美 白人、黑人、日本人、中国南方人、朝鲜人和墨西哥人，C4A遗传缺陷与SLE相关。在白人中 ，C4A?Q0是HLA-B8，DR3单倍体C4A和21-OHA基因缺失的结果。HLA-B8，DR3与白人SLE相 关可能是由于该单倍体至少有两个遗传位点(HLA-DQ2和C4A)和疾病易感性相关。
尽管补体受体基因不与MHC连锁，理论上该基因异常能造成免疫复合物清除功能低下，而致 组织损伤。早期研究发现，SLE病人有红细胞补体受体1(CR1；以前的C3b/C4b受体)表达的一 个遗传缺陷。CR1基因位于第1对染色体，目前知道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多态性：①大小，有4 个不同分子量的等位基因(A，B，C和D)；②用Hind Ⅲ RFLP检测高表达或低表达；③存在Kn ops/McCoy血型抗原。尽管几个研究提示CR1-C和B等位基因可能在SLE病人中增加，但Mould s等［18］主持的一个包括白人、黑人、拉美SLE病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SLE与CR1不同 大小等位基因无显著相关。在表达多态性方面，研究提示RFLP检测的低表达表型在SLE病人 ，尤其是黑人病人中增加［18］。
1.3.2 肿瘤坏死因子(TNF)：位于MHCⅢ类基因区的TNF-α基因的多态性已被RFLP和微卫 星图谱证实。Jacob等［19］检测了人和小鼠SLE中TNF-α多态性和在血清中水平。 在［新西兰黑鼠(NZB)×新西兰白鼠(NZW)］F1小鼠中TNF-α水平较低，这是NZW亲代提供的 遗传特征，而且，TNF-α被替代后F1小鼠狼疮肾炎的发病时间显著推迟了。在SLE病人和正 常对照中，低水平TNF-α和HLA-DR2，DQ1单倍体相关，而高水平TNF和HLA-DR3，DR4单倍 体相关。
1.3.3 热休克蛋白(HSP70)：HSP70是高度保守的应激蛋白家族中的一个，最近发现该家 族在自身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在SLE病人中发现抗HSP70和其他应激蛋白的自身抗体。
2 TCR基因和SLE
因为MHCⅡ类分子呈递抗原性多肽到CD4＋辅助T细胞的TCR，所以TCR多态性可能也与疾病 易感性和/或自身抗体生成相关。在一些SLE病人，尽管有相关MHC等位基因，但都不产生特 异性自身抗体，可能是由于没有TCR的作用。有关TCR多态性的知识远比MHC的少。表型正常 的TCRβ链基因缺乏的NZW，与NZB产生NZB/NZWF1杂交SLE小鼠模型，首次提示TCR基因可 能在SLE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后来的研究显示TCRβ链基因缺失对NZB/NZW杂合子自身免 疫性无显著效应，而更强调了MHC的重要性［20］。Frank等［21］报道有抗SS A抗体的SLE病人一个Bg1 Ⅱ TCRβ9.8-kbRFLP片段和一个Kpn Ⅰ TCRβ1.75-kbRFLP片 段的组合增加，占76%，而无抗SSA抗体的病人中仅41%，在SLE病人和正 常对照中，这种TCR 恒定区RFLPs片段的组合无差异，提示它只和抗SSA抗体的生成相关。而且，TCRβRFLP组合 在有抗SSA抗体而无抗SSB抗体的病人中的发生频率要高得多，尤其是有HLA-DQ1的病人，提 示MHC和TCR多态性可能对SLE某些自身抗体亚组很重要。
3 免疫球蛋白基因和SLE
研究发现免疫球蛋白重链(Gm)和轻链(Km)基因与SLE相关。Gm基因位于人第14对染色体，Km 基因位于人第2对染色体，都显示了中度多态性。某些Gm蛋白标志物的杂合子较纯合子的SLE 易感性增加。Hartung等［22］检测了323个欧洲白人SLE的G1m、G2m、G3m、A2m和Km 的同种异型和其表型，发现Gm与疾病及其临床亚组、自身抗体或HLA等位基因无相关。狼疮 肾炎病人中，一个抗DNA独特型，IdGN2，在血清中水平较无肾炎者升高，而且，在受损肾脏 中能发现这个病理性抗体。但未发现IdGN2和HLAⅡ类分子相关［23］。
4 Fc-γ受体基因和SLE
IgGFc受体影响吞噬功能、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介质的释放和循环免疫复合物的有效清 除。3个不同Fc-γ基因位于人第1对染色体，有3个-FcγRⅠ、PcγRⅡ、FcγRⅢ。以前的 研究提示Fc受体功能缺失(遗传性或获得性)可能在SLE发病中起一定作用。最近Salmon等 ［24］研究FcγRⅡ等位基因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偏斜-在黑人SLE中，尤其是在狼疮肾炎 病人中，H131(高反应)显著增加，而R131(低反应)等位基因显著降低。H131等位基因产物是 人唯一能清除IgG2亚组抗体结合的免疫复合物的Fc受体。在白人SLE未发现此现象。提示 在不同种族中，不同遗传系统可能参与SLE易感性和发病。最近，FcγRⅢa也显示与SLE相关 ，低亲和力受体的等位基因频率增加，而高亲和力受体的等位基因频率降低，该受体与IgG1 和IgG3有不同的亲和力。
5 凋亡基因和SLE
近来人们认识到凋亡，又叫程序性细胞死亡，在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在某些小鼠株，lp r和gld突变导致淋巴细胞增生，产生与人类SLE和干燥综合征类似的自身免疫反应。最近一 个大的进展是将lpr缺失定位在Fas，而gld缺失在Fas配体。小鼠模型遗传缺陷引起的免疫功 能变化是复杂的，参与凋亡的基因有TNF和TNF受体家族、bcl-2、p53、myc等。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对SLE遗传机制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种族差异、临床异质性(可能为 遗传异质性)、较低的外显率以及环境因素的作用等，导致研究人类SLE易感性存在很多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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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3
关键词：艺术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模式
艺术类人才在社会中越来越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文化修养的需求。艺术院校作为培养艺术家的摇篮，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艺术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院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家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哲学对艺术品位和文化修养影响起到了风向标的指示功能，因此，探讨出一套适和艺术院校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解决方法势不可挡。
1 人文素养教育和艺术素养教育的理论差别和联系
在众多的研究中，人文素养教育无论是在被定义为人的价值，感受和尊严的人生修养，还是指由人文知识的学习和领悟的技能变来的内在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在对“人文素养教育”定义的各种阐述中，不乏提及其与艺术教育的关系。
本文认为艺术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彼此之间互为联系，相辅相成，知识和精神层面的涵义都需要包含进去才是真正的“人文”。通过艺术的人文素养教育才是符合科学的人文素养教育，将艺术的史论，批评和美学为代表的加强学生的思考人与社会的深刻反映，对以往艺术家的欣赏中学会对他人的尊重，在对社会和作品的批评中学会思考和反思，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这才是人文素养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国内外艺术类学生的人文素养课程设置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当前，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的设置单纯地偏向于专业课，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文素养教育课程的介入，导致“重能轻德”现象的出现。
在国外，很早古希腊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为学生的职业目标为前提，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人”。发达国家如美国早就在小学阶段就通过法令把艺术列为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墨西哥还进行了以通识教育为目的的改革，把人文艺术教育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2.1 国外人文课程设置
美国以往一直轻视人文教育，现在大力加强人文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比例。出名的康纳尔大学的室内设计教学，有下列人文课程：行为科学或心理学、艺术史或建筑史、人与环境导论等等，它们有30个学分，占总学期学分的比例近1/3。纽约室内设计学校的课程结构中， 富含人文内容的课程有：设计艺术史、建筑艺术史、历史风格、人类文化学等，它们有近40个学期学分，占总学期学分的比例近1/3。
从学校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艺术类学生教育，不仅体现在时代的进步， 更大的特点是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学校的教学理念强调的不再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全面思维能力。
2.2 国内人文课程设置
从中国知网查询，关键词为“人文素养教育” “艺术学生”的相关文献记录有 237074条，普遍认为艺术类学生的人文素养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程的设置上也偏知识轻道德。
如四川美术学院的新媒体艺术系的四个工作室里，基础人文课程只占到所有课程的17%。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本科课程共有32门课程，人文课程只占到9门，不到总课程量的1/3。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本科课程设置里人文学科有：英语，语文，体育，政治类课程，作品赏析等，占到总课程31门约20%。
我国艺术院校里开设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所占比例小，学校的人文氛围较低，人文课程的设置反映了艺术类院校的教育理念，只重职业和技能的培养，忽略人文底蕴的培养，而人文素养教育是帮助艺术类大学生更好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好的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丰富学生的精神，培养美好的情感品质。在目前的国内教育体制面前，艺术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理念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改革和实践。
3 教育模式改革
本文认为艺术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模式改革需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3.1 传统的教育观念转变
艺术类大学生的重知识技能，轻情感意志的传统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需要的更多的是自立自强，良好的气质修养等健全的人格，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文教育理念，提高学生的潜能，积极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打造未来高素质的艺术工作者，实现以人发展为目标的“角色转变”，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3.2 增加人文教育的课程
院校的人文课程设置需适当的增强比重，调整课程的结构和比例，开设一定的人文专业必修和选修课，使人文素质教育规模化地占据课堂，以培养人文素养为目标，重新明确艺术类大学生培养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气质修养，从人文精神和思想，专业能力等几个方面出发来完善课程设置。
3.3 渗透“人文艺术”专业教育
现代的艺术教育中学生对文化理论课程接纳度不高，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在艺术专业作品欣赏，建筑，影视赏析，课外实践任务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审美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和修养来产生影响。其次，在专业课堂教育中，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艺术文化底蕴，多维度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3.4 专业教师的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需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适应新的教师角色的定位。在现代化的教育观念下，教师不是传授者和灌输者而是引导者。新的教学关系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注重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知识的传授，深入学生内心。在实践中，鼓励将这种教学理念贯穿于每一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和每一个授课教师的理念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
3.5 加大学校政策支持
学校政策对艺术学科人才培养、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具有基础性影响，对我国高等院校艺术类教师和人文课程教师如何选择与组建，校内课程资源如何充分深挖、利用和完善，不同的高等院校采用何种力度互相扶持艺术人文教育，必然对艺术类人才培养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产生直接巨大的影响。
4 结语
教师素质高尚才能把智慧和良好的道德观念传播给学生，教师的传授，学校的重视加上课程设置的改革，才能为人文素养的传递提供保障制度，为良好的环境氛围打好基础，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把德育教育改革深入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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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4
【摘要】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叁本形式》以及《原始分类》中，贯彻着一种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对其社会学观点的说明的思路。他通过对澳洲以及其它一些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崇拜形式的人类学分析，得出了宗教是社会团结得以产生的始作俑者，而宗教本身又是社会的安排，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是社会功能需求的结果的结论。
涂尔干(durkheim, e)是社会学思想史上的三位古典大家之一。“在社会日益分化背景下，如何促进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团结”是他终其一生的学术活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检视涂氏对这一问题的所有著述，可以大致将其研究理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主要是提出问题，形成研究大纲(代表作品为《社会分工论》)和在现代社会背景中寻求对所提出问题和给出的答案的经验论证(代表著作为《自杀论》);后期主要是探索道德的社会整合功用实现的路径(如一些教育学著作)，并用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追溯社会整合和团结的道德路径的历史起源与合理性(代表作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本文将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原始分类》为主要范本，对涂尔干后期的人类学研究及其所欲达致的社会学目的作初步解读。
一、视角选择的理论动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涂尔干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阿隆( aron, r)对该著作的评价极高:“这一本书无疑是最重要、最深刻、最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同时，在我看来也是作者的灵感表达得最清楚的一本书。”该书主要是利用了大量的有关澳大利亚原始宗教情况的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和证明作者一生所坚持的学术见解:社会联接和整合的原因可以从宗教中寻找，宗教是社会团结和科学发韧的温床，但宗教本身又是一种社会事实。由此可见，涂尔干对人类学的研究的基本旨趣并不在于人类学本身，而是直接指向了其社会学主题。为什么涂尔干选择这种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这是由涂尔干的学术兴趣决定的。他试图通过这项研究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整合的力量(包括道德力和情感力)的历史起源间题，换句话说，即集体意识从何而来的问题;二是人类知识包括社会分类的起源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带有历史发生学的内涵，因此，惟当揭示出人类的历史起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后，方能做出合理的解答。
这样，第二—问题的解答就跟涂尔干后期所强调的历史研究方法勾连起来了。涂尔干早年曾对孔德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强调应代之以比较方法。这种不成熟的批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得到了自我纠正:“对那些最近出现的宗教来说，除非我们去追踪它们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历史，否则我们就很难了解它们。实际上，历史分析是可能适用于此的唯一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对于上述研究目的而言，历史方法也许是最为恰切的研究模式。
第三，更进一步看，涂尔干对历史方法的选择，对人类学视角的青睐，又可追溯到他思想中所贯彻的实证主义、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理念。实证主义的涂尔干的基本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所要达致的目的都来源于17世纪启蒙理性以来的自然科学传统;结构主义的涂尔干则相信社会事物芜杂的表面后存在着一个决定其本质的、像自然“规律”一样客观、固定的“实在”:“在所有信仰体系和膜拜体系的基础中，必然存在着某些基本的表现或概念，以及仪式态度，尽管它们形式多样，却不论何时何地，都具有着同样的客观指涉以及同样的功能。而要简便精确地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回到最简单的存在中去，因为“在低级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共同的。活动是定型的;每个人都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着同样的活动，而这种行为的一致性也不过是思想一致性的体现。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几乎所有的个体类型都是按照种族类型的模式得以确立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对原始宗教的研究如何能达到涂尔干对“最想了解的”“今天的人”的目的?在进化论的涂尔干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虽然原始宗教同现代宗教在形式上的各种差异非常显著，但这只是社会不断进化，不断从简单走向复杂，从低级走向高级的一个表现而已，而在深层结构上、在本质上，原始社会同现代社会仍然是一致的，亦即“有着同样的客观指涉以及同样的功能”。正是这种一致性为对原始宗教的研究成果通向现代工业社会架起了交通的桥梁。
二、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
众所周知，涂尔干是一位社会学主义者，在社会与个体之间、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他始终强调社会、集体主义的绝对优先性，而涂氏的所有研究也都以证明这种主张为宗旨。为证明自己的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他就必须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力排任何非社会性因素，首先论证宗教的社会特征以及其社会功能赖以产生的结构性条件。
(一)宗教的本质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作者首先对有关宗教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明确的回答。他建构了自己的宗教概念，认为宗教必然将整个宇宙分为对立的两类，即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宗教有几个构成性要素，即禁忌、信仰、仪式和教会。接着，作者先后批驳了泛灵论宗教学说和自然崇拜宗教学说，并对宗教和巫术做了区分。他认为，泛灵论宗教学说和自然祟拜宗教学说都只能使其自己的解释对象丧失客观实在性。如果宗教所祟拜的是不真实的神灵和由于人们的恐惧而变形了的大自然的力量，那么宗教就相当于集体的错觉。这两种宗教起源学说“为了说明这些宗教思想的虚假材料是怎样获得毫无客观基础的神圣性的”，“必须承认一个完全由虚幻表现构成的世界叠加在了另一个世界之上，前者使后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发展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并用纯粹的幻觉取代了实在。在泛灵论，是梦的幻觉带来了这种变形;在自然崇拜，则是通过语词引发出来的一群辉煌而又空洞的意象带来了这种变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里，宗教都必须被当成是澹妄的想象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宗教的本质是图腾崇拜。这种崇拜“是一种更基本、更原始的膜拜”，而泛灵论和自然崇拜“只不过是它的派生形式或特殊方面而已”。对于巫术，涂尔干认为，关键是它缺少稳定的教会组织，不能形成社会力量。但是，即使是图腾崇拜。其对象并非就是体现图腾的具体的物体，而是这种物体所代表的记号、符号，而这些符号和记号是由社会贴在这些物体上的。这样，就在理论上奠定了宗教的社会性基础，把原始宗教研究定位在社会学的语境中。
(二)图腾崇拜的社会起源与社会功能
确立了图腾崇拜在宗教中的本质地位后，就要对图腾崇拜的社会产生及其社会功能进行深人的剖析。涂尔干使用了他最为推崇的功能研究方法。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氏正是通过对图腾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的研究来达到他最后的研究目的的。
图腾往往是由一些事物如某种动物或植物充任的，其存在，首先是作为原始社会特定组织如氏族和胞族的名字和标记出现的，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相区别的一个标志，“是每个氏族把自己和其他氏族区分开来的记号，是氏族个性的可见标志”。这是图腾存在的最为基本和外显的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图腾是氏族崇拜的对象，是“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具有“宗教性”。图腾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宗教性，是因为它被视为具有决定氏族及氏族成员的安全和生死的强大能量。而这种宗教性的维存，则主要通过宗教仪式—如通过禁忌、神话的编造和膜拜仪式—实现的。
正是通过对图腾的这种宗教式的社会建构，图腾被赋予了一种“力”，这种“力”不仅被想象成物质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道德力。一个土著“之所以要针对图腾生物有一些独特的举止行为，不仅是因为在这些生物中蕴含着在物质上令人畏惧的力，还因为他感到他在道德上也必须如此。他觉得他在服从一道律令，履行一项义务。对于这些神圣的生物，他不仅是畏，而且是敬。不但如此，图腾就是氏族的道德生活之源。
对图腾的膜拜，同时还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同道德力一起，共同维系着社会对于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和社会的团结。这正是涂尔干最需要说明和论证的观点。宗教是社会的产物，或者干脆说，宗教是社会的故意安排。涂尔干说，“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社会始终在不断地从普通事物中创造出神圣事物”，“惟有社会是这类各色神化的始作俑者”。具体言之，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正是社会从自身出发的有意识建构。在涂尔干的视域中，“神首先被人们认为是高于人自身的一种存在，是人的依靠”，“而社会也给我们永远的依赖感。因此，社会的存在也是神性的，是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力量。但是，社会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相对于社会个体而言的神圣呢?涂尔干回答该问题的方法是他早年所竭力回避的目的论模式:’·既然社会独有一种和我们个体不同的本性，那么它就会去追求同样也为其所独有的目标。可是，它不以我们为媒介就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它就会命令我们去协助它”;同时，“群体是在个体中并通过个体才得以实现的”“氏族就像其他各种社会一样，只有在构成它的个体意识中并通过个体意识才能存在。而社会对个体的统治和约束，不仅仅’.主要不是由于它在物质上所特有的无上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所赋有的道德权威”。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后，涂尔干进人了第二个问题;社会何以能建构起这种神圣性呢?换言之，即:社会“是怎样产生道德力”，怎样使信仰者“觉得自己找到了避难所，受到了庇护者和保护人的支持的”在这里，涂尔干陷人了循环论证的泥沼。他回答道:..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自身”。是社会通过组织各种“外部活动”即宗教膜拜活动，“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才有可能产生，集体行动正是这种意识和情感的象征”。这可以算是涂尔干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但问题是，社会何以有这种发动集体行动的能力?涂尔干是这样回答的:“因为社会只有在发挥作用时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影响，但是，构成社会的个体如果没有聚集起来，没有采取共同行动，社会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涂尔干的思想中，社会既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又是集体行动的发起者。
(三)知识的社会发生
宗教的另外一个功能是推动了知识的产生，即形塑出了人类最原初的分类模式和类型概念。在《原始分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是知识社会学发韧时期的重要文献。
与其集体意识的起源相一致，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命题是:知识是社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建构出来的。他指出:“社会是宗教的起源”，而“思想的基本范畴，因而也包括科学的基本范畴都起源于宗教”，“可以说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制度都起源于宗教”.“事情非但不象弗雷泽想象的那样，人们的社会关系要以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而且事实上，正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原型。涂尔干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类早期的分类图式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对范畴、概念、逻辑思维以及科学的社会起源作了论述。
涂尔干对原始分类的功能的研究带有较强的目的论色彩。分类的“目标不是辅助行动，而是增进理解，使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明白易懂。一旦给出了某些作为基础的概念，心灵就会感到一种需要，要把对其他事物所形成的观念与它们联系起来。于是，这种分类首先就要联系观念，统一知识。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无疑有其部分的可信性，但问题在于.涂尔干曾经坚决反对的这种将结果当作原因来分析事物之发生的目的论研究方法却很大程度地表明这种研究并没有相当坚实的人类学基础。
关于分类的最初发生，在涂尔干看来，“绝不是人类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自发形成的，人性在其肇端并不具备分类功能所需要的那些最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先验性地存在的，而是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要把它们安排在各个群体中，这些群体相互有别，彼此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把他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具体言之，分类观念是“根据社会所提供的模式组织起来的。从人类学资料中可以发现，每个部落都分为两大胞族，每一胞族之下又有若干氏族组织。同时，每一胞族又可以分为两个姻族。一个胞族中的某一特定姻族只能同另一胞族的某一特定姻族通婚。这就是人类的最原初的社会分类。为保证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界线明晰，每一组织特别是氏族都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图腾，这种图腾是用动植物为原形的。由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等级体系是社会规模在不断扩大过程中不断分化而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拥有婚姻关系的不同社会组织的图腾之间也具有了与其所表征的社会组织如氏族或胞族之间的关系一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逻辑关系。另外，由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严密，也就决定了相应的逻辑秩序的严格性。所以涂尔干说，“氏族的区域划分与社会的氏族划分不仅彼此对应，而且他们还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图腾制度的严格逻辑性如何得以坚持呢?在涂尔干看来，这是宗教仪式和图腾崇拜的结果，“这种逻辑秩序极其严格，这些范畴对澳洲人的心灵有很强的约束力，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见到一整套按照这些原则加以安排的行动、记号和事物。正是宗教仪式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使这些逻辑关系得以贯彻和延续。图腾制度一方面“是依照自然事物(相关的图腾物种)把人们分成氏族群体”，另一方面“也是按照社会群体对自然事物的分类”。这说明，涂尔干不仅认为社会层面的分类是由社会本身决定，而且相信自然层面的分类也具有社会起源。人类使这种依附于特定氏族组织的分类而建立起来的分类原则得以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是人们创造出了图腾符号、记号。涂尔干说过，作为图腾的具体动物或植物并不是真正的崇拜对象，人们崇拜的是图腾所代表的符号和记号。正是这种抽象的符号和记号的存在，才使原始分类脱离了具体的时空限制而具有了普适性
涂尔干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分类的发展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在人类早期，分类主要是情感作用的结果，只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理智和理性才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分类的历史，就是社会情感的要素逐渐削弱，并且一步步地让位于个体反思的历史”。但需要注意的是，原始分类的模式“依然存续，它们始终在场;它们是一切分类的框架，它们是心理积习的汇总;正是由于这种积习，我们才使用并列的或有等级之分的分类形式来思考事物与事实。所以，科学的分类仍然脱离不了早期的情感型分类所遗存的观念和框架。
在科学的起源上，涂尔干也试图从人类学中找到线索。他肯定地说，原始分类“将成为科学的分类，它们将建构最初的自然哲学”。在他看来，宗教和科学追求的目的、关心的主题、使用的语言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努力建构事物的内部联系，赋予他们秩序和系统性。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科学逻辑的基本观念是起源于宗教的”，“科学思想仅仅是宗教思想更完善的形式”。在宗教和科学的现代关系上，他指出，随着科学从宗教中产生然后分离并逐渐成熟，“便在认识和智识等方面替代了宗教的所有职能”，“宗教在认识到事物的世俗性质之后，就把知识让给了科学”腿是，灵魂世界仍然掌握在宗教手中，而不会放弃。这样，就形成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明确分工。
三、评论
(一)贡献与缺憾
涂尔干通过人类学的研究实现其社会学的诉求，无论是对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一大贡献。特别是他由此获得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更是在古典社会学中一枝独秀，对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科学观点，就直接来自涂尔干的把科学、逻辑视为社会产物的观点。此外，涂尔干在这些著作中娴熟地运用了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进化论等许多的理论范式，而这些都构成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无论其后来者是批判之还是赞成之，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些理论范式而完全独立地建构新的理论
但是，涂尔干的这种研究中的纸漏仍是显而易见的且不容忽视的:一是在材料使用上，他本人并没有到澳洲作过真正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全凭二手资料进行研究这一事实。恰如罗德尼·尼达姆在《原始分类》英译本导言中所言，书中存在着大量的逻辑缺陷和牵强附会的推论以及仅凭常识—他早就说过，“最常见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或个人臆想而做出的难让人信服的猜测—后者是涂尔干所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如果社会学不以事物的本性为本，那么它就会在各种事实面前遇到无法克服的阻碍。二是目的论色彩和循环论证现象明显，常常以事物的无意识的或意识外的结果代目的和原因，既把社会视为某种行动的结果又同时将之视为这种行动的原因。这一方面是作者坚持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念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同作者的研究旨趣—既要说明社会的发生过程又要坚持该过程中的社会主导地位—有关;三是其坚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同预设性研究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他一方面指出，“在着手研究事实时，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另一方面却以各种预设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其中最大的预设是:所有的社会存在物都是社会的产物，并是社会目的性构造的结果，是社会团结要求的产物。
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5
关键词：医学；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8-0003-02
教育应该从人本性的角度出发，把人文教育置于教育的关键层面。如今的高校不断的扩招，研究生人数攀升，与之对应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比例也不断增多。作为选择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担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对于医学的人文教育而言，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医德，医德是医学教育的基石，是临床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研究生素质教育的课程安排时间还远不能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医德教育。作为高层次医学专业的人才来说，良好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对于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势在必行。
一、关于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1.从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看人文教育现状。人文教育主要是源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这时期正是学习高深专业知识的黄金期。由于读研期间，他们更多地重视科研而轻人文精神的培养，所以对于加强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是很重要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8%左右，而国外医学院校医学专业课程基本上由医学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等三大类组成，其中美国在硕士课堂学习的初始阶段，就要做好人文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这也恰恰是人们重科研轻人文导致当前社会各界呼吁应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建设的原因。究其主要原因，在现阶段看来，在课程设置方面，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的人文精神培养课程有限，主要集中在大学语文、医学伦理学以及医学心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又与医学课程缺乏有效衔接和渗透，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由此看来，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是导致当前人文精神匮乏的直接原因。
2.从硕士研究生受教育过程看人文素质现状。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对象主要来源于理科生，在现行高考制度的指挥棒下，理科生注重科学性培养，忽视人文素质，这是不争事实。高等教育本科阶段，人文精神教育缺乏根据医学专业特点的课程教学，仅仅依靠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等公共课程，效果可想而知。同时，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导致我国医学院校重视医学专业课程建设，往往注重医学生科学性精神培养，从而造成轻视人文知识、精神、实践等现象。加之，当下社会功利行为盛行，医患关系物化现象严重，导致医方与患方矛盾突出。根据一项专业调查表明，医学生口语表达、实际动手、心理干预、协调沟通等能力层面相较于综合性学科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反映到医疗中，出现只见病情不见人、不能有效胜任工作需要和要求的现象。另外，思想修养方面，医学生存在个人主义，缺少团队合作意识，心理干预能力差，很难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压力，工作满意度较低。他们留给患者的印象就是情感比较冷漠。
二、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是十分迫切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对于卫生更高层面的需求，这决定了医学类研究生将面临残酷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的发展对医学类硕士研究而言，要求他们具备专业的技能的同时，又能担任独当一面的带头人或骨干角色，并且要求他们综合素质要很强，人文素养也要非常好。现代社会需要能够对社会和行业负责，并且具备高尚情操以及非常完善人格的高素质人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大幅度的扩招情况的凸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各种不良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功利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不断的蔓延，影响其实非常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往良性方面的发展，同时也会引起广大人民和整个社会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怀疑。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缓解医患关系矛盾，营造健康的良性的医疗行业内风气已势在必行。对处在医学高等教育塔尖的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是首先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就医学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来看，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病患不仅仅是生物属性的人，同时还是具有完整的主观意识和社会属性的人，更加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理健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出具有医学知识与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的医学人才。这要求他们不仅注重医疗技术水平，同时重视人文关怀修养，自觉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然而，当前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质量却不令人满意。衡量一个医生是否合格，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忽略了人文精神是可怕的。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已刻不容缓。
三、重塑当代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精神
1.在课程教学与学术交流中必须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众所周知，研究生的导师在对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是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所以，导师在对整个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过程中要渗透人文的精神和教育，特别是在学术指导过程、具体的实验操作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导师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的个性修养，指导硕士研究生能够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能成功，取得双丰收，达成双赢的结果。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的广大老师，要积极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业务能力，必须充分了解医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文学科的教授，在教授过程中要结合医学和人文的很多方面，在人文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地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设备，提高广大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将人文与医学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将人文精神合理地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使专业课显得形象而生动，医学研究生学习起来就有比较好的效果。据我了解，在大部分的医科院校中，目前人文精神的培育主要是以“两课”为中心。这不利于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培育。人文学科都具有大众性和社会性，我们应该将它与医学的特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否则情况效果不能让我们满意。医学院校应该开设一些诸如医学心理学、医院管理学、卫生法规、医学伦理学等与他们将来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和临床科研遇到的伦理和人性等密切相关的一些专题，让人文精神和学科有丰富的意义和内涵。
2.通过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项目来提升人文的修行。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自己的人文素质、提升人文素质中要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努力提升自我的人文精神修养。作为培养单位的学校或是研究机构，它们都应该给研究生更多服务大众的实践机会。例如，医科类院校可以定期组织广大的研究生下到基层送医送药，定期到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地带参与一些医疗救助的项目和活动，进而让学生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时弥补自身的人文素养的不足，不断提高人生境界，明确社会角色，提升救死扶伤的人文情怀。
3.以高尚的医德作为人文教育的最高目标。要作为一名杏林高手，医学生就要在自己心中有一个高尚的理念。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要培养学生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念。在实际的临床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学生能够化解矛盾，处理好医患关系。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生，只有心存病人，回报社会，才能真正做好医生。很多医学生进入临床后，做得很不到位，对待病人爱理不理，遇到矛盾也不主动化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所以社会上针对此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特别多。实际上，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应教育医学生要用爱来点亮病人的心灯，让医学类硕士研究生要明确树立“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教育他们开展人性化的诊疗，鼓励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爱心、温暖更多地献给病人，让他们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提供全方面服务。我们还要教育他们积极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建立强烈的归属意识，以医患和谐为荣、以救死扶伤为荣，自觉去弘扬高尚的医风和医德，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未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复合型人才，具备较高人文素养的综合类医学的精英人才是整个行业和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和促进医学生，特别是高层次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精神的培育，促进他们全方面的成长和成才，使其既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又有人文情怀，能体恤患者、尊重他人，并且要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把人文教育切实可行地推进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当中，使其为我国未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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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4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之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专项，项目编号JGY2014025，项目名称《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精神培育研究》
人类学研究意义范文6
关键词：餐饮企业；人口学特征；员工工作价值感
一、影响餐饮企业员工工作价值感的因素
影响餐饮企业员工工作价值感的因素主要有主体因素和客体组织因素两种，毋庸置疑，组织因素和主体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客体组织因素会促进个人主体因素的进展。例如，餐饮公司的规模大小、服务环境以及公司的内部文化都会影响员工个人的工作价值感。一些规模不大的餐饮企业往往不会浪费精力在培训员工上。而相比之下，一些大公司则会拿出不少的资金去培训员工，这种管理方法，可以促进薪酬福利水平的稳定和提高（Wood，1997）；不仅如此，在较大规模的餐饮企业中还有更加严密、系统的管理模式，避免公司内部出现各行其是的现象。我们需要的是恪尽职守，避免冲突（CarberyR，2003）。同时，我们都会对高星级的餐饮公司有一定的选择倾向。良好的服务当然其员工获得的工资也不会太低，其员工价值感也更加突显（CarberyR，2003）。任何一个公司都有企业文化，而对于员工来说，能否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工作价值感（KuriaS，2012）。当然，在公司内部不可避免出现职位的高低之分，有的专家坚持职位的高低会影响价值感的表现，例如，职位不高的人越想表现出自己的工作价值感。（Kohn&Schooler，1999）。两千零八年，田洪伟通过调查发现职位对员工工作价值感有一定的联系。他认为职位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价值感的表现形式。A部门和B部门的同事可能存在很大的区别。（Gomez-Mejia，1990；罗昱，2011）。同年，著名专家马茂银也针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发现，首先在进行工作利益评价时，要把员工看作是第一ο蟆＞懿鸵行业客观条件不尽相同，但员工的个人表现、性格能力以及主观期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正确的价值观的发挥。其次，员工的人口学特征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简言之，人口学特征也会制约员工的工作价值感。例如，性别、年龄、教育以及婚姻状况都会对员工的工作价值感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是否真的存在相互关系，我们如今还不曾得知，仅仅可以说是一种假设。又如，在二零零七年Hagstrom&Kjellberg经过调查和假设，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看重内在的工作价值，相比之下，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外在的工作价值。一般来说男性并不过分注重生活平衡以及人际关系等，而女性则恰恰相反（马荣哲，2005）。基于以上的推断，我们的专家学者又对此进行了探索研究，例如九五年时，张玉峰认为舒适安定性的相关关系。零九年郭靖调查了与社会承认的关系，一二年诸多学者对此都再次进行了研究，例如职业发展、声望等等。当然，对于教育程度和价值感的关系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假设，例如对个人潜力以及自我价值、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等等（JackSteven，1993；翟福芳，2012），一般来说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影响员工对物质、财富的看法，进而影响价值感。而对于婚姻状况来说，许多学者也认为其对员工的价值感有一定的影响（JOHNSON&MORTIMER，2000；谭明，2013）；当然在我国还有许多专业并不认同这一看法（施佳华，2006；翟福芳，2012）。无论如何，在当今中国相关领域，大多还是认可前者。但是究竟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仍然需要一些更为详细的调查。不仅如此，这一点制约因素有时还会受到其他类似于文化背景、员工对象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不同的影响程度。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家公司都应该把员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员工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因为当今中国，大多数80.90后员工都属于独生子女，性格较为独立、自我能力较强。所以在对餐饮企业员工进行管理时要注意对员工的分类和识别。在于国内，已经有了与此相关的系列研究。可以说，按照上述几个因素对餐饮企业员工的价值感进行研究和分析，进而针对这些问题选择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目的与假设
本章的中心是把我国现有的餐饮企业员工价值感进行一定的描述，通过对比研究对象的学历、婚姻状况以及公司规模大小等要素，初步的了解这些因素和价值感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笔者想要提出一个假设，员工的工作价值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因素不同，表现出的内部感知以及价值体现的不尽相同。当然，在这些因素中包括了上文中提到的人口学变量（如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以及性别等）以及组织学特征变量（职位等级、经济效益、部门类型、企业登记）。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这次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八十多家餐饮公司的一千八百多位餐饮职工。可以说调查的对象涉及到了五湖象涉及到了五湖四海。样本的详细人口学、组织学特征可以参考表3.13（第3章3.3.5.2，P89）。
2.统计分析方法
常用的统计方法有：LSD多重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Tamhane'sT2事后多重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对二分变量，常选择独立样本T检验；对三组或三组以上变量，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得出不同变量的差异水平；如果差异较大，对方差齐性的变量运用LSD法事后多重比较，对方差不齐性的变量，运用Tamhane'sT2法事后多重比较。去探索人口学变量（即性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性别籍贯等）；组织学变量则涵盖了工作的部门、所有制、职位等级以及经济效益等一般选择SPSS19.0进行数据的收集。
四、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餐饮企业员工工作价值感差异比较
1.不同性别的员工工作价值感差异
通过对样本采取T检验，我们发现不同性别的员工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感。而且这种差异相对比较明显（t=-2.84，p=0.005）。通俗的说，男性相比女性更看重货币，对于男性来说往往需要较大数量的货币来获得一定的价值感。而从整体来说除了价值感、感知利失以及其货币成本以外的别的构成维度p值大于0.05，这就说明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餐饮企业员工在上述变量的得分上没有过多的差别（见表1）。
2.不同教育程度的员工工作价值感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可以得知，教育水平的差异确实会影响到餐饮公司员工在整体员工价值感中的体现（F=5.380，p=0.001）；而对于感知利得构面，在感知利得构面，教育水平的差异也确实会影响到餐饮公司员工在整体员工价值感中的体现（（F=4.982，p=0.002），而在其构成维度经济回报价值（F=11.727，p=0.000）、舒适便利价值（F=2.754，p=0.041）、地位与威望价值（F=4.731，p=0.003）都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形式。至于剩余的维度则大多没有过分的突显特征。在感知利失构面，教育水平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不同的表现形式（F=3.314，p=0.019），在其构成维度货币成本（F=2.995，p=0.030）、生活牺牲（F=2.818，p=0.038）、健康损失（F=3.237，p=0.021）、时间成本（F=17.698，p=0.000）都有较大的区别，而对于其他构成维度变量则于此不尽相同。
继续对此进行剖析不难得出：
（1）经济回报价值方面，高中与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在经济回报价值上明显低于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
（2）地位与威望价值方面，高中与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在地位与威望价值方面上明显低于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
（3）总体员工工作价值感方面，高中与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在总体员工工作价值感上明显低于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
（4）舒适便利价值方面，高中与中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在舒适便利价值上明显低于大专学历的员工。
（5）成长价值发展方面，高中与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在成长价值发展上明显低于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
（6）感知利失方面，高中与中专学历的员工在总体感知利失上相对高于大专学历员工。
（7）时间成本方面，高中与中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相对高于大专学历的员工。
（8）体力成本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感知付出的时间成本相对来说高于大专学历员工。
（9）健康损失方面，初中及以下、高中与中专、大专学历的员工在感知付出的健康损失相对来说略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
（10）生活牺牲方面，初中及以下、高中与中专学历的员工感知付出的生活牺牲相对高于大专学历的员工。
3.不同婚姻状况的员工工作价值感差异
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婚姻状况的餐饮企业员工在总体员工工作价值感（t=-1.641，p=0.101）方面并非差距悬殊。与此同时，对于感知利的构面我们也很难发现较大的差距（t=-1.312，p=0.190），相比之下，在舒适便利价值（t=-2.155，p=0.031）以及其构成维度地位与威望价值（t=-3.984，p=0.000）方面有一些特定的差别。未婚人员在对于感知获得的地位和威望价值以及舒适便利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往往低于已婚人员。同时在感知利失构角度，已婚与未婚员工的餐饮企业员工总体感知利失方面并没有发现过大的悬殊（t=0.876，p=0.381），在其构成维度体力成本（t=-2.143，p=0.032）、时间成本（t=2.003，p=0.045）、健康损失（t=2.050，p=0.040）则可以看出较为悬殊的差异。除了在体力成本方面未婚的员工低于已婚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过分悬殊的差异。
4.不同户籍地的员工工作价值感差异
当然，不同户籍地的员工在工作价值感方面也有一定的调查。按照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市镇等划分规范，我们调查了几个不同户籍地的员工工作价值感。根据样本T检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餐饮企业员工在总体员工工作价值感、感知利失、感知利得和其维度变量的p值大于>0.05，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地区的餐饮企业员工在上文提到的几个因素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见表5）。
五、总结
通过对数据的剖析，本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为了探讨餐饮员工总体员工工作价值感的制约因素，我们分别控制了两个变量，即不同人口学特征以及组织学特征。通过软件处理，收集到相关的数据信息：某些人口学特征变量、人口学特征变量（所有权、经济效益、品牌种类、餐饮企业等级、教育水平、职位等级、）的餐饮企业员工的总体员工工作价值感方面有存在一定的区别；相比之下，对于别的因素（例如性别、工作部门、户籍地、婚姻状况）餐饮企业员工的总体员工工作价值则无法表现出过大的悬殊，所以之前笔者提出的假设是成立的。相比之下，对于感知利得角度，有许多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人口学特征变量（品牌类型、餐饮公司的水平、教育水平、所有制、职位等级、经济效益）的餐饮企业员工在此方面则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差别。对于餐饮企业员工感知利失构面，有部分人口学特征变量和人口学特征变量（工作部门、教育水平、经济效益、餐饮企业等级）的餐饮企业员工在此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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