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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1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速度增长，和中国 GDP 增速处在统一水平上。其中，北京市2009年日产生生活垃圾 1.83万吨，投入垃圾处理资金高达百亿元，而全市垃圾日处理能力仅为1.27万吨，且其中80%至90%依靠填埋处理。目前，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且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垃圾处理厂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全面建设正在悄然提速。
高安屯居民面色灰暗
3月份即将上马的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前身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海淀区政府早在2006 年底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英 ”――一种无色无味其毒性据称是氰化钾的 130 倍、砒霜的 900 倍的化学合成物，该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007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向外通报，建议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随后了关于该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之后，关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的各种传闻时见报端。直到2011年1月，海淀区政府最终明确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废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苏家坨垃圾焚烧厂。
据业内专家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 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其中北京三次。
2011年11月9日，西二旗大街聚集了附近多个小区的数百名业主，有人高举“坚决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条幅，抗议和围观的人群阻塞了马路，“那天晚上的抗议活动抓走了四个人，现在我们居民跟海淀区市政市容委不存在妥协的可能。”附近居民陈永莉（化名）律师在家里对《投资者报》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
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对将要筹建的“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简称西二旗垃圾站）表示反对。
根据“十一五”规划，北京市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焚烧综合处理中心。由于选址困难，加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面临空前的压力。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目前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落户在朝阳区金盏乡高安屯村，具置是东五环外机场二高速转角处以东，小坝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以西。
从马各庄东站下车，走过约一公里长的灰蒙蒙的马路，来到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会有穿过沙漠找到绿洲的感觉，现代化设施、整洁的园区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垃圾焚烧厂外最近的两个村里，地面和空气都令人皱眉。记者现场发现，附近的居民大都面容灰暗。
五公里年油耗百万元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
垃圾处理经济账
“垃圾填埋场全部是政府投资，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则一般采用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建设，建设成本由市场上具备相关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承担。”李建军对投资者报说，“垃圾焚烧厂虽然每吨处理量固定投资高达30万元到40万元，但特许经营具有现金流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依然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建军为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0吨/日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固定投资大致是3至4亿元，焚烧发电作为循环经济项目上网电价高达0.75元/度，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再加上从政府获得 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炉渣、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通常“垃圾焚烧厂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每年发电2.2亿千瓦，光供电收入就有1.65亿元。“BOT 协议由政府和企业具体商定，牵涉土地使用、废物排放、电网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话，企业一方肯定不会亏。”李建军表示。
赵由才对垃圾焚烧的BOT模式颇有微词，“政府既想快速处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钱，采用这种非常功利的模式，难免出现问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的公益性更强。
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投入资金高达百亿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监管成最大难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引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已达先进水平，管理上还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英检测为例，二英无法实时监测，国外有的是每年检测一次，有的是两年检测一次，国内的新标准倾向于半年检测一次，但中国目前还做不到随机抽检，检测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二英排放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单位是（ng-TEQ/Nm－3），标示垃圾焚烧烟气中二英排放浓度。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中国的新标准可能向欧盟靠拢。
标准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监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连完全市场化的食品企业都监管不好，对于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
徐海云也向记者指出“对于超标排放的处罚措施还没有出来”。2009年，中科院研究团队曾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英排放，结果发现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有16%的厂家甚至达不到中国标准。
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垃圾学院陈立雯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难以掩饰对现状的担忧，“目前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包括北京在内，管理和监督相当糟糕。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就直接焚烧，导致气体排放不稳定，炉渣的危害性很高，而在国内炉渣只是被当做普通垃圾进行填埋或者烧砖。”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2
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北京市原来规划的四座垃圾处理中心可能会瘦身为三座，到2015年三座垃圾分类处理焚烧中心将解决北京市40%的生活垃圾
北京第二座垃圾焚烧场将在两年后开始运行。
10月24日，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场――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场在昔日首钢鲁家山石灰石矿区奠基。出人意料的是，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
此前，北京市在规划中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但由于选址困难，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
但是垃圾围城的现实迫使北京市不得不做出选择，7月底，北京市市政负责人面对媒体强硬表态：“北京要再不建焚烧场，垃圾真的处理不了了。”鲁家山垃圾场就是北京市今年新选址的垃圾场，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原需一年的各项前期审批、准备工作，仅用三个月便全部完成，使整个项目得以提前开工。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的样板间？
在此前针对垃圾焚烧处理的争议声中，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北京唯一一座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目前已运行两年，它的运营现状也成为北京使用焚烧作为垃圾处理方式的样本。
走近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想象中的扑鼻臭气、冒着黑烟的烟囱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宽敞的马路、郁郁葱葱的树木、湛清碧绿的草坪、清澈的鱼塘、假山石围成的小型瀑布景观，还有池塘内一群戏水的野鸭。组织宣教科的科员杨漾告诉记者：“这可是‘纯’野鸭，自己飞来的，一只就招来一群。”两座圆拱形的灰白色建筑便是垃圾焚烧厂，绘有红色火焰图案的烟囱内并未冒出明显的烟气。
焚烧厂平日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厂区入口处，工作人员刷卡才可进入大门。记者在杨漾的引导下，得到厂区管理部门的批准才得以“放行”。焚烧厂建设投资近9亿元。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助理王勇告诉记者，焚烧厂与北京市政府签有协议，每日向焚烧厂额定配送垃圾450车左右，日处理垃圾1600吨。
王勇说，现在所焚烧的垃圾为居民生活混合垃圾，由于刚入厂的垃圾，水分含量非常大，约为55%，所以垃圾在焚烧前必须在垃圾池内存放5～7天，使垃圾充分发酵，渗掉水分，以此来提高其热值。
对于是否会因炉内垃圾燃烧不充分而导致二恶英排放的问题，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现在投放给高安屯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都是朝阳区比较优质的垃圾，所含可燃物本身就比较多。朝阳区一些试点社区已开始展开垃圾分类工作，将干湿垃圾分开，从源头上提高了垃圾的热值。此外，还有一部分垃圾是经过小武基垃圾分选站分选过的。垃圾的热值得到了保证，已经不需要投放油等助燃剂，因此也不存在工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
王勇证实，现在入厂垃圾有500吨是经过分选的。
在厂内的中控室，记者看到10块屏幕分别监测着卸料平台、垃圾坑、料斗、炉内燃烧等操作环节。中控室的张值长说，通过监测，可以看到目前炉内的实时燃烧温度为883℃，“我们通常将温度控制在900℃左右，因为只要温度达到850℃以上，就没有二恶英的排放。此外我们还通过活性炭的吸附作用，来吸附二恶英和重金属。”
在厂区门口，树有一块LED电子显示屏，用以对外公示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氟化氢、粉尘、黑度在内的7项污染物排放数据，王勇告诉记者，排放数据已和北京市环保局联网，进行实时监测，24小时不断更新。对于二恶英的排放监测，由于国际上还没有实时监测的技术，目前主要由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二恶英实验室进行检测。北京市环保局在厂内安装有二恶英在线取样仪，对二恶英排放情况进行在线取样，通常一个月化验一次，三个月实地检测一次。目前厂内二恶英的平均排放数据是0.05纳克。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副总李义达解释说，他听闻这样的排放量相当于烤羊肉串排放的量，后来他曾去检测单位求证，但没有得到准确的数据。
据郭团会介绍，焚烧厂采用BOT的运营模式，即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包括建设（Build）、经营（Operate）、移交（Transfer）三个过程。
目前焚烧厂的收入有两部分，一是政府补贴的每吨150元的垃圾处理费；二是回收发电，政府回收一度电的价格为0.595元。目前焚烧厂年处理生活垃圾53.3万吨，年上网电量1亿多度。在不考虑日常运营成本的情况下，粗略计算焚烧厂每年可收入1.39亿元，每年运营成本则占去一半，投资回收期至少需13年时间。
三座垃圾焚烧厂将成北京垃圾处理主力军
从2009年7月份开始，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首次设置市民开放日并实时公布其污染物排放数据后。10月14日，北京环卫集团下属的7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也定期于每周四开放，邀请市民亲身参观。
在开放的背后，则是北京垃圾围城的现实与垃圾处理场的环保之忧已越来越引发大众的关注。来自麦子店社区的居民代庆国写道：“通过这次参观，想象中垃圾处理应该是很脏、味很大的。可是我们所到之处，看见是干净，没有一点异味，很满意。”在组织宣教科科长王振军出示的“园区对外开放参观人员意见反馈登记表”中，大多数参观者对园区环境、管理现状给予了积极评价，迄今已有3300余人来“眼见为实”了。
也有周边居民仍对焚烧厂持不乐观的看法。家住柏林爱乐小区的赵蕾是高安屯周边反建焚烧厂的居民代表，她曾先后三次进厂参观。尽管厂区干净、优美的环境也让她感到欣慰，但她仍有疑虑：“垃圾分类还是没有真正实施，我们并不是非要反对垃圾焚烧这门技术，而是强调在分类没有做好的前提下，焚烧坚决不能进行。”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因支持垃圾焚烧而被居民冠以绰号“王焚烧”。但王维平却说，他既不是“主烧派”也不是“反烧派”，他认为对待垃圾焚烧应公正客观。在他看来垃圾焚烧技术已历经百年，技术在不断完善和提高，迄今已经成为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之一。
“垃圾焚烧作为一门技术，没有问题。但客观上垃圾焚烧目前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风险。”王维平说，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标准、工程标准、工艺设备标准、操作运行标准均未制定，唯一落实的只有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王维平说：“从管理角度看，多数的标准还未制定，缺乏监管机制，环境污染的风险就存在。现在的垃圾焚烧厂多是企业运作，而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有可能为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用的耗材不用，而我们的监管机制又没有形成，就带来了最大的风险。”
王维平认为，为降低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风险，应呼吁国家建设部、环保部等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标准，建立执法监督的机制。
垃圾焚烧的第二个风险，来自焚烧炉的起炉、停炉过程。王维平说，焚烧炉的启炉停炉通常各需要5、6个小时，而全世界任何一种焚烧技术设备在启炉停炉的过程中都达不到烟气排放的标准。所以现在要求焚烧厂一但启炉就不能停，至少持续燃烧半年时间，避免在启炉、停炉过程中造成污染。据王勇透露，目前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每6个月停炉一次，用来检修设备，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
王维平告诉《小康》，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厂将在约三年半的时间内全部填满，根据北京市的规划，未来40%的生活垃圾将通过焚烧方式处理。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后还将扩建，达到日处理垃圾3000吨。鲁家山垃圾焚烧厂的日处理量的规模也有3000吨。此外正在准备建设的还有位于北京南部的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量2000吨，目前设备谈判、资金落实已到位，正在进行环评，预计两年内投产。
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7万吨，三座垃圾焚烧厂加起来日处理垃圾8000吨，在2015年基本能实现北京市规划目标。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才是垃圾处理的上策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市垃圾处理的上策在于重心前移，即把关注重点放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中。“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长期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就不如少产生垃圾。这是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他说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已明确规定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是减量化。
如何减少垃圾？王维平说：“比如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据他考察，在日本和欧洲，通过这些做法都达到了垃圾年产量0或负增长。在日本东京，1989年垃圾产量曾达到高峰，通过垃圾减量，到2009年，东京垃圾产量已减少了44%。
“但在我们国家，一直没这么做。究其原因，是因为部门分割。比如旧货交易归发改委管，限制包装归商务局管，各项工作都不是一个部门管理。以前，垃圾减量化工作作为法律规定的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没人抓，所以垃圾的产生量与日俱增。”王维平说。
垃圾的资源化则是指将垃圾当作可以回收物，在经济容忍的情况下，合理、合算的情况下，将垃圾回收作为再制造的工业原料。“不仅可以减少末端的运输、处理费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的风险，同时可以再生资源，把大量自然资源留给后代使用。”王维平说。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3
关键词：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炉；二恶英；重金属
前言
至2010年底，上海市人口已达2300万，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生活垃圾年产生总量达到了730万吨，并以每年5%的幅度增长。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已经成为上海市环境卫生和环境治理方面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开发先进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其中，气化熔融技术以其优异的环保性能和显著的垃圾减量化效果，成为各国竞相开发的前沿技术[1,2]。
一、目前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方式主要为填埋、焚烧、堆肥等，其中填埋量所占比例最大，超过了50%，其次是焚烧和堆肥[3,4]。三种处理方式的比较见表1。
表1 三种垃圾处理方式的特点比较
目前垃圾填埋场的污染问题已在全国普遍出现，而所造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垃圾填埋场大部分温室气体都直接排放到空气中，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同时，垃圾填埋场的臭气问题是居民投诉的重点问题。
为节约用地和垃圾减量，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垃圾焚烧。对垃圾焚烧发电存在的最大争议在于二恶英，它具有致癌、致突变及生殖毒性。2001年3月，由英国埃可塞特大学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实验室发表的《焚化炉与人类健康》的长篇报告揭示，即便是经过改良的新型焚化设施烟气排放的二恶英及重金属数量已大为减低，但在灰烬中的二恶英及重金属含量却相应提高。焚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废物中的有毒物质，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形态，部分物质的毒性甚至较原来更高。
21世纪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应高效综合回收资源、低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地减容、减量。因此，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焚烧技术被认为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为解决垃圾焚烧过程产生二恶英而开发出的新一代垃圾焚烧工艺。
二、气化熔融炉的技术特点
生活垃圾气化熔融技术是指将生活垃圾中的有机成份气化和无机成份熔融相结合，完全燃烧垃圾中可燃成份的同时熔融焚烧后的无机灰渣，并回收灰渣中的有价金属、熔融渣等有用物质的一种垃圾处理技术[5,6]。目前比较成熟的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焚烧技术有回转窑式和流化床式。
（一）回转窑式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焚烧技术
垃圾破碎后由螺旋给料器加入到由高温空气加热的回转窑内，一边接受由回转形成的搅拌作用，一边进行热分解气化。生活垃圾在回转窑的前端先燥，到了回转窑的中部后垃圾被部分燃烧和热分解气化，气化残留物在回转窑的后端进行熔融焚烧。从回转窑排出的可燃气直接进入回旋式熔融炉内，生产的半焦和不燃物从回转窑后部排出，经冷却器冷却后由分离装置将粗大的不可燃物和细小的半焦分离，然后将粉碎后的半焦输送至回旋式熔融炉，与自回转窑排出的可燃气一并在1300℃下进行高温焚烧[7]。
因高温形成的熔融状态炉渣和金属从炉底排出，然后被水急速冷却，被冷却的熔融炉渣和金属经分选机分选出金属和无机残渣，炉渣可以作为建筑材料，金属可以回收利用。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余热用于发电或供热。为防止二恶英重新合成，从余热锅炉中排出的烟气经急冷塔急速冷却至200℃以下，然后经烟气净化处理后通过烟囱排放。该技术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可以达到300t/d[8]。
（二）流化床式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焚烧技术
由于目前流化床式生活垃圾焚烧技术较为成熟，因此可以采用不同的流化床气化炉与熔融炉衔接，形成多种形式的流化床式气化熔融炉。经预处理的生活垃圾通过加料器送入流化床气化炉中，在500～600℃的流化床内气化；流化床的空气过剩系数保持在0.1～0.3之间，流化床气体产物包括不燃物、飞灰和砂子，一并从气化炉底排出。采用分离装置将砂子与其他物质分离，砂子重新送入气化炉内，其他物质送入熔融炉内，在约1300℃以上的高温下进行熔融燃烧。
该技术主要包括气化和熔融两个阶段，垃圾在气化炉中气化，产生可燃气体；飞灰和炉渣在熔融炉中熔融，二恶英可以被彻底分解，高挥发点的重金属被固化在熔渣中，低挥发点的重金属一部分转移至熔渣中，一部分发生气化现象转移至熔融飞灰和废气中，再通过后续工艺进行进一步处理，从而可有效防止重金属的转移。
三、目前气化熔融炉的主要应用情况及优势
当前，气化熔融技术在各发达国家发展较为迅速，其最早于二十世纪70～80年代出现在美国和西欧，80～90年代以后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发展和推广，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应用气化熔融技术最多的国家，新日本制铁所至少在16个地方建造了25座垃圾气化熔融处理厂；90年代以后，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东欧、南美等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引进和研发相关技术。在国内，部分科研院校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开展了具体的工程应用，如浙江大学对垃圾焚烧的熔融处理工艺进行了系统的机理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则基于有色冶金炉自主研发了侧吹式城市生活垃圾直接气化熔融焚烧炉、氧气顶吹城市生活垃圾直接气化熔融焚烧炉等炉型。
与传统的生活垃圾焚烧炉相比，气化熔融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污染物尤其是二恶英和重金属的排放量很小，其中二恶英的排放毒性当量浓度小于0.01ng-TEQ/m3，重金属绝大部分固化在熔渣中[6]；能源转化率较高，发电效率可以达到30%～40%；固体废物减量化效果好，可以达到90%以上。
（一）二恶英的控制
二恶英类为多氯代二苯并-对-二恶英（简称PCDDs）和多氯代二苯并对呋喃（简称PCDFs）物质的总称。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中二恶英类一般产生于垃圾焚烧过程和焚烧烟气冷却过程，二恶英的生成必须同时具备4个基本条件[9]：①必须有含苯环结构的化合物，可以由热分解产生，也可以由碳氢化合物合成或其它途径生成；②必须有氯源，可由无机氯或有机氯提供；③必须有合适的生成温度，350℃左右为最佳生成温度；④必须有催化剂存在，如铁、铜等金属。
根据研究，传统焚烧工艺进行垃圾焚烧时，二恶英的生成机理有三种方式[9]：
（1）“热分解合成”：生活垃圾中可能含有微量的二恶英类，在焚烧炉内受热过程中会释放出来，同时含有苯环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经加热分解可以大量生成二恶英类。一般认为，烟气中的二恶英类含量随一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2）“前驱体合成”：生活垃圾中含有苯类的有机物因受热分解而先生成“前驱体”类物质（如各类含氯苯系物），在580～680℃温度区间通过一系列氯化、缩合、氧化等反应极易生成二恶英类。
（3）“再次生成”：焚烧烟气在余热锅炉回收余热中过程中温度降至250～450℃区间，已经彻底分解的有机物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会重新合成二恶英类。
若生产过程中管理不善，热分解合成和前驱体合成将成为二恶英的主要生成方式，烟气中二恶英毒性当量浓度会较完全燃烧高一个数量级以上。气化熔融炉焚烧工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根据国内外气化熔融焚烧炉工艺二恶英产生情况研究结果，气化熔融焚烧工艺由于焚烧温度高，达到1300℃以上，垃圾热解气化后炭和飞灰在高温下熔融，形成玻璃态致密性物质，不仅破坏了二恶英的前驱物，也彻底消灭了二恶英从头合成反应的飞灰源[10]，而从头合成反应被认为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二恶英生成的主要途径[11]。因此，气化熔融焚烧工艺只有 “再次合成”一种方式生成二恶英，即从源头降低了原始烟气中二恶英含量。通过后续设置急冷措施，烟气中的二恶英毒性当量浓度已降至很低。根据日本几家垃圾处理厂实际监测证明，气化熔融焚烧炉烟气中二恶英排放量可控制在0.01ng-TEQ/m3，低于欧盟2000排放标准（0.1ng-TEQ/m3）。
（二）重金属的控制
有研究表明，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重金属气化后Hg主要仍以单质存在于烟气中，76%的Cd以CdCl2、CdO的形式在飞灰颗粒表面凝结，58%的Pb和51%的Zn以氧化物形式存在于底灰中，其它重金属如Cr、Ni、Cu和Co主要存在于底灰中[5]。
采用气化熔融炉焚烧生活垃圾，高温处理的熔融灰渣中重金属被玻璃体包裹，固化在硅酸盐网状基体中，不易被酸碱浸出[12]，熔融灰渣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以用作商业路基材料。
四、结论
国内外的应用实践证明，焚烧法是目前减量化处理城市生活垃圾较为有效的方法。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二恶英的控制问题是焚烧法亟须解决的问题，而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焚烧技术由于其本身的技术特点，不但可以有效地控制二恶英和重金属的产生与排放，而且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但目前该技术单台焚烧炉处理能力约为200t/d，对于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20000t/d的特大型城市上海来说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处理能力较低，投资大等，大范围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1）建立生活垃圾气化熔融焚烧过程的动态模型研究工作，不断优化焚烧炉结构；（2）进一步研究重金属在气化熔融焚烧过程中的迁移转化机理，实现对烟气中重金属的控制以及灰渣中重金属的回收利用；（3）跟踪国外气化熔融工艺的发展，加强气化熔融焚烧炉的研发，积极研究开发适合上海市的大型工业化气化熔融焚烧炉及其配套设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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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4
同行听说我要采访黄小山，有点担心，说：“那可是个混子。”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不过见面时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外头套一件蜡黄色的羽绒服，这个49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怎么样，像红绿灯吧?”
他现在没单位、没身份，连大名都不怎么用，外号“驴屎蛋”。比起本名黄小山，他更喜欢“驴屎蛋”，就像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
开会时，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屎要拉在自家门口’。”
台下的干部们哄笑。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讲完后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他把局中人不好讲、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
黄小山说自己“吃着火锅唱着歌”、住着别墅、当着律师，突然一天一下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他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他觉得“这就要住在最大的公共厕所边上了”。
黄小山给自己起名“驴屎蛋”——这是“律师”的谐音。他说，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那也要发出声音。他认为焚烧垃圾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于是在网上发帖反对焚烧，组织各种会议。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王焚烧”“王自焚”，“不信他们，利益不一样，不听他们的”。
政府与他们座谈，发了一些小册子，双方都不说话，脸都拧着，“剑拔弩张”。
“沟通是否可能?”
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我‘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的余地了。”
我问：“你看他们的论据吗?”
他说：“不看。”
二
沟通不畅的结果，就是事态的激化。小区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
黄小山站在第一排，雨浇得透湿，他当时打扮得比在电视上更出位：头两边秃着，头上一丛头发染得像朵鸡冠花，好认得很。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
他在雨里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怕”。
王维平其实也怕。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放下他就走了，他直埋怨：“你说你把我扔下就走了，你好歹陪会儿我呀。”
我问：“你担心什么?”
“我怕他们揍我。”老爷子的神色中有点天真的滑稽。
“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
“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儿。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你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你这坎儿迈不过去，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
我问王维平：“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
他笑了：“当时无奈，跟你说实在话，被他折腾得够呛，垃圾处理厂没法建，政府也着急。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是一件利民的事儿，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兴奋之情：“剑拔弩张的情况下……那就像lady 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有毒我也得一口闷，那可是Gaga呀。”
大家都笑场了：“您倒是叫得挺亲。”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他等王睡了，三更半夜接受采访、发帖子。王维平恼火，因为睡不成觉，但也不去管他：“黄小山这个人，路上见着漂亮姑娘使劲看，目不转睛的。我觉得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三
日本国土狭小，90％的垃圾全靠焚烧，全国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有的就建在市中心。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
他看了几家，再安排他看，“不看了，不用看了”。
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成熟：“都像东京一样，大家还反对什么?”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他问日本主妇：“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
对方说：“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听了这句话居然哭了。
“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垃圾焚烧，政府的真实想法是做好事，但中国现在处于一种无解的状态。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样，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心里是明白的，但就不愿意。也不是源于什么理由、什么科学数据，就是不买账。我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
王维平说，这事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让居民代表、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
我问王维平：“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觉得行政事务越快越有效率?”
“不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你方向错了，那就会兜大圈子；如果你方向对了，不怕慢。”
“不怕慢吗?”
“不怕慢，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
四
之前两年里，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生产者，这个时候，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在日本，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女孩用纸巾擦完汗、喝完一瓶水，都放在包里带回去。每天早上，上班的人下电梯，手里都是一袋垃圾，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段可以倒，倒的还是不同类的垃圾，错过就没机会了。
在1989年之前，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不断扩大，垃圾产生量也越来越大。但是到了1988年，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的行动计划，从1989年开始，垃圾逐年减少。到了2010年，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减少了44％的垃圾，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全世界没有像中国人这么吃饭的，也没有处理大量厨余垃圾的技术。黄小山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先在小区里试，给大家垃圾筒、垃圾袋，实名制扔垃圾，把含水和不含水的垃圾分成两袋。他在研制一个机器，“像洗衣机脱水一样，把垃圾给甩干”，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干物质交给大型垃圾处理厂。
王维平说：“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等到了垃圾站、大型转运站、垃圾处理场，一步一步分选，就使得我们的垃圾焚烧量极大地减少，环境风险、处理的成本就极大地减少，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这就叫做可持续发展。”
五
留言里有人问：“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我采访时问她为什么坚持，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
是，像说的：“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
黄小山辞了工作，自己投钱搞研发，一再失败，他恨恨地说：“环保是条不归路。”
我问他：“你是被推着走的?”
他说：“所以才叫惯性。什么叫惯性?它后面一定要有推力，有政府的力，有民众的力，有媒体的力，有我自己的力，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而且现在想刹都刹不住。没办法，只能碎步往前跑。”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黄小山的脸凝固了一小会儿，说：“我挺喜欢这句话——‘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堕落，中国便堕落；你光明，中国便不灰暗。’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从哪儿来，我认为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行动。”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5
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kg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m3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kg,降低造纸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至50%。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钢0.9kg,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污染;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只要经过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以生产0.3吨有机肥料。
今年3月1日开始,杭州市8个小区成为杭州市垃圾分类第一批试行小区,今年年底前,杭州市将有40%的生活小区实行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将分为可回收物、厨房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四类。
垃圾分类, 对广大市民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名词。2000年,杭州就成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结果是十年难磨一剑。现在,杭州再次轰轰烈烈实行生活垃圾分类,人们不禁要问,这次能走多远?
垃圾分类为什么“退出江湖”
19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城市开始倡导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马路边、社区里常能见到颜色各异的垃圾箱。
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变废为宝。
然而,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始终在国内迈不开步子,不少分类垃圾桶实际上早就形同虚设,原因在哪里?记者日前走访了部分社区和居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部门管理不到位;市民环保意识低,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不强;丢垃圾时图方便,怕麻烦;不知道垃圾该如何分类;分类垃圾箱少等。
垃圾分类,城市一道难言的伤痛
每天的生活垃圾,我们往往都会把它放进垃圾袋,然后随手扔进小区垃圾收集点,至于这些垃圾最后都运到了哪里,如何处理,很少有人会去考虑。
按照现在世界人口估算,每人每年产生300kg垃圾,60年的垃圾总量如果全部堆放在赤道圈上,可堆成高5 ~ 10m、宽1km的巨大垃圾墙。这就等于把整个地壳的岩石圈和水圈外又镶上了一个垃圾圈,它已经开始围困着全球的陆地和海洋,污染着全球环境。
美国科学家预测,地球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中期,与人类自身造成的环境污染密切相关。
我国是世界上垃圾包袱最重的国家,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显而易见,城市垃圾处理的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增长的速度。以北京为例,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490处,其中大型垃圾卫生填埋场4座,中型垃圾卫生填埋场3座。累计填埋量3206万吨,总占地面积10km2,已经接近饱和。
处理垃圾付出的代价
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者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
建造垃圾填埋场的费用较为高昂。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资金2亿元。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需要5亿至6亿元。1995年以来,国家花费了300多亿元用于清运和处理这些垃圾。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100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
面对围城垃圾这枚巨型“炸弹”,许多城市又从填埋变成了焚烧。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包括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而且累积效应是十分可怕的。”
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提出忠告,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垃圾中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
一位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源头消减。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
垃圾分类在国外
在一些特别注重环保的国家里,处理垃圾最有技术含量的环节是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甚至被看作是一个外国人是否融入该国的标志。
日本:扔垃圾分日子
日本有家用分类垃圾箱,同时,扔垃圾还要分日子,每户都有统一发的表格,写着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玻璃、罐头、电池等10余种。如可燃垃圾(包括果皮、菜渣等)是每周一、三、五扔;每周二可扔旧报纸;每月第四个周一可扔不可燃垃圾,如电池等。日本垃圾袋是半透明的,所以扔了什么垃圾一目了然。
英国:3个垃圾箱
每个英国家庭都有3个垃圾箱,黑色垃圾箱装普通生活垃圾;绿色垃圾箱装花园及厨房的垃圾;黑色小箱子装玻璃瓶、易拉罐等可回收物。3辆不同的垃圾车每周一次将其运走。普通生活垃圾主要是填埋,花园及厨房的垃圾用作堆肥;垃圾回收中心则回收42种垃圾,如眼镜、家具等。
瑞典:垃圾能换钱
瑞典的许多超级市场都设有易拉罐和玻璃瓶自动回收机,顾客喝完饮料将易拉罐和玻璃瓶投入其中,机器便会吐出收据,顾客凭收据可以领取一小笔钱。瑞典的清扫公司给每户居民4种纤维袋,分别盛放可以再利用的废纸、废金属、废玻璃瓶和废纤维。清扫公司利用特制的废弃物回收车每月登门收集一次,对其他垃圾则是每周一次。此外在公寓、旅馆等公共住宅区设有专门的收集装置。
德国:出台《垃圾处理法》
德国从1972年就出台第一部《垃圾处理法》,规定垃圾分类、减量以减少填埋等,规范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理行为,有机物禁止填埋、禁止焚烧。按照规划,到2020年,实现所有城市垃圾不填埋、不焚烧的目标,全部再利用。
美国:根据所倒垃圾数量进行收费
美国最直接的刺激措施是根据所倒垃圾数量对人们进行收费。一些州对饮料瓶罐采用了垃圾处理预交金制,此法可使垃圾在重量上减少10% ~ 20%,在体积上减少40% ~ 60%。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6
关键词：循环经济 城市 生活垃圾 应用
中图分类号： R124.3 文献标识码： A
正文：
1 城市垃圾处理的原则
按照垃圾的组成物料性质分类，城市垃圾可分为有机垃圾(如厨余、果皮)、无机垃圾(砖瓦、炉灰、灰土)、废品(如废纸、塑料、金属、玻璃)。城市垃圾的管理的原则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是贯穿于城市垃圾处理的整个过程，不仅要求在城市垃圾产生的源头减少产量，而且在处理的末端也要求对垃圾的最终排放物减低到最少，以达到对环境造成最低的污染；资源化是要求垃圾的再利用，这样不仅能达到物质能量的极限利用，而也达到了减量化的要求；无害化是垃圾处理的基本要求，无论用那种方法处理，都必须要达到无害排放。垃圾围城现象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促使人们重视城市垃圾的“三化”处理，其中，资源化是对城市垃圾处理发达的欧美国家所提倡的，例如瑞典，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
2 城市垃圾处理方法
2.1 卫生填埋
卫生填埋是将垃圾与环境的物流交换渠道加以隔离同时实施填埋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通过填埋场内的厌氧消化、微生物降解等作用将垃圾降解。卫生填埋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今，污泥的卫生填埋已是一项相对成熟的污泥处置方法。卫生填埋具有运行简单、投资及运行成本低、适用性强等优点，国内城市垃圾中如有一半的垃圾填埋产沼后得到回收，则可日回收热值为 21MJ/m3的沼气 120 亿 m3，相当于新建 33 个 100 吨规模焦化厂的产气量，可节约标准煤 861.244 t/d。但是同时卫生填埋的占地面积大、选址困难，存在渗滤液渗漏造成二次污染风险等缺点。主要应用卫生填埋的方式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有美国、德国等，当前我国 90 %的城市是采用填埋的方法进行处理，卫生填埋技术的应用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目前没有其他更优的方法情况下，它是不二之选。
2.2 垃圾焚烧
焚烧是以燃烧反应彻底转化垃圾中可燃组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使垃圾减量 90 %，大大减少占地，并可利用余热发电实现资源化。垃圾焚烧的缺点在于投资费用大、运行成本高、并且产生二噁英等微量剧毒物需采取措施控制。主要使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的国家有日本、瑞士和丹麦，所占比例分别为 65 %、70 %和 66 %。焚烧处理垃圾的方法在我国刚刚兴起，但是对于焚烧方法是否安全却倍受争议，这场争议促使了政府和市民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其实，利用焚烧处理方法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受到青睐，关键是人家严格运行、严格管理，在我国由于种种的原因，环保行业总是硬件设施建设好了，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着偷排，甚至直接排放的情况，相信人们所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者的职业操守。
2.3 垃圾堆肥
堆肥是处理与利用垃圾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垃圾或土壤中存在的细菌、酵母菌、真菌和放线菌等微生物，使垃圾中的有机物发生生物化学反应而降解(消化)，形成一种类似腐蚀质土壤的物质，用作肥料并用来改良土壤。现在，采用堆肥化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最多的国家是荷兰和法国。堆肥法的主要优点是：部分实现资源化，有利于生态的良性循环。其缺点是：处理周期较长，占地面积大，卫生条件差；在使用过程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特别是对土壤、水体和大气的污染；此外，堆肥产品中所含重金属还会通过食物链对人畜造成危害。堆肥的垃圾处理方法在我国未得到认同，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体制，还没有具备对垃圾进行堆肥处理的基础条件。
通过对三种应用广泛的垃圾处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它的缺点，而有些缺点会影响整个方法的应用，例如卫生填埋的渗漏液渗漏风险。因此，在垃圾处理方法选择上，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方法。例如：土地资源丰富的，可以用卫生填埋的方法；而人们环保意识高的地区，可以尝试进行垃圾分类，然后进行堆肥。在目前能源紧缺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垃圾，将垃圾处理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用实现垃圾资源化才是当今社会垃圾处理的主流。
3 发展循环经济 推广城市垃圾资源化
城市垃圾资源化主要是从能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化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大、处理率低的情况下，实行城市垃圾的资源化，是可以实现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最好方法。根据 2010 年远景规划目标要求，今年城市垃圾量为 2.4 亿吨，无害化处理将达到 85 %~90 %，但是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城市卫生填埋的负荷已近乎极限，焚烧的方法未得到普及，堆肥的方法更未得到认同。现今，我国城市垃圾资源化还没有形成规模，主要存在着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未引起重视，资金投入不足、未形成产业链等问题，实现城市垃圾资源化，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1)通过政府有效引导，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无论最终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城市垃圾的资源化，垃圾分类是第一步，提高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是第一步。我国国民的环保意识相当于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下，更勿用谈垃圾分类意识，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给生活在城市的市民提高垃圾分类意识提供了硬性基础。而市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则是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的催化剂，这必然带动市民自觉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后才废弃。然而，市民的意识通常是当自身受到损害时，才会付诸于行动，从这个角度说，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是脆弱的，要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稳固，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工作，使市民感觉到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他们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念和行动。
(2)加大资金的投入，形成城市垃圾的产业链在城市垃圾中，有机垃圾占 60 %～70 %，塑料占 8 %～9 %，玻璃占 3 %～5 %，纸张占 2 %～3 %，其他(包括废金属制品等)占13 %～21 %。可回收的有玻璃、纸张、金属制品等，可回收率约10 %～15 %。另外有机垃圾中以厨余与果皮居多，如果通过垃圾分类，就可以将厨余与果皮进行堆肥，这样最终垃圾处理量将大大地降低。目前，垃圾中可回收主要是靠城市垃圾的拾荒者完成，回收只是一小部分，而由于没有得到分类，厨余与果皮根本无法进行堆肥，且存在着市民分类好的垃圾，无处投放的尴尬局面。政府应该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对产品利用完后可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循环利用；另一方面则建立废品回收产业，回收可回收的但企业未能回收的废品；再者，建立垃圾分类细则，并严格执行，以小区为单位，推广垃圾堆肥处理方法，形成垃圾堆肥后化肥的产业链，建立市场运行机制。还要打破目前垃圾处理中政企不分、垄断经营、非市场化运作的现状，要由原来的政府环卫部门运作转变为市场机制企业化运作，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3)因地制宜，加强对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者的监督经过垃圾分类后，不能用于回收或堆肥的垃圾，还是要采用卫生填埋或焚烧的方式对其进行最终的处理，各个地方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用最终的处理方法。政府部门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对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者加强监督，促使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符合技术要求，并且鼓励市民参与到监督过程，让市民更加了解垃圾处理的过程，以取得市民的信任。
(4)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实行城市垃圾处理规范化
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起步较晚，且其发展未能与现时环境问题的真实情况相一致，这就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处理得不到正常化和规范化，而在城市垃圾处理的法律法规更加如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城市垃圾处理的法律法规，这就造成了我国城市垃圾处理得不到明确的法律保护。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根据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新，是实行包括城市垃圾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规范化处理的基础。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大量废弃物进入环境，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在扩大，并向农村蔓延。城市垃圾资源化，不仅可以减少垃圾对城市的污染，而且还促进循环经济建设，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实现城市垃圾资源化和不能资源化的垃圾进行处理的有机结合，是应对垃圾围城的最佳方法。实现城市垃圾资源化，需要长时间去建立有效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不懈，勇于改革创新。
4 结语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垃圾量也会不断地增加，这种趋势不可逆转。解决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好属于自己的工作：按照垃圾分类的方法将垃圾分好类，进行资源化；加大资金投入，形成垃圾资源化产业链；垃圾循环利用，最终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及无害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