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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1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案例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1-0078-02
一、前言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现代新兴经济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近年来，国内多名教授和学者对这门新兴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索。何忠伟等指出，发展经济学教学除结合国内外最新的主流教材和主流文献外，教学内容设置应突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案例分析、政策分析和经济形势分析等。王文青等认为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发现对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选取的案例质量不高，本土化案例库建设滞后。穆月英认为发展经济学在授课内容上关于中国发展的相关内容应该占有一定比重，在授课方式上传统教学与互动式讨论相结合。鲁静芳等尝试发展经济学课程中引入“六步参与式教学法”。杨清认为发展经济学教材内容刻板，案例陈旧，授课老师可在教学中结合时政，引入大量教学案例，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比较突出，但对民族院校在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如何选取民族地区的发展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增加民族院校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探讨，本文希望能够为发展经济学课程在民族类院校的开展做出有益的探讨。
二、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意义
发展经济学课程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要解决如何加快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又快又好地增长的问题，各个章节的内容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做好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从推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角度看，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从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方面看，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除了让学生掌握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理解经典的理论模型，以及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外，还希望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环境，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
从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方面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在资本形成、人力资源、人口流动以及经济发展中优先顺序的选择等章节中，以同学们比较熟悉的民族地区为研究案例，使得理论学习更接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从而提高民族院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资本形成章节中，以某民族自治区为例，结合当前其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现状，分析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和地位，以及地区资本来源、资本结构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等问题，通过课前案例准备、课堂案例展示和讨论及课后的案例总结，了解各地区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定位，既要充分利用资本，也要注意不能过分依赖资本。
从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方面看，试图找到一套适合民族院校学生学习本课程的教学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依据各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引入互动式案例教学方法，与课堂讨论、小组案例分析，以及参与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相结合，配合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兴趣盎然的情况下投入地学习，并最终能学有所用，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寻找和选择更加适宜的发展道路。
三、案例式教学方法在发展经济学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发展经济学是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需要从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具体实现路径如图1所示，针对当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结合发展经济学课程特征及主要教学内容，建立发展经济学民族地区案例库，并在教学中推广运用，最终推动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首先要克服发展经济学教材案例陈旧等问题，优化教学内容。发展经济学课程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比较起来是一门非常年轻的课程，从20世纪40年代形成以来，其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经济学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近年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资本等概念也进入了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然而，与本学科的快速成长不太协调的状况是，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的更新相对滞后，特别是与课程内容相对应的案例分析基本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学生在学习和分析过程中普遍感觉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脱节。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按照发展经济学课程各章节研究内容，设计有足够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其次要结合民族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实际难度并不大，但是，因其探讨的经济理论和发展问题都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与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已学课程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有较大反差，因此，同一理论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觉无所适从。选择学生熟悉的、身边的案例，引导学生比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环境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环境的差异，熟悉本课程的研究基础。因此，通过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抓住民族高校学生的特点，引入案例式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
最后要综合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引入多种教学手段。为了与发展经济学案例式教学方法相呼应，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学院的各类教学资源，运用多媒体技术和民族地区社会调研等一手资料，通过图片、视频或是民族地区同学的家乡介绍等各种方式，丰富案例的展现形式，让学生在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时有更直观的认识。在每一次案例分析结束后，由学生自己总结和完善案例内容和分析讨论的结果，不但让学生们对每一个案例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通过每一届学生对案例数据和内容的更新升级，能够持续性地保持每一案例分析的连续性，因而每次学生面对案例时都是最新的资料和数据。
四、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引入案例式教学方法的最终目标
民族院校与一般院校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构建适合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体系的实质是通过以案例式教学方法为中心，综合互动式教学方法、情景式体验教学方法和实地调查法等教学形式，最大程度地激发各民族地区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针对民族院校学生的学习情况，加强经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学生以死记硬背为主的学习方式，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方法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研究，改进教学的实际成果，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让各民族地区学生能够理解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路径，并能找出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和改善的方法。
通过建立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课程案例库可以改善和解决目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解决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适用性差的问题。目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不适应教学目标定位的要求，缺乏自己的特色，不能体现出民族院校课程在教学目的上的不同要求；在结构、内容等方面也不能体现出民族院校的特点。因此，民族院校应该加强适合自己的教材建设和案例分析库，通过选择相应教材（适当时间应该自己编写教材）完成教学内容体系的选择与完善。二是解决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体系欠缺的问题。目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都是沿用传统教学模式或传统教学方法，很难将课程的理论发展与实际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所以，构建一套适合民族院校的发展经济学教学方法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三是解决学科教学和科研落后于实践发展问题。学科教学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特别是针对民族院校学生的教学，我们缺乏难度适中、理解性很好的案例教材。教师通过与各民族学生一起参与民族地区实际的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寻找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方案，不仅能增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同时还能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参考文献：
[1]钞秋铃，李秀岭.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关系理论综述[J].开放教育研究，2007，（3）.
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3
【关键词】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语文教学；教学方法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创新，学生对学习的全程参与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学生学习实践情况的增多，学习到的内容才更加的深刻，因此必须要有效的落实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完善语文教育教学的管理方法与研究方法。语文教育在教育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提高人们的素质、素养与思维水平的重要途径，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技巧有利于小学语文真正的实现自身的价值。由于地域上的差异性，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一直都是教育教学相对比较薄弱的地区，语文教研活动也不能够有效的开展起来，教师没有办法在有效的时间内开展高效的教学。语文教学教学研究管理，有利于学校教研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教研发挥综合的作用，在以往的教研活动中，教学研究管理活动往往是流于形式的，目的不明确，不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基于此，笔者认为语文教教教学研究的管理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
一、改善语文教育教学的理念
教学理念是教研活动开展的指引，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下，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培养综合的、全面的高素质的人才，是现代教育的宗旨与理念，语文课程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道德品质的语言性学科，在教研中要率先改善自身的理念，保证教学理念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处，保证学生得到教育上的充实，实现对学生的全面的培养。那么如何改善语文教学理念呢？教学理念落实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语文教学中，就要强化学生的学习技能，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参与性，改变学生在学习中的被动地位与不利地位，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因此，语文教师要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方法，营造全新的教学环境与氛围，保证学生在正确的内容与理念下成长与发展，寻找突破传统教育的切入点，保证学生在现代教育教学下真正的成长与发展起来，将课堂教学看作是学生思维成长与发展的平台，保证学生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与发展。
二、执行教研活动的制度
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必须保证全体语文教师参与，没有特殊情况不许请假，不许教师无故缺席，保证每个教师都有充分的教研实践。笔者所在的学校每周三下午为语文的教研时间，单周小组活动、双周大组活动，每个年租为一个单位，由小组长、大组长，粉笔组织周倩备课、单元备课、年级调研等活动，开展讲座、发言、探讨等活动，进行交流与讨论。
三、教研活动是常态化、日常化的
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并不是稀奇的，是日常化的，要端正教师的教研态度，提升教师的教研能力，将教研意识渗透到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去，平时的备课、上课都细致化、研究化，自己的具体的教学实践与薪给都渗透着他们独立的思考意识与研究意识，在日常的教学中，常常与同年级的教师进行思维与观点上的碰撞，互相吸取优点在进行整合，形成充满特点、优点、个性、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案，打造高效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促进教学研究管理的常态化、日常化，让教师习惯教学研究的教学路线。
四、构建教研活动的高校模式
在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中，〔扇 耙豢味上三讨论”的模式，就是同样的一节课由两个或以上教师进行教学，同一组的教师研究讨论三次，反复研究，多多磨合，优化师资资源，节省教学时间，在反复的联系中，一些不好的旧习惯被改善，教学思路得到了拓展，每个教师都是教学的实践者与设计者，实现课堂教学经验的交流，实现有效的教学。同时，要善于抓住每次的教学活动与教学评比的机会，全员参与，共同交流，力求达到最佳的水平，促进教学或有效的进行与开展。
五、扩宽教研活动的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开展，微博、微信、qq等迅速的走入人们的生活与日常，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可以以此为契机，发挥网络的重要作用，贯穿于教育验货的始终，让网络改变学习方式与教研方式，教师可以将自己的对教育的感悟与思考放在朋友圈、微博上，好友与家长读完之后会获得许多的感悟，可以与同行进行交流，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了大家的关注之后，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加淹没与严谨，教研能力、反思能力、写作能力都日益成熟。例如教师在上课之前对这节课的构思、对课堂教学的预测、可能遇到的问题、用到的教学方法与策略、获得的灵感，到教学之后的反思等等，都可以写作网络上，在 以后的教学中反复的回味，为教研活动提供给很好的资料。同时，可以建立微信群、qq群，老师们在历年共同交流，分享信息资源，一起感受教学研究的快乐，真正的实现高效教学。
总之，高效课堂教学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理念，我们必须立足于教研，进行有效引导，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实现有效的、多向的、高质量的互，动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经验.达到高效课堂的最终目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语文教学，更是需要教师不断进行教学研究，提升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教学活动有效的开展与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4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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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5
一、坚持正面引导，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健康的民族意识 ，积极参与到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中去。
每个民族的意识都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根据少数民族学生民族意识较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健康积极的民族意识很有必要。为此，我们要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和特点，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引导他们建立健康文明的思想观念。要反对民族歧视，教育各族学生说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开展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各项活动，使各民族学生从思想上真正树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观念，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把少数民族学生对民族问题和政治地位敏感的特点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激励他们为振兴民族、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要突出抓好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少数民族学生从自己做起，弘扬积极向上的民族意识和精神，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摈弃民族意识中消极的、不利于民族发展的观念，进一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努力使自己成为本民族的优秀人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振兴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事业。此外，应注重日常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形成科学、合理的少数民族学生教学管理模式，并把制度建设与校园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通过活动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小学生可塑性强，在南疆目前极端化思想较严重的情况下，学校多次召开教师大会，要求教师结合去极端化教育，对学生进行正确世界观、宗教观教育，培养学生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的思想意识。有部分教师通过自学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利用家访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在汉语学校上学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不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其它方面都有其长足的进步，这也是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家长要送子女到汉语学校就学的主要原因。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学校上学，学校不仅要教给他们知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这个平台，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加强辅导，使少数民族学生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的确立与良好方法的掌握是提高学习效果和质量的保证，也是少数民族学生入校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学习目标的确立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关键。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学习成绩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没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我校召开专门会议，选出最优秀的教师，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辅导工作。这些教师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具体的辅导方案，开展“一对一”辅导，这种做法深得学生家长欢迎，也使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有效提高。要教少数民族学生学会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确立切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目标和方法，产生紧迫感、危机感，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成绩。我校由于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教学成绩较高，在全县各族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全县各民族学生家长争着送子女到我校就读。我校利用这一契机，在抓好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促使教师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使我校各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做出来一定的贡献。
三、把“特殊照顾”与严格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6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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