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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概念范文1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危机；生命文化学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灵长类动物存在的学习传统，使用工具和操纵符号，我们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号的习得性遗传是人类所独有的了。”
仅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定义社会生物学为“所有社会行为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6]”同时，他宣称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利用当代综合进化论的成果重新规划社会科学。[7]”
自从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进化派社会科学一直在学术界中发展和传播。我用“进化的社会科学”这一标签来称谓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一派研究。这个标签反映了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交叉，现在有很多学者使用这个词。在进化的社会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无疑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人类行为学，模因论、以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的方法。上述学科的代表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文化进化论。
那么，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而社会生物学家的定义则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或者说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中也有关于文化的类似表达。
人类行为生态学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都在文化人类学对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文化不是生物适应的产物，基因并不能操纵文化。
在行为生态学中文化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人类行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种行为的适应性。
共同进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动力系统。例如，William Durham已经列出了基因与文化作用的五种关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调节），genetic mediation（基因调节），enhancement（增强），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对）.前三种是互动的，后两种是比较的（Durham 1991，205207）。总之，他认为两者在互动中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基因与文化的关系将参照：（1）相同的目标（增强）；（2）矛盾的目标（反对）；（3）不同，但目标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释为基因进化的产物。在协同进化理论中，文化是基因与社会文化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体科学的人类学中的危机。首先是，人类学的过度强调分支化和跨人类学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机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的滑坡，它被指责将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中的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第三个根源是，“文化”这个概念的膨胀，人类学成功地给出“模因”，并认为它承载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最终将涵括任何东西。并且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危机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在进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的讨论。它的表征是从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背景。
基于文化学理论框架的生命文化学，方便了人们对进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理解，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文化学的分支。生命文化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伊诺・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个物理人类的分支的标签，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关注文化和生物现象。生命文化进化从文化属于非生物学的适应性这个前提出发，将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独立于他过去的进化。
相反，文化有它进化的根源，人类是被他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且建立在人类基因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学处理一种更为宽泛的主题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命文化学进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适应性及进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关注后天PK先天讨论的结论。生命文化学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一方面和从进化社会学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人类作为生命文化个体的整合性研究。简单来讲，生命文化学采用了从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认识的相关的发现并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解释。
生命文化学对于目前的人类学在三个方面的难题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学支持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将文化看作是在科学对人的研究中理论上、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对人类学和进化论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对人类本质的二分的难题的克服。
[参考文献]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人类学概念范文2
关键词：“EML”；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82-02
《音乐艺术》2008年的第1、2、3期，连续刊登了六篇“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的访谈录；每篇都以问答的形式，描述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婉对“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六位特聘研究员的采访记录。拜读之余，感触颇深，也受益匪浅。对此先将访谈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学术经历的介绍；②各自已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领域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③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和界定。
访谈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更加明确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三个名称的不同内涵可是。近年来，经常有学者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不加区分的等同使用，使人觉得费解。
由此以为，再谈谈“EtIlnomuslcology”(以下缩写为“EML”)的学科发展和廓清相关的几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EML”的发展概况
“EML”是一个复合词，由Ethno(n.人种论、民族志)和musicology(n.音乐学)两个词根复合而成。从两个词根上看，“EML"实际上是一个横跨了音乐学与民族(人种)学两大系统的学科。也就是说，“EML”与民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欧洲传统意义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可以通用。实际上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起码在欧美是这样一种情形，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本来就是源于欧洲(德国和法国)的人体解剖学。所以说，与“EML”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文化人类学。
然而，文化人类学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和拉策尔(Friedrich Ratzal)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锋，并各自有不少的文化人类学的著作问世。如巴斯蒂安的《人类根本观念》(Ethnische Elementargedeanken)和《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和《人类历史》(History 0f Mankind)等等。随后。出现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影响的第一个流派，即“古典进化论”派，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其后的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等多种流派。
从“古典进化论”起，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已经把人类文化看成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相互影响的民族模式。只不过早期，特别是欧洲文化人类学家，大都致力于对小规模部落社会的考察。这是源起于殖民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外的人类文化的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当今全球性文化变迁的趋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
文化人类学和“EML”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者说，“EML”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更新、不断扩展，都受到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正如梅里亚姆所说“民族音乐学具有随着形成人类学的同一理论潮流而形成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EML”的前身是“ComparativeMusicology”(Compara.tive：比较的、相比之意)，此阶段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因为，此阶段的多数研究者，主要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来看待和观察非欧国家民族的音乐和传统，早期还只停留在“低劣”、“肤浅”的认识上，这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
真正客观、公正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标志是，奥地利比较音乐研究的先导者艾德勒(G.Adler)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和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A.J.Ellis)的《论各民族的音阶》。随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比较音乐学家，还有“德国学派”(又称“柏林学派”)的施图普夫(Carl slumpo、霍恩博斯特尔(EdchMofitzvon Hornbostel)、萨克斯(Curt Sachsl等；“传播论学派”的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曲elm Schmidt)；“美国学派”的博厄斯fFranz Boas)和菲克斯(J.W.Fewkes)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和思想无一不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荷兰音乐学家，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中，首次使用了“EML"这一名称，经过两次的书名更改，1959年以《Ethnomusicology》的名称第三次出版，其理由是“其旧称‘比较音乐学’易使人误解。一般已弃而不用。它并没有进行比其它学科更多或更少的‘比较’。”胡德(Mantle Hood)也认为：“每门学科都要应用比较法。EML是一门研究任何音乐的学问，它不仅根据音乐自身而且还要涉及其文化背景。”最终将"EML'’取代了“ComparativeMusicology”，开始成为了欧洲音乐学术界惯用的名称。
随着“EML”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不断受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梅里亚姆的“文化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一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些学术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
二、与“EML”相关的几个中国概念
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甚至“应用音乐人类学”都是“EML”的中文译名，那是无稽之谈。从构词关系讲，“EML”的译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音乐学”。其它名称只不过是随着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不断扩展，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表述，是阶段性研究目标的产物，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代名词。
“EML”在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已逐渐偏离了音乐本体，相应孕育出了相关不同研究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空间，也代表着某种观念和兴趣。“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
学_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
关于学科名称和定义，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方向不同，自然名称也可以不一样，“由于其研究范围如此宽泛。故而关于它的定义也就众说纷呈，从‘作为文化的音乐之研究’，‘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延伸到‘人类音乐行为的阐释性科学’等等”梅里亚姆也曾说过：“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的定义，由于每个学者所要强调与所希望研究的方面不同，所以也就大不相同，其中甚至竟有完全相反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名称不能在同一个领域等同使用，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对应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作为不同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以下就“EML”相关的几个概念。表述他们不同的学术性质和研究对象。
1.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缩写为EML)
前面讲到，“EML”是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并且最终取代了“Comparatl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之所以取代，是因为“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譬如有研究西洋艺术音乐中相互影响问题的情况，而且还由于这门学科并没有比其它任何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一词在中国最早被译为“民族音乐学”，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经过1980年的“南京会议”以后，这一名称便开始流行，虽然在随后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为什么被译成“民族音乐学”。以为有两个原因：①是直接根据两个词搬(Ethno与musicology)来翻译；②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民族音乐学还基本是音乐本体的研究状况。所以，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应该是以音乐本体的研究为主，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本身。
2.音乐人类学(Anthm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Music是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其核心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他认为，音乐则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与信念形成的，人类行动过程的结果。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出乐音。但它的创造过程是有连续性的过程。所以Anthm，pology 0fMusic可以译为“音乐的人类学”或“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指“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只不过是把“音乐”放在人类文化中来探视。记得在韩锺恩教授的访谈录中。有洛秦教授介绍梅里亚姆对音乐与文化的三个关系的表述。即“文化中的音乐”(in)、“作为文化的音乐”(as)、“音乐就是文化”(is)。读后也深受启发，以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是在“文化中的音乐”或“作为文化的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而非指“音乐就是文化”的研究。就如韩锺恩教授谈到音乐人类学的审美经验时所说：“我希望从‘音乐就是文化’这个阶段折返回去。即通过文化去关注音乐作为艺术进而音乐就是音乐这样一个问题。”这说明了韩锺恩教授从当初提出的“音乐文化人类学”转到“音乐人类学”观念的原因，也说明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应该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与音乐本体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是把音乐置于文化中来审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构造和形态。
3.音乐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
“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英译名为“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有人，以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没有区别，属同一个名称。其根据就是“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值得推敲。其实，音乐具有“有形性”和“无形性”两种层次，即有非物质性“文化”的一面，也有作为物质性“声响”的一面。就像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所指称的学科性质一样。音乐文化人类学更加强调“文化”性质，把所指的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其实质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音乐人类学则侧重于文化的音乐，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其实质还是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所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性质是体现音乐的“文化”属性，研究音乐的文化现象。研究视角不在音乐上，是与音乐事象有关的社会，民间信仰、国家政策等一些超越音乐本体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科偏离的危险。
音乐文化人类学，要当心“文化主义”的陷阱。不管是音乐文化人类学也好，还是音乐人类学也好。其研究对象不能脱离音乐事象去谈文化，虽然是学科性质有所要求，也不能完全抛弃音乐的文本。
三、结语
人类学概念范文3
审美人类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我国出现的一门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它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希望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从现实体验出发，把握少数民族深隐的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通过解读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密码和揭示其文化思维模式，达到探求其文化体系背后隐藏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最终挖掘出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的鲜活生命力。审美人类学崭露头角之初，并未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但是，以王杰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学科在长时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制度为中心的审美人类学理论，在国内美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从本科生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之后，在初步接触审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我开始系统深入地学习审美人类学，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逐步将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开始关注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跃着的文化现象、审美意识形态及其审美价值。*年11月和*年11月，我分别参加了广西师大中文系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跟踪调查，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这个特殊的民族节日进行了分析，写作的《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节日与生存——兼谈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收录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寻找母亲的仪式》一书中，并在《广西日报》*年10月29日第7版发表《打造现代狂欢文化品牌——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谈起》。在*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上，由壮族歌手演唱的黑衣壮山歌《山歌年年唱春光》唱响全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的古老而神秘的黑衣壮族群因其原生态文化和艺术元素保护的完整性以及突出的地域性，逐渐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个案。*年1月26日——2月1日及4月16日——21日，我随广西师范大学那坡黑衣壮文化考察队赴百色那坡县城厢镇农文屯对当地的黑衣壮族群的文化艺术分别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黑衣壮传统文化的一手资料，并将《黑衣壮祭祖仪式的审美价值》定为检验自己三年研究生阶段学习研究情况的学位论文。
我认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和分析不同种族、民族以及族群在审美习惯、审美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不仅为黑衣壮文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地区美学的研究和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可以为解析民族文化背后隐藏的禁忌和规则提供有力的学理依据。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文化和艺术进行考察，阐释审美制度的功效和实践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族或族群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内在逻辑进行解读。审美人类学以美学为学理渊源，重视审美活动、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避免传统美学研究唯精神层面的缺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审美人类学更为关注精神与物资二者之间的制度层面，通过审美制度这一中心术语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重新整合，对民族文化、边缘文化的底层内涵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加以分析和阐述，从学理上阐释民族文化背后的思维逻辑。
同时，在学习审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田野丰富多变的文化事象始终是审美人类学重要的理论灵感源泉，纯粹的理论分析是无法解决美学研究中遇到的难题的。因此，我认为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掌握充分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一手资料，在感性认识积累的基础上，运用审美人类学理论深入到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内在隐喻的符号体系和象征系统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审美价值是可行的。无论是从民族艺术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上看，还是从研究视角、操作方法上看，审美人类学都是有效的理论武器和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作为新兴学科，审美人类学的理论系统尚未建构完全，其基本概念和关键词有待论证确定，在不断建构学理基础、确定学术规范的同时，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找到具有极强说服力的现实个案，并加以合理严密的学理阐释。它希望“以特定区域族群的审美实践和审美研究创造性成果为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从而“揭开特定区域族群文化中被遮蔽的审美感知方式，激扬符合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建构充溢审美氛围的生存环境”。
人类学概念范文4
音乐人类学是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来看待的。音乐其实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音乐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比较音乐学”，完成这一学科名称的更换主要是荷兰的音乐学家孔斯特。美国在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音乐人类学家胡德提出了“双重音乐能力”的观念，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被视为该学科的经典之作，当代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已扩大到人类所有社会的音乐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多元的世界观。
一、从人类学看音乐文化
音乐和文化并不是新名词, 但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探讨和认识却是近五十年以来的论题, 是人类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促使这个思想或观念转折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音乐领域本身, 而是人类学。音乐不只是音乐本身，音乐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内容的真正源泉是人及其文化。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地域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时期有不一样的音乐, 那都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时空和传统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
音乐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初, 音乐文化的研究受到了人文学科的影响, 如人类学、民族学、民族音乐学、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者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新进化主义、都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演奏经验及交流、反思论的人类学, 此时, 音乐成了文化。音乐与文化合为一个词语成为“音乐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 而事实上是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 或者更严格地说是“ 回归自我”的过程。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 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音乐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形成了无比深厚的文化积淀，它们为音乐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给养。时至今日，通过存活的传统音乐，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穿越数千年历史传递给我们的所有关于音乐的信息，仍然那样富于活力、息息相通、连绵不断。沉潜久远的中国音乐，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蕴藏着丰厚的音乐资源、繁复的题材、多样的风格，犹如千百年来堆积而成的无际矿藏，供世人开采挖掘，进发出璀璨的音乐之光。我国音乐一方面贪婪地吸取着一切可触及的外国音乐，一方面又显示出自身磅礴的气势，体现了中国音乐的巨大融合性。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音乐和世界各国音乐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始终不曾止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流和融合将会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广泛，这不仅是历史潮流的推动，也是顺应时代的大势所趋。
二、从人类学看音乐教育
当今的音乐人类学采用当代人类学的视角, 其研究对象包含从人类生涯开端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的音乐行为。将音乐教育与人类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这种人类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相交融的一种文化。
英国民族音乐学界的泰斗, 已故的约翰﹒布莱金倡导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音乐教育 这种新概念。国外的多元文化教育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他们在比较音乐学、音乐民族学、音乐人类学以及国际比较音乐教育等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 至少包含了上千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对世界上非西方音乐所进行的严肃认真的研究所产生的成果, 揭示了人类音乐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 促进了发达国家音乐教育中欧洲音乐中心主义观念的改变, 使音乐教育从单一音乐视野转向全球多元文化音乐的视野。其次, 国外音乐教育在多元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不断发展本土音乐文化教育, 如美国黑人音乐、爵士音乐等, 他们还不断加强世界文化意识, 积极学习世界各国不同文化, 为美国的音乐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创了许多新的音乐教育领域。
人类学概念范文5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 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人类学概念范文6
关键词：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志
人类学是人们对与人类起源和人类发展历史的总结和研究，为了更好地发现人类的秘密。虽然目前人类学博物馆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似乎是一个无需加以追问和论证的正确定义，但在两百年前的世界人类学研究历史上，“人类学博物馆”一词是很少见的，“人类学”和“博物馆是两个范畴的定义，其时而交叉，时而分离。而随着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一、人类学博物馆历史
人类学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文物参考的角度不同，历史博物馆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将其关系展现给后人，可谓是雅俗共赏，而人类学博物馆是供科研而用，其展出的物品是也是历史上的一些物品，但较历史博物馆更加深层次和抽象，所以其欣赏人群一般科研素质都是较为高的。从历时角度来看，人类学博物馆的历史作为就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与作为文化展示机构的博物馆彼此靠拢相互倚重的历史。
欧洲大陆的器物收藏机构，其肇端可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以来的珍宝陈列室，作为贵族和特权阶层文化地位的象征，它与剧院、动物园、植物园等机构同为王侯府邸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的还是人类博物馆的雏形，由于其开放时间有限，还不能完全称之为“人类学博物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莱顿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主要展出尼德兰王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物品，其与作为学科的“民族学”彼此依傍，这是人类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其为我们目前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当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是当今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位于墨西哥城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成。该博物馆可谓是集古印第安文物之大成，主要介绍人类学、墨西哥文化起源以及印第安人的民族、艺术、宗教和生活等，并展出了一些欧洲人来此之前墨西哥各族人民文化和生活实物。各种翔实的资料给人类学家们以丰富的资源来研究，其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都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的。
二、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志类型研究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抑或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是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科研方法，是对一个民族研究的最好方法。
1.概念式
现代人类学雏形刚刚确立了几十年间，进化论和传播论依次登上历史的舞台，理论的不断发展为人类学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为民族志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理论的发展仿佛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无意识中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进化论”学说一度成为人类学界的核心理论，自哥伦布在里斯本展出其航海战利品之后，展览珍品成为欧洲各大宫廷珍宝室中的一时之风。紧随其后，各国带有民族志性质的人类学收藏机构纷纷以其藏品来展示欠发展人群的文明程度。例如，1797年，伦敦萨蒂古生物博物馆采用蜡像的方式，展出了美洲土著人和远东中国人的形象，力图从种族分类学的角度，揭示出“人类大家族中存在的不同类别”。
概念式展览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893年芝加哥的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其对以前人类学博物馆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一个升华，他聚集美洲族群的历史和现状，以此诠释着进化学说，展览者将全球的民族器物按照地区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在特定的区域内，按照历时原则组织展品。这次展出将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推向了，也确立了民族志这种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
2.场景式
一些人类学博物馆中，在物品的陈列方面有着严重的问题，例如，梅森领导下的美国国家博物馆民族部中，西北岸线一代的民族器物零散的分布于不同的展厅中，甚至原属同一族群的器物也按照各自的功能被拆散，给参观者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器物又被强行的组合在一起。管理者希望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见未来的概括性的结论的，但结果去不尽如人意。
将器物按照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原则进行陈列，这种方式并不能如人类学家所愿，为人群的移动和种族进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博物馆将原始民族的拨弦乐器、打击乐器和现代的交响乐的代表性乐器人为的并置在一起，而这并不能证明全球的乐器形态都遵循相似发展轨迹。博物馆的陈列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陈列，让参观者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结束语：
人类学博物馆是研究人类学的重要基地，而民族志这种方法是人类学中唯一的研究方法，因此，要不断提高对人类学科和民族志这种科研方法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研究人类学，在科研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虽然人类学起源于欧洲，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类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因此，只要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我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一定会成为世界科研领域一颗璀璨的新星。（作者单位：郑州二七纪念馆）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3］娥满.时间与空间：科学民族志的叙述学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