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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1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 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3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无时问感”的批判性，两者之问在挑战、对话中不断磨合、互动发展，在白身文化研究的反思中超越近性史观并与历史相汇的产物。二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区分，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后者更强调关注人民如何对待并处理他们的历史匡。历史人类学是空问文化和时问历史的统一，因此在研究过程应注意把握文化的历史向度、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记忆对历史的制作以及历史的力量等特征匡，将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文献的收集、了解与运用渗入田野调查。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诚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均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论道:“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对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一个社会表现在习俗中的争论的最少的态度和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社会的表象系统;而这系统在深层上与法律、宗教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件的知识框架都紧密相连。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4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危机；生命文化学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灵长类动物存在的学习传统，使用工具和操纵符号，我们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号的习得性遗传是人类所独有的了。”
仅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定义社会生物学为“所有社会行为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6]”同时，他宣称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利用当代综合进化论的成果重新规划社会科学。[7]”
自从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进化派社会科学一直在学术界中发展和传播。我用“进化的社会科学”这一标签来称谓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一派研究。这个标签反映了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交叉，现在有很多学者使用这个词。在进化的社会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无疑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人类行为学，模因论、以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的方法。上述学科的代表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文化进化论。
那么，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而社会生物学家的定义则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或者说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中也有关于文化的类似表达。
人类行为生态学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都在文化人类学对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文化不是生物适应的产物，基因并不能操纵文化。
在行为生态学中文化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人类行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种行为的适应性。
共同进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动力系统。例如，William Durham已经列出了基因与文化作用的五种关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调节），genetic mediation（基因调节），enhancement（增强），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对）.前三种是互动的，后两种是比较的（Durham 1991，205207）。总之，他认为两者在互动中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基因与文化的关系将参照：（1）相同的目标（增强）；（2）矛盾的目标（反对）；（3）不同，但目标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释为基因进化的产物。在协同进化理论中，文化是基因与社会文化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体科学的人类学中的危机。首先是，人类学的过度强调分支化和跨人类学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机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的滑坡，它被指责将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中的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第三个根源是，“文化”这个概念的膨胀，人类学成功地给出“模因”，并认为它承载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最终将涵括任何东西。并且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危机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在进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的讨论。它的表征是从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背景。
基于文化学理论框架的生命文化学，方便了人们对进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理解，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文化学的分支。生命文化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伊诺・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个物理人类的分支的标签，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关注文化和生物现象。生命文化进化从文化属于非生物学的适应性这个前提出发，将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独立于他过去的进化。
相反，文化有它进化的根源，人类是被他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且建立在人类基因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学处理一种更为宽泛的主题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命文化学进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适应性及进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关注后天PK先天讨论的结论。生命文化学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一方面和从进化社会学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人类作为生命文化个体的整合性研究。简单来讲，生命文化学采用了从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认识的相关的发现并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解释。
生命文化学对于目前的人类学在三个方面的难题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学支持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将文化看作是在科学对人的研究中理论上、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对人类学和进化论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对人类本质的二分的难题的克服。
[参考文献]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5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托马斯・库恩(Thamas Kuhn)提出来的，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研范式决定了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基本观点，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形成了该科学共同的传统，并为该科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
教育人类学在“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主张从书斋的思辨式研究转移到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书斋思辨研究重视理论推理，重视逻辑的严密性、理论的普适性，但由于过分关注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使得学术研究容易脱离生活实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则完全与之相反，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行为，重视对教育现象的搜集和整理。因此，从书斋到田野研究范式的改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信念和科研模式。
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跨文化研究”。教育人类学以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为研究对象，从而发现和解释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差异。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入他者文化中，从该文化背景的教育实际出发，在具体的文化中进行研究、分析。二是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为实地观察法，要求避免单纯理论想象和假设推断，主张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要求研究者长期生活在被调查的对象之中，融入其生活并与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搜集、记录和整理当地人的行为或每日发生的事情，“其目标是在基于直接观察和准确理解当地人的真实观点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事件、情形作充分的描述，其目的是为对某一民族或语言等特殊问题作进一步深入了解提供信息”。三是重视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反对那些宏大叙事的抽象论述，主张深入实际、在详细调查基础上的个案分析。四是理论建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体现在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现象、问题的调查，同时强调在这种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理论总结与概括。也就是说，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不仅是一位实践的探索者，而且还是理论的建构者，在田野工作中通过实地观察、访谈、问卷分析等形式，发现新问题，验证假设，形成正确判断，构建新理论以及为社会实践作出贡献。
二、田野工作：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方法
田野工作最先由动物学家哈登介绍到人类学中，随着博厄斯、摩尔根、马林诺夫斯基等对该方法的成功运用，使其成为人类学研究区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宗教研究的重要标志。田野工作也是教育人类学最基本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于某一地点或区域住上一段时间(人类学研究一般在1年以上)，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教育教学的基本过程，与教师、学生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教育教学、人际活动、风俗文化等。
我国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人群的教育问题；二是对弱势群体教育问题进行的田野工作，这类研究除了研究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习问题外，还注重对一些处境不利或弱势人群的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如出生在城里的少数民族子女、进城农民子女或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等；三是应用人类学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主流文化教育进行研究。因此，不同研究取向在田野点的选择上就有较大区别。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田野工作，研究者必须把他感兴趣的事件放在自然发生的情境中，资料的搜集来自于自然式的研究场域――田野，如教室、餐厅、学生宿舍、教师休息室、学生家庭等，通过持续地与研究对象进行接触，获得第一手资料。
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为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另外可以配合一些问卷调查等其他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要求研究者在调查点长期居住下来，参与被调查者的生活与学习，观察他们的教育活动和个人言行举止。因此，参与观察法亦称为“局内观察法”或“居住体验法”。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对特罗布里安德群岛土著文化进行的就是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在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仅靠研究者个人的观察是不够的，大部分的资料须依靠一些研究对象提供，这就必须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的对象可以是教师、学生、学生家长。访谈的内容既可以是针对访谈对象自身的教育问题，也可以是他所知晓的其他情况。一般而言，对访谈对象须精心选择，对重点访谈对象更是如此。他(她)的年龄、性别、社会阅历、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工作态度、语言表达能力、社会关系等都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
教育人类学的迅速兴起在于倡导了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哲学思辨及诠释的方法，注重田野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教育人类学研究不是从概念出发或沿用以往的解释套路，而是依据田野工作中与调查对象共同生活所进行的参与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使之与文化背景联系来加以分析和阐释。“教育的田野”赋予研究鲜活的生命和时代意义，记录了社会文化下真实而丰富的教育发展，它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愈益散发出特有的时代价值。
三、践行・做小・求真：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科研精神
从书斋走向田野为教育人类学提供了一个从历史发展高度全方位考察教育发展的新方法和新维度，其科研精神体现为如下几点：
(一)躬行实践，深入田野
20世纪初，部分人类学家意识到要想创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观察并参与他们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风俗习惯，就这样人类学开始了它的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教育人类学强调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主张深入田野，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深入“田野”，才会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进行调查，只顾埋头于故纸堆里，就会因失去科研的源泉，致使创新干涸、枯竭。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要进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与研究者长时间地交往、接触，如有机会还要多参加一些地方的民俗活动，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要以一个人类学家独特的视角，以一定的身份，如一名老师的身份或辅导员的身份，融入教学过程中，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一个教育人类学研究者的终身理念和不懈追求。
(二)知微见著，精益求精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必作于细”。教育人类学研究侧重于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个案研究，反对那些毫无个人经验的宏大叙事。教育人类学主张作于“小”，“小”就是你从任何角度去放大或缩小，都不会变成模糊的视点；从任何局部去抚摩，都是丰润饱满的点触；从任何时间去审视，都能成就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和完美演绎。“小”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经验积累，是一种独辟蹊径的敏锐角度。也就是说，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必须是
他能够亲眼观察到的、亲身体验到的和亲自了解到的。在这种经验基础上，对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最终目的是要由小见大。滕星先生所著《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一书可以说是国内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以四川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为研究对象，对20世纪后50年来语言与教育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少数民族在力图融入现代主流社会、分享现代化社会的权利与成果的同时，试图保存自己的传统语言与文化的两难困境，并从教育人类学者的立场上给予意义上的解释。之后，国内又有多部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著作问世，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个案的研究，充分体现知微见著、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
(三)追求本真，崇尚实学
早期的人类学者根据“野蛮人”或“原始人”的社会文化资料、殖民当局的档案、旅行家以及传教士的记述，在“安乐椅”上进行理论建构。人类学集大成者马林诺夫斯基，一战期间在新几内亚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三次田野调查，之后出版了一系列与调查相关的著作。其集田野调查、民族志撰写、文化功能学说的提出于一身，奠定了科学人类学的规范，同时为崇真尚实的学科精神奠定了基础。他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观察当地发生的人和事。要求融入当地社会，尽量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教育人类学秉承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通过实地调查有效地搜集研究对象的行为和背景资料，在参与研究对象的各种活动中感知其文化背景，在深入调查中践行追求本真、崇尚实学的学科精神。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其重视调查的研究范式及学科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它如一缕清风在国内的教育学研究中掀起一丝的波澜；又如一块陨石，厚重而深远，涤荡着学术氛围中的浮躁，代表着学术研究的航标。
四、田野工作的局限：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反思
(一)他者的声音：能否反映真实情况
从书斋到田野，其本意就是尽可能多地接触并了解研究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主位研究(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客位研究(从研究者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的结合。基于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学习，在相互接触和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位研究的科研价值，最大程度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
但是，田野工作毕竟有其局限性――他者的声音能否反映真实?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人会说：“你怎么相信他们向你陈述的东西?他们向你讲述的都是编出来的谎言，除了他们自己这些谎言可以蒙骗所有人。”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地思考，研究者对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能够较好地把握，但是能否真正理解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在有些田野工作中，还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这就要求研究者想办法解决语言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掌握这门语言，二是通过翻译。在短时间内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在笔者周围的一些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采取雇用当地人为翻译的做法。这种方法，对调查固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经过翻译这中间环节之后，收集的信息可能已经带有很多翻译者主观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研究本身的真实性。教育人类学研究者深入教育第一线与研究对象长时间交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对方的文化，争取更加扎实的田野工作。但是无论你如何与研究对象和谐共处，你永远无法摆脱“他者”的身份。
(二)部分与整体：个案的选择如何具有普遍意义
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多是个案研究而非整体研究，这可能与因注重田野而限定了人类学的旨趣有关。由于方法论的特点，即要求参与观察法，这就注定了研究者只能在某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因为对于一个稍大的区域进行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在回答“解剖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时说：“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如果说明这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那是实事求是的，但问题是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只是把江村调查看作是他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领域的开始，他后面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等，都是把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用比较的方法从局部走向整体的结果，以此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全貌。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6
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近年来在国内当代美学、文艺学以及人类学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动态之一。从现代知识体系不断互渗和融通的学术背景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性学科，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有效整合美学与人类学并超越其各自的局限性，激扬学科新质的有力 尝试，同时也是深入探讨审美与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步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
在学理上，审美人类学尝试理清审美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将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考察的重点聚集在特定的审美感知和活动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上，亦即探讨人们在关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审美”方面所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建构和规范起来的，“美”又是如何在这种建构中被遮蔽和显现的。这就必然要求在寻找美学与人类学之间深层契合点的基础上，研究当今的文化事实，探讨“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并将关于异质文化或“他者”的研究与当代文化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审美文化观念。
从严格意义上说，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外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在西方，关于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人类学美学”、“美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名称出现的研究群体，一些围绕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艺术的方向以及关注非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的相关著述相继问世，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在深入理解国内外美学与人类学著述，了解并反思当代美学与人类学前沿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发掘这两门学科的深层契合点，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激发其生长性，审美人类学在国内才得以形成。
近年来，国内审美人类学建构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开展：一是研究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整合二者的思想资源和研究成果；二是在学理上对审美人类学的学术渊源、学科定位、主要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意义及其发展向度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三是发掘和阐释国内外人类学与美学著述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关注过去被忽略的或未被充分重视的文化现象和审美经验，激活其理论生长空间，并通过选择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区域族群文化以及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新质的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和理论阐释的方法探讨审美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四是在一些院系开设“审美人类学研究”课程，初步形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审美人类学人才培养序列，并将“审美人类学”切实纳入学科形态的现代转型之中。从国内近几年发表的著述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术理念和田野实践在国内学术界已获得了较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充分显现了审美人类学可观的学术发展前景。 二
从根本上而言，在国内学界提出建设审美人类学，与传统美学和中国美学研究中出现危机这一事实直接相关，如何为美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寻找出路便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美学的概念体系需要更新，美学研究要向实证的方向发展，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审美问题，这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共识。学者们在探讨美学发展的出路时，愈益发现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互渗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两者的结合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而且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求。
美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历史联系。尽管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比美学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但美学诞生伊始就天然地潜藏着浓厚的人类学性质。早在18世纪上半叶，维柯就通过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提出了“诗性的智慧”，并指出它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深刻交流的媒介；康德在完成批判哲学体系和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大问题之后补充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并以人类学研究作为三大批判的某种总结；席勒在对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基础、人类学属性、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功能和人类学特征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人如何通过审美的方式才能成为人性完整的、真正的、自由的人。黑格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格罗塞具体考察了原始民族的人体装饰、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等艺术类型，有力地揭示了审美和艺术的人类性和社会性；马克思通过人类学批判将三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进行严格的区分，同时把握它们之间的分离和连续性等等。无论是在美学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审美问题研究中，人类学都不只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在其中发挥作用，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思路。尤其是到了20世纪，美学与人类学都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后现代形态的转变，即从对先验性、普遍性、同一性、绝对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文化的具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等方面的关注和发掘。这使得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二者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在此过程中，审美人类学以其高度的学科际属性和不断磨练的敏锐的田野洞察力，为探讨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何处、美学基本范畴的合法性、西方美学普适性神话何以走向衰微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视角和广阔的经验解读空间。
第一，美学是关于“美”的学科，然而，“美”意指什么，“美”是如何被建构的，“美”从何处寻等问题不是单凭对“美”的抽象玄思就可以解决的。“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一个首先应当被追问的问题。审美人类学要求深入到对审美和艺术存在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脉络和意义系统之中，以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叙事代替社会与文化的宏大理论，强调语境研究胜于对艺术风格的分析和分类，注重事实材料与理论推导的结合，使美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和阐释基础，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及边界上提出问题，对于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纠偏作用，并将为关于艺术的起源、审美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审美偏好的变化及其原因等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二，西方传统美学将美学研究局囿于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尤其是到了19世纪中叶，aesthetic作为“美”的定义已经非常普遍，通常与艺术有紧密的关联。然而，审美人类学研究表明，对“美”和艺术的宗教式态度是美学话语自身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将审美等同于“美的”，那么，就会有大部分的审美生产和接受会被排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之外。而只要我们把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等同于对美的感知，那么，将“审美”这个词语运用于民族学研究领域以及一般社会学中则会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学应当为各种感知的经验和审美的领域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这种感知经验不仅包括“美的”事物，而且包括丑陋艺术、喜剧、悲剧及其他。于此，对“美”与“艺术”概念和范畴合法性的考察，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文化书写如何向文本书写转化的问题。
第三，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们“以什么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的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以语言和文字等文本的方式书写，而且也是以政治经济体制、习俗、惯例、亲属制度、宗教、神话、艺术、禁忌、伦理、世界观、天文历法、祭礼仪式等社会生活中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书写方式写成的。如果没有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了解和考察，我们如何能够理解那些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习得的信仰十分相异的审美和艺术现象？然而，大部分西方美学话语和理论模式在被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还没有经过语境的具体转化，理论的架空往往造成对非西方社会想象和阐释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无益于对日渐丰富、复杂的现实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非西方文化自身的问题及其独特的审美及其表达方式。审美人类学通过借鉴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跨文化比较、主位客位转换、动态演化与文化相对论视角等研究理念和方法对非西方族群的审美文化现象进行的深度描绘，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美学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以二元对立为潜在逻辑，以抽象思辨为思维特征，以建构形而上的宏大叙事为目标的西方传统美学代表美学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模式这一神话将在“他者的目光”中被质询。 三
审美是人类文化活动中最精妙的部分，人类学研究侧重分析文化的存在样态及其基本运作机制，美学善于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把握这些文化事实之间的微妙联系，两者具有天然互补性：一方面，由于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而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原因，走向文化批判的人类学尽管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如何真正消除意识形态幻象的遮蔽性仅仅依靠人类学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学可以细致地描述一种审美状态，但它却无法想象自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至此，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审美人类学如何在美学与人类学的深层契合处发掘其理论生长点，而美学的现代性也将获致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