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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1
破解矛盾和问题，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牛鼻子。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剖开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紧紧盯住这“三大失衡”问题的解决。
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持续高强度开发建设后，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传统产业和房地产相对饱和，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
但实事求是来看，相当多的供给满足的是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这同过去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出口的需求结构有关。随着进入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新消费时代，以往那种模仿型排浪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逐步退场，消费结构加快扩充升级，出口需求相对下降，既有的供给结构越来越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新趋势。
从更深层看，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加速扩大，对消费不断提出新要求。然而，供给体系未能及时调整跟进，结果一方面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供销不对路；另一方面消费者对质量高、有信誉保障的消费品需求快速增长，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境外物热度不减、“需求外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给的质量。这就要求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供给能够体现高质量高水平，必然会大大提高国内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和消费规模。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形成游资寻求一夜暴富。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实体经济严重缺血，导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一些企业难以维持，甚至选择歇业和退出。
另一种是不把结构性供需矛盾看作是总需求不足，而是要看到真正需求的存在，关键是充分认识到有效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供给。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中小微企业抱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这既有中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也存在金融企业“嫌贫爱富”的问题。破解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就是要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业实现了约20年的“黄金增长”，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衍生出的问题是，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本来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带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诱使资金脱实向虚，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依赖“房地产繁荣”，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坚持分类因城因地施策调控，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上述“三大失衡”有其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有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正是基于此，中央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金融市场渠道 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经济体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以下简称EMEs）来说，全球因素对国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金融市场渠道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复杂，而且更加广阔。伴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系统的结构和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有所改变。防止新兴市场的系统风险，防止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还要做很多的努力，因此必须提高金融市场渠道、金融和实体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金融失衡这些变化的透明度。
金融全球化的基本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近年来势头迅猛，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增加紧密联系。然而，金融全球化包括的内容很多，其性质和结构上的变化意义更大。全球金融传导渠道的变化及金融体系的结构由基本趋势驱动。
储蓄的制度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大型跨国机构投资者流入的快速增长，投资收益研究，甚至分散风险的方式迫使投资组合经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工作，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与其相关性较低的周边市场。除了银行，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全球化的决定性驱动力。他们不仅集中利用金融市场，还进行新的更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些机构投资者创造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百分比已经上升。更好地了解这些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策略，能够提供对市场动态和蔓延及溢出的深入了解，提供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变化的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和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很关键，可以为监测全球金融稳定性以减少透明度差距创造重要基础。简单地说，如果无法理解全球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那也不可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进程，或者在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为了研究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而是为了研究主要投资者群体和评估市场动态，以达到更好、更及时的监控。
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创新与上述趋势密切相关。贷款和储蓄活动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的使用而进行。这个过程由于借贷关系的证券化和风险再分配的需要进一步加剧。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特征
（一）全球资本流动形势迅猛
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工业国家金融和房地产的财富增长是GDP的许多倍，并且金融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境机构投资者手中，因此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比以前更大。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资本流入EMEs显著增加，而且资本流动的结构有显著变化。这些发展尤其体现在2007年资金大量流向EMEs。特别是2005-2007年，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量已经急剧上升，流入美国的资金有1921亿美元，大约是2005年的2.5倍。
这一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这体现在证券投资有显著上升，在报告期内增长约120%。EMEs成为国际化运作的机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对投资收益及多元化投资的追求，使资金更多地投资到相对的市场，这些市场与主要工业国家资本市场的价格及收益率走势相关性不大。国际化运作的投资者在扩大和深化EMEs的金融市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过来，他们也使EMEs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和预期突然变化的影响。
（二）一国金融市场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一国金融市场发展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EMEs影响的程度是出乎意料的。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全球性因素对国家金融市场指标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结束，反而增加了。EMEs仍然容易受到突然变化的全球金融状况，尤其是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但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面改善对减少收益差异作出了贡献。
与以前相比，市场结构、投资组合战略的改变，较高的市场流动性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较少地取决于国内的实体或基础因素。相反，它们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组合再调整的驱动，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基本面，全球金融因素越来越多地取代特定国家的实体因素。这可能是宏观经济条件稳定的国家也卷入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EMEs中外国银行的活动日益活跃
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提高了信贷和资本的国际分配，也提高了银行监管和承诺的国际标准。然而，这种发展掩盖了对EMEs风险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外资银行贷款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显著。在新兴东南欧，70%的银行资产被11家外国银行集团持有。融资区域的集中增加了风险传染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大银行，依靠其国外子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来缓和国内的流动性冲击，这对于流动性和资本金危机尤其如此，国际经营的银行被迫限制或收回贷款。国际杠杆化过程连同资产价格的急剧崩溃已经把这些EMEs放置在信贷紧缩的风险上。
国际化运作的银行敞口可能是金融市场危机传导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一些EMEs中母银行是“共同贷款人”。 在一些EMEs活动的国际银行构成国内银行活动的很大比例。外资银行巨大的敞口帮助传导工业化国家的紧张情绪。
（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更紧密
金融全球化的中心含义是提高美元利率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此至少有四种解释：合同多以美元计价的，甚至非美元交易的双方也以美元计价；许多国家的货币钉住美元；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外国投资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利率作为投资者预期的决定因素已经发挥更大的作用。
息差水平的变化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不断发展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正变得越来越有益。例如，利差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领先指标，这反映了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化。
随着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和房地产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效应对EMEs的总需求也日益重要。从1990年1月到2008年2月来自14个EMEs的数据显示，EMEs的财富效应大幅上升。房价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5%到0.49%；股票价格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9 %到0.39%；金融财富增加10%，消费上升0.41%到0.50%（T.A.Peltonen et al.，2009）。另外，企业被重要的国际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显著引导，尤其是美国股市，形成自己的商业预期。这些商业预期对机械和设备投资有直接影响，许多国家对此的反应非常快速和强烈，因此使经济实际推动力长期靠边站，虽然在一些国家有很强的投资活动。
对EMEs不限制的杠杆化过程和动态的贷款过程，不仅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
所有上述方面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强度。
（五）强劲的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预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信贷增长已经很迅猛，达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增长率。经验表明，强劲的信贷扩张经常为随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多数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都有过度借贷的现象。在一些EMEs，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借款的国家，细致地分析这些关系是很重要的。
EMEs贷款导致实体经济相对高度的波动。信贷繁荣的风险在实行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EMEs尤其高，其繁荣之前已经有大量资本流入。EMEs经历的超过50%的信贷繁荣之前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它们和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风险齐头并进。他们还经常伴随着货币危机（68%）、银行危机（55%）和“经济突然停止”（32%）（E.G.Mendoza，M.E，2008）。
金融市场渠道的重要性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快的速度在不同国家和市场传导。目前的证据反映这是通过金融市场渠道运作的结果。一个很新的因素是一些新兴市场银行对外国大规模资金的依赖有显著上升，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迅速扩大其美元计价的负债，它们通过在美元区的分支机构进行再融资。当这些市场的流动性干涸，来自这些市场的紧张局势非常迅速通过全球金融网络转移到其他金融市场。
许多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为境外资金提供信贷扩张。本地及外资银行用短期美元或欧元投资本地货币资产。当全球银行同业拆息市场美元借贷的成本增长时，由于受到严重的压力，导致严重的贷款延期。
世界银行的数据说明更密切的跨境关系正影响EMEs，EMEs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紧张情绪严重影响贷款行为。因此，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息差10个基点的提高导致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下降3%，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10个百分点的提高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增长约1%。
因此，要加强对跨境贷款区域内特别活跃的银行集团整体行为的分析。然后，当一国家出现危机的苗头，才能对外资银行将从稳定的EMEs收回贷款的程度做出更可靠的估计。
未来的挑战
跨境联系和溢出效应是否已经增加已不再是关键问题。这些仅仅是迅速推进更广泛的有益的金融全球化所伴随的状况，即为了使EMEs和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广泛的长期资本，从而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即使现在成本大于利益，这个过程应该不会也不能逆转。相反，找到以下两个挑战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金融体系如何才能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冲击，工业化国家、EMEs和发展中国家独立的系统如何能更有弹性？二是这个过程将对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一国如何应付日益提高的灵活性调整的需求，这源于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渠道，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渠道。
因此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能力以便更迅速地返回到平衡。这不仅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也需增强责任规则等激励结构，这些规则也适用于实体经济部门。另外，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框架。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可以伴随着当地监管能力的改善，但全球银行业规模和复杂性的显著增加给地方当局提出很大的挑战。东道国监管者必须仔细评估自己的责任，不能仅仅依靠外资银行所保证的风险被适当的管理这样的说法，需要对外资银行及其附属公司有更强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这意味着东道国监管具有更多的责任。
全球动态变化传导渠道的监测是将来重要的挑战。应该提高此传导渠道变化的灵敏度。在此背景下，对国际化经营的机构投资者和全球活跃银行的战略行为的监管很重要。
因此，金融领域越来越重要，全球金融因素正越来越多地影响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境金融关系变得更紧密、更复杂，通过金融市场渠道，全球金融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最近几年，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效应和全球信贷活动的增加，已经很少是基于各自国家基本的发展，但对国家有持续的影响，其作用日益重要。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更多的国家受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如果金融稳健指标的早期预警在危机中不能证明其可靠性，不能预先精确地显示金融扭曲的情况，那么，这表明多大程度上包括太少或不相关的金融市场指标呢？因此，在现有的程序中，应该考虑跨境金融联系及其影响的程度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2012年《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改革与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战略.国际金融研究，2012（8）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减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经营效益
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上缴的税费相对较多，除了正常税收外，还有很多服务性费用的支出，这为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带来的一定阻碍，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税费进行改革，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为其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实体经济
想要了解实体经济，首先要对虚拟经济的内容有一个明确的掌握，虚拟经济是经济虚拟化后的产物，其除了融入资本化定价体系外，还加入了一些心理因素和技术要求，从而使价格呈现不同的波动，进而实现盈利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就是金融。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对的，不过在目前并未对其有一个明确的概述，主要是指除金融产业外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组织或者个体经济活动的总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减税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中的作用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减税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负担时的功效是有一定界限的，且随着行业的不同，其所带来的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第一，税收作为目前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不过为了保证我国各项基础设施以及服务设施的建设要求，近几年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逐渐呈现负增长状态，财政赤字率正在不断增加，这足以说明我国整体财政收入并不宽裕。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影响下，即使国家采取相应的减税措施，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有限的。例如，在我国实施营改增试点时，全年实体经济企业的税负降低了5700亿元左右，不过同全国总体税收相比，仅占其5%，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减税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负担是十分有限的。第二，减税的实施需要以现有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税制结构的制约。由于行业的不同，其所征收的税费情况也不尽相同，当然在制定减税政策时期其所体现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尤其在我国推行营改增试点后，将原有的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了缴纳增值税，而原有缴纳营业税的行业只有建筑和第三产业，也就是说这项政策的提出只针对建筑和第三产业实现了减税效果，对于工业、农业等其他产业来说效果不大。第三，税收不仅是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职能，其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收入的有效调配也有着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税收所起到的经济调控职能有时要比收入职能要高。其具体体现在了税制制度的安排上。在现有的税制结构中，针对不同的治理问题制定了不同的税收管理制度，如资源税、消费税、环境保护税的制定主要是为了约束污染性、资源消耗型实体经济企业的；而企业所得税的制定则是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提出的相关优惠政策。不过在利用税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很容易受到调控对象经济活动规模的影响而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最终的调控效果。比如，我国在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征收一定的矿产品资源税，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矿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得原有征收的资源税税额与现今的市场价格存在加大差异，导致资源税自身限制应税矿产品消耗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为此，近几年逐渐将资源税的征收方式从原有的量征收变成了价征收。由此可以看出，在利用税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要想发挥其真正作用，就需要确保其具有一定的规模（税率不能过低），以免影响调控目标的实现。第四，从税负的最终归宿分析，企业承担的名义税负与实际承担税负不一定呈正相关。在税负实际归宿问题上，由两方面的分析结论。一是从价格弹性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税负与价格弹性存在负相关。即当服务或者产品价格存在较大弹性时，其赋税是很难通过增加税负的方式转嫁的，相反，如果产品或者服务价格弹性相对较低，其是可以通过加价等销售方式将税负转嫁给买方，进而降低自身承担压力。二是从税制设计的角度进行分析。原则上，价外税和间接税较为容易转嫁给买方，而价内税和直接税则不容易被转嫁出去，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转嫁情况以及能否转嫁还要结合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弹性进行有效判断。例如，汽油会征收一定的消费税，而消费税属于价内税的一种，原则上是不可以转嫁的，但是由于市场中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不能直接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变化，所以消费者在接受油价的同时其实已经承担了一部分消费税负，可以说是实现了税收的转嫁，这时企业已经有原来的承担者变成了经手人，不会在收到税负压力的影响。第五，在现今社会发展中，企业的融资成本、房屋用地成本也在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税负的增加有着直接关系。调查研究可知，现阶段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在税负上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但是较高的税负压力并未影响行业的发展。反观其他行业，虽然可以将一定的税负转嫁出去，但是由于市场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其面临着高额的金融贷款、房屋租金或者土地租金等问题，并未因为税负的降低为减轻经营压力，仍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4
提出全生态监管是因为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的发展已超越传统意义上银证保混业的范畴，因此对监管所提出的要求也已超越混业监管的语境。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表明，只关注传统金融领域的风险已不足以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如今更需要的是覆盖金融全领域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交叉地带的全生态的监管。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各金融领域的业务交叉和相互渗透已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流动性的总体过剩以及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导致各类资金在金融行业内的跨界循环也越来越常态化。
这种交叉渗透和跨界循环是造成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泡沫偏多杠杆偏高的原因之一，也容易造成不同金融行业的风险交叉感染甚至产生互激效应，从而加剧风险的聚集和扩散，比如去年股市的大起大落就与各路资金的大量涌入和去杠杆过程中的大批撤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分业监管的格局不仅不利于防范和应对传统金融领域内的风险，更不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迅疾发展的非传统金融领域的问题，要么因监管死角的存在和互相推诿造成监管不足不利于稳定，要么因阶段性联合执法造成监管过度不利于创新。
全生态监管有利于调动协调相关各部门的监管资源，能够更有效防范风险跨界“传染”和监管套利。与此同时，全生态监管作为一种系统管理，能够更好地以系统弹性来应对单个行业金融风险累积所带来的冲击，也因此能更好地纾解和分流具体行业的监管压力。
因为重在保障整体生态的稳定，全生态监管可以从全局出发来度量风险，而不必过分纠结和执迷于具体领域和行业在具体时点上的风险，因而也更有利为创新预留充分的空间。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从来不会存在于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而是一个鲜花和毒草并存的世界，唯有如此，生态平衡才得以维系。同样，像“毒草”一样存在的金融风险的苗头，有利于人们保持警惕之心，并提醒人们如何“道法自然”，以更符合金融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进行监管。
全生态监管也更有利于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衔接和协调，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资本反哺金融行业。资本永不眠，在产业和金融周期的影响下，不是金融资本搅动产业格局的重组，便是产业资本分食金融蛋糕，以求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此过程中市场的波动无可避免，监管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将波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当前险资貌似成为“众矢之的”，但其实不少险企背后都有着强有力的产业资本推手。当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滑时，产业资本进入包括保险企业在内的金融机构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希望可以借此提升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也拥有了进行兼并重组的资本平台。而眼下游戏正进入下半场，实体经济的增量不足以吸纳流动性，而金融领域的体内自循环已逼近风险临界点时，流动性杀入实体经济存量领域，冀望通过重组存量来获得预期收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而个别行业和企业成为资本眼中的“唐僧肉”，更是有着千差万别的理由。厘清资金的来源和杠杆率以防范可能的风险是监管部门应尽的责任，但总体而言监管部门宜疏不宜堵。中国实体经济的再出发离不开金融和产业资本的各种置换和洗牌，如此方能去腐生肌脱胎换骨。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 科学技术 经济危机 产业转移 虚拟经济
一、主要文献回顾
国际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及产业转移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特别是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就开始使用了。今天，随着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更是在巨大规模上按照这一原则展开。此次全球范围发生的危机和衰退，乃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缺陷长期没有得到弥补的结果。在此，本文回顾一些学者所做的研究。
产业转移理论由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utsu，1935）较早提出。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当时如日本一样的后发国家，雁行模式是此理论归纳的产业转移模式。这个模式从理论上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变化过程。但该理论未触及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问题，因此具有片面性。二十世纪末期东亚经济体发展出现的新变化，减弱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77）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研究了产业转移的机制问题。刘易斯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期的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不足，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促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今天审视刘易斯的理论，可知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刘易斯没有涉及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而只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相比而言，弗农（Ver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有更强的说服力。他从发达国家视角，阐述了产业如何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依据产品周期理论，某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崭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三个阶段。一般来说，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阶段开始产业转移。技术发明国由于受到技术模仿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和其他成本优势的挑战，就会选择产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这种国际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企业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也决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国际产业转移的类型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开始，进而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地区转移到次发达的国家、地区，再由次发达国家、地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际产业转移的完成一般都是从加工装配开始，经过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的积累，最终过渡到零配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水平通常都是进入标准化产业阶段的水平。此时产品的技术趋于稳定，成本优势成为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由此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并不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引导的结果，也不是某些企业的一时之举，而是受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个规律自主地发挥作用，并没有受西方发达国家的随意支配。决定这个过程的根本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多数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这个过程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这一因素。
二、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及科学技术革命
1、科学和技术的内涵
科学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主体对客体进行的一系列特定的理性认识活动及作为认识成果的客观知识体系。科学作为一项认识活动，首先是一种理性活动，它的特点在于用特定的理论方法对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提供的感性材料加以归纳、分析和抽象整理，以发现材料和现象背后隐藏的客观运动规律。作为知识体系，科学以知识的客观性为本质特征，以其特定的形态，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它一般由以下几个组成部分构成：第一，实验事实，它构成了理论和知识发生的出发点；第二，基本概念，这是理论构成的基本元素，它是在实验事实基础上，对现象和规律的某个侧面深刻抽象形成的一种本质描述；第三，原理和定律，这是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用以表述概念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客体运行的规律，是整个知识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第四，是运用原理和定律对客体进行逻辑运算得出具体的结论。
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出现的历史并不很远，技术的产生要比科学久远的多。技术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活动和获取物质资料活动的能力与水平。如果说科学是人的认识活动和这类活动的思想结晶，那么技术就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中采取的物质手段及方式、方法的总和。既然技术标志着人类改造客观对象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随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深化和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自身也必然处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中。因此，越是到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高级阶段或人类生产的近现代阶段，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就愈益紧密，这既是科学发展的特征，也是技术发展的特征，更是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特征。
2、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
科学和技术二者属于既联系紧密可又具有不同涵义的两类范畴。关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很多学者进行了论述：如我国科学家邹承鲁先生曾指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美国著名的技术专家哈维·布鲁克斯在其所著的《技术和生态危机》一书中，给技术下了这样的定义：“技术就是运用科学知识以可复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促使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产生，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并使其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英国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则更加形象生动地说道：“科学发展与具体技术发展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它们相依为命，互不可缺，因为要是科学不发展，技术就会老化，变成传统的工艺，要是没有技术的刺激作用，科学就会再度变成单纯卖弄学问了。”同时，社会物质生产的需要，把科学和技术两者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它们结合的深度、广度和发展速度，无一不是由社会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如果把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这个概念用经济增长需要来代换，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就成了三位一体的一个结合紧密的有机系统。技术进步直接与经济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而科学则通过对技术创新发挥作用，从而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3、科学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革命包含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两重含义，这也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新现象。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程来看，虽然科学和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有着不同的内涵。科学革命一般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质的飞跃，它常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诞生；技术革命则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新飞跃，表现为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方面的重大变革，它一般以科学革命作为基础，并成为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先导。而科技革命则是指科学知识或理论加速转化为技术变革，进而引起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科学和技术联系非常密切，使得任何科学的进展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而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技术的重大突破已经完全依赖于科学理论的发展。所以，对于科学和技术的重大而全面的进步促使的全社会技术体系的变革，我们可以概括成科学技术革命。这同时也说明，以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基础的技术变革其规模和广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此，人们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造成的社会生产条件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等的运用称为新技术革命。
三、全球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存在内在缺陷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有五年。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应对措施，以延缓经济的衰退，但效果仍有很大差别，尤其是西方国家成效不佳。其原因在于，这次全球范围发生的经济危机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缺陷长期发展的结果。探索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源，分析此次危机的实质，必须要考虑从上世纪初、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技革命和进步对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
整个二十世纪，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以电力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产业与技术革命，为生产的垄断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也为全球范围内爆发的资本主义列强为瓜分世界而引发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其结果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蔓延，为凯恩斯主义实施以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了舞台，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在生产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基础上，以企业生产管理的泰勒制和生产技术上的福特流水线被广泛采纳为标志，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福特制社会生产体制逐渐形成。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战后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福特制开始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开始消失，这个阶段的技术创新也走入低谷，新的产业部门很少出现，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投资机会减少，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却双双上升，经济出现了“滞胀”，资本主义发展再次出现了停滞局面。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之后，借助于科学技术革命提供的契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信息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广泛兴起使资本主义开始重新焕发活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兴起，经济领域的主导产业迅速转向了通讯、计算机、生物医药和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等服务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市场存在的诸种壁垒逐渐被打破，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空前，从而使服务业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占GDP总量的比例达到了70%以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牢牢占据了科学技术研发的龙头地位，垄断了高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并通过这种技术垄断在国际间获取大量垄断利润。这种通过发展服务业、保留核心装备制造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垄断高技术的创新以获取技术贸易的垄断利润等一系列做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迅速实现了转型，经济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从这种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获利。与此相对应，在这场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存在的比较优势，承接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能源耗费高、污染重、生产附加值低的制造产业。这种状况造成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和价值链中处于末端地位。
国际产业转移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逐步提高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因此，继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后，产业调整的方向会逐步向第三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国际产业转移的这种规律性变化，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向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这个过程是由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趋势。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在制造业等领域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并导致经济不断向虚拟化方向发展。
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近年来，全球虚拟资本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作为虚拟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房地产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行业。据资料统计，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已经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它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的核心经济。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1980—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上升到140万亿美元，增长了1166%；金融资产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00%上升到2008年的325%。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值也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50多万亿美元的10多倍。美国是金融创新最活跃的国家，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一半以上（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
近十年来，引起虚拟经济急剧膨胀的两个重要成因是：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其国内制造业的“产业空心化”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第二，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美联储采用频繁降息的方法导致的房地产等行业的高度泡沫化。以上述因素为主，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面对这种情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只能依靠其全球范围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霸权力量，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优势地位，对外以不平等贸易结构获取垄断利润，对内以制造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延缓危机的到来。这些举措，掩盖了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比例的严重失调，维持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延缓了经济泡沫的破裂。而次贷危机的发生，其实质就在于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实体经济难以支撑，最终使美联储这些年来精心打造的金融与经济泡沫破裂。这种状况也说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若出现严重失衡，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掉入“产业转移陷阱”。
对于2007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归结出许多的诱致因素，比如有的专家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提出国际金融体系因缺乏监管造成了金融体系大的波动；有的学者则认为新型经济体的产能过剩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这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产生的终极原因，还需要从科学技术创新导致的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上来寻找。资本主义无法抑止自身对利润的追求，就要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市场，转移产业，而这个过程却恰恰把资本主义拖入了泥潭。这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会是今后资本主义世界类似危机最大的一次，它也无法通过自身调整来根本改变这一趋势和消除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除非科学技术创新在近期有大的突破，从而导致新的产业部门的大量出现和新的主导产业的形成，否则，资本主义将持续衰落下去。
四、结论
2007年以来发生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面上看是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造成的，但实质上是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有关。可以说，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的内在缺陷促成了这次危机的发生。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产业分工则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在全世界展开，使得产业的国际转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软化”和制造业的“空心化”，于是发展虚拟经济成了发达国家的唯一的选择。这也就明确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畸形发展将是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难题。
（注：基金项目：长江大学2010年教研项目（JY2010001）。）
【参考文献】
[1] 孙烽、尹补舜：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新危机：经济学视角的思索[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1（5）.
[2] 许红梅、杨继国：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生产力研究，2010（12）.
[3] 肖炼：世界金融危机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09（5）.
[4] 余金成：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实践选择[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3）．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6
一、 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面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的动荡格局，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梳理清楚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症下药。否则，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盲目行事，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事与愿违，得不偿失。首先是结构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单边衰竭趋势时，中国现有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导增长方式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阻力？而跳跃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自律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否能如愿以偿？其次是周期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投资意愿不足；而在虚拟经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虽然这里提到的流动性泛滥是前期泡沫经济膨胀和事后政府大规模救市所产生的后遗症，但是，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撑却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今天一起绕开了正在不断“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实体经济部门，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资源市场，或去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脆弱的新兴市场寻求短期套利的机会，这种投机现象给各国生产部门的复苏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销售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更是出现了让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的“钱流”和“钱荒”并存的状况。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明年“宽财政、稳货币、压投机”的宏观调控基调：即通过给企业减税和增加解决民生后顾之忧的财政支出，来释放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同时，再利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控制资产泡沫的做法，来引导虚拟经济部门过度膨胀的资金进入到因“钱荒”而投资不足的实体经济部门。最后是外部性的矛盾。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各国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相互平衡机制”被打破，于是针对自己不同性质的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尖锐的矛盾，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预政策，甚至很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救市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发达国家。而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利用他们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舞台中的“话语权”，而不顾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阶段对现有 “一刀切”的平衡调整思路的消化能力，一味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和国外利己性的市场开放要求，以达到缓解他们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经济硬着陆风险上升的效果。这种只站在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上所推进的缺乏“共赢”的国际政策协调方式，确实增添了世界经济利益不断分化的复杂性，给中国这个“务实型”发展模式所造就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来说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失衡发展”的格局一旦破裂，上述各种矛盾的叠加效应就会接踵而来，从而不能抱有幻想，心存侥幸，消极应对，而是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机遇，从制度改革着手去打造市场活力，化解矛盾，消除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选好调整时机，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
事实上，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就是主动应对外部严峻的挑战、改变内在增长方式的具体表现。这里我们把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要求作为重中之重、刻不容缓的改革任务拿出来，深入讨论是基于以下几大关键的因素：一是发达国家抗衡经济硬着陆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需要由金融部门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轮充满活力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加以吸收。二是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的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会因为暂时性的周期调整而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当前学术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日益活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和全球资产和货币价值“重构”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组合“重置”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国财富管理的稳健性，以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一句话，“稳中求进”才是我们金融改革应该坚持的总基调。
二、金融改革方案的选择要继续立足服务于实体经济
中国金融的发展从规模和结构上看今非昔比，随着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丰硕成果的日益积累和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和股市的市值水平等，和中国经济的生产总值一起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到了全球化体系之后，中国银行业和资产市场的多元化结构以及金融产品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不仅如此，大量为了分享中国全球化红利的外资金融机构都纷纷汇聚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但是，尽管如此，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一样，我们创造高附加价值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欧美国家爆发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创新滥用”，我们受到牵连则是因为“金融创新不足”！正像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那样，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要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即降低对外依存度）和产业链定位的优化（即增加靠要素回报创造财富的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即靠企业的实际利润作为金融服务的收益来源，而不是基于企业利润潜在增长预期所推动的市场资本利得来牟利，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实现中国产业的升级目标。
（二）加快中国产业组织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努力塑造像中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和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的商业运作模式，解决中国企业的投资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有利于解决正规金融体系外的资产泡沫问题，促进产业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经济的舞台。
（三）充分利用一线城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在确保优质企业团队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专业化机构为民理财、协调和造福的现代“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模式，从而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效应和顾客需求导向的专业化服务来推动中国内地市场的消费水平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