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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学的理解范文1
看到本书的名字，马上产生了疑问，没有后门的教室？什么意思？“后门”在社会上当然被理解为为达目的而寻找的非正常途径。它与教室联系在一起，又能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待打开书本读下去，渐渐品出了作者阐述的人类学概念，这种比较艰深的学科，用相对通俗的意思讲解出来，使对人类学感兴趣的读者能够理解高层次学科的内涵，作者的表达方式是很有讲究的。
本书作者王铭铭曾在英国留学，获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人类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著述颇多，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他：“王铭铭把西方最先进的人类学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的张海洋为王铭铭在中国人类学中的位置做了一个定位。他说，中国以实地调查方式做相关研究的人类学会会员大约有上千人，在专业领域，也就是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这项工作的大约150到200人，真正有学术地位的，大约只有15到20个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本书收录作者10篇学术讲座发言稿和会议发言录音整理稿，以随谈形式，展现人类学对于现代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全球化”等现实问题的解析，求索中国人类学学科重获文化特征、天下视野及世界地位的可能方式。这些是根据他的讲座整理的，有些句子可能不很连贯，但读起来很亲切，再加上他举了很多身边的故事，很容易理解，是人类学入门不可多得的读物。文章的主题涉及人类学这门学科是怎么来的，对人类学重要的理论流派进行了疏理，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按区域，主要是英、法、美三国的理论传统，还讲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主要谈了四个方面：亲属制度、政治、经济和宗教、仪式、象征。
再回到本书的题目上，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我由教室想到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所说的一种叫做“空间的暴力”的东西。还是举“没有后门的教室”为例，这种教室的特点和力量都在于，设计师期待我们老师把前门一关，就能使整个教室秩序井然。只要前门一关，你们就没有了“退路”，只好待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排排整齐地坐着的学生。在这样一种师生区分的教室里，学生想离开这个教室，就要冒巨大风险。这里隐含的社会逻辑可以说就是一种“空间的暴力”。作者认为，“没有后门的教室”是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几千年来在其中存在的社会的一种缩影。
对人类学的理解范文2
关键词： 人类学 大学通识型人才 文化修养
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问，它从生物和文化两个角度对人类进行了全面研究，虽然是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但在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发轫于西方，今天在西方国家相当发达，可称为一门显学。以美国为例，在今天美国几千所公立和私立大学里，除几百所大学设有专门的人类学系之外，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开设有人类学或相关的课程。在美国大学，人类学是每一个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大学必修课程，几乎就是常识的代名词。人类学在美国大学通识性基础课程，其地位类似中国大学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然而我国目前只有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少数综合性大学及部分民族院校设有人类学的教学研究机构。在人类学界，人们发现了这样的事实，一个国家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程度与其经济发达程度往往是对等的，人类学学科发展现状与我国综合国力水平很不相称，我国大学生对于人类学知识的了解也极为有限，这不利于我们培养高层次人才。为何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此重视人类学这一年轻的学科？美国的教育家认为人类学知识对于大学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两者密不可分。
一、人类学的诞生
人类学，英文为Anthropology，字源上可追溯到古希腊语的Anthropos 和logia，Anthropos是“人”的意思，而logia是“研究”之意，合起来也就是关于人的学问的研究。与人类学有关的知识和学问起源很早，例如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传世之作《历史》中就大量记载了亚欧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风俗、语言、等；中世欧洲纪不少的旅行家和传教士留下了许多异族文化的社会生活和风物人情；我国古代众多古籍中如《山海经》、《史记》等均描述了大量人类学起源和民族风俗。人类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研究异文化的学问，一开始是因了解殖民地土著们的风俗习惯及民情之需要，对奇风异俗的兴趣，后来渐渐形成专门学问，其学科开端虽然带有着殖民化意味，但为更好地保存土著文化贡献了力量。从学术名称来看，人类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的意思，广义上大致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者是从生物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后者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的研究。
二、人类学的基本理念
人类学倡导人类文化的相对的理念，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存在，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意义，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价值，因此评价一种文化需要立足于其固有的标准，从本文化的立场来审视，而不能用一种文化体系来贬低或批判另一种文化体系。换言之，人类文化作为相对的存在是无高低贵贱的。著名的文化相对论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王海龙、何勇，1992）以澳大利亚土著为例，曾经这是被认为世界上最为古老原始的族群之一，可是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澳洲土著却拥有世界最为复杂的亲属称谓和精致的两合组织，足以说明土著文化并不劣于欧洲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若不能相对地看待这个文化，就很难理解这个文化，他若不理解实践这个文化的人也是人，就很难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王铭铭，2002）
三、人类学知识与人才的培养
美国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以前长期奉行的是民族同化政策，各文化之间曾经因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而产生矛盾与摩擦。据介绍，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于印第安人的治理一度陷入僵局，后聘请研究印第安文化的人类学家作为顾问，从而成功协助行政当局化解了因文化误解而造成的纠纷。今天的不少西方国家就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来处理族群关系和民族冲突。当今世界大部分的动乱和恐怖活动都与种族冲突或宗教冲突有某种关联，对于与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的相处之道，人类学的理念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对于民族团结有益的启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先生在人类文化理解上, 提出“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社会和谐观点，认为在同异族相处时应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先生在此为我们描述出一个文化兼容、价值多元的世界图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建立文化对话的共识及培养一种对“他者”的文化容忍态度。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理念对于消除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人类学理念的灌输，大学生认识到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是一种文化修养，学习人类学知识也是人才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跨文化比较法和田野调查，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跨文化比较法倡导从广阔的视野去分析和比较，基于某一文化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定可以应用于全世界各个文化，因此，对于大学生克服民族自我主义，拓宽眼界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十分强调实地研究，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设身处地地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可使大学生养成尊重事实判断避免价值判断的良好素质，所谓的价值判断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带着个人本身固有的价值取向，带着这种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对象作出判断，这些研究者本人的主观价值（例如个人天赋、知识背景、，等等）渗透到研究对象，必然干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人类学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避免主观臆测。人类学另一重要的作用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避免空谈，号召大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田野，大大促进大学生的实际调查能力和动手能力，从而实现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长时段地进入异文化中，尽可能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融入当地生活，可树立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练就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基本素质。
人类学的知识和理念，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助于拓宽人的视野，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有助于学习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的相处之道，创建和谐社会。人类学知识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学习人类学知识，对于培养人才的文化修养、创新实践能力和基本素质有重要意义。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学问、一门学科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知识，它同时是一种观点，一种视野――对于人类跟他的文化的一种看法。”（李亦园，1996）因此我们应该认识人类学对于年轻一代大学生培养的重要意义，增加人类学通识性课程，如《人类学通论》《人类学概论》，纳入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框架，以便更大范围地普及人类学知识和理论。
参考文献：
［1］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对人类学的理解范文3
关键词：人类学;设计;视觉传达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53-02
一、人类学概念简述
关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在各种发展程度的文化的科学，包括人类的躯体、种族差异、文明、社会结构，以及对于环境之心灵的反应等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解释人类学事实的唯一途径是说明它在一定文化中正在发挥的功能，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把握文化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的比较方法意义不大。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这个个体。更深层而言，这种研究不仅仅在于人的躯体构造之理解，而是人类所有思维与想法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即是人类学最根本想解答的问题。
在刘佳老师所著的《工业产品设计与人类学》中，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划分为两大类：（1）对人的生物面、自然面的研究，如人类体质学;（2）对人类文化创造力方面的研究，如考古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等。
人类学对于人的生物面自然面的研究，研究人类身体的体表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研究人的种族的分类、体征差异的意义，让人类对自身物种有了更具体的认知，扫除了一些人们对其他种族的歧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同时，体质人类学对人的各种自然属性的研究，给与设计相关的人机工程学提供了数据和理论基础。
设计也属于人类文化创造力的范畴，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学科研究都涉及了对于设计相关范围的研究，或者说，是对设计物的历史的研究。
二、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人类学观测点
设计，“是针对一定目标的求解和决策过程”，“它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基本范畴”。这里所指的设计范围比较广，将设计描述为一种与人类的思维有关的、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的独特能力，人类凭借这种能力改变着自身与外界的关系，人类的全部创造活动都被纳入设计范畴。
艺术设计是设计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其目的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改善人们的生活。艺术设计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有别于传统的艺术门类。同时艺术设计也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审美标准也随着这诸多因素的变化而改变。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反过来又作用于生活。与人类学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它们研究的中心都是人和人的生活，大到空间环境，小到衣食住行，都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只不过人类学更侧重对案例的分析思考某个事件产生的影响、总结它的意义，而艺术设计则是以具体的创造活动来关注人的生活。平面设计作为艺术设计的一个分支，同其他设计一样，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在现今的商业社会中需要艺术设计与创作理想的平衡，需要客观与克制，需要借助设计作品，传达委托人想要表达的信息。平面设计的关键之处在于发现，只有不断通过深入的感受和体验才能做到，打动别人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设计要让人感动，足够的细节本身就能感动人，图形创意本身能打动人，色彩品位能打动人，材料质地能打动人，把设计的多种元素进行有机艺术化组合，让设计品直接或间接的发挥改善人们生活的作用。当然，平面设计的定义是泛指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一般透过多种方式来创造和结合符号、图片和文字，借此做出用来传达想法或信息的视觉表现。平面设计师可能会利用字体排印、视觉艺术、版面等方面的专业技巧，来达成创作计划的目的。平面设计重视的是视觉刺激带给人们的感受，又被称为视觉传达。
三、平面设计因素在人类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不是二十世纪后期快速发展起来的商业广告艺术才算平面设计，从远古的拉斯考克山洞岩画开始，平面设计就逐渐登上了人类的历史舞台。最初的平面设计只是通过图画的形式来表达人们的需要或愿望，成为记载重大事件的手段。后来各个部族之间为了区别彼此和显示自己的势力范围，人们开始制作专属于自己部落的图腾，用特殊的纹样装饰自己的身体，在陶土器具上绘制抽象的图形，通过纹样来区别器皿的用途和使用者的身份，这应该就是最早的CI设计了。平面设计是与人的生产创造最早开始的艺术形式，和与巫术相关的音乐舞蹈不同，平面设计这种艺术形式更具有实用性，并是基于某种人类最初的生存本能需要而衍生出来的，即人类不再像动物一样用气味区别敌我，而是自行创造了一种新的途径――平面设计，只是后来人们的生产生活分类层次复杂化了，将之上升为艺术，但平面设计的基本功能性并未由此发生变化。
人类学的研究也包含了对艺术定义的讨论，罗伯特莱顿也曾在《艺术人类学》中有所提及：“艺术是一种难以定义的现象。”莱顿一直在通过对各原始文化的艺术形式研究探寻这个问题，他也从中总结出了艺术应该可以满足“实用的、令人愉快的意图”或“美好的形式”这两种检验艺术是否只为艺术的标准。鉴于人类学对于艺术的定义，视觉传达这门学科的理论甚至视觉传达的被定义本身就成为了人类学对于艺术的研究的一个更具体的参考。
这用一个视觉传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就可以解释清楚，即视觉认知是人类智能的关键与中心问题，“人类的想象世界一部分脱离了真是世界，而这一部分形式与现实世界形式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使我们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创造性思维是在抽象性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假如不存在人类的抽象活动就没有人类的创造活动，抽象活动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可以说，人类的现代文明的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抽象形式中产生的，比如各门科学的理论体系构造，比如最初的艺术，包括理解和认识，都是人类的抽象思维形式。这类形式的产生，进发出另一种形式的产生，这就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从唯物的观点出发，人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材料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思维不可能是空泛的思维，而是对外界事物逻辑的组织构想，即便是抽象思维也是如此。所谓的创作，也就是源于外部的刺激，是人类作为思维的主体对外部世界做出的反应之一。视觉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窗口，所以不难理解人们最初的艺术创作也大多是为从视觉上获得心理满足和传达视觉信息所做。
比如古埃及的壁画艺术，以恒定感为特征，人们通过这种对恒定感的表现，寄托对于永恒的神秘力量大的追求。壁画同时也担负着记录历史的作用，同时表达对自然的膜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当时的文明成果的骄傲。的这样的艺术并不完全是为现实的人所创造的艺术，它具备普遍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书面记载，用以维系信仰和整个社会的精神。壁画的内容包括法老日常生活的记录、重要仪式的记载、各种神灵的故事、亡灵和生命的故事、甚至还有类似于木乃伊的制作工艺过程这样的记录，这种壁画艺术不应该单纯作为美术被认识，每个象形文字和图画背后都具有丰富内容的意义。这种壁画从直接的视觉感受上带给人庄严肃穆的气氛，体现着古埃及的社会精神体系和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并且体现着古埃及文明的宏大而细致、庄严而温和、肃穆而明朗的艺术气质。通过对这些直观的视觉信号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窥探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缩影，人类的每个创作品都蕴含着其本身对事物的理解和愿望，特别是那些专门被创作出来只为了吸引关注的东西，部分的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价值取向，是研究该时期人类文化的便利途径之一。
19世纪晚期开始有了平面设计与美术的划分，不同于通过模仿自然抒发作者主观情感的绘画艺术，平面设计的重心开始向迎合大众内心愿望的方向发展，这种迎合产生于平面设计自身的作用立场，所以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中出现的意象一般都能代表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作用，与早期人类在巫术图腾中表现出的愿望没有本质差异，只是随着类人的进步变得更复杂精细、没有那么直白罢了。举个例子，时代愿景的发展方向可以从不同时期海报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对比中可见一斑。较早前的海报设计元素一般比较固定，画面一般使用有魅力的人物或自然景物装饰为衬托，需要推销的东西作为主体，根据内容风格的不同装饰物和文字字体做些调整，有比较固定的模式，构思和表现手法依旧是艺术型为主，比较讲求绘画的技法，通过形式美感，给人一种比较单纯的吸引。然而海报艺术发展至今，已经跟最初的形式线条美感相去甚远，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生活也得到丰富。经历了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表现主义等大批现代主义的艺术派的洗礼，加上商业文化的不断渗透，海报的表现手法和侧重点都起了不少变化。再也没有人去刻意欣赏无意义的繁复花纹和美女了，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很少再有大段的介绍文字出现了，人们在海报上停留的注意力最多几秒，有时就连“人”这个形象的出现也被工具化了，海报的重点变成了强调视觉冲击力，旨在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记住内容，不顾一切的凸出重点，商业海报尤其如此，暗示着紧蹙的生活节奏，充当着都市丛林的图腾。
四、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对当代设计现状的反思
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的时候想必也见证过了各种传统文化的凋敝，这些文化是否应该受到保护？人类学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无论生产力发达与否，文化的价值是同等的，要改变现状就不能忽视文化流失的风险，那么生产水平落后的文化是否就应该甘心成为生产水平先进文化的灵感激发物而守旧成为“为他者的文化”？均衡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扩张是人类发展初期的必然规律。看似无懈可击的存在方式未必就是正确的。那么怎么才能保护那些独特而珍贵的文化不受侵蚀？怎么才能在混乱的前行中留给人类一个反思自身的空间？很多人持不同的观点，人类学目前所做的努力好像也不能面面俱到的解决问题。
设计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将人类的生存哲学通过对于理念的展示给人们，提供正确的引导思想，至于文化的多样性保存等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朱铭.设计学与设计史论纲[A].张道一.艺术学研究[C].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3]刘佳.工业产品设计与人类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对人类学的理解范文4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视觉表达；艺术性倾向；应用性倾向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人类学纪录片诞生以来，人们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就一直存在很多的探讨和争议，一直没有统一确切的公认的定义。那么到底什么是最接近于真实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我翻阅资料的过程中，以下2个与人类学纪录片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章中：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其实在未大量翻阅资料之前，我对于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以及人类学纪录片几个概念是混淆的，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概念，但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和看了很多的纪录片后发现，这三个概念其实是存在差异的。首先，人类学电影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人类学家拍摄的以人类学研究为目的的电影和具有人类学思维导演拍摄的电影，但要注意的是电影是被定义为一种综合的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而人类学家拍摄的人类学电影则非创造性艺术，而是对研究对象的真是记录和拍摄。如果拍摄的人不是人类学家，也没有按照人类学研究方法进行记录，所拍摄的影片只是与人类学研究内容相关的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只能被称为是人类学类电影。其次，如果是要清楚的辨别人类学电影和人类学纪录片以及影视人类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先界定一下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而拍摄的资料用以学术交流和记录研究对象。如果以这个来定义的话，那么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应该是站在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上拍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类学家或者应该是一个对人类学有一定研究的人，这也就要涉及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影像作品也要讲求客观真实。但是人类学电影属性主体应该是归属到电影的范畴，更偏重于电影的概念，电影的创作者或者借鉴人类学的视角来创作电影，或者借用人类学涉及的内容来创作电影，那么其结果是人类学电影掺杂了很多关于创作者主观的设计和规划。而纪录片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讲求真实性，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概念就有了不同点，但是在我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有些人把这两个概念互相等同，或者说是混淆，所以我们不能说人类学电影就是人类学纪录片，而应该说人类学电影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
其实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理解还有这样一个方式：这三个概念都是与人类学相关，只不过人类学电影是站在电影内容题材分类的角度，个人认为只要电影内容涉及人类学，不管是纪实性的还是故事性的都可以称为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则是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学可以分为很多分支，影视人类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学科，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出现人类学家用于研究人类学的新的学科。人类学纪录片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人类学研究而创作出来的影像，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内容相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等同。
上面我们提到了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目前还属于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状态。其实要探讨人类学纪录片的定义，我们应该需要去探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探讨清楚了，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影视作品可以称为是人类学纪录片，而什么样的作品只能称为是人类学类的电影。按照严格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用以辅助人类学的研究，用以纪录和保存人类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对象，是人类学家在科技推动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对人类学研究的新的研究方法。影像拍摄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使得人类学研究从文字性的记录变成了视觉化的直接影像资料记录，因为原有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文字性的表述一是会加入太多表述者的主观意识思维，从而影响人类学研究对象记录的真实性；二是读者在解码过程中会因读者自身的知识文化结构而得出不同的二次编码，从而使得其获得的信息与真实信息出现偏差。人类学纪录片的出现使得人类学研究从单一的二维资料编码转换成了四维（时间、画面空间、图像、声音）空间结构的资料构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最直观和真实的研究资料。
人类学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围绕着一个真实性的问题。那如何才能够保证我们创作出来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性？这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创作的过程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是由人类学家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并按照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拍摄的纪录片。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拍摄纪录片的人类学家是否只是单纯的站在人类学研究角度进行拍摄，还是这个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研究基础上有了一定电影艺术的概念？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又不得不去界定如何才能够拍摄出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这个问题了。按照理论推理，要拍摄出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那么基本条件就要求导演既是人类学家，也是电影艺术家。而目前世界上能同时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创作者要么只是人类学家简单掌握了一些影视拍摄的技巧进行对研究对象的记录，拍摄出来的作品只能作为学术交流使用。要么就是一些电影导演站在电影的角度对自己所理解的人类学题材的“故事”进行创作，其作品中加入了大量主观的人为设计和创作，偏离了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在《最后的山神》中，导演就是用了很多电影艺术创作理念，使得这部广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充满了诗意，画面镜头内容和取景都十分漂亮，大自然的魅力被恰到好处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赢得了一片好评，也引起了人们对渐渐消失的古老文化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破坏的反思。但是就人类学角度来讲，《最后的山神》还是没有真正达到人类学研究的目的。
现在矛盾的问题是，如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属于单纯的人类学研究或者作为学术交流而用的，那么作品就会接近于对研究对象的真实客观记录，但与此同时其视觉表达的艺术性也就大大降低，观众的收视度也会降低，那么人类学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就非常的狭隘了。而如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传播，为了在电视台播放，那么纪录片的视觉表达就需要有艺术性，需要有视觉冲击力。而如果具备了这些特质，纪录片镜头和内容的选择就取决于导演的取舍和创作，那么纪录片的真实性也就会受到质疑，搞不好就变成了纪录电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寻求一个既能够让人类学纪录片保持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又能够让观众接受的平衡点呢？
在这之前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是对纪录对象的真是记录，制作越粗糙的纪录片越客观越真实，就像《虎日》，单纯的仪式性纪录，真实地反应了戒毒仪式的神圣，而且后来放映给当事人看时，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使得研究性人类学纪录片转变成了实用人类学纪录片。但是在我看了《最后的山神》、《沙与海》之后，原有的看法有了改变：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拍得很艺术。
人类学纪录片与其他题材的纪录片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拍摄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且拍摄者首先要有很扎实的人类学知识，在拍摄过程中还必须遵循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真实规律进行拍摄，不能进行浮夸和太过于主观的取舍，而是要真实记录。而一般题材的纪录片就可以通过设计和安排进行创作，只要纪录片所讲述内容真实，创作手法是纪实性就可。再创作手法上的差别也直接表现出来他们的不同点出来。
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庄孔韶学者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观念给我很大的触动。他在国际会议论文中介绍了早年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之初衷，并将这一理念多年加以身体力行。在田野工作和撰写论文之后，发展同一主题的文学人类学的多元创作，并将其引申到人类学纪录片摄制之中。他还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和国外同行寻找现代影视摄制互动的新理论，以及鼓励和推崇影视人类学摄制的专业化方向，并将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实践最终包含在“不浪费的人类学”的构想之中。所谓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个人或群体在一个田野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阐释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激情用多种手段展示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和诗，现代影视影像手段创作；邀集地方人士的作品或口述记录，甚至编辑和同一个田野点相关的跨学科作品，以求从该族群社区获得多元信息和有益于文化理解与综观。”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则包括运用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以达到应用的非学术目的，也就是说，学术的影视人类学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内容，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因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而推动影视摄制。
庄教授的“不浪费的人类学”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让我联想到了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新出路。长期以来主流人类学的旨趣都是做文化的诠释的纯学术的研究而不是应用的目的，如今应用人类学家也走出了学院的“象牙塔”，越来越多地关注对社会文化事务、跨学科的问题，以及干预性的应用研究，这包括了利用影视手段的人类学实践。早在1999年，庄孔韶教授了解到中国云南省宁蒗县小凉山彝族头人用民间盟誓仪式戒毒成功一事，其本质是：寻找地方文化的力量以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不同于医生的科学主义方法戒毒，认定这是一件方法论意义上的大事，于是开始进行了追踪调研和参加当地第二次盟誓仪式拍摄，完成《虎日》民族志电影。拍摄后发现，彝文版本在小凉山彝族地区放映，推动了那里头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戒毒，使人类学纪录片走向了应用的方向。
对人类学的理解范文5
民族志概念及方法引入
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是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的画像。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 。Ethnography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刘仲冬，2001)。在质化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及应用领域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民族志研究普遍上又被称为“人种志研究”或“俗民志研究”。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实际体验，如吉尔兹所说的，在人类学界，即社会人类学界从业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民族志。在结束实地参与回到自己的家园之后，人类学者以一定的叙述框架论说这种参与的体验与发现。其中包括确定报道人，访谈报道人，民族志记录，描述性问题，结构性总问题，对照性问题，文化主题分析，民族志写作等内容。
民族志方法科学性阐释
在科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志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路径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依据科学性标准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
在传统民族志发展阶段，主要是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为主，如中国的《山海经》、二十四史中的“蛮夷”部分、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世纪以后，出现了由探险者、旅游者、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观察所写成的民族志。这一阶段出现的人类学家们，如：摩尔根、巴斯蒂安、马雷特、弗雷泽等，研究者们谈论着各种人群的行为和仪式，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们引用别人的资料，可是并不知道这些资料是怎么得来的，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和批判。传统民族志方法运用阶段，也正是世界格局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殖民扩张刚刚开始等一系列背景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这时的科学性标准是以对异文化的基础描写而成的，也是一种宏观的“风物志”，而所具有的描写目的多是因为探险、旅游、殖民扩张、传教等。
人类学的原本主旨是对“他文化”的探索。在20世纪之前，来自西方社会的人类学者广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资料，试图理解人类的本性与人性的起源及进化过程。传统民族志所用的材料是来自殖民官、旅行者和传教士的记录，这些记录带有很重的殖民主义价值倾向。现代民族志的研究目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时已经是以科学为原则，强调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材料的获取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
20世纪初，欧洲社会民族矛盾积累到不可和平解决的程度，爆发了世界大战。处在这种情景下的人类学者体验到“本文化”的内在困境，社会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宗教行为对于其他领域，诸如：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活动的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思曾说过：社会人类学是从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指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也无法被理解。
现代民族志写作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文化。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的人类学家，除去摩尔根亲自调查过易洛魁族之外，著名的人类学家们从未离开过书斋，他们都以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和商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或进行比较研究，或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20世纪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塞利格曼曾到新几内亚和锡兰调查，里弗斯则实地调查托达族的情况并据此写了详细报告。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和布朗的《安达曼岛民》都出版于1921年，学说史将这一年看做“功能主义人类学”或者“近代人类学”诞生的年份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很多重要启示来自于涂尔干，即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注重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加以解释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工作方法有三个区别于前人的特点：第一，他反对把社会文化现象割裂为支离破碎、各自孤立的考察法，主张应该竭力把握人类文化生活的整体，在完整的文化体系背景中对各个文化事实及其相互关系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求最终把握住它们的本质；第二，主张参与式的局内观察法，即人类学家应该深入到土著居民中去，和他们融为一体，观察他们生活中包含的真实观念、情感，从而能够像土著居民一样体验、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主体自觉介入原则，即“以功能眼光来解释人类学事实”。现代民族志的这样一种现实关切也导致了不真实性，那就是利奇(E.Leach)说的:“研究与人类学者本身没有距离的本土文化，必然导致人类学描述的不真实性，因为研究者必然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去谈论其所熟悉的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司空见惯而无法进行客观分析。”
此后现代民族志有了更为精细的划分：“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各文化事实相互关联的动态整体中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来体现相对于文化整体而言的各文化事实的价值、意义以及总体。但是任何文化功能都必须以某种文化事实及其相互间的客观的乃至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或称之为客观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文化功能的存在。
20世纪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欧美文化霸权的东移、社会变迁所引起的族群关系与文化冲突、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不断强化对社区生活的冲击等等客观事实的出现，无不给民族志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质疑权威、质疑科学主义、质疑结构的思潮。这个内容庞杂、主张繁多的思潮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20世纪以来数代人类学者逐步积累下来的跨文化理解论、文化相对论等都需重新评估与思考，包括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和后来的人类学家反思现代民族志把“主观性”都放在了很次要的位置上，去强调“客观性”，而事实上做不到，他们要求重新来解放民族志在现场的解释权利和主观性，出现了当代的反思人类学。一种建立在后现代哲学、人类学基础上，强调反思思想的民族志产生了，被称为“实验民族志”。其实，反思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志“科学性”重新确认和重新讨论。“实验民族志”包括三种大类型:第一，为了克服整体论，实验民族志主张文化中的个人与人观；第二，为了避免把文化当成“异族”和殖民对象，实验民族志主张在描写中给予全球化重要地位；第三，为了揭开民族志的“客观科学”的面具，实验民族志主张人类学者应主动把自己当成“意义的创造者”，利用人类学知识，展开对权力和霸权的批评 。这也就是保尔・利科所说的“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的问题。现代的民族志研究者更多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科学家”，而反思民族志研究者则更多的充当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者”。20世纪之前的“前殖民时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为主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及内容多少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事实上，研究的问题、地区或人群的选择本身就是含有偏见的。后殖民世界中的民族志工作除了控制偏见，还有经由多方验证，脉络化及非主观的方法等等来降低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语
现代“民族志”方法是一种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方法，它的出现及发展也引出了社会人类学家反思民族志更长远的目标：解释及翻译世界的所有文明，使人们了解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成为可能，从而冲淡民族中心主义的限制，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西方社会人类学者所采用的用当地人的眼光理解当地社会的民族志方法（也可以称为“主位法”），还有着其他的隐含意义。用的话说，他们并没有真的走进非西方社会，而是走进去不久又很快地“出来了”。他们进去的地方是他们的文化不断冲击着的对象，因为人类学者的跨文化行动反映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遭遇”和世界经济体制与文化接触的变迁。
民族志文本的科学性问题，伴随着民族志的产生就存在了，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一切都是相对的。民族志方法也不会具有超然的“科学性”，而应当是一种具体场景中的具体表现和具体表述研究。从传统民族志到重视实践理性的现代民族志到后现论影响下的实验民族志方法，以及它对人类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大环境的关照，以及反思民族志的出现，都是“关于在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无不显示出科学性标准的渐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演变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背景给予了这一变化过程更多的参照标准。科学性的过程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并不是生成理论的方法。理论是得到信息和经过训练的大脑的创造。而科学性过程只是一种减少谬误的理性方法。正如弗兰克尔所说，理解和可理解性本质上都是一些心理过程，它们因人而异。我们通过民族志研究路径寻找或应该寻找的，则是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可靠的公共知识。
民族志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多民族地区的使用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多民族地区的复杂性。这里的复杂性不仅是指多民族地区语言，风俗习惯等的复杂性，更多的指多民族地区民族心理的特殊性及复杂性。这些都是由于文化身份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在使用民族志方法中极大的困难会体现在“进入”这一问题上。不能很好的融入当地的人文环境是无法进行调查研究的，甚至可能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二，注重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文化身份问题，应作为考察的大背景来把握。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是带有一定的理论系统，不管用到什么样的理论系统，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多民族地区是否存在游牧文化或者渔猎文化所造成的文化身份的不同。比如，在对新疆锡伯族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在新疆境内的这个民族是由当时的渔猎转为农耕的民族，这时的文化身份，文化心理是与地地道道的农耕文化里的人们不同的。三，边疆多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思路。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综上所述，对于在多民族地区使用民族志方法，还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在具体的民族志研究中如能运用好此方法，对于展示中国多民族地区社会各层面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资料：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科塔克：《文化人类学：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徐雨村译，巨流出版公司，2008年版
[3]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4]《韦伯作品集・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5]张沁洁：《对功能理论基本概况的阐释》，省略/xueshu/others/shijiao/200210/20022021//24.htm.
[6]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Scholte, Bob・Toward a Reflexive and Critical Anthropology,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
[8]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
[9]Paul Ricoeur・Existence at Hermeneutique, inLe Conflit des Interpretation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9, P20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对人类学的理解范文6
关键词：人类学；田野调查；田野；科学性；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7-02
田野调查即在实地调查中，集中于某一地点或区域住上一年以上时间，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交换活动、地方政治和宗教仪式等[1]。
19世纪中叶，田野调查由马林诺夫斯基倡导运用并奠定了在人类学中的科学地位。田野调查正是通过对“科学”的膜拜而成为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核心策略。然而，随着“反思”的引入，使人类学对自身作为“他者”进行审视，甚至将“科学”作为对象加以研究时，“田野调查的科学性如何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命题被提出来，并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以田野调查要素环节为切入点，围绕科学性的建构来做些思考，旨在明晰人类学历史脉络，为人类学未来发展寻出些许微光。
一、主体身份：人类学者
（一）专业身份：正规训练与非正规训练
专业系统的训练被主流传统认为是人类学者作为田野调查科学家身份的象征。马林诺夫斯基或博厄斯的田野调查制造了一个教条：即只有在大学取得人类学学位的人才能够真正地获得真实资料的说法[2]29。人类学家常把田野调查喻为“通过礼仪”，即进入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丁礼仪[2]20。而在英国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学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才能取得资格认证[3]。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人类学知识均源自于田野调查，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重要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
然而，田野调查者必须接受人类学系统专业训练的传统也一直受到挑战。雷德指出：“……因为学术和专业上资深的观察者常常是搜集可靠社会学材料的最差人选。他们的专业训练在他们自己和他们要询问的人们之间竖起了一道藩篱，他们往往缺乏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经历加高了这道藩篱。”[2]28“观察者的基本条件就是他具有一种天赋，即一种能以谦虚的行为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直接而密切接触的能力”[2]29。由此，甚至出现这样的人类学异端学说：让类似保险推销员和房地产经纪人来做田野调查，因为他们更能与信息提供者建立密切关系。
希利尔・贝尔绍认为保证田野调查工作的科学性，除了专业人类学者，还应该建立一支“准人类学家”的队伍充当人类学家的研究助手，阅读资料文献、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数据。可以包括教师、兽医、农村护士、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等。人类学机构应当以某种长期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要给他们以恰当的训练，为他们提供信息，他们便能提供深刻的见解，对研究工作进行评论。并且，培训机构应当为这些“准人类学家”开设短期训练科目，授予文凭，从而造就一支有头脑有眼光的队伍。各种研究项目都需要他们参与。另外，要在漫长的年代中延续不断地监测社会现象[4]。
（二）文化身份：异域或本土
人类学家在文化的“他者”和“自我”二者之间合适定位身份将决定研究的科学性。传统学术往往认可远足他乡对“异域文化”及“他者”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异文化”成为“田野调查礼仪的核心”，也是决定调查者身份等级秩序的重要因素。正如阿莫瑞的研究描述他者的概念，指出非裔美国学者在非洲从事研究受到冷眼，因为他们离他们的研究对象“太近”而无法做到“客观”，而白人学者则被认为与“黑人”他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2]21。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异域文化身份的强调暗含种族、阶级等的排他性。在妇女、少数民族以及第三世界的学者已经参与人类学研究的时代，在田野调查中经历“异文化”人类学礼仪的自我依然隐喻为欧洲白人中产阶级的男性，换句话说，欧洲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身份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
如今，钟情于“异文化”研究传统逐渐被打破，人类学的田野点从“异域”展开到本土选择，从田野转向家乡，或者从跨文化理解到本文化研究。实际上，无论是以本土学者或异域学者身份开展的研究都具有局限性。对于本土研究来说，因为研究者对周遭的文化太熟悉，甚至可能到熟视无睹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使自身置身其中而不具有距离感和陌生感，进而不能超然理性地观察思考。当然，异文化身份的研究者也存在需要努力克服的难题。潘英海在关于“文化识盲”的研究中指出：若研究者无法进入地方文化的整体生活经验以形成新的体验，无法与被研究者交互建构象征与文化层面的沟通，也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5]。
（三）性别身份：男性或女性
与其他许多学科相比，人类学科学研究就不钟情于女性。即便是玛格丽特・米德这样一位在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也未能改变这种性别歧视。
作为远足异域、勇敢探险或猎奇的田野研究形象还存在：女性总是不被鼓励的。并且，女性研究者在现实田野中也将遭遇与男性不同的尴尬地位。当女性研究者进入田野，田野中的人会以自身的文化理解，企图将研究者定位。有些田野中的调查对象会否定女性研究者的专业角色和专业能力，从而表现出他们的性别歧视[6]。这意味着女性研究者要在田野中付出更多艰辛，从而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地位。
当然，作为局外人的优势也能让女性研究者获得非常丰富和难得的田野资料。同时，女性人类学者具备的敏感、细致、温和、亲切等女性气质更容易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田野资料。
二、调查过程：调查方式与价值取向
（一）调查方式：长期扎根与快速评估
在田野中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能够花费足够长时间来观察、参与或体验往往成了衡量研究结果真实可靠的重要依据。雷丁对米德仅基于不到一年的田野调查得出的民族志结论提出批评，他认为需要“长期而持续地与当地人居住在一起，熟谙他们的语言”，才有可能得出可靠的民族志结论。他指出，一年或两年的时间不足以获得深刻的文化理解：“一年之内或者五年之内所获得的知识……必定是表面的”[2]28。由此可见，人类学传统认为长期扎根于田野，才能保证调查的科学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学者试图以其学科传统的方法和洞见投身于社会发展，例如提倡行动者导向的项目实施路径。严肃的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发生了转向，在发展实践中成了“快速评估”和“参与式评估”等田野快餐。短短的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资料收集代替了传统人类学者需要1～2年进行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的传统方法被简化或者歪曲，却为“自上而下”计划项目提供了科学性外衣。
（二）价值取向：价值中立或价值涉入
价值中立是田野调查的重要原则之一，要求调查者避免先入为主地用已有的价值体系去观察、评价调查对象，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和收集资料，避免过多地卷入当地的社会关系中。遵循价值中立的操守原则能够保证田野工作的科学性、可靠性。
然而，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门价值取向的学科。从起源来看，作为系统学科的人类学兴起于社会思想深刻浸染的启蒙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的19世纪欧洲。面对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巩固和竞争，学者们积极推动民族国家的和公民权的合法化进程，主张从宗教思想中、从压抑人性的机制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和“发现”的观念。所以，民族主义和族群研究一直以来成了人类学中的永恒主题。它们限定了人类学的研究日程、范围及其与政治的潜在关系。所有人类学家的肩头被压上了责任和道义的负担[7]13。今天，我们依旧能在人类学者们的身上找到确凿证据。张海洋教授提出人类学研究做到“两个保护”、“一个维护”和“一个阐释”，即：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以各民族为主体），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权益（从为其服务的角度出发），阐释世界及大中华文化圈多元一体和不同的历史必然性及共同相处的必要性。（张海洋，2005）调查者的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精神的重要性凸显。甚至，学科的科学化也将人类学家的道德规范化。如西方人类学概论教授时就要教学生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由此可见，人类学家为了保持学科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必须在有意识地保持距离和道义感的全心投入之间创造一种均衡。很多人类学家一直在这两难的选择中摇摆不定，这几乎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规律[7]25。
三、知识生产：民族志
所谓民族志就是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互动过程事件进行描述和社会脉络意义上的深层分析，以此达到理解该群体的文化形态与意义的目的。
（一）民族志“科学性”的质疑
马林诺夫斯基相信民族志是“科学”的经验基础。但在70年代受到三种批评。第一种是来自英国本身的批评，代表人物是阿萨德，他认为所谓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和人生实际上与西方向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渗入紧密相连[8]148。第二种批评是来自西方70年代以来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文明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中，获得一种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8]149。第三种批评是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格尔兹认为将民族志视为一种“文化科学”的观点值得商榷[8]150。他认为民族志或“作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种形式的知识的途径。所以，民族志就是对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的解释[9]。人类学研究工作成了一种文化翻译，把研究对象的文化翻译成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格尔兹所强调的当地人的观点，即当地人的文化。要求田野调查者执着于地方性知识，寻找那些所谓的“原生”的意义系统。然而，我们的意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断再生产。意义的阐释者的话语权存在着多元的主体分类，由此，意义的阐释也是多元的，意义阐释的过程也就呈现了主体的能动性。
（二）民族志“科学性”的回应
面对批评与质疑，人类学界的“实验民族志”随之兴起，保证田野调查文本的客观真实。其基本特点是，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8]153。“实验民族志”的出现使人类学思考一个问题：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故事”的讲述？无论如何，人类学者对民族志所下的功夫不过是在正视和回应人类学至今也无法克服的难题，即人类学充满了不确定性，永远无法达到纯粹的客观。即便从人类学发展初期到现在，以马林诺夫斯基为首的人类学家为了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不仅要求除了“访谈”、“参与”之外，他还强调“观察”[10]；把社会调查问卷这种东西作为附属手段引进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在田野调查中考虑“看与被看”、“照与被照”及“如何把不同的声音带入文本”三个维度等等。
总之，人类学阐释生活意义的体系是非常有启发的。知识只要能满足人民的认识需要，具有解释力、包容性和启发性，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并不一定非要是科学的、实证的。反正科学体系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且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永远限于近似。人类学应该跳出科学与非科学、实证与非实证的界定，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进行研究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2-63.
[2]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希利尔・贝尔绍.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未来面临挑战[G]//人类学的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潘英海.文化识盲与文化纠结：本土田野任务者的“文化”问题[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7（8）：37-71.
[6]毕恒达，谢慧娟.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性别处境与政治[J].女学杂志，2005（12）：93-130.
[7]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M].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8]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