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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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文1

关键词 学生社区社区管理思想工作

一、学生社区概念界定及特点

(一)社区概念。

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基本构成要素有两个大方面:一是相对稳定的人文区位意义上的地域。二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具有同质性的人口。

(二)学生社区概念。

学生社区被理解为在以学生公寓为主的区域内,以高校学生和公寓工作者为行为主体的一切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总和。国内著名专家时长江教授认为,高校学生社区是指以学生宿舍为中心,包括学生食堂、文化活动场所、公寓、宿舍区、商业服务网点等在内的课堂学习外的生活、休息、学习、交往、娱乐、个体及群体活动的特定区域。

(三)学生社区的基本特点。

1.社区人员的单一性。学生社区虽然不是脱离社会的世外桃园,各种社会现象和思潮也不会反映到这里来,但它毕竟是一个计划统一、组织统一和规范统一的相对独立的场所,人员相对较为单一,比居民社区相对容易管理控制和塑造。

2.社区主体的集群性。高校学生社区是由一些文化素质较高、行为习惯相近、具有较多共同语言、年龄介乎17-22岁之间的青年男女大学生构成。

二、我校社区管理的几种分布形态及利弊

(一)我校学生社区的分布形态。

学校的寝室楼都是按照一个学院的学生相对集中的原则进行分配,但是各个学院在楼层的分配上各有不同。

1.按学院。

新生开学来到学校报到时,学校已就寝室安排问题分配完毕。鉴于方便对学生集中统一管理,又能有效的减少寝室空缺浪费现象,校方通常是以学院来划分寝室,充分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2.按年级。

每个学院的的寝室楼在楼层分派上一般都是按一个年级尽量放在集中的一两层内(如管理学院、信息学院等),这样可以方便大家交流,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为学校营造良好的和谐氛围。

(二)我校常见的几种社区分布形态的利弊。

我校学生社区管理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弊处。比如:

按照年级集中分布的社区管理形态有助于一个年级整体的管理和年级同学之间的交流以及年级集体荣誉感的形成,也有助于不同专专业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学术融合。但是这样不利于上下届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容易把学生局限在本年级这个小圈子里。

按照专业横向集中分布的有助于相同专业上下届的同学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上研究以及就业考研等信息的传递,还有助于学生接触范围的扩大,上下届关系融洽。但是这样在强调专业性的同时也弱化了年级的概念,学生的年级集体荣誉感容易减弱,年级的一些信息也不易传达,这给年级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三、我校学生社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校学生社区管理目前的状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我校学生社区管理主体参差不齐。

从管理主体角度看,学生社区管理通常可分为:学生社区学生工作管理、学生社区后勤管理和学生社区自治管理。在这三大类管理主体中,由于文化水平、服务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各有不同,往往造成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分工不明确等局面,使合作难以实现。

(二)我校学生社区管理对象多元化发展。

大学生是学生社区管理的对象,随着90后入住学生社区,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对象所发生的变化。他们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自信、追求个性张扬;缺少理想,缺失信仰,功利性较强;依赖网络、手机;相对缺乏团队精神;接受挫折教育欠缺;追求多元发展,创新意识增强等等现象。

(三)我校学生社区管理目标模糊不清。

从学生社区的定义可以看出,学生社区管理应该是社区内各种组织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的结合。学生社区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社区内学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特定需要。近年来,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思想被带入了学生社区内,于是学生社区管理目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些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已成为影响我校学生社区发展的一个“瓶颈”。

四、如何开展学生社区的管理工作

(一)做好社区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1.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政治信念。

2.突出民族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血脉。要根据大学生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把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三方面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点内容。

3.突出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主要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社区要办出文化氛围,让学生在高品位文化氛围中感悟、思考、理解,净化灵魂,健全人格,完善自己。

(二)加大社区管理的感情投入。

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以理服人,而且要以情感人。老师要做到以情感人,必须关心和体贴每一个学生,真心实意地去爱学生。

(三)重视社区社会实践。

社会是学生成长的最好的大课堂,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发展和需要的建设人才更少不了社会实践这一重要环节。因此,我校社区的管理应该重视实践教育,创造更多的机会让青年大学生走向社会、接触实际,引导他们了解社会。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我校学生社区管理模式是从充分调动入住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入手,充分借鉴社区管理中已有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资源,形成管理合力,提升管理效能,塑造良好管理形象的创新性举措。

参考文献:

[1]黄步军,李彬.学生社区:概念、特征、类型及其构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研读;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何为研读,即为研究阅读,研读之重心在于研究。将经典理论研磨成一个个小点,再细细品味。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其目的之一是学习和了解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理论由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命题组成,是对一定研究领域对象的系统理解,理论旨在解释一定研究领域的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命题。其产生途径取决于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理论产生于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经验观察和概念诠释两种方法。

国际关系作为学科名称,它与“国际政治”、“世界政治”通常同义。美国学者较为推崇“国际政治”,这与美国的地位和美国人的心态不无关系,其所推崇的理论基本是大国主导或发展出来的。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比“国际政治”而言,国际关系侧重于国家间的关系,而“世界政治”则含义更宽泛,既涉及国家行为体,又涉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众说纷纭,主要是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间外交和斗争,也就是外交政策的研究。美国学者多持有这种观点;

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关系史。英国学派的马丁・怀特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分析与总结,学者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从纷乱中抓住关键的敏锐能力,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往往包含着较好的国际政治思想,因此,他提出了“国际政治=历史阐释”。这种观点突出了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了国际政治必备的历史属性。

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对外的政治行为,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的总和。是一种争夺权力或维持生存的斗争,是用权威或实力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这种主张是当今国际政治学界最普遍的看法之一,也是得到最充分阐述和最有影的认识。

四、国际政治虽发展较晚,但是一独立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特别重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以国际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重点,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变化中的国际社会。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其目的之二是学习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事实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点,国际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存在构成包括国际关系的实体,以及这种实体的功能与行为所导致的属性、状态和事件等。国际事实从关系的角度讲,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的存在。一方面,构成关系的行为实体的个体具有复杂性。不同个体会对相关的事件、过程、状态、结果产生不同影响。另一方面,个体因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及作用,使国际事实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系统存在。任何实体都存在于与其他实体互动的因果链条中,不能脱离系统而独立。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传统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初期,采用较多的为传统主义,该方法倾向于历史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案例分析获得知识积累,哲学思辨色彩浓厚。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着眼于定性分析,较少涉及定量分析,注重演绎推理。

传统方法注重对历史的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涉及人的交往活动和认识活动。既有通史,也有理论发展史,前者属于人的交往活动范畴,后者则属于人的认识活动范畴。传统方法被称为经典方法,以历史考察为主干,能够增强研究者宏观研究思维,开拓研究者视野,但由于存在较多价值判断,融入了个人色彩,其精确性难以保证。

和传统主义相对的是科学主义。20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传统方法受到科学主义越来越多的挑战。科学主义主张利用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谋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为科学,通过借用来自于自然科学的更严格、更复杂的途径,以期建立累积的知识体系。科学主义通过数据收集、定量分析等途径,一方面确实提高了理论的精确性,使理论更为科学;但同时,由于其无视价值的作用,一味客观分析,因而存在很大弊端――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忽视根本而专注于边际,忽视实质而专注于形式,缺乏实质而专注于形式,缺乏对本身研究结论的适当的怀疑态度。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不仅仅要学习其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应该掌握如何阅读,掌握有效的阅读的方法,才能充分吸收经典著作的精华之处,使经典得到充分利用。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要了解其同一时期相关的理论著作,对经典之所以宝贵、经典有一个直观的认知,也可以借此了解作者在写作时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能够更好更全面的了解掌握作者的写作意图。不仅如此,还应对同一领域不同时期的著作有所了解,例如阅读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也应该对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和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三本著作均为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只有了解同一领域前期的著作,才能对经典有更深入的了解。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还应该做到重视而不迷信,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迷信经典,奉行教条主义,只会事半功倍,甚至是事倒功倍。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文3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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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文5

[关键词] 政治经济;国际组织;批判学派;斯特兰奇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018-2

一、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的核心内容

苏珊斯特兰奇由一个黄道故事引申出相互竞争的三种社会模式,也就是现实主义模式、理想主义模式以及经济的社会模式。进而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四种观念入手,并基于此斯特兰奇分析了两种权力,即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从结构性权利出发分析出四大基本权力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次级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与福利。斯特兰奇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的范围狭窄不同,结构性权力是一种大范围的权力范畴,不仅包括了强迫性权力,更多的是指制约性权力,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制约性是被制约者所无法体会出来的。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试图找出一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她认为首要考虑的应该是人类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在全书的开场白中,斯特兰奇描绘了一个荒岛场景,漂泊到岛上的三个团体受到各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支配。马丁的团体优先考虑秩序和安全,杰里的团体优先考虑公正和平等,杰克的团体优先考虑财富和生产效率。可见,“不同的社会(或不同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基本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和财富的生产,有的国家把秩序安全摆在第一位……

此外,斯特兰奇指出,传统的以国际体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用各国相对政治权力的变化来解释国际体制的变化,只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忽视了经济权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忽视对跨国关系特别是跨国经济关系的研究;第三,对权力的研究不够,完全不探讨体制(原则、规范、条例和决策过程)对谁的权力最有影响,也不探讨权力的来源;第四,对于在国际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不作明确地判别。基于此,斯特兰奇提出了 “集中研究权力机构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并着眼于分析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国家制度(如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反映出四大基本价值观念的不同的比例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些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力问题。”

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存在从属于四大基本权力结构的次级权力结构,它们是,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供应体系和福利体系。次级权力结构是基本权力结构的辅佐,基本权力结构对于次级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次级权力结构,是因为就大多数国家而言,如果排除外交、国防和司法部门,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交通运输、农业、工业、安全和能源等部门手中。由于国家权力必须考虑全球市场,而国家权力又主要掌握在上述部门手中,因此这些部门存在着有待研究的全球性问题。我们所要研究的次级权力结构与这些部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这些结构进行考察。由于次级权力结构是由基本权力结构衍生出来的,是基本权力结构影响的结果,因此笔者将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基本权力结构的角度来阐述运输、贸易、能源、福利这四种次级权力结构。

二、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思想形成

结构性权力这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概念是苏珊・斯特兰奇经过其多年记者工作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从事国际政治经济教学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思考和潜心钻研逐渐形成的,而这一切与斯特兰奇对于国际问题的关注是分不开的,但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遇到一些阻力,而斯特兰奇面临的阻碍就是由美国学界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式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定式。斯特兰奇虽然知道从新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十分艰难,但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使她毅然决定思考新的研究方法。斯特兰奇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权力的思考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凸显出来。这些事件主要有:欧洲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1973一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这些事件的合力结束了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也使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国际机制宣告终结。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比如国际格局的转变使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且超出一国范围,发展经济成为一国追求的目标,由此,各国开始关注跨国公司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增加一国财富的主要手段。跨国公司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又使各国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此各国开始寻求其他一些诸如经济的或文化的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纠纷[。

斯特兰奇是以一个国际经济学者的身份进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但是当初她的研究方向还不明确,是一系列问题引导她去研究国际问题。并且,结构主义方法对斯特兰奇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从对世界秩序的解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项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跨国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促进了全球体系的发展。结构主义学者参考这个前提,并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抽象描述世界体系结构的演变”。然而,结构方法却低估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正如帕兰(Palan)指出的那样,一个更平衡的方法即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出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认为国际体系理论不应该只用一个维度,单一实体的方法,而应该认为体系中包含着许多相互关联的权力结构。

如果说斯特兰奇已经在《跨国关系》中就结构性权力尝试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到了80年代早期,这种试探性的结构性权力思想分析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了。她果断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机制分析(1982)并且,斯特兰奇还描述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其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最后的框架是在以后的六年之中逐渐完善发展的。当代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实践对传统的国家“”造成侵蚀。因此,斯特兰奇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她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而跨国公司的权力在扩张,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是否在一个国家投资来影响该国的政策。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以国家为中心考虑国际问题,很少从跨国公司或其他非国家组织角度来分析研究问题。这和当前的变化是不相应的。”在斯特兰奇的著作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时有所反映。最后,斯特兰奇认识到军事力量的作用在逐步减弱。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精良,维持军事力量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另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使用武力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

三、国际政治中的依存性和危机

“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主题特征。而全球化更加深了依存性。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巨大变革造成了所谓的全球存。频繁的社会和经济交往形成了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存在四百多年并主导世界政治的领土国家,其地位正受到非领土国家角色如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国际组织的挑战。民族国家的角色正在逐渐淡化。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或军事的局部性相互依存。而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和全局性的相互依存。

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性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关的概念。但当世界进入新世纪时,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却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侵蚀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中,政府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手段来影响贸易平很或者收支平衡,每个政府都可以调整国内利率来试图影响国际资本运动,或者设置关税,出口补贴来影响贸易。然而要成功地影响资本流动和贸易运行还要看其他国家如何动作。影响资本运动的是利差,而不是绝对的利率水平。关税影响进口,但绝对值依然对贸易发挥重要作用。在相互依存关系中,一个国家既不能完全脱离依存性,也不能完全控制依存性,这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依存性向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传统上,国家都是以军事力量来控制世界事务的。而现在,产生权利或力量的资源变得更加复杂了。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得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了解到军事弱国可以利用其对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垄断或者半垄断而形成一种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功能关系。因此,对权力或力量的新解释是:权力是一个角色使得使得其他角色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的能力而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有限;权力也是一种可以控制结果的能力。显然,依存性越少,权力越大,然而正如政治学者说的,一个侵略者要完全行事,现在需要波斯湾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铝土和铀,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铬,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粮食。

四、总结

跨国公司对国家的挑战。全球化表现在企业的跨国界建立,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这之中,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是主角。最大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冲击在于:首先,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现实力和庞大的跨国网络,可以摆脱东道国和母国的控制;其次,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施加压力或寻求或者培植人,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决策;第三,跨国公司通过公司文化的营造和推广,传播管理方式、价值观念、文化意识,改变东道国和母国旧有的传统价值。第四,跨国公司创造的税收更使得单一民族国家要从原先的国有化运动转向主动限制,与整个世界的竞争。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2]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

[3]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范文6

【关键词】《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专题研讨式教学 教学设计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高等学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该课程功能的发挥。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要求,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提高《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现结合笔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根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特色,对该课程进行专题研讨式教学探讨。

一、专题研讨式教学的概念

专题研讨式教学方式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学生对专题的研究与讨论,进行知识构建,体验学科研究方法的一种学习方式,它由专题研究和专题讨论两个重要环节组成。专题研究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通过网络等途径搜集和整理与教学(或研究)问题相关的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的基础上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认识;专题讨论是全班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专题研究阶段的成果进行交流和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在对知识整合的基础上,完成对知识的构建,并理解、掌握学习的方法。简单来说,“专题研讨式”教学,就是以专题为内容,以研讨为形式的一种教学。该教学以培养学生分析(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的。

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主要特色

1、理论性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以当今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国际社会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国际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然而,经常有学生把它与国际形势报告或国际时事政治相混淆,从而降低其理论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注重运用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和回答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注重从理论上分析和思考,并注意吸收国外的国际问题学说和观点中科学的东西,学习别人的比较好的理论分析方法,这必将有力地强化该课程的理论分析和理性思考的功能,从而更好地体现其理论性特点。

2、内容新颖。所谓内容新颖是指该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内容新。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是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政治、主题、各类国家的对外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探索总结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等,它们有的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有的甚至是几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这些新问题、新信息我们都要在教学中体现出来,并要引导学生去分析,所以本课程的内容就必然呈现了“新颖”的特点。

3、综合性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仅涉及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课程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包括地理、历史、文化、军事、科技、宗教、艺术等很多方面的知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门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该门课程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得出理论、规律,再用这些理论规律指导实践,既讲史实,也要总结理论,还要分析洞察国际热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

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专题研讨式教学设计

针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特色,专题研讨式教学模式需要教学团队精心组织,任课老师高度负责,在吃透教材和熟悉大纲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备课,梳理出该门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把教材内容整合为若干个大专题,以专题形式渗透到相关教学内容之中;授课过程中,学生要按照教师的方法,自己动手查阅索引,研读资料,撰写论文并积极开展交流和讨论,完成对教学内容的消化和吸收。专题研讨式教学设计主要划分为3大模块。

1、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划分为十大专题。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十大专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当代世界经济及其全球化发展”,“当代世界政治及其多极化趋势”,“当代世界军事及其发展趋势”,“当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及全球战略”,“欧洲联盟的经济政治及对外关系”,“当代日本的经济政治及外交战略”,“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及外交战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及其前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

2、专题讨论。每个专题先由任课教师向学生介绍该专题的教学与学习目的、学术界研究的状况,扼要地阐述重点与难点问题,确定需要讨论的主要题目,介绍需要查阅的参考文献和书目。讨论题目要精心准备,力保是每个专题中的重点、核心问题。以上述第一个专题为例,讨论题目可定为“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如何理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3、划分学习小组。将授课班级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以十人为宜,确定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由组长和副组长具体负责组织讨论。在规定的时间内,学生在小组内将独立探索的知识和心得以讲课评课的形式进行交流,展开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几位同学在班上集中讲课。最后,任课教师进行专题小结。

四、专题研讨式教学模式分析

专题研讨式教学既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理论水平,又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能做到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特点,把握学生思想状况和变化趋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能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体现了以学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性。通过专题研讨式教学,能够引发学生们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学习活动的动力机制。当学生对某问题有了兴趣,他们就会投入全部的身心进行研究,逐步形成喜爱质疑,乐于探究,努力求知的心理倾向。如在讲授课堂重点内容时,提前向学生布置多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恰恰是学生迫切想了解的问题,他们就会在课前查找大量文字、视频和图片资料,搜集素材的能力将大大加强,课堂汇报方式也会多种多样,比如课件制作手段也多样化,除PPT外,还制作网页等其他形式。

2、有利于发挥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实行专题研讨式教学,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团队的每个任课教师都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授课之前需要精心地进行本课程每个专题的设计,并精心组织团队成员对每个专题进行详细的讨论,确定该专题的重点、难点及思考题。其次,它要求课程团队任课教师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每个专题的理论前沿。《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知识更新迅速、内容新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任课教师能够跟上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方方面面的最新动态,在教学设计中体现这些内容,并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方法去分析这些问题和现象。再次,它要求任课教师具有相应的知识面和理论深度,并进行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讲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不仅仅是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的情况描述,更重要的是运用理论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要在理论知识方法进行系统的学习,并能够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对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

(注: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编号:70703036。)

【参考文献】

[1] 阮晓莺:专题式教学在“概论”课教学中的运用及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2).

[2] 周选亮:专题式教学――高职“概论”课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