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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范文1
关键词：双向书写；民族志；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38—04
在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一直因其难以通过科学的手段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而饱受诟病。针对这个问题，格尔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识》提出了一套“深描”理论：人类学并非一门发现真理规律的科学，而只是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度阐释，以便让人能够接近事实本身。但是，这样的辩护仍旧无法帮助人类学退守住自己的领地，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本文尝试在对民族志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方法论视角。
一、民族志的书写困境
（一）“真实性”面临的挑战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移动性”和真实“多样性”，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一方面受到“效力和信度”的考验；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必然也将引来另一个革命。
人类学的“民族志”，最初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记述方法。科学主义兴起后，民族志演变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之后，科学主义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民族志又转向了一种去科学式的转向。高丙中在《写文化》代译序中将民族志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代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这一时期没有方法论上的指导和要求。
在第二个时代，也是民族志确立其科学地位的阶段。20世纪初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民族志作者提出以“科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志，并自信获得了一种纯然的“客观性”，他们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一种以客观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这实际上是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社会科学。其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称、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工作图景（孤独的白人男性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村民生活一年和一年以上）已经成为标准科学人类学实践的原型（archetype），至此，田野工作成为了人类学家的“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
在第三个时代，是科学民族志受到攻击濒临崩溃的阶段。当以实证主义为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民族志产生危机之后，科学权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批评，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替代方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超然的人类学客观性仅是一个神话。无论经典民族志的作者如何虔诚，他们并不能排除自身知识结构、理论视角、情感趋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所有研究中，主观因素都注定要渗透解释和观察之中。人类学要求民族志作者用“本地人眼光”进行叙述，用“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的”，“认知性的”方式进行书写。经典民族志对客体关注的所谓“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在后现代民族志中转变为“把关于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们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思他们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的和客观的条件”。后现代民族志认为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民族志文本的撰写总是卷入了“自我塑造”的过程。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最好的民族志文本是对真实的虚构。㈣这意味着对民族志科学立场彻底的背弃。
（二）书写者的身份争议
后现代主义对民族志真实性的冲击让人类学方法论面临极大挑战。格尔茨指出，在为田野工作的诸多问题困扰良久之后，对人类学来说，现在是认真对待作家身份的时候了。实际上，真实性问题的背后是关于书写者身份的问题。换言之，书写者的身份才是解决民族志真实性争议的关键所在。后现代主义指出，学术文本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放在极不对称的关系上。在研究者书写的文本上，“被研究者在明处，他们的声音被驯化；研究者藏在暗处，处于控制地位，是中立的超然的。因而研究过程就以不诚实的、道德上可疑的方式呈现出来：掩藏了研究者的角色，掩饰了他或她的主观性及往往是独断的举动。”有人已经发现书写者的霸权带来的消极后果。理查森发现，由于霸道的写作风格的缘故，涉及她很感兴趣的主题的那些书，描写的一切都是被动的，沉闷的，乏味的很。
在研究中如何处理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不仅是民族志方法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难以回避的问题。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关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通过主客关系的界定来保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致性。而与此相反，后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都一定程度地以交互的方式进行研究，换言之，主张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比如诠释学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建构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诠释的或辩证的方法，创造出主观的知识。而批判理论也认为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实在”，其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以及性别价值所形塑而成的一种“虚拟的实在”，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凝固而成的。因此他们也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对话/辩证”的方法，获致一种承载有价值的主观知识。
那么，在书写民族志的时候到底坚持主客关系的科学态度，还是主体间关系的伦理态度？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必须找到一条中间可行的道路来解决这一矛盾。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范文2
【关键词】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医学人类学
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又名凯博文）教授是国际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是世界闻名的医学人类学专家。他在1967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80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医学人类学勋章，1982年起任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1983年起担任美国科学院医药学部的终身委员，现任哈佛研究生院以及医学院终身教授。他曾获2001年Franz Boas Prize（美国人类学学会的最高殊荣――博厄斯奖）、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杰出终身会员等等。作为二十世纪引领医学和人类学以及心理学展开对话的先行者之一，三十多年来，他桃李满天下，足迹遍布全球，带领过无数的医生、公卫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进入医学人类学的领域，国际上几乎有一半的医学人类学专家是他的学生。他的在1988年通过New York Basic Books出版的一部重要的医学人类学著作，《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遇》（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很能代表他的学术思想，对于开拓医学人类学的新领域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我将通过此书来对阿瑟・克莱曼教授对于疾痛和治疗的学术见解进行梳理和简单分析。
在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第一句话便是他对疾痛（Illness）和疾病（Disease）的概念定义。看似指南性的概念说明却恰恰彰显了阿瑟・克莱曼教授对于区分笼统“疾病”概念的学术思想。他认为，疾痛和疾病这两个词的涵义有根本的区别。疾痛（Illness）指的是种种鲜活的经验，是病人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例如腹痛、哮喘、鼻塞等，是一种病人以及其家人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其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疾痛体验还包括了病人对这些不适反应的自我评估，比如严重程度的判断等；当然还包括以“外行人”的眼光对于种种不适进行初步排查和分析；最后，疾痛体验还包括患者尝试通过一些方法来解决病患（如自行用药、改变饮食、增加锻炼、使用偏方等）。而疾病（Disease）则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患者及其家人抱怨的疾痛问题，在医生的头脑中重组简化成狭隘的科技问题，即疾病问题。然后，一系列的专业术语最终取代了患者丰富的“疾痛”经历被写进病历，它们汇集在一起指向了某种或某些“疾病”：生物结构或生理功能的缺损。这种通过病人和医生两种角度解读的疾病概念，正体现了人类学中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概念，是将医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对于实际情况也具有指导意义。病人对于“疾痛体验”的最终判断（主位），往往是依靠医院及医生的诊断（客位）来确定的，所以，“疾病”的“确诊”与否就很有可能左右病人对于自身疾痛体验的定义。比如一些神经症（如抑郁症、焦虑症等）虽然有诸如失眠、进食困难、消化不良、头痛等的疾痛体验，但很可能在现代西方医疗的检测中并无“疾病”征兆，身体组织、器官等并没有发生典型的病变。但是类似“抑郁症”或“焦虑症”这样的疾病诊断却会导致病人对于自身疾痛的消极判断，往往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反之，若以非疾病观念带入主位判断，就很有可能对病症能起到积极影响，进而扭转情志病类的“病势”，加速病人康复。所以，可以看出阿瑟・克莱曼这种从医患双方角度来区分疾痛和疾病，是为医学人类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我还要特别介绍的就是，阿瑟・克莱曼教授开创的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套医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它对我们的传统医疗观念、伦理和手段都提出了全新的诠释。在本书第十五章，他提出了一个为慢性病治疗的实用临床方法论，此方法论的要旨可以说是要求医疗工作者对于患者要“设身处地的倾听、转译和诠释”。具体地来说，首先他建议将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医疗，建立“微型民族志”。为的是要让医生使自己深入到患者疾痛的生活经验中去，医生尽可能地了解（甚至发挥想象力去感知、感觉）疾痛经验，就像患者那样去理解、领会和感受它。其次，完善患者的生活简历。患者的简历展示了他的生活内容，医生应该对之加以诠释，以便对患者的情感特征和个性风格获得更深的了解。再次，就是建立医患双方的对于疾病的“解释模式”，并通过“协商处理”在医疗过程中间“外行模式”和“生物医疗模式”之间产生的种种问题。阿瑟・克莱曼强调，在此期间回顾和研究患者的微型民族志是极其重要的。最后就是“重振精神”，对慢性病人来说，疾病可能是痊愈无望的，对于这种绝望和无助的心境是亟待进行心理安慰的，进而力求使患者接纳事实以及最大限度地配合治疗。
结语
阿瑟・克莱曼教授作为西方学界经过医学训练的专家，他首倡以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构心理医学体系，探索“以病人为主体”的研究和诊疗手段，借鉴非西方文化中医治病痛的经验，来改革纯粹依赖科技和仪器“缺乏人情化”的治疗制度。通过强调文化在治疗中的重要性，丰富了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的内涵。此书详细、全面地展现了他不同于生物医学模式将疾病仅仅看作是患者的生物结构或生理功能变异的结果，解决之道就是给患者服用药物或者实施手术那种狭隘的科技论点。关注患者对病患的切身经验――疾痛，其根源也不仅仅是生理病变那么简单，而有可能跟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解决起来则要通过医生施展人文关怀和病人发挥能动性。阿瑟・克莱曼教授的人文关怀和对道德的终极考量使医学人类学在新时期走向了另一个伟大的高峰。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疾痛的故事[M].方筱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9，63-65，276-279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范文3
【关键词】人类学；当代文学；文本；民族志
人类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学科领域并不断扩展着其研究范围。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给其他学科带来了研究范式的扩展和方法论的变革，在20世纪后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出现了“人类学转向”思潮。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已有叶舒宪、程金程等学者写文著述，其中有许多研究人类学转向的方法论，也有对文学研究范式的探讨，不论是叶舒宪先生的 “四重证据法”和原型批评，还是方克强先生首开的文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指导等等，这些更多的属于文学研究范式的人类学转向。学者们似乎都忘记了文体本身，文体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但却没有受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如莫言、阿来、韩少功、刘震云、王安亿、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具有许多人类学的元素，其中包含了充分的人类学底蕴和人类意识。那么在这强烈的“人类学转向”的洗礼下，当代文学在文本自身的叙事层面、结构、思想意识是否有所改变？本篇文章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本文所阐述的转向只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动态和趋向，不是说所有创作都以此为发展方向。
一、人类学的定义和发展过程
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学从最开始动物学的附属学科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的。在有关人类学的定义方面，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综括众说构成一个定义：“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1]人类学是在历史长河淘尽风沙后积淀而来，走过了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人类学最初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19世纪以来许多大学者如达尔文、斯宾塞、泰勒等倾尽心力于此，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学说，出版了关于人类学初始代表性的作品，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等。人类学之风迅速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人类学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进步。人类学要与文学相融合，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历史路程。从早期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到弗莱、荣格等对人类学批评理论多维建构的研究；以及到20世纪以来，中国一批优秀的学者对人类学转向研究的尝试，比如周作人、闻一多、林耀华等，都为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做出了贡献；20世纪后期，关于“文学人类学转向”的研究不断涌现，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时机与空间。
二、隐藏在文本内部的人类学转向
自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大多数作家热情的讴歌时代精神，创造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形象，并极力表现社会的真实状况，这种写实主义的法则在建国以来占据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直到1978年以后，作家们开始思考以新的文体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为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以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例，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独具匠心。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为基本叙事结构，重述了三个故事。王安忆通过“重述”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庄严也最俗气的叙事结构，小说中内含了一个双层的叙事文体，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叙述的故事，还包含了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全部过程。小说里有“叔叔”和“我”两种叙述声音，“我”在小说中竭力破坏着真实性的原则，随意虚构出故事即将出现的状况，强化了叙述人的主观意志。采用双层叙事人的手法，使最后叔叔以极度讽刺的结果收尾。这不仅仅是在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也是在思考人生。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在文体特征上充满了人类学影响的痕迹，张清华在论述《丰乳肥臀》何以为“伟大汉语小说”就很有见地地指出，“人类学”和历史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大的复调结构。[2]196当代小说中的人类学转向随处可见。比如当代文学里一度受到作者喜爱的高大全形象被打破，出现了一批非英雄、平民甚至非正常的人物形象。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余华《一九八六》中的“疯子”、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等成为叙事者，这些小说弱化了叙事人，却更有力的反映了人的意志，呼唤起人们的反思，也增强了小说自身的文学魅力。
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层面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底蕴也有人类学影响的踪迹。《日光流年》在精神追求上开创了人类学疾病叙事先河，贾平凹的药文化小说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如《浮躁》这本小说描写了州河人民的病态情绪。鲁迅也是疾病叙事的早期作家，贾平凹曾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最早学习鲁迅，学习鲁迅主要学习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的透视力”[3]373由此可见，鲁迅写疾病叙事小说是很早的，他的《狂人日记》《药》开创了疾病叙事的传统。贾平凹的《秦腔》《废都》《高老庄》等都表现出了人类学中“药”文化的发展，他的作品有了充分的人类学意识也体现出了他自身对人类性意蕴的执着追求。
三、过渡状态：田野笔记
而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及思想意志追求等方面有了人类学的影响痕迹外，还有就是一种极富形式感的作品，便是处于显见人类学转向和隐藏的人类学转向的中间部分，是一种过渡性文体，即田野笔记。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民族志学家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想要为复杂的民族状况做出一部整体性的民族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许多民族志学者已从田野工作转向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并在当时计划出三套丛书：第一套是经识别的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第二套是少数民族简志；第三套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4]这些都是从田野工作中精炼而来，由此说明田野笔记这种动态文学是人类学意义中的参与观察，田野笔记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性。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材料也从文本语言变成古迹碑刻、人文风情、仪式文化等来自民间的真实资料，这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演生过程有一定相同之处，人类学研究从最初单一的文本研究变成文本与田野并重的研究，田野笔记成为了一种边际文体。有时在文本中穿插一些田野笔记，比如朱千华的《岭南田野笔记》，它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纪实文体，体现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意味，采用了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但这只能算是民族志研究的材料，在当代文学文本中隐现的民族志随处可见。比如范稳的《水乳大地》，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掀开故事的帷幕，小说以编年体呈现，忽而“世纪初”，忽而“世纪末”，忽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忽而“二十年代”，一面是现实一面又是历史，看似杂乱，但却不离主题，始终围绕不同民族的、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展开。在《水乳大地》作品研讨会上，范稳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到：“《水乳大地》花费了我整整四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前两年几乎都在跑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这里许多人和事几乎可以不经多少艺术加工，就可以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来”，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实地考察而写作，不是凭空臆想。本部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了在一方天地中，不同民族的和文化，这本身就具有民族志意味。在后来的《悲悯大地》中更是每章后都附有田野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有关藏族风俗民情、、佛教传说等民族志材料在其中。
四、显见的人类学转向―民族志
如果将上述的小说看作研究民族志的材料，或者将其看成小说与民族志中间的过度状态，那么接下来论述的是，在文体上纯粹用民族志的叙事模式来创作的小说。当代文学中，林耀华的人学报《金翼》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5]以贾平凹的《高老庄》为例，这部小说以一个村庄来映射整个民族，以高老庄浓厚的文化历史气息承载着中国民族的重任，这与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相通，例如《百年孤独》。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因其自身经历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坎坷经历，所以他的小说在80年代末饱含了时代的幻灭和凄凉。他的《废都》，评论家雷达在评论集《文学活着》中指出：“一方面他背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另一方面，现实的苦痛折磨，个人生活的变故，民族文化的衰亡使他对川端康成颓废美的沉沦、阴谋崇尚到了极至”。[6]根据上述评论看出，《废都》充满阴郁、颓废气息。《高老庄》则在写文化在乡村的颓败，乡村映射整个民族，比如作品名为《高老庄》，而这个村庄却有许多腿短身长的矮子，这与“高老”二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隐喻了民族文化中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丑陋现象，强有力的表现了对文化的反思，并且在小说中详细列举了这个村庄的历史历程、文物古迹、传记碑刻和村里人的体质特征，以及地方方言等，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自述体民族志小说，作者在倾心为民族文化写传。又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它同《高老庄》一样可看作是民族志式的小说，都开始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不足，在不断反思中追求文化与民族的未来。而将民族志书写达到顶峰的是霍香结，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地方性知识》，详尽的描写了名叫汤厝的村落的、语言文化、风俗人情等，本部小说包括了标准民族志的一切要素，可看作一部标准的民族志著作。这部小说与前文处在过度状态的小说不同，作品起用了“方志”体例，从疆域、风俗、语言、列传、艺文志等多个层面深入描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村庄，被喻为微观人类学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标准的民族志文本。
五、结语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是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拯救，使文学在时代进步中不断革新提高，其中人类学转向的内容除了上文所说的文体本身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此处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中重要要素之一的文体方面。文学同现在的时尚潮流一样，需要改革创新，只有推陈出新才能获得读者认同。而以往只靠在书房中想象的文学写作已经落伍了，所以有作者说“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经历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田野考察”。[7]482创作需要走进田野，大胆创新，作品才能另读者满意，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才能走向更成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2]张清华.存在之境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96
[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73.
[4]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M].周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89.
[5]银浩.方法论问题：文学的人类学转向―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札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1）.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范文4
政治至善主义与自治的价值
法理学中的“法律行为”
国际主义的功能性进路
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
基本权利对德国私法的影响
论《大学》中的政治人格思想
论相互责任与法治的复合结构
权威与理由:排他性与第二人称
现代性、法律与台湾地区社会
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
论权衡与涵摄——从结构进行比较
休谟的法学方法论转换及其内在机制
自由主义法律哲学:一个研究和批评
从命令论到规则论:奥斯丁与哈特
法律理论为何以及如何关注权威问题
中国民法中法律行为概念的学说发展
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
迈向一种对法律隐喻的诠释学路径
权衡与正当性:对法律原则权衡的反思
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
法律民族志与当代中国法律社会学的使命
中国法的思考方式——渐层的法律文化
肖像权的起源:法学建构与早期图片科学法
论法律的概念分析——普遍法理学方法论研究
诉讼率变迁中的社会行动者——兼论诉讼费的下调
律师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一个描述和解释
困境及其超越: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法律人类学
法律的教义知识和跨学科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反思
法律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契合:融合事实和法律
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概念:对法律的最终否定
“我们(畏惧)人民”:德国立宪主义中的制宪权
个案所有情况之权衡——一个不为人知的现象
人类学决策十字阵视野中的尊严、权利与法哲学
以裁判后果论证裁判——读《法律适用中的后果取向》
司法过程中的技术与立场——以彭宇案为分析对象
合理的法律决定何以可能——衡平论证理论的初步设想
亚里士多德论衡平和实践智慧:没有止境的正义使命
单位法及其特征——以B高校为个案的法社会学分析
为什么模糊的法律标准也许更适合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
法权本质之探源——三种法权“命令说”比较分析
客观价值、自由与宽容:超越批判法学与自由主义之争
在政治和法律中作为新行动者的虚拟行动者和动物
范例推理:语义学、语用学与类比法律推理的理性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秩序的历史基础以及当代挑战
《法律论证理论》后记(1991):对若干批评者的回应
从“法概念”到“法理学”:德沃金《法律帝国》导读
衡平法在土耳其法司法裁量中的角色及土耳其法官的衡平法观念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范文5
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1.内在性文化论。李伟教授认为，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民族伦理的研究定位于文化哲学层面的内在性文化范畴。
2.民族伦理价值观念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伦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在民族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价值观念因素，而民族伦理学探讨的重点就是民族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问题。
3.民族政策论。熊坤新指出，研究民族伦理，不可忽视对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问题无小事，所以从事民族伦理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民族政策。
4.综合民族伦理论。陈延斌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应当把少数民族伦理、中国民族的主流伦理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伦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各民族一致的价值观。
(三)民族伦理学的起点
1.民族习俗逻辑起点论。王淑芹认为，民族习俗是民族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但民族习俗中有“良俗”与“劣俗”之分，民族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评判民族习俗中的优劣元素。胡东原认为，民族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点是民族习俗，这便是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起点。
2.文化哲学视角理论预设论。李伟强调把民族伦理文化作为内在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精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给予了民族伦理研究四个方面的理论预设，即认为民族伦理文化是非线性的、选择的、多元的和内在的。
(四)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创新论。杜振吉主张.在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套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范式，而应当挖掘少数民族中生活化的东西。李培超指出，当今伦理学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民族伦理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2.四方法论。潘忠宇、于兰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民族伦理学有其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经验描述方法；二是价值分析方法；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四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3.人类学转向论。孙春晨认为，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不仅能够拓展民族伦理学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助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
4.引入民族志方法论。蒋颖荣认为，民族伦理学现有的研究方法使得目前的民族伦理学学术研究和体系建构囿于一般伦理学的框架，难以挖掘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道德生活的真实状态。而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将给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变革。
5.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王淑芹、高梅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除了运用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实验法、统计法等。
(五)民族道德研究
1.民族道德的发轫过程。熊坤新认为，民族道德的产生，大致经历了如下序列的演进过程：(1)人类道德的真空――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失范；(2)民族道德的雏形――氏族道德；(3)民族道德向民族道德过渡的桥梁――部落道德；(4)民族道德的形成一一民族道德。民族道德的发轫及其状态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氏族道德是起点，部落道德是中间环节，民族道德是前二者的结果。
2.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唐贤秋认为，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民族化道德主体所表现出的两种相互联系的道德属性。道德的民族性指道德主体的民族道德差异性。道德的超民族性，则是道德所具有的超越不同民族主体自身的特点而为各民族所共有的属性。
二、民族伦理的意义与价值
(一)民族伦理中的和谐因子
1.民族伦理和谐因子与构建和谐社会。徐成芳、李博认为，我国各民族伦理的发展是在“”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其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和谐因子。
2.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有和谐的元素。卫建国指出，研究民族伦理的宗旨之一，就是“多元和谐”。研究民族伦理，可以将和谐元素整理出来，使之以系统、体系的方式为所有民族共同吸纳。
3.对民族平等思想的伦理探析。韩中宜、马亮认为，民族平等思想蕴含的“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同舟共济、致思和谐”等民族优秀伦理，对正确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
1.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姚新中介绍了英国及西方国家与民族伦理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论述了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和谐、多元共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2.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冯庆旭认为，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首先需要各民族对自身的伦理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伦理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相互承认、彼此尊重、理性宽容。
3.韦伯消解张力的融合型价值伦理的启示。冯璐璐认为，从韦伯的理论可以看出，伊斯兰伦理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伦理而非工具伦理；但韦伯眼中的伊斯兰教又是富有鲜明的现世伦理色彩的宗教。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
(三)少数民族伦理对汉民族伦理重构的借鉴意义
“道德堕落”是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切关
注。陈文江、张言亮认为，与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相比，汉族群众现在面临着道德沦丧的危险。而各种让西北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还能够坚持底线。在建构现代性伦理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向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学习，重新找到自己信仰的基石，让伦理规范获得坚实的地基。
(四)民族伦理的自我意识与超越意识
1.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陈家琪以锡伯族“西迁戍边”为例进行了阐释，认为锡伯族西迁是为了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以满族人为主体、但同时又是汉化了的统一国家。
2.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李兵认为，少数民族哲学集中体现在其文化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之中，生存意识展现了人的始源性生命本性和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超越意识表达了人类强烈的生命冲动和面向未来的生存意向。
(五)民族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和
1.民族伦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和。尹强分析了民族伦理中价值冲突的“围城”效应，即两种不同步的文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惧怕“被同化”或“自我异化”而固守各自文化的合理性和内在追求，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心态。何怀宏提出用发展和法律来解决民族矛盾，他认为，当前我们民族工作的思路应该是反暴力、保稳定、促发展，着力解决失业问题，同时要强化法律意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的差异与适应。陈其斌指出，在他自己已有的民族调研中，的确有民族地方习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也有藏区法检部门默认当地习惯在调节纠纷中效力的情况。这引起与会学者一个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民族伦理中的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差异、冲突及适应问题。
3.民族伦理中的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认为，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新的文化认同。
4.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涉及的主体问题。高兆明通过对“民族文化主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概念分析，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与尊重，其核心是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精神的培育。
(六)少数民族伦理与民族地方社会和谐
卫荣凡从教育的层面探讨了对民族伦理的研究和建设。邓艳葵分析了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在构建和谐广西中的生态价值。邓艳葵、赖佩嫒、覃冯还对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代壮族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梁银湘、唐凯兴探讨了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在壮族地区中的传承与更张。胡滨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了回族居民的幸福感。王永和、张琳探讨了回族伦理文化对促进宁夏社会和谐的价值。李红梅分析了临沧南美乡拉祜族的和谐文化思想。
三、单一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发掘单一少数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特点和热点之一。
1.回族的人性论、商业伦理及婚姻家庭观。梁向明将回族传统的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进行对比，认为回族思想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人性论说教，认为人的善恶是由真主前定的，同时，他们又以儒家的人性论为立论依据，强调人的气质是可变的，从而使他们的人性善恶观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郭春霞认为，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商业伦理。李斌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访谈了部分回族人士，概括了当代回族婚姻家庭观的特征。
2.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及现代价值。刘东英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析。努力曼・依米提结合自己对新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区所作的民族生态调查，对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的现代价值作了探讨。
3.藏族伦理道德中的“附魅”和“祛魅”。刘海鸥根据自己对我国和川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的考察，对藏族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魅”现象进行了分析。
4.蒙古族的畜牧经济伦理文化。斯仁将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伦理与生态结合起来，阐释了蒙古族畜牧业经济伦理的概况。
5.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唐凯兴、李栗茜论述了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孟立永考察了壮族传统婚姻道德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
6.土家族生命伦理。滕海滨从土家族撒尔嗬生命意识，解读了土家族“卵生太极”宇宙论的生命意识传递。
7.云南白族近代商帮道德文化和传统慈善伦理。杨国才对白族商帮道德文化作了系统探讨。王银春就白族传统的慈善伦理及其现代价值作了论述。
8.傣族的淳朴文化及政治伦理。雷希以傣族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他对傣乡“淳朴”文化的深入研究。李玉珍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切入，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介绍。
9.佤族孝道文化的当代价值。艾兵有以佤族孝道文化为例，提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中国式养老难题”的解决必须与民族传统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10.瑶族“度戒”伦理。刘莉论述了瑶传道教“度戒”仪式对瑶族伦理的影响，兼论了道教伦理对瑶族伦理的影响。
王磊在分组讨论总结时指出，对民族伦理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差异，更需注重融合。
四、民族伦理典籍及跨学科研究
1.蒙古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萨・巴特尔就《蒙古秘史》中的社会理念及伦理精神做了梳理和诠释。斯仁首次对《蒙古秘史》所记录的远古道德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对该典籍中蕴含的氏族社会特有的氏族道德风尚进行了梳理。
2.回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张学智考察了回族哲学家王岱舆的伦理思想与儒学的会通关系。孙振玉和胡玉冰就明清回回理学的相关文献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儒家典籍伦理思想研究。段吉福分析了德性伦理视阈中的孟子心性论。杨泽树论述了孟子“夷夏变”的价值意蕴。郑全从情本论和治世理念之弊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哲学之主流――儒家道德哲学之蔽。
4.其他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唐凯兴、黄修卓就壮族布洛陀“体系神话”中的伦理思想等进行了学术探讨。张亚月对民族伦理视野中的民间宗教及其功用进行了论述。高宝丽从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手，认为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的核心是平等。
5.宗教学与民族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多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是蕴含在其宗教思想中的。贾学锋和钟梅燕对藏传佛教教义思想中的伦理美德及其现代价值作了探讨。黄云明就百丈淮海禅学思想中的经济伦理价值作了史学的、宗教学的以及伦理学的阐释。阿不力米提・乌买尔-毕力盖就中世纪伊斯兰教哲学家法拉比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任军对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知识及其祛圣化”进行了解读。马慧兰以惠州伊斯兰文化为例探讨了宗教的价值。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范文6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
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
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
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