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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形势范文1
【关键字】秩序行政；给付行政；管理行；服务行政
一、给付行政产生的背景
给付行政这一行政模式的产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符合现实的客观要求的一种必然，是经济、社会、人文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独特的背景依据。
十九世纪，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指引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少，越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管的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人民对市场自身调节作用的过度依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经济职能发挥作用的范围。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在竞争中不幸成为弱者的那部分群体迫切的希望政府行政权力介入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发挥给付功能，给予其一部分福利，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不断兴起，服务行政理念和人权保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奥托﹒迈耶的那种以侵害行政性为中心的秩序行政理论，已经不能解决国家对人民生存保障的问题。国家承担行政的方式也因此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秩序行政为主向秩序行政与给付行政并重过渡。
二、国外关于给付行政的观点
1938年，德国著名行政学者恩斯特﹒福斯多夫在其著作《作为行主体的行政》中首次提出给付行政这一理论，他认为：“行政主体应对人民提供各种生活考虑”①。20世纪50年代，恩斯特﹒福斯多夫在《行政法教科书》一书中重点研究了给付行政这一行政模式（这本书被誉为德国行政法的代表作），他认为任何一个为了维持稳定的国家都必须给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照顾，生存照顾是现代行政的任务之一，政府有义务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政府“生存照顾”义务的履行必然有给付行政②。后来的德国学者将给付行政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认为只有通过行政活动使社会成员获得了利益都应属于广义的给付行政的范畴。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了“授益诉讼行政”理论，认为只要利用授益性活动直接使社会成员受益的行政活动就是给付行政活动。日本所谓的给付行政通常由给付行政、社会保障行政和资助行政三部分内容构成③：一是，给付行政，即对具体的人民生活中所必须的水、电、气等供给事业、道路交通、公共汽车、铁路等公共设施和邮电、通信等公共企业的设置和经营活动来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二是，政府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公共医疗等社会保障活动保障人民健康的生活；三是，通过对私人、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或其他财产利益的资助活动来实现资助行政的目的④。总而言之，在日本，给付行政就是通过供给、支付及资助等行政手段来造福民众、服务社会，并最终达到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的目的。
在法国，给付行政最早由狄翼在其《宪法论》中提出，他认为：“行政这种公共权力只能因为它依照法律规则所做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⑤。法国目前行政裁量权由政府官员行使，这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准。
三、我国发展行政给付制度的必要性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采用管理行政的模式，国家通过命令、强制、处罚等刚性行政行为达到行政目的，即执行国家意志管理国家事务、维护公共秩序、防止人民免受危害。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府就需要对人民的活动有所限制、制裁或强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前的那种管制模式已经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国家需要一种新的行政制度。受德、日、法等国关于给付行政实施的成功案例的启发，政府意识到行政不仅仅是管理，同时也应该是服务，管理意识服务，只有通过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才能塑造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因此，我国的行政模式逐渐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相对于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而言，我国对于给付行政的研究比较晚。给付行政由我国学者从德国引进而来，应松年教授于1983年在《行政学理论问题初探》中首次提出行政服务这一观点，实践中多被译为行政给付、服务行政或福利行政。我国吸收借鉴了德国的生存照顾观念和日本通过授益性活动提高国民服务的理念，总结出自己的行政给付模式。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行政给付的通说认为，行政给付是指国家作为给付主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社会保救济、社会福利等行政方式，赋予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需要政府救济的群体的公民一定的物质利益的具体的行政行为。现代的行政给付不再是国家对人民的恩赐，而是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力。
注释：
①翁岳生.行政法(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②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国际政治形势范文2
目前，我国制造业已经全面进入全球市场，面对美、英、德、日等主要制造业强国的巨大竞争压力，明确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和弱势，找出与制造业强国的差距，并制定科学的对策，对于保证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概述
本文试从产业竞争力和国际贸易两个理论角度来阐述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著名产业竞争力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E.Porter）作为较系统地从事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在对许多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后，逐步形成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和方法。波特认为，“在国家层次上谈论国际竞争力是不恰当的，国家竞争力的比较应从产业角度考察才有意义。”① 他在反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对全球竞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分析，从1980年到1990年间，连续发表了《竞争战略——分析产业和竞争者的技术》、《竞争优势——创造和维持优良绩效》、《全球产业中的竞争》、《国家的竞争优势》四部著作，创立了竞争优势的“波特四因素”模型，从而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② 新贸易理论的代表者克鲁格曼（P.Krugman）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收入递增和产品差别化，他认为规模经济效益和产品多样化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新型的竞争优势，使不同国家之间同一行业内或发达国家间工业产品的双向贸易日益扩大；格罗斯曼（Grossman）在克鲁格曼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国际贸易中的“质量阶梯”模型。这个模型指出发达国家首先进行技术创新，而发展中国家则随后进行模仿，并凭借其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获取一部分利润。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模仿的回应就是新一轮创新，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双方最终在竞争中胜出的概率取决于各自的研发费用。
中国社科院金碚教授是国内从事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提出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产业组织的问题。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是培育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决定性条件。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竞争力的概念最终可以理解为成本概念。他提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条件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樊纲和林毅夫都主张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来提升我国目前和未来的产业竞争力。
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显示性指标的选择
对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考察应建立在产业国际竞争力基础之上。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n，WEF）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把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创造增加值和推动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③ 可见，产业国际竞争力包含了三层意义，一是这种竞争力是基于产业的，而不是企业或其他层面；二是这种竞争力是“国际”的，因此，必须从全球的视角来分析，从国际贸易入手；第三，这种竞争力必须具备足够的绝对量以“推动国民财富持续增长”，同时具备一定的相对量以“创造增加值”。因此，笔者分别从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两个方面来选取显示性指标，综合考察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1.反映绝对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
（1）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是工业增加值的一部分。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按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出－工业中间投入。④ 由此可知，制造业增加值反映专门从事制造业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用货币表现的制造业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它是一个绝对数。因此，把它作为描述制造业绝对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
（2）国际市场占有率（MS，Market Share）。该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或程度，用公式表示为MS＝Ej／Wj，式中Ej和Wj分别表示一国j商品的出口值和世界j商品的出口值，其值越高，说明该国此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在自由良好的市场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一样，都是对各国开放的。一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最终表现在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因此，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来考察制造业的绝对国际竞争力。
2.反映相对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该种产品的世界出口总值占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RCA＝（Ej／Et）／（Wj／Wt），式中Ej、Et、Wj和Wt分别表示一国j商品的出口值、一国商品出口总值、世界j商品的出口值和世界商品出口总值。如RCA＞1，则表示一国j商品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其数值越大，显示性比较优势越明显；如果RCA＞2.5，则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若1.25＜RCA＜2.5，则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若0.8＜RCA＜1.25，则该行业具有较为平均的竞争优势；如果RCA＜0.8，则不具有竞争优势，总体来说，若0＜RCA＜1，则表示该国j商品具有比较劣势，其数值越是偏离2接近于0，比较劣势越明显。
（2）贸易竞争指数（TC，Trade Competition）。贸易竞争指数是用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度量指数，其计算公式为TC＝（Ej－Ij）／（Ej＋Ij），式中Ej、Ij分别代表一国j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贸易竞争指数为正，表示该国j商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对于世界来说，该国是j商品的净供应国，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强：贸易竞争指数为负，则表示该国j商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弱；如果指数为零，则说明该国j商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其进出口纯属品种交换，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
因此，选取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作为衡量我国制造业相对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对于研究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强度和专业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分析
1.绝对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分析
（1）制造业增加值的国际比较
表1列出了我国和世界主要制造业强国（日、美、法、英，韩）1990年与2000年制造业的增加值及其构成，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经过10年的发展，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从原来的1165.73亿美元增加到3728.36亿美元，翻了三番，这种发展速度是其他制造业强国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从绝对量来讲，2000年，日本的增加值是我国的近2.9倍，美国是我国的4.2倍⑤，这说明我国近10年的制造业发展仅仅实现了量上的突破，与制造业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质的差距。
其次，从制造业增加值的构成来看，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制造业构成中食品饮料和烟草、纺织和服装、化工这三项在制造业中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机器和运输设备的比例则提高了5％，该趋势和其他制造业强国基本一致（美国机器和运输设备的比例提高了15％，韩国提高了13％，日、英两国则保持了较高比例的平稳）。这种发展状况说明机器和运输设备在近10年发展较快，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增加，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一直紧跟世界的脚步。适应了国际市场，因此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
（2）制造业主要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
按照《世界经济年鉴》对各国出口制成品的分类，笔者利用现有最新数据计算了2004年中、美、日三国7类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见表2）。
我国7类主要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占有一定的份额。其中服装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最大（占10.25％），超过美国近8个百分点，这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纺织品与其他消费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占到7％以上，与美、日相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而钢铁、化工产品、半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绝对数较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国际竞争力较弱。这种弱势在化工产品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占有率仅为1.37％）。
2.相对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分析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根据联合国SITC分类，为了更科学地考察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笔者分别选取了SITC5、SITC6、SITC7，SITC8⑥ 类中的几项代表性工业出口品，根据世界贸易统计数据，分别计算出了它们的RCA指数（见表3）。
综合来看，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在以服装纺织品为首的原料类产品方面竞争力较强，机械类产品的竞争力居中，化工类产品的竞争力较弱。具体而言，所选择的SITC5类商品的RCA指数都远小于1，这说明在化学制品的某些方面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弱；所选择的SITC6类商品的RCA指数几乎都大于1，特别是SITC658，即纺织原料制成品，RCA＞2.5，说明我国在以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方面，特别是纺织原料制成品，具有相对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所选择的SITC7类商品的RCA指数除了SITC759办公机器的零件及附件外，大部分都小于1，说明在机械与运输设备方面，我国制造业在部分产品上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但综合实力并不很强；所选择的STIC8类商品的RCA指数几乎都大于1，说明我国在某些杂项制品上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
进一步分析，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处于国际产业链的较高环节，附加值较高，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一环节较弱；SITC6按原料划分的制成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国际产业链底端，附加值较低，却是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体现之处。
（2）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按照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所确定的分类，笔者选择了其中11类制造业商品，用贸易竞争指数公式分别计算出1995年和2004年我国制造业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见表4）。
通过比较我国1995年与2004年制造业主要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1995年我国有3类制造业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大于零。它们的序号和名称分别为：（1）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4）皮革制品，旅游制品，动物肠线制品；（7）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这说明我国是这3类产品的净输出国，这3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
其次，2004年，我国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零的产品上升到6类，在199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类产品，它们的序号和名称分别为：（5）木及木制品，编制材料制品；（9）机器设备及其零件；（10）运输设备。2004年贸易竞争指数最高的产品是（7）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高达0.588，而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两类产品为（5）纸制品和（11）电子通讯设备，光学仪器，精密仪器及其零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483和－0.368。
再次，经过10年的发展，2004年和1995年相比，贸易竞争力指数上升的产品（即贸易竞争指数差值为正的产品）有10类，它们的号码和名称分别为：（1）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2）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3）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4）皮革制品，旅游制品，动物肠线制品；（5）木及木制品，编制材料制品；（6）纸制品；（7）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8）贱金属及其制品；（9）机器设备及其零件。（10）运输设备。这说明，上述10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提高相对较多的两类为（9）机器设备及其零件和（10）运输设备，上升值分别为0.443和0.560。只有一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即（11）电子通讯设备，光学仪器，精密仪器，下降值为0.180。
综合分析计算结果可知，我国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零的产品，即出口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如（1）、（4）、（7）三类商品，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或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而附加值比较高的商品如（9）、（11）两类商品，主要集中于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出口竞争力较弱，因而国际竞争力也较弱。
四、结论
1.从绝对值的角度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由原材料出口大国和制成品进口大国发展成为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导的国家，国际竞争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从制造业的增加值来看，近10年内翻了三番，说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从国际市场占有率来看，过去基本依靠进口和引进的机械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已经能够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特别是联想、中兴和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甚至已在开拓欧美市场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此外，传统比较优势产品保持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仍然是我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取较多比较利益的主要手段。
2.从相对值的角度分析
（1）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表现。从我国出口产品的RCA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来看，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是纺织、服装，皮革等，这些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正是依靠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际比较优势，使得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水平在国际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靠劳动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资本和技术含量偏低，产品附加值低，这类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竞争优势，并不能说明我国制造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只能说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并未占据制高点。
（2）我国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仍处于劣势，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但是，这些行业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收益状态，代表了国际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向，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得以增强的重要方面。如今，我国制造业已逐渐形成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和高耗能产品出口的趋势。
五、相关对策
综上，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尽管在国际竞争力方面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整体水平并不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仍没有达到与国际制造业强国相抗衡的水平，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多地取决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产业的调整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还尚未显示出其应有的效果，整体上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对此，笔者提出几点相关对策：
1.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具体思路分为两点：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差异性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体现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生产的产品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
2.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抢占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加强优势产业的技术含量。具体思路在于积极与跨国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利用本土优势吸引跨国公司把技术水平更高、附加值含量更大的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使我国企业在学习中提高，在总结中创新，努力研发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同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支持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鼓励技术创新，加强技术创新对工业持续增长的带动效应。
3.优化现有产业结构，建立符合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产业。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取决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加入WTO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要求集中有限资源尤其是短缺的技术和资本资源，加快发展那些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点行业，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增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结构竞争力。
注释：
① M.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ACILLAN PRESS LTD.LONDON，1990 ② 陈卫平，朱述斌：《国外竞争力理论的新发展》，2002。
③ 张连如：《国民经济素质评价与分析》，商务印书出版，2005，第43页。
④ 本文关于“制造业增加值”的计算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
⑤ 数据是通过表1计算得出的。
国际政治形势范文3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绍兴纺织；国际竞争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016
2007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爆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其引起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迄今为止，全球主要经济体尚未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为了对冲全球经济放缓趋势，各国纷纷采取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导致国际竞争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绍兴纺织在此逆境下艰难前行，渐趋稳定并形成了此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新平衡。
1后危机时代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压力
11外贸需求的变化
111全球经济减速与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技术、资本、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流动，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特别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中国作为资金、技术与先进观念的主要流入地是从这轮全球化里获益最多的。
但是，资源及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追求往往难以兼顾公平。全球化浪潮中，资本输出国跨国企业通过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实现巨额利润，但也造成其原所属国就业人口和员工福利的下降；同时，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使得发达国家企业越来越多地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放弃那些不占优势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成本替代、a业转移和资本流动导致发达国家落后产业被替代，从业群体的利益受损，反全球化的抗议声音一直伴随全球化的进程。
在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居民大量失业之时，反全球化的呼声大涨：内容包括对全球经济会议的抗议，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攻击，保护本地企业和产品，甚至于抵制和攻击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产品。在此形势下，各国政府一方面迫于压力，另一方面也在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全球的贫富分化和本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此欧美国家展开了新一轮的反倾销和技术壁垒以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就业，进而提出了“制造业回归”的口号，以促进就业，保障经济的增长。
112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归
次贷危机后，美国为了摆脱经济衰退，促进就业，开始重视制造业的经济基础作用，2009年之后，奥巴马政府提出“购买美国货”，同时推动制造业促进法案、税收优惠政策等出台，意图提振美国制造业。
2013年7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西部小镇盖尔斯堡发表演讲，重申了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二个核心任务――重振美国制造业。近年来，美元汇率的稳定、较低的能源价格、生产率提高以及为促进就业美国各级政府推行的优惠政策，为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创造了条件。
2015年8月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美国各州，特别是主要的产棉区正通过各种补助和优惠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厂。科尔集团（中国）在印第安兰德所在的兰开斯特县发现，就算工资很低，当地居民仍然迫切地需要工作，而且当地还有大量便宜的土地和能源，以及高额补贴的棉花。
在欧洲，欧盟各国也正在积极推动“欧盟制造”，从市场上标注“德国制造”的著名厨房用具，到2016年法兰克福国际照明展览中，各参展企业纷纷打出“意大利制造”“希腊制造”等标志，欧洲各国都在积极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复苏。
12纺织制造出口的国际竞争
尽管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还面临双重挑战。
在高端产业领域，发达经济体利用科技、人才优势抢占新兴技术前沿，促进“再工业化”，开拓国际市场。过去五年，美国出口额年均增长9%，欧盟出口额年均增长82%，均超过全球出口总体增速。在中低端产业领域，周边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出台优惠引资政策，主动承接加工制造业转移，促进出口快速增长。
表12011年全球纺织主要净出口国所占出口比重纺织净出口国中国印度土耳其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斯里兰卡净出口占比（%）50141166472
2011―2014年，印度出口额年均增长142%，东盟出口额年均增长98%。
印度：2014年1―7月纺织服装出口增长113%；出口市场：美国、阿联酋、英国。印度的纺纱、织布及印染业设备、技术水平很高，已成为我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土耳其：2014年1―8月纺织服装出口增长859%，土耳其纺织服装出口同样连续三年实现增长，2014年1―8月土耳其出口纺织服装1963亿美元，增长86%。越南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式生效后，纺织业是受益最多的行业之一。根据《越共电子报》报道，2015年越南纺织业出口额增长10%，达272亿美元，并稳居全球第五大纺织品出口国，计划在2016年纺织品出口额达到295亿～300亿美元，同比增长8%。
2绍兴纺织行业的内部成本压力
21劳动力成本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中国渐渐从20世纪的劳动力剩余逐渐转为劳动力不足，制造业低劳动成本的人口红利消失，伴随着劳动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和人口老龄化到来，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特别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包括五险一金的劳动保障制度开始全面覆盖，职工实际收入不变条件下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急剧上升。同时，房地产改革引发的高房价以及通货膨胀迫使职工提出了更高实际收入的要求以覆盖高房租和高生活成本。
图1绍兴市历年（1986―2014年）城镇以上单位
全部职工年平均工资
由图1可知，2000―2007年、2009―2014年工资加速上涨。企业平均用工成本2014年是危机之前2006年的205倍。
22人民币升值及其波动
人民币汇率是我国纺织外贸企业利润的决定因素。由于纺织贸易从订单到生产、交货周期在6个月左右，人民币升值过快，意味着出口企业前期订单履约将带来实际的亏损。同时，我国纺织行业利润水平低，汇率升值导致实际利润的消失，自汇改以来，人民币7年已累计升值了32%多，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变相提高，削弱价格竞争力。
23环境成本压力不断提高
绍兴纺织行业在前期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环境、忽略隐性外部成本基础上，不断扩张形成了产业集聚，经过长期的破坏，环境承载已到了极限，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全民共识。
自2008年始，绍兴推出了《绍兴市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办法（试行）》，2012年继而推出《绍兴市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绍兴市区排污许可证及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规程（试行）》。
图2绍兴市排污费与排污权收入
纺织印染是污染的主要环节，绍兴排污权管理将之前纺织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排污权规范实施将环保压力转化为纺织行业的内部产品成本。以绍兴市排污费和排污权征收额来衡量，可以基本反映绍兴纺织行业的环境（成本）压力。绍兴市历年排污收费情况见图2。
3成本与人民币汇率对绍兴纺织出口的影响分析
31模型构建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和成本上升生产替代效应，假设纺织外贸出口额Ex存在以下关系：
Ex=f（x1， x2， x3， …， xt）
假设Ex与各变量之间呈现线性关系，则其线性模型可具体表示为：
Ext=β0+β1St+β2Wt+β3ptaPrice+β4Hct+ε
其中，Ex槊骋壮隹诙睿S表示人民币汇率，ptaPrice表示纺织纤维原材料PTA的期货价格，W表示绍兴职工年平均工资，Hc为绍兴市环保支出，ε为随机扰动项。
表2yearRxWHcSExworkerptaPrice200647920826745795915148473014829721200761546829807758696644603211808116200855828130636985996925381092032790974482009625183325028303668314769907319567707420108180373512513971986766810259083219768335续表yearRxWHcSExworkerptaPrice20119203293981020393564445129548829710497672012954969456141235126300912882112588308143201311164595038011558613831433416260512776420141079765547621583386173215009222570336373数据来源：绍兴市统计信息网、绍兴环保局环境状况公报、中国银行汇率牌价。
32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Rx是绍兴纺织行业利润总额（万元），W是绍兴市城镇以上职工年平均工资（元），Ex是绍兴市纺织行业贸易出口额（万美元），worker是工人数，来自绍兴市统计年鉴；Hc是代表环保投入，等于政府污染费征收+污染权销售额（万元），数据来源于绍兴市环保局历年环境状况公报。S是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历史外汇牌价，按月末汇率汇总平均取值。ptaPrice是Pta历史期货价格月末汇总平均取值。
以Ex代表绍兴纺织的外贸出口竞争力，W反映纺织劳动力成本，Hc反映环保压力和成本支出，S为人民币真实汇率水平，ptaPrice反映原材料成本。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的时间段是 2004―2014 年。
33模型检验
（1）回归分析。对Ex、W、Hc、S、ptaPrice做双向相关性检验和偏相关检验，结果显示Ex与W、S高度相关，因子分析发现Hc权重较小，回归分析发现Hc项造成干扰。最终排除Hc变量后，对函数回归分析，得到表3系数a。
表3系数a模型非标准化系数标准系数B标准误差试用版tSig1（常量）156028403956658347627540040年均工资223593957061456500002PTA价格6066518813018932250023人民币汇率-27604538662011586-0484-44520007注：a因变量：出口贸易额。
（2）模型检验。由上表可知，系数和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和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年均工资和PTA价格、人民币汇率构成纺织产品出口额的决定性因素。
表4模型汇总b模型RR方调整R方标准估计的误差10993a0986097853272130注：a预测变量：（常量），人民币汇率，PTA价格，年均工资。
b因变量：出口贸易额。
检验显示，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拟合度达到了0986，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Ex纺织外贸出口额的变化。
回归分析的结果在1%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表5残差统计量a极小值极大值均值标准偏差N预测值550927311467239001033786563574236679残差-60449070425685230000421153179标准预测值-13511213000010009标准残差-11350799000007919注：a因变量：出口贸易额。
残差均值为零，符合随机正态分布。
4对模型分析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41环保压力尚未影响到国际竞争力
因素分析显示，环境成本的影响较小，不具备显著性特征，意味着当下绍兴地区虽然逐渐加强了污染的治理整顿，纺织印染环节污水、废气排放是治污的重心，但一方面治理整顿的主要对象是高能耗、重污染的小企业，另一方面企业污染防治的支出仍处在较低的水平，环境成本压力在行业可承受范围之内。
42纺织出口贸易包含模型之外的内生变量
在模型要素之外，出口贸易额包含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内生变量，导致贸易额的增长完全覆盖抵销了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可能的因素包括：
（1）设备技术升级引发的劳动生a率水平。观察比较历年行业工业增加值与行业就业人数，计算人均工业增加值，数据显示，绍兴纺织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逐步提高。
表6年份职工人数（人）职工平均工资（元）人均工业增加值（万元）2008327909306364792200931956732502514220103219763512558382011297104398106917201225883045614822220132605125038087672014257033547628917
（2）产品创新与深加工。绍兴纺织产业遭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临劳动力成本压力、汇率升值压力，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强了产品创新，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并取得了利润增长。
表7年份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利润总额（万元）61546855828162518381803792032995496911164591079765
（3）完整产业链和集群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首先，绍兴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纺织产业链，背靠浙江石化工业，在化纤纺织和印染化工方面具有物流效率和成本优势；其次，背靠全球最大的纺织产品批发市场，产生贸易集聚效应，绍兴纺织享誉全球，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优势。
（4）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贬值。虽然人民币相对美元大幅升值，但由于美元在全球的贬值，事实上，人民币对于欧元的汇率相对稳定；因此，纺织品出口美元受汇率升值影响，但在亚非欧地区，绍兴纺织出口仍在大幅扩张。
5对绍兴纺织现状分析的结论
综上所述，绍兴纺织行业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即便面临诸如污染防治、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但仍以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发挥产业链和全球纺织集散地的优势，以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方式，仍保持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优势，实现了出口贸易和利润的增长，在后危机时代，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参考文献：
[1] 云惟鹏我国出口加工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策略[J].现代经济信息，2013（11）.
国际政治形势范文4
【关键词】自然垄断产业 政府管制 激励性管制
中国电信产业的管制改革是由引入中国联通开始的,而中国联通的固定本地网、移动网能与原中国电信的固定本地网、移动网互联互通,完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否则原中国电信不会与中国联通互联互通,中国联通也就发展不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竞争在我国电信产业开展得并不理想,电信市场仍然是不对称的寡头垄断格局。竞争不仅不能完全代替管制,还需要通过管制来实现,这也就是在电信产业引入激励管制的目的。可以说管制方法的规范化和使电信产业向更激烈竞争发展,是电信产业激励管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从我国电信产业政府管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入手,按照激励管制基本模式的路径,我国电信产业政府管制改革应重点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一、完善价格管制机制
目前我国电信产业价格管制的制定基本上是按成本加利润的方式进行的,但无论是成本的审核还是利润的确定,都无明晰、规范的方法。从成本审核上看,主要是以企业上报的调价前或执行期成本为依据,价格管制部门本身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一般很难做执行期成本预测,也没有规定明确的成本降低指标;从利润额确定上来看,至今没有明确规定任何产业的合理利润率标准,更不用说对企业自有资本和负债资本分别核定公正的投资回报率了。因此价格定得是否合理,事实上并没有可资鉴定的判断标准。由于缺乏科学的价格管制模型作为基础,政府制定或调整电信产业产品的价格时,难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缺乏准确度。笔者认为在电信产业管制改革中引入价格上限管制是提高垄断价格的透明度,评估投资回报率、控制投资风险的重要依据。
价格上限管制,最早是由李特查尔德(LittleChild)于1983年在英国电话通信公司实行民营化时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刺激企业提高内部效率从而减少行政费用。它具体是指管制者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签订一份价格变动合同,该合同规定了企业平均价格变动的上限,在这个上限价格以内,企业可以自由变动价格。在确定价格上限时,它考虑的主要因素是被管制企业的生产率上升率与一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其中,第一个因素是由管制者与企业事先以签订合同的方式确定的。当企业的实际生产率上升率超过它时,由此产生的利润增加额便归企业所有。因此,价格上限管制可以看作是一种剩余索取合同。一般而言,一份管制合同的有效期即价格上限调整周期为3-5年。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赋予企业定价权从而更好地展开竞争。
英国是实行价格上限管制最典型的国家,它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电信产业与煤气业实施了这一管制方式。美国也曾在1989年7月对电信产业实行了价格上限管制。基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Pt=Pt-1(1+RPI-X)+A
其中,Pt表示t时期电信产业实行价格上限管制的各种服务的加权平均价格,Pt-1表示上一期即t-1时期价格变动的上限,RPI(Retail Price Index)为零售价格指数,表示一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即通货膨胀率,X表示电信产业的生产率上升率,A表示根据不同自然垄断产业特性所确定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变化值。假设某年的通货膨胀率RPI为6%,固定的生产率上升率X为4%,那么,企业提价的最高幅度便为2%(不考虑因素A的影响)。
该模型假定影响被管制企业产品价格的因素主要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购进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而体现购进成本高低的便是零售价格指数RPI,与此同时反映生产成本变化情况的是生产率的上升率X。不难发现,管制者是利用控制一定时期内的价格上涨幅度(RPI-X),以至管住价格变动上限,从而鼓励自然垄断企业把提高经济效益的重点放在降低自身成本上。
中国电信市场的放开,并不意味着放开价格,对电信产业零售价格进行价格上限管制十分必要,如对本地业
务、长途业务。政府制定一个一揽子价格上限可以迫使电信运营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率,且在实际中,由于每隔4-5年就要修改价格上限,因此在价格修改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有关企业的信息,包括现在和未来的预测成本、企业的资产、投资计划、需求等。
二、适当放松进入管制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电信产业目前仍然是不对称的寡头垄断市场,如:移动电话市场上的中国移动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联通。这就说明仅有市场可竞争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制定促进竞争的管制政策。为了使电信产业的新进入者尽快达到合理竞争的位置,以提高移动市场的效率,政府必须利用激励管制中的不对称管制方法。
具体内容包括:新企业进入电信产业市场之初,由于其自身建立的通信基础设施网络较小,难以向广大消费者提供服务。这就要求政府对原有在位企业实行强制性联网,且新企业在使用原有在位企业网络的付费价格上采用边际成本付费,即新企业不必承担基础网络的固定资产投资费用。另外,政府还可以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新进入企业可以不承担普遍服务义务,使其有财力拓展业务范围。同时,不对称管制还表现在定价政策上,政府可以允许新企业采用比原有在位企业更为灵活的价格政策,利用价格优势争取顾客。
当然,不对称管制的运用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当新企业具有一定竞争实力后,政府应该逐渐取消这种不对称管制,实行中性管制,以实现公平竞争。
三、区域间竞争管制
目前,中国电信产业市场存在六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形成了“5+1”的市场格局,而且分别在各自领域在全国各省建立了分公司。引入区域间竞争管制,就是要在各公司之间(相同、相近业务)和公司内部各省分公司之间建立区域间竞争。
第一,按照业务把不同电信公司的各省公司的环境外部特征建立起比较关系。以移动通信业务为例,就是指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各省级分公司其环境外部特征,也就是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经济特点、不同的人员组成结构等所造成了经营成本的差异建立对比关系。
第二,令?兹为移动和联通的省级分公司所面临的可观察的外部环境特征向量。电信管制机构运用线形回归方法Ci=?琢+?茁?兹i来估计外部环境特征向量?兹i对单位成本Ci的影响程度。然后,管制者以Ci决定各分公司的移动服务价格。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间竞争管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兹的确定。如果?兹能够包含各省级分公司面临的所有的外部环境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是可以观察到的,那么区域间竞争管制方式就是有效的。
四、结论
以上中国电信产业激励管制改革的想法是笔者根据中国所处转轨时期的经济大环境和电信产业管制的现状提出的。当然,激励管制政策不仅仅只是价格上限管制、进入管制和区域间竞争管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管制方式,如:电信产业的质量管制、互联互通管制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激励管制制度改革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激励管制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各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应该有其先后顺序,并非一蹴而就。笔者认为,现在中国电信产业管制制度的改革应该从法制建设入手,首先颁布《电信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电信管制机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有步骤地推出电信产业的价格上限管制制度及其他一些激励管制改革措施。
(注:本文为山东科技大学“春蕾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08AZZ113。)
【参考文献】
[1] 王俊豪、周小梅: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 W.Kip Biscusi、John M: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 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 Laffont, J. -J.、J. Tirole: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M].Cambridge:MIT Press,1993.
[5] Crew、M.A.,P.R.、Kleidorfer、E. F. Sudit:Incentives for Efficiency in the National Industries [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Affairs,1979.
国际政治形势范文5
【关键词】：行政法法官 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 行政法院
行政法法官制度（ALJ，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是美国极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1 400名联邦行政法法官为30多个不同的行政机关工作，行政法法官的应用领域广泛，涉及到诸多领域的重要事项。美国行政法法官的崛起大概是上世纪美国行政法律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事件，现在行政法法官对行政决定的审查比法院的审查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1]行政法法官有着与其他行政官员不同的特殊制度设计。1946年美国《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Act，以下简称“APA”）规定，为了工作的需要，行政法法官和行政机关在一处办公，但是，行政法法官不接受行政机关任何部门的命令和指示，对案件拥有独立的事实认定权，有权做出初步裁决或者裁决建议，然后再由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决。行政法法官选拔由美国人事局负责，通过公开选拔程序来挑选最合适的人选，并且只能由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进行听证才可免职。
APA的规定已使行政法法官独立于行政机关，可客观、中立、独立地对事实认定做出判断，但其实在制定APA之前或之后的几十年间，关于行政法法官独立化问题，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论不休，促使人们对行政法法官制度以及相关制度深入思考，也有力地推动了各州集中使用制度的实践。
一、关于行政法法官独立化的争议
（一）设立行政法院的建议
早在1929年，参议员诺里斯就提出过一个法案，主张设立一个美国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上世纪3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曾经提倡设立行政法院。1955年，第二次胡佛委员会建议设立美国行政法院，行使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行政裁决权，而这两个委员会只保留非司法性职权。1971年，总统的行政组织顾问委员会也建议设立行政法院。某些独立管制机构的负责人，根据其工作经验也曾建议设立行政法院，如1960年路易斯·J·赫克托在辞去民航委员会委员职务时，向总统建议重新分配民航委员会的工作，将一部分交给行政机关，其他部分交给行政法院。197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和1982年联邦证券委员会的委员，都有过类似的建议。[2]
1963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牛顿·迈诺先生离任时也曾致信总统，他的建议具有代表性。[3]他说：“我的建议并不涉及具体的细节，而是推动实现管理职能和听证职能的分离，希望越来越多的意见支持这一原则，并能对这一原则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行政机关）星期一和星期二是优秀的法官，星期三和星期四是优秀的立法者，到了星期五就能变成优秀的管理者”。他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可能的话，还应该包括其他的联邦行政机关）的裁决职能应当转移到一个独立的行政法院去。他认为把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的听证职能转移到一个新的行政法院，比如正像税务法庭，这将有几大优点：（1）可以将追诉职能与裁决职能清晰地分开；（2）大大改进裁决程序本身，有利于裁决者做出正确裁决；（3）通过适用行政机关的政策，形成富有意义的先例。
所有将行政法法官彻底独立、设立行政法院的建议，在联邦都未能实现。这主要缘于英美法系传统，普通法院享有崇高威信，不太倾向于分割普通法院的管辖权；加上英国著名法学家戴西（A. V.Dicey）对行政法院的抨击，在英美法系国家发生广泛的影响，所以一般不赞成设立行政法院。[4]
（二）建立行政法法官统一体或者集中使用制度的建议
1992年社会保障署的行政法法官西蒙尼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倡议联邦立法建立行政法法官统一体（AIJs Corps），即联邦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5]他认为这一制度有两大优点：（1）使行政法法官脱离其工作的机关，不再受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增强行政法法官的地位，消除公众对行政法法官受行政机关控制的担心。（2）更有效率。在目前的制度下，有些行政机关的行政法法官案件负担过重、工作量过大，而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法法官却不怎么忙。统一的行政法法官联合会的建立，将使得行政法法官的工作负担更加一致。针对人们抨击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将破坏专业性的说法，他认为：“作一个通才的法官而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在某一个狭窄领域内专家的地位。法官就是’法官’，联邦和州的法官都是通才型（ generalist）法官。联邦法官或者州法官可以裁决所有类型的案件（一些特殊领域除外，如核管理委员会或者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那么，任何经过美国人事管理局严格考试被任命的行政法法官就有能力并能胜任联邦行政程序内的任何案件，无论是关于劳动关系、移民、社保、证券交易还是海防案件，都是没有问题的”。[6]
（三）反对意见
在主张把行政法法官彻底独立出来，或至少集中使用行政法法官的建议的另一端，始终存在反对声。1941年负责对行政程序展开广泛调查的司法部长行政程序委员会就拒绝关于设立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方案，认为这与行政法法官的专业性相冲突，这一意见在国会审议APA草案时候被采纳。
1992年美国行政会议认为，建立联邦行政法法官统一体的建议其实正是在选择，是维持原有的行政法模式，还是推行新模式，使得行政裁决完全不同于司法裁决？[7]行政会议认为，国会最初将某些类型的争议案件交给行政机关而不是法院，是为了达成以下目标：（1）利用专家特长；（2）为某些类型的争议提供不那么正式、不那么昂贵的解决方式；（3）争议的裁决更加具有内部一致性；（4）行政机关可以控制行政裁决中的政策因素。如果实施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将抛弃上述有利于行政裁决制度的每个目标，与法院的功能产生重复。美国行政会议认为，长期以来，行政裁决的成本已经越来越接近司法裁决的成本，把所有的行政法法官（可能还有主持非正式听证的行政法官和其他听证官）转变为通才型法官，会造成行政裁决的专家流失，成本增加，效率降低。[8]
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地方实践
各州的行政裁决程序基本上照搬联邦模式，也都是行政机关聘请自己的行政法法官，同时保留做出最终裁决的权力。各州法律关于听证官员的规定不太一样。[9]过去大部分州中，听证官员的独立地位不如联邦的行政法法官。近年来，由于受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的影响，各州都掀起听证官员司法化、独立化的运动，进度不一，有的州，听证官员的独立地位甚至超过联邦行政法法官。
（一）概况
加利福尼亚最早试验了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1946年就建立了集中使用的听证官员制（centralpanel of hearing officers），适用于一部分行政机关。1961年修改州《行政程序法》时，把这个制度推广适用于根据州《行政程序法》规定需要举行听证的全部州行政机关。[10]目前管辖涉及150个州行政机关和800个地方行政机关的听证事宜。除了用审判式裁决方式解决纠纷外，还设有调解机构，以及专门针对公共行政机关劳动合同的仲裁部。[11]
上世纪70年代后，加州经验为阿拉斯加、科罗拉多、佛罗里达、马萨诸塞、明尼苏达、新泽西、田纳西、华盛顿等8个州所仿效。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赞成采取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在第4节第202条和第301条中专门规定了设立行政听证办公室，供各州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参考。
现在全美共有26个州、2个市和哥伦比亚特区适用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已经超过州级政府的一半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听证办公室（Central Panel），绝大多数称为集中听证局（Central HearingAgency）或者行政听证办公室（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s）。南卡罗莱纳州步伐更快一些，直接命名为“行政法院”（Administrative Law Court），隶属于州政府。
（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的特点
1．行政法法官和其所在的听证机关完全独立。在州政府内部设立一个统一的行政听证办公室，全部行政法法官由该办公室任命和管理，任期固定。听证官员不是所在机关的职员。行政听证办公室的行政法法官，不只为一个机关服务，而是根据听证办公室的指派，可以为不同的机关服务。[12]行政法法官和其所在的机关完全独立，其独立地位超过联邦的行政法法官。该办公室一般设有一名首席行政法法官负责行政管理。
2．实行集中使用制度的大多数州都是将一部分行政裁决案件交给听证办公室或者行政法法官办公室，[13]少数州是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行政听证案件交由听证办公室。[14]
3．行政法法官一般必须具有律师资格和从业经验。[15]有些州还青睐具有行政经验的候选人。不少州的行政法法官会着法官袍主持开庭，听证举行地点也很类似简易法庭，并且有书记员。
4．整个审理过程类似法庭，包括口头陈述、证人出庭、交叉讯问、言辞辩论和总结陈词等等，并且所有开庭情况记录在案。但是，程序比法院相对简单，行政法法官的角色更为积极，会提出问题并在交叉讯问时对当事人予以协助。
国际政治形势范文6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渠道；有效性；协整检验；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5－0018－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05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开来。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打击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信心，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一度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为了抗击金融海啸的巨大破坏性，西方主要经济国家陆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中央银行也果断地采取了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明显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有效遏制了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为联系货币因素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连接货币因素与实体经济活动的中介，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
当前技术进步、金融创新、全球化浪潮的层出不穷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要都给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从而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是一个常研常新的课题。近年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开始重新界定货币与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其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前沿性。
二、文献综述
从实证研究方面来看，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计量经济方法在货币政策应用领域里的深入研究。1980年西姆斯（C. A. Sims）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计量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的广泛应用[1]。此后，VAR模型便被广泛地运用于货币政策的研究之中。Bernanke（1986）运用VAR模型对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美国银行贷款的冲击对总需求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效果，因而信贷渠道在美联储的政策传导中起着重要作用[2]。Dhakal & Kandil（1993）运用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股票价格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通过资产替代效应对股票价格有显著的冲击[3]。Kamin & Rogers（2002）建立包括实际汇率、产出、通货膨胀3个变量的VAR模型对墨西哥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产出的改变主要是由自身冲击得以解释，但永久性汇率贬值对产出的不利影响具有持久性[4]。从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来看，总体上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仅从定量分析方法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研究方法还是采用简单回归分析，2000年以来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高等计量模型。盛朝晖（2006）研究了我国1994―2004年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认为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发挥主要作用，利率传导渠道的作用得到发挥，资本市场传导渠道效应开始显现[5]。楚尔鸣（2007）对2000―2005年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很难引起利率的变动，而且利率也不是引起投资和消费变动的主要原因，从而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存在梗阻[6]。孙敬祥（2008）实证检验了1996―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得出了这段时间内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相对较弱的结论。研究表明，利率对各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偏弱，而货币供给可以跨过利率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7]。江群、曾令华、黄泽先（2008）对1993―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不断弱化的趋势。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变迁有其特定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是适应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8]。柳明花、李虹墨（2008）对我国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作用于经济，但信贷渠道效果更加显著[9]。董亮、胡海鸥（2008）对我国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资产价格可以影响投资和消费，但是投资的托宾q效应和消费的财富效应都很不明显，以致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在我国不够通畅[10]。蒋科（2009）选取1998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国的贷款总额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实际产出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等月度数据，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现在我国货币政策能够同时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影响通货膨胀率，但只能通过货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率[11]。王振杰、陶士贵（2009）比较分析了1994―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认为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共同发挥作用，但信贷渠道起主要作用，而货币渠道只是作为辅助机制而存在[12]。
可见，我国学者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不少前沿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或某个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而缺乏对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研究。本文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外汇管制的逐渐放松以及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渐进实施，资产价格和汇率两方面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开始逐渐发挥作用，因此非常有必要在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问题时加入对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研究，从而使研究更加系统和全面。
三、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取
货币政策汇率渠道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影响汇率，再通过汇率的变化影响净出口最终影响到产出水平，具体分析框架：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产出。故在分析汇率传导渠道时需要选取的变量指标有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产出。
在汇率指标的选取方面，本文选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衡量汇率水平的指标。有效汇率是以贸易比重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用于反映一国货币汇率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总体波动幅度。一般来说，一国的产品出口到不同的国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汇率，并且一国货币在对某种货币升值的同时也可能在对另一种货币贬值，即使该种货币同时对其他货币升值（或贬值），其幅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际上开始使用有效汇率来观察某种货币的总体波动幅度及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中的总体地位。在具体的实证过程中，通常将有效汇率区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等于其货币与所有贸易伙伴国货币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数，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能够综合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实际有效汇率的样本区间选择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省略）网站的汇率报表。净出口采用月度贸易差额t来度量，样本期间同样选择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数据来源于国家商务部网站（mofcom.省略/）的月度贸易差额情况表。货币供应量仍采用M2度量，产出水平也继续采用工业增加值q度量，数据与前面的分析相同。
四、数据处理与检验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贸易差额t不仅具有非零均值和上升趋势的特征，而且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故先对其采用Census 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经调整后的序列记为tx，实际有效汇率f则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从而不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同时为了消除数据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再对f、tx取对数，分别记为Lf、Ltx。
（一）单位根检验
建立VAR模型的前提要求是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或者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模型中的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则可直接建立VAR模型。如果模型中的变量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则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也可以建立附加协整约束的VAR模型。
平稳性检验有多种方法，其中ADF单位根检验是最常用的一种检验方法。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单整阶数。由于后续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模型中变量所取的滞后期长度非常敏感，因此本文滞后阶数的选择原则应使回归式的残差符合白噪声状态①。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f、Ltx的水平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接受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Lf、Lt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约翰逊协整检验
由于所分析的经济数据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建立VAR模型估计参数。但是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各数据序列之间可能具有协整关系，从而满足建立VAR模型的条件。由于是多变量数据序列的协整检验，故在此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③。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大于各自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于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小于各自的临界值，即接受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唯一的协整关系。所以变量LM2x、Lf、Ltx、Lqx之间可以建立VAR模型。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仅仅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说明在长期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货币供应量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既有可能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引起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也有可能是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引起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为了确定货币供应量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
从检验结果来看，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不是引起贸易差额和产出水平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以上分析表明，我国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净出口和产出水平的传导有效性较低。
五、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VAR模型的建立
建立VAR模型的关键在于确定模型的滞后期，滞后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若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性可能会比较严重，从而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的误差过大；若过大则会使模型的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利用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①，经过计算滞后2期的AIC值和SC值最小，故模型选择滞后2期是合理的。利用EViews6.0软件建立汇率传导渠道的VAR模型，其向量表示形式为：
LM2xtLftLtxtLqxt=0.8041-0.00630.0005-0.00380.5605 0.8165 0.0005-0.0708-8.1572 1.2776 -0.0466 -1.88920.7728 -0.2478 -0.0106 0.6448LM2xt-1Lft-1Ltxt-1Lqxt-1+0.2095-0.00490.0006-0.0096-0.3340 -0.0323 0.0013-0.08041.4873 4.98870.08428.8457-0.66980.14360.00380.2797LM2xt-2Lft-2Ltxt-2Lqxt-2+0.0067-0.5487-1.0551-0.1166
（二）脉冲响应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的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情况，它能够形象地刻画出变量之间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因此，为了更具体地展现货币政策汇率渠道的传导过程，以及更为形象地说明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和产出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本文将利用汇率传导渠道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它们的短期动态特征。用EViews6.0软件生成的脉冲响应过程如图3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值，两侧的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
从脉冲响应函数图来看，对于来自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实际有效汇率在第1期基本没有响应，第2期的脉冲响应值也只有0.003，随后一直保持稳定，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短期内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很小。贸易差额对于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第1期的脉冲响应值为0.08，第2期降为0.03，第3期又增至0.09，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即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会导致净出口的小幅增加。工业增加值对于来自贸易差额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第1期的脉冲响应值为0.012，第2期降为0，第3期又增至0.007，随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我国净出口的变动短期内对产出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
（三）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能够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各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基于汇率传导渠道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见图4。图中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
从方差分解结果图来看，实际有效汇率的预测误差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影响，第12期时为74.5%，而来自货币供应量的信息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第12期时仅为6.0%，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短期对实际有效汇率的传导效果较差。贸易差额的预测误差波动同样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影响，在第12期时达87.8%，而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信息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仅为2.7%，这说明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在短期对净出口的传导有效性非常低。对于产出水平来说，其预测误差波动受自身影响的贡献度在第12期时为55.4%，而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信息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达到34.4%，这说明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在短期对产出水平能够起到一定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所作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但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很难引起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这降低了货币政策操作对实际有效汇率传导的有效性。虽然实际有效汇率在短期内对产出水平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并不是引起净出口和产出水平变动的主要原因，而是导致中央银行通过汇率的变动来影响净出口，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有效性不足，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的有效性程度同样较低。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国外汇率制度的实践经验来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实行浮动汇率制有利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推进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开始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迈进。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关于汇率调整路径的选择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热点。从现行可供选择的方案来看，主要有长期固定、阶段调整、即时调整这3条路径。如果选择长期固定，就意味着保持人民币现有汇率水平长期不变，这种调整路径实质上又恢复到汇改之前的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形成比较严重的约束。如果选择即时调整，就是人民币汇率根据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即时变动或频繁变动。从目前来看，这既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也不符合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本意。所谓阶段调整，就是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实行阶段性调整，在阶段内保持基本稳定。人民银行可以考虑在国内经济趋热时适度使人民币升值，而在国内经济趋冷时适度使人民币贬值。这种汇率调整路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温和。
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要坚持渐进性、可控性和自主性的原则，充分认识到当前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国内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近期来看，就是要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减少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被动操作，增强人民银行在基础货币投放上的主动性。当然，从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践经验来看，一国的汇率制度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确定，总的趋势是更加灵活。今后可根据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健全市场汇率形成的环境，逐步实施真正的可上下浮动的、有目标区间的汇率制度，从而构建起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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