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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的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经济体系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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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模式；风险防范；监管主体
1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相关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公司。由于它们的规模、市场重要性和全球关联性，其陷入困境或倒闭将会导致全球金融系统出现严重混乱，造成重大不利经济影响，金融稳定委员会将这类金融机构定义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判断某一金融机构是否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主要有四个：1.该金融机构的规模，主要根据其资产进行判断；2.复杂度，用于衡量机构的整体复杂性，包括金融产品、自营业务等；3.关联性，用于衡量该金融机构破产而致使其他相关机构破产的风险；4.可替代性，是指金融机构倒闭之后，其他金融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服务。
2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监管模式
2.1 美国模式
美国颁布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法案旨在加强对大型、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该法案把监管触角伸到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以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来清除产生危机的各种系统性风险。
如何有效的防范系统风险，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难题，同时避免金融危机再度发生，是新法案着力关注的焦点。新法案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由原来的分散性监管模式转变为集中监管模式，目的在于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根据新法案，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由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组成，其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美国这种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散到集中的监管模式也较好地适应美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并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2 欧盟模式
欧洲议会于2010年通过了金融监管新法案，对欧洲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欧盟通过建立四个新的机构，分别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对欧洲的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宏观层面的监管由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进行审慎监管。其主要负责识别、评估和监控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出现重大风险之前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情况下向欧盟提出政策建议。[1]
2.3 英国模式
为加强系统风险防范，提高监管效率、避免监管真空，英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侧重于中央银行作用的发挥。金融监管权由英格兰银行掌握，对金融市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审慎监管。具体说来，单独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通过宏观政策以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通过以上对国外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做法和经验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都侧重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从全局的角度，宏观及微观的层面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3 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选择及规则构建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联系紧密，且涉及面广，关联性强，一旦出现重大风险，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出于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考虑，有必要建立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监管制度，实行不同于一般金融机构的差别化监管。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规则的构建应做到以下几点：
3.1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确认
在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规则时，首先应该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界定标准。在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时可参考标准规模、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四个条件， 同时还应考虑金融体系结构、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以便对其进行综合考量。在借鉴国际社会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国内实际情况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
同时，由于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仅限于商业银行，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2]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应仅限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还应包括大型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组织结构复杂、业务多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基金公司等。
3.2 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基础，银行、证券、保险三家专业监管部门以防范本行业和单个机构风险为目标，侧重于本行业安全稳定，对相互关联可能引发的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着眼较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管规则和标准。[3]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仿效欧美国家做法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务院牵头设立，成员应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如此，由一个机构集中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可以有效避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所带来的监管效力低下，监管不到位等弊端。
3.3 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双管齐下
宏观审慎管理是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微观审慎过于注重防范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乃至整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金融传染和风险溢出效应的巨大破坏力。[4]因此应将自下而上的文官审慎监管和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监管二者有机结合，将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纳入宏观管理框架内，才能有效地防范大型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3.4 加强国际间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于其极具复杂性，尤其是全球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想象，仅仅依靠单个国家的监管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国际监管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和对世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我国监管部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强化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妥善解决跨国监管争端，为大型金融企业积极参与跨境交易和提供全球争夺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潘林伟，吴娅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金融，2011，（5）.
[2]郭宏宇.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与启示[J].银行家，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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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将保持连续性
耶伦在国会作证时首先强调联邦公司市场委员会（简称FOMC）货币政策制定方略将保持高度连续性。目前美联储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一是传统的联邦基金利率；二是资产购买，即量化宽松政策；三是前瞻指引。预计这三种政策工具在未来一两年的运用都将大体延续伯南克时期的操作思路。
首先，耶伦的“鸽派”风格将延续，就业市场将可能是她作出决策时最关心的问题。耶伦一直倾向于借助宽松货币政策解决低通胀、高失业问题，未来这一风格将在她的决策中得到更多体现。在国会证词中谈及美国经济时，她特别指出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之路远未结束。从她的发言可看出，综合评价美国就业市场走势才是重点。推进就业的持续增长将是她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着力点，这也决定了她的政策风格可能较伯南克更偏宽松。
其次，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既定方针不变。2013年12月FOMC会议启动QE退出之旅，分别将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每月购买规模从最初的45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降至40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此后，尽管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的新增就业数据均远低于市场预期，FOMC在1月的会议上仍坚持再次调降资产购买规模，使每月资产购买数量降至65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联储仍对未来美国经济走势保持乐观，耶伦也表示应当审慎地解读前两个月的就业报告，很可能是极寒天气暂时性拖累了经济活动。她同时还指出，只有美国经济前景发生显著变化才会促使美联储考虑暂停缩减计划。同时，她还指出美联储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市场走势，近期的波动并未给美国经济前景带来实质性风险。这暗示国际市场的动荡将不会成为美联储暂缓收缩资产购买规模的理由。
最后，超低联邦基金利率仍将保持较长时间，并将强化前瞻指引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如前所述，耶伦更看重就业，立场更为宽松。在非常规货币政策向常规货币政策转换过程中，延续接近于零的联邦基金利率将是耶伦所看重的。在国会证词中她也再次强调，基于当前预期，FOMC认为即使失业率降至6.5%以下，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当前的目标利率水平都是适宜的，特别是考虑到通胀仍将持续低于2%的目标水平。这一说法首次出现于2013年12月的FOMC会议声明，旨在进一步强化前瞻指引的作用，引导市场对超低利率的稳定预期。因此，尽管1月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6.5%，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距加息时日不远。美联储将会考虑更多经济指标，特别是能反映就业市场复苏的一系列指标，甚至有可能将失业率的阈值下调。预计0-0.25%的联邦基金利率范围将可能延续至2015年下半年。
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信息
沟通将进一步强化
耶伦高度重视沟通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她认为货币政策具有特殊性，其效果高度依赖公众能否准确获知未来数月甚至数年的政策信息。因此，美联储对今天经济形势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打造未来预期的能力，尤其是要帮助公众了解美联储今后会如何实施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可能给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
耶伦将美联储由“从不解释”到“追求透明度”的改变称为“信息沟通革命”，她是这场革命的鼎力支持者，曾在提名听证会上旗帜鲜明地承诺，她将强烈支持美联储成为一个高度开放与透明的机构。
可以预见，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特别是FOMC，在政策制定上将愈发强调与公众的沟通，通过引导市场预期来发挥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未来一段时间内美联储引导预期的重点将在于尽可能平稳地使市场适应从非常规货币政策到常规货币政策，从超宽松货币环境到正常货币环境的转换。
金融监管将更趋严格，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
影子银行体系将是监管重点
构建更完善的银行监管框架体系。耶伦认为金融监管的核心目的在于确保金融稳定，努力减少金融危机的威胁，而完善的资本和流动性规则是最为有效的监管工具。2013年7月，美联储表决批准了巴塞尔协议Ⅲ，标志着美国银行业进入了更为严格监管的时代。这只是个开始，耶伦公开表示将积极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在打造全球银行监管基础方面的工作，将进一步细化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等指标，并将继续改进《多德―弗兰克法案》所要求的审慎标准。同时，她认为巴塞尔委员会应尽快建立全球银行可比的基于风险的资本规则，因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全球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耶伦的上述表态说明她希望推行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但她认为这应是由巴塞尔委员会牵头推动的全球银行业的共同行为，她并不希望看到只是美联储强化监管而导致美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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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倒”与系统重要性
民众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愤怒来源于危机过程中其寄生虫式的行为方式:一方面接受纳税人承担的巨额政府救助;另一方面却继续享受高薪酬和高分红。而造成这一极度不公平现状的根源在于“大而不倒”。“大而不倒”是一个列举式概念,这个名词的重心是“不倒”,“大”是“不倒”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准确的名词来替代它,应是“由于具有系统重要性而不倒”,但这个词实在太复杂、太拗口了,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使用“大而不倒”这个词。“大而不倒”意味着,一家金融机构具有的系统重要性,决定了如任其倒闭将引发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因此政府必将选择救助而不是任其倒闭。此时,“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股东和高管不会由于经营不善而被清理出局,原有的债权、股权及薪酬合约继续有效,这时就会出现一边接受救助,一边领取高额薪酬和分红的怪现象。
正是由于系统重要性的存在,才有了“大而不倒”问题,产生系统重要性的渠道至少有三个:一是规模太大而不倒;二是关联程度太高而不倒;三是无可替代而不倒。后两个渠道产生的系统重要性在本轮危机中出现的更为明显。2008年9月,时任美国财长鲍尔森最终选择让投行雷曼破产,而对美国国际集团(AIG)实施了紧急救助,并不是因为AIG的规模比雷曼更大,而是AIG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关联度更高, AIG持有的信用违约保险合同(CDS)规模过大,任其破产将导致CDS市场的全面崩溃,并将大部分美国金融机构拖下水。同理,被称为“两房”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早就失去了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但却能依靠巨额政府救助支撑,就是因为“两房”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而不倒”的危害
第一,“大而不倒”产生的道德风险鼓励投机与冒险,严重威胁金融安全。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股东和高管预计到金融体系无法承受该机构破产倒闭的冲击,政府必然会在其经营陷入困境时提供救助。纳税人承担损失的隐性担保严重异化了经营者的行为,提供了巨大的冒险激励,股东和高管只享受冒险经营博取的巨额收益,却不必为冒险失败付出巨大代价。与此同时,债权人的监督约束也被严重弱化甚至产生逆向激励。一般而言,债权人获取的只是固定收益,会更关心经营带来的风险,防止冒险失败造成本金无法得到偿还,债权人用脚投票的市场选择会约束金融机构过度冒险。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债权人提供的激励却是反向的,由于存在政府救助的隐性担保,它们的本金安全是有保障的,唯一比较的是收益,收益越高就越受到市场追捧,反而逼迫金融机构用高风险去博取高收益。在这样一个没有对风险形成有效约束的治理框架中,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高杠杆、高风险经营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现象,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第二,“大而不倒”提高了外部监管与政府干预的难度和成本,监管容忍助长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同时具有业务结构复杂、透明度低、关联程度高等多重系统重要性特点,经营范围跨市场、跨国境,与少受监管或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监管当局的组织架构、协调机制、风险监测工具、监管措施安排显然没有跟上情况变化的要求,未能全面把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及其隐含的系统性风险。此外,大型金融机构掌握的游说能力和危机前过于崇尚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导致过度的监管容忍,忽视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第三,“大而不倒”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弱化了金融市场的约束功能和运行效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借助隐性政府担保可以获得大量低成本资金,掩盖了部分大型机构存在的管理僵化、效率低下等问题,使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这些优势反过来提供了逆向激励,金融机构追求的是更高的系统重要性,而不是良好的管理、优质的服务和精准的风险识别能力,使整个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活力受到损害,在加速系统性风险积累的同时,降低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效率,拖累了长期经济增长。
第四,“大而不倒”最终演化为“大到不能救”,银行危机升级为债务危机。政府迫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引发的对金融体系的巨大冲击,必须实施救助。然而,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已经如此之大,单家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救助成本连政府都无力承担。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盟银行业的资产总规模已达到该区域GDP的3.5倍,其中前8家最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均已超过本国的GDP。在最为典型的瑞士,其两家大型银行的绝对规模虽未进入欧盟前十大银行,但其相对规模是该国GDP的4倍,这样的大型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将整个政府和国民经济拖下水,这也是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债务危机的重要源头。
第五,“大而不倒”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在债务危机严重的南欧国家,社会骚乱时有发生,大型金融机构总是人们发泄怒火的对象。“大而不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既是全面、系统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契机,同时也要注意不可走向过犹不及的反面。
解决“大而不倒”的改革框架与路径
国际社会和欧美国家总结吸取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教训,将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列入其改革的重要议程。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相关国家政府都开始研究如何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最大程度防止“大而不倒”的严重后果和道德风险。其改革的方向和可选择路径有:
一是科学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区别的监管安排。科学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为此,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一套识别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的方法框架,从规模、相互关联程度、可替代性、国际活跃程度和复杂程度五个维度量化每一家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主张根据系统重要性程度得分高低,安排不同的监管标准和措施。目前这一识别方法框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巴塞尔委员会负责识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识别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正在研究全球非银行、非保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方案。各国参照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方法论,结合本国实际,制定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规则。
二是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总的原则是,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越高,其具备的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能力也应逐步提高。巴塞尔委员会已基本确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附加方案。首先,将全球按表内外资产(计算杠杆率的分母)排名前75家左右的银行作 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备选银行,根据规模、相互关联程度、可替代性、国际活跃程度和复杂程度五个维度计算这些备选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分值,其中分值超过140分的银行将被实施1%以上(含)的资本附加要求,系统重要性分值每提高100分,资本附加将上升0.5个百分点。目前,系统重要性得分最高的银行分值为400多分,对应着2.5%的资本附加要求。其次,巴塞尔委员会还安排了空组机制,如其分值进一步攀升至440~540分区间,将面临3.5%的资本附加,如再上升至540~640分区间,资本附加则上升至4.5%,依此类推。此项安排旨在提升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的同时,抑制其进一步提高系统重要性的动机。其他类型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及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会面临类似的资本附加要求。
三是增强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度和有效性,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形成。监管当局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除了资本附加外,还会有额外的流动性附加要求,同时在公司治理、内控体系、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也应当更高,对其实施强度更高和更为有效的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对其潜在风险的监管容忍也应更低,监管纠正措施应更为严厉和及时。
四是加快建立有效的恢复和处置机制。这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核心,要使系统重要性机构由不能倒变成能倒,而且倒闭是有序的,对市场的冲击是可控的。监管部门将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订立“生前遗嘱(Living Will)”,包括出现清偿性危机时的恢复安排和恢复失败后的处置安排,即巴塞尔委员会使用的名词“恢复和处置计划(RRP)”,并要获得监管部门的认可。处置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承担损失。从本轮危机的实际进展看,政府救助多以优先股的形式注入,原有股东权益大幅缩水,股东承担损失的机制虽不完备,但还算有。但是债权人基本没有承担任何损失,而是直接转嫁给纳税人。为解决这一问题,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自救机制(Bail-in)”,即当出现清偿性危机时,在股东承担损失后,先由债权人,特别是次级和长期债权人,通过强制转股或减记承担损失,最后才是政府补窟窿。
五是监管当局应有提前干预的权利和能力,可以实施强制分离和分拆。要通过外部监管形成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冒险行为更为有效的约束干预机制。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都主张监管当局应当拥有对严重威胁金融安全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强制分离和分拆的权力,拥有这一“核武器”的震慑作用也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必要手段。
六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很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同时也是国际活跃银行,无论是日常风险监测与监管,还是危机时刻的恢复处置安排都需要多国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均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国际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将其作为国际监管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恢复处置计划不仅要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认可,还要在各东道国参加的国际监管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仅在国内可以有序倒闭,其跨境风险也可以得到有序处置,防范危机的跨境传染。
面临的挑战
首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仍面临挑战。巴塞尔委员会给出了识别系统重要性的五个维度,但这五个维度并不全面,而且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其金融体系能承受何种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也大不相同,与该国与地区的市场环境、法律安排甚至风俗文化密切相关,将哪些机构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何种特殊的区别监管措施,这些都需要不断的监管实践进行检验。
其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导向涉及合理的市场结构与行业集中度等深层次问题。以我国为例,我国前五大金融机构的市场占比在45%左右,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的行业集中度相差不大,但远远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超过80%的水平,而德国的这一指标只有25%。到底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并无定论,这就需要我们更为审慎地评价各项系统重要性监管措施对市场结构和金融效率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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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Edward Shaw) 1960 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 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 W. 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1973)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金融深化指标)。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罗列,我们借用Pagano 1993的简易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 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 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 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S)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 and Levine（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 、PRIVATE 、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Levine(1993)和Greenwood and Smith（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 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经济金融的重要性范文6
【摘要】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能源的开发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本文简要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我国新能源产业与金融支持存在的题，并提出了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策略。
【关键词】金融支持；新能源；新能源产业；重要性；策略
一、金融支持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第一，金额支持可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发展，提高我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金融支持主要指政府与金融机构运用各种金融手段等对某一区域内的产业进行一定的调节，金融支持在新能源产业中的运用可以增加新能源产业的投资，促进资金的合理利用。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普遍面临资本不足的问题，金融支持可以增强我国新能源产业资产的流动性，满足新能源产业大规模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发展。
第二，金融支持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金融支持可以降低投资者信息获取与交易的成本，降低资金流动的风险，改善投资者与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吸引较多的投资资金，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外，新能源发展的创业阶段与成长阶段资源来源较少，需要依赖外资融资，而金融支持拓宽了新能源产业的融资渠道，增加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资本量，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第三，金融支持可以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其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且为国家提供了较多的税收，产能优势明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金融支持促进了我国新能源产业投资主体的多样化，有利于提高新能源企业人员的科研能力，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从而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我国新能源产业与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缺口严重
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加大了对新能源行业的资金投入力度，我国新能源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问题。一方面，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节能意识较为薄弱，对我国新能源产业资金投入问题认识不到位；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新能源金融支持制度不完善，信贷体系较为复杂，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信贷困难，资金缺口严重。
（二）科技研发力度不够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能源产业的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虽然我国当前在新能源金融财政投入规模方面处于世界的最前沿，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科技研发与技术支持成本过高，技术力量较为薄弱，且国家对我国当前新能源产业额发展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科研成果较少，新能源科技无法充分为生产力服务，制约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由于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其利润的获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缺乏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影响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也是我国当前金融支持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据了解，国家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在风力发电方面，而对风能以外的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其它新能源缺乏有效的支持政策，且资本市场不完善，缺乏科学完善的激励政策，金融工具创新能力较差，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融资方式较为单一，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影响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策略
（一）坚持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地位
政府及其金融机构应当注意正确认识新能源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意义，明确我国当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金融支持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大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改善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投融资环境，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从行政审批程序等非经济方面入手，确保扶持政策执行到位。
（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资金来源问题是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注意放宽对资金投入的限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针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规划，向社会公开招标，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鼓励民间资本流向我国新能源产业，对部分参与低碳金融项目的民营企业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此外，金融机构还应当注意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引进境外资金、境外新技术以及大型新能源项目。
（三）注重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因此，政府在引导金融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时应当注意合理利用金融资金，加快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金融支持，通过大力研发核心技术来降低成本，促进新能源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外，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应当注意扩大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通过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供补贴等方式来促进新能源需求的增加。
四、结语
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正面临市场狭窄、成本较高、新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金融支持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探究有利于促进我国更好地开发新能源，解决我国新能源产业与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与金融机构应当注意坚持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地位，拓宽我国新能源产业的资金来源渠道，注重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严俊杰，石琼.湖南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J].北方经济，2016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