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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规划范文1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速度增长，和中国 GDP 增速处在统一水平上。其中，北京市2009年日产生生活垃圾 1.83万吨，投入垃圾处理资金高达百亿元，而全市垃圾日处理能力仅为1.27万吨，且其中80%至90%依靠填埋处理。目前，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且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垃圾处理厂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全面建设正在悄然提速。
高安屯居民面色灰暗
3月份即将上马的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前身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海淀区政府早在2006 年底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英 ”――一种无色无味其毒性据称是氰化钾的 130 倍、砒霜的 900 倍的化学合成物，该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007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向外通报，建议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随后了关于该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之后，关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的各种传闻时见报端。直到2011年1月，海淀区政府最终明确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废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苏家坨垃圾焚烧厂。
据业内专家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 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其中北京三次。
2011年11月9日，西二旗大街聚集了附近多个小区的数百名业主，有人高举“坚决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条幅，抗议和围观的人群阻塞了马路，“那天晚上的抗议活动抓走了四个人，现在我们居民跟海淀区市政市容委不存在妥协的可能。”附近居民陈永莉（化名）律师在家里对《投资者报》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
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对将要筹建的“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简称西二旗垃圾站）表示反对。
根据“十一五”规划，北京市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焚烧综合处理中心。由于选址困难，加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面临空前的压力。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目前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落户在朝阳区金盏乡高安屯村，具置是东五环外机场二高速转角处以东，小坝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以西。
从马各庄东站下车，走过约一公里长的灰蒙蒙的马路，来到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会有穿过沙漠找到绿洲的感觉，现代化设施、整洁的园区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垃圾焚烧厂外最近的两个村里，地面和空气都令人皱眉。记者现场发现，附近的居民大都面容灰暗。
五公里年油耗百万元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
垃圾处理经济账
“垃圾填埋场全部是政府投资，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则一般采用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建设，建设成本由市场上具备相关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承担。”李建军对投资者报说，“垃圾焚烧厂虽然每吨处理量固定投资高达30万元到40万元，但特许经营具有现金流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依然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建军为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0吨/日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固定投资大致是3至4亿元，焚烧发电作为循环经济项目上网电价高达0.75元/度，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再加上从政府获得 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炉渣、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通常“垃圾焚烧厂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每年发电2.2亿千瓦，光供电收入就有1.65亿元。“BOT 协议由政府和企业具体商定，牵涉土地使用、废物排放、电网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话，企业一方肯定不会亏。”李建军表示。
赵由才对垃圾焚烧的BOT模式颇有微词，“政府既想快速处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钱，采用这种非常功利的模式，难免出现问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的公益性更强。
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投入资金高达百亿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监管成最大难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引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已达先进水平，管理上还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英检测为例，二英无法实时监测，国外有的是每年检测一次，有的是两年检测一次，国内的新标准倾向于半年检测一次，但中国目前还做不到随机抽检，检测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二英排放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单位是（ng-TEQ/Nm－3），标示垃圾焚烧烟气中二英排放浓度。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中国的新标准可能向欧盟靠拢。
标准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监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连完全市场化的食品企业都监管不好，对于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
徐海云也向记者指出“对于超标排放的处罚措施还没有出来”。2009年，中科院研究团队曾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英排放，结果发现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有16%的厂家甚至达不到中国标准。
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垃圾学院陈立雯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难以掩饰对现状的担忧，“目前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包括北京在内，管理和监督相当糟糕。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就直接焚烧，导致气体排放不稳定，炉渣的危害性很高，而在国内炉渣只是被当做普通垃圾进行填埋或者烧砖。”
垃圾焚烧规划范文2
垃圾焚烧项目为何屡屡引发邻避风潮
在堆肥、填埋和焚烧处理这三种目前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中，焚烧因具有用地省、处理快、减容多、污染影响小等优点，还能发上网或提供热水，尤其对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土地稀缺的城市更显优势。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经过了从设备引进到逐步自主运营，规模和技术水平、排放控制标准大幅度提高的过程。过去10年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逐年增加，焚烧处理率已占30%。但与此同时，围绕垃圾焚烧发生的邻避事件层出不穷，自2006年居民反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以来，全国30多个城市相继发生了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事件，“主烧”和“反烧”两派针锋相对、争执不下，一些城市垃圾焚烧项目甚至陷入“抗议-中止-重启-再次抗议”的窘境，垃圾焚烧项目落地成难题。
垃圾焚烧造成邻避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核心是两条：一是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周围百姓对垃圾焚烧导致的环境影响存有恐惧心理，知情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保障；二是利益诉求回应和分配的不尽合理，百姓在垃圾焚烧厂建设运营过程中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实惠。这其中还躲不开“二英”这个词。二英是致癌物质，垃圾焚烧过程的二英控制一直是技术攻关重点。而我国颁布的新国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已将二英的排放标准定为0.1ngTEQ/m3，仅为原有标准的1/10。
在垃圾焚烧问题上，深层次是要解决好城市经济发展与垃圾科学安全处理，城市公共事业发展与居民环境安全之间关系协调的问题。缓解公众“邻避心理”，化解“邻避运动”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和负责垃圾处理的企业。
我们看到，在垃圾焚烧引发多地邻避运动的同时，也不乏较好地解决了垃圾焚烧厂与居民和谐的案例。前不久，笔者有机会来到位于京郊门头沟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处理厂进行考察，发现他们的相关做法值得思考和分析。
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做对六件事实现零投诉
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即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由北京市政府和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各出资50% 共同投资建设，总投资为21.49 亿元，经营期为30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单体一次投运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之一，也是被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循环经济（静脉产业）基地。
该厂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2010 年10 月奠基，2014 年11 月正式运营。日处理生活垃圾3000吨，日最高接收4280吨，占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约1/6，处理城六区部分和石景山、门头沟全部生活垃圾。
鲁家山垃圾焚烧厂运行3年多来，实现了零投诉和较为和谐的社区关系。这些都得益于企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做对了几件事。
一、规范运营管理，支持城市公共事业发展。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坚持了“紧凑、节能、环保、先进”的布局原则，项目设计的各项环保指标全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厂内中控室大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卸料平台、垃圾坑、料斗、炉内燃烧等操作环节。可以看到炉内实时燃烧温度为983℃，只要温度达到850℃以上，就没有二英排放。工厂还通过活性炭吸附二英和重金属。在厂区的LED显示屏上，显示着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氟化氢、粉尘等7项污染物排放数据。这些排放数据已经和北京市环保局联网，实施实时在线监测。由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对二英的实时监测技术，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二英实验室进行监测。加工处理环节的规范管理与过程监测的严密，使该项目连续多年平稳运行，极大地缓解了城市垃圾处理的压力，成为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有力支撑。
二、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确保达到排放标准。鲁家山垃圾处理厂在工艺设计上首次采用负压除臭工艺、烟气防白烟技术，彻底消除民众疑虑。厂区无臭味，大气、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均达到北京2008 和欧盟2000的最严格标准。通过保持炉膛内温度大于850℃，并控制烟气在炉膛内停留2秒以上，辅以活性炭脱除的烟气处理工艺，将二英排放浓度控制在0.1纳克以内，实现达标排放。
同时，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在节能上做了很多细活儿，例如首次使用机械式蒸汽再压缩蒸发器技术，实现“全厂废水零排放”；首次使用空冷技术，与传统水冷相比节水80%；厂区内设有综合水处理系统，包括市政再生水深度处理、除盐水处理、渗沥液处理等7 个系统，使废水经过处理后再利用；还首次使用抽汽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实现热电联产。这些都使其成为运用先进理念和技术，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一项重点工程。项目设计的各项环保指标全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三、采纳循环经济模式设计，实现绿色发展。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循环经济的理念植入加工运行全过程，在项目设计与实施中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里不仅可以大规模处理城市生活垃圾，还采用循环经济原理最大限度实现“废物利用”。
据该厂工作人员介绍，焚烧1 吨垃圾可以产生340 度电能，除了部分自用以外，其余280 度电全部输送到华北电网，为居民供电。按照年处理量100 万吨计算，每年可以产生3.4亿度电，输出2.8 亿度。焚烧垃圾转化的电能价格比烧煤电价稍高，每度电约为0.65 元，但是居民用电时每度电价格仍为0.488元，高出部分由政府补贴。焚烧垃圾的余热可以在厂内加热供暖管道，转换成110℃热水，通过4 公里长的管道送往门头沟区潭柘寺镇的居民楼。年供热量为34.9 万吉焦，可以满足100 万平方米的民宅供暖需求。该厂日处理污泥100吨，避免了门头沟污水水处理厂污泥外运河北产生的二次污染。燃烧后的炉渣用于制造建材，实现价值回收。
由于整体设计理念的先进，该厂作为循环经济产业基地，搭建起“政、产、学、研、商”合作平台，建成集“城市服务、产业集聚、技术集成、科教宣传、示范辐射”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根据规划，“十三五”末鲁家山将建成首钢循环经济产业园，利用高科技创建资源高效利用新模式。
四、多方联动，并主动与社区沟通解惑释疑。如前所述，垃圾焚烧处理由于在公众心中还存在不少疑虑，垃圾处理厂在项目设计、建设过程和运行后都会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容易导致责任界定不清和相互推诿，并长期与周边社区共生，环境影响长期存在，因此需要做周密的统筹安排和综合评估与严格的运营管控。鲁家山垃圾处理厂项目首先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一度被称为“折子工程”，可见政府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该项目与北京市发改委、市政市容委、市规划委、市环保局和门头沟区政府等多部门联动，规划方案经过国家发改委、北京市级相关领域专家8次论证，被评价为基地规划起点高、标准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项目在启动前还面向社会进行了公告和征询意见，并在建设过程中先后13次召集了由当地政府和社区代表等共同参加的协调会，请周围居民进厂参观，发放《致鲁家滩村民们的一封信》，对有关问题进行及时沟通。
五、设立环保宣教中心，提升公民环保意识。鲁家山循环经济宣教中心与垃圾处理厂同期建成，是园区的组成部分。宣教中心为三层展厅，总面积3100平米，目前一层已经投用，展厅内容包括图片图解、立体沙盘、科普视频、儿童体验区和炉渣回收物展示等。该中心常年对外开放，发放科普手册，并配有专门讲解。截至2017年3月，已累计接待参观者589批次，总计13188人。应该说该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环保的公共教育职能和企业责任，成为面向社会，让社会公众和青少年学习了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提高环保意识的教育基地。目前这里也是授权挂牌的北京市环境教育基地。
六、响应社区关切，促进当地福利事业发展。据工作人员介绍，鲁家山循环经济产业园12个新项目将有效加速门头沟区产业升级。鲁家山项目非常注重项目收益共享和社区关系融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兼顾促进当地社区发展。鲁家山项目吸纳了鲁家滩村40多人就业，每年因垃圾车运输道路遗洒，给村里支付清扫费120万元。在当地进行了道路建设完善，建成一期4.2公里的垃圾运输入厂专用道路“鲁坨路”，二期道路在建，方便群众出行。在住房条件改善方面，鲁家滩村2300多户居民，4000多人将搬迁政府集中建设的新楼房，人均住房面积45平方米。迁居后的当地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楼房用上自来水和天然气，实现了集中供热。搬迁后更靠近城镇，就业机会增加。企业税收三免三半优惠期过后，每年可为门头沟区贡献税收约1亿元，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此外，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地处北京西南，周围四面环山，原址为首钢石灰石矿区。厂区周边有6个自然村，约11000居民。选址在这里避开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密集，而且地此处下风口，可以说也是发挥了地理优势，在选址上考虑了尽可能减小环境负面影响。
我国垃圾焚烧企业应如何防控邻避风险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光大国际在南京垃圾焚烧发电二期工程竣工的消息。可以看到，垃圾焚烧发电在规范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以及有效的社区沟通和科学知识普及下，是能够免于“扰邻”的，并有助于促M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
事实上，对于民众最为关心的二英排放问题，科学家认为是可知、可控、可防，关键是做好处理过程的规范管理、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和采取有效监督。
垃圾焚烧规划范文3
诚然，垃圾处理设施属于邻避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邻避效应”，一度使各地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陷于停滞状态，个别突发事件甚至导致处理项目无法正常运营，进而对垃圾处理全链条造成影响。不过，近期记者在广东省内采访时却发现，各地在破解“邻避效益”上积累了宝贵经验。
佛山：
与邻为朋，实现共享发展
走进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的大门，放眼望去，眼前尽是一座座由不规则几何体组成、设计感十足的现代建筑；深呼吸一口，空气干净清新，竟闻不到一丝异味――若非两栋高耸的烟囱顶端依稀冒着白色的水蒸气，甚至让人难以察觉这里竟是一座每日处理3000吨固废的垃圾焚烧项目。
“把固废处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使其真正融入到居民社区，构建一个邻利型服务设施，实现共享发展，是我们从最初一直沿袭下来的发展理念。”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曾飞经理向记者介绍：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区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标准运营、高标准排放的“三高”方针，污水污泥、垃圾渗滤液、飞灰等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伴生物，均设有专门的处理设施，“一站式”解决，各项关键环保指标远低于欧盟标准。
“说实话，焚烧发电厂刚开始说要改建的时候，很多村民也存在极大的抵触心理，十年前这里烟很黑，味道又大，污水遍地。但现在看到这个园区绿树成荫，熏鼻的恶臭也消失了，环境大为好转。”家住产业园附近的村民丁先生表示：如今，作为附近的居民，人们随时可以预约进入厂区内了解运行情况。工作人员每次都很有耐心地讲解处理设施的必要性、运作原理、排放数据等。如是反复几次后，心里踏实多了，村民们也表示理解支持。
原来，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区内的设施均设有参观区域，加上目前正在建设的环保公园和环保展厅，旨在把园区建成一个工业旅游点，随时向周边居民、学生免费开放，并进而开展持续性的公众沟通与体验活动，让公众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垃圾焚烧。此外，园区除了给周边的村民铺设公路、带来节日慰问外，还向周边居民优先提供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岗位，解决其生计问题，真真正正地使其感受到园区是“好邻居、好伙伴”，使“邻避”转变成“邻利”。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垃圾焚烧厂一门之隔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南海校区前，一块崭新的大型LED显示屏矗立在那里，焚烧发电厂的各项排放数据实时显示其中，有无超标，一目了然。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距离我们园区仅300米，学生可以随时到产业园里的环保公园休闲娱乐，在环保展厅里进行科学探索，在产业园里对环保科学进行亲身实践。”曾飞告诉记者说：“目前轻工学院和产业园区域双方更是决定进一步实现‘无界化’，把两个区域的围墙拆除，实现‘厂中校、校中厂’，打造垃圾焚烧发电厂与社区和谐共处的标杆。未来，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内的环保公园、环保展厅和运营工厂等，将与轻工学院的工业展览馆、校区景观长廊等景点连为一体。”
据了解，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还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立“瀚蓝环境学院”以及高层次科研平台，并在环保行业人才培养、产学研研究、学生创新创业、科研成果转化、核心课程开发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中山：
生态补偿，主导“让利模式 ”
近年来，随着群众环保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人开始参与到污染性公共项目决策中来，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由于沿途各方利益无法协调，受损者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导致邻避项目一度停滞的例子比比皆是。
2014年年初，中山黄圃镇的乌珠村村民与中山北部垃圾焚烧处理基地之间发生了矛盾，村民通过上访、行政诉讼甚至围堵厂区大门等方式对垃圾焚烧厂提出抗议，基地运作一度陷入停滞。
有鉴于此，中山市从2014年年中起，开始探索引入生态补偿的做法，对于一些确实受到损害的市民，本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予合理的生态补偿，争取群众的支持，帮助项目长远有利推进。
“优先考虑群众方方面面的利益、一切以群众为出发点、消除群众的心理抵触因素、打消群众顾虑是我们开展生态补偿工作的出发点，目的在于把垃圾处理项目的邻避效应减至最低。”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山市财政局编制的《中山市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生活垃圾处置设施环境实施细则（试行）》，生态补偿主要由进入基地处置生活垃圾镇区（不包括处置设施所在镇）缴纳的环境补偿金以及财政补贴共同支付，资金比例为各占一半，共24元/吨。而基地的所在镇作为获得补偿的对象，按照“保障性补偿为主，实物补偿为辅”的原则，用于基地受影响范围以及周边村的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环境建设、公益建设和购买保险等等。
“通过生态补偿，中山在2015年成功破解了北部基地的邻避困难，并在此管理模式的基础上，2016年继续将这一创新模式经验在中心基地进行推广，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截至目前，群众对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普遍持肯定的态度，中心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容项目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情况下推进，目前环评工作已顺利结束。”
无独有偶，位于潮南风华村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经公布，立刻遭到了附近居民的反对。面对这种困境，2015以来，潮南区通过创新建立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之下，充分尊重群众权益，通过利益共享，消除群众的抵触情绪，最终成功推动垃圾焚烧项目顺利建设。
在与村民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潮南区按照“谁受益、谁付费，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帮助解决项目所在地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潮南的做法首先是做好征地补偿，由区财政一次性向村民支付征地补偿费；其次，提供社会保障，项目运营期每年帮助村民缴纳医保、城乡居民社保；三是坚持利益共享，按人口每年给予固定的补偿；最后是扶持当地发展，帮助项目所在地区解决修建道路、修筑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村民代表对项目落地和生态补偿方案一并表决同意通过。
“‘生态补偿’制度自实施以来，获得群众普遍支持，成效显著，同时也为全国垃圾处理工作带来宝贵的借鉴经验。”原潮南区区委书记陈武南表示：生态补偿机制的本质是对利益重新协调分配。通过利益共享，企业出让一定的预期经营收益，政府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从而弥补村民对于土地被征收、生活环境可能被改变的心理预期以及项目实施后对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达成了一种新的利益平衡。
深圳：
规划选址，源头上找问题
过去，邻避项目由于规划选址时论证不充分，缺乏多厂址必选、多因素分析。项目选址让人感觉缺乏权威性、科学性的保证。在规划选址时未能与区域今后发展结合考虑，简单地将垃圾处理设施与周边关系割裂、孤立建设，从而受到选址周边居民反对的实例比比皆是。
有鉴于此，深圳老虎坑环保产业园在厂区选址之初，就强调在项目属地社区广泛开展调研，与村社干部、群众代表等深入交流座谈，认真倾听群众意见，系统分析各方诉求，在建设规划的阶段上找出路。
“环保产业园三面环山，四周皆为工业园区，与最近的居住区直线距离均在数百米以上，规划超前、合理。”深圳老虎坑环保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样的成果，与项目建设伊始，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城市规划、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的通力配合，属地政府统一思想，形成一股合力不无关系。”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规范垃圾焚烧设施的规划选址问题，今年11月广东拟定了《关于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选址工作的决定（草案）》（一下简称《草案》）。《草案》明确了要坚持“规划先行”，进行选址方案比选，充分听取周边居民、专家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鼓励采取原地扩建、改建和采用产业园建设等先进处理模式，避免垃圾处理设施重复选址和分散选址。
“在规划阶段，就着手考虑解决可能产生‘邻避问题’的因素。”广东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黄诚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应该通过多个选址方案比选，最大程度兼顾社会各方利益。
事实上，在今年11月上旬，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就为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用地规划划定了标准。
《意见》提出，要加强焚烧设施规划选址管理。项目用地纳入城市黄线保护范围，规划用途有明显标示。优先安排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用地计划指标，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单列，并合理安排必要的配套项目建设用地，确保设施同步或超前落地建设。
《意见》还强调，可将焚烧设施控制区域分为核心区、防护区和缓冲区，防护区为园林绿化等建设内容，占地面积按核心区周边不小于300米考虑。垃圾焚烧用地应该提前规划，设施选址应符合相关政策和标准的要求。同时，加强区域统筹，实现设施共享。不能擅自占用或随意改变用途，严格控制设施周边的开发建设活动等。
垃圾焚烧规划范文4
“垃圾围城”日益严峻，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占地较大的垃圾填埋场越来越不够用。此前曾引起争议的垃圾焚烧发电，重新受到各界关注。
2013年8月中旬，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肯定了垃圾焚烧发电，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达到每日87万吨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受国家政策春风的激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国各地密集上马。业界测算，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 000亿元。
“旱涝保收”争补贴
目前，中国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速度正明显加快。但与过去不同，这一轮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地区已不仅限于北上广等大都市，许多二三线城市也在加大垃圾焚烧项目的审批和建设。
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公开招标工作顺利完成；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广东四大垃圾焚烧电厂的环评、建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出现垃圾焚烧项目集中上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从长远看，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另一个原因则是垃圾焚烧属于环保产业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想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大小城镇面临“垃圾围城”困境；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对城市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业内有关专家还指出，垃圾焚烧项目上马快，是因为可以从国家拿到补贴，而且企业投资垃圾焚烧项目的利润稳定。
2012年4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上网电价。”
除了享受电价补贴之外，垃圾焚烧发电厂还能享受到垃圾处理费、优惠信贷等多重政策。据悉，大多数垃圾焚烧厂难以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政策补贴还是会按合同发放到位。可以说，垃圾焚烧厂的盈利模式就是靠这些补贴，实现“旱涝保收”的。
然而，在巨大的投资冲动面前，垃圾焚烧产业的突破口关键还在于技术提升。
《意见》指出，在垃圾处理方面，要大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重点发展大型垃圾焚烧设施炉排及其传动系统、循环流化床预处理工艺技术、焚烧烟气净化技术和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等，重点推广每日300吨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及烟气净化成套装备。
配套法规有局限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激励作用，中国的垃圾焚烧工程正提速扩展。
广州是一座被“垃圾围城”困扰的城市，番禺垃圾焚烧厂却曾遭遇争议。2009年，由附近居民发起的反垃圾焚烧运动持续了近3个月之久，项目因此一度搁置。
不过，广州并没有放弃对垃圾焚烧的研究。争议渐渐归于平静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日前，广州市城管委组织专家、媒体赴台湾考察垃圾焚烧项目。在考察报告中，广州市城建委认为：广州建7座焚烧厂不会过量。报告还分析认为，以台北市为例，全市12个区456里9 545邻，人口约262万，建有3个垃圾焚化厂，日处理能力4 200吨；推行垃圾分类10多年，成效显著，但每天仍有约1 800吨垃圾需无害化焚化处理，也就是说每天人均约有0.7公斤垃圾需要焚化处理。报告根据广州目前约1 800万人口进行推算，认为广州在若干年后若和台北一样，能实现人均每天只产生0.7公斤的生活垃圾，至少需要建设日处理能力为12 600吨的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广州规划至2015年建设7座资源热力电厂，日处理能力为15 000吨，完全符合城市发展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需要。
台北市实施的是垃圾费按袋计量政策，为使政策能执行，设立了多项重罚措施，比如：伪造专用袋可判7年以下徒刑，往街头行人专用垃圾桶排放家庭垃圾罚款6 000元新台币，等等。
目前，广州虽然制定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因各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人口结构不相同等客观原因，以及区、街的推广力度、措施方法等主观原因，虽然98%的人支持垃圾分类，但自觉参与垃圾分类、且相对投放准确的不到30%。各区、街在推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法规制定、推行方法、保障措施等方面，广州相对于台北还有很大差距。创新精神不够强，没有很好地探索适应本街道、本社区的垃圾分类模式。
自主技术待推广
生活垃圾、餐饮垃圾及各种金属垃圾等互相混杂，给垃圾处理带来了难题。
日本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在日本，聚居区每一个门栋前，都摆放着多个垃圾桶，分别贴着可燃、不可燃、可回收、不可回收等标识，周一和周四是倒“可燃垃圾”的日子，周二倒“不可燃垃圾”，周五则倒旧报纸、瓶瓶罐罐等“可回收垃圾”。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然而，全球各个城市的垃圾量都与日俱增，仅仅依靠企业来完成垃圾分类的难度明显加大。
一位企业家呼吁，政府要加大对垃圾处理企业的补贴，吸引更多有资质的企业投身其中。他认为，做垃圾处理需要有门槛，一定要做到无害化。
无害化、资源化和减容化是垃圾处理的三大目标。垃圾焚烧要做到无害化，才能全面推广。
我国处理垃圾最先进的是大功率等离子体火炬装置，通过电弧产生高达5 500℃的等离子体，能迅速使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裂解气化，经过急冷、提纯等环节后，气体中的二噁英等有害成分会被彻底脱除，最终成为洁净的富含一氧化碳和氢气的合成气。
合成气可用于发电、供暖、制油或制造化工产品；无机成分形成玻璃体态，无重金属渗出，可以回收再利用，加工成建筑材料等。
垃圾焚烧规划范文5
2016年3月，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14.38亿欧元正式收购德国EEW Energy from Waste废物能源利用公司100%的股权。这一收购价是去年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总额的近两倍。EEW是专注于垃圾焚烧发电的德国公司，运营着德国及周边国家的18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德国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占有率为17%，排名第一。
在这次海外收购中，除了北京控股集团，还有光大国际、首创环境、中国天楹等中国环保公司参与竞标。
与海外收购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井喷式的增长。芜湖生态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收集的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年初，中国共有434家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中的共234座，其余为在建或拟建。这相当于在过去1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建造大约2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焚烧是以一个更经济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出现的。
越是繁华和人口密集的城市，也恰恰是受垃圾围困最严重的城市。中国环保部2014年的数据显示，生活垃圾产生最多的10个城市，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重庆。
过去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通常以填埋为主。以上海为例，始建于1985年，由滩涂经围垦筑堤而成的老港垃圾填埋场，曾经承接了上海90%的生活垃圾。这个城市每年会产生743万吨垃圾―这意味着在上海生活的每一个人，每隔半小时就扔掉了一个易拉罐。仅以填埋处理垃圾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垃圾围城”的窘境。
相比填埋，垃圾焚烧这种方式看上去更为科学―不仅减少填埋用地，焚烧后产生的热能，还能给周围居民供暖供电。如果处理得当，垃圾焚烧后的底渣和飞灰能再次利用，做道路沥青。
中国政府也支持提高垃圾焚烧处理的比重。在2010年，中国有77%的垃圾以填埋方式处理，20%为焚烧处理，而根据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应该达到35%，东南沿海省市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的比例要超过一半―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数据证明这个计划究竟完成了多少。
企业想要参与到垃圾焚烧行业，也能获得政府的多项补贴和优惠。目前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大多为BOT（Build-Opertae-Transfer，特许权）项目，即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签订协议，承担项目的企业投资建厂，并拥有30年左右的特许经营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垃圾处理企业享有增值税即征即退70%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还会对参与项目的企业予以补贴。以光大国际投资建设的江苏省常州新北垃圾发电项目一期为例，曾获得发改委1.08亿元人民币的补助。
因垃圾焚烧而产生的电力，企业还能以每度高于火力发电0.25元的价格卖给电力公司。多家上市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毛利率为30%至60%，其中以垃圾处理为主营业务的中国天楹，垃圾焚烧发电的毛利率达到56.5%。
基本上，只要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投产，就开始产生正向的利润。这个看起来不太赚钱的行业，因为政府的支持，几乎可以没有风险地赚钱。也因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近乎零的风险值，银行愿意以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率借贷给企业。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海环境”）副总裁，负责垃圾焚烧厂运营、管理和技术监管的张益透露，在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排名前15的企业的垃圾处理规模约为中国整个垃圾焚烧行业的一半，另一半则握在其他小公司的手中。
“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一家独大。”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焦学军表示，垃圾焚烧行业最大的两家公司光大国际和杭州锦江大概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十几。
但一些城市的垃圾焚烧行业存在被当地公司垄断的现象，外来企业很难进入。比如上海的垃圾焚烧厂由上海环境、浦发集团承包，广州的主要参与者是广环投，在天津则是天津泰达。
不同城市政府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补贴费用也并不一致。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吨垃圾的焚烧处理费用可以达到100到200元，成都和青岛等新一线城市，处理费用通常在每吨六七十元。而在一些更小的城市，环保企业为了争取项目，可能会将这一费用压到更低。
2016年2月，重庆三峰以每吨18元的垃圾处理价格，中标绍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再次刷新了行业最低中标纪录。除了这个极低的处理费，重庆三峰还要承担项目红线外3亿元的周边配套工程投资―这相当于将重庆三峰的实际收入减为负数。
“为了拿项目，有点疯了。”曾在上海环境负责过4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焦学军说。
上海环境也参与了绍兴项目的投标，它的报价是每吨47元。但这个价格仍没达到张益的心理价位，他觉得每吨60元到80元的价格才是行业健康价。
其实早年间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费中标价格还维持在上述健康水平。比如2007年开始建设、2009年投入运营的青岛小涧西垃圾焚烧项目，就是上海环境以每吨61元的价格中标的。当时参与投标的有天津泰达、重庆三峰和光大国际等企业。“我们价格是中间价，并不是最低。”焦学军说，“技术方案、资金实力、政治背景等都是政府部门考虑的因素。”
低价竞争的方式走到最后，企业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报出合理的价格但不中标，另一条是用低价中标。这对于拥有不止一个项目的企业而言短期是可行的，“可以用其他赚钱的项目养这一个项目。”张益说。但低价不是长久之计。另一个办法就是调价。
在垃圾焚烧项目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看起来有些微妙。“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有些企业可能会以管理标准提高为由，和政府说当初的中标价远低于市场价，这样就有了调价的预期。”张益说。
一个例子是天津泰达。这家公司在2015年的年报中写到，“武清垃圾填埋项目运营获得新突破，垃圾处理费上调方案获武清区政府、武清区市容委批准，预计增加收入153万元/年，增加利润120万元/年。”2015年，天津泰达又以垃圾处理费26.5元/吨的低价拿下江苏高邮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低价带来的环保隐患包括企业在投产后，为了节省成本不运转烟气净化装置。陈德珍认为，理论上，脱硫脱酸、除二英、飞尘等烟气净化设备部分的投资应该占到整个建厂成本的1/3左右。“但这么低的价格，环保设备上的投入和运营很难保证，”同济大学热能与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德珍说，“如果企业要在排放数据上作假，也是有空间的。”
民间环保公益项目“北京零废弃”的发起人毛达认为，政府监管不力让企业对政府的不作为产生预期，“有了这个预期，企业会肆无忌惮地报出很低的价格。”
作为一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项目，垃圾焚烧厂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行政部门。但其中和企业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当地政府。一般来说，垃圾焚烧厂从环评、立项到建设、投产，大约需要3年时间。其中最难控制的就是建设的前期工作，它涉及到老百姓的环评、征地等。
政府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保证项目顺利开工的责任。青岛小涧西垃圾焚烧项目做环评时，当地政府把村长、镇长聚集起来开会，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完成环评要求的通过率。
但只要投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企业就不得不面对周边民众的反对―哪怕垃圾焚烧已经是目前最经济、有效、减容、污染最少的垃圾处理方式。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财报显示，其收购的创冠中国因为廊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受到村民阻挠，比原计划推迟一年才投入运营，导致2015年业绩未达预期。
持续不断的“邻避运动”让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困难。国外的垃圾焚烧厂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一般建在市中心，但为了避免“麻烦”，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倾向于在郊区建设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过去15年，中国垃圾焚烧厂的总处理能力翻了230多倍，来自芜湖生态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运行中的垃圾焚烧厂每天只能焚烧920吨垃圾，到2016年年初，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3万吨，如果加上在建与拟建的焚烧发电厂，全国能处理的垃圾规模将是现在的两倍。
垃圾焚烧规划范文6
关键词：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思考
中图分类号： TM31 文献标识码： A
在我国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国内部分城市中已经建设了一定数量的垃圾焚烧发电站，不但有效解决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而且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的垃圾焚烧发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不能对相关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管，将严重阻碍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在我国加快垃圾焚烧发电站建设步伐的基础上，要加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入研究，积极改进和完善相关技术措施，从而促进产业的和谐、稳定发展。
1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特点
当前，在我国的垃圾处理中，生活垃圾所占的比例最大，国内每年堆积的生活垃圾总量约为1.4亿吨。在国内传统的垃圾处理中，普遍采取填埋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和弊端较多。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我国政府、环保和能源部门提出了垃圾处理的新原则，即减量化、无害化、利用化和安定化，其根本目的是在避免垃圾形成二次污染的前提下，加强垃圾的回收和再利用。目前，垃圾焚烧发电是国内外常见的垃圾再利用技术之一，实现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减少了垃圾对于生态环境的污染，而且有效提升了区域的资源供应能力。
目前，在国内各省市、地区相继建设了一些具有较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站，成为区域环境治理和能源供应的新途径之一。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适用条件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于开展垃圾焚烧发电。在各地区拟定垃圾焚烧发电站的建设时，必须对各类垃圾的低位发热值、可燃质含量与含水率等进行鉴定。一般情况下，生活垃圾的低位发热值要在6280kJ/kg以上，可燃质含量在35%左右，含水率在50%以下，这是应用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基本条件。
1.2 技术类型与特点
1.2.1 回转炉技术
回转炉技术是最为常见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之一，其主要是应用回转窑焚烧炉进行垃圾的处理、焚烧和发电。回转窑焚烧炉的窑身通常设置为一微倾斜的形式，垃圾从高端送入低速回转的圆筒内，在筒内经过翻转、燃烧等环节后，燃烬的灰渣从圆筒下端排出。目前，国内使用的回转窑焚烧炉以水冷壁式、耐火砖衬式为主，具体选用何种形式的回转窑焚烧炉要综合考虑地区生活垃圾的性质、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因素。
1.2.2 流化床技术
垃圾焚烧发电中流化床技术的主要原理为：各种物料悬浮于流化床焚烧炉的内部，以保证垃圾与空气的充分接触，从而提高炉内的燃烧和烟气排放效果。同时，流化床技术采用分级燃烧的方式，有利于降低各类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和低成本脱硫，燃烧后产生的灰渣也易于综合利用，是较为环保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之一。但是受到煤炭资源价格上涨，飞灰量较大等原因的影响，流化床技术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1.2.3 层燃炉技术
层燃炉技术是较为简单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形式，无需对垃圾进行严格的预处理，利用活动炉排较为良好的机械运动能，实现对于各类垃圾的搅动、混合，从而防止了垃圾在进入炉内后遇高温出现表面固化的问题。同时，应用层燃炉技术实现了垃圾的干燥、着火、燃烧与燃烬等流程均在炉排上进行，节省了技术应用中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
2 垃圾焚烧发电中常见污染问题及对策
在垃圾焚烧发电中，实现了各类垃圾的“三化”处理，但是在垃圾燃烧过程中有可能向外界排放各种有毒、有害气体或灰尘，从而造成了二次污染的问题。据我国环保部门统计：在垃圾焚烧发电过程中，二恶英的排放量较大的毒性有机化合物之一，其主要分布于垃圾焚烧炉产生的飞灰中。一般情况下，二恶英主要来源于各种原生垃圾中，或者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同时，重金属也是垃圾焚烧发电中常见的污染物，主要有铅、铜、汞、铬、镉等，在焚烧过程结束后，重金属污染物主要分布干飞灰、烟气与底渣中。
在垃圾焚烧发电的污染治理中，要注意对于焚烧温度的控制，一般要保持在850℃以上，气体在炉内的停留时间要在2s以上，而且要保证烟气中的含氧量在6%-10%之间。二噁英虽不能在线监测，但运营过程中可以找出一些与二噁英生成有关的参数，比如CO的排放。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编制的《生活垃圾焚烧技术导则》规定，焚烧厂烟气中CO的含量不大于60mg/m3，炉渣热灼减率不大于3%。垃圾燃烧完全，能够有效控制二噁英的产生。在垃圾焚烧过程中，要尽量控制CuO、HC1、CuCl2的排放量，以防止对于大气的污染。同时，在垃圾焚烧发电过程中，要尽量保证各种重金属污染物残留于底渣中，既减轻了重金属直接排出炉外的技术难度，也有效避免了重金属污染物对于二恶英的催化作用。
3 推进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的策略
目前，在我国各地区形成了发展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热潮，但是由于准入机制和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健全，而导致大量不符合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垃圾焚烧发电站存在，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却形成了区域内新的污染源，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在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中，必须要综合分析和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加强对垃圾焚烧发电站建设流程的审批，并且重视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实践，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垃圾焚烧发电产业。
3.1 技术政策的完善
在垃圾焚烧发电站的建设中，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从自身职责的角度出发，加强技术政策的完善。例如：在垃圾焚烧发电的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艺流程与运行管理等方面，要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外国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制定严格的技术规范与专业准则，特别要注重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实践，从而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提供必须的技术基础。
3.2 加强产业结构政策
在我国中央及各级地区政府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中，应将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列入其中，在提高产业整体社会地位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对于产业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扶持力度，从而构建完善的产业结构政策，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3 污染物排放指标应与国际接轨
在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中，污染物排放超标的现象日趋严峻，这是今后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日本、美国、德国、法国、韩国等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达国家，均制定了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并且配备了相应的监管机制。但是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尚要求不高，低于欧盟标准较多，所以，我国要积极参照其他国家的标准，在国内实现垃圾焚烧发电污染物排放指标的统一化，同时加强监督与管理工作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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